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徐汇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徐家汇书院三楼，举行了一场名为《怎么看待历史的真实与虚构——回到真实的历史语境谈思想史研究》的读书会，现场座无虚席。读书会以对谈的方式进行，对谈的一方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他带来了他的新书《问道：一部全新的中国思想史》，另一位则是徐汇区南洋中学历史教师刘晖。双方就这本书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讨论。
杨念群，目前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等职务，长期致力于中国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的研究，出版过多部著作。他所著的《问道：一部全新的中国思想史》一书，摒弃传统思想史著述仅仅关注具体人物、作品的写法，提炼出包括天下观、正统论、儒法思想、老庄智慧、新儒学、中国佛教六大主题，以六大主题为纲，围绕思想史上的重要概念、历史观念或历史现象，从思想史演进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历史语境出发，提纲挈领地阐释了其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以及人们日常思想行动的影响。
在此书序言《开头的话 这本思想史到底要写什么》中，杨念群提到：“古代文献中经常会出现'五服''五伦''五常'这类字眼，其中人们提及最多的是'天地君亲师'。'天'是'天命'，'地'是'地理'，'君'是'皇帝'，'亲'是'祖宗'，'师'是'文脉'，一本中国思想史，按大的方向说，就是要说清楚这五个字的意思，以及这五个字所表达的思想观念与行为实践之间到底如何发生互动关系。”
会谈中，历史老师刘晖站在读者和学生的角度向杨念群发出了各种关于中国历史、哲学、思想演进的问题。杨念群一一给予答复。被问到书名中的“问道”，问的是什么“道”这一问题时，杨念群回答：“'道'在中国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既有道路的意思，也包含世俗的生活意义上的道理和价值观，也可以是超越的、形而上的概念，都需要我们去追寻，去提问，不需要割裂开来理解。”
本次读书会由徐汇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徐汇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共同主办，重庆出版社、徐家汇书院、钟书阁·徐汇店承办。未来，徐汇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也将联合钟书阁，邀请更多的名人名家做客徐家汇书院，为读者带来更多与名家面对面、学习知识、交流思想的机会。
民国清流读后感 就民国某一人物800字以上
内容简介· · · · · ·本书是第一部关于民国清流一代大师们的长篇集体传记和史诗力作。 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著名作家王跃文，著名文化学者、北大教授张颐武等众多名家鼎力推荐！民国六年至民国十六年（1917至1927年），中国呈现了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相比肩的思想最活跃、文化最灿烂的局面。 继承了传统“士”担当精神的一代民国清流，“以天下为己任”，为民族自尊、学术自尊，在风云动荡的时局中扮演着先锋角色。 他们学问超绝而又狷介不羁；相互间道义学问相砥砺，却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不断被分化，一时间龙吟虎啸，各领风骚，折射了一个大时代的风起云涌、雪雨阴晴。 本书第一次系统地讲述了那些特立独行的民国文化大师们在思想、学术、政见、工作和生活各个层面，互相交流、碰撞、交锋过程中的友谊、恩怨、是非、因缘与分合，生动地再现了他们在近代中国的重大转折时期的生活图景，刻画了他们各自独特的人...(展开全部)作者简介· · · · · ·汪兆骞：著名编辑家、作家，生于194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原《当代》副主编兼《文学故事报》主编。 中国作协会员。 著有《往事流光》《春明门内客》《记忆飘逝》《紫塞烟云》《张骞》等。 目录· · · · · ·第一章 民国六年（1917年） / 001陈独秀、胡适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分别出任该校文科学长和教授。 二人先后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率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一个崭新的《新青年》时代呼之欲出。 暮气沉沉的北大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高地。 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氏兄弟等一代新型知识精英，也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创了以现代文明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 第二章 民国七年（1918年） / 063就在辛亥革命步履艰难之时，北京的新文化运动，却有一抹春色。 《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沈尹默、高一涵六人轮流编辑，请撰稿人周氏兄弟、刘半农等人协助办刊。 周树人以鲁迅笔名发表《狂人日记》等小说，我们民族文学的面貌、气象、精神、灵魂，焕然一新。 胡适、鲁迅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上并峙的双峰。 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写《民众大联合》，胡适高度评价云：“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重要文字。 ”李大钊与胡适开展“问题与主义”的学术讨论，陈独秀、毛泽东、鲁迅旗帜鲜明地站在胡适一边。 陈独秀、李大钊办《每周评论》，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报人章士钊、邵飘萍等办《京报》、《时报》等，掀起舆论波澜，给中国言论史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 第三章 民国八年（1919年） / 095民国八年，中国依然是独裁者横行的屠场和炼狱。 新文化运动合乎逻辑地催生了“五四”爱国学生运动。 那些从黑暗中突围出来的知识分子，集体亮相，以启蒙者和革命家的胆魄，继续奋力开启新时代的闸门，一路高歌猛进，为20世纪的中国历史谱写了新的序言。 第四章 民国九年（1920年） / 141民国九年，比起波澜壮阔的民国八年，少了些红火，但并不沉寂，“五四”余波仍在荡漾。 各种政治派别博弈的同时，知识分子关于新旧之争，也日趋激烈。 陈独秀、李大钊等倾向政治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秘密酝酿成立共产党。 胡适出版新诗《尝试集》，成为“新诗老祖宗”，他还与高一涵等人发起《争自由的宣言》，为争自由而战。 鲁迅进北大当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略》。 他对盲目引进“俄国思潮”，有振聋发聩的回答：“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的思潮，甚难移殖（《致宋崇义》1920年5月4日）。 ”周作人作《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思想革命》，提倡“为人生的文学”，赢得远远超过鲁迅的声誉。 