（原标题：美国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抵制中国的新能源产品是在错误时间做的错误决定）
中国网6月3日讯 （记者 白璐） 5月14日，美方发布对华加征301关税四年期复审结果，宣布在原有关税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电池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与此同时，美高层官员频频指责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已经持续六年之久的中美“贸易战”似乎远未结束。美国大选将如何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的走向？中美经贸摩擦对世界经济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对话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 （全球化智库供图）
5月31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围绕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中美关系等话题在全球化智库（CCG）发表演讲并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展开对话交流。“在我看来，对中国这样一个在生产‘零碳’新能源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立场，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斯蒂芬·罗奇说。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正在重蹈当年对日贸易政策的覆辙
“对华贸易战是由特朗普政府发起的，但遗憾的是，拜登政府延续了这场战争。”斯蒂芬·罗奇指出，拜登在就任总统后废除了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但对华的关税政策并不在其列。当前，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平均关税仍保持在19.3%的高位，不仅如此，拜登政府还在不久前宣布在原有关税的基础上对中国“目标战略产品”大幅提高关税。“2021年，当美军从阿富汗撤军时，拜登称是时候结束这场‘永远的战争’了，但现在，我担心他深陷于另一场对华贸易的‘永远的战争’中”，斯蒂芬·罗奇说。
斯蒂芬·罗奇表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正在重复其上世纪80年代对日贸易政策的错误，即当其外贸面临失衡压力时，便将所有“错误”都归罪到一个国家头上。“一国的外贸是同多国进行的，你永远无法通过责难其中一个贸易伙伴来解决多边的贸易问题。”斯蒂芬·罗奇指出，美国的贸易问题是由于大额的预算赤字抑制了储蓄，对于缺少储蓄的经济体而言，要实现增长就需要从别国吸收储蓄盈余，这也就解释了美国通过大量的经常账户赤字和贸易逆差吸引外国资本的原因。
“如今，我们削减中国在美国贸易赤字中的份额，正如当年对日本所做的那样”，斯蒂芬·罗奇分析称，中国占美国贸易逆差的比重从2015年约50%的峰值大幅下降至去年的约21%，然而美国的预算赤字规模并未减少，反而更庞大了。美国通过“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等策略，将原本同中国的贸易转移到了墨西哥、越南、加拿大、韩国、中国台湾、印度、爱尔兰、德国等国家和地区。如果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美国的进口份额稍做分析，就会发现，他们当中的七成生产成本高于美国，这大大提高了美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成本，是“政治荼毒贸易的一大例证”。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在全球化智库（CCG）发表演讲 （全球化智库供图）
·中国“零碳”新能源产品不存在“产能过剩”
近一段时期，一些西方国家频频指责中国“产能过剩”，称中国新能源产品出口冲击国际市场。对此，斯蒂芬·罗奇表示，“在气候变化的铁证面前，控诉‘零碳’新能源产品‘产能过剩’无异于精神错乱。如果非要说些什么，那就是替代能源产品还不够。”
斯蒂芬·罗奇指出，当前全球正面临严峻的气候问题，亟需“零碳”新能源替代产品。而中国拥有先进技术和规模产业，中国生产的低成本清洁能源产品为全球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和优质的服务，从这方面来讲，中国具有比较优势。“对中国这样一个在生产‘零碳’新能源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立场，是一个潜在的历史性错误。这是在错误的时间做了错误的决定。”
斯蒂芬·罗奇坦言，一些国家拒绝中国的新能源产品是迫于政治压力，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希望遏制中国的发展。此外，过度关注国家安全，将安全问题泛化也是原因之一。在斯蒂芬·罗奇看来，不稳定的气候才是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如果从全球安全的角度审视国家安全，那么我们应该意识到，对于那些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各国应当给予支持而非抵制。”
·建议设立长期的“中美秘书处”
