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目标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致 欧洲学者

导读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300多项重要的改革举措,涉及经济、科技创新、国家安全、教育、城乡发展、国际合作等诸多方面。面对当前紧张的全球地缘政治局势,中国主张通过求同存异来促进合作,克服冲突挑战,维护稳定大局。中国深化改革的目标与其提出的全球性倡议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一致的。

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公布了具体改革方案和详细政策,强调了与新时代下中国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相关的新改革方案。

全会公报表明了中国坚决深化现有政策,以经济发展和安全问题为优先的目标,将指导中国未来几年的开放举措。根据《决定》,中国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安全问题是头等大事,此外,全会精神还与中国政府继续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相一致。通过多项标志性合作项目,中国不断求同存异,为解决合作困难、挑战和冲突等日益突显的国际不稳定因素寻找出路。

上月初,习近平主席出席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举办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并发表讲话,呼吁“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本组织要守住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底线”。值得关注的是,针对当前国际局势的风险和挑战,习近平主席于2022年4月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为维护世界和平安宁设想了一条新型安全之路。

鉴于以美国和北约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不断挑起冲突,制造紧张局势,实施单边制裁,加强对话而非对抗对于推进全球安全、确保和平显得至关重要。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提供了一种共同、互联、跨国且多样的总体安全观。

《决定》共提出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将于未来五年内实施,旨在加大创新驱动,应对经济及地缘政治方面的国际风险。全会聚焦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决心加强中国技术创新能力,培育新动能,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技术创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中要求努力参与全球创新网络,希望科技工作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把握大势、抢占先机。最近,他再次强调了科技现代化和科技创新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中国前沿基础研究实现新突破,战略高技术领域迎来新跨越。二十届三中全会还提出了教育体制改革,通过动员全国资源来更好地培养战略人才、吸引海外人才并加强大学与社会需求间的连接,以应对国家和全球挑战。

除了安全、技术创新和教育改革外,《决定》还详细阐述了旨在支持社会福利、改善收入分配的各项改革举措,呼吁“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并“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此外,《决定》还包含了“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的内容。此项改革举措旨在通过逐步允许地方政府征收更多消费税,同时将更多收入由中央转移到地方储备来扩大国内需求,促进地方政府财政。

其他与深化改革相关的政策举措包括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改善年轻人就业状况,以及提升老年人生活水平等。

在全球冲突加剧,小国弱国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背景下,中国深化改革的目标与其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是共同一致的。

除此之外,全会公报重申中国将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以全面创新为动力的高质量经济发展。同时,关键技术、教育、科技发展和人才将成为中国在新时代实现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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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文发表在中国日报国际版,原标题为 "Country committed to deepening reforms in new era"