道不同，不相为谋，《新青年》时代接近尾声。 第五章 民国十年（1921年） / 171民国十年，是中国社会剧烈震动的一年，也是民国清流激荡分化的岁月。 大多数知识分子继续高举“个性解放与自由”的旗帜，而部分人放弃“五四”个性主义，走向无产阶级战斗集体主义，创立了中国共产党。 民国清流各自扮演了不同的历史角色，青史留名。 第六章 民国十一年（1922年） / 191民国十一年，是个天灾兵祸频仍的年头。 1月19日，武汉酷寒，天降大雪，冻死很多人。 4月直奉战争爆发，在这场血战中，百姓生命惨遭屠戮。 6月16日南方陈炯明兵变，炮轰总统府，局势动荡混乱。 同时，文化界和舆论界，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却是这一年的主题。 一个以欧美派留学生为主的文人集体，在他们的精神领袖群体的带领下，继续向武人的专制统治，庄严地宣告他们的政治主张。 第七章 民国十二年（1923年） / 223民国十二年的第一天，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发国民党改组之先声。 二十六天后，苏俄表示倾力支持孙中山。 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联合会发表声明表示：共产组织及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双方认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 6月12日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共决定与国民党合作。 10月28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李大钊、汪精卫、张继、戴季陶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着手筹备改组国民党。 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更加黑暗且风雨飘摇。 其通过“取缔新思想”议案，控制舆论。 2月7日，吴佩孚武力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杀害共产党人施洋等五十余人，制造了血腥的“二七”惨案。 惨案发生第二天，吴佩孚就以“鼓动罢工，扰乱社会秩序”罪名，查封了汉口《真报》。 2月16日，中共的《向导》遭查封。 四月因林水白在《社会日报》揭露曹锟贿选总统丑闻，该报被封，林被监禁三个月。 8月27日，天津的《京津泰晤士报》也因反对曹锟贿选，被禁止在租界外发行。 10月，上海的《时报》因发表反对直系军阀的新闻被禁邮……1923年，知识分子与当局的“不合作宣言”，成了主旋律。 第八章 民国十三年（1924年） / 257民国十三年（1924年），大小军阀为继续分割山河而使得烽烟四起——齐卢之战，直奉火拼……百姓饱受战乱之苦。 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经历了漫长痛苦的奋斗和摸索之后，局势出现了新的转机。 他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终于改组了国民党，确定了“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在年初顺利地召开了国民党的“一大”，咄咄逼人地在南方崛起。 是年的民国清流，除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有明确政治理想外，更多人也怀着希冀，以文学为武器，继续寻求各自的改造社会之路。 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理性良知和社会责任。 可悲的是，因为各有不同的精神追求和不同的价值选择，他们却陷入了无休止的混战。 第九章 民国十四年（1925年） / 年12月31日，孙中山扶病入京，受到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北京十万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 其入京后发表《入京宣言》，称“乃为救国”，但并没给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带来变化，如遭到国民党反对的“善后会议”如期举行。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国民党成立治丧委员会，李大钊担任秘书股中文主稿。 巨星陨落，举国哀恸。 反动军阀依然我行我素。 4月，京师警厅发布新制定的《管理新闻营业规则》控制言论，遭到胡适、陈西滢、钱玄同等十八位知识分子抵制。 他们联名致函司法总长章士钊，提出阁议撤销这一规则，以维护言论出版自由。 是年5月30日，爆发“五卅惨案”，激发了汹涌澎湃的民族浪潮。 6月3日，郑振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创办《公理日报》。 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面世，邵飘萍也从6月起在《京报》推出清华学子王造时主编的《京报副刊》，连续报道了“五卅惨案”，进行反帝宣传。 知识分子反专制，争自由，仍是该年思想文化战线的主流。 而5月11日发生的北京女师大驱逐校长杨荫榆出校运动和该年底的11月29日，“认定改造人心——思想革命，是急务中的急务”的《晨报》，被暴徒纵火焚毁疑案，让知识界变得扑朔迷离。 当我们怅望民国十四年的纷乱的文化星空，你会悲哀地发现，透过曾经同是新文化的主将，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人围绕着上述两案的纷争及其关于政治、思想、文化的纷争，已深刻地反映出知识分子内部分裂已愈来愈严重。 第十章 民国十五年（1926年） / 309民国十五年依然是北洋军阀横行肆虐、充满肃杀之气的一年。 惨案继续不断发生。 3月18日，段祺瑞悍然枪杀47名、伤200多名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邵飘萍、成舍我主办的《京报》《世界日报》等纷纷报道事件真相，严厉谴责这场杀戮。 朱自清、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作家也纷纷发表文章抨击反动政权；王世杰、高一涵、许士康、陈翰生等在《现代评论》周刊发出抗议声讨之声。 上海的叶圣陶、郑振铎等以文学形式发出怒吼。 张作霖、张宗昌等在段祺瑞垮台后，杀气腾腾入京，先后杀死民初新闻史上熠熠闪光的邵飘萍和林白水。 《京报》、《社会日报》随之被查封。 鲁迅、蒋梦麟、李大钊等都上了黑名单。 共产党人李大钊面对黑暗和杀戮，勇敢地率领民众冲锋陷阵，无私无畏。 知识分子站在民众一边，表达道义立场。 梁启超、胡适、徐志摩、陈寅恪等于春秋更替、风雨晨昏中，继续追逐新文化之梦……第十一章 民国十六年（1927年） / 年，从北京到南方，中华大地弥漫着血腥狰狞和死亡的气息。 义士喋血，大师殒命。 在军阀张作霖统治下的北京，共产党人李大钊被推上绞刑架，英勇就义；白发书生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国之魂消；戊戌变法首领康有为病死青岛。 三位文人精魂美魄，如火如炬。 空前屠杀，鲜血成河。 北伐军席卷江南。 “四一二”，上海宝山路再次被鲜血染红。 国民党军队悍然向徒手民众开枪，“伤毙至百余人”。 郑振铎、胡愈之、章锡琛等联名致信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吴稚晖等，发出抗议之声，并于4月15日在《商报》发表。 广州的共产党人萧楚女4月被杀狱中，赵世炎、陈延年被杀于上海，共产党人李汉俊、《大江报》创始者詹大悲遇难于武汉。 作家郭沫若、郁达夫、成舍我、章乃器、周作人都以笔为武器，批评时政，激浊扬清。 4月26日，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写信给胡适：“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祸，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 ”是年，中国政局发生巨变，“北伐”成功已成定局，国共两党分裂也成事实，国民党通过军事手段建立了一党专政的南京政府。 而文化界却依然是纷纷乱象，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论战，鲁迅与其他学者、作家的争斗也从未停止。