在回答中国网记者关于美国大选后中美经贸关系走向的提问时，斯蒂芬·罗奇表示，拜登政府令人失望地沿袭了特朗普执政时期确立的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如果再度当选，他会重新审视这一政策，而特朗普则一直支持增加自华进口商品的关税，“我们同样也不能指望他（特朗普）改善两国贸易关系。”
斯蒂芬·罗奇认为，中美两国对彼此的叙事和印象影响着两国对彼此的政策行动。在他的新著《意外冲突：美国、中国和虚假叙事的交锋》中，斯蒂芬·罗奇建议两国建立中美秘书处，作为一个专职负责两国接触的新架构运行。他建议这一机构由技术官僚而非政客管理，其职责涵盖双边关系的方方面面，包括贸易、经济、创新政策、技术转让、产业政策、补贴以及当前面临的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挑战。这一机构不只是在两国领导人见面时才发挥作用，而是一周七天，每天24小时都要正常运行。中美秘书处应致力于维护和监督现有的双边协议，若出现分歧，该机构将能很快筛查出分歧产生的原因，并移交至机构内置的分歧解决机制进行处理。“如果我们不想办法解决共同的问题，便无法解决分歧，分歧一旦扩大，便会成为意外冲突最大的风险，我们必须要改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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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开放战略：成就、挑战与调整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选择了对外开放的正确道路。 30年来。 中国对外开放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对外贸易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有所发展。 然而，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奖出限人的贸易战略、奖人限十的资本战略、追求外汇储备偏好为主要特征所构成的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到了需要做十调整的时候。 本文在回顾中国对外开放历程与现状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中国对外开放战略面临的挑战，从而探讨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调整方向。 一、中国对外开放战略道路的历史选择 (一)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理论途径 国际经济联系的主要途径是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战略，也就是在这两个方面的战略选择。 1、进口替代与出口促进的对外贸易战略 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这条由古典经济学所阐述、并为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所证实了的道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仍然具有适用性。 这不仅是因为外贸可以扩大发展中国家的总产出和出口，而且因为外贸可以换回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品及中间产品等，为发展中国家实行工业化、改变传统经济结构、提高产出与收入水平、实现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战略主要有进口替代战略与出口促进战略。 进口替代战略，从理论上来说，可以削减进口，减少对国外的经济依附；节约外汇、平衡国际收支；发展本国幼稚产业，实现工业化；发展制造品的生产和出口；增加工业部门劳动就业，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等等。 可见，该战略的立足点，一是为了消除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障碍，二是为了消除贸易条件不利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为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出口促进战略，从理论上来说，可以利用本国自然条件优越或劳动力便宜等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先进的产品，通过扩大出口带动整个经济增长；出口的扩大有助于增加就业机会，提高人均收入，促进工业基础的强化和工业化进程；出口的扩大有助于提高本国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使产业结构高级化；由于出口促进的多为工业和制造品工业，因此出口扩大有利于改善贸易条件，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就目标而言，出口促进战略的实施是为了实现全面工业化和迅速增长经济，并克服进口替代工业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2、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的国际资本流动战略 发展中国家国内资源不足，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部资源，因此，通过引进外资、利用外国援助等途径从外部获取资源是必要的。 