出品: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

责编:宋平 栾瑞英

编辑:张钊

实习生李舒雨、孙维苹亦有贡献


“回归欧洲”:俄罗斯有几道难过的关

一、普京为俄罗斯定位四年前普京刚刚上任不久,一次在回答记者提问“我们要不要为俄罗斯重新寻找一条 特殊的道路”时,普京坚定地回答说:“什么都不需要寻找,一切都已经找到。 ……俄 罗斯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但我们是西欧文化的一部分。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价值。 无论我们的人在哪里生活,无论是在远东,还是在南方,我们都是欧洲人。 ”普京特别 强调:“我们将积极保持在我们的地理和精神存在的地方,如果有人要把我们从那里排 挤出来,我们将寻找盟友来强化自己。 否则怎么办?这是必需的。 ”(注: )后来普京又多次明确表示,俄罗斯“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我们始终是欧洲人” ,“我们的理念是欧洲的”,“从地理、文化和经济统一的观点来说,俄罗斯与以往一 样是欧洲的一员。 ”尤其是在2002年1月出访之前,普京在接受波兰记者采访时又一次 明确表示,就地理角度而言,俄罗斯是个欧亚国家,“但从文明角度而言,俄罗斯是一 个拥有欧洲文明的国家”。 他就此认为,界定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的属性, 文明是首要因素。 “尽管俄罗斯东西部之间物质生活水平不尽相同,但俄罗斯人民是同 一文化下的人民。 从这种意义上讲,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因为它具有欧洲特征,这 是毫无疑问的。 ”(注:夏亮:“普京和西方说理”,载《环球时报》2002年1月21日。 )2002年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再次强调:“我们的重点绝对是欧洲。 ”年底的一次民意调 查结果显示,有52%的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最终应该加入欧盟。 俄罗斯这种加速“回归 欧洲”,形成统一“大欧洲”的愿望在“9·11”之后,随着2003年4月波兰、匈牙利、 捷克等10个中东欧国家签约,并于2004年5月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国后而日趋强烈。 二、伊拉克战争为俄罗斯提供机遇“9·11”事件发生后,俄罗斯与欧洲的合作也加快了步伐,伊拉克战争的爆发更加推 动了这一进程。 这一进程显示了以下几个特点:1.合作领域不断扩大俄罗斯在与美国密切合作的同时,把扩大发展与欧洲的关系作为主要战略目标,与德 、法、英之间的关系迅速升温,与意大利的关系进一步加强,尤其是与法国的关系有了 明显改善。 面对北约和欧盟的快速东扩,俄罗斯一反激烈对抗的态度,采取了积极合作 的姿态,从而在许多场合占据了主动。 在俄罗斯的积极倡导下,2003年5月底,欧盟和俄罗斯首脑在圣彼得堡首次聚会,讨论 了建立欧洲共同经济区和创建所谓“无裂痕”的大欧洲问题。 在这次会上,双方还签署 了一个《联合声明》,提出为了提高双边合作的有效性,决定将现有的双边“合作委员 会”改建为俄欧“常设伙伴关系委员会”。 另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在2003年11月份普京在意大利罗马会晤了欧盟现任轮值主席 国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双方领导人签署了一个《联合声明 》和关于在科技领域如何促进欧洲刑警组织与俄罗斯警方合作的重要协议,决定致力于 实现在经济、安全和文化等领域内的“全球战略”。 普京在会晤后表示,欧盟与俄罗斯 将加强“战略性伙伴关系”,以实现欧洲大陆的稳定、安全和繁荣。 普京特别强调,欧 盟与俄罗斯必须在各个层次上进行“实质性的、灵活性的、有效的对话”,以解决一些 妨碍双边合作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继续加强合作。 (注:《解放 日报》2003年11月8日。 )显而易见,俄罗斯对目前回归欧洲的速度和现状是不满意的。 但这并没有妨碍俄欧之 间进一步加强发展经济往来,扩大合作领域。 近年来双边的贸易额逐步扩大,欧盟对俄 的投资不断增加,俄对欧的能源出口也日愈增多。 除此以外,俄罗斯与欧洲合作还表现 在军事层面:高层互访频繁,联合军事演习大幅度增加,军事技术合作加强。 (注:200 2年9月25日,俄与北约军队在莫斯科以东的一个军事基地举行了为期3天的联合军事演 习,俄、北约及欧洲—大西洋伙伴关系委员会的30多个国家的1200多名军人和观察员参 加了演习;2003年6月,俄罗斯首次派军舰参加了北约代号为“波罗的海行动——2003 ”的海军联合演习;7月,俄还第一次派兵参加了北约在乌克兰境内举行的“和平盾牌 —2003”多国军事演习;8月,俄在远东地区和太平洋海域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 据 报道,2004年,俄罗斯和北约军队还将举行21次战术联合演习,其中在俄罗斯境内8次 ,在北约国家境内13次。 如此频繁的军事演习,自苏联解体以来还是第一次。 )2.“20国机制”逐步完善“20国机制”的建立标志着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002年5月的罗 马峰会取代了1997年成立的俄罗斯—北约常设联合理事会,该机制的建立使俄罗斯和北 约在打击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军备控制、处理地区危机、海上救护以及参加国际维 和行动等9个领域均可以平等的身份进行合作。 伊拉克战争刚刚开打不久,普京就任命 了经验丰富、威望较高的大将衔高层专家康·托茨基为常驻北约代表,足见俄罗斯对加 强与北约关系的重视程度。 俄罗斯的目的是,通过改善与北约的关系,提升自己在国际 舞台,尤其是在欧洲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 力图首先通过靠近北约来达到吸引欧洲国家 对俄的经济援助,早日实现回归欧洲的梦想。 3.欧盟态度积极、主动普罗迪在与普京会晤时明确表示,欧盟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其他国家加强合作愈 显重要。 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正在逐步对整个欧洲的政治和经济产生影响。 因此普罗迪在 解释欧盟2002年底提交的题为《塑造一个新欧洲》的工作报告时表示:“一体化是新领 域,是司法和内政、共同物价和安全政策、防务合作和基本政治价值等关键问题。 这些 问题涉及国家主权的核心,需要比80年代、90年代更高的政治协调。 ”(注:参阅邵进 :“从中东看欧盟东扩的前途”,载《世界形势研究》2003年10月15日。 )欧盟要与美国竞争和抗衡,强化司法、安全等领域,没有俄罗斯的支持与合作终究是 难圆的梦。 无论是从地缘、政治、经济还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不仅中东欧国家,而且 西欧国家也都同俄罗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欧盟要顺利实现东扩,绕不开俄罗斯的利 益。 因此只有在同俄进行战略合作,双方都做出一定让步的情况下,才能达到双赢的目 的。 欧洲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稳定的俄罗斯。 4.法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得到改善法国与俄罗斯在车臣问题上一直龃龉不断。 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里,很长时间没能理 顺同希拉克的关系,因车臣问题两国争吵得相当激烈。 直到后来普京在日本与希拉克会 见过后,两国关系才有所改善。 但在2002年初普京和希拉克又发生了一场面对面的“论 战”,使两国关系罩上了一层阴影。 美国执意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为两国改善关系提供了 机遇,战争初期,法、德、俄三国并没有联合意向,直到法国威胁要使用否决权。 先是 三国外长发表了联合声明,然后三国元首又聚会彼得堡,进一步协调了立场。 虽然三国 投了对美国的赞成票,但发出的信号才是更加重要的,即今后在其他重大国际问题上, 法国、德国和俄罗斯仍将共同磋商,协调立场。 