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民出版社 郭建龙著 2024-10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印记与特征。明清时期，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阶段，对外政策与文化交流的变化尤为引人注目。
近日，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失去的三百年》，该书讲述了地理大发现之后（1516—1840）中国的开放与封闭。
本书并没有简单地复述明清两代的兴衰更替，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那些被历史尘埃所掩盖的细节与事件，特别是那些与西方世界的交流与互动，如西洋传教士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他们的到来对中国产生了哪些影响。
比如本书在写明朝万历年间最出名的传教士利玛窦时，讲述了他如何用两件“神器”让当时明朝众多官员都将其奉为座上宾。
利玛窦的第一件“神器”叫《坤舆万国全图》。这是中国最早的彩绘世界地图，以当时的西方世界地图为蓝本，但不同的是，它并没有把欧洲放在地图中央，而是把亚洲东部放在了中间。
利玛窦的另一件“神器”是三棱镜，可以将白光折射出不同颜色。当时明朝我国由于缺乏玻璃，把这种透明的三棱镜当作稀有宝石，甚至认为是女娲补天的宝镜，争相参观。
明朝万历年间实际上属于作者提到的错失三百年当中的第一个部分，也就是试探的百年，主要时间区域是从隆庆开关到明末清初，大航海时代以来，中国以探索与尝试的心态，积极吸纳了诸多先进的知识体系，传教士利玛窦到访明朝算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失去的三百年》作者郭建龙
搜狐文化特邀本书作者郭建龙，分享他对于这段历史的见解。
1、明清时期的开放与封闭
搜狐文化：从地理大发现开始，到公元1840年的海通为止，中国经历了短暂的对外开放与认知拓宽，如开眼看世界和大翻译运动等，但为何又回归到了相对封闭的状态？
郭建龙：首先要强调的是，中国人并不缺乏开放精神，且不说唐宋元时期的航海技术从微弱到壮大，最后成为世界顶尖水平的发展，就说明代，本来我们认为明代是比较闭塞的王朝，但从晚明时期隆庆开关之后的经历来看，也并不保守。
在写之前的作品《丝绸之路大历史》时，我还带有成见，没有意识到这次开放的范围有多大。但后来继续阅读，觉得明末的开放也同样是了不起的。明太祖朱元璋其实制定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政治框架，加上土木堡之变的刺激，明朝是一直是采取封闭的态度，对于西方人的到来，明朝最初的反应也是把他们排除出去，当作不存在。
但随后，明朝开关的速度是超出预期的，不仅在商业上采取了开放态度，而且随着利玛窦进入中国，中国一大批士大夫以非常快的速度就接受了他带来的新知识。不仅仅是一般的士大夫，而是包括了亲王、内阁大臣的高官显贵阶层。加上与东林党等更加进步和开明的团体的接触，以及大翻译运动的兴起，这样的举措对于一个内敛的王朝已经非常难得了。
可以预期，如果没有后来的改朝换代，那么明王朝会更加容易转向西方知识，至少接受西方科技的很大一部分。
明朝中央王朝灭亡后，在南明时期，从属于南明的重要势力郑氏集团可以认为是中国第一个具有海洋性质的地方势力，他的创始人是在当时的国际规则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如果郑氏依附的南明不灭亡，那么可能会被迫采取开放的态度，接受西方的技术，甚至一部分制度理念。
即便到了清初，满洲人依然从西方技术中获益良多，包括与南明和三藩作战的大炮等，康熙皇帝也被我看成是最会利用西方技术的皇帝，他本人也对西方的科学，如天文和几何等很感兴趣。