国外资源的流入，可以解决一国储蓄不足、外汇短缺、资本品稀缺等问题，并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引进外资的主要利益在于：可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填补储蓄缺口，解决国际收支逆差问题；从国外获得国内生产急需的特殊的商品和劳务；从国外获得可以提高国内劳动生产率的技术、新的生产方法，以增强国内提高产十水平的能力；弥补国内技术、管理、企业才能方面的不足，等等。 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发展中国家应该适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原因在于：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进一步开拓内外市场，带动国内出口；利用全球要素价格差异，增强本国经济竞争力；促进国内经济结构的升级与优化。 (二)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现实选择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我国的对外经济基本上是处于封闭状况。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有着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资本和外汇都很短缺，发展经济面临严重的资本不足的约束；二是就业压力非常大，人均国民收入很低，发展经济面临国内市场不足的约束；三是国内资源比较便宜，例如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等都比较便宜。 我国经济在当时的这三个特征，决定了我国当时对外经济的基本战略选择是：在贸易方面，实施出口促进战略；在资本流动方面，实施引进外资战略。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提出了改革和对外开放，但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我国的对外经济实际上发展较为缓慢。 一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尤其是中共十四大之后，我国的对外经济才开始得以快速发展，国际收支中的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才开始在规模上有了起色。 这种对外开放战略自1992年开始大规模推进，到了1997年，又掀起了一个高潮。 因为1997年我国经济遇到了两个挑战，一个是亚洲金融危机，这场危机首先表现为对外汇的国际炒作，似乎只有外汇储备丰厚的国家，才可以阻击这场危机，因而有利于外汇储备增加的限人的贸易战略、奖人限出的资本战略的对外开放战略，就更加受到人们的推崇。 另一个是中国宏观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了总需求不足，总需求不足导致了经济增长乏力，失业人口大量增加。 对于这种总需求不足，当时我们虽然也试图通过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而启动，也就是试图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货币政策而加以刺激，但当时因为各种原因，除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所推动的政府投资对启动总需求有些作用外，别的措施似乎见效都甚慢，因而我们后来加大了国际政策对需求启动的力度，也就是通过扩大进口和积极引进外资而启动国内需求，后来恰恰正是因为这些扩大出口和积极引进外资的举措，才通过开发和占领国际市场而释放了国内需求严重不足的压力，弥补了国内市场的需求不足，有效地带动了经济增长，从而收到了启动经济的巨大效果。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一方面，WTO的其他成员，通过中国加入WTO，等于是承诺了中国享有WTO成员的基本权利。 同时，这个承诺更多的是中国向所有的WTO成员的承诺。 总的来看，在这个阶段中，我们的开放迈进了一大步。 二、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主要成就 (一)对外贸易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自1978年实行对外开放战略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重大成就。 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仅206亿美元，2007年进出口总额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104.3倍，年均增长17.4％。 其中，出口增长18.1％，进口增长16.7％。 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位次已由1978年的第29位跃升到2007年的第3位，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0.8％提高到7.7％。 同时，中国对外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 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由1980年的49.7％上升到2007年的94.9％。 以食品、农副产品等为主的初级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980年的50.3％下降到2007年的5.1％。 与此同时，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快速增长，而初级产品进口额占比下降。 