从此,法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有了一个巨大的进展,有学者乐观地把它概括为“巴黎—柏林—莫斯科轴心”,法国将起核心作 用。 (注:参阅郭京花:“独立务实的法国外交”,载《世界形势研究》2003年7月9日 。 )三、俄罗斯回归欧洲的几道难关欧盟和俄罗斯的积极合作绝不表明俄罗斯已经得到欧洲的认同,而是恰恰相反,有几 道难关:1.难关之一:难以屈人之下首先,“回归欧洲”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除了涵盖西方化的内容外,还包括在国际 行为以及一系列全球和地区重大问题上以西方集团的利益为重点,与欧洲国家保持统一 ,至少是没有原则性的分歧。 如果在这一意义上用“回归欧洲”的概念来衡量,俄罗斯 不仅现在没有回归欧洲或者西方,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不可能做到“回归”。 俄罗斯所追求的“回归”,主要是指地缘政治以及文明、文化的欧洲定位。 自从出现 国家的那一天起,俄罗斯大致经过了基辅罗斯、鞑靼人统治下的罗斯、莫斯科公国、沙 皇俄国、苏维埃俄国和当代俄罗斯六个历史阶段。 其间,俄罗斯经历了五次主要的社会 文化转型:接受拜占庭文化、鞑靼文化的锲入、彼得大帝向西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传 入以及当代俄罗斯对社会文化取向的再定位。 可以说“西化”一直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 一条主线,“俄罗斯一直在追求与西欧的融合。 ”(注:冯玉军:“西方威吓排斥俄罗 斯”,载《环球时报》2002年8月29日。 )从俄罗斯独立后十几年来所经历的变化看,俄罗斯政府在政治和经济制度转轨的基本 取向上是一直以西化为目标的,但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特别是作为这种关系标志的俄 美关系却一直处于动荡状态,甚至在科索沃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处于僵化的状态。 因 此,决定俄罗斯是否能够成为西方的一员,关键因素并不在于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 态是否西方化,也不是东正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差异。 最主要的问题是,俄罗斯根本 就不愿意放弃在国际政治权力体系中大国的自我定位,不愿意屈人之下。 其次要解决的是俄罗斯自古以来长期形成的安全观。 俄罗斯民族国家在长期对外交往 的历史中,形成了一个较为独特的安全概念,即本国的国家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 周边地区是否存在着安全缓冲地带或对该国友好的国家群。 美国一位历史学家在谈到这 一思想的来源时曾经认为:“既然莫斯科国没有防御的天然疆界使它能够得到合理的安 全,既然莫斯科国同它的邻国有不能和解的紧张状态,那么,它在为政治生存而斗争的 少数选择中,就选定了在它和它的敌人之间保持尽量大的距离。 ”为了寻求安全,“莫 斯科国向南扩张,伸张到捷斯纳河和上顿涅茨新月形一带,结果在伊凡三世统治结束时 ,莫斯科国的版图伸展到具有战略意义的草原,使它比较容易地防御来自克里米亚的攻 击。 ”(注:[美]亨利·赫坦巴哈等:《俄罗斯帝国主义》,三联书店,1978年8月,第 232页。 )从那时起,寻找天然疆界以抵御外部进袭的安全理念,就成为历代沙皇疯狂对 外领土扩张的重要动机之一。 这种安全理念在近现代民族国家基本形成,国家疆界基本 固定的条件下,进一步衍化为在邻国扶植对本国友好的政府和建立安全带的思想。 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认为苏俄政权面临的安全形势“最主要特征是 孤立无援”,指望唤起和推动世界革命以确保本国安全。 斯大林执政时,苏德签订互不 侵犯条约,苏联趁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之机,迅速出兵波兰,然后又相继出兵罗 马尼亚、波罗的海三国和芬兰,建立了围绕整个西部边界的安全带。 根据这一安全理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先后在东欧建立了共产党情报局和华沙条约组织以对抗 西方。 俄罗斯反对北约东扩的核心思想,就是在欧安组织的框架下,由俄罗斯和北约共同维 护中东欧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使该地区成为屏障和缓冲带。 因而,在2002年5月14日建 立俄罗斯—北约“20国机制”的会议上,俄外长仍然表示反对北约东扩。 俄罗斯仍将北 约视为潜在的安全威胁,也是这种思想的反映。 此外,在对等裁军和核安全观念上,俄 罗斯与欧洲国家的差别也很大。 2.难关之二:欧洲不认同俄罗斯俄罗斯人始终难以理解的是,自从戈尔巴乔夫主动拉开“铁幕”以来,至今已经过去 十几个年头,为什么欧洲的大门不但没有朝乌拉尔的方向打开,反而偏向了安卡拉。 对于普京总统提出的俄罗斯加入欧盟的问题,欧委会主席普罗迪的回答常常是含含糊 糊的,要么说“对于我们来说你们太庞大了”,或者是直接了当地加以拒绝。 在一次记 者招待会上他毫不客气地说:“认为自己是欧洲人的人很多,如亚美尼亚或者新西兰, 但这不是要把所有的人都吸收进欧盟的理由。 ”(注:,俄罗斯《新时代》杂 志2002年12月29日,第16页。 )由此可见,俄罗斯国家的大小并非是被排斥在欧盟之外 的正当理由。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欧洲人不但根本就没有把俄罗斯划入西方文明之列(尽管俄罗斯主动结束了冷战并不断 加快西化的速度),而且还认为俄罗斯的所谓回归根本是不可能的。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 夫人在不久前刚刚出版的新作《国家战略:应对变化中的世界》中就彻底否定了这种可 能。 她认为:“尽管许多年后俄可能最终成为一个稳定、繁荣、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但 它由地理、种族、文化、宗教等因素所决定的,既属欧洲又属亚洲、既属东方也属西方 的特性决不会改变,俄罗斯决不可能完全成为西方国家。 ”(注:转引自冯玉军:《西 方为何排斥俄罗斯》,载《环球时报》2002年8月29日。 )这位铁娘子的话反映了欧洲人 的心理。 俄罗斯不为西方所认同的主要原因应该从历史和文化的根源上寻找,主要有三个因素 :第一,欧洲自古以来就有排斥俄罗斯的情结。 对不同文明的认同与否首先取决于对不 同文明的界定。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虽然同意“俄罗斯人是欧洲的一个民族” 的说法,然而他对俄罗斯文化的欧洲定位却持反对意见。 他认为:“俄国位于欧洲的边 缘,由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一大块缓冲地带构成。 由于这一位置的缘故,俄罗斯人的历史 经历完全不同于其它欧洲人,他们所发展起来的文化也相应地不同。 ”(注:[美]斯塔 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1999年版,第374页。 )塞缪尔·亨廷顿则是毫不客气地把俄罗斯排斥在西方文 明的门槛之外。 他认为,俄罗斯没有或很少经历过那些界定西方文明的历史现象,“西 方文明八个特征之中的七个——宗教、语言、政教分离、法治、社会多元化、代议制机 构、个人主义——几乎完全与俄罗斯的经历无缘”,他据此断定:“俄罗斯文明是基辅 罗斯和莫斯科公国本土的根,加上拜占庭的强大影响及蒙古长期统治的产物。 ”(注:[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 年3月,第184页。 )这些影响造成一种社会和文化,它们与西欧社会和文化几乎没有共 同之处。 (注:[美]亨利·赫坦巴哈等:《俄罗斯帝国主义》,三联书店,1978年8月, 第4页。 )可见,西方人不仅仅对俄罗斯文化持否定态度,从未把俄罗斯视为自己的同宗兄弟, 而且从古至今在骨子里对俄罗斯抱有一种深深的歧视。 显然,地理因素和文化、历史发 展的不同是西方排斥俄罗斯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欧洲在文化上有超过俄罗斯的优越感。 在18世纪以前,欧洲无论是在经济上还 是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比俄罗斯先进得多,欧洲对俄罗斯的影响也远比俄罗斯对欧洲的 影响大得多。 