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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WJ

樊锦诗女士曾在自传中说：“只要看看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考古报告，就知道宿先生的学问有多大了。”

1951年至1952年，国家修建白沙水库，考古工作者对库区的古代遗址和墓葬进行抢救发掘，宿白先生主持了河南禹县白沙镇北三座宋墓的发掘工作。当时发掘队队长是裴文中先生，参与发掘、记录的还有谢元璐、郑海沅、赵俊峰等先生。

这三座白沙宋墓，是宋代仿木建筑雕砖壁画墓的代表，其墓葬的规模形制、仿木建筑细部仿木以及雕砖壁画的题材和内容都是空前的发现。

而由宿白先生执笔的《白沙宋墓》，则成为了考古学界最经典的考古发掘报告之一。

宿白（1922-2018年），字季庚，辽宁沈阳人，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和考古学教育家

宿白（1922-2018年），字季庚，辽宁沈阳人，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和考古学教育家。宿白先生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48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肄业，同年任职于该所考古学研究室，1983年任北京大学考古系第一任系主任。

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考古学事业，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开创者和大成者，出版了《白沙宋墓》《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等著作，在宗教考古、建筑考古、印刷考古、版本学等各个领域皆有开创或拓展之功。

宿白：《白沙宋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

1951年11月，修筑白沙水库的民工们在颍东墓区北部取土，掘到当时地面下1米左右，发现一砖建墓顶，揭开封顶砖后，发现墓内施满壁画。考古队闻讯赶来，于12月19日开始发掘，至1月11日结束，这就是第一号墓。

报告详细记录了第一号墓的构造、装饰、人骨与随葬品。

其中，墓室前室壁西壁绘有男女对坐像和桌椅等物侧面，作者指出，全墓壁画只有此男女二像砖砌浮出，应为墓主人夫妇之像。注释补充，此壁画应当与东壁合观，为墓主人夫妇开芳宴，并指出此种宴饮备乐的习俗自唐以来，至宋逐渐形成，元时仍存在。

第一号墓前室西壁壁画（原色版，彭华士摄）

第二号墓的发掘工作从12月31日持续至1月17日。墓的构造在多处与第一号墓相似，壁画因渗透泥水和墓内淤土的腐蚀大面积剥落，建筑彩画虽有剥落，但仍可复原。人骨仍是男女各一具，横陈在墓室砖床正中偏北，随葬品有瓷碗、银钗、银耳环、铁钱、铜钱。

第三号墓的发掘工作从1月4日持续至14日。其壁画绘有绿叶粉红牡丹、水禽、柿蒂、纹饰等。发现人骨男女各一具，未发现任何随葬品。

第三号墓南壁上部（原色版，彭华士摄）

三墓的年代、关系和墓主身份

在客观记录墓葬的情况之后，作者对三墓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关于三墓的年代，第一号墓可根据过道东壁下方的纪年题记中“元符二年”和所出地券中“大宋元符二年九月”，确定年代为北宋哲宗元符二年，即公元1099年。

第二号墓由于无纪年题记或纪年器物，年代只能通过与第一号墓比较得出。首先，作者从建筑构造上的令栱和泥道栱入手，通过比较唐、辽中叶、北宋初建筑与辽中叶以降建筑的令栱和泥道栱长度，指出令栱在此时期逐渐延长；

其次，又比较唐至金时期建筑的门簪形状，指出正方形、扁方形与圆形者年代比八角形者早；

接着又从壁画妇女发饰、家具、彩画箍头、壁画牡丹画法和铜钱铁钱数量上比较两墓。根据这七方面的比较，推测第二号墓年代比第一号墓晚。

第二号墓墓室东南壁壁画（原色版，彭华士摄）

由于除人骨外别无他物，第三号墓的年代推测较第二号墓更为困难，报告只能从建筑构造和残存装饰加以比较，推定第三号墓的时代比第一、二号墓晚。作者又结合史料记载的当地社会变动历史，指出当地自宣和六年后应当“极荒凉残破”，白沙地区晚于宣和六年的墓葬，其各方面都与白沙宋墓完全不同，由此，推测第三号墓年代最晚不超过宣和六年。