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 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9.7％提高到2007年的66.8％，提高57.1个百分点。 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对外贸易大国。 从贸易依存度来看，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非常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年度进出口总额及外贸依存度如图1所示。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远远大于对外直接投资，从而在资本项目下，我国逐年获得顺差。 从图4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从1993年始，来自直接投资的资本项目年度顺差开始超过200亿美元，到2007年达到561亿美元。 (三)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贸易项目下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在资本项目下同样积累了大量的资本项目顺差，贸易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形成我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使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加，1978年以前，外汇储备从未超过10亿美元，直到1983年我国外汇储备只有8.9亿美元，2007年底达到1.53万亿美元，25年间增长了约1700倍，见图5。 巨额的外汇储备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支付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四)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简要评价 中国现行开放战略框架的主要特征是，我们在国际贸易下采取了积极扩大出口而限制进口的方略，例如在出门上实行了出口退税比例较高的有利于扩大出口的退税政策，在进口上实行了比较严厉的进口关税政策，甚至不允许进口；在资本项目下，我们实行了大力吸引外资而限制资本外流的政策，例如对外资实行包括税收优惠和土地优惠在内的各种优惠政策，但对资本外流却严加控制。 与这种开放战略相联系，我国的外汇体制实行了国家严格控制的行政性管理体制，不仅外汇的流动被严格控制，例如资本项目下的外汇兑换从不放开，而且外汇的价格也是政府控制的，实行政府定价原则，因此，外汇的流动和定价，都不是自由的和市场化的。 这种以奖出限入的贸易战略、奖入限出的资本战略、追求外汇储备偏好为主要特征所构成的开放战略。 这种对外开放战略，非常快速地形成了贸易顺差和使外资大量地流入了我国，因而非常有效地增加了我国的外汇储备，同时又为我国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了人们的收入。 当然，这种战略也对我国的改革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形成了开放带动改革的体制变革效应。 我国对外经济的这种战略选择，在当时是对的，是符合当时我国的国情的，我们对此不应有任何指责。 然而，随着国内经济及世界经济的发展，这种战略需要调整了。 三、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当前面临的挑战 (一)外贸依存度过高，使得国内经济更多地暴露于国际经济波动及国际贸易环境波动的风险中，增加了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难以持续平衡增长 30年来，我国实施的这种以扩大出口为基础的对外经济发展战略，使得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出口)的贡献排序是：出口、投资、消费。 也就是说，我国经济增长表现为出口拉动型。 从国际经济波动来看，当前，受次贷危机影响，美国经济增长已明显减缓，欧、日经济也深受其害，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整体减缓已基本成局，其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将逐步显现。 尤其对那些依赖美国经济程度较高的国家，出口形势有可能变得更为严峻。 有人已做八、预测，如果美国经济减缓1个百分点，世界经济可能减缓0.5个百分点左右，中国经济可能受此拖累放缓0.2—0.3个百分点。 也许这种预测有点过头，但至少提醒我们。 如果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出现萧条局面，对中国的出口影响肯定是不小的。 近年来我国出口增长与美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粗略测算，美国GDP增长率下降1个百分点，会使我国十口增长率下降5个百分点左右。 因此，如果美国经济减速明显，将对我国出口乃至经济增长的稳定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 从国际贸易环境波动来看，中国产品遭遇贸易伙伴国的反倾销，大有势头越来越猛、品种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之势。 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7年5月底，已有34个国家和地区发起了637起涉及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调查。 