儒家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其在当代的影响
儒家思想的发展脉络“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 曰： 易姓改号，谓之亡国。 ‘仁义充塞，而至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顾炎武《日知录》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科技，可能会亡国；但是，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自己的文化，就要亡种，而亡种比亡国更可怕。 对中华民族来说，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成为中华民族的身份证和象征，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是中国人之为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日本人的惟一标志。 悠久的传统文化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审美情趣和行为习惯。 那么，我们就有必要了解一下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自西汉武帝以来，经过曲折发展，一直作为主流存在于世的儒学。 一、儒家的起源儒家学派诞生在战火纷飞、群雄争霸的春秋时期，其创始人为思想家、政治理论家、教育家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人，核心思想为“仁”与“礼”。 何谓“仁”？“仁者爱人”，孔子要求统治者体察民情，反对任意刑杀和苛政；提倡广泛理解和体贴他人，以此调整人际关系，稳定社会持续。 如何“爱人”？夫子曰：“忠恕而已。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何谓“礼”？“克己复礼”，要求人们的行为符合“礼”的准则。 其中的“礼”，专指西周时候的等级名分制度。 为了能够实现“礼”，孔子提出了“正名”的主张，就是按照周礼的制度把当时已经混淆的社会等级秩序矫正过来。 这就体现了孔子政治思想中保守的一面。 另外，孔子还提倡“为政以德”，要求统治者爱惜民力，用“德”教化百姓。 二、儒家在战国百家争鸣之时【孟子】孔子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但除了曾参留下了《大学》之外，其他的大多未曾留下什么。 到了战国时期，孔子之孙子思收了一名弟子，此人便是日后被称作“亚圣”的孟子。 孟子，名轲，字子舆，邹国人，儒家学派的重要奠基人。 流传于世的著作为《孟子》“仁政”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 在孔子之“仁”的思想上，孟子将“仁”发展成为了一套政治学说。 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 在人性论方面，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说。 在义利观方面，孟子强调先义后利，舍生取义。 孟子要求人民应该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精神。 【荀子】如果说儒学在孔孟手中还仅仅停留在关注人的身上，那么战国时期儒学的另外一位重要代表荀子就将儒学发展到了另一种高度。 荀子，名况，赵国人，战国时期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现存《荀子》共三十二篇。 其主要思想有如下几点：1、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荀子认为，“天”就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自然界有自己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但人也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改造自然——“制天命而用之”。 2、性恶论。 与孟子正好相反，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但凭借后天教育可以使人由恶变善。 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在战乱与社会变革中并不适用，更不用说在灭秦和楚汉战争中了。 等到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打败项羽，百废待兴，这时需要的是休养生息，所以从西汉初年到汉武帝继位时，黄老思想一直在政治上占据指导思想，在社会上居于支配地位。 随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汉朝历经了“文景之治”后，黄老之学已经不能适应强化中央集权形式的发展需要了。 同时，儒家学说经过一段时期的自我调整，整合出了一套为中央集权服务的新的理论体系。 此时，儒学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 董仲舒，广川人，研究《公羊春秋》，向汉武帝提出了大一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天人感应”学说是董仲舒儒学的基础。 他宣扬“君权神授”，为君王统治天下提供了理论根据。 但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君权。 董仲舒进一步提出了“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为人伦道德标准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王道之纲”。 【评价与影响】有利于巩固大一统国家，儒家从此确立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 四、儒学的危机随着时代的发展，汉代粗糙的儒学已经不能再控制人心了。 与此同时，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道教迅速传播，吸引了许多信徒，儒学的发展出现了危机。 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 《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 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 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五、宋明理学【程朱理学】为了振兴儒学，唐宋儒学家不断进行思考与探究，吸收了佛教和道家的思想，是儒学体系得到了丰富和更新。 到了宋代，出现了实质为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 程颢，北宋河南洛阳人，世称明道先生。 程颐，北宋河南洛阳人，世称伊川先生。 朱熹，南宋人，字元晦，后改仲晦，号晦庵，别号紫阳，祖籍婺源，出生于福建。 理学的集大成者。 什么是理学家笔下的“理”呢？他们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是天下万物都要遵循的普遍原则。 “理”体现在社会上是儒家的道德伦理，体现在人身上就是人性。 那么应该如何把握“礼”呢？方法是“格物致知”。 就是通过接触世间万事万物，在体会到各种知识的基础上加深对先天存在的“理”的体验。 当然，它的最终目并非是对客观规律和真理的探索。 