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长沙召开
8月18日上午，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长沙开幕。
红网时刻新闻8月18日讯（记者 廖洁 王嫣 袁思蕾 任晔 摄影 李长宏）8月18日上午，以“马王堆汉墓文物、汉代文化与当代中国”为主题的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长沙开幕，300余名国内外专家学者齐聚一堂。
本次会议旨在充分展示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保护与研究利用取得的丰硕成果，提升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
开幕式上，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向湖南博物院捐赠了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现场学术版高清视频素材，珍贵的电影胶片见证了半个世纪前马王堆惊世发掘的重大历史时刻；纪录片《马王堆·岁月不朽》首次向公众揭开神秘的面纱，以文物为介质，串联马王堆汉墓发掘、保护、研究、展陈背后的故事。
马王堆汉墓研究最新成果出版发布。
会议现场，《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修订本7大册）、《长沙马王堆汉墓文库》（首批4卷）、《中国丝绸大系·湖南博物院卷（战国至汉代）》等马王堆汉墓研究最新成果公开亮相。
其中，《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是目前马王堆简帛文献最全面、最准确的整理文本。此次修订工作，重写了若干篇目；公布了最新整理发现的230余片帛书、帛画残片；对全书图版进行调整和调色、并对书中文字进行了620多处修订，修订后的版本有助于完善马王堆汉墓简帛的资料，增强简帛学的国际影响力。
《长沙马王堆汉墓文库》（首批4卷）内容涵盖马王堆汉墓纺织品全部资料和黄老帛书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国丝绸大系·湖南博物院卷（战国至汉代）》则精选了长沙战国墓、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精美丝织物，内容涵盖文物说明、文物精美图片以及最新文物研究成果等，为进一步研究战国、西汉时期的纺织技术以及当时的服饰制度提供了参考资料。
会上还宣布马王堆研究院正式成立，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担任名誉院长；湖南博物院与香港科技大学、敦煌博物院等6家机构签署协议，联合开展跨学科、跨机构协同合作；发布马王堆“文化+科技”项目阶段性成果，集中展示近年来湖南博物院强化科技赋能、助力文化传承取得的成效。
马王堆“文化+科技”项目阶段性成果发布。
在为期2天的学术研讨会中，将以“马王堆汉墓文物、汉代文化与当代中国”为主题，分设汉代考古及中外文化交流研究、汉代艺术与思想史研究、汉代简帛研究、汉代医学研究四个学术分会，与会专家学者共同分享和探讨文物保护传承新思路、新观点、新成果。
研讨会期间，“文物传播利用创新论坛”“国际博物馆馆长对话青年”专题活动等同步开展，探究文物创新利用的有效模式，共话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未来。（廖洁 王嫣 袁思蕾 任晔 李长宏）
(红网)
王巍：新中国70年考古学回顾与思考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的伟大祖国由弱变强，各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考古学也不例外。 作为一个诞生不到100年的年轻学科，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是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的70年，也是人才辈出、硕果累累的70年。 70年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学科建设经验，为建立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也对增强文化自信和中华文化凝聚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新中国成立后，因战争而被迫中断多年的中国考古学开始复苏。
在机构设置上，1950年8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考古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 由郑振铎兼任所长，梁思永和夏鼐任副所长。 这一阶段，很多省区建立了文物工作队，负责本省区的考古工作。
在人才培养方面，1952年至1954年，为应对当时全国基本建设逐步展开、考古队伍人才匮乏的局面，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文物局）、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4期考古工作人员培训班，来自全国各地的341位学员参加了培训。 这些学员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各地考古工作的骨干。
在高校考古专业的设置上，为了培养经过系统训练的年轻考古人才，保证考古事业后继有人，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下，创立了国内第一个考古学专业，招收考古学专业本科生。 此后，四川大学和西北大学等高校也相继成立考古专业，招收本科生。 这些学生毕业后补充到了各地各级文物考古机构。
