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科技、艺术，追逐着光阴的标尺，当科技“触碰”到灿烂且令人心动的文明时，那些尘封的文物宝藏似乎会“说话”。不久前，山西文物系统首届山西省文物科研成果交流汇报会成功举办。云冈研究院、山西博物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晋祠博物馆等7家文博单位，围绕石质文物保护、石窟病害分析、明代土遗址保护、革命遗址保护、复原利用和营造计划研究、木结构保护、馆藏铸铜遗物和古瓷锔痕综合研究、东渠遗址植物遗存研究、碧村遗址出土骨蚌制品研究、晋阳古城二号建筑基址第二次发掘资料整理与复原研究、五台山佛光寺周边考古学调查与研究等进行了科研成果的交流和分享。
这也是山西省文物局近年来组织开展的文物科学研究成果首次亮相展示给大众。这些重要研究课题，用科技为文物研究工作赋能，让文物焕发新的光彩。
凿刻光阴
千年云冈历久弥新
时间不语，一钎一斧间，云冈石窟这座世界文化遗产，成为这世间当之无愧的文化艺术宝库。云冈石窟开凿于1500多年前，然而长期以来受风吹日晒雨淋侵蚀、地质灾害频发等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人为因素，保护工作极具挑战。近年来，云冈研究院始终坚持“保护第一”原则，培育了多学科交叉的文物保护科研团队，使用现代科技手段，在文物保护、档案记录、展示利用、考古研究等方面均取得突破性进展，实现从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科学性保护的转变，用科技手段唤醒石头里的生命，让记忆永续、精神永存。
《云冈石窟20窟西立佛虚拟复原与利用》科研课题，首次利用考古艺术复原与人工智能相结合的方法，对云冈石窟第20窟西立佛进行虚拟复原，将虚拟复原的西立佛以全方位的方式展示给公众，活化了研究成果,很好实现了研究成果与公众共享。开发完成通用的文物虚拟复原人工智能算法和修复平台，为山西省其它类型文物的复原提供范本和技术支持。
《云冈石窟第4窟病害分布规律与形成机理研究》课题，以云冈石窟第4窟为研究对象，研究得出水、盐、温、湿等因素作用下物理风化是石窟风化主要因素，胶结物水解是石窟风化主要的化学机制结论。发现了影响石窟风化的第五种水——山体与大气间水汽交换形成的水，研究提出石窟危岩、水害、盐害、防风化加固的治理材料和技术体系，为我国石窟寺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云冈石窟第3窟营造计划及窟前建筑研究》利用科学检测的方法对第3窟建筑遗存采样测年，补充了第3窟不同历史时期修缮行为。研究中发现了新的窟龛类型，并对第3窟北魏时期窟檐建筑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
《山西省石质文物现状调查与评估管理系统研究》，研发了集文物登记、调查、评估、查询于一体的管理系统，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开展保护工作提供基础资料，同步形成保存现状评估体系和相关规范标准，最终为制定全省的不可移动石质文物保护规划提供了决策依据。
晋祠之美
在起承转合间回响
晋祠博物馆，浓缩着中华文化精髓，距今3000多年的周柏、举世罕见的十字形古桥鱼沼飞梁、宋代建筑的圣母殿在这里汇聚，是集世界建筑、园林、雕刻艺术的绚烂篇章，更成为大众心中向往的“古建胜地”。尤其是圣母殿，其建筑形制和规模，成为三晋大地上最美的宋代遗存。
圣母殿大殿四周围廊，前廊宽敞，这种建筑手法是我国现存古建筑中“副阶周匝”的典型实例。殿前八根下檐柱上造型各异的八条木雕盘龙，也是唐宋古建筑中仅存实例，被称为晋祠“古建三绝”之一。由于长期受自然环境影响，圣母殿梁架及斗拱等关键构件已发生弱化或损坏，围绕古代木构建筑，如何在构件需要进行修缮前识别并预防，避免结构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成为开展预防性保护工作的关键。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开展《晋祠圣母殿力学性能与防灾减灾研究》课题，针对圣母殿典型斗拱节点及局部梁架结构的力学性能开展了基础研究工作。
圣母殿木结构呈现出“弱连接，强变形；弱耗能，强地震；弱共振，强协同”的力学特征。在圣母殿结构及赋存环境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了斗拱及四柱梁架结构力学性能测试，创新地将试验结论与建筑实际损伤结合，分别对建筑柱架层、斗拱层、屋顶层提出了科学保护方法。课题成果和科研经验，不仅对晋祠圣母殿预防性保护及抗震加固具有实际指导作用，为我省以及全国同类古建筑木结构的抗震保护也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青铜相会