但如果对比明末和清初对于西学的态度，又会发现有许多不同：明末有一个阶层都对西学感兴趣，而清初，只有皇帝一个人对西学感兴趣，而在官员中，感兴趣的已经极少。这主要源于两者的权力集中程度还是不同的。明朝的官员在行使权力时，还有很大的自由度，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意志，但清代的官员已经没有这样的权力了。清朝的官场几乎是完全围绕着皇帝的指挥棒转的，对之外的东西不再感兴趣。而皇帝的态度也变成了，只准自己学习和利用西学知识，却不鼓励官场学习，更不鼓励民间，以免他们难于管理。
这样的倾向到了雍正时期更是大大加强，在康熙时期，还有几个王子是乐于接触西学的，但他们在斗争中失败了，上台的是一个最保守的王子，又通过军机处和密折制度彻底锁死了官场的自由裁量空间。
因此，这个问题可以这样回答：开放是和类似于清代的集权制度不相容的。集权制度天然要求人民不能什么都明白，因为这些知识对于政权的稳定是不利的。可是一旦有了限制人民接触新知识的念头，最终必然造成的是又一次封闭。从这个意义上，虽然我们刚才谈论了明末继续开放的可能性，但由于明朝也有很强的集权特征（虽然没有清代强），即便明朝不灭亡，另一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即兜兜转转又一圈，和清朝一样回归封闭的原点。
2、明清海外贸易与华侨生活
搜狐文化：在书中，详细描述了乾隆时期的外贸规则和宁波的贸易尝试。你认为这些规则和政策如何影响了当时海外华人的生活和贸易活动？有没有具体的案例或故事可以分享？
郭建龙：明代时已经有大量的中国人在向外走，形成了海外华侨集团。而到了明清换代，海外华人普遍同情明朝，这就造成了清代和华侨之间一定的隔阂，也造就了一批懂得海外规则的华人。
康熙时代对郑氏的用兵，由于郑氏是中国少有的海洋属性的地方势力，为了对付郑氏，满清采取了封闭沿海的做法。但康熙也知道这样做的危害，因此在郑氏集团内归后，立刻打开了海洋，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做法。如果能够让海外华侨和内地的亲属之间形成复杂的纽带，那么海外的知识和技术会从沿海开始渗透，并逐渐成为全国的共同知识。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许多令人鼓舞的现象。比如，许多沿海地区的中国人其实已经知道了海外商品的优势。我书中提到一个例子，在乾隆时期，当英国人跑到宁波去做生意时，立刻有当地人跑到英国人船上，他想订几块外国人的玻璃来用。而我们也看到，海外的商人也很守规矩，他们必须把这个订单发到海外，定作好了之后，在第二年再运来交货。整个贸易链条虽然很长，但已经是通的了。
但我们也看到，康熙时期的开放已经和明末有了一些区别。也就是说，清代对于贸易的限制在增加，康熙时期所谓的四口通商，就已经要求只能在这四个口岸经商了。
但即便是四口，也比一口好，我们也看到，清朝宁波的地方官员是欢迎英国人前去的，因为只要有贸易，他们当地就能发展。真正的问题出在刚高层的官员以及皇帝的身上，他们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口岸多了，会产生竞争，这些口岸都争着少收关税，最终会造成皇帝的税收减少。这个观念让皇帝必须限制口岸数量。而对口岸数量的限制，又必然导致对外贸易的垄断；这种垄断又会阻碍中国民间对于海外商品的需求，以及对海外知识的接纳，从而造成了民间经济的不发达，以及商业的孱弱，最后反而更加影响皇帝的税收。
另外，雍正和乾隆之后采取的对华侨的不信任，总是把他们当作间谍一样防范，也导致了华侨与内地的隔绝。当遇到大事的时候，即便知道事情真相的官员也不敢将真相告诉皇帝，这就进入了闭关锁国的最后阶段了。
搜狐文化：在书中，你提到了关于利玛窦和徐光启的科学传教策略，你如何看待这一策略在当时中国的接受程度及其对后来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郭建龙：中国是一个更加世俗化的社会，任何传教策略，不管是不是所谓的借助科学传教，都只能取得有限的成功。
我们不要只看明末，还可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入，当时的许多中国人都认为佛教是一种先进的文化，甚至连许多皇帝都崇佛，佛教也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命观，接受了所谓的来生和灵魂的循环，但最终，佛教依然只是给中华文化增加了光彩，变成了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而不能完全取代原来的文化。甚至中国还会发展出新型的佛教（禅宗）来对外输出。
