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吧10月21日讯 针对原中冠球队占据本赛季中乙联赛积分榜前列的现象，媒体人朱艺在社媒发文对此原因进行了分析。
本赛季中乙联赛前两名球队，均是年初递补进入中乙的原中冠球队广州豹和大连鲲城。朱艺在社媒分析写道：
最后一列是球队去年成绩，可以看到今年中乙升甲的广东广州豹、大连鲲城都是中冠递补升级的球队，排名靠前的也基本都是中冠球队，作为为数不多的打进争冠组的原中乙球队，最好成绩仅为第八。这意味着作为业余联赛顶端的中冠和职业联赛末端的中乙分界线实际上相当模糊，中冠总决赛球队（包括U21联赛升级队）基本都能有中乙上游水准。究其原因，一是近年来解散和退出球队众多，联赛扩军过快，池大水浅，大量业余球队升入职业序列，职业联赛水平已被严重稀释；二是中冠新球队投入巨大，容易连续跳级。今年从中甲升入中超的云南玉昆也是刚递补升入中甲的球队。在后金元时代，稳定投入仍然是决定成绩的重要保证。
如何提升中国足球事业发展水平？
第一，切实落实中国足球协会体制，实现法制化、制度化和民主化管理像全世界一样，足球运动在中国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 中国足球是人们广泛参与并投入了大量资源的高度社会化的事业，其兴衰成败牵动着千千万万人们的情感，倍受全国人民的关注。 中国足球事业如何发展，向何处发展，事关重大，因而不应该由体育行政部门的少数人或个别人来决策，应由所有参与者和资源投入者的各方代表共同决定。 这就必须按照《体育法》的规定，落实中国足球协会的管理体制，依照章程健全完善中国足协组织结构和决策机制。 根据中国足协章程的规定，中国足球协会以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和地区、全国各行业的足球协会组成。 会员代表大会是最高决策机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的重大事项应由会员代表大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做出决定。 中国足协章程还规定，中国足协下设各级联赛、青少年、女子、裁判、技术、教练、纪律、仲裁……等等各个专项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由全国足球界及相关方面的代表或专业人士组成。 他们在中国足协章程和代表大会决议的基础上，在相应的工作范围内制定计划、方案或提出建议，报代表大会批准后实施。 这样的管理和决策将会在较大程度上避免少数人或行政意志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使其更加实事求是，更具普遍性和代表性，更符合科学发展观，也更能调动足球界各方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 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体育管理部门以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发挥指导、监督、协调和服务的重要作用和宏观管理的职能。 这样的管理体制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足球社会化发展（包括足球资源市场化、社会化配置）的需要，符合党和国家关于政府部门转换职能，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的要求。 这样的机制不但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也促进了足球运动法制化、制度化和民主化管理的进程。 这样的体制和机制是中国足球走出困境，获得新的发展的根本基础。 第二，健全完善中超联赛组织，创建亚洲一流联赛中超联赛早已不像单纯的足球比赛那么简单，它涉及到职业足球俱乐部的标准和建设、联赛的安排管理和运作、遍及全国许多城市的主客制赛区的组织管理和赛场安全保卫、联赛各类资源的整合维护、足球市场的开发经营、联赛财务管理、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对球迷组织的协调和服务、注册、转会、技术调研、裁判选聘和选派……等诸多事务，并需要与社会各相关方面广泛合作。 不是一个中国足协联赛部就能有效管理的，必须由一个健全而完善的专门组织实施管理。 而我们的中超委员会却因种种主客观因素和体制性的制约，迟迟未能真正的健全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中超联赛发展困难重重的重要原因。 按照国际足联章程的规定，健全和完善一个由中国足协授权全面管理中超联赛的组织，是搞好中超联赛的必然出路。 将目前同样由中国足协和中超俱乐部共同组建及出资的中超委员会、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合二为一，集联赛事务与联赛经营为一体，改造成为新的具有更加广泛资源基础和职能的中超公司。 在法制化、制度化和民主化的基础上，建设与现代管理和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相关各项工作部门，完善职能和人员配置，全面和规范推进中超联赛发展，是一个合适的顺理成章的较好选择。 这既符合国际足联的要求和国际职业足球发展的共同经验，也是亚足联对中超联赛组织形式的基本建议。 第三，广泛开展健康有益的青少年足球活动，促进后备人才培养片面追求“早出人才”的“精英”培养方式，忽略青少年足球的普及开展，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使我国青少年足球运动的发展走上了“孤家寡人”的道路。 这是我国足球后备力量每况愈下的主要原因，也是对急功近利政绩观的根本否定。 足球运动有益于青少年锻炼身体强健体魄，灵活应变开发智力，培养吃苦耐劳、不怕困难的品质和互助友爱、团结奋斗的集体主义精神。 在中小学校中，因地制宜地广泛开展各种各样健康有益的足球活动，并组织和健全班级、校际之间的竞赛活动，可以更好地促进中小学生和青少年德智体的全面发展。 这其实正是我们推广青少年足球活动的本质意义。 我国有几亿青少年，其中许多人都具备足球天分，但因他们没有或少有接触足球的机会，使他们的足球潜质不能被发现。 随着学校足球运动的广泛开展，会有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到足球活动中来，那些极富足球天赋的青少年必定会在绿茵场上展示出他们的才华。 