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S.A.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演说

作为一名非虚构文学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获颁诺奖并非没有引发争议。然而，她对自己文学写作方式的解释，引导我们深入思考叙事与真实之间的关系。《二手时间》就是这样一本“伪装”的口述史，其复调远非各色观点杂然并陈，而是经过细密地编织，呈现为一部详尽、考究、饱满的戏剧台本。与此同时，席卷而来的生活细节和私人情绪淹没了读者，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裁剪、拼贴和修饰没有凝聚于一条时代主线，却意在捕捉转折年代中平凡人对社会氛围的感知，描摹数代人在这一特殊时刻下冲突的复杂、思绪的纠缠、立场的模糊，使我们看到远方舞台上激越与困顿并生的悲喜剧和众生相。

[白俄] S.A.阿列克谢耶维奇著，吕宁思译：《二手时间》，中信出版社，2016年

生发于年代裂隙中的理想主义

在将近一百年后，1917年革命前夕亚历山大·格林的叹息不意再度侵占人们的思绪：“不知怎么，未来并没有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为了这样一个未来，人们梦想、计划、牺牲，但未来不是出乎意料地变了模样，而是根本缺席，在流逝的时间里创造了一个没有任何支点的真空。不同之处在于，知识分子对革命的惶惑，已转变为另一场灾难引发的惊惧。

与叶利钦时代经济上的“休克疗法”相伴生的，是无名者精神上的“shock”。就像一场火车碰撞事故，国家在巨大的冲力中戛然而止。90年代初的能量爆炸摧毁了体制及其中隐性的人际纽带，消解了崇高的意义。过去的理想和生活模式一夜间荡然无存，商品化侵吞了一切社会空间。许多人在时代的裂隙里崩溃了，精神病院里人满为患，权力与谎言黑洞洞的幕墙遮蔽了理智，人们宣称自己是斯大林或别佐列夫斯基（《街上的噪声和厨房里的谈话（1991-2001）》）。

一些人有幸逃过精神分裂症，但“shock”刺激下的神经创伤难以消除。国家的巨变抽离了他们生存和生活的基础，也否定了他们曾经信服、骄傲并为之奉献的过去。据阿列克谢耶维奇所言，本书在草稿阶段题为《被死神迷惑的人》，其焦点之一，正是“苏维埃人”在时间裂口的自杀，无法面对、无法承受或是无法忍受现实的转向。阿赫罗梅耶夫元帅自缢事件是《红色装饰内的十个故事》叙事中的一个小高潮，常常被视为阿列克谢耶维奇复调写作的代表案例。莫斯科人嘈杂细碎的言语垒筑着同一段经历，躁动的揣测、不平的感怀和大众媒介拼凑出元帅生命最后几天的破碎全景。

1991年八月政变当日所有电视频道都在播放芭蕾舞剧《天鹅湖》，许多受访者对此印象深刻

对于更多普通人来说，“shock”对内心与外界的欲望感到惊诧。舆论对精神生活的推崇，在俯仰之间，已是陈迹。在后革命时代，良善、文雅之人轻易就堕入了消费主义的迷醉狂欢，卑劣之徒平步青云，自私庸俗大行其道。

在这个意义上，《二手时间》讲述了一个理想主义者普遍失落的故事。无论是“苏联分子”还是自由派，知识分子还是流浪汉（当然，1991年以后这两种身份可能是同一个人），不管他们对苏联怀有怎样复杂的情感，都不得不面对一个坍塌的新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学校里的孩子不解乞乞科夫为什么不是正面人物（《与幸福很相似的孤独》）。

怀揣理想的人们问道：难道我们所渴望的幸福，到头来竟是小市民的生活吗？在意义幻灭的背后，隐约可见安东·契诃夫戏剧的母题。在希望泯灭的生活里，平凡人苦闷于幸福之不可能，人生际遇填充了无数变故，却又落归原处。如果痛苦能换来意义，那么痛苦就不复为痛苦。在这个绝望、迷惘的牢笼内，奥尔加的心愿在一遍遍回响：

“军乐奏得这么欢乐、这么畅快，仿佛再过一忽儿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我们痛苦是为了什么……要是能够知道就好了，要是能够知道就好了！”

自由饥渴症和消化不良

改革之初，人们开始谈论自由，社会主义制度瓦解后，社会与个体都要在骤然而至的自由中挣扎求生。阿列克谢耶维奇谈到，人们面对期盼已久的“自由”新境遇竟不知所措：“我们觉得自由是非常简单的；但一段时间过后，我们亲自感受到了它的沉重，因为没有人教给我们什么是自由，我们只被教育过怎么为自由而牺牲”（《参与者笔记》）。人们缺乏谈论这个舶来时髦概念的语词，也不知如何把那迷人的魔力投射到现实中。