因而欧洲人在俄罗斯人面前一直有着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俄罗斯的所谓“ 西化”也被欧洲人视为是一个“怪胎”。 在西方人看来,彼得一世的改革一方面在俄国 开创了现代化和西方化,但是另一方面又巩固了专制体制、强化了俄罗斯的“亚洲特性 ”。 不仅如此,西方人还认为,无论是叶卡捷琳娜二世还是亚历山大二世,乃至苏联的 历代领导人遵循的都是彼得一世的模式:在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使俄国西方化和现代化的 同时,也在加强自己的独裁权力。 《欧洲的没落》一书的作者霍洛伯恩·哈杰甚至认为 “西方与俄国的文化差异并没有因‘俄国的西化’而消除。 ”(注:参阅冯玉军:“西 方为何排斥俄罗斯”,载《环球时报》2002年8月29日。 )这种差异随着俄罗斯向西方的不断靠近能否最终消除,现在还是未知数。 从苏联解体 十几年以来俄罗斯发展的情况来看,也许根本就不可能消除。 第三,欧洲人对俄罗斯在心理上存有恐惧感。 对俄罗斯崛起的担心与恐惧首先表现于 对俄罗斯扩张野心的夸大,似乎俄罗斯不折不扣地就是欧洲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 这种心理偏向源于西方人对俄罗斯历史的恐惧。 的确,且不谈沙皇俄国侵略扩张的历 史老账,仅仅翻开20世纪的世界史,俄罗斯几乎与周边所有的近邻都打过仗,尽管有几 次是被动的。 从俄罗斯的邻国由西向东算起:俄罗斯与芬兰发生过2次战争;1940年苏联红军占领了 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托维亚;和波兰的第一次冲突发生在1920年,但那时苏联红军并 没有占领波兰。 20年过后,苏联和第三帝国一起瓜分了它的领土;后来德国重复了1914 年的历史,成为苏联的近邻,然后又转变成敌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罗斯和当时 的奥匈帝国以及土耳其都打过仗;和捷克之间虽然没有发生过战争,但在1968年苏联却 派兵占领了这个国家,并更换了它的党政领导人;1941年斯洛伐克加入了纳粹联盟并向 苏联宣战;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和匈牙利、罗马尼亚以及保加利亚都打过仗,尽管 苏联和保加利亚对阵时没有放过一枪。 再往东看,苏联和伊朗之间并没有开过战,但是与英国一起曾经在1914年占领过它; 与下一个邻国阿富汗似乎并未打过仗,但在1979年到1988年期间苏联在其领土上采取过 不少军事行动;中国在1901年“义和团”短暂的起义期间曾与沙皇俄国打过仗;1929年 苏联和中国在远东铁路问题上又发生冲突。 40年之后的1969年在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再 次大动干戈;苏联和朝鲜之间倒是从未有过龃龉,仅仅是在1950—1953年间在它的领土 上与美国人打过一仗;和日本之间则是冲突不断;1904—1905年的俄日战争,1938年在 哈桑湖上再次交手,1939年在哈拉哈河开仗;1945年在满洲里又一次打仗;……。 总之 ,俄罗斯与邻国几乎都是不打不成交。 在20世纪的对外战争中俄苏共损失了950多万人 。 (注:资料来源:[俄]《事实与论据报》2002年6月,第26期。 )由于这些历史原因,一些西方人毫不掩饰地说:“我们只能把俄国人的过去看作是一 条色彩深重、血污斑斑、乱七八糟的挂毯,在它的图案中,成功与失败、胜利与惨败、 占领者的胜利与流血割地的痛楚,错杂地交织在一起……这些事实使俄国人不会相信世 界的政治秩序在本质上是大慈大悲的,而是认为冲突是家常便饭,秩序是不稳定的。 ” (注:转引自冯玉军:“西方为何排斥俄罗斯”,载《环球时报》2002年8月29日。 )西方对俄罗斯的恐惧在二战后达到顶点,乔治·凯南强调“不能靠零零星星的举措而 只能靠睿智的长期政策对苏联予以有效反击。 ”(注:转引自冯玉军:“西方为何排斥 俄罗斯”,载《环球时报》2002年8月29日。 )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所谓“杜鲁门 主义”,乃至冷战的爆发,可以说,都是惧怕俄罗斯的产物。 由此西方得出的结论是: 对俄罗斯必须采取遏制的政策。 西方对斯拉夫文明的歧视和对俄罗斯崛起的恐惧感,决定了他们必然要采取遏制政策 来对待俄罗斯。 基辛格丝毫没有掩饰这种情感:“俄罗斯是一支庞大可怕的力量——神 圣而深具侵略野心,令人生畏,必须以合作或对抗来加以遏制。 ”即使是在冷战结束, 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这种担忧也没有消失。 基辛格甚至建议美国要警惕 俄罗斯这一“式微中的帝国企图在周边国家邻国重振权势雄风”的野心。 布热津斯基则 大肆宣扬应当促进一个“民族和民主的俄罗斯”的出现,以消除对西方的“威胁”。 而 其必要和公开的条件是:第一,俄罗斯要“明确、公开地抛弃俄帝国的过去,也就是接 受在前苏联范围内已形成气候的地缘政治多元性”;第二,俄要“对扩大的欧洲与美国 政治和安全关系不表示异议”,无权把“想加入跨大西洋共同体的欧洲民主国家排除在 外。 ”(注:转引自冯玉军:“西方为何排斥俄罗斯”,载《环球时报》2002年8月29日 。 )既使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对俄罗斯的这种担心仍然难以消除。 不久前丹麦一位研究 俄罗斯问题的学者坦陈说:“冷战时我们非常担心苏联人,因为他们有华约,丹麦与苏 联只有一海之隔。 冷战结束了,我们还是担心俄罗斯,因为俄罗斯的军力全球第二。 今 后俄罗斯走向何方,我们心中没底。 ”一位前东欧国家的外交官说得更加直截了当:“ 让我们完全相信俄罗斯人恐怕还需要时间。 ”(注:南北:“欧俄互相不满意”,载《 环球时报》2004年2月27日。 )3.难关之三:俄罗斯文化自身的矛盾性俄罗斯社会发展的这种矛盾性早在彼得大帝时代就明显地表露出来。 彼得一世的改革 既是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分化最严重的时期。 开头只是表现为宗教信仰上的分歧,后来逐步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其它领域并成为俄罗斯 社会发展的鲜明特点。 俄国作家弗罗洛夫斯基曾经这样描述道:“打从一个金属的骑士 催马冲向涅瓦河边的芬兰花岗石上那个不寻常的时刻起,俄罗斯就分化成两半了,国家 的命运也分化成两半。 俄罗斯一直充满了痛苦和悲伤。 俄罗斯就像这匹烈马,在黑暗中 空提起两只前腿,两只后蹄却紧紧地抓住了花岗石的地基。 ”(注:)有一位学 者把这种欲行又止的俄罗斯解读为矛盾的两难抉择。 因为它既想学习西方,同时更想征 服西方,超越西方。 这种矛盾性通过它的双头鹰国徽也可以表现出来——顾左右不知所以。 如果说,俄罗 斯的双头鹰国徽表示的是俄罗斯雄居欧亚大陆的地理特征,或者是表示俄罗斯同时兼顾 东方和西方的全方位外交战略的话,那么,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把双头鹰解读为左顾右 盼不知所以似乎也是恰如其分的。 因为“在俄罗斯的历史过程中有十分明显的区别于西 欧各国历史过程并使人想起伟大的东方专制制度的特点”,(注:[俄]德拉奇:“俄国 的文化学理论”,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12期。 )所以,俄罗斯几 百年来一直“仿佛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摇摆”不定,同时兼容了国家制度和无政府主义— —专制政治和自由性、残忍和善良、寻神和咄咄逼人的无神论这一“高度两极化的民族 ”(注:[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8月,第198页。 )特点, 使世界历史的两大主流——东方和西方在俄国发生冲撞和互动,由此派生出来的俄罗斯 文化产生出巨大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从而具有了既不是纯欧洲的,但也不是亚洲的,而 是结合了两个世界的俄罗斯文化,是“巨大的东方—西方”。 (注:[俄]德拉奇:“俄 国的文化学理论”,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12期。 )十年前俄罗斯 发生文明和文化的失落,除了国家解体等其他原因以外,俄罗斯文化的这种矛盾性也是 其中的原因之一。 欧亚主义其实也是俄罗斯文化矛盾性的一种反映。 综上所述,尽管回归西方是俄罗斯主观上强烈向往的夙愿,但俄罗斯文明的特质和西 方文化对俄罗斯文明的歧视只能使俄罗斯处于一种“东西两难”的境地,东方和西方这 两种因素在俄罗斯的精神中还将长久相互角力。 因此,回归欧洲对于俄罗斯而言,将是 一条十分漫长的道路,也许永远只是一个梦。