将深度研究推向新高度
数千年前，青铜器开创了举世闻名的华夏“礼乐之国”，也开创了那个集乐器、兵器、酒器、食器、炊具的多文化融合的文明时代。饕餮纹爵、尊、斝（jiǎ）、觚（gū）、卣、斝、盉、簋……这些青铜器，被誉为“唤醒文明的使者”。以青铜会友，一幅生动的“杯觥交错”“礼乐天下”“钟鸣鼎食”画面徐徐展开。
山西在中国青铜文明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是全国出土青铜器最多的省区之一，并且有完整的文化发展脉络和鲜明的地域特色。山西博物院拥有3万余件青铜器藏品，“镇馆之宝”鸟尊、最萌的网红鸮卣，这些青铜文物早已火出圈。近年来，山西博物院作为山西省文物局金属文物研究科研基地，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合作开展了《山西博物院馆藏铸铜遗物综合研究项目》，对山西博物院藏青铜器从器物学、材料学、工艺学、科技史、文物保护等方面做了深度研究。
通过对馆藏青铜器做“CT扫描分析研究报告”，“XRF”、微痕分析等，提取其结构和工艺信息，与同类器物进行比较，科学分析每一件青铜器所代表的时代艺术、技术取向以及其与当时王朝的关系。比如对主人是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的晋公盘、平陆前庄出土商代青铜器等进行细致研究，青铜器的实用价值、艺术价值、社会价值等都一一展示出来，为进一步做好青铜器、铸铜材料的保护、研究、利用工作提供了参考，将山西区域青铜器的深度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度。
守望塞北
助力得胜堡打造旅游新名片
雄关豪迈，古堡环集。“九边重镇”大同的门户之下，一扇山西的北大门徐徐打开——那里烽火峥嵘、鼓角争鸣，曾经盛极一时的“贸易往来”，见证着那个年代互市的不平凡历史。
大同市新荣区，是内蒙古通往山西的咽喉，是古代少数民族和汉民族交汇融合区，历史上蒙汉军事边塞和边贸重要集散地。这里的得胜堡，是明朝时期晋北地区与蒙古互市的重要场所，为当时最大的堡城，更是如今山西边塞旅游的一张新名片。
打造古长城、古群堡下的长城新风光，是新时代下文物工作者的新使命。大同市新荣区文物保护研究中心承担大同市明代土遗址保护研究项目，以新荣区得胜堡为例，通过对以得胜堡长城为代表的夯土长城进行分析研究和评估，对比了土坯修补和夯筑修补两种工艺，研究成果已经在大同新荣区得胜口-南城门、东侧马面等抢险加固工程和镇川堡东城墙保护修缮工程中予以应用，科学地解决了风化脱落、雨水冲沟、裂隙、墙根积土、墙体孔洞、土体坍塌等病害，实现了较好的加固效果。
何以晋阳
用数字赋能复原“文物”场景
山西省会城市太原，旧时被称为晋阳，距今有2500年的历史。从建成到废弃的1500年间，晋阳古城城址未有过大的移动，作为三晋文脉的重要基因宝库，它是城市格局保存完整、文化遗存埋藏丰富的古代城市遗址。
晋阳古城二号建筑基址群体量大，出土遗物繁多，建筑结构布局也十分清晰，它是目前国内发掘出土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唐五代建筑基址，构成了完整、全面、系统的晋阳文化遗存。《晋阳古城二号建筑基址第二次发掘资料整理与复原研究》课题，对各文化层遗迹遗物的梳理，特别是对唐代一号作坊遗址的发掘，丰富了晋阳文化的内涵，填补了相关的研究空白，对大众进一步了解晋阳城不同时代的城市布局及演变具有重要意义。项目复原设计的晚唐五代晚期一号殿址和山门址，直观呈现了两座晚唐五代建筑的外观样式，为后续整个院落的复原奠定基础。场景复原、多媒体现代设备、数字化技术等，研究进程中，以穿越与写实相呼应，晋阳古城深刻的内涵故事将徐徐展开。
全媒体传播
让革命文物资源“活灵活现”
晋城市阳城县拥有“太岳首府，红色摇篮”之称，是中国共产党开辟的革命根据地之一。抗战时期，阳城先后作为晋豫边抗日根据地的腹地、晋豫区党政军首脑机关驻地以及太岳区的西南前哨，在支援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军事进攻、保卫解放区、保卫延安、挺进中原和解放山西的战斗中，作岀了重要贡献。
关于太岳革命根据地（阳城地区）革命遗址保护利用研究，晋城博物馆从战略高度出发，引领公众领悟传承红色基因、开展红色教育，开发红色旅游；同时，全面摸清遗址重要资源，制定和编制红色旅游开发规划、分类指导，并出版专著《传承红色基因绽放时代光芒》，推动《红色印迹英雄太岳——太岳革命根据地之阳城革命史迹展》走进校园。