在学术期刊方面，1936年创刊的《田野考古报告》于1953年更名为《考古学报》；1950年创刊的《文物参考资料》于1959年更名为《文物》；1955年创刊的《考古通讯》于1959年更名为《考古》。 在中国考古学界享有盛誉的“三大杂志”对促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考古发掘方面，1949年，首先恢复了对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发掘。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前后，实施了新中国第一批考古发掘项目——对河南安阳殷墟西北冈武官村大墓和河南辉县战国墓葬的发掘。 同年，裴文中率队对吉林西团山墓地进行了发掘，曾昭燏对南唐二陵进行了发掘。 这些发掘标志着新中国的考古学开始迈出前进步伐。 这个时期获得了很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如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山西丁村人和广东马坝人化石。 新石器时代的重要发现有陕西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华县元君庙和泉护村遗址，以及河南陕县庙底沟、洛阳王湾等一批仰韶文化聚落遗址，不仅初步建立了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序列，而且开始通过聚落内建筑遗址和墓地内墓葬布局探讨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 在中原地区之外，也发掘了很多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的遗址，如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下游地区的青莲岗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黄河上游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等，这些发现使我们对各个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序列有了大体轮廓。 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发现主要有夏商时期的都城发掘，如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遗址，陕西长安西周都城丰镐遗址，山西侯马晋国遗址。 墓葬有山东益都苏埠屯商代大墓、河南陕县三门峡虢国墓地和洛阳中州路东周墓葬、湖南长沙楚墓等。 秦汉以后都城遗址发掘的主要成果有：汉长安城和汉魏洛阳城、陕西西安唐长安城、北京元大都等。 墓葬的发掘有洛阳烧沟汉墓、云南晋宁石寨山滇墓、南朝帝陵、白沙水库宋代墓葬、明十三陵中定陵等。 手工业遗址有河南巩县铁生沟和荥阳古荥镇汉代冶铁遗址以及各地唐宋时代的瓷窑遗址。
考古研究方面也涌现了大量成果。 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等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框架基本建立起来，对我国各个历史时期都城的内涵和布局也有了不同程度的了解。 《西安半坡》《庙底沟与三里桥》《郑州二里冈》《辉县发掘报告》《洛阳烧沟汉墓》《白沙宋墓》等一批考古发掘报告问世，为相关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比较系统的资料，也树立了考古发掘后及时编写发掘报告的榜样。 这些发掘报告至今仍是中国考古学的经典之作。 这一阶段，学者们围绕“仰韶文化的社会是母系社会还是父系社会”“仰韶文化是本土起源还是从西方传入”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针对当时学术界存在的对考古学文化的不同理解和命名的不同做法，夏鼐发表了《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对考古学文化做了精确的定义，认为考古学文化是指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范围内反复出现的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迹、遗物的总和。 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应以最早发现的遗址的小地名予以命名。 这统一了大家的认识，为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基础。 苏秉琦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对仰韶文化的分区、分期、类型、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以及社会发展阶段进行了全面探讨和深入分析。 上述两篇文章是这一阶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论文。
科技考古方面，这一阶段的“科技考古”主要是对考古发掘中出土人骨性别、年龄的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际同行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明了碳14测年技术后，196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仇士华和蔡莲珍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碳14实验室，结束了我国考古学界无法对出土遗存进行科学测年的历史。