“十三五”规划发展新理念论文范文

“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十三五”发展新理念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十三五”发展新理念论文篇1:《“十三五”发展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评析》

【摘要】我们在“十三五”时期要坚持“五大发展”新理念,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坚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战略,万众一心、努力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一定能为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打下坚实基础,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我们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十八届五中全会 发展理念 新常态 “四个全面”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建议》),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行动纲领。 认真研读可以看出,《建议》突出的特点和亮点就是通篇体现了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五大发展”是我国发展的新理念

《建议》指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解除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五大发展”新理念的提出,体现了我们党对发展的新认识、新飞跃,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党对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认识的深化。 “五大发展”理念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路线图,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对于解除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一是坚持创新发展,也就是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二是坚持协调发展,也就是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 增强发展协调性,必须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

三是坚持绿色发展,也就是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

四是坚持开放发展,也就是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必须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

五是坚持共享发展,也就是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上述“五大发展”新理念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坚持“五大发展”新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 我们要充分认识这场变革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在实践中要贯彻总书记讲的“以发展理念转变引领发展方式转变,以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好道、领好航”。

新常态是我国发展的新思想

《建议》深入分析了“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基本特征,认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 我们要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 总书记明确指出:“‘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最主要的就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建议》在指导思想中提出要“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进一步明确了应对我国发展环境、条件、任务和要求等新变化的新常态的思想。