只要我们提供必要的环境和条件，加以选拔和培养，大批各具特色的天才少年就将涌现出来，极大地充实我国足球后备力量，并将为我国足球创造出光明的未来。 中国足球青少年的培养必须改变思路，将“精英”式的培养，改变到普及推广中小学足球活动上来，在促进他们健康成长的基础上选拔培养优秀的足球人才。 “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行。 ”，这句普通的语言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青少年足球运动的发展也是如此。 第四，逐步健全足球竞赛体系，推动我国足球运动全面发展过去我们常讲竞赛是杠杆，但那时所说的杠杆是指竞赛对提高竞技水平的作用。 在足球运动社会化、市场化广泛发展的今天，不但可以促进竞技水平的提高，也可以促进足球运动在人才、设施、资源、市场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 以英格兰为例，足球总会设有英超、英甲、英乙、英丙等四级职业联赛和英丁业余联赛，其下是分为三个大区的业余分区赛，每区包括十数家会员协会。 各会员协会又在各自管理区域内组织许多不同水平和层次的业余联赛，从上到下互为升降。 各种杯赛、各种各类青少年和女子足球比赛更是难以尽数。 这庞大的竞赛系统，极大推动了各级足球协会、足球俱乐部的建设，培养了无数球员、教练员、裁判员、管理人员，大批足球比赛训练的场地和设施、无尽的足球资源应运而生，足球文化和足球市场繁荣发展，奠定了英格兰坚实而雄厚的足球基础。 有人说，这是一座高大的金字塔，而我看这分明是一座足球大山。 其实，在所谓欧洲五大联赛的国家，他们都有一座类似的大山。 在英格兰足总及下属各会员协会注册参加各级足球比赛的运动员就达250万人之多，占英国六千万人口的4.2%。 而在德国的八千万人口中，其注册并参赛的球员更是多达600余万人，占总人口的7.6%。 我们缺少更加规范和完善的业余竞赛制度和注册制度，可能有许许多多的业余比赛和业余球员未能纳入注册的范围，我们说不清我国有多少球员。 但是绝对与欧洲足球发达国家无法相比。 我们要使中国足球能够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就必须逐步健全和完善我国足球竞赛体系，不但要稳定和充实中超、中甲、中乙联赛的规模，更要建设起省市联赛、地市联赛、行业联赛、大中学联赛及各个层次的青少年联赛、中小学联赛体系。 我国有13亿人口，城镇人口约近6亿，哪怕这样的体系仅仅是在城镇建设起来，有其中1‰的人口参与到足球比赛中来，我们也可以形成60万注册球员的规模，如果逐步发展到0.5%－1%的参与比例，就可以与英德等足球发达国家比肩而立。 随着这一发展，我们整个足球运动的各类人才、设施、资源、市场和文化的发展水平及规模，就可以得到极大的提升，一座中国足球发展的大山就会崛起。 有了这强大的靠山，我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第五，俱乐部与国家队立志高远，共同提高我国足球竞技水平2009年是亚冠联赛改制的第一年，其中有许多新的变化。 其一，中日韩三国均将有4队参赛，澳大利亚2队参赛；其二，东亚、东南亚和澳大利亚同属东区，4个小组之内，每组都会有中日韩各一支球队，其中两个小组还会各有一支澳大利亚球队，实力之接近，比赛之艰苦前所未有；其三，小组出线名额从一支球队增加到两支球队，出线几率倍增。 挑战与机遇并存。 亚足联确定我国有4支中超俱乐部队参赛，这是中超联赛艰难发展的成果，也是亚足联对中超联赛的高度肯定，但中超俱乐部从未获得过亚冠联赛冠军的殊荣。 我们要取得更大的发展，就必须超越国内联赛的视野，放眼亚洲和世界，以更高的目标投入亚洲甚至世界足坛的竞争。 我们希望所有参加亚冠联赛的中超球队，都能把打好亚冠联赛放到比中超联赛更优先的位置，特别是业已不止一次获得过国内联赛冠军的球队应有更高的志向。 希望他们能够立足亚冠需要，充分利用国内转会和外援4+1配置的机会，促进球队优化组合，大幅提高竞争实力。 在亚冠联赛中扬长避短，顽强拼搏，不但要争取小组出线，更要全力夺取亚冠联赛的桂冠，参加国际足联俱乐部杯赛，在世界足坛一展中超俱乐部的风采。
体育学原理 结课考试 作业 “你对举国体制的看法” 字数要求很多... 求 答案...好的话 追加高分
举国体制就是指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质资源，攻克某一项世界尖端领域或国家级特别重大项目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 在体育上，就是以世界大赛的冠军（特别是奥运会）为最高目标，统一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质资源。 来夺取比赛运动的好成绩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是从原苏联学过来的。 原苏联就是由政府选拔和培养有天赋的运动员，这样做的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可以集中力量，使优秀的教练员都有统一的观念和训练计划。 在这种制度下，运动员守纪律，训练刻苦，求胜欲望非常强烈，这在奥运比赛中是致胜的关键。 举国体制与举国体制相对应的是市场体制，指的是选拔和培养运动员的经费及其它费用由市场行为来筹集。 但只有少数职业化程度高、商业化程度强的体育项目可以通过市场解决，大多数的其它体育项目，因商业性比赛根本没人看，靠市场体制是不可能解决的经费问题的，最后还是要靠政府的支持。 据说，美国也有奥林匹克训练中心，美国奥委会的费用是政府根据税法的规定由民间组织或个捐输的。 美国的税法规定，美国企业和个人捐款赞助奥林匹克事业可以抵税，这实际上是政府将应得的税收转让给了奥林匹克训练中心和其它体育机构。 所以不要认为美国政府对美国的体育事业没有投入，与中国政府不一样的只是它投入的渠道有所不同罢了。 金牌是要花钱的，而且要花很多钱。 在没有群众基础的体育比赛项目上要想出成绩，没有钱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不管你是什么体制。 所以举国体制不只是中国有，世界上凡是对国际体育比赛足够重视的国家都是这样做的，尽管各国的做法有不同，说法也不一样，但政府投入的实质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在改革开放26年后,中国的国家体育机制与50年前相差无几,依然是一个由业余体校,专业体校,地方体工队,省队,国家队层层叠落的体系.