在对外交流上，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界主要是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同行交流往来。 1964年，中国和朝鲜学者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大连岗上、楼上、双驼子等青铜时代遗址和黑龙江宁安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开展了合作发掘。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与外国学术界联合在中国进行的合作发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国考古学的发展一度陷入停滞，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考古活动逐渐恢复。 1972年，停刊多年的《考古》《考古学报》和《文物》率先复刊。 1975年，苏秉琦提出，要把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作为我国今后考古工作一个重要课题，并首次提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中国考古学”的任务。 此时期，随基建的开展仍有一些考古发掘，其中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河北保定满城汉墓、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最为令人瞩目。 各王朝都城考古工作逐步恢复的同时还新发掘了一些各时期重要遗址，旧石器时代有山西阳高许家窑人化石和沁水下川遗址、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湖北郧县人化石；新石器时代有河北磁山遗址、陕西临潼姜寨、青海乐都柳湾、浙江余姚河姆渡、广西桂林甑皮岩等遗址；青铜时代有北京房山琉璃河、河北定州北庄子和平山中山王墓、内蒙古赤峰夏家店、陕西周原西周宫殿和宝鸡渔国墓地、湖北黄陂盘龙城和江陵楚都纪南城等遗址；秦汉时期及以后发现有陕西咸阳秦都、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汉长安城未央宫、杨家湾汉墓、汉宣帝杜陵、乾县唐章怀太子墓、江苏徐州汉代楚王墓、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北京大葆台汉墓、山西大同北魏方山永固陵和琅琊康王司马金龙墓、黑龙江绥滨中兴金代贵族墓等遗址。 这些考古发现取得了一些弥足珍贵的成果。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考古学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地方机构相继更名，队伍规模逐渐扩大。 20世纪80年代前半段，各省市自治区的文物工作队纷纷更名为考古研究所，人数由原来的一二十人增加到数十人乃至近百人。 这些省级考古研究机构主要承担各省市自治区范围内基本建设考古工作，还有一部分工作是围绕学术课题开展主动发掘，有很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如浙江良渚遗址、陕西石峁遗址、安徽凌家滩遗址、辽宁牛河梁遗址、四川三星堆遗址、江西海昏侯遗址等）是由这些地方的研究机构承担的。 除此之外，十几个省会城市和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非省会地级城市也相继建立了考古研究所或研究院。 目前，全国从事考古钻探、发掘和文物保护的从业人员已达数万人之多。
考古工作遍地开花，调查发掘数量激增。 随着各地经济发展特别是城市建设，全国实施的考古调查与发掘项目数量呈井喷式增长。 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每年百项左右，发展到近年的每年1000项左右。 40多年来，考古发掘的总面积是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发掘面积总数的百倍以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展的配合三峡工程的大规模考古发掘。 该发掘动员了各省市自治区和地市级考古机构以及部分大学和博物馆的专业人员，约百支考古队共同展开了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本建设考古，获得了极为丰富的成果。 之后开展的配合南水北调工程的考古工作规模也相当惊人。 这一时期，我国还分别于1982年和2005年实施了全国文物普查和目前还在进行的可移动文物普查，对于了解我国遗址分布情况、摸清各单位保存的出土文物数量具有重要意义。
考古发现层出不穷，重要成果改写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重要的考古发现不胜枚举，很多发现改写了我们对中华历史文化的传统认识。
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十分丰富。 在山西和安徽等地，都发现了200万年前的古猿人生活过的遗址，把人类出现在东亚大陆的年代提早到距今200万年前。 湖南道县玉蟾岩、广西桂林大岩等遗址，都出土了距今一万五六千年至一万二千年的陶器，证明中国的华南地区和北方地区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陶器的地区之一。 在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出土了世界上最早、距今一万年前的栽培稻，表明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水稻的起源地。 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出土的距今接近一万年的栽培粟和黍，证明这两种旱地农作物起源于中国北方地区。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距今8000多年、用鹤类翅骨做的七孔古笛，可以吹奏出音准很准的曲调，反映了中国古代先民的艺术水准。 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的距今6000年前的墓葬中，尸体的东西两侧分别用贝壳堆塑出龙和虎的图形，与战国到汉代流行的“东青龙、西白虎”如出一辙。 在辽宁西部牛河梁遗址群发现距今5500年、面积达上万平方米的巨型石砌平台，附近发现内有大大小小女神像和动物塑像的神庙，很多山头上有用石块堆砌的三重圆形祭坛，以及出土精美玉龙、玉人等的大型方形积石墓，据此推测应当存在一个影响遍及辽西和内蒙古赤峰地区的神权古国。 在与牛河梁遗址大体同时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中，也发现大型祭祀场所，附近的墓地中有的随葬品达数百件，反映出距今5500~5300年前后，各地区都相继迎来文明曙光，且不同区域的社会上层之间，存在着远距离的信息交流，形成了一个最早的中华文化圈。 