新常态首先是经济范畴。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概括起来就是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 这些特点是我国当前和今后很长时间里经济发展的趋势。

新常态同时也是经济社会范畴。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发展状况会直接影响社会并最终决定其它领域的状况。 因而还要从经济社会范畴上来理解新常态。 说到底,新常态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的阶段性特征形象而准确的表达,这些阶段性特征就是《建议》所指出的当前我国发展“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只能先承认它,才能有效地应对它。 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每个阶段呈现出来的新特点。 ”因此,新常态是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进事业的客观基点。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常态是关于我国发展的新思想。 我们要努力做到《建议》指出的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虽然现在还不能说我们已经完全解决了当前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但是应该看到在新常态下,我国发展正朝着更加重视质量、效益、创新,更加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更加重视民生改善和社会公平的方向转变。 正如总书记在关于《建议》的说明中所指出的:“‘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既要看速度,也要看增量,更要看质量,要着力实现有质量、有效益、没水分、可持续的增长,着力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中实现经济增长。 ”

“四个全面”是我国发展的新战略

党的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这是协调推进我国全方位发展的新战略。 这个新战略,既有战略目标,又有战略举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四个全面”不是简单并列关系,而是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发展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根本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法治支撑,全面从严治党是根本保证。 由此可见,这个新战略是目标与举措的辩证统一,全局与重点的有机结合,“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盖彰,缺一不可。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战略,是实现“十三五”规划的总抓手。 《建议》在分析“十二五”期间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论述“十三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和深入贯彻落实“十三五”规划时,都指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我国发展新战略这个重要思想。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个新战略,其实质和关键在于“全面”。 经济管理学的“木桶理论”告诉我们:一只木桶盛水的多少,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高的那块木板,而恰恰取决于桶壁上最短的那块。 再过5年我们就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因此必须在补齐短板上下功夫。 联系实际可以看到:首先,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就是一个突出短板。 我们不可能一边宣布实现了全面小康的目标,另一边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扶贫标准线以下。 其次,在社会事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民生保障方面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短板。 再次,我国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对我国经济体量已居世界第二位的状况而言,又是一个突出短板。 因此,推动“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全力做好补齐短板这篇大文章,着力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

总之,我们在“十三五”时期要坚持“五大发展”新理念,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坚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战略,万众一心、努力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一定能为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打下坚实基础,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我们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

“十三五”发展新理念论文篇2:《浅谈珠江水运“十三五”发展规划》

摘 要:本文首先对珠江水运“十二五”发展现状进行总结,而后分析讨论珠江水运“十三五”的发展目标以及规划结论。

关键词:珠江水运 “十三五规划” 多式联运

1.珠江水运现状

“十二五”期,珠江水运紧紧围绕“通上游、畅中游、优下游、连支流、集海运”的战略目标,通过实施西江航运干线扩能工程以及右江、北盘江―红水河、柳江―黔江航道升级工程,对珠江三角洲高等级航道网实施加密、延伸和提高,同时加强主要干支流航道建设,基本建成珠江水系“一横一网三线”高等级航道网。 港口发展明显提速,建设了一批专业化、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大型综合性港区。 随着国家生产力布局的调整,东部资源加工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加速转移,珠江联通东西部,水路运输的优势使其成为珠江三角洲产业向云、贵、桂地区转移的重要通道。

2.珠江水运“十三五”规划基础

根据交通运输部加快“十三五”发展规划编制有关工作部署和要求,交通运输部珠江航务管理局(以下简称“珠航局”)为更客观、实事求是地评估“十二五”珠江水运发展规划实施情况,科学、合理推进“十三五”珠江水运发展,指导“十三五”期珠江水运建设,组织了珠江水运“十三五”发展规划研究。

3.珠江水运“十三五”规划结论

3. 1需求预测

加大珠江口门枢纽港口内河集疏运能力后,预计珠江水运在“十三五”末期,客货运量将有较大的增长,预测2020年珠江水系货运量为10.6亿吨,货物周转量2241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为3780万人,旅客周转量为11.2亿人公里,港口吞吐量为万吨,外贸吞吐量为9985万吨,集装箱吞吐量为1800万TEU。

3.2总体目标

“十三五”期将加快推进珠江水运转型发展、安全发展、高效发展、绿色发展。 以航道、过闸设施建设为重点,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珠江下游通向云南、贵州的三个通道建设,全面完成珠三角高等级航道网扩能升级工程,进一步扩大高等级航道网涵盖范围。 主要港口和部分地区性重要港口的能力、装卸效率大幅提高,港口集疏运系统进一步完善,港口的物流功能和临港开发功能进一步拓展;运输船舶进一步向标准化、大型化、专业化发展,适应和充分利用航道、船闸等通航设施的能力明显提高,运输船舶经济性、技术先进性和节能环保指标得到明显改善;支持保障系统进一步完善,珠江航运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基本建成和运行并开展二期建设,航运服务能力有较大的提高;航运发展基本适应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3.3主要任务

“十三五”期继续推进西江航道扩能建设,打通北盘江-红水河及左江、右江连接西江的两大通道,增加高等级航道里程,加快干支流建设,珠江口出海口门航道通过能力进一步提高;全面推进珠三角航道网的高等级建设,推动客运旅游休闲航道发展,提升港口功能及集疏运系统。 “十三五”期规划建设高等级航道整治1980公里(含“十二五”续建项目),高等级航道规划达标率达90%以上;新增港口码头泊位150个,新增港口吞吐能力1.15亿吨。

3.4建设重点

3.4.1基础设施建设

航道工程建设:包括①完成高等级航道的扩能升级;②加快珠江水系主要干流及支流航道建设;③进一步提高珠江出海口门枢纽港的集疏运能力和出海航道通过能力;④全面推进珠三角航道网的高等级建设;⑤推进客运旅游休闲航道建设。