几乎所有的奥运冠军,当然也包括其他大型赛事的冠军,均出自于此.几乎全额依靠国家投入,以及远远不够的透明度,使得这种模式与市场经济大框架似乎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和其他很多看起来不和谐的东西一样,举国体制也有自己的历史和理由.现代体育运动由西方传入中国时,立志报国的有识之士正人们深痛于国人体质的羸弱.他们希望能借体育运动来增强国人体质,借以提高中国军人的素质.所以,即使在建国前,现代体育运动,特别是竞技体育是一直与军事训练有关,并从属于军队系统.建国后,国家成立了大量的基层体校和各级体工大队,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依然属于军队系统,服从命令的要求和封闭式生活都那个时期的痕迹.各级单位,加上层层输送选拔运动员的途径,就基本构成了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这一切在当时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一方面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生活中几乎各个方面都实行的是举国体制;另一方面,竞技比赛在当时还有着超出体育内涵的意义和责任.在东西方冷战时期,体育比赛,特别是奥运会比赛,是双方阵营进行热战一个舞台.面对面的较量和金牌榜的得失早已超出了体育本身,每一次胜利都被喻为国家强盛或制度胜利的象征.这种对抗的极至就是双方在1980年莫斯科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的相互抵制.在这种情形下,逐步恢复大国地位的中国是不可能独善其身的.现在的年青人恐怕很难想象,中国运动员在国际体育比赛中胜利在当时意味着什么.近百年的屈辱记忆,以及建国后逐渐恢复的自尊,使得体育比赛成为封闭的国人少数几个提高自信的途径之一.如果仅依靠体育力量的自然长成,取得成绩前的长期等待是国人所不能忍受的.在苏联被称为金牌流水线的举国体制给了中国很大的启发,而事实证明,在短时间内取得良好的竞技体育成绩方面,举国体制的确有着显著优势.中国在1984年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取得了16枚金牌的成绩.而人口规模与中国相仿的印度,迄今为止也仅获得过十余枚金牌.无怪乎雅典奥运俄罗斯代表团副团长在反思本国体育的滑坡的原因时指出:其他的路不该走前苏联的模式,但体育要走.必须承认,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不仅只有举国体制,即使在今天,奥运金牌对国人神经的刺激作用仍旧不小.今天的人们不会像20年前女排五连冠时那样举国欢庆,但熬夜观看奥运女排夺冠的人数也依然不少;田径,网球的金牌也往往成为好几天人们谈论的热点;新浪网上对奥运专题的评论达到了破纪录的70万条,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人们对奥运会的关心程度.有专家指出,虽然不似20年前那样,但现在国人对奥运会的热情仍然高于西方国家,这就是我国的国情.中国的普通民众仍不富裕,在体育锻炼上的消费能力有限,国内体育市场不成熟,这也是我国的国情.当人们对奥运成绩的期待高于市场所能提供力量时,举国体制就成为了现阶段的最好选择.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我国少数几个不走举国体制的项目,比如足球,成绩不但长期不能令人们满意,其内部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也成为了市场化的失败典型.要阳光下的金牌,也要阳光下的效率中国体育举国体制存在有着历史和环境的因素,但并不能回避其与国内市场经济大环境的不协调.如俄罗斯般简单的弃而不用虽不可取,但如不思改进也必然无法持续长久.相对于中国国家全包干式的运动员培养体系,发达国家一般则是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社会.美国奥委会一年的开支大约是4亿美元左右,主要来自私人和团体捐助.奥委会主要支持国家队和少数顶尖运动员,基层的竞技组织基本不管,英国,德国,日本等的也是如此.这些国家并没有放弃对基层竞技组织的投入,只是采取的是市场化的奖励制度.如美国每年就对大学中的体育特长生和教练有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奖学金资助,并且还有国家奖励基金为一些项目的普及提供帮助.雅典奥运会上美国代表团体操成绩的迅速提高,就与美国政府大力推进体操运动的开展不无关系.而对于一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运动,例如足球,篮球等,政府则是在其合法经营内完全不予干预.对比发达国家体育制度.中国的举国体制的最大缺陷,就是缺乏透明度和效率,而且没有前者,后者就无法进行评判.这两点也正是批判举国体制的重点.由于发达国家体育采取的是市场化的做法,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其操作的透明度,也提供了参与竞技运动是否值得的依据.身价数百万美元的美国游泳神童菲尔普斯,拍一次广告3000万-5000万日元的日本游泳健将北岛康介,其成长完全由自己家庭和学校负责,培养其费用也是有据可查的.反观此次的金牌成本之争,培养金牌选手多少钱 值不值 简单的问题却无法简单地回答,原因就在于国家体育总局操作的不透明.究竟每年的体育事业经费是多少 如何支出 用在备战奥运上的是多少 公众没有适当的渠道来了解这些信息,在这样的情形下,又如何评判这些钱花得值不值呢由于缺乏公开数据,依靠推测得出的7亿元人民币一枚金牌自然会大行其道,即使在分析之后发现了该结论的纰漏.但再次推测得出的数千万元一枚金牌的结论,既无法得到有关部门的证实,也依然无法评判这样的成本是否合理.关于巨额的投入是应该给奥运会,还是给教育或科研,本是个要大炮还是要黄油的学术问题,关键在于给哪一方更有效率.回忆今年上半年国家体育总局也深陷审计风暴之中的事实,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这巨额的投入在举国体制运用的效率.对于一个缺乏效率的项目,成本越高,损失就越大.雅典奥运会是百年以来兴奋剂丑闻最多的一次奥运会,但中国军团优异而纯洁的表现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外电称:中国人在阳光下取得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成绩.