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州到上海，指挥家梵志登作为纽约爱乐乐团音乐总监的最后一次巡演，让无数中国乐迷期待。此次巡演结束后，他将卸任纽爱音乐总监，出任首尔爱乐乐团音乐总监，并将于2026年担任法国广播爱乐乐团音乐总监，此前他在香港管弦乐团为期12年的任期也刚刚结束。
7月2日，在梵志登执棒纽爱登台捷豹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之前，他和中国媒体如老友一般聊开了。 “上海是一座具有包容度，又有很高城市品格的城市，也是中国成功发展的缩影。这里有热情的乐迷、丰富的美食和风格各异的新老建筑，一切都充满活力，在某种程度上和纽约有点像。”
梵志登以心脏打比方，盛赞上海发展得很好。“心脏有4个心室，第一个是家庭，第二个是经济发展，第三个是体育运动，第四个是文化，4个心室如果运转得好，身体就会很健康。他调侃说，“上海各方面都发展得很好，如果再提高一下足球水平就更好了。”一句话逗笑了在场所有媒体。
作为卸任前最后一次巡演，也作为今年上海夏季音乐节的重磅演出之一，《纽约爱乐与梵志登：重返上海》音乐会的两场演出曲目各不相同，包含马勒、勃拉姆斯、莫扎特、科普兰等作曲家的作品。
“曲目的选择，我们是和上交相互商量决定的，其中既有传统的德奥音乐家的作品，也有美国作曲家的新作，强调多样性和丰富性——对我们来说，多样性始终是很重要的。因为纽爱的特点就是对不同曲风的掌握能力超强，我们每次都想给在一场演出中，给观众呈现丰富的曲目风格。”梵志登说。
梵志登原是一位优秀的小提琴家，是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首席，因为著名指挥大师伯恩斯坦的独到眼光，他走上了职业指挥家的道路，如今已近20年。梵志登首次登上指挥台，已经38岁，面对如今不少名团选择提拔年轻指挥家，他也有自己的看法。“对年轻人的态度当然是要接受他们，但是一些名团邀请非常年轻的指挥家，也蕴藏着一些危机。年轻人需要时间和土壤成长，而不是揠苗助长。我的建议是悠着点，别着急，多花时间沉淀下来学习。”梵志登说，“我到现在每天都还会花大量时间去学习作品，所以年轻人自己千万别着急。”
1997年，梵志登和妻子共同成立了帕帕吉诺基金会，这是一个为自闭症儿童家庭提供支持的基金会。梵志登认为，音乐治疗能够抵达孩童的心理，“对自闭症儿童来说，眼神交流很困难，眼神交流其实就是心灵交流。听觉和视觉则是眼神之外很好的交流方式，帕帕吉诺基金会有45位音乐治疗师，他们会在孩子面前演奏，通过音乐帮助孩子们打开心扉，建立信任。”
梵志登直言，关注自闭症儿童是他每次签下新合约时都要写进合同的项目。无论是在首尔爱乐乐团还是接下来的法国广播爱乐乐团，他们都会给自闭症孩子和父母举办专门的音乐会，“家长在自闭症孩子的成长中是最重要的，他们也需要音乐的帮助。”
今年，梵志登已经开始了与首尔爱乐乐团的合作，“第一个音乐季我们已经合作了一半，还灌了一张长篇。新乐季开票一分钟内，票就卖光了，可见大家对我们是有期待的。”梵志登说，他会以高标准要求对待首尔爱乐，就像对待纽爱一样。
文字丨记者 何晶
图片丨受访者提供
梵志登，达拉斯交响乐团音乐总监，香港管弦乐团音乐总监，也是纽约爱乐乐团即将上任的音乐总监。 6月3日，他将执棒上海交响乐团，为上海观众献演马勒《第九交响曲》，这几天都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紧张排练。 排练间隙，5月31日，上海乐队学院特意把梵志登拉出来开讲，从指挥的角度，为年轻的乐手和学生们指点迷津。 他建议年轻人要有耐心，不要急于求成，10点埋下种子，11点就着急开花。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大家不停追赶职业目标，就像追赶地平线一样，你可能很难追得到，最重要的是你热爱自己的工作，热爱自己所做的一切，这样成功自然会来到你身边。 ”梵志登说。 以下为梵志登自述：我最开始是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当乐队首席，在柏林一场演出中，伯恩斯坦说，接下来由你指挥，我作为乐队首席肯定没办法拒绝他，就这样开始了第一次指挥。 指挥完后，伯恩斯坦说，你指挥真的挺糟糕的，但你应该认真考虑一下开始职业生涯，开始指挥。 然后，我才开始认真考虑这件事情。 我花了六年时间学指挥方面的专业课程，开始在一些小乐团担任指挥工作。 结果，我发现指挥比拉琴更容易让我快乐。 当时我在乐团已经工作18年了，非常自然地要考虑下一步，不再置身于演奏员当中，而是站在他们面前。 有一些年轻音乐家、演奏员希望走上指挥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越来越多女性指挥在诞生。 过去十年在达拉斯交响乐团，我有五名助理，都是女性。 我挑助理并不考察性别，而更关注才华，这五名助理恰巧是最才华洋溢的女性，希望未来能看到越来越多女性从事指挥这个职业。 我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怎么才能成为指挥。 