中国的世俗性决定了它不可能被任何一个外来宗教彻底征服，但中国的广大又决定了，它会吸纳无数的外来影响，将它变通成自己文化的一部分。
利玛窦采取的借助科学传教，最后的结果也必然是这样的，基督教会成为一部分人的信仰，但这部分人一定占不了多数，而基督教的一些思想会成为色彩斑斓的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所以明代那些担心外来思想会侵蚀中华文明的人多虑了，中华文明只会吸纳和发展，却不会被轻易取代。
但另一方面，中国人有很擅长学习外来的技术，造船术就是一个例子，唐代时期中国造船术比印度波斯都落后，去东南亚都要乘坐外国人的船，但经过学习，到了唐末和宋代，中国船已经世界领先了。
另外的例子包括对于烟草、土豆、辣椒等美洲作物的引用，都是非常快速的，可见对于现实世界（物质生活）真正有用的东西，中国人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在明末三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区别，徐光启、李之藻更多是对海外科学技术感兴趣，而杨廷筠偏重信仰，但明显，徐光启和李之藻对于社会的影响要大得多。
话说回来，传教有限的成功对于利玛窦来说也是很大的功劳了，就像当初来到中国的那些西域名僧一样，他们的功劳都会被记住的。
搜狐文化：书中提到马戛尔尼使团是乾隆盛世时期的最后一瞥，你能否详细谈谈这次使团访问的具体经过以及它对中英关系乃至中国此后外交政策的影响 ？
郭建龙：马戛尔尼访华已经成为显学，这里不用详谈。大体上说，马戛尔尼时期，英国人对于满清还有一定的敬畏之心，这个使团也是非常正式的外交活动，意图与中国达成贸易协定，特别是解决贸易和外交程序问题。这一点与英国人对待印度有着明显的区别。在马戛尔尼访华时，英国人已经在印度开展了大量的分割和吞并活动。
描绘运输马戛尔尼使团送给乾隆帝礼品的画作 现藏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藏
但这次外交活动对双方造成的结果却是不同的。对于满清政府，几乎毫无影响，因为它只是把对方当成是众多的朝贡团之一，这样的朝贡团几乎每年都会有很多个，而英国属于最不重要的行列，远远排在朝鲜、越南、暹罗等国家之后。
对于英国，却是它试图建立官方关系的一个重要节点。我们知道，在之前，与中国打交道的英国人大都是东印度公司派来的，公司又是私人性质的，并不是国家之间的交往，去向乾隆告御状的洪任辉也属于这个体系。但马戛尔尼却是英王的正式代表，中国的接待虽然不能算冷遇，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承诺。
而同时，使团成员却用精准的眼光看到了这个老大帝国的虚弱。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加上之后二十年的经验，让英国人意识到了，中华帝国已经虚弱到无力战胜英国了，它的技术、经济体系都很难支撑起一场近代化的战争。到了19世纪初，英国人已经有了打败满清的实力，他们也知道自己有了这个实力，甚至中国沿海的官员也知道英国人有了这个实力，只是他们不敢告诉皇帝。而又过了十年，英国人基本上就知道除了武力，几乎不可能获得直接与中国中央政府打交道的机会。这些时间点，都要比1840年真正爆发冲突早了几十年。
3、西方知识对清朝影响甚微
搜狐文化：在书中，详细描绘了一个沉迷三角函数和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康熙，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知识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哪些影响？
郭建龙：很可惜，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知识对于中国的影响实在太小了。这是我边写边感到痛心的地方。