当然,在追求到阳光下的金牌的同时,也要追求中国体育阳光下的效率.后奥运时期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完善与创新研究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我们依仗“举国体制”的作用和奥运健儿的拼搏精神，借助东道主的优势，以51枚金牌荣登金牌榜首，打破了美国和前苏联长期垄断金牌榜首的格局，并在帆船、赛艇、射箭、蹦床等项目上首获金牌，沙滩女排、曲棍球、击剑、游泳(含花样游泳)等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 辉煌过后，针对“举国体制”的历史贡献和积存的弊端，本课题做出比较全面的分析，对后奥运时期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趋向进行论证，提出后奥运时期完善“举国体制”的思路和原则，完善与创新“举国体制”的策略，旨在为决策机关和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举国体制”的成功与反思1.1举国体制的积极作用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政府以行政手段管理体育事务，以计划手段配置体育资源，在管理、训练、竞赛等各个方面形成全国一体化，形成一个由各级体委为中心的管理体制、以专业运动队为中心的训练体制、以全运会为中心的国内竞赛体制三足鼎立的刚性结构。 凭借这一体制的实施，使我国的竞技体育在国力尚不强大的情况下,能够迅速地崛起，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竞技体育的腾飞，确立在亚洲，乃至世界的领先地位，成为举世公认的体育强国。 其产生的积极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这一体制保证了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集最有效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最大限度地推动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 2.这一体制为一个体育基础薄弱、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竞技体育的迅速崛起找到了一条最简便快捷，也最具有实效性的途径。 3.满足了我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发展所需要的良好外部条件，实现了现代竞技体育所固有的政治功能，为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做出了重大贡献。 4.推动了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使我国的竞技体育运动达到了很高的水平，2008北京奥运会，获总奖牌数第一和金牌数第二，谱写出奥运史上新的篇章。 1.2举国体制的弊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举国体制”赖以生存的社会大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举国体制”管理模式及运行机制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竞技体育自身孕育的改革需求，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与缺陷也日益暴露出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政府包办体育。 政府以计划手段配置体育资源，以行政手段管理体育事业，政府既是办体育的主体，又是管体育的主体。 这种“管办不分”的体育体制与市场经济下的体育高度社会化和产业化要求背道而驰。 2.机构运行高度依赖于政府行政手段。 在“举国体制”下，体育事业主要依靠行政部门层层下达的政策、文件、指示等手段来维持其运行，这显然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小政府，大社会”是不一致的。 3.资金来源高度依赖于计划手段和政府财政投入。 中央与各级政府通过财政预算和财政拨款对体育发展提供各级体育部门的行政经费和人员工资福利、国家与省市两级专业运动队的训练比赛经费及运动员薪金福利、体育训练比赛场馆建设经费等等。 这造成了体育事业在资金上对国家和政府的严重依赖，抑制了社会办体育的积极性，使得整个体育系统的发展缺乏自我造血功能，发展要求与资金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 4.体育人才难以合理流动。 教练员、运动员均按行政区划统管理，只能上下调动，横向流动困难。 这不仅造成人才资源大量浪费，各地的训练优势无法合理运用，同时还造成全运会等比赛出现大量关于运动员归属与身份的争议，既影响了运动员、教练员的积极性，又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人才自由流动原则相悖离。 5.以行政区划为单位参加的全运会与“奥运战略”错位。 全运会这一竞赛体制的优点是可以调动“地方”搞体育的积极性，是“举国体制”不可缺少的支柱之一，但由于利益主体的不同，也出现了各地的“全运战略”与国家的“奥运战略”之间的错位现象。 6.运动员退役和再就业问题难以解决。 在“举国体制”下，凡入选省市专业运动队的运动员，自入队之日起即计工龄，成为国家正式职工与国家职工享受同样待遇。 由于运动员职业的特殊性，这一国家保底的体制在实际运行中存在巨大困难，竞技体育的发展实际上是以大量运动员牺牲自己接受普通国民教育的权利换来的。 后奥运时期“举国体制”存在的必要性其一，虽然我国国民经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但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经济总量和人口的巨大数目相比较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行列，人民的生活水平距离西方发达国家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竞技体育全面推向市场，失去了国家的财政支持，很多项目就会萎缩，甚至消失。 