程朱理学也有其消极的方面，如“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言论。 【陆王心学】南宋时期，一些理学家对程朱探究真理的繁琐方式表示不满，由此诞生了实质为主观唯心主义的陆王心学。 陆九渊，江西金溪人，世称象山先生。 王守仁，浙江余姚人，世称阳明先生。 陆九渊的主要观点是“心即理也”，认为心就是天地万物的渊源。 他提出了“发明本心”的求理方法，认为求“理”就是进行内心的反省，这与朱熹的格物致知的方法产生矛盾。 王守仁的核心思想是“致良知”，认为良知就是本心，就是理。 人天生具有良知，只要克服私欲、回复良知就能成为圣贤。 这就强调了自我的主动作用、激励了人们奋发立志。 【宋明理学评价】消极影响：强调三纲五常和名分等级的永恒性，用以维系专制统治，压抑、扼杀人们的自然欲求。 积极影响：注重主观意志力量，注重气节、品德，讲究自我节制、发奋立志，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凸显了人性的庄严。 六、明清之际的批判以程朱理学为标准的科举考试使思想界出现因循守旧、陈腐不化的风气。 在商品经济下社会拜金风气盛行，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猛烈冲击。 【李贽】李贽，字卓吾，福建泉州人。 归纳起来，李贽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1、反对孔孟学说和极力鞭笞程朱理学，反对绝对思想权威；2、倡导个性的自由发展；3、认为“万物皆生于二”，批判理学的“天理”学说，摇撼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基础。 李贽的思想冲破了封建统治秩序，有利于人民思想解放。 【王夫之】王夫之，湖南衡阳人，世称船山先生。 王夫之系统的批判了宋明理学，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体系，颠覆了程朱理学“道在气先”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理论根基。 【黄宗羲】黄宗羲，浙江余姚人，世称梨洲先生。 黄宗羲从根本上否定了沉浮的伦理纲常，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并提出了种种限制君权的理论和设想，包括言论自由。 【顾炎武】顾炎武，江苏昆山人，世称亭林先生，明末清初思想家。 顾炎武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 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 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 【评价】明清时期的批判，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君主专制统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 七、近现代儒学的开端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国内民族危机空前加深，不少仁人志士认为，中国应当采取变法以图强国。 然而，传统的被统治者改造的儒家思想又成了变法图强的一大障碍。 在当时，要进行变法，就必须从思想上破除“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迷信，打击“恪守祖训”的封建政治势力，辩明变法的合理性，解放人的思想。 近代儒学最终与西方近代民主、科学思想交流融通发展为近现代新儒学。 【康有为】代表新型资产阶级的康有为掀起了一场爱国救亡的政治改革运动，为了减小变法的阻力，采取了托古改制的方法，假借儒家的外衣宣传维新思想，主张采用国外先进的政治体制即君主立宪制，改革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论证了变法的合理性。 造成以上原因是因为：1、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软弱性） 2、儒学思想在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影响巨大。 康有为最负盛名的三部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无不具有丰富的政治内涵，无不对儒家政治思想作出了论述。 【梁启超】戊戌时期维新派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粗而言之分为两个阶段。 前一段以康有为为代表，欲以旧瓶装新酒的方法论述儒家政治思想，建立一种近代新儒学。 后一段以梁启超、严复为代表，他们明显不同于康有为的神化孔子，而是开始对孔子和儒家政治思想作正面的清理和公开的批判。 梁启超对孔子及儒家政治思想的态度前后有明显的变化。 起初，他也曾追随康有为尊孔，仿效康有为搞“托故改制”。 梁启超以孟子的“民为贵”思想为中介，论证儒家的仁政、王政、不忍人之政，与“泰西诸国今日之政治制度近之”。 东渡日本后，梁启超广泛接触西学，思想水平进一步提高，于是他对儒家政治思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孔子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作了公开批判。 在梁启超的笔下，孔子成了限制人们思想自由的蟊贼。 他还认为，儒家政治思想的最大弊端在于维护封建政治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 梁启超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在维新派中最具学术性，并将维新派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推到了一个新阶段。 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于1923年出版，在学界影响巨大。 【严复】严复（1854～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汉族，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在戊戌变法时期，从学理上批判儒家政治思想者，首推严复。 他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不深，而于西方政治思想则有较深的修养。 就此而言，严复优于其他维新思想家。 在中国近代思想政治史上，严复首次把矛头直指“六经五子”（五子谓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 他写到：“今日请明目张胆为诸公—言道破可乎？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 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祸首，若充类至义言之，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 嬴、李以小人而陵轹苍生，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救亡决论》）。 在戊戌时期严复能将矛头直指六经五子，思想堪称激进。 同时严复又对封建君主专制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将矛头指向了儒学大师韩愈，用犀利的文笔写成《辟韩》一文。 【章太炎】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汉族，初名学乘，字枚叔。 后改名绛，号太炎。 浙江余杭人。 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按照刘歆《七略》把西汉中期以前的学术派别分为九流十家，并逐一考察了各派的起源、发展和流变。 他指出：“所谓诸子学者，非专限于周、秦，后代诸子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为主。 ”又说；“惟周、秦诸子，推迹古初，承受师法，各为独立，无援引攀附之事。 ”章太炎不仅全面扭转了两千年来传统经学家所设定的孔子神圣形象，而且淋漓尽致的发挥了“尊子贬孔”的观点，将孔子从神圣的殿堂中拉来与诸子同列。 章太炎严厉批判汉武帝“独尊儒术”，认为“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 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 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故。 ”他尖锐地指出后代儒者必将自己的学说推源于孔子，其实这都是“强相援引，妄为皮傅”。 章太炎“援引诸子以夺孔孟之正位”的批判，无疑是掘了中国封建政治思想的祖坟。 章太炎还从道德上批判孔子，他曾一再指出：“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 ”“孔子最是胆小，虽要与贵族竞争，却不敢去联合平民，推翻贵族政体”。 他又指责孔子的中庸，认为“所谓中庸者，是国愿也，有甚于乡愿者也。 ”他断言：“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诸子学略说》）。 章太炎对孔子道德的批判是与革命活动和政治思想联系在一起的。 他认为：“今日我们想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若夹杂一点富贵利禄的心，就象微虫霉菌，可以残害全身，所以孔教是断不可用的”（同上第273 页）。 在章太炎看来资产阶级无论是进行革命，或者实行民权，断不可用儒家政治思想。 八、打倒孔家店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在提倡民主科学，反对专制迷信的同时，对以孔子和儒家学说为代表的维护专制制度的旧礼教旧道德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树立起了“打倒孔家店”的的大旗。 “打倒孔家店”实质上是对统治中国几千年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和文化传统的全面清算。 影响：儒家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思想之一，它内容宏博，影响极其深远。 儒家思想内容宏富，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表现，又有着时代赋予它的新的内涵。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立者，他不仅以相礼为业，而且以其宏富的学识、精绝的智慧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石。 他尊天命，崇仁礼，重教育，执中庸等等，无不对后世影响深远。 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其中最重要的是孟氏之儒和孙（荀）氏之儒。 孟子提倡王道仁政，民贵君轻，创立性善说，要求尽心、知性、知天。 荀子建立了以礼为核心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于王道中杂以霸道，提倡性恶论，主张“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 至汉代，董仲舒继承了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学说，又吸取了韩非“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活，三者逆则天下乱”的三纲思想，实现了儒法合流，提出了德行并用而以德教为主的统治方针，建立了以天人感应为特征的的儒学，也促成了西汉后期谶纬之学的盛行。 魏晋时期玄风大盛，直至唐中期韩愈的出现，开始了儒学复兴的大潮。 至宋初，经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大力提倡，儒学复振。 从此至明，儒家思想得到巨大发展，出现了以程颢、程颐为代表的理学，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即宋明理学。 另外，以王安石、陈亮、王廷相为代表的功利派成为宋明理学的另一部分。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及戴震等都对理学的性命之谈进行了批判。 清代的儒学又分为汉学和宋学、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 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儒家的统治地位也告结束，但是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却未随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消声灭迹，而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观念，这种主流观念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凝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中国迅疾发展的今天，它仍影响着我们的民族精神，影响着每一个生命个体。 儒家思想至今影响着国家政治和民族精神一、 仁政与王道儒家思想的传承有许多精华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应该给予肯定。 儒家思想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崇“仁”。 孔子说：“仁者爱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具体讲，“恭、宽、敏、惠、信”为“仁”，忠、恕、孝、悌为仁，这些美好的品质就是所谓的“仁”，人们要有这样的品质才是真正的“仁者”。 这种思想确立了数千年的社会道德规范，时至今日，人们还在以“仁义”的标准评论别人，这种评论是法治外的一种道德约束，某种程度上具有法律不可替代的作用。 它有助于社会的稳定，有助于社会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有助于人与人之间保有着一份脉脉温情。 孔子崇仁，是谓“仁心”，而孟子崇仁是谓“仁政”。 《孟子•公孙丑上》：“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 ”行仁政就是以仁爱之心治理天下，反对霸道，实行王道。 同时，孟子提出要“保民而王”，在《孟子•梁惠王上》中：“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他还主张“尊贤使能”，《孟子•公孙丑》：“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 ”治国还要加强教育“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 ”孟子思想的另一闪光处，就是以民为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还要：“制民之产”使百姓安居乐业。 孟子的思想，在治国理政方面有一定的可操作性，而历朝历代的治世无一不在孟子提出的治国框架中体现出来。 他的思想影响至今，我国多年来致力于三农问题，关注农民工等等，都是在“保民而王”“制民之产”。 国家大力发展教育也体现出孟子思想在今世的闪光。 在中国的外交方面，APEC会议、上海经济合作组织及中非合作论坛等等，这些外交活动，中国没有一次用其武力去征服，去强制，而是在互惠互利的原则基础上来实行，由此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比较而言，美国这一超级强国打南斯拉夫，插手阿富汗，发动海湾战争，至今仍在伊拉克难以自拔。 这是什么？这就是美国实行的“霸道”所致。 “王道”所致，处处逢源，“霸道”所致，处处碰壁。 