不过如果硬要说，那么影响可能是这几方面的。首先，康熙已经知道西方的医药水平高于中国。虽然当时西方医药也还停留在放血阶段，是比较原始的，但由于采取了经验性的态度，已经从植物中提取了一些真正有用的药物（如奎宁），也懂得了一些传染病（如天花）的原理。康熙的宫廷中甚至以得到西方药品为荣。
其次，西方的天文学知识明显比中国进步，因此，中国钦天监几乎是唯一一个充斥着外国人的政府部门。即便再保守的中国人，在经过了明末清初的天文学争议之后，也意识到最好不要在这方面挑战，毕竟谁能算准日食是可以看得出的，而算不准是要掉脑袋的。
除了天文学之外，地图学也是对中国的影响之一。这在康熙时期，帮助他理解了国际形势的重要性，在与俄国打交道时不落下风。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明末，地球是圆的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康熙也是知道的，但康熙之后，人们又把这个常识忘记了。
纪录片《康熙与路易十四》剧照
康熙也承认西方在力学、水力学、物理学、光学方面的进步性，但同样很快被遗忘。在军事上，清初利用了传教士制造的红衣大炮，但到了清末，这些技术也再次被遗忘。
就算是天文学，到了后来，钦天监也不再有外国人。这是由于皇帝没有意识到知识的演化力量，在皇帝看来，天文知识是固定的，一旦被学会了，就一劳永逸可以不再使用外国人了，但事实上，任何知识都在进步，学会了旧的知识，如果还是铁板一块的意识形态的控制，那么老知识就会变陈旧，而世界早就产生出新的知识来了。最终是社会环境和政治结构决定了哪一个文明更能够产生出新的知识。
作者简介：
郭建龙，自由作家，社会观察家，曾任《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世界近代史。近十年来，实地探访几乎整个中国以及非洲、欧洲、中东、中亚、东南亚等地数十个国家，用游走的方式观察和记录世界。善于从不同的宗教、文化根源入手，多视角叩问地域文化，带领读者在历史和现实之间穿梭，透视千年文明的兴衰存亡。已出版历史畅销书《汴京之围》《盛世的崩塌》《丝绸之路大历史》等。
文/袁立聪
滕王阁王波康熙作为一代君主不乏女性他为什么违背世俗娶了四妹？
世人称他为千古皇帝，但私底下，他对小姨子总是情有独钟。 康熙这位历史上唯一一位娶了四对姐妹的皇帝，创造了清朝后妃史上的精彩一幕。 皇帝的感情从来不是为了一个人，康熙也不例外。 世人称他为千古皇帝，但私底下，他对小姨子总是情有独钟。 康熙这位历史上唯一一位娶了四对姐妹的皇帝，创造了清朝后妃史上的精彩一幕。 皇帝的感情从来不是为了一个人，康熙也不例外。 据说康熙有个陵墓叫竟陵。 景陵地宫埋葬着四位皇后和一位贵妃，分别是孝成仁皇后、孝昭仁皇后、孝义仁皇后、孝恭仁皇后和敬民皇后。 陪葬的48位妃子中，有一位贵妃，即贵妃文诺；十一位妃子，分别是惠妃、惠妃、费_、荣飞、平妃、梁飞、宣妃、程妃、顺义米妃、余纯秦飞、丁妃；八个老婆，十个贵族，往往九个，答应九个。 康熙皇后的嫔妃数量之多，令人眼花缭乱，瞠目结舌。 康熙的后妃中，有四对姐妹花。 也就是有四个嫂子。 四姐妹在龙床上侍候一个皇帝是很少见的，这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是很少见的。 《康熙后妃》中的第一对姐妹是内务府侍郎罗的女儿，侍郎索尼的孙女，满洲旗人。 姐姐赫赛日哈拉，康熙四年被追封为孝成仁皇后，时年十三岁。 他有两个儿子，皇帝的二儿子程佑，四岁就死了，皇帝的三儿子尹坦，从一出生就被立为太子，后来被废。 和姐姐相比，姐姐就没那么幸运了，只是个小妾。 死于康熙三十五年，死后第七日谥号平妃。 同年10月，葬于清东陵匪警园。 《康熙后妃》中的第二对姐妹是辅佐辅政一等大臣牛虎禄的女儿，康熙十六年被封为小昭仁皇后，康熙十七年死于坤宁宫。 昭仁皇后的妹妹文诺，生下了皇帝的第十个儿子阴俄和皇帝的第十一个女儿。 康熙二十年，直接授予贵妃称号。 康熙后妃中的第三对姐妹，童国伟的女儿，侍卫内大臣程恩公，康熙生母小康皇帝的侄女，都是黄旗满族人。 他们也是一个强大的家族。 我姐姐佟佳氏在康熙十六年被封为贵妃。 她出生后有一个女儿，女儿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 康熙二十八年，她被封为孝仁皇后，但第二天就死了。 她只当了不到一天的皇后，成为我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后。 我妹妹惠惠，生于康熙七年，康熙三十九年被封为贵妃。 晚年曾与瓜尔嘎公主一家共同抚养李鸿，乾隆皇帝念其恩情，于乾隆元年十一月，封她为祖寿祺的贵妃。 康熙后妃中的第四对姐妹是关左和三宝的女儿，郭洛洛，黄旗满族。 虽然骆骆家不如其他皇后，嫔妃显赫，但姐妹们自然也漂亮。