其次，我国实行的由国家体育管理部门组织的青少年选材体系和高水平集中专业训练的模式，是保证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和迅速提高运动水平的有力武器。 再者，经过多年的经营，我国已建立起各种国家级和省级的训练基地、体育运动学校和业余体校，有一大批经验丰富的体育管理人员和教练员。 这是我们的一批宝贵财富，是我们在新时期发展竞技体育的基本力量，我们应该倍加珍惜和爱护。 坚持“举国体制”，保持我国竞技体育的强大，对正在建立和逐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我国社会生活来说，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继续在竞技体育的国际竞争中继续保持领军优势，只能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采用经过我国发展竞技体育实践检验和证明了的“举国体制”。 后奥运时期“举国体制”创新的必然性“举国体制”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产生出来的，它的运行机制高度依赖政府的行政职能，在资金保障上主要依赖政府拨款以维护其功能。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举国体制”表现出的政府对竞技体育资源高度垄断的性质及其结果正逐渐成为竞技体育向国际化、职业化、商业化方向发展的桎梏。 在国力日益强大的今天，国人对奥运金牌的认识开始趋于理性。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所有变革的根本在于“以人为本”,“举国体制”最大的弊端恰恰是采用人海战术，以大量的人力资源成本打造竞技体育塔尖的极少数精英运动员。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较大，所有进入到国家队-地方队-各级体校系列的运动员都在安置的框架内，随着市场的转轨，人力资源市场流动性的增强，国家安置退役运动员的执行力度大打折扣。 近年来，运动员在退役后就业艰难、生活困苦的状况不时见诸报端。 如举重冠军邹春兰当搓澡工，马拉松冠军艾冬梅摆地摊，经多家媒体报道后已是尽人皆知。 新华网则以《金字塔下的悲剧---退役运动员生存状况调查》为题，对更多人们尚不熟悉的退役运动员的生存状况进行了披露。 在2007年召开的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中，叶乔波委员提交了《退役运动员生存与发展的建议》，建议中指出：在非奥运年，每年有万名运动员退役，而奥运年，退役运动员规模更大，国家每次只能一次性安置千人左右，其余90%无法立即安置，滞留在队的或是未能安置的甚至延误到10年之久。 为了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在后奥运时期仍能保持北京奥运会上的强劲势头，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体育事业发展的阶段特征，逐步调整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方式，渐进地放开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在体育事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运用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调动社会资源，形成一种结构合理、管理有序、效率优先的管理体系，对现行的“举国体制”注入新的内涵已是大势所趋，创新求发展已成为必然。 完善与创新“举国体制”的思路与原则后奥运时期完善与创新“举国体制”的思路与原则奥运会已成为一种全球范围内的高端体育文化，在后奥运时期应抓住国人对体育的热情依然高涨的契机，以观念更新为先导、以调整和完善运行机制为核心，加快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规律的组织管理体制、运动训练竞赛体制和竞技体育从业者的社会化保障体系，进一步提升我国竞技体育的国际竞争力，使我国体育事业在更高的平台上实现健康、快速和可持续的发展。 在完善与创新过程中，应把握以下四个原则：4.1平衡好保持竞技体育成绩与改革基础制度之间的度以“奥运争光计划”为例，某些集体项目已经具备绝对的领先优势——如乒乓球、羽毛球、体操等，且梯队完善，完全可以按照职业联赛的制度执行，让优秀的国内运动员在比赛中保持实力，继续为国争光，另一方面，带动整个项目的市场发展。 某些冷门或弱势项目，如田径等正好可以让社会力量或个人--家庭力量积极发展，以挖掘潜力。 某些强烈依附于“举国体制”的优势项目——这其中有的是选材期非常提前的项目，如跳水与体操，必须依赖国家的从下至上的选材系统，从幼龄起包办小运动员的训练与生活，对于这类情形，可以采取不同模式的混合搭配来实现既保证竞技成绩又能保证改革方向——在幼龄运动员在入学年龄前，可以就近委托原有的体工大队等代为训练，当幼龄运动员等到入学年龄，则需要结合“体教结合”道路，满足义务教育乃至高等教育的需要。 通过这样的从项目细分到阶段性的模式互补，使得“举国体制”更具开放性，确保竞技成绩的稳定。 4.2平衡好国家需要和个人需要之间的关系“举国体制”更多的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而一个国家体育的发展，最终是落实到每个个人的体育理想的实现，具体来说，就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体质健康和一部分体育天才价值的实现之间的平衡。 一方面，在竞技体育内部，“举国体制”模式需要做出调整，需要让出空间给其他一些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在整个国家的体育格局内，需要平衡好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之间的关系，适当加大群众体育的比重，将原有“举国体制”中的资源配置向群众体育倾斜，渐进性的调整发展的重心。 