首先，我们先要成为乐团演奏员，在乐团里花几年时间感受一下，成为大家庭的一员究竟是什么感觉。 同时，我们要知道自己在跟谁对话，怎么和其他人交流。 另外，大家一定要尽可能多地在乐团面前指挥，不管这个乐团水平如何。 乐团水平差一点，反而是更好的成长过程，你会学习如何提高他们，如何解决问题。 纽约爱乐这样的乐团，小问题也是有的，但小问题我们解决起来非常迅速。 开始指挥生涯后，大家要尽可能多地投入时间，去学习如何解决一些小问题，这是熟悉曲谱之外要做的工作。 我在指挥台上比在家里待着还开心。 我最大的建议，是不要听从父母或任何人的建议，而是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这样将来回顾一生，你才不会后悔想做什么却没有做。 很多年轻人学习指挥，有一个问题是急于求成，希望很快就得到很多人认可。 我38岁才开始指挥第一场音乐会，现在57岁，19年指挥生涯里，没人认为我能走今天，能成为纽约爱乐的音乐总监，因为我遵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最后还是取得了成功。 很多人急于求成，没有耐心把种子放到土里等它发芽，希望10点埋下去，11点就开花。 我希望大家能明白，所有事情都有一个过程，都需要时间。 梵志登和上交排练“马勒九”还有一点，不要去复制别人，任何复制别人的过程都是死胡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个体。 有指挥系学生说，我在台下准备得很充分，但在乐团前面又觉得控制不住场面。 重要的是，你要让他们（乐手）成为你的乐器，跟他们合作越多，越能知道怎么运用这些乐器。 一开始你站上指挥台，你会更关注自己的指挥怎么样，焦点都在自己身上。 随着经验积累，你要慢慢忘记自己，你的关注点应该是演奏员，你不应该站在离他们很远的地方，而是站在他们面前，仿佛脸贴脸。 我喜欢走到他们面前，就像自己走到乐器当中，大家彼此建立联系，探寻他们为什么在这里呼吸。 所以，尽可能多地站在乐团前面，指挥他们，了解他们，你的自信不重要，应该由你的演奏员给你自信。 还有一点，我们每天都要保持学生的心态，每天都要有学习的态度，比如，我今天对曲谱和演奏员有什么新的理解，如果你觉得什么都会了，这意味着你停止进步了。 我是小提琴出身，对弦乐自然有更深的了解。 指挥弦乐部分时，很多指挥通常会考虑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之间的平衡，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它们作为整体的平衡，不是这16把琴听起来是16把，而是一个整体。 对圆号等其他乐器，我也一直在学习，如何更好地认识地它们，了解它们有什么可能性。 有一次在纽约指挥马勒《第一交响曲》，第一圆号某个位置换气了，我就问他为什么这个地方换气，他说这是我们的传统，二十多年都在这个位置换气。 我说，可以试试下一个音符再换气，这个圆号就这样调整了，调整完以后，效果好多了。 所以这是我的个人习惯，每天都在探索进步的可能性。 指挥一定要对曲谱了然于心，一定要知道音乐背后的内容，知道作曲家创作时的心理状态。 比如，马勒写作《第九交响曲》其实是在与生命告别，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所以曲中有一些细节和情绪上的变化，几个乐章的变化相对来说比较平缓，从一种情绪转换到另一种情绪，仿佛老式电视机换台要扭按钮，一频道到二频道之间有一个过程。 对马勒来说，有时候这种情绪转换又是一个非常花时间的缓慢过程。 所以，指挥要非常清晰地了解细节。 成为指挥后，我对音乐和音乐背后的故事有了更立体的了解。 拉小提琴时，我会更注重技术上的完美，对音乐的理解是平面而非立体的，成为指挥后，我对故事知道得更多了，排练时会预先知道某些乐章应当是悲伤的，而不是具有攻击性等等。 这次来指挥上交演马勒《第九交响曲》，我也讲了背后的故事，因为上交是第一次演“马勒九”，知道音乐背后的故事对演奏员来说更重要。 每准备一部作品，我都会让自己的大脑像肌肉一样需要进行训练。 比如，这两个星期我要指挥一些曲目，其实我已经在准备后面几个星期要演的曲目，包括上海夏季音乐节期间，我要带纽约爱乐来演马勒《第五交响曲》、普罗科菲耶夫《第五交响曲》、贝多芬《第五交响曲》……这些都已经开始准备了。 我是非常自律的一个人，早睡，不喝酒，同时每天保证六个小时的学习时间。 关键在于专注、自律，自律能让人更开心，能给人更多自由。 在生活中，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安于现状，如果你不想年老时后悔，现在想做什么就去做吧。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大家不停追赶职业目标，就像追赶地平线一样，你可能很难追得到，最重要的是你热爱自己的工作，热爱自己所做的一切，这样成功自然会来到你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