康熙为什么晚年对江南女子情有独钟
江南多美女，年轻的时候想着励精图治自然对女色有所避忌，而且为了子嗣考虑自然要多选择满族女子，等到人过晚年贪图享受的时候自然就被温婉的江南美女所吸引了，也不用担心生的儿子都是汉人血统。
恭王府福字碑的故事
相传康熙十二年，孝庄太后60 大寿将至，不料旧病复发，太医们也束手无策，在百般无奈之下，康熙皇帝查知上古有请福续寿之说，遂决定为祖母请福，在沐浴斋戒三日之后，一气呵成这个福字，并加盖了“康熙御笔之宝”印玺。 孝庄太后自得到了这“福”字后，将其悬挂在床头，每天都面对并触摸，奇迹般地，旧病竟然好了。 为了让“福”字永远流传下去，康熙皇帝命人将其临摹在一整块汉白玉石上，成为皇家至宝。 这就是《福字碑》。 恭王府位于今天北京的前海西街，占地大约90多亩，南半是轩峻壮丽的宅邸，北半是佳构天成的萃锦园。 翠锦园中路中心是一座高耸的太湖石假山，山脚下有洞府，洞府正中央背靠石壁，用石块嵌砌一座龛，“福字碑”就被安放在龛内。 这个福字是乾隆帝赐给和珅的，康熙帝所写。 正上方有康熙的玉玺大印。 “康熙御笔之宝”六个大字足以说明这一点。 福字底下的田没有封口，表示疆土无边。 我只能从史实这方面去说，目前据我翻到的恭亲王和他的子孙所写的这个诗集里目前没有发现关于福的这方面的描述。 如果“福字碑”是在恭亲王奕时期进入府中的话，按照常理，恭亲王应该将它摆在显眼的地方以示炫耀，而且应该有所记载。 如果不是，那么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福字碑”在弈欣之前就已经在这座府中存在。 并且事实上，弈欣并不是恭王府的第一位主人。 乾隆四十一年，乾隆皇帝亲批将自己的一名宠臣从正红旗升入到正黄旗，也就是所谓的“抬旗”。 并赏赐了位于正黄旗领地德胜门内什刹海畔的一块地皮，营宅建园。 这位大臣就是和珅，这座宅院就是和府。 根据记载当时乾隆皇帝所赐的地方与后来的恭王府所在地十分接近。 如此待遇对于一位大臣应该是莫大的荣幸。 而对于和珅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生中享受的众多荣誉之一。 和绅是历史上有名的奸相佞臣，做官期间贪污纳贿，聚敛钱财。 但是却年少得志，深得乾隆皇帝的宠爱。 据说乾隆发现他的时候，是因为乾隆走在一路上，他自己也想， 背论语里面朱著，朱熹的著，他就觉得有一个地方好像有点背不下去了，或者是有点遗忘了，他就偶尔问边上的大臣，御前大臣，可是大臣们没有一个能接上的，这个时候和珅只有27岁，他走在他的车的左面，他就应声对答下来，然后呢以后，乾隆觉得非常惊讶，说那么年轻的一个侍卫，怎么能够就这样很自如的答上这么难的问题 从此和珅平步青云。 乾隆四十年闰十月，26岁的和珅被提升为乾清门侍卫，十一月再升为御前侍卫，并授正蓝旗副都统。 四十一年正月，授户部左侍郎，三月授军机大臣，四月，授总管内务府大臣。 短短半年，和珅从一名普通的侍卫，进入清王朝权力的最高层，一跃成为“戴一品朝冠”的“国史馆副总裁”。 他在避暑山庄他避暑的时候，他边上就有和珅的住宅，临时住宅，他走到哪，和绅就跟到哪儿。 有一次，就是和珅自己的诗里是这样记的，有一个三伏天，这个和绅在家里待着，乾隆就打发一个人给他送荔枝落了，鲜荔枝。 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自己的宠臣，乾隆皇帝赐给和珅一座宅院作为宅邸是合乎情理的。 那这座宅邸是不是就是现在的恭王府呢？ 按照清代严格的等级制度，对于出身有明显的区分。 和珅是满洲正红旗人，出身低微，按照规定，像他这样出身的人可富而不可贵，无论皇上如何宠幸他，他都无法住到这样的一处亲王级别的宅邸中来。 对于这个问题，一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在文学史上有着不朽的地位。 