其中，反倾销调查573起，反补贴2起，保障措施调查51起，特保调查11起，涉及4000多种商品，影响了中国约186亿美元的出口贸易。 2003年，就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反倾销、保障措施及特保立案59起，涉案金额约22亿美元，涉案部门与2002年相比，增长了178％。 从涉案数量和涉案金额看，对中国产品实施反倾销最严厉的国家和地区是美国和欧盟。 仅2003年，美国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立案达到11项，涉案金额达18.5亿美元，占涉案总金额的84.1％。 虽然从贸易总额上看，我国产品遭遇反倾销的总额度只占贸易出口量的1％，但是，近几年来遭遇反倾销的商品却呈非线性增长。 有理由相信，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贸易救济措施的最大受害国。 (二)巨额的外汇储备不仅机会成本巨大，而且使得央行的外汇占款增大，加剧了国内流动性过剩，对国内经济形成强大冲击 巨额的外汇储备虽然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支付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但持有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机会成本巨大。 由于人民币汇率机制缺乏灵活性，导致货币供应量飙升。 流动陆过剩，进而刺激投资，导致国内经济过热，助长了国内经济结构的扭曲，并且大大增加了物价上涨的压力。 首先，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来看，在不考虑顺差国的海外直接投资时，经常项刚匝差为顺差国带来的收益：美国国库收益率x顺差额；其机会成本：国内投资利润率x顺差额。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利润率通常高于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因此它们保持经常项目顺差一般意味着其国民福利的减少。 从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讲，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引资国(资本项目匝差)，这个国家就应该成为经常项目逆差国。 双顺差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用高回报的股权同发达国家交换低回报的债权。 除非外国所有权同技术引入不可分割，与FDI成功转化为相应贸易逆差的情况相比，FDI未能转化为相应经常项目逆差(贸易逆差)将导致国民福利减少。 双顺差必然导致外汇储备的增加，而外汇储备代表了一个国家对美国的补贴。 外汇储备越多意味着对美国的补贴越多，而对外国的补贴自然代表本国福利的损失。 总之，从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来说，发展中国家通常不应该追求经常项目顺差。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多恩布什(RudiDornbusch)所言：“对于一个贫穷国家，不把资源用于国内投资以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而将其用于购买美国国债肯定是不理智的。 ”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引资国，该国就应该把资本流入转化为相应的经常项目逆差(贸易逆差)。 同时，随着美元的贬值，使得我们外汇储备本身也会有很大贬值。 其次，从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来看，这种战略导致我国国际收支严重失衡，过多的外汇流入我国，从而使得央行的外汇占款性货币发行数额太大。 1993—2006年我国M2供应量和外汇占款情况见图6。 从图6可以直观看到，样本期间，随着外汇占款的增长，我国的M2供应量在大幅度增长。 我们根据相关数据计算的外汇占款占M2供应量的比重见图7。 从图7可以直观地观察到，样本期间，外汇占款在M2的比重，在1993年只有2.51％，自1995年始，即超过了10％，自2004年始超过20％，到2006年达到28.64％。 其经济意义是，2006年约1/3广义货币供给来源于外汇占款。 因为外汇占款过大而导致货币供给过多，从而出现了流动性过剩，使得包括消费品价格、投资品价格、资产价格在内的价格全面上涨，引发了国内经济严重失衡，出现了通货膨胀、经济过热和经济泡沫的压力。 (三)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远远超过对外直接投资，会给未来的国际收支带来一定隐患 面对滚滚而来的FDI，在未来，中国可能陷入一种为支付投资收益而十口的尴尬局面(余永定，1997、2003)。 举个例子，假设中国的外国资本(FDI)存量为5000亿美元，如果其投资回报率是10％，投资者既可以把利润汇回本国也可以把利润用于再投资。 把利润汇回本国意味着外资要汇出500亿美元的收益。 这样，在经常项目中的投资收入这一项里，中国是负值。 为了保持经常项目平衡，中国每年要有相应的500亿美元贸易顺差来弥补投资收入项目逆差。 把利润用于再投资则表明在华外资存量将以10％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未来外国投资者将有更多的利润汇出。 目前中国经济处于高速成长期，FDI的收益是很高的，这意味着中国国际收支中投资收入一项的逆差很大。 但是。 在中国的国际收支统计中，这一点并未体现出来。 过去外资总是声称它们在中国的收益率很低，之所以在中国投资是因为看好中国的投资前景。 事实并非如此。 