关于三墓的关系，作者引用《相阴阳宅书》《葬录》《地理新书》等书中的记载，发现此三墓方位与唐宋地理书中所记的茔地布置极为相似，因此认为白沙宋墓为一家墓葬。

报告根据颍东第一五八号墓出土的地券记录，指出墓主赵家为拥有土地的地主。又将墓中壁画结合文献加以推测，与第一、二号墓同时的文献皆记录当时富贾的奢侈生活，其内容与三墓结构和壁画相符， 且当时金银货币的流通也与壁画中金银货币题材相印证，而白沙又恰为手工业、商业发达区，因此推测赵家不仅是地主，而且可能兼营商业。

第一号墓前室西壁壁画中桌、椅下面的金银铤，宿白绘

“地下墓室是地上居室之反映”

书中根据对墓室结构的观察，指出三墓室内构造较当时一般仿木建筑的砖室墓，进一步效仿木建筑中的小木作。北宋时商人阶层中流行使用此种小木作，由此推测北宋小木作的流行与其商业发达有关。

墓内布置也反映出北宋居室陈设的变革：椅、桌、机等室内陈设在北宋中叶后逐渐流行，床上家具移置地上，床外空间不断扩大，新家具逐渐产生。人们从汉唐以来的跪、踞或盘坐于席、床上改变为垂足坐杌、椅，面前设高桌，这是“我国室内布置和人们起居生活之一大跃进”。

北宋末张择端绘《清明上河图》中的各种商店，几乎皆设有桌、椅、杌

《白沙宋墓》：一部宋代社会生活史

《白沙宋墓》的最大特点是，正文与注释并重，在注释中引用大量材料对墓葬细节加以考证。

当然，学界对此的褒扬并非因为其注释体量大，而在于其注释引证都服务于学术目的。《白沙宋墓》对于墓葬的建筑构造、壁画中的服饰、头饰、纹饰等，只要有文献出处的，无不引用文献进行考据。作者在《白沙宋墓》中“开创了一个充分利用文献进行考古研究成功的典范，使中国考古学得到提升”（陆锡兴《从金石学、考古学到古代器物学》）。

例如对第一号墓墓室过道中砖砌过梁的特殊结构的引证：砖与砖之间施用铁片，即引用《酉阳杂俎》《宋史》《通典》、张知甫《可书》《营造法式》、苏轼《志林》、光绪《临洮厅志》共七处有关记载，以梳理此种做法的历史。

再如“妇人启门”一条，引用各地宋墓和佛塔的考古报告，朝鲜藏品图版，河南、北京等地现存建筑上的雕刻，乃至有关“妇人倚门”的宋人词曲，近三千字。“家具从出现到成为居室内的陈设”一条更是长达三千多字。

第一号墓后室北壁妇人启门装饰

报告中的长篇注释都可以看作一篇相关主题的论文。 涉及内容涵盖宋代墓葬、建筑、家具、服饰等；参考范围从正史、地理书籍、考古报告到佛教文献、传世绘画、各地考古遗迹实例，乃至古代话本小说；时间跨度从汉唐至当时最新发表的考古报告。《白沙宋墓》足以成为一部小型宋代社会生活史。

此外，正文中还插入了大量手绘图。如对于东壁女乐头上所戴的莲花冠，绘制唐人《执扇侍女图》中的莲花冠、《簪花仕女图》中的莲花冠、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中侍女塑像的莲花冠进行对比。这些绘图与注释配合，形式上更加多样、直观。

本书的另一特点是严格区分主观和客观内容的界限。 徐苹芳评价此书“以十分明确的编写体例，严格区分报告主体正文和编写者研究的界限”，罗丰认为此书“主观的意见退居次要位置，被有意地隐藏起来，以求达到客观和主观分离的目标”。