枢纽及过闸设施建设:包括①重点推进珠江上游关键性枢纽过船设施建设,力争实现珠江水运“通上游”,目标,推动建设红水河龙滩和右江百色枢纽过船设施,力争基本建成;②推进中游水利水电枢纽过船设施扩能建设,继续落实“畅中游”目标。 ③加强干支流航电枢纽建设,逐步实现“连支流”目标。

港口和集疏运建设:发展①港口建设方面。 广东加快主要港口和部分地区重要港口专业化、规模化、现代化港区建设;广西以港口码头建设带动临港产业发展;贵州、云南方口发展重点为临港产业带动港口发展。 ②推动珠江水系江海联运和集装箱多式联运发展。 研究制定促进多式联运发展的政策措施,重点推进集装箱铁水、公铁联运发展,提升港口辐射范围和有效带动空间。

3.4.2信息化建设

“十三五”珠江水系将加快信息化建设,将信息化覆盖整个珠江水系,实现管理、服务信息化。 一是进一步拓展网络和平台覆盖。 建成珠江水系国家高等级航道电子图网络。 二是建设和完善珠江航运经济监测系统。 三是拓展跨区域跨部门业务协同的应用系统。 四是加强管理人员信息化操作技能,培养科技信息化人才。

3.4.3港口功能拓展

加快推动港口物流业发展,增强港口在现代化物流中的枢纽作用,加大对重要港区疏港铁路的投入和疏港公路补助力度。

3.4.4运输提质增效

加强港口设施、运输船舶、管理政策等协调配套,在增加运输总量的同时大力拓展集装箱、散装水泥、商品汽车等高附加值产品运输领域。 推动客运向旅游化、舒适化方向发展,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3.4.5船舶标准化工程

加快完成老旧船舶和落后船舶的拆解改造进程,不断研究和推广应用优质船型,重点开展推动LNG动力等新兴船型建造投入使用。

3.4.6支持保障系统工程等建设内容

进一步完善航道养护管理体制机制,加强航道养护,确保西江干线航道的畅通和相关船闸安全运行管理监测维护工作。

3.5实施保障措施

(1)建立珠江水运发展高层协调机制。 借鉴长江水运发展的成功经验,依托泛珠合作平台建立高层协调机制,突破跨部门、跨省区、跨行业协调的某些难题,以实现珠江水运快速健康发展。

(2)建立统一的珠江干线航道管理体制。 根据管理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原则,构建统一高效、权责一致、建管养相协调的西江干线航道管理体制。

(3)加快推进珠江水系船型标准化。 积极推广应用节能环保、经济高效船舶,加快淘汰低效率高污染老旧船型;坚持安全第一,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使用专业化船舶运输危险品。

(4)建立统一的西江船闸联合调度系统。 为保证航运畅通,以西江多梯级、多线船闸联合调度为切入点,全面提高对船舶、船闸、航道等管理水平与综合服务能力。

(5)支持西江港口联盟健康发展。 当前西江港口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应继续分层次推进水系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与沿海港口的对接,发挥区位优势,提升港口服务功能;重点发展多式联运,培养辐射内河航运能力,形成现代物流通道。

(6)促进港航企业转型升级。 鼓励各省(区)研究出台财政、税收、金融等扶持政策,着力培养内河港口、航运龙头企业,鼓励企业兼并重组,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网络化经营。

(7)优化港口资源配置。 对于主要港口后方土地的开发,可研究探索由港口、国土、规划等部门共同管理的具体措施和协调机制。 同时加强岸线资源的保护和使用管理,杜绝未批先建等违规现象。

(8)加强支持保障和应急能力建设。 加强顶层设计,全面推进珠江航运综合信息服务系统工程建设,加快智能物流网络发展。 大力推进珠江航运应急救助指挥系统建设。

参考文献:

[1]珠江内河水运―珠航局召开2009年半年工作会议.

[2]珠江水运主通道规划与建设.