用全媒体传播技术手段，让宝贵的革命文物资源“活灵活现”展示在公众面前，太岳革命根据地（阳城地区）革命遗址保护利用研究团队通过宣传、科普、教育，让全民走进遗址、根据地，鼓励乡村、企业、群体、个人多元化投资红色旅游景区，通过红色旅游带动周边住宿、餐饮、交通、文化等产业发展，带动老区群众增收致富。
陶瓷修复技术
唤醒古物生命力
锔，南朝梁顾野王《玉篇》释云：“以铁缚物”，锔瓷则是瓷器发生破损时采取的一种补救措施，利用金属将破碎或缺损的瓷器连接和补全，从而恢复它原本的使用功能，并且耐高温、耐水浸，使得古代陶瓷继续呈现民族、文化、精神的多样性。
山西博物院承担的《馆藏古瓷锔痕的保护研究》课题，以陶瓷修复工艺的系统化研究为基础，阐释历史修复锔瓷工艺价值内涵，优化古瓷锔痕保护路线的评定指标，构建了修复技术工艺的古法信息基础和评估模式，充实了陶瓷文物历史修复信息评价标准体系。“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钉锔修复、补锔修复……中国锔瓷技艺也随着陶瓷贸易走向海外，技术与实物之间形成彼此“心照不宣”的呵护，达到“破瓷重圆”的状态。项目通过历史文献资料、考古发掘报告、古陶瓷保护修复案例分析等结合，将古代锔瓷技术应用到实际中，唤醒了古陶瓷的生命力，也使中外交流、文化互鉴增加了生动例证。
考古遗存
还原远古人类生活场景
黄河哺育璀璨的中华文明，黄河岸边那些不同时期的人家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场景？黄河岸边的城池，从远古走到今天，先民们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在山西省文物局支持下，考古单位对山西稷山东渠遗址与山西吕梁兴县碧村遗址进行课题研究，一粒粒炭化种子、一串骨蚌串饰……从种植、养殖，到制作、手工艺，让人们对不同时期人类生活场景从想象力到具体呈现，有了跨时代的解读。
当“后稷教民稼穑”传说照进现实，一个早期时代的文明也开始逐步显现。一粒粒炭化植物的种子，填补了我省临汾盆地西部时期遗址上的夏文化空白，更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农业生产技术。近年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东渠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房址、陶窑、灰沟、灰坑，出土大量陶器、骨器、玉石器，以及丰富的动植物遗存。通过科学技术，在尘封的泥土中，考古人员发现了浮化出来的炭化植物种子25万粒。经初步研究，东渠遗址农作物炭化种子有粟、黍、水稻、大豆等，以粟为主。此外，还发现大量的动物骨骼，经初步鉴定有牛、猪、羊等，说明东渠先民形成以种植粟为主、兼营畜牧业的混合农业生产体系。该研究丰富了关于晋南地区夏时期农业的认识。
碧村遗址地处蔚汾河和黄河交汇处，是一处具有内外双重城墙的石城聚落，也是目前遗址中晋陕高原入黄河口处发现的史前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一座石城。遗址南、北、西三面环河临沟，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出土遗物以鬲、斝、盉、蛋形瓮、高领罐等陶器为主，还有少量玉石器、小件铜器、卜骨等，为人们从古环境、农业种植、家畜饲养、冶金与采石等方面进行多学科探索提供了极好的标本。
令人惊艳的是，这里出土的玉器，以琮、环、璧、玦等为主。碧村遗址是晋西北集中所发现史前玉器的地点之一，出土蚌串饰反映了早期制蚌工艺以及当时人类的审美装饰。《2015-2018年度兴县碧村遗址出土骨蚌制品的制作工艺研究》课题，通过动物考古学研究方法，对碧村遗址小玉梁台地出土的骨蚌制品进行系统梳理，揭示遗址本身的骨蚌器制作工艺，同时努力为遗址所在区域手工业生产方式的研究提供新线索。
大唐遗构
让佛光寺“惊艳”了时光
梦回大唐，千魂百转。1937年，当日本人质疑中国再无大唐建筑时，佛光寺东大殿浮现出来，成为文博学者和研究者前赴后继的朝圣地，惊艳着历史，也惊艳着时光。
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承担的《五台山佛光寺周边考古学调查与研究》课题，对佛光寺及周边地区开展的一次系统性、区域性调查，进一步明确了佛光寺周边的遗迹分布情况，还新发现了唐会昌二年（842年）“奉为没故和尚造佛顶陀罗尼经幢”、“□□都管大师塔铭”、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重修古竹林落成碑记”三座碑刻资料。通过对佛光寺及周边寺庙的石刻材料的梳理，找到明代古竹林寺、铁勤寺、法华寺等寺庙与佛光寺交往的碑文史料，为佛光寺的保护利用提供现实参照和依据。