位于杭州余杭、修建于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古城，内城和外城的面积分别达300万和630万平方米，并在古城以北靠近丘陵的地带修建了长五公里、由多条水坝构成的巨型防洪堤坝，古城内几处祭坛上发现了象征墓主人掌控祭祀权力的玉琮、玉璧和掌握军事权力的玉石钺。 该文化分布遍及长江下游地区，反映了当时在长三角地区已经出现了以良渚古城为都城、苏南浙北和上海各地有区域性中心的早期国家，进入古国文明的社会。 在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发现建造于距今5000年前的谭家岭城址和距今4600年前、面积在120万平方米左右的石家河城址，说明这里可能是当时长江中游地区的一个政治和文化中心，可能是历史文献中记载的三苗集团。 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距今4300~4000年、面积接近300万平方米的巨型古城，发现屋顶用瓦、室内墙壁施彩绘装饰的宫殿基址和规模巨大、随葬数以百计高等级随葬品的大型墓葬和大量墓圹狭小且没有任何随葬品的小型墓葬。 这表明当时黄河中游地区的阶级分化已经相当严重。 在陶寺遗址还发现了观测天象、决定农时节气的观象台，是世界上能够确认的年代最早的观象台。 陶寺遗址的位置、年代、文化面貌和观测天象的设施，都与文献记载中尧的都城——平阳十分吻合。 近年来，在陕西北部神木石峁城址发现了面积达400万平方米的大型山城，中心部位的皇城台周围有高大的围墙环绕，台上有宫殿基址和广场，并有石雕的神像。 这是一个不见于文献记载的强大文明古国。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夏商时期古蜀国的祭祀仪式使用真人大小铜人像和比真人大数倍的巨型铜制人头像以及铜神树等，推测其应是古蜀国的都城。 夏代后期都城——二里头遗址发现宫城和具有中轴线理念的宫殿建筑，附近有制作青铜器和绿松石制品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和祭祀区。 郑州商城发现规模巨大的外城，殷墟则发现纵横交错的路网、大型的手工业作坊和新发现的甲骨坑。 除此之外，新发现了商代早期的都城——河南偃师商城和盘庚迁殷之前、先代商王所建的都城——洹北商城以及位于郑州商城附近、可能与都城有密切关系的郑州小双桥遗址。 这一阶段发现多处商代高等级墓葬，主要有江西新干大墓、陕西李家崖鬼方墓葬、山东前掌大史氏贵族墓地、河南鹿邑长子口贵族墓，这些墓葬的随葬品中既有商王朝风格的青铜器，又有具备浓郁自身特点的青铜器，反映了各地区存在着与商王朝关系密切、同时又保留一定独立性的方国。 西周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有宗庙遗迹和手工业作坊、路网和水系以及一批西周铜器窖藏，还发现极有可能是周公封邑的遗址。 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列国都城开展较大规模考古工作的有：山东临淄齐故城和曲阜鲁故国、河北易县燕下都和邯郸赵国、湖北江陵楚国等。 周代诸侯国墓葬在各地屡有发现，主要有山西天马曲村晋国墓地、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湖北随州曾国墓地、山西晋国赵卿墓、苏州真山东周墓地、无锡鸿山越墓、浙江印山越王陵，等等。
秦汉及以后时期都城的重要发掘有：秦都咸阳和栎阳城，汉长安城桂宫和长乐宫，汉魏洛阳城宫城太极殿，曹魏和北齐都城邺城，隋唐长安城大明宫和太液池，隋唐洛阳城的宫城、明堂及部分里坊，渤海上京龙泉府，开封汴梁城，南宋临安城，辽上京，金上京和金中都，元上都，元中都。 秦汉及以后的重要墓葬发掘或调查的有：秦始皇陵园的整体勘探和包括铜车马、铜水禽等为数众多的陪葬坑，广州汉南越王墓，河南永城西汉梁王墓地，徐州北洞山和狮子山汉楚王墓，以及近年发掘的江西南昌海昏侯墓、河南安阳曹操墓、扬州隋炀帝墓等。 古代寺院的发掘有汉魏洛阳永宁寺、唐长安城西明寺，石窟寺有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 这一阶段各地发掘了许多窑址，包括定窑、磁州窑、龙泉窑、长沙窑、景德镇窑以及很多地方窑址，同时发掘了多处冶铜和冶铁作坊遗址，对当时的手工业发展状况有了较为详尽的了解。
水下考古发展。 我国水下考古是改革开放后开展的新的工作领域。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开始训练水下考古专业人员。 经过30年的发展，目前已经成立的国家级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拥有上百位具有水下考古资质的专业人员。 南海一号、南澳一号、致远舰、经远舰等一批水下考古项目取得了重要成果，中国正在成为国际水下考古大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考古学界课题意识日益增强，相关研究不断深化。 国家社科基金等课题促进了考古学研究的开展。 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人地关系、古代城市、古代手工业技术与组织、古代宗教信仰、人群迁徙、中外文化交流等领域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其中，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三大考古学课题尤为令人瞩目。
在人类起源课题上，从中国各地发现的距今十万到两万年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所反映出的文化面貌来看，在石器制作技术等方面一脉相承，看不到原有传统的断裂。 特别是针对所谓“中国缺乏距今十万到三四万年期间遗址发现，所以不能否认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于东非”等观点，近十年来，我国考古学者在华北、华南等地发掘多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其中除新疆或山西水洞沟等少数遗址外，华南和华北地区的石器保持了中国本土沿袭上百万年的传统，这表明中华大地的远古先民始终以本土为主，自成体系。