政治解禁最直接的结果是言论和思想自由，原先的持不同政见者可以自由诅咒苏联的一切。而全面市场经济则导致集体资产迅速瓜分，投机倒把分子大发其财。人们在消费行为中感觉到自我的存在，享受到资本主义赋予消费者的自由。在《二手时间》的许多声部里，牛仔裤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编码，象征着解体之初人们对西化和商品消费的倾情迷恋。

电影《93国际列车大劫案：莫斯科行动》（2023）中兜售牛仔裤的摊贩

在开篇的《参与者笔记》中，阿列克谢耶维奇把自由话题引向《卡拉马佐夫兄弟》“宗教大法官”一节的深邃思辨，以示人们在90年代选择了幸福而牺牲了自由。16世纪，宗教大法官对降临人世的耶稣说：

“不要把人看得太高，也不要对人的要求太高，这样倒更接近于爱，因为这样人心的负担也就轻了。人是软弱的，也是卑鄙下流的……（因信仰而复活的人）背负了你的十字架，他们在饿殍遍野、寸草不生的荒漠中忍饥挨饿了几十年，只能吃蝗虫和草根——你当然可以指着这些由自由和自由的爱产生的儿女，指着这些为了你的名而自由地、壮烈地牺牲的儿女而自豪。但是你要想想，他们一共才十几万人，而且全都是神，可是余下的人怎么办呢？其余的弱者，受不了强者所能忍受的苦难的弱者——他们又有什么过错呢？那些无力经受这么多可怕的考验的软弱的灵魂，又有什么过错呢？”

[俄]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臧仲伦译：《卡拉马佐夫兄弟》，译林出版社，2021年

阿列克谢耶维奇只铺放了这段引文的开头两句。然而，我们若继续读下去，会发现宗教大法官的遐想奇迹般地对应了苏联共产主义的历史经验，以及改革年代自由主义的兴衰。共产主义战士对战争和劳改营全无怨怼，随时准备为祖国奉献生命（《残酷的火焰与高尚的救赎》）；民主改革先锋的精神亦然。但是，余粮征集制、内务部、古拉格对于人类中“软弱的灵魂”来说，依然是难以忍受的折磨，造成无法承受的牺牲。这样的灵魂才是国民中更普遍的存在。

故而在后革命时代，一些人迷醉于自由的空气，另一些弱势者则直接沉沦在近似于无政府的社会暴力之中，遭遇强权和资本明目张胆的剥夺。在《后共产主义时代，他们立刻变成了另一种人》一节中，讲述者的妈妈相信资本主义会让国家变得更加公平美好，然而，通货膨胀和失业状况下的她们甚至付不起外婆的下葬费用，一些商业团伙的觊觎母女的房产，利用贿赂和恐吓逼走了她们，曾做过技术员的妈妈只好带着幼女四处打工、流落街头，这个故事以妈妈卧轨告终。

另一类苦难是超越时间而长存的。妇女遭受着可以上溯到苏联时代的家庭暴力。人们既抱怨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关系的冷漠自利，也不堪回首苏联时期秘密检举制度的人人自危。

1932年苏联画家鲍里斯·迪金创作的妇女解放海报，号召妇女反对“厨房中的奴役”，走出家庭生活

一种对苦难的着迷，反反复复出现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短引和受访者的讲述中，我们多次看到苦难叙事对“俄罗斯性”的援引，“战斗民族”、“奴性”、“强权政治”、“弥赛亚”之类的字眼，都凝聚于“俄罗斯独特的灵魂”，赞颂人民长久忍受痛苦的能力。人们颇为安慰地总结道：“俄罗斯人需要信仰……相信光明，相信崇高”（《街上的噪声和厨房里的谈话（1991-2001）》），在庸碌中又开始想望伟大。国家解体不久后，红色表征出现回潮，青年人像欧美世界的同龄人一样，钟情于印有列宁和切·格瓦拉头像的T恤。

二手历史，二手人生？

本书的标题蕴含了阿列克谢耶维奇小小的匠心。“二手”（секонд-хэнд）是一个用俄文字母拼写的英语词汇（second-hand），本身就是对西方用语的二手转化。

时间性的“二手”又是指什么？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时代正在“转身、倒退”。人们的精神状态或转向西方，或感念苏联。总之，1991至2012年间，人们所获并非第一手的、新生的体验，社会变迁引起时间的错觉。