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所作的调查研究，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收益率高达22％(中国经济学家似乎并未得出这样的结论)。 鉴于FDI仍将持续流入中国，在未来5年内中国投资收入逆差可能会迅速增加。 如果中国贸易顺差不能相应迅速增长中国就会出现经常项目逆差。 当然。 如果外资用得好，劳动生产率提高比较快，中国是有能力通过增加贸易顺差来抵消投资收入项目逆差的，但国际环境是否允许我们做到这一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此外，如果中国对外投资迅速增加且收益率很高，中国的投资收入项目逆差也是可以避免的。 但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太小，所以利用中国的对外投资收益来抵消未来的外资在华投资收益的汇出，以对付可能的投资收益逆差收益的可能性似乎并不太大。 此外，如果说自改革开放以来到上世纪末20多年内，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解决城市大工业升级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所面临的资金不足问题，然而到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了。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08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计算，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截至2008年6月，中国金融机构的人民币存贷差已经超过了13.4万亿元，截至2008年9月，外汇储备已经达到.85亿美元。 考虑到金融机构沉淀的资金和巨额的外汇储备，我们需要追求这些资金的利用效率最大化和经济收益最大化。 基于上述分析，这种以奖出限人的贸易战略、奖人限出的资本战略、追求外汇储备偏好所构成的开放战略，不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四、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未来调整方向 (一)将国际收支平衡作为未来对外开放的战略目标 追求外汇储备的偏好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特征。 追求外汇储备也就是追求国际收支盈余，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受重商主义财富观的影响。 重商主义认为，财富就是货币即金银。 衡量一个国家富裕和发展程度的标准是看它拥有的货币量，而推动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积累货币。 因此，国民财富增长的唯一途径是开展对外贸易，即把本国的剩余产品卖给别国以换回货币，或者通过转口贸易以赚取货币形态的利润。 重商主义主张的发展战略是奖出限人的对外贸易，早期重商主义主张采用行政手段，禁止货币输出，以及在对外贸易中多卖少买，来积累货币，即通过调节货币的运动来达到积累的目的。 晚期重商主义允许货币输出国处，扩大对外国商品的购买，但必须保持商品的输出超过输入，即通过调节商品的运动来达到积累的目的。 然而，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标志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何全方位地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更合理地配置资源，是促进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相比仅仅依靠国内市场而言，通过扩大总需求促进增长，国内国外两种资源相比国内资源而言，通过扩大总供给促进增长。 从理论上来讲，在开放经济中，国际收支平衡(对外平衡)与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一起构成现代政府宏观经济目标，可见，国际收支平衡是国民经济均衡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收支的失衡，必然对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有必要对国际收支的均衡和失衡进行调节，以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 这就是为什么现代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常常把国际收支平衡作为统筹国内外经济均衡的重要目标的原因。 从实践方面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验证了这一理论解释与预测的正确性，改革开放发来，中国所实行的出口促进型、外资依赖型的对外开放战略虽然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它所带来的国际收支失衡既对当前的国内经济形成强大冲击，也给未来的国际收支带来隐患。 随着当前国内经济及国际经济的变化，我们应该将追求双顺差的战略目标，调整为追求国际收支平衡的战略目标，以减轻外部经济对国内经济的冲击，以确保国内外经济的均衡。 (二)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未来对外开放的战略重点 要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战略目标，尤其是要解决当前中国国际收支失衡对国内经济造成的冲击，需要找到正确的战略重点作为突破口。 国际收支平衡的数学表述：BP=NX+CF=0。 其中，BP为国际收支盈余，NX为贸易账户盈余(净出口)，CF为资本账户盈余(资本流量)。 