在农业起源课题上，距今一万年的水稻和粟黍分别被发现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华北地区，考古发现和包括测年和遗传基因在内的多种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证明了这几种农作物确实原产于中国。 这是中华先民对人类文明作出的卓越贡献。
在文明起源课题上，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和“古国、方国、帝国”理论，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 苏秉琦等学者对作为考古学基本方法论的考古地层学与考古类型学进行了提炼和阐述，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在促进全国考古学文化研究、建立和完善考古学文化谱系方面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组织了中国文明起源课题研究。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乃至世界上参加学科和人员最多的人文科研项目。 共有近20个学科的400多位知名学者参加工程，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地开展了中华文明形成过程、背景、原因、机制的研究。 工程最重要的成果是，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论证了距今五千年前后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和辽河流域形成了早期文明社会的观点。 2019年7月，“探源工程”重点遗址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对外交流与日俱增，中外合作硕果累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考古学界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经历了以“请进来”为主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请进来”和“走出去”并行的21世纪前十年，以及以“走出去”为突出特点的近十年。 70年来，我国与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在我国开展了近百项合作调查与发掘，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同时，我国学者也参与到国外考古研究中。 如我国著名考古学家王仲殊先生历时30年，对东亚地区古代文化交流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很多不同于日本学界传统观点的新认识。 近十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考古队走出国门，到俄罗斯、蒙古、乌兹别克斯坦、伊朗、沙特阿拉伯、印度、巴基斯坦、柬埔寨等国进行合作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 一些考古学家还把开展合作发掘的区域扩展到其他古代文明重要发祥地，如埃及、肯尼亚、洪都拉斯等，积极参与世界范围内人类文明的研究。 这些境外的合作发掘和文化遗产保护，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声誉。
研究手段日益多样，获得信息爆发增长。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的应用取得了十分显著的进步。 考古测年，物质结构与化学成分分析，古人类和古代动、植物的DNA分析，金属、玉石、陶瓷的原料产地和制作工艺技术研究，遥感和各类物理探测技术，古环境、古人类的体质和饮食结构，古代天文、古代环境与人们生活的关系等各种应用自然科学技术与方法被日益广泛地应用于中国考古学研究之中，从古代遗存中获取的信息量以及由此获得的对过去人们生活状况的了解与40年前相比呈爆炸式增长。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断代工程”中利用了加速器质谱仪进行精确测年，可称得上是测年技术的革命。 文明探源工程以考古学为基础，有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农学、医学、动物学、植物学、遗传学、环境科学、遥感和空间技术、计算机科学、冶金学、文物保护技术以及文献历史学等近20个学科参加，提出了相关学科的技术规范，极大地拓展了自然科学在考古学中应用的深度与广度。
文保技术长足进步，珍贵遗产得到有效保护。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深入，我国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的保护技术取得长足进步。 出土漆木器、纺织品、竹简、壁画等大量易损文物被成功提取和有效保护，有不少技术属于国际首创，水平居于世界前列，为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作出了贡献。
大批遗址得到保护，传承文明贡献巨大。 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一大批各个时期十分重要的遗址被发掘，这些遗址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被揭示，其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也被社会认识。 很多古遗址和古墓葬被评为国家级或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使这些遗址得以依法受到保护，有的遗址还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进入21世纪，国家先后遴选了150个大遗址，率先进行保护。 同时启动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计划，先后三批36个经系统考古发掘和研究、文化内涵被比较清楚地展现出来的重要遗址（如北京周口店、浙江良渚、郑州商城、汉唐长安城和洛阳城等）被批准挂牌接待游客，还有一些遗址陆续获准立项。