[3]珠江三角洲航运规划及实施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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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所受的挫折,欧洲国家如何克服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怎样走出困境,避免历史上法德民族仇恨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许多欧洲政治和社会精英认为,不能再走战前那种民族复仇主义的老路。 法国也有这样的政治家。 1948~1949年间,“争取欧洲合众国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法国社会党政治家安德烈·菲利普提出共同开发鲁尔、洛林和萨尔地区,实现欧洲经济的联合,建立一个欧洲生产组织机构。 鲁尔地区的煤钢联营的国际组织章程及其模式,可以延伸到欧洲所有的煤钢工业以及一切有利于生产的其他领域。 一位英国人休·克拉斯也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建议成立一个西欧煤钢生产的权威性控制机构,在西德政局明了后,应允许它在平等基础上加入这个机构。 [1]189-190法国的欧洲主义者让·莫内认为欧洲必须走一体化之路,才能解决法德之争。 但是,如果还是以战胜国高人一等的态度来对待德国,就不可能解决问题。 法国必须放弃第一次大战后那种作法,要把法德放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限制主权,把法德之争引上欧洲一体化的轨道,从而使法德战争成为不可能,并为欧洲联邦奠定最初的基础。 基于这种思路,莫内及其助手起草了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建议,以“舒曼计划”的形式提出。 它要求把法、德等国的煤钢工业同时纳入一个超国家的高级权力机构管理,这个高级机构的成员们不接受各成员国政府的指令,不对各成员国政府负责,而是独立自主地活动。 。 《罗马条约》规定,经过一定的过渡阶段后,部长理事会决策程序要过渡到由多数决定,以体现超国家一体化的精神。 但是由于戴高乐坚持“祖国的欧洲”,对此进行抵制,1966年的“卢森堡妥协”维持了在涉及到重大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协商一致的原则,阻止了向多数决定过渡,继续保持了部长理事会决策的“政府间合作”性质,从而也使欧洲共同体继续在“政府间合作”基础上运行。 早在1961年法国提出欧洲政治联合的时候,就曾主张这个联合体可由一个由各国政府首脑组成的理事会来领导,随之提出的“富歇计划”。 这一计划遭到反对而未果。 至70年代,面对新形势和共同体既有的决策的低效率和缺乏行动能力,人们强烈要求改变这种状况。 思路种种。 让·莫内以“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的名义,指出“有必要把对事务的决定权上升到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一级,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权作出最后决断”。 经过法国的倡议,1974年在巴黎举行的欧共体政府首脑会议决定:政府首脑(及各国外交部长)们将在“共同体理事会和政治合作的范围内”,每年举行三次会议,还可以在任何必要的时候举行会议;首脑会议的制度化和定期举行,不影响共同体条约所规定的规则和程序,也不影响关于欧洲政治合作的有关文件的规定。 [9]319从此,政府首脑会议进入到制度化、定期化、经常化,称之为“欧洲理事会”。 “欧洲理事会”成立后,成为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政治决策者和最高决策者,涉及到欧洲一体化和共同体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的讨论和决定,都是在欧洲理事会中首先进行的。 它的建议、结论、指示、决定等通过共同体决策机构———部长理事会,而转化为具有法律地位和效力的共同体决定、政策或规定等。 到“马约”签订,欧洲理事会明确地成为欧洲联盟的最高决策者,是高居于共同体等三大支柱之上的真正的“超级决策者”。 它不仅把欧洲共同体委员会、部长理事会下降到从属地位,实际上接管了部长理事会的最高决策者的地位,它也不受共同体议会的约束。 条约规定“欧洲理事会将为联盟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推动并规定总的指导方针”。 在经济与货币政策方面,应由部长理事会提出有关政策的基本方针草案,提交欧洲理事会,欧洲理事会“在部长理事会报告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并就成员国和共同体经济政策的指导方针作出结论”,部长理事会则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在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部长理事会应“在欧洲理事会的总指导方针的基础上”,决定一项事务属于共同行动的范围。 欧洲理事会还时而参与具体问题的讨论和决定,“处理共同体权限内的一些事务”。 有的学者称欧洲理事会为“共同体的把门人”。 欧洲理事会作出了决定,共同体才能就某一领域的一体化采取政策、立法或行动。 欧洲理事会的设立确实加强了共同体的决策能力和行动能力,推动了一体化的前进。 但是欧洲理事会的设立,却是“政府间原则”的加强。 欧洲理事会与部长理事会都是由成员国政府的代表组成,但部长理事会在一些情况下实行多数或特定多数表决,是政府间主义与超国家主义相结合的。 而欧洲理事会则是协商一致才能作出决定,是一种“传统的政府间主义的安排”。 欧洲理事会成为最高决策者,就使成员国能对一体化进程的具体领域中实行“超国家”性质的一体化,从更高层次上实行宏观的控制,保证了一些领域的主权或职能的转移不至成为一种简单的“移交”,而是成为一种“共享”,或“共同行使”。 所以学者们指出:“对欧洲理事会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一体化是以政府间主义原则来进行的。 ”“在一体化过程中有很强的国家控制因素,它允许在某些领域共享主权,但是保证权力不会发生从民族国家向共同体的零和式转移……优先考虑的是尽可能保持政府间的方法,到处都尽可能让各国政府充当国内政治体系与共同体之间的把门人……所以欧洲共同体的决策体系取决于成员国达成协议”。 这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真实写照。 其实,以前就有过这种情况。 1985年一部分共同体国家(法、德、荷、比、卢)签订的《申根协定》,决定逐步取消它们之间共同边界的管制,并于1995年正式实施。 《申根协定》起源于共同体条约规定的范围之外,但逐步纳入了条约的范围。 《阿姆斯特丹条约》在共同对外与安全政策方面引入的“建设性弃权”(constructive abstention),也是一种灵活性。 它使得成员国如果对某项建议的确难以接受时,除否决之外还可有另一种选择,即在表决时弃权,这种“建设性弃权”不阻止部长理事会通过一项决议,但弃权的国家可以不参加该项决议的执行。 不过在特定多数表决的情况下,建设性弃权票超过1/3时,将使决定不能通过。 [14]85欧洲一体化历史上曾经有过缺乏灵活性的例子。 1950年法国提出“舒曼计划”后,英国认为“舒曼计划”未经事先磋商,就要求接受其“超国家原则”的问题。 莫内明确表示,在这个问题上法国是坚定不移的。 后来,他又针对舒曼谋求达成妥协性安排的倾向,重申如果接受英国以某种特殊的身份参加,那就会以不伦不类的畸形机构来取代法国的建议,就休想再有共同的原则和高级机构的独立性质了。 法国的动机是不希望削弱舒曼计划的超国家性质———它认为唯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制约德国,从而防止战争重起的可能。 但英国政府指出:“如果法国政府坚持把各国合并资源,并建立一个拥有某些主权权力的高级机构,作为会谈的先决条件,那么陛下政府将不能接受这种条件。 ”6月3日,法、德、意、荷、比、卢六国在巴黎发表公报,表示接受法国的条件,英国没有在上面签字。 [8]121-122法国坚持原则不可更改,出发点不错,但缺乏灵活性,却是不利于达成协议的。 “灵活性”有有利于一体化的一面,也有可能产生不利的后果。 例如,如果总是某些国家不参加某些方面的一体化,就可能真的导致“双速欧洲”,这是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对一些“灵活性”的措施是严格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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