徐苹芳认为，“要保证报告总体正文的客观、全面和科学性，不能把带有编者主观倾向的各种考古和文献资料混入报告主体正文，要把原始材料和引用材料加以区别”。书中这种严格区分主客观的意识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将客观内容作为正文部分，即对三墓的分别介绍，而将其个人研究内容放在最后单独介绍；二是正文在进行对墓葬的客观描述时，绝不掺杂个人观点，而将带有主观判断的内容置于注释中。

本书还创造性地使用考古材料与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率先将《地理新书》应用于考古研究上，并提出了许多开创性概念和课题。 书中种种创新性做法和观点，都对后来的研究影响深远。直至今天，学术界讨论的一些议题都是《白沙宋墓》中首次出现的。

地理新书·角姓贯鱼葬图解，宿白绘

白沙墓壁画中的宋代气象

《白沙宋墓》是发掘报告中的经典之作，读完这本书，我们便能对宋代的仿木建筑雕砖壁画墓有大致的了解了。体量庞大的注释部分，更是为我们最大限度地还原出宋人的社会生活面貌。

白沙宋墓第一、二号墓的北壁上，皆有作启门状少女的壁画，作者将其定名为“妇人启门”装饰。 该题材也出现于墓室及与墓性质相似的佛塔、塔幢，最早出现于唐塔，北宋、南宋、金时期流行，南宋后逐渐衰落。并且，这种装饰当时还曾东传朝鲜，成为高丽时代初期（五代北宋）铜镜背面所常见的纹饰。

对于妇人启门的意义，疑其取意于假门之后尚有庭院或房屋、厅堂，表示墓室至此未到尽头之意。在宋代，妇人倚门还是词曲中一种幽美动人的流行题材，这种题材或可远溯至东汉。

第一号墓后室北壁妇人启门装饰

白沙宋墓第一号墓前室壁画中，夫妻二人相对而坐，作者引用宋代罗烨《醉翁谈录》中《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中“常开芳宴表夫妻相爱耳”一句， 首次称此种壁画图式为“开芳宴”， 这也是“开芳宴”这种墓室壁画图式的首次发现。

作者指出，唐以来饮宴多备乐，至宋代成为习俗，元时此风未歇，所以元杂剧中有“筵前无乐，不成欢乐”之类的习见成语。

结合东壁所绘女乐群像，北宋盛行私家蓄养女乐之风，这种现象不仅局限于士大夫家中，而且在豪富之家更甚。《梦溪笔谈》中就记载了一则故事，宋人石曼卿在豪富家中所见群妓多达数十人，“……各执肴果乐器妆服，人品皆艳丽粲然，一妓酌酒以进，酒罢乐作”。

第一号墓前室东壁壁画（原色版，彭华士摄）

“开芳宴”这一定名得到了广泛认同，白沙宋墓之后，这种图式（包括类似图式）的墓室壁画都统称为“开芳宴”（田亦阳《“开芳宴”概念的知识生成》）。

这部考古报告之所以能留下如此深远之影响，一方面是由于白沙宋墓本身具有重要价值——徐苹芳先生指出，其墓葬的规模形制、仿木建筑细部仿木以及雕砖壁画的题材和内容都是空前的发现，在中国历史考古学上占有特殊地位。 另一方面，则是缘于编写者本人对墓葬情况全面、客观、细致的记录，以及富有创见的研究。

宿白先生去白沙发掘宋墓前在许昌专署（1951年12月）

值得注意的是，正文后《从许昌到白沙》一文，记录了宿先生从许昌赶往白沙途中所见的种种古建筑材料，“供给留心河南文物的同志们参考”。不论何时何地都留心关注当地考古工作，足见老一辈考古学家的治学态度，正如宿先生所说：

“大浪淘沙，你不要看现在。一二十年之后，谁能沉得下心，谁才能够做出大的学问。”