考古人才培养蓬勃发展，考古队伍后继有人。 40年来，国家十分重视考古和文博人才的培养。 改革开放之初，全国只有约十所大学在历史系下设置考古专业招收本科生。 随着中国考古和文物保护以及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一批又一批高等院校加入到培养考古与文博人才的队伍之中。 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高校设立考古、文博、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相关专业的已近百个。 40年来，我国培养了成千上万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成为中国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生力军。 同时，国家文物局还根据事业发展的需要，组织开展了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博物馆馆长培训班、考古领队提高班等不同层次的培训班，对于提高我国考古和文物保护人才的专业水平，促进我国考古和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中国考古学会为中心，各相关专业委员会各显神通。 1979年，我国唯一的全国性考古学团体——中国考古学会成立。 40年来，中国考古学会作为全国考古学界的中心，通过举办学术年会、专题研讨会、区域考古工作会议等多种形式，带领全国考古工作者团结一心，砥砺前行。
考古论著大量出版，考古成果加快普及。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文物局设立专项经费资助考古发掘报告的出版，国家社科基金也设立重大课题基金，重点支持考古发掘报告的整理和出版。 40年来，出版的考古发掘报告达数百种之多，学术专著数量更多。 与此同时，《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大辞海·考古学卷》《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相继问世，满足了学术界和社会的需要。 目前，我国考古学界已有十几种核心期刊，还有数十种非核心期刊或非正式出版学术刊物。 考古工作者社会责任感不断增强，纷纷致力于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的普及。 中国考古学会和《中国文物报》共同举办的“年度十大考古发现评选”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论坛评选的“年度六大考古发现”等活动，使社会公众得以了解最新的考古成果。 与此同时，各种社会媒体逐渐加大对考古成果的宣传，《探索发现》《国家宝藏》《考古进行时》等纷纷亮相。 一些研究机构也主动进行考古成果的普及，中国考古学会成立了公共考古指导委员会，统筹指导全国的公共考古活动。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几代中国考古学者薪火相传，继往开来，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鞠躬尽瘁，砥砺前行。 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夏鼐、苏秉琦，以及王仲殊、安志敏、宿白、邹衡、俞伟超、徐苹芳、张忠培等一批老一辈学者为中国的考古事业作出卓越贡献，严文明、仇士华、张长寿、杨泓、徐光冀、殷玮璋、李伯谦、郭大顺、刘庆柱等一批权威专家仍活跃在中国考古学的舞台，与此同时，更多的青年学者和学术精英正在成长，昭示着中国考古学更加辉煌的明天。
（作者：王巍，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河南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我国有史以来全部重大的考古发现有哪些？
中国4大考古发现：北京原人、殷墟甲骨、汉晋简牍、和敦煌藏经洞莫属。 北京人1918年瑞典人安特生首先发现（周口店）龙骨山出产动物骨骼化石。 1927年步达生将周口店发现的三枚人的牙齿正式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这一年是周口店遗址正式发掘的开始。 1929年裴文中发现了“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 随后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在其率领下，发现大批石制品和人类用火痕迹，使北京人的文化遗存得到确认。 北京人第一个头骨的发现，结束了上一世纪发现的爪哇猿人是人还是猿的争论，确立了以北京和爪哇猿人为代表的猿人阶段在人类发展史中的地位。 这是探索人类起源和发展的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在古人类学的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殷墟甲骨关于甲骨文的发现最为流行的说法，是清末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于1899年发现的，他在买来的药材“龙骨”上发现隐约的契刻符号，并联想到很可能是一种已经失传了的古文字。 他去世后，刘鹗购买了其大部分甲骨，并于1903年，精选出1000多片，墨拓后编成《铁云藏龟》。 之后，罗振玉和王国维的工作使甲骨文的研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并受到国际关注。 由于新的甲骨多发现于河南安阳，1928年董作宾等人前往安阳小屯（殷墟）进行调查试掘，准备大规模地展开工作。 这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重要标志。 殷墟甲骨文是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的成熟的文字。 被称为中国古代最早的“档案库”。 