4.3平衡好国家宏观调控、市场经济力量、社会自组织力量之间的独立空间和相互渗透需要从用法律的形式规范国家体育宏观调控机关的行政行为与控制权，明确各级体育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在明确各自职责的前提下，各自发挥各级力量，发展竞技力量。 4.4平衡好优势项目与弱势项目，奥运项目与非奥项目之间的关系将体育项目进行分化，必将带来项目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从而导致优者愈优，弱者愈弱。 后奥运时期，一方面，应该去除原有的优势项目与劣势项目之间的硬性分化，另一方面，尝试用市场的作用来引导项目的发展。 后奥运时期“举国体制”完善与创新的策略5.1转变政府行为方式，进行权力和利益格局再造后奥运时期，国家体育总局和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应将体育事务具体管理真正交给有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中介组织，使国家体育总局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及各单项体育协会的职能分开，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提供体育的政策和做出合理的制度安排上。 政府行为方式在后奥运时期产生的转变，其根本就是政府行为适应市场化，主要体现在：第一，政府从宏观管理者和微观实施者逐步分离，主要以政府宏观管理者的身份活动，使两者职能更好协作，寻求最有效的组合点。 第二，由直接参与竞技体育活动向以宏观调控为主转变。 使微观实施者努力实现竞技体育的发展目标，同时能使政府宏观管理者有效地行使管理者的职能。 第三，从竞技体育进行直接的行政控制到间接调控。 5.2改变竞技体育组织体系中的条块分割,实现体育资源优化配置我国多年来所实施的竞技体育组织体系呈现出鲜明的条块分割状态，各省市、各地区自成系统，其最大弊端就是切断了社会作为一个完整的功能---结构内在固有的联系。 表面上看，我国的运动训练队伍有充足的资源保障，其实不然，由于我国运动训练体系的封闭性，堵塞了该系统与社会的资源流动，出现资源浪费与资源不足并存的现象。 一方面大量场地设施在训练竞赛之余闲置，造成资源浪费；另一方面由于与社会脱节，无法利用社会的教育资源、科技资源和人力资源，出现资源不足。 因此，在后奥运时期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完善与创新，必须改变这种竞技体育组织体系中的条块分割,充分调动国家和地方的积极性，在维护国家权威和尊重地方政府利益的前提下，合理划分国家与地方政府的责任和权力，使地方政府分权和中央政府集权达到动态统一和平衡，凡涉及本行政区域利益的体育事务由地方政府决定。 国家体育总局主要加强三种职能：一是体育发展战略引导职能；二是平衡协调职能；三是保护职能。 5.3完善现有训练体制，创建多元互补的竞训模式我国现行的训练体制依然是三级训练网模式，其主体是常设的国家集训队、省级专业运动队和地县级业余体校。 这种单一的专业竞训模式，由于训练的高淘汰，文化教育的低水平，运动员的出路等痼疾，使得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所看到的家长争先恐后送孩子进体校的情形已经很难见到了；沿用多年的专业队体制，由于其运作是以政府高度集权式管理为运行模式，以追求国家利益的精神激励为运行动力，以行政手段直接调控与监督为运行规范，致使系统内存量资源难以盘活,系统外的增量资源难以进入；教练员、运动员的管理是按行政区划统管，人事权归所属体育行政部门，给人才的横向流动设置了障碍，造成人才缺乏合理流动,资源浪费现象严重。 在后奥运时期，对我国现行的训练体制应该实行依层次划分；依性质划分；依训练队管理系统划分，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现代体育运动规律、国家调控、依托社会、自我发展、充满生机与活力，造就良性循环的多元化竞训体制，形成专业竞技、职业竞技、业余竞技多元互补的竞训体育模式。 其中包括：第一，对我国的优势项目实施合理布局，完善和加强原有的国家集训队、省级专业队两级专业竞训体制；对那些难以实现社会化和市场化，但又是实现奥运争光计划的关键性项目，依靠政府财政的力量继续扶持，通过政府的政策导向与资金投向的杠杆作用，继续实施专业队建制，按照国家投入、行业管理、项目招标、严格审计的原则在全国各大城市建立一批国家级的训练基地，以此来保证一些重点性项目的发展。 提倡完全由社会自治与市场自主的职业体育，以此来推动高度社会化和市场化的职业联盟发展。 第二，大力发展以市场为中心的职业竞技和相关体育产业，继续完善像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围棋等项目职业联赛道路，与国际体育接轨，力争在国内有群众基础或是有影响的体育项目都实现职业化和市场化。 第三，促进以大学和中学为中心的青少年业余竞技，形成像美国NCAA式的竞赛联盟体系，以多元而又互为支撑的网状结构取代现行单一的“一条龙”式的线性训练体制。 5.4以全运会改革为突破口，进一步理顺与完善现有竞赛体制首先，明确全运会的目标，将各省、市、自治区发展体育的目标引导和整合到奥运争光战略上，将全运会与奥运会接轨，最大限度调动各省、市、自治区的积极性，以此带动其它赛制的相应改革。 其次，在运行机制上，调整运动项目设置，在比赛规模和竞赛项目上力求“瘦身”，既接近奥运会，又体现中华民族特色，使各省、市、自治区能够找准项目定位，集中最有限的力量，发展自己的特色优势项目。 其三，从短期格局和利益来看，改革双计分、协议计分和运动员交流制度，克服短期行为和临时雇佣现象，规范交流行为；从长期计议来看，改革以行政区划为单位参赛的做法，使参赛主体多元化。 其四，实现单项体育协会实体化，突出全国性单项体育比赛的地位，改变目前全运会凌驾于国内其他赛事之上的制度设计；做好全运会下级赛制或平行赛制的协调与管理；控制好全国大型赛事的密度，将资源有效合理地配置。 5.5拓宽竞技体育发展渠道，完善体教结合的路子体教结合可以为竞技体育的发展提供丰厚的土壤，体教结合是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必由之路。 尽管在中国，从大学生运动员向职业运动员的发展在众多的大学生运动员中还是凤毛麟角，但是，这些少数派却在职业联赛中凭借良好的竞技意识，在职业联赛中成长为所属球队的中坚。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相信随着先行者在职业道路上越走越远，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运动员有能力有意愿向职业运动员发展。 