二、人和社会儒家思想在关于人的问题上表现的积极作用更为突出。 在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完善的过程中，对于人生价值的许多问题，都有充分而精辟的论述，这些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 人不是孤立的存在，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也与一定的自然环境发生联系。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强调人人应具有独立的意志，也就是肯定人人都具有独立人格。 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所谓大丈夫的崇高人格，就是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动摇。 儒家认为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与道德价值、人格价值相比较，道德价值和人格价值更为重要，孔子的“杀身成仁”和孟子的“舍生取义”，就是儒家为了保全仁义道德价值而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的典型表述，这些论述对后世深远影响。 不难看出要正确对待自己，塑造崇高人格，最关键的就是要正确对侍生命与道德、人格的关系。 一个人的人格尊严是生命中最为宝贵的、人格尊严超过了生命价值。 儒家学者提倡人与人应当互相亲爱，以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并对人伦的准则与规范有着详细的论述。 荀子论述人类合群的必要性时提出“群道”的概念，他认为，人所以能群，在于有职分与道义；合群是人类能够战胜万物的保证。 荀子重视合群之道，强调对待他人的方法要得当，这就为妥善对待自己与他人、个体与群休的关系提供了社会学的依据。 儒家思想的仁、礼、和、义、信，就是关于人与他人关系的准则与规范。 “仁”，是孔子伦理道德的最高准则。 墨子主张兼爱，谓“爱人若爱其身”，“视人之室若其室，认为应当不分远近亲疏地爱一切人。 孔子的爱人和墨子的兼爱都表现了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 “礼”是古代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 孔子重视礼，说：“不知礼，无以立。 ”认为必须知礼才能自立，自立然后才能立人。 他又说：“克己复礼为仁”主张克制自己的言行，使之符合礼，以达到仁的境界。 也即以礼待人，尊敬他人。 应有的礼节、礼貌还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行为规则。 儒家以“和”为价值的中心原则，“以他平他谓之和”，“和”是不同事物相互联系、会聚而得其平衡，也就是多样性的统一。 此外“义”的基本意义是公正，公正是对待他人应有的规范。 “信”则是诚实、信用、守信。 认为朋友之间应当遵守信用。 信用是基本的道德规范，是任何时代最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 儒家还提倡“忠”，忠的原则是对别人尽心尽责。 到了汉代以后转义为对国君尽忠，强调对君主的绝对服从，以维护君主专制。 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废除了君主，尽管对儒家思想的“忠”我们曾一度存在偏见，但是在当代社会我们应大力提倡的“忠”，是忠于民族、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忠，是责任心、事业心的体现。 忠于民族、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是每一个国民的崇高职责。
孔子向老子问礼，问的什么礼？
孔子问礼于老子 历经两千五百年亦颇具启示孔子问礼于老子，是一段生趣盎然的历史悬案。 这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两个巨人的对话、中国思想史上两位智者的相遇，更是两个流派、两种思想的碰撞和激发。 战乱频仍、诸侯割据的春秋年代，老子和孔子的会面别有深意；在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来看，亦颇具启示。 公元前五百余年的某一天，两位衣袂飘飘的智者翩然相遇。 时间，不详；地点，不详；观众，不详。 但是，他们短暂的对话，却留下一段妙趣横生的传世佳话。 其中的一位，温而厉，恭而安，儒雅敦厚，威而不猛。 另一位，年略长，耳垂肩，深藏若虚，含而不露。 这也许是他们的第二次会面，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后两千五百余年的岁月中，我们将渐渐知晓这场对话对于世界历史、对于人类文明的伟大意义。 一他们，一个是孔子，一个是老子。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 孔子是两千五百年来儒家的始祖，老子是两千五百年来道学的滥觞。 司马迁对两人有过明确考证，“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史记·孔子世家》），“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 这一天，年幼些的孔子将去向年长的老子求教。 贵族世家的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尽管他被后世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但身世并不光彩，“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 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 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 孔子生而七漏，首上圩顶，所以他的母亲为他取名曰丘。 与孔子相比，平民出身的老子身世颇为含混，除弥漫坊间的奇闻逸趣外，只知道他“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某一日，骑青牛西出函谷关，从此一去不复返。 两千五百年来，人们对他们的会面颇多好奇，也颇多猜测和演绎。 《礼记·曾子问》考据孔子17岁时问礼于老子，即鲁昭公七年（前535年），地点在鲁国的巷党，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会面，“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 ’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 ”《史记》载，他们的第二次相见是在17年之后的春秋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地点在周都洛邑（今洛阳），孔子适周，这一年他已经34岁。 第三次，孔子年过半百，即周敬王二十二年（前498年），地点在一个叫沛的地方。 《庄子·天运》曰：“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 ”第四次在鹿邑，具体时间不详，只有《吕氏春秋·当染》简单的记载：“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 ”历史不可妄测，但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这样的记载虽然未必逼近真实，却足见后人的善意与期待。 孔子对老子一向有着极大的好奇。 我们不妨想象这样的场景——两位孤独的智者踽踽独行，他们的神情疲倦而诡谲，赫然卓立，没人理解他们的激奋，更没人理解他们的孤独和愁苦。 孔子的弟子曾点有“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志向，颇得孔子的赞许。 这是一幅春秋末期世态人情的风俗画，生命的充实和欢乐盎然风中。 