国际收支盈余：官方外汇储备的增加：贸易账户盈余＋资本账户盈余。 因此，从理论上来讲，有两种途径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第一，实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各自平衡，确保国际收支的总体平衡；第二，实现经济项目和资本项目的综合平衡，即一个项目下的盈余用另一个项目下的赤字来冲销。 然而，实现贸易项目的平衡会对经济增长形成负面冲击，因为净出口是GDP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中国经济结构下，很难在短期内将经济调整为内需拉动型，对外需的依赖只能逐步减少，只有在内需足够大的条件下，实现贸易项目的平衡才可以减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如果经常项目的不平衡在短期内难以平衡，那么着眼点就应该放在资本项目，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可以逐步实现资本项目的平衡，而且能够确保外汇储备的有效利用，并且减轻对国内经济的冲击。 根据当前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实际，我们认为，中国未来对外开放战略的重点在于进一步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原因在于：第一，进一步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解决当前外汇储备过多问题，实现外汇储备有效利用的重要手段。 一方面，只要我们的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高于购买国外债券的利率，就可以减少持有巨额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外汇储备的减少，可以减轻外汇占款的带来的人民币供应量的过度增长，从而有利于解决国内流动性过剩问题。 第二，进一步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可以确保未来国际收支的平衡。 可以预期，在中国巨大国内市场和高经济增长的吸引下，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仍将保持增长的势头，外商直接投资的利润在未来的汇回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对未来中国国际收支的负向冲击。 如果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很大，从而带来的国外的投资收益较大，就能抵消在华外资收益的汇出，那也就不会存在未来发生收支危机的隐患。 因此，我们应该将出口促进型、外资依赖型的对外开放战略重点，调整为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型的对外开放战略重点。 此外，根据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对外直接投资会对国内经济的其他方面形成正向影响。 第一，对外直接投资会带动出口。 Lipsey等(2000)对日本、美国、瑞典数据的研究表明，从制造业公司水平而言，日本母公司对国外一个地区的出口与母公司在当地的生产正相关，这种关系随时间越来越强，美国、瑞典情况与日本类似，只是强度较弱。 Wilamoski和7inkler(1999)对美国与墨西哥的FDI与贸易关系的研究发现，美国FDI是两国贸易剧增的主要原因，而且出口效应超过进口效应。 项本武(2006)对中国数据的研究也表明，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促进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但对从东道国的进口却具有替代效应。 第二，对外直接投资会带动国内就业。 Lipsey(1994)对美国情况的一个研究结果是，海外生产份额高的美国公司相对于国内生产的公司来讲，就业人数更多，国外生产需要更多地服务于总部的R&D及监督就业。 Blomstrom等(1997)对美国与瑞典的比较研究表明，瑞典公司在给定母公司生产规模的条件下，国外生产越高，国内就业越多，在发展中国家的效应特别大。 瑞典公司较少将劳动密集型生产配置于低工资国家，国外生产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生产需要母公司监督和辅助就业。 第三，对外直接投资会增加中国国民收入。 Feldstein(1994)在对美国FDI流出的收益的计量研究中表明，一个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能以一个相当大的幅度提高美国的国民收入的现值，每1美元的FDI能为国民收入增加1.72美元的现值，接近于这些资金机会成本的2倍。 第四，对外直接投资会促进国内经济结构升级。 Wolff(2000)认为，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的中等技术含量经济体转变为90年代的高技术含量的经济体，转型速度比其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和德国要快得多。 Blomstrom等(2000)认为，FDI流出在日本经济结构的调整中起着重要作用，日本公司生产活动的区位重新配置改变了日本经济的特征。 因此，大力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解决当前国内外经济失衡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形成和完善我国互利共赢对外开放战略的关键。 对于我国经济未来的进一步增长来说，实施走出去战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必然的战略选择。