5.6建立以竞技体育从业者权益为本的社会化保障体系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与全社会的大保障体制相适应的社会化保障体系。 一是通过法制化渠道，采用立法的形式确立竞技体育从业者的安置福利。 其二是大力发展社区体育，广开就业门路，让退役后的竞技体育从业者能够发挥所长，有所安置，又能服务社会。 其三是鼓励社会力量办体育，如民间体育社团，体育俱乐部等，除了高校培养的专业教练外，退役后的竞技体育从业者将是这股力量的中坚。 编辑本段人物评论正如我们强调救人第一并不只是行动口号，而是一种政治决心一样，举国体制既是一种工作机制，更是一种政治实力。 抗震救灾检验了我们的举国体制，提升了我们的政治实力，也使我们获得许多新的经历感受。 党的十七大，高屋建瓴，审时度势，正确地规定了增强我国经济实力，同时把经济同政治、文化、社会统一起来，绘制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蓝图。 现在，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统筹兼顾，妥善处理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重大关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显得重要和紧迫，也照亮了我们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加快灾区恢复重建的前进道路。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我们坚信，面对罕见震灾，自信者兴、自强者胜，关键是我们在科学基础上，总结过去，计议将来，努力保持清醒，作出真正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北京国安队和天津泰达队为什么有矛盾呀？
恩怨直接原因“这事儿我从正面说，天津球迷会骂我。 从反面说，北京球迷会骂我。 我想王文也跟我一样面临这样的压力。 ”天津球迷协会会长王津洲对谈论京津两地球迷之间的矛盾显得有些顾忌。 因为之前有家网站在首页上有一篇文章《天津球迷向北京球迷示好》，结果王津洲被天津球迷骂了，同时也没从北京球迷那里得到什么好反馈。 两地球迷把互联网当成第二看台，虽然各方尽量从正面引导球迷，希望缓解矛盾，但在网上相互谩骂与攻击似乎并没有因此缓和，反而逐步升级。 目前，京津两地球迷的矛盾已经成为一个危险的火药桶，随时可能点燃不可预知的后果。 京津两地球迷组织关系一直很好，王津洲说：“前几天王文给我准备了两张国际米兰与拉齐奥队比赛的票，我实在没时间去，因为周末泰达有主场比赛。 ”但两地球迷在看台上并没有表示出这样的友好。 王津洲回忆说：“上世纪90年代甲A联赛比现在还火，我们到北京，打出‘向北京球迷致敬’；北京球迷到天津，打出‘天津球迷你好’这样的标语。 那时候在现场的对立情绪不像现在这么浓，注意力主要还是在球场。 现在跟比赛关系不大了，直接是看台上的较劲。 以前京津球迷是三角关系，现在就是球迷对球迷。 以前一支球队输了，发泄下情绪，1995年北京球迷大巴在天津被砸过，2000年天津大巴在北京也被砸过，那时候媒体报道的也不多。 炒得不像现在这样过，结果加深了两地球迷之间的恩怨。 我认为最直接的原因是网络，在网上直接对攻，不光是在一年的两次碰撞上，而是每天在网上。 上一轮陶伟有一个蹬踏动作，这新闻一报，双方就开始对骂。 ”北京球迷协会会长王文说：“10年前、5年前网络还没这么发达，没人组织，现在组织个小论坛网上就开战，而且没有什么限制，所以今年国安主场对天津就出现这个问题。 比赛前网上两地球迷已经是战争状态了，而且北京确实有个别球迷在网上跟天津球迷说‘来了有去无回’，天津球迷说‘来了专打绿毛龟’，网上已经把火点起来，导致这场比赛出现这么多事情。 ”北京、天津球迷的恩怨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在近几年愈演愈烈？王文回忆说：“我应该是最直接的见证人，这应该追溯到‘甲A’年代，从1994年开始出现了球迷相互间异地观赛的情况，一直到现在。 每年国安主场对天津的比赛，都会有天津球迷过来看球。 天津主场也会有北京球迷去。 职业联赛这么多年，北京和天津几乎一直在同一级别的联赛中，相遇的机会就多；另外球迷之间的交流应该是最多的，虽然不一定是最良好的，但交往机会最多。 我印象里，从1994年到20 09年，每年国安主场对天津，和天津主场对国安的比赛，都有客队球迷到现场的。 首先是北京和天津距离比较近，另外两地足球有很多渊源。 包括职业联赛以前，那时候是赛会制，北京和天津就比较较劲，延续这么多年了。 而且球迷之间也存在这些问题，只要是国安主场对天津，和天津主场对国安的比赛，都是一年联赛中上座率最高的比赛之一，这不一定是两支球队水平的较量，而是觉得有乐子。 天津也一样。 从1995年我们第一次大规模组织北京球迷到天津看球开始，十几年组织了若干次，有组织、成规模的至少三五百人以上，应该不下七八次。 给我印象深刻的是，1995年我们组织了2000多球迷开着4 0辆大巴车浩浩荡荡去天津，那场比赛国安客场4比1赢了天津，球迷在看台上对抗也比较激烈，导致了那一年北京和天津球迷之间正式结下梁子。 当时我们的大巴、国安队员的大巴从场子里出不来，憋了3小时，结果当地调动武警、警察才解救出来，一路上也是遭受到一些袭击，天津路窄小巷多，有球迷从胡同里头扔砖头的，砸伤了不少人、砸坏不少车。 第二年，国安主场从先农坛搬到工体，出现了施连志飞脚踹高峰这个情节，两地球迷之间的梁子又延续了或者加深了。 ”王津洲说：“很多地方的球迷在攻击北京球迷时，从来不喊‘北京傻×’，一直都是喊‘国安傻×’，可是北京球迷在攻击别的地方球迷的时候，都用了当地城市名字。 我们的球迷文化跟国外不一样，他们的注意力还是在现场，我们这儿是上升到城市。 前两轮我还跟天津球迷说，我们不要骂北京，他们骂天津是因为‘天津’两个字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但我们跟北京都有关系，因为你出国，人家知道你的首都在北京。 但现在北京球迷的挑衅太过了，从来不喊泰达，从来都骂天津。 ”王文说：“异地观球的球迷一定要有挨骂受气的思想准备，毕竟不是你的主场，不是你的家乡，到人家的地方去，多少得怂着点儿。 从这些年的足球发展的整体趋势，包括球迷这么多年一步步走过来的状况看，有些赛场出现的情况不是很正常。 也不能说反映了地域文化和两地球迷之间的赛场的文化交锋，有些观众是用过于敌意的态度对待客场球迷。 