其中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 随着对殷墟的考古发掘不断深入，出土了大批遗物，包括珍贵的甲骨卜辞、青铜器、玉器、宝石器、陶器、骨角牙器等文物，为研究殷商历史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在“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李铁映说：“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是我国近代学术史上一桩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在甲骨文研究和甲骨学的形成及发展过程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安阳殷墟发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殷墟科学发掘不仅推动了甲骨学研究的发展，还为今日考古学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学术界一批享誉世界的考古学家，就是在殷墟的磨炼中成长起来的……甲骨文的发现为20世纪中国上古史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提了一千年。 这对以往学术界的“东周以上无史”论和某些外国学者主张“中国文明只能上溯至公元前7、8世纪”的错误看法，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反驳…”汉晋简牍1901年，斯文·赫定发现楼兰古城，在城内获取除大批汉魏和罗马古钱币、建筑木雕、中原丝织品外，还有大量魏晋木简。 此后，在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民丰尼雅遗址和甘肃、内蒙古汉代居延烽燧遗址中相继发现汉晋简牍，尤其以1930年发现1万枚居延汉简最为重要。 汉晋简牍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汉代开通西域和设立河西四郡的新史料，由于出土简牍保持着古人书写的原始状态，是未经后人辗转抄写改撰的第一手材料，因而至为宝贵。 是研究中国秦汉、魏晋史的重要资料。 敦煌藏经洞1900年，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并挖出了公元四至十一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五万余件。 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 虽经帝国主义探险家和本国腐败官僚的盗窃掠夺，藏经洞文物大量流散到世界各地，但其学术价值也受到了国际上的重视。 综上所述，北京人的发现奠定了直立人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提供了人类历史至少有50万年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改写了商代的历史；西北汉晋屯戍简牍档案以及居延汉简的发现，提供了汉代开通西域和设立河西四郡的新史料；敦煌藏经洞写经和古文书的发现，使敦煌学在国际学术界成为显学。 （后三者还被王国维列入近代古文献的四大发现）（其实我知道此题本意就是让叙述这四大发现，可是谁叫他非要问“考古”四大发现，不问“文献”四大发现呢）另外，1920年开始，安特生等人对仰韶遗址的发掘，推翻了中国无新石器时代的一般认识；1909年起，科兹洛夫等在黑水城发掘，催生了一门新的国际学科-西夏学；这些都是该时期重要的考古发现
关于中国考古的书籍
一，中国考古探秘纪实丛书 古墓、珠宝、古尸、陪葬 ，神秘的面纱背后是璀璨的古代文明。 。 。 。 。 。 1、《复活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之谜》 本书真实地再现了千古一帝秦始皇陵八千个兵马俑发现，发 掘的详细经过。 。 。 。 。 。 2、《寻找北京人：“北京人”头盖骨失踪之谜》 1929年，北京周口店发掘出来的“中国北京猿人”轰动了当时的世界，被誉为“整个地球人类的震撼!”然而。 。 。 。 。 。 3、《岭南震撼：南越王墓发现之谜》 本书用纪实文学的形式，叙述了南越王墓发现、发掘那曲折而动人的经过，也充分展现了南越王国风起云涌、大喜大悲的历史画面。 4、《日暮东陵：清东陵地宫珍宝被盗之谜》 1928年7月，流氓军阀孙殿英率部，以剿匪及军事演习为名，荷枪实弹进入东陵，用七天七夜的时间，打开乾隆、慈禧两座地宫，劈棺抛尸，将价值连城的旷世珍宝洗劫一空，酿成了中外文明史上惊天动地的大案。 。 。 。 。 。 。 5、《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 这是一部全景式、多侧面反映新中国以科学考古手段发掘第一座帝王墓葬--明定陵的长篇纪实文学。 6、《万世法门:法门寺地宫佛骨再世之谜(修订本)》 位于陕西扶风县的千年古刹法门寺宝塔,在一个风雨之夜突然崩塌,考古人员无意间在塔下发现了秘密玄宫,这便是埋葬着释迦牟尼佛指舍利和大唐帝国无数珍宝并已消失了一千多年的法门寺地宫。 本书从不同侧面,披露这座迷宫的发现、发掘经过,以及佛祖真身舍利东来中国的秘密过程,为中国历史及世界佛教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空间。 二，《天国的灵光:佛像》 本书是走进珍宝世界系列图中的一册，全书以大量精美的照片介绍了汉、十六国时期至元、明、清代2000多年间的丰富多彩，造型各异的佛像，每件佛像均有详细的文字介绍及多篇局部放大照片，便对读者的欣赏。 全书印刷精美，图文并茂，既具收藏性又具有知识性及鉴欣赏性，是文物爱好者的重要参考工具书。 三，《唐李宪墓发掘报告(精)》 本书是关于李宪夫妇葬墓的发掘报告。 本书记录了该墓的墓葬形制、葬具、墓内装饰壁画以及种类繁多的随葬品，其中有陶瓷器、铜、银、玉、玻璃料器等妈妈，这些都为唐代的社会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四，《徐州狮子山楚王陵--中国重大考古发掘记》 序 我们的心愿引子壹 汉兵马俑坑的发现贰 发掘清理兵马俑叁 寻找兵马俑陪葬坑的主墓肆 陵墓的初探、试掘到正式批准发掘伍 内外墓道发掘告捷陆 会战主墓室柒 清理的珍贵文物捌 解答楚王陵墓的两个问题后记 五，《中国(世界)历史未解之谜》&《中国(世界)考古未解之谜》 六，《帝国的辉煌》 本书是关于秦始皇兵马俑及秦文化的考古科普图书。 