参考文献

徐苹芳《重读<白沙宋墓>》，《文物》2002年第8期。

罗丰《考古材料的主观与客观——读<白沙宋墓>》，《读书》2021年第8期。

陆锡兴《从金石学、考古学到古代器物学》，《南方文物》2007年第1期。

田亦阳《“开芳宴”概念的知识生成》，《天津美术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平定县东回村古墓中的彩画》，《文物》195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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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宋墓历史价值

南充地区的考古发掘中，一项重要的发现引起了广泛关注。 在2号墓下方，考古人员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结构与3号墓类似的墓室，这座墓室的完整程度令人惊叹。 3号墓室内部布局严谨，包括墓道、封门墙、墓门和墓室，中央放置着一块精美的长方形棺台石，四周设有排水沟，壁龛上雕刻着精细的人物、神兽和花鸟图案，展现了宋代川北地区的深厚文化底蕴和精湛艺术风格。 唐德兵，这位拥有15年考古经验的专家，亲手发掘的古墓数量众多，但此次3号和5号墓的完整程度却是他职业生涯中的首次。 这两座墓不仅在结构上堪称完整，而且艺术价值极高，它们揭示了宋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文化以及墓葬形式，对于研究那个时代的文化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研究这些珍贵的宋墓，南充市文体局已向市政府提出申请，计划将3号或5号墓室整体搬迁。 整个过程预计耗时4天，需要使用大型机械设备，如铲车、吊车和货车。 为了便于搬迁，还将临时修建一条500米的简易公路，从长坟山小山坡通向山脚。

宋代石室墓地址在哪里？

宋代石室墓位于重庆市合川区瑞山西路33号附近的钓鱼城内。 这是一处具有丰富历史和文化内涵的景点，对于了解宋代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钓鱼城是一座古老的山城，而宋代石室墓则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些石室墓多为同坟同穴异室的长方形单室墓葬，也有相通的双室或多室墓葬。 墓室由条石构筑成仿木结构的形式，内有多种精美雕刻和仿木构件，墓顶有盝顶、藻井顶和穹隆顶三种。 这些雕刻内容丰富多样，包括武士、四神、伎乐、侍仆等，展现了宋代社会的各个方面。 宋代石室墓不仅是艺术珍品，更是历史的见证。 它们反映了宋代社会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文化艺术水平。 通过对这些石室墓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宋代的历史和文化，感受那个时代的氛围和风貌。 此外，宋代石室墓还是一处重要的旅游景点。 游客可以在这里欣赏到精美的石刻艺术，感受古代文化的魅力。 同时，这里也是一处宁静的场所，游客可以在这里静心思考，体验古代人们的智慧和情感。 总之，宋代石室墓是一处具有丰富历史和文化内涵的景点，对于了解宋代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一处值得游客前来探访和体验的旅游胜地。

60年前的考古报告：宿白记录河南古建文物

作者：宿白

宿白先生是著名的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2018年2月1日早晨在北京病逝。 1922年生于辽宁沈阳，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 系中国佛教考古和新中国考古教育的开创者，著有《白沙宋墓》《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等，2016年获得首届中国考古学终身成就奖。

1951年，宿白主持河南禹县白沙镇的3座北宋雕砖壁画墓的发掘，并于1957年出版《白沙宋墓》报告。 《白沙宋墓》将田野考古和文献描述相结合，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宋代社会生活的原貌，为中国历史考古学开创了物质文化研究的典范。 本文是《白沙宋墓》附录的一篇文章。

宿白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夜，我们一行五人由北京出发，乘京汉路火车去河南禹县白沙水库工作。 到许昌下车后改乘汽轮马车西北行经灵井镇、泉店乡抵禹县白沙镇（插图一）。

中州多旧迹，沿途废城、古冢迤逦不绝，殷周陶片、汉画像石、花纹砖、唐宋瓷片更随处可见，可是任务紧急，不容我们多耽搁时间做些勘察工作，所以当时的行程记录不是简单草率，就是没有图片。 最近为了编写白沙宋墓报告整理了一下各种记录，觉得还可以在这份不完全的行程记录中择录出一部分河南比较少的古建筑材料，略为编次，供给留心河南文物的同志们参考。