阳光明媚，春意欢愉，人们沐浴、歌唱、远眺，无忧无虑，身心自由，我们似乎从中感受到了春的和煦，歌的嘹亮，诗的馥郁。 老子也徘徊在这春末的暖阳中，他看到的却是不同的景象：“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若何？”在他的耳边，是呼喊声、应诺声、斥责声，世事喧嚣纷扰，世人兴高采烈，就像要参加盛大宴席，又如春日登台揽胜，媸妍良善邪恶美丽狰狞，又有什么分别，谁又能够分辨？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荒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 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傫傫兮，若无所归。 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 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 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 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 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如此忧伤而又抒情的语气，在老子散文般的叙事中，并不少见。 在茫茫人海中，老子反复抒写自己“独异于人”的孤独与惆怅，在“小我”与“大众”之间种种难以融合的差异中，老子在反思、在犹豫、在踟蹰、在审视众生、在拷问自己。 这孤独和惆怅曾吸引过年幼的孔子，而这一次，他想问的是，孤独和惆怅背后的机杼。 历史的天空，就在这一刻定格。 一个温良敦厚，其文光明朗照，和煦如春；一个智慧狡黠，其文潇洒峻峭，秋般飘逸。 他们是春秋时代的春与秋。 两千五百年前的这一刻，他们终于相遇。 司马迁以如椽巨笔记录了这历史的一刻：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 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 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 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 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妙趣横生的描画，读来令人浮想联翩。 老子直言不讳。 他认为孔子所说的礼，倡导它的人和骨头都已经腐烂了，只有其言论还在。 况且君子时运来了就驾着车出去做官，生不逢时，就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转。 老子听说，善于经商的人把货物隐藏起来，好像什么东西也没有，君子具有高尚的品德，他的容貌谦虚得像愚钝的人。 他建议孔子，抛弃他的骄气和过多的欲望，抛弃做作的情态神色和过大的志向，这些对于孔子、对于世人，都是没有好处的。 寥寥数语，意味隽永。 这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两个巨人的对话、中国思想史上两位智者的相遇，更是两个流派、两种思想的碰撞和激发。 战乱频仍、诸侯割据的春秋年代，老子和孔子的会面别有深意。 孔子问礼于老子，是一段生趣盎然的历史悬案。 时光远去，短暂的四次会面，诸多细节已不可考，其对话却涉及道家和儒家思想的所有核心内容。 毋庸置疑，孔子的思想就是在数次向老子讨教中逐步形成和成熟的，与此同时，孔子的提问也敦促老子的反思。 司马迁评价老子之学和孔子之学的异同，历数后世道学与儒学对于他者眼界、胸怀的退缩，怅然若失：“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 ‘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二这次问礼对于孔子，是晴天霹雳，更是醍醐灌顶。 孔子辞别老子，沉吟良久，对弟子们感慨：“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 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 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 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鸟能飞，鱼能游，兽能跑。 会跑的可以织网捕获，会游的可制成丝线去钓，会飞的可以用箭去射。 而龙，御风飞天，何其迅疾。 回味着与老子的对话，孔子说：“我今天见到的老子，大概就是龙吧！”一千六百年后，宋代理学大家朱熹引用诗人唐子西的话来表达他对这位坦荡求真、不惧坎坷的君子的崇敬之情：“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老子与孔子性格迥异。 老子致虚守静、知雄守雌，孔子信而好古、直道而行。 然而，老子作为周守藏室之史，孔子作为摄相事的鲁国大司寇，两者自然都有辅教天子行政的职责，救亡图存的使命将他们联系在一起。 《春秋左氏传》评价，春秋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翻开春秋时期的社会历史，不难看到其中充斥的血污和战乱。 诸侯国君的私欲膨胀引发了各国间的兼并战争，诸侯国内那些权臣之间的争斗攻杀更是异常激烈，“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个时代的最大特点，“《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以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 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 诸侯割据，礼教崩殂，周天子的权威逐渐坠落，世袭、世卿、世禄的礼乐制度渐次瓦解，各国诸侯假“仁义”之名竞相争霸，卿大夫之间互相倾轧。 值此之时，老子的避世、孔子的救世，不可谓不哀不恸也。 老子之高标自持、之高蹈轻扬，确是世俗之人、尘俗之世难以想象，更难以理解的。 老子研究道德学问，只求隐匿声迹，不求闻达于世。 他傲然地对孔子说，周礼是像朽骨一样过时而无用的东西。 老子在否定周礼的同时，其实更是在阐释自己的思想，这种观念与孔子的理念大不相同，所以孔子才会以能“乘风云而上天”的“龙”来比喻老子，他对老子内心的敬仰和钦佩，溢于言表。 当然，同样作为一代宗师，孔子也不会因为一次谈话而轻易改变自己的立场和志向。 与其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吧。 孔子依然故我，宵衣旰食，席不暇暖，赶起牛车，带领他的弟子出发了。 他们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主张，纵使困难重重，也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者送人以言。 吾虽不能富贵，而窃仁者之号，请送子以言乎：凡当今之士，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讥议人者也；博辩闳达而危其身者，好发人之恶者也。 无以有己为人子者，无以恶己为人臣者。 ”孔子曰：“敬奉教。 ”自周返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 这是春秋时代怎样的一幅画卷？黑格尔说过：“一个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 ”两千五百年前漆黑的长夜里，两位仰望星空的智者，刚刚结束一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对话，旋即坚定地奔向各自的未来——一个怀抱“至智”的讥诮，“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一个满腹“至善”的温良，惶惶不可终日，“累累若丧家之狗”。 在那个风起云涌、命如草芥的时代，他们孜孜矻矻，奔突以求，终于用冷峻包藏了宽柔，从渺小拓展着宏阔，由卑微抵达至伟岸，正是因为有他们的秉烛探幽，才有了中国文化的纵横捭阖、博大精深。