秦始皇陵与秦始皇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 本书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向大众介绍了秦国历史以及秦所创造的 七，《定格历史(隐藏于古墓中的奥秘)》 八，《满城汉墓--中国重大考古发掘记》 满城汉墓的发现，揭示了西汉时期诸侯王的墓葬结构和埋葬制度，为研究汉代冶炼、铸造、漆器、纺织等手工业和工艺美术等方面的发展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满城汉墓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之墓。 刘胜墓全长约52米，最宽处约38米，最高处约7米，由墓道、车马房、库房、前堂和后室组成，窦绾墓和刘胜墓的形制大体相同。 两墓的墓室庞大，随葬品豪华奢侈，共出土金器、银器、铜器、铁器、玉器、石器、陶器、漆器、丝织品等遗物1万余件，其中包括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等著名器物。 九，《走进古蜀都邑金沙村:考古工作都手记》 继发现震惊世界的三星堆遗址之后本书纪之初，在成都平原又传来了令人再次震惊的考古大发现：一个沉睡了3000多年的古蜀国邑遗址，在挖掘机的轰鸣声中骇然现世……考古工作者将此遗址命名为“金沙村遗址”。 本书作者亲自参与了金沙村遗址的发掘工作，他们以如花的妙笔，将田野考古和丰富的知识以及科学求实的态度融为一体，撰写了这本书。 作者将带你一起穿越数千年时光隧道，走进古蜀都金沙村，去体会古蜀人的社会生活 十，《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 本书集中展示了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问世30余年来的研究成果。 十一，《西藏考古与艺术》 找寻失落的文化——西部西藏前佛教时期重要考古遗迹调查报告（1992-2002）札达盆地岩画的发现及对西藏岩画的几点认识丁冬：西藏西部一处前佛教时期居住遗址的发?? 西藏西部陶器制作工艺的观察和初步研究 De-ga -tshal（榆林窟）之会盟寺的比定图像拉萨布达拉宫和大昭寺松赞干布塑像的再观察 十二，《北京原人: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考古大发现》 周口店北京直立人（俗称“北京人”）遗址发掘与研究，是世界古人类研究史上的里程碑，也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重大事件之一。 此遗址被列入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中国境内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眼前的这本小册子，作者尽力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现与研究这一段牵涉众多学科和专业性很强的历史，融会了国内外相关的重要考古发现，写成一本雅俗共赏的书 十三，《考古人类学随笔--张光直作品系列--张光直作品系列》 这是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的随笔集，收录其80及90年代所写书序、讲演稿、报刊文字及访谈记录。 内容涉及考古人类学研究理论与发展，学者介绍，学界轶闻掌故、考古时事及对学术的前瞻。 以随笔的形式，读者不仅可了解张光直学术上的直知灼见，于字里行间，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位诙谐、宽容、乐观、热富有社会使命感的尊长。 这是“张光直作品系列”中的一本。 十四，《秦公帝王陵》 本书是一部全面研究秦公、秦王和秦帝陵墓的专著。 作者通过实地考察，获取了充足、完备、翔实的一手资料，详细介绍了秦陵四大陵区即西垂陵区、雍城陵区、栎阳陵区和咸阳陵区的陵墓、陵园、陵寝建筑、陪葬墓、陪葬坑等情况。 特别是列为世界遗产名录的秦始皇陵，其规模之大在世界帝王陵中也属罕见。 秦始皇皇陵的考古发现，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墓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成为世界认识中国古代灿烂辉煌文明的重要窗口。 十五，《趣味考古》 本书包括趣探事源，趣谈考古，趣觅古迹，趣话文物几个篇幅，用生动的语言讲述了考古文化的历史演变与发展，探究了考古中的来龙去脉之谜。 十六，《考古的故事:中国卷·彩图版》 本书作为“彩色人文故事”系列丛书的一种，力图通过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解读中国考古。 编者在参考大量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并结合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考古者、考古过程、考古等多种角度来探索中国古代文明，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真切感受到考古探索过程中难以言表的身心体验。 红山玉器图鉴 ·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 ·走进汉画 ·宜德彝器图谱 ·清代地方私帖图录-甲种本之二十 ·戴志强钱币学文集-甲种本之十七 ·中国传统漆器/中国传统手工艺文化书系 ·广西考古文集(第二辑)--纪念广西考古七十周年专集 ·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三卷) ·中国考古学(第5卷)=Chinese Archaeology ·古墓--雅俗中国丛书 ·走进考古现场 ·南宋官窑与哥窑(杭州南宋官窑老虎洞窑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宋元青白瓷鉴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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