一、许昌民居、家具杂记

许昌多硬山砖建民居，其砌砖方式与北方不同，大约都在八行到十二行横砖之上，施陡砌丁砖一行，这种砌法可能由于此地黄土性黏，墙心所填塞之黏土，可以增强墙心与砖皮之间的黏着力，所以不必如北方常见的“一横一丁”耗用砖块较多的作法。砖墙间多嵌汉花纹砖：

有的是无次序的杂排在新砖之间，这是单纯地利用旧料；有的是有意利用花砖嵌作装饰，排列有序。 花纹样式甚多，其中也颇有不经见的（插图二）。 山墙多装饰，博缝砖下施拔檐线二层，上层作细齿纹（插图四），其下影作或影塑悬鱼惹草，悬鱼惹草的组织多用忍冬纹。 较大的歇山顶建筑，不着惹草，只用大悬鱼，此大悬鱼多琉璃造，其组织也流行用忍冬（插图三）。

许昌版筑民居檩头都伸出版筑的硬山山墙之外，这样处理檩头，大约由于檩头完全封闭在土墙之内，一遇雨水即易为土中所含酸素所侵蚀，为了防止檩头受蚀，因而使之伸出通风，但年月经久，风雨日晒，此伸出部分虽然未蚀毁，但也逐渐露筋糟损，假如展宽屋顶所铺砌的草或瓦，使各檩头有所掩护，而各檩头的挑出部分也排列取齐，并安装博缝，则这种毁损就可减轻，同时也增加美观，于是原来的“硬山露头造”就变成了悬山造。 悬山屋顶之形成过程，得此许昌版筑民居之例，似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线索。

许昌民居中最值注意的是梁架上应用大叉手。 叉手的结构有二种形式：一种是比较简单的如离车站不远河南大旅社的南房，房面阔三间，当中二架梁栿之上置大叉手—当地叫举手，承托前后金檩和脊檩，前后金檩之下设木楔防其下移（插图五）；一种比较繁杂如西关某饭铺，又在前后金檩下置斜撑（插图六）。 梁架上单单用叉手的作法在殿堂建筑中，唐以后即不复见，而这里的现代民居却还在流行。 研究古建筑不能不注意现代的民间建筑，这倒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例证。

许昌旧式家具，多存宋制，如桌椅用圆足，侧脚和收分俱甚显著（插图七）。 又如巾架上方横撑两端上翘，雕刻兽首（插图八）。 家具的装饰花纹，也和民居山墙相同，流行用忍冬，旧式的桌椅（插图七）、巾架（插图八）如此，新制格子门的腰华板上也如此（插图七）。 忍冬纹是六朝晚期主要的装饰纹样，唐初即逐渐为“初期的枝条卷成”所代替，宋以来似即无闻，而此处竟沿用迄今不歇，并且还发展成各种式样的组合，此种情况正和前面所说的叉手极似，考古不知今，实在是难以想象了。

二、灵井镇的明建群

灵井镇在许昌城西十五公里，镇中间有灵井大庙，为许昌十景之一—“灵泉瑞溢”。 庙位镇街北。 三门内有灵泉，泉上覆以三檐小阁（插图九），檐下列四跴单昂，上檐平身科一朵，中、下檐平身科各二朵，昂的杀颇平。 柱头科昂未加宽与平身科同。 角科的角昂、由昂也未加宽。 上檐作歇山顶。 三檐翘角甚厉。 阁内外柱集中四隅，中容灵泉，泉上自阁顶垂塑一龙，龙首下俯。

三门外隔镇街建观音堂（插图一〇），堂小巧，单檐歇山顶，斗栱、翘檐和灵泉阁同。 堂南壁外面下方置一石雕龙首，龙口吐水，水贮成一池，此水即由灵泉暗引至此者。

泉阁北为水母大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单檐歇山顶，斗栱略同泉阁，中供水母塑像，像前用汉画像石墓门一扇支撑石供桌。