让过去与未来梦幻联动，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文物变得更加“生动形象”。寻踪、问祖、踏迹，光阴缝隙里的“文明炬火”持续燃烧，在科学技术的加持下，一个个文物研究课题串起了新时代使命，承接起了古与今。
山西晚报记者 孙佳森
1.工作人员对佛光寺周边开展考察研究。
2.晋阳古城二号建筑基址群。
3.位于大同市新荣区堡子湾乡的得胜堡。
4.兴县碧村小玉梁台地出土的骨锥、骨笄。
5.锔瓷手艺让瓷器发生破损时得到有效补救。
6.晋祠圣母殿是现存规模最大、形制等级最高的北宋木构建筑之一。
7.云冈石窟第20窟三维信息采集（《云冈石窟第20窟西立佛虚拟复原与应用》）。 受访者供图
辞源是什么？好有文艺范儿啊！！
《辞源》是一部深具文艺气息的语文辞典，主要收录了古代汉语直至1840年以前的词汇、成语、典故，以及各类术语、人名、地名、书名、文物和典章制度等丰富内容。 这部辞书共收录单字个，复词条，编排方式独特，按照十二集（子啊侵钢备省水至亥）和214个部首进行有序排列，同部首的字则依据笔画顺序排列。 每个单字条目包括字头、汉语拼音、注音、广韵反切、声韵标注、释义和相关书证等部分。 对于一字多音的情况，会分别标注，并用数字“1、2、3…”区分。 复词或有多义的单字，则通过括号标注“（一）、（二）、（三）…”以供查阅。 总体而言，《辞源》是一部极具学术价值和文化内涵的汉语辞典。
会“说话”的文物传递文化自信
来源：北京晨报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强大的中华文明中找到自己的坐标。 当国博的这些文物开口说话，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人们终将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产生一个全新的认识，由内而外地找到自信。 据《北京日报》报道，下周一起，从1.08亿件国有可移动文物中精选出的100件国宝级文物将“开口说话”，讲述自己的传奇“人生”，串联八千年中华故事。 越王勾践剑、杜虎符、三星堆青铜人像、清明上河图、妇好玉凤……当人们习惯于把这些当作专有名词时，就意味着对它们知之甚少，这显然与文化自信不合拍。 文化自信的基础是对文化的充分认知，如果我们只能对历史典故和博物馆的文物进行名词解释，而不去阐明它背后的文化价值，那让人树立起文化自信就有点强人所难了。 要建立起每个人的文化自信，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 文化自信应该是当代中国人应有的饱满的精神状态，我们该知道如何实现历史与现实的沟通，欣赏和自豪于这样的文化氛围。 我们不必去跟商业炒作的风头对洋文化趋之若鹜，我们在深厚的中华文化中可以更加从容。 当今天我们能够轻松接纳不同文化形式时，一些人不是没有自信，而是忽视了这个兼容并蓄的强大的文化系统。 就好像今天的支付宝手机客户端里能够内置很多应用，一些人的感觉是这些应用方便了，但他们忽视了支付宝本身也是一个更为强大的应用。 掉进梦里而忘了梦，陶醉于精彩纷呈的文化形式而忘了文化底蕴，是我们找不到立足点的真正原因。 从这个角度说，文艺作品除了有要满足人们情感诉求的商业片和言情剧外，应该将更多的视角关注到我们的过往：不端着高冷的学术范儿，也不像电影一样渲染技术卖点，而是让文物平心静气地讲故事，用自身的经历传递文明，让更多人了解璀璨悠久的中华文化。 展示国家历史本身是国家层面的文化自信，只有当它为人们所接受时，才能成为国民的文化自信。 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强大的中华文明中找到自己的坐标。 当国博的这些文物开口说话，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人们终将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产生一个全新的认识，由内而外地找到自信。
学考古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考古工作者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游走在古代与现代之间，游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游走在寂寞与惊喜之间。他们生活的很简单，很纯粹，只是希望多一点理解，多一点支持，全社会能够共同守护我们文化遗产，守护我们的历史文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