书中关于“苏联分子”和自由派、主体民族和少数群体的对立关系，似乎可以泛化为全球新自由主义倾向下的左右路线之争，以及20世纪末空前加剧的族群矛盾。这使我联想到同期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所组织的田野调查《世界的苦难》。巧合的是，后者也意在运用多声部形式和意识流方法，“放弃单一的、中心的、支配性的，总之近乎神圣的观察角度”。在这部厚重的时代记录里，我们辨认着下岗工人、失意学生、残障病人、毒瘾青年、流浪者、黑脚、穆斯林家庭、房贷负债者、小业主、基层党员和街头官僚的身影。在学者的微距镜头下，毛细血管般的社会冲突散布在人们的日常空间中。边缘社区的赤贫化，映衬着寂寥僵死的时代症候，社会底层无容锥之地。人们经验着虚掷的生活，陷入焦虑与意义缺失，只剩满腹牢骚和沮丧。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著，张祖建译：《世界的苦难：布尔迪厄的社会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环球同此凉热。俄语单词время兼具“时间”与“时代”内涵，前加盟国过去的三十多年中，真的存在一段二手时间吗？真的堪称一个二手时代吗？

本书以《一个小人物的附录》为结尾，任凭社会政治风云变幻，“过去怎样生活，现在还怎样生活，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泰然享受着遗世独立的清贫，这只能是普通人颇为犬儒的理想，或饱经风霜后珍贵的宁静。这份自白可以完美地为书作结，却无法充当从全部历史中提炼出的终极智慧。人们既为人类历史的见证人，更是参与者，我们因此获得一切欢乐与痛苦。

如同“俄罗斯性”相关表达意味着心理创伤的疗愈，斯大林崇拜等老式思想的复活似乎内生于极端社会不平等。历史的钟摆好像在名义上的两种主义间摆动，但真实的境遇在每代人生命的每个阶段却是崭新的，国家的命运亦然。正如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文学纪念碑上所铭刻的那样，在历史“轮回”表象下，人们为追求幸福、自由和大同世界奋斗挣扎，展现出了卓绝勇气。