殿北为后殿，近代所建。 其前列碑六：成化十六年重修灵井亭碑记，成化十年重修灵井庙记，万历二十四年重修灵井庙池记，三碑在殿外西侧；嘉靖四十三年重修灵井庙记，万历十九年重修灵井□□门□记，乾隆三十三年重修天师殿井楼善士题名碑，三碑在殿外东侧。

后殿西为西大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硬山造。 按道光《许州志》卷首所附“灵泉瑞溢图”，西大殿之东有墙与后殿、水母大殿隔绝，因知此西大殿原不属灵井大庙，但现已打通。

以上观音堂、灵泉阁、水母大殿和庙西的西大殿，依其建筑形式、斗栱组织，约皆明代所构，清初或略加修整。 古建不多的河南，得此一群明清间物，也颇不易。

三、泉店乡的古迹

泉店乡在灵井镇西北，为许昌、禹县间的大镇，来往车马多小憩于此。 镇内民居墙内多杂有汉花纹砖，砖和在许昌常见者不同，较之为宽大，花纹中部横贯凹下方形纹饰一行或二行（插图一一），这种花纹砖根据以后白沙的发掘，知道是附近汉代小型花纹砖中最早的一种。

出乡南门西行，沿公路多高大古冢，三五成群（插图一二），乡人叫它作皇粮冢。 呼古冢为粮堆、粮冢，我们一向以为应限于我国边疆地区，因为凡此传说皆与历来防御边界民族入侵而发生战争时的粮秣难济有关（如山西北部阳高、云南东北昭通等地老百姓对汉墓群的传说），此在中原也呼粮冢，殊出意外。

四、禹县天宁寺

天宁寺在禹县城西北隅，现为禹县县立中学校址。 寺内原来建筑多已改建，唯正殿除四周后包砌砖墙、新设门窗外尚少变动（插图一三）。 殿单檐歇山顶，平面方形（插图一四），面阔进深各三间。 檐下斗栱都用四铺作单昂，昂面杀出锋，其断面作形。 正面柱头：单昂后尾出蝉肚绰幕，昂上为耍头，其后尾斫作头，紧贴在绰幕之上，再上为四椽栿。 山面、背面柱头：单昂后尾出华栱一跳，昂上耍头后尾仍作耍头，再上为丁栿或乳栿。 补间用圜栌斗，正背面心间各二朵，次间一朵，细部与山面、背面柱头同。 转角在角缝上出角昂、由昂，由昂上置角神，角神倚坐昂上（插图一五、一六），用头颅支撑老角梁，与常见作蹲踞状以头、肩上撑老角梁者不同。 内外柱用石柱，外柱方形，内柱减去前面二柱，断面作八角，柱头置栌斗，口衔四出耍头以承自前来之四椽栿和自后来之乳栿。 梁架颇简单朴素，多利用原来木材之天然弯曲。 四椽栿、乳栿之上又置四椽栿，其上置平梁，平梁上立斗子蜀柱，上承襻间脊槫。 普拍方甚扁，两端出头刻海棠曲线。 阑额略宽，两端出头斫作头样（插图一七）。

按此寺据道光《禹州志》卷十四《寺观志》所载，自明以来即无大兴建：

“天宁万寿寺，州西北隅。 宋崇宁元年创建。 金末毁。 元大德三年重建。 僧正崇威重修。 明洪武十五年赐崇威符验一道。 永乐、洪熙年俱赐敕一道。 ”

揆之内柱布置、斗栱比例和细部以及普拍方、阑额之制，也和元末建筑相类，唯平梁以上只用斗子蜀柱，转角撩檐槫上架斜枋等项，当为后代修葺时所改动。

五、禹县“八角琉璃井”