据学者研究证明，曹雪芹对于《红楼梦》中贾府的描绘来源于自己生活的环境，也就是曹府，更为有趣的是《红楼梦》中描写的贾府中景致与恭王府有许多暗合之处。 比如恭王府的天香庭院和红楼梦中的天香阁，锡晋斋和怡红院等等。 据此有些学者认为恭王府的前身实为曹雪芹祖父曹寅的宅邸，早在康熙年间就已经存在。 那么，究竟和珅是否能够建造这样的一座宅邸供自己居住呢？ 那么他在这个盖房子，主要是为了公主，他为了盖的是一座公主府，这一点已经我们的修缮过程当中发现了凤纹彩画，而且那个，据他的后人回应，当时大门上都有凤凰装饰，所以可以证明这个地方是一座公主府，那么他那个建造的年代，应该是跟公主定亲以后，直到公主结婚之前。 原来，和珅在官场上非常善于钻营，他为了彻底改变自己低微的出身，主动和皇族结为姻亲，以提高自己的身份。 他曾带着自己6岁的儿子去朝见皇帝。 乾隆对于这个聪明伶俐的少年非常喜爱，当下赐名丰绅殷德。 并将自己最疼爱的女儿和孝公主许配给他。 乾隆五十四年，十五岁的固伦和孝公主下嫁到和家，当时陪嫁的奇珍异宝不计其数，可见乾隆皇帝对于和珅的宠幸和对公主的疼爱。 那福字碑会不会是在这个时候到了和府的呢？对于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无从查考。 但是，如果这座宅邸是乾隆赐给自己的女儿用来成亲的，也就符合了身份、级别的标准。 但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如果是乾隆将“福字碑”赐给和珅或者是公主，为什么他们不将它放在显眼的地方高悬起来，以示炫耀，而是藏在一个秘洞里呢？ 这个地方可以说是风水宝地，为什么说风水宝地，这个要拿地图来看，这个地方按照相书来说，就是龙虎交所之地，所以他这个地方，就是藏龙卧虎。 这是一张乾隆年间的北京地图。 从地图上看，和珅的宅邸位于北京西北的正黄旗的封地内，依水而建。 传说这里是北京的龙脉，而和府的后花园正好建在这条龙脉之上，和珅对于风水十分迷信，在得到“福字碑”之后就把它放在秘云洞的龙穴之内，悉心供奉，是希望通过龙脉和天下第一福字使自己洪福齐天，官运亨通。 传说毕竟是传说，嘉庆即位后，还是给和珅定了二十大罪状，除掉了和珅。 和珅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洪福齐天。 那么当初如果“福字碑”是乾隆皇帝送给女儿的陪嫁品，那他为什么不送本人的墨宝而是前朝的遗物呢？对于这个问题一些学者又提出了疑义。 在《红楼解梦》这本书上，作者对于“福字碑”的来历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福字碑的主人应该是和康熙皇帝关系密切，且后来政治上颇有起伏的人。 这个人会是谁呢？ 书中认为，福字碑最早的主人很有可能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 康熙皇帝与曹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曹寅的母亲孙氏是康熙的奶母，曹寅是康熙的奶弟，两人关系相当密切。 康熙皇帝下江南就曾多次住在曹寅的家中。 康熙还将一位公主下嫁给曹寅之子曹颙。 在这样的情况下，将“福”字赐给公主，以平衡公主下嫁包衣的心理，也是合情合理的。 同时，曹家经过几起几落，在政治上相当谨慎小心。 因此，在雍正当政时期，将福字碑置于洞府之中，既是对康熙的崇敬和怀念，也是对雍正的敌视与畏惧。 对于“福字碑”是如何来到恭王府的，我们现在已经无确切的历史可考，无论是曹府也好和府也罢，但是这件皇家至宝经历了数百年风雨至今完好保存到现在，展现在世人面前，已经是难能可贵。 它也为我们留下了一段历史上的悬案等待后人的破解。 对于“福字碑”为何成为珍宝，是因为“福字碑”上的福字，这个福字包括了才，寿，田，多4个字，体现出一种多福，多才，多寿，多田的含义，加上田字没有封口，谁不想有个无边的田呢？这些难道不是人一生所最求的么？所以，“福字碑”才被世人所追求。 “福字碑”之所以在恭王府始终未被历代皇帝所取走，是因为和珅把福字碑镶在了秘洞中龙脉的交点处，皇帝没可能为了这个福字碑而破坏掉整个北京的风水，所以，至今留于恭王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