在错误的时间做了错的决定未必是坏事
这是老一辈人经常跟我们说的， 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那叫巧合， 对的时间遇到了错误的人那叫幸运， 错误的时间遇到对的人那是遗憾， 错误的时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那是相遇。 我是这样看的， 但是真的错的时间做错了决定真的就一错到底了吗。 我想大概没有确切的答案，因为生活没有绝对性，所以不要否认自己在人生的每个转折点做出来的决定。 跟着心走，理由很简单，别让你成了老一辈的时候后悔当初的犹豫。 A是我的一个圈友，关系就是他是我管理，我是他的主播。 我是语音直播的一个主播，他当时阴差阳错的进了我的直播间。 我的圈子不大，交心的朋友都会跟我说些自己的日常，前段日子他找我，告诉我他跟他对象分手了，原因我不想多说，有很多影响因素。 最重要的大概是因为异地恋吧。 异地恋其实并不代表着一定会分手，挺过那段煎熬期就没有什么不舒服的了。 A说，有时候很无奈，因为离她特别远，然后她喝酒的时候我不能抱抱她。 我想这大概是所有异地恋最痛心最患得患失的痛处吧，因为抱不到你我害怕别人会在你脆弱的时候趁我不在搂你入怀中。 看你安然睡去的面孔，听你沉稳心跳，可惜那不是我。 大概他的害怕也是我最害怕的事情，我不敢说曾经的我很有把握我爱的他能够怎么怎么样，不是对他不信任，是我对自己没信心。 在感情里谁都是那个害怕受伤的人。 有时候爱情来的突然，所以大概我在一个太早的年纪开始了恋爱以后，太晚认识现在这个距离我九百多公里的他。 “你完蛋了。 ” 他说，他告诉我这辈子我是跑不掉了。 “我从未想过要离开你。 ” 这是我的心里话，只是我们俩都是脸皮薄的人，心里话不爱直接说出口，他不善言辞每次都会用一些让我揪心的话表达自己的情感。 也是这样的他让我没有放弃这段九百公里的爱情。 错误的时间遇上对的人，也许没那么糟糕。 换一个环境生活也许就不会那么枯燥了， 这是B曾经跟我说过得话，她本来高考应该是国内一流大学的人，因为涂卡没扫上错失良机去了国外。 我当时是不支持她出国的，孤身在外一个女孩子，身边还没有人照顾着，谁都不愿意让她这样，虽然最后她毅然决然地去了美国。 我们隔着时空，跨洋电话也不是没打过，我把男朋友介绍给她们认识，B说，有这样一个他在你身边我就放心了。 换了新的环境，B还是过着她原来的作息，该上课就上了，想睡就睡觉。 也许有时候换个时间，换个新环境，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我无权评判是对是错，我只知道在我这里，我只希望我所希望的事情去爱的人能有自己想要的生活。 想在这里跟那个我喜欢的人道个歉，原谅我的矫情我的无理取闹在你面前的毫不掩饰，就像是家人，你永远都会原谅我的调皮捣蛋。 昨天已经十个月了，想跟你，继续走完余生。 我从来，不觉得遇见你有多么不是时候，我只感谢，如果我们属于那种多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那我就不想放开你的手了。 一辈子走一走就完了，下辈子……我能预约吗。
美国人为什么逼中国要求RMB升值？对美国有什么好处？
去年,美国创下了历史上对一个国家数额最高的双边贸易逆差。 美国从中国进口了2400亿美元的商品,而出口的商品数额仅为400亿美元。 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说,两者之间的比率为6比1,是上世纪80年代人们对日本出口潮最为担忧时的两倍。 去年,中国的出口增长率达到25%,没有迹象表明,贸易逆差将会缩小。 美国的六大行业已经向国会游说,并且得到了专门保护。 这六大行业是纺织、服装、木制家具、彩电、半导体和路易斯安那的虾类等。 它们预示着更多的行业将仿而效之。 去年夏天,纽约州的查尔斯·舒尔默在参议院成功进行了一次预演,以2比1的多数通过了一项议案,要求对中国所有出口产品征收27%的关税,除非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 美国一些大企业则一直保持沉默;进口产品要承担部分责任。 许多企业擅长于打中国牌,不断将生产线迁往中国,因为中国工人的工资仅为美国工人的1/30,进而大幅降低成本和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 福特汽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为了自身利益已经将主要部件的生产线迁往中国;它们所代表的是一种普遍趋势。 美国最大零售商沃尔玛每年进口中国产品的数额达到200亿美元。 有人估计,自1980年以来,因为商品降价,中国为美国消费者累计节省了大约1000亿美元。 不过,生产成本在商店或橱窗里的一件商品的最终价值中仅仅占了很小一部分。 大部分价值分散在配送、运输、批发、信贷、推销、广告等环节。 因此,调整美国国内生产以保持成本优势是有意义的。 这种做法将巩固美国品牌在全球市场上的主导地位。 受害者则是美国在倒闭或受到威胁的工厂和作为大型跨国公司供应链的一个环节的中小型企业工作的蓝领工人。 有人担心,这种情况可能会在五年后发生。 结果,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可能会结成一个联盟。 前者担心的是工人权利、人权的丧失和进行不公平竞争,而后者担心的则是美国小城镇企业的命运和共产党势力的抬头。 中国人将进一步作出尝试,重复欧洲人和日本人以往的一些做法,即收购美国企业。 这可能也将成为两国之间的一大摩擦点。 外国人在美国的投资总额已经达到亿美元;中国人的投资所占比重不大(尽管他们拥有2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库券)。 如今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中国肯定将增加对美国资产的收购。 不过,在目前的气氛下,这种行动将招致激烈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