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思想潮流中，道家思想有效地成为儒家思想的最大反动，儒家思想有效地成为道家思想的重要补充。 中国历史文化在秦汉以前，尽管百家诸陈，但儒、墨、道三家基本涵盖了当时的文化精神。 唐、宋之后，释家繁荣，儒、释、道三家相互交锋、相互融合，笼罩了中国历史文化一千余年。 南怀瑾说：“纵观中国历史每一个朝代，在其鼎盛之时，都有一个共同的秘密，即‘内用黄老，外示儒术’，不论汉、唐，还是宋、元、明、清。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其实是黄（黄帝）老（老子）之学。 ”老子哲学和孔子哲学的存世价值可见一斑。 老子与孔子的这一次会面，尽管短暂，却完满地完成了中国文化内部的第一次碰撞、升华。 老子与孔子所处之时代，西周衰微久已，东周亦如强弩之末。 有周一朝，由文、武奠基，成、康繁盛，史称刑措不用者四十年，是周朝的黄金时期。 昭、穆以后，国势渐衰。 后来，厉王被逐，幽王被杀，平王东迁，进入春秋时代。 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兼并，夷狄交侵，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 不难理解，老子的哀民之恸，孔子的仁者爱人，都是对这个时代的悼挽与反拨。 举凡春秋诸子，大凡言人道之时，必亦言天道。 其实，老子和孔子学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处在中国历史最分崩离析的年代，对中国社会现实和未来发展所进行的积极、认真、深刻的思考。 他们的努力，让中国社会行至低谷之时，中国文化没有随之衰微。 事实表明，在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发展中，对中国社会起到最直接推动作用的还是儒家、道家两家学派，他们试图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找到一条适合国家发展、具有现实意义的治国之道，尽管他们的理论体系、社会影响大不相同，但是两者的相互交流、相互交融、相互交锋，最终推动了中国的进步。 三假设时间是一条线性轴，我们从今天这个端点回溯，不难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个时间段内，还处于童年时期的人类文明，已经完成了思想的第一次重大突破。 古代希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古代以色列等地域，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在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在古印度，有释迦牟尼；在中国，有老子与孔子。 尽管他们处于不同的文明之中，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推动着智慧、思想和哲学精神完成了从低谷到高峰的飞跃，这些智慧、思想和哲学精神一直影响着今天的人类生活。 一百余年前，德国海德堡有一位年轻的医生，他对当时流行的研究方法很不满意。 终于一天，这位医生抛弃了厌倦已久、陈旧刻板的日常工作，由心理学转向哲学，并且扩展到精神病学，从此成为大名鼎鼎的哲学家——他就是雅斯贝尔斯。 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中，雅斯贝尔斯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命题：“轴心时代”。 他将影响了人类文明走向的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定义为“轴心时代”，甚至断言，“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亦即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 值得重视的是，同在此时段，同在此区间，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千山万水，重重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雅斯贝尔斯称这几个古代文明之间的相通为“终极关怀的觉醒”。 这是一件有趣的事。 尽管地域分散、信息隔绝，在四个文明的起源地，人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用理智和道德的方式来面对世界。 理智和道德的心灵需求催生了宗教，从而实现了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最后形成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它们像春笋一样，鲜活，蓬勃，拔节向上，生生不息。 然而，与此同时，那些没有实现突破的古代文明，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虽然规模宏大，但最终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成为文化的化石。 在雅斯贝尔斯提到的古代文明中，有两个中国文化巨人，一个是孔子，一个是老子。 孔子专注文化典籍的整理与传承，老子侧重文化体系的创新和发展。 一部《论语》，字，一部《道德经》，5284字，两部经典，统共字，按今天的报纸排版，不过三个版面容量。 然而，两者所代表的相互交锋又相互融合的价值取向，激荡着中国文化延绵不绝、无限繁茂的多元和多样。 孔子与老子，不仅是春秋时代的春与秋，更是文明形态的生与长、守与藏。 他们的哲学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与春秋末年自由、开放、包容、丰富的思想氛围不可分割，也与他们之间平等包容的切磋、砥砺不可分割。 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孔子之后的孟子、荀子、董仲舒、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继承他的职帜，将儒学思想发扬光大。 老子一生独往独来，在老子之后的韩非子、淮南子进一步阐释了他的思想体系，庄子更是将他的思想推向一个高峰。 老子的无为、不言、不始、不有、不恃、不居，不仅是春秋战国纷乱局面的一种暂时的应对，其对后世更有着无穷的影响。 在这里，大道是精神，也是生活。 孔子、老子相继卒于春秋之末、战国之初。 几乎就在这个时刻，在遥远的恒河岸边，乔达摩·悉达多刚刚涅盘成佛，即将开启佛教的众妙之门；在更加遥远的雅典城邦，苏格拉底将要诞生，即将开启希腊哲学的崭新纪元。 几乎就在这个时刻，承续春秋的战国大幕即将拉开，为求生存，各诸侯国继续变法和改革，吴起、商鞅变革图强，张仪、苏秦纵横捭阖，廉颇、李牧沙场争锋，信陵君、平原君各方斡旋、招贤天下……大秦帝国即将訇然而至，中央集权的统一中国萌芽即将形成。 老子哲学和孔子哲学的一个奇特之处在于，他将哲学问题扩大到人类思考和生存的宏大范畴，甚至由人生扩展为整个宇宙。 他们开创了一种辩证思维方式，一种哲学研究范式，一种身处喧嚣而凝神静听的能力，一种身处繁杂而自在悠远的智慧，这不仅是个人与自我相处的一种能力，更是人类与社会相处的一种能力。 有意思的是，与东方文化秉持的守礼、中庸、拘谨的儒教情怀不同，老子在西方的传播要盛于孔子。 林语堂在《老子的智慧》中写道：“西方读者都认为，孔子属于‘仁’的典型人物，道家圣者——老子则是‘聪慧、渊博、才智’的代表。 ”老子曾云：“上士闻道，勤而行之。 中士闻道，若存若亡。 下士闻道，大笑之。 不笑不足以为道。 ”林语堂在做这句话的注释时写道：“相信大半西方读者第一次研读老子的书时，第一个反应便是大笑吧！我敢这么说，并非对诸位有何不敬之意，因为我本身就是如此。 ”大笑，恰是进入老子哲学迷宫的一把密匙，也是进入中国文化的一条暗道。 就在孔子带领弟子们兀兀穷年，在城邦之间奔走宣告、比武论招之时，老子却茕茕孑立，踽踽独行，以心中的胆气与剑气，打通了江湖武林的所有通关秘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