未来之所以缺席，是因为人们在未来忘记了罗莎·卢森堡这句话：“ 人类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历史，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创造历史。 ”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声音的政治达到了顶端。 什么是声音的政治：1.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学者贾克·阿达利（JacquesAttali）写过一本有趣的书《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书中提出了一个颇值得人们思考，但是又长期被人们忽视的问题：声音在现代政治中的独特意义和声音本身的意识形态内涵。 阿达利把看起来只具有生理和心理意义的“声音”，变成了具有文化研究意义的声音。 在这一副社会学的耳朵里面，我们能听到社会和历史轰轰隆隆发生变迁的状况，也能够感受到声音如何被巧妙改造修饰，最终成为当代社会里面一种“属于私人领地的公共生活”。 比起眼睛，耳朵无法关闭，也就更无法拒绝外来信息的植入———这就让声音天然具有霸权性质。 在我小时候，广播喇叭安装到了家家户户的墙上，每天早上6点准时唱出《东方红》，用这种感恩的曲调，唤醒共和国全体人们的早晨。 去性别化的声音，同时也是拒绝个人处理自己的私人生活的政治权威的象征。 阿达利关注声音和权力之间的奇妙关系，让我们领悟声音的控制与塑造背后所具有的政治经济学的内涵。 声音总是冒充自然和天籁，仿佛是自己在巧妙发生，但是，阿达利却执著地告诉我们，声音的塑造是如此“别有用心”，以至于它是通过差别化的方式，让人们把一种声音看做是“噪音”，而把另一种“噪音”看做是有秩序的音乐。 显然，“声音”具有更强大的暗示启迪作用：也许没有比声音的意识形态更具有隐形的本领———如果我们看一部说教体的电影会产生巨大的反感，但是，具有鲜明的政治含义的旋律，却可以藏身到各种声音中顽强地进入我们的耳朵；同时，声音常常被人们看做是可以摆脱政治的内核的东西，“伟大的音乐”总是可以直入心灵，抵达人类的“情感本质”。 在这里，声音的政治性，就在于其总是可以天然地隐藏这种政治性。 阿达利让一切坚信音乐是纯粹的美的学者变得面如土色：“今天所谓的音乐常常不过是权力的独白的伪装”（P8）。 如果我们总是在电影中听到性感绵软的声音播报“国军”的消息，而高亢明亮的声音播放“解放军”的消息，那么，“高亢明亮”就成为政治正确性的象征；相应地，当“高亢明亮”被有效控制的时候，我们的政治感也就暗中被左右了。 在这里，声音的生产，也就成为社会意识形态体系化生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与之相应，声音的背叛，也就变成意识形态领域中各种文化力量较量的形式；而声音与政治的剥离，也可以理解为特定历史时期娱乐政治的成果之一。 这充分体现在音乐的声音对噪音的压抑和控制上。 阿达利把音乐声音的变迁，看做是历史变迁的后果。 古代音乐脱身于神秘的仪式活动中，旨在唤起人们的迷狂；14世纪以来的音乐，则体现出弦乐的泛滥与宫廷谱曲的兴盛，表达了贵族塑造圣乐的冲动；而中产阶级的出现，则令“和音”成为新的音声的秩序规范；由此，现代音乐对噪音的克服，就包含了现代理性、科学战胜混乱和宗教的元素。 阿达利勾画了这样一幅声音政治经济变迁的图谱：半音在文艺复兴时代的被接受，与商人阶级的扩张正好同时，不会是偶然的；在20世纪的大震动与战争爆发之前，在社会的噪音揭竿而起之前，鲁梭罗（LuigiRussolo）写了他的《噪音的艺术》（ArtDeiRunmori），而同时噪音进入了音乐，就像工业进入可绘画一样，这一切也就都不会仅是巧合……工业大飞跃之际，管弦乐团开始被无节制、大量地使用；禁忌消逝了，音乐工业才兴起将人欲导向商品，甚至到了讽刺滑稽的地步；摇滚乐、灵魂音乐和年轻人的反叛共同兴起；却又在年轻人被轻音乐生产方式所收编时消散；或者最后，获准在财产国有制度国家内生产的严谨而压抑的音乐模式，直接指定“社会主义”（如果真有那么一回事的话）为资本主义的继起者，这种方式不论在把人规范化或在对纯净、单一的完美的追求上，都比较有效和系统化些。 （P11）在这里，特定的社会形式与特定的音乐声音勾连在了一起，技术科学、信息传播与社会政治如果灵验的咒语，把不同声贝、器乐和嗓音组织在一起，构造耳朵的倾听与心灵的顺从，也塑造声音本身所具备的政治力量。 按照阿达利的逻辑，声音就像是社会内部各种力量运转变化的“预言”，可以从声音中倾听社会转变时刻的轰轰雷鸣。 他说：“每一次社会的重大断裂来到之前，音乐的符码、聆听模式和有关的经济模式都先经历了重大的变动”（P10）。 如同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流行音乐的发生，按照阿达利的方式来说，正是音乐对噪音的政治重组。 从邓丽君到李谷一，声音的内部充满了较量与对峙，也隐含着妥协和承认，而正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声音被重新整合，音乐再次压抑其他噪音而显示崭新的魅力。 2.1980年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歌曲》杂志主办“听众最喜爱的15首广播歌曲”活动。 在没有手机短信和电子邮件的时代，组织者收到了25万封热情的群众来信，评选出了共和国第一代“流行歌曲排行榜”。 其中，李谷一演唱的《妹妹找哥泪花流》引发了巨大争议。 