禹县城内古钧台南街路西有关帝庙，庙南邻为一“佛堂”，内奉一“古塔”，“塔”（？）石制，县人传言此塔底八角，因名“八角琉璃井”。 其状上置宝珠，下设屋檐式之相轮（？）五层，其一已毁，再下为覆钵，钵下为面阔、进深各三间之小殿，殿檐下雕斗栱，转角出四抄偷心，补间分两层，中以柱头枋隔之，枋上为一斗三升，枋下为斗子蜀柱。 小殿下为台基，台基四周绕以城垣，垣每面正中雕城门、双阙、角楼，城门上雕歇山顶重檐城楼和夹屋，城楼下列二门，门顶起过梁，其式杀上二角，门内各雕门二扇，每扇雕门钉六行，行四钉，自上数第三行门钉下的外侧设门环。 双阙上之阙楼和垣隅之角楼亦作重檐顶。 城垣下为仰莲、束腰、覆莲之莲座，仰覆莲上雕璎珞，束腰上雕作嵌镶宝石样。 莲座下为八角座。 再下为方柱，柱每面雕帷帐、璎珞。 再下为土所掩，当即县人所说之八角石柱（插图一八）。

按此“塔”（？）文献无征，上面所云之“佛堂”、“古塔”，系据关帝庙外壁南侧下方所嵌之康熙二年“重修古塔记”、乾隆十九年“重修关帝庙佛堂记”、道光二十三年“重修关帝庙东壁佛堂记”三石碑。 碑文内容多记捐款人姓氏及灵应等事，也无此“塔”（？）的建置年代。

我们依其形制，初步估定此物当为经幢之上部，幢身即为土所掩之八角石柱。 此幢形式略近河北赵县城内北宋景祐五年所立的经幢，但赵县幢全幢各部皆作八角形，此则尚多四角部分，并且此幢上部小殿雕二层补间，城垣正中设二门以及嵌镶宝石样之束腰莲座，都似为更早之制，因此它的年代或较景祐五年为早。

六、白沙关帝庙

关帝庙在白沙镇东，现为白沙中心小学校址。 庙以正殿建筑较古（插图一九）。 平面略近方形（插图二〇）。 面阔、进深各三间。 内外柱布置聚于四隅，因此殿中心较空敞，置关帝像，像已毁。 殿单檐歇山顶，九脊用琉璃砖瓦，正脊之琉璃雕砖和戗脊的琉璃瓦饰，都极精美，而戗脊下端踞坐之武士更为生动（插图二一）。 檐下斗栱都用四跴单昂（插图二二），柱头单昂前后厢栱两侧杀成斜面，十八斗、三才斗皆作尖端向前之五角形，昂面杀出锋，下雕假华头子。 其后尾出翘，蚂蚱头后尾仍雕作蚂蚱头，其上承双步梁（插图二三）。 平身科心间二朵，次间一朵，细部略同柱头，唯用圆坐斗。 梁架结构较繁琐，盖由于牵就所用之木材（插图二四）。 平板枋甚扁，两端刻海棠曲线。 额枋甚厚，断面略近椭圆形，但两端出头处尚沿垂直截去之旧制。

殿外东侧有大明正统八年重创义勇武安王庙记碑记，碑记此庙修建年代：

庙创于元至正九年，再修于洪武丙寅……历年既久，日就摧颓，前后军都督府经历刘文明等相其狭隘不足改为，乃营以歇山转角，如古王者殿廷之制。 于是采巨木于山林，陶砖瓦于窑灶，焦思劳神，至手胼足胝，工善众勤，晨夜展力，肇工于宣德七年，毕工于宣德九载，用楮宝二十五万，庙庭始就。 殿之栋梁修广榱题柱廊弘以大金碧辉煌，丹青炫采，廉隅整饰，翼矫翚飞，伟然为一方雄观。

按此殿斗栱、平板枋、额枋之制，以及平梁上之叉手尚宽厚有力，似皆与碑文所记之年代符合。

（此文刊《文物参考资料》1956 年4 期。 文中所附线图，皆据当时速写簿描绘，并未实测。 ）

原标题：宿白：从许昌到白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