相对而言，“15首”中，这首歌最有危险性：《祝酒歌》里面是社会主义的积极向上的欢快情绪；《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歌颂美好的社会主义生活；《再见吧，妈妈》是英雄的歌唱；《泉水叮咚》优美单纯；《边疆的泉水清又纯》赞美战士的品德；《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虽然是爱情歌曲，却是要把爱情转化成为时代现身的健康情感……而这首《妹妹找哥泪花流》虽然歌词唱出的是“阶级仇”，但是，它的旋律、曲调和唱法，即它的声音却背叛了它的内容。 在这里，阿达利所讲述的声音的政治浮出水面：李谷一用极其深情凄婉的声音处理了“兄妹之情”，从而让人们体验的不再是亲兄妹的阶级仇恨，而是情哥哥与情妹妹的缠绵思念。 在这里，中国流行音乐的复兴，乃是“性”的声音代替“无性”的声音的过程。 高音喇叭和集体合唱的声音代表了无差别化的生活，同时也表征国家权威的集体主义诉求；而邓丽君的悱恻与李谷一的缱绻，却构造了后革命时代欲望与情感的符码。 宛在耳边的亲切与极具呼吸感的私语，荡漾着一个时代的舟船慢慢摇橹划向历史的海洋。 弱声、气声和电子器乐声音的泛滥，成了这个时代“情感现代性”的标志。 正如迪斯科与样板戏的对立显示了两种文化力量之间的矛盾，声音正在重整80年代的生活范式。 传统的中国与现代的中国在声音的交织中纠缠撕咬并最终分裂。 唯美主义最终打败了泛政治主义，无论是张明敏还是费翔，都在助长磁性（性感）声音对私人生活和个人欲望的召唤。 有趣的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罗大佑和崔健的声音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唢呐、古筝、小号和电贝司创造了一种反叛唯美主义耳朵的精神。 “噪音”代替了邓丽君的“丽声”，崔健这些人似乎相信，只有嘶喊和吼叫，才能表达真实的情感，也只有噪音的音乐，才能拯救衰弱无力、虚伪矫情的文化。 现场感的声音被制造出来的工业化的噪音淹没，人们在摇滚乐声音的狂欢里，吼叫着对未来的担忧和对政治的不满。 显然，从邓丽君无意为之的喁喁私语到崔健刻意构造的噪音反叛，20世纪流行音乐的声音内部充满了道德对抗的能量和意义拼杀的冲动。 人们用“温婉的声音”告别了国家主义的政治，再用“暴躁的声音”表达崭新的政治欲望。 在这个激情四溢的年代里，声音的政治如同它所处的历史，焦躁不安又奋然前行。 20世纪90年代初，怀旧的校园民谣和真挚的李宗盛歌谣，让中国流行音乐逐渐走向世俗化政治的时段。 吉他开始逐渐代替电贝司，钢琴与弦乐的配合塑造出不同于电子合成器的壮观，而对低音的迷恋里面，则隐含了消费社会里面纯粹声音欲望的诞生。 “发烧友”让声音政治逐渐变成商品拜物教，声音第一次以毫无政治内涵的方式呈现出其娱乐政治的功能。 于是，一种阿达利没有注意到的现象诞生了：在商品逻辑和资本体制的推动下，“声音”开始变成一种“纯粹的能指”，用千差万别的差别来去差别化，用种种色彩斑斓的个性来塑造普遍的无个性，正是这种特定的抽象的声音，才如此丰富多样灿烂多姿，而又如此空洞无物、苍白单调。 显然，一旦声音被抽空了其内在的政治内涵，也就变成了一种抹平个性、去除差异而拒绝承认阶层矛盾和经济差别的声音。 如同周杰伦的专辑《惊叹号》所显示的，尽管其中不乏重型摇滚的劲头、进行曲的弦乐和狼烟般的鼓声，同样呈现周杰伦所代表的今天这个时代声音的空洞：歌曲的唱风充满表意的冲动，声音的内涵却昏暗不明；到处是喊叫的姿态，却没有可以值得喊叫的情感。 这正是对今年家喻户晓、大获成功的“中国好声音”的绝妙阐释：多体混杂的乐风，日益像是欲望胀满的摇滚；而杂耍一样的幽默感与“发烧友”式的Hight歌，又注定“中国好声音”是一个失去了国家隐喻和文化内涵的符号。 摇滚的嘶喊、Rap的琐碎、Gospel的宁静甚至BlackMetal的粗暴……任何音乐都可以成为21世纪流行音乐工艺化的唯美元素。 除了听不到肉嗓真声，今天的音乐可以把任何对音乐的背叛都当做耳朵的浪漫消费品，可以把任何噪音的现场都变成张爱玲所说的那种精美的怨怼。 “中国好声音”不过是这种唯美主义耳朵所推崇的一种“精致的重复”。 不妨说，“中国好声音”也就显示了阿达利意义上的声音政治的特殊形式：当人们欣赏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的崭新唱法，并惊叹于这种歌唱者令人震撼的唱功的时候，“声音”就变得如此富有魅力，以至于其“纯粹的诗性”可以脱离其特定的历史经验和社会功能，变成单纯的耳朵旅程。 “变调”与“个性化处理”，令“中国好声音”似乎在彰显“草根歌手”的权力与多元主义文化价值观念的胜利；但是，人们却不愿意看到或者没有能力看到，“草根”和“多元”，恰恰是声音政治的一种新形式：“复杂多样”的自我和声音，乃是声音造就混盲的服从感与迷醉幻觉的单纯形式———没有比这种纯粹的声音所提供的解脱感更令人觉得“解放”。 “歌唱的自由”被“自由地歌唱”所代替，陷入多彩的声音里面，忘却单调的生存，这乃是这种“千篇一律的多元”声音的特定政治效果。 阿达利的著作已经出版了40多年，而就今天中国社会特殊经济和文化体制的状况来看，这本书提出的命题，依旧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本文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号：ICS-2012-A-02）转载。 原文地址：声音的政治_中国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