另外在表达方式上，越来越趋于野蛮、不理智，包括北京球迷。 ”非理性狂热北京是较早组织异地观球的城市之一，从1995年开始，北京球迷协会几乎是动用海陆空交通工具去异地看球，当时有甲A联赛的大多数城市都去了。 北京球迷也是至今口碑最不好的球迷团体之一。 王文说：“我感觉去外地看比赛比较危险，也跟当地人的性格有关系，去大连、沈阳、长春，东北汉子都比较粗犷，也发生了一些问题，一些小摩擦。 北京球迷也有咱们的弱点，嘴比较贱，心比较齐，比较张扬、招事。 现在球迷文化融进了一些本不是赛场的东西，使得足球赛场的环境显得越来越复杂。 ”北京人有一种先天的优越感。 这是很多外地人对北京人的印象，体现在球场上，就是北京球迷带着侮辱整个对手城市的京骂。 而另一方面，在甲A联赛时，八一足球队由于体制原因，不能引进外援，所以在实力上会受一些损失，相应地他们就会受到一些照顾，比如不能降级。 后来八一队淡出职业联赛，很多地方的球迷便把国安队当成八一队，这支球队一直以来在场内场外多少都会受到一些照顾，这样更加深了外地球迷与北京球迷的敌对。 在所有对立中，京津球迷之间的冲突尤为激烈。 现在，不管国安队主场与任何一支球队比赛，球迷都会挂出一些侮辱天津的横幅或喊一些侮辱天津的口号，天津球迷在主场也以同样方式回击北京球迷。 王文认为，从职业化以来，球迷构成的最大变化就是年轻化了，非理性狂热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多年轻人观看比赛，无论男女老少，赛场气氛合适的话，都有污言秽语出口的可能，这也说不好是什么现象。 过去我们曾经搞座谈，讨论京骂是怎么回事。 比如两口子带孩子看比赛，初期很多，后来越来越少了，原因是家长带着孩子看比赛，现场都是污言秽语，让家长觉得很没面子。 所以这些年家长带孩子看比赛的越来越少，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现象。 但现在更多的人参与，只要环境合适，更多人参与京骂，这是个挺大的变化。 在先农坛还好点儿，一到工体就开骂了。 ”王津洲到过很多地方，谈到球场上的谩骂，他说：“天津这个地方也不是所有客队球迷都不接受，客队球迷加油的时候，顶多是嘘声。 北京跟各地结梁子的原因可能就是，不管多少人去北京看球，他们都是拿那俩字招呼你。 天津除非是客队领先了，球场上再有什么过火的地方，客队球迷再拿什么刺激主队球迷，主队球迷才会攻击客队。 北京不一样，一进场就开始骂。 天津这几年跟大连闹得挺凶，大连球迷也没有上来就骂的，个别人指指骂骂很正常，但没有全场喊。 山东、青岛都是，去年长春有个小孩在天津给打了，所以长春有些攻击，但也不是全场骂天津，只有北京例外。 人少点还好，如果超过一百人，不管从哪儿来的，都是等不到开球就开始骂了，别的地方真不是这样，天津球迷够招欠的了，到别的地方也没有这样。 ”对于颇令北京人尴尬的京骂问题，媒体的批评和讨论一直就没有停过，尤其在奥运会之前。 但是，这个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随着地域间的冲突变得更加突出。 这就像在工体，有“文明观赛事，理智对输赢”这样的正面标语，也有充满暴力和挑衅的“誓死捍卫”或者“跟丫死磕”“谁来灭谁”的口号。 换句话讲，过去我们一直用所谓的正面引导方式是否出了问题？球场语言暴力是很值得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去研究的，针对今天观众的心态，是否有更合适或者更有效的引导方式引导球迷观看比赛，而不是一味说教？同时，球场作为一种公众聚集地，一定会把球场外的内容带进来，观众所表达的已经远远不只是对主队的助威或是对对手的侮辱，它包含了更多情绪在里面。 王津洲也想过吸取一些外国球迷现场鼓劲加油的经验，比如向韩国的“红魔”取经，但他发现好像不太适合中国情况。 他说：“我跟俱乐部的官员、球员也有交流，拿日、韩来说，他们在现场整场唱不停，一成不变，但国内的球员觉得这样跟比赛的进程结合得不好。 现在浙江的‘绿魂’挺著名的，它的模式就是模仿‘红魔’，他们主要是让‘绿魂’烘托赛场气氛，从而为俱乐部增光添彩，但对于90分钟的进程，帮助并不大。 我们也在探讨，为什么帮助不大？激进的球迷学的只是日、韩球迷文化的表现力，日、韩球迷私下里跟俱乐部和球员关系很好，球迷真正和俱乐部是一体的，只要是俱乐部会员，每年都有一次机会要求俱乐部任何一个球员跟你合影，有个球迷要求球员跟他的爱犬合影，球员就跟他爱犬合影了，而且很自然。 在中国，这个不可能，俱乐部、球员跟球迷之间都没有达到这种真正交融在一起。 ”地位的较量在中超赛场上，除了没完没了的京津较劲，比较明显的还有上海与浙江、青岛和济南。 在华东地区，上海无论在经济和影响力方面，肯定是老大，但是浙江省在近几年经济发展迅猛，已经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与上海抗衡，而上海的传统优越感就是看不起近邻，两地球迷间的较劲也日趋明显。 青岛和济南比，青岛作为海滨旅游城市在某些方面比省会济南更有知名度，但是济南从行政级别上又压着青岛一头，青岛经济这些年发展较快，消费水平也在提高，越来越不服老大哥。 天津也是如此，这几年经济发展很快，从生活水平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京津两地人之间的心态变化，带到球场上，就意味带进来一种谁也不服谁的情绪，在球迷看来，这是一种地位的较量。 王津洲讲了一个故事：“天津与青岛比赛结束后，两地球迷组织一起吃饭，大伙酒喝得很多，到最后一块儿唱歌放焰火，围着圈儿唱歌，唱着唱着就开始喊口号，喊着喊着把两地最爱听的口号都喊了，青岛是骂山东鲁能，天津是骂北京国安。 当天刚好有两个山东的球迷也在大排档吃饭，一骂鲁能，那两个球迷就不干了，最后就打起来了。 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来，天津和青岛的关系能好到这个程度，就因为这两个城市从很多方面都没有冲突。 ”球迷之间的冲突，总体来说，是球场文化的一部分，中国足球的水平比较低，观众看球容易走神，所以只能制造更多看台上的内容，看台文化就变得越来越繁荣。 低级的足球水平对应的一定是低级的看台文化，更多到现场看球的人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赛场之外。 以京津之间的比赛为例，大多数人是为了图个乐子，并且很享受这种低级的乐子——尤其当它以捍卫某种荣誉为说辞的时候，就变得更加疯狂。 在斗嘴方面，天津人能编出很多顺口溜，而北京人除了两句京骂，似乎在语言表现力上显得非常贫乏。 王津洲说：“到了2001年，职业联赛开始走下坡路，之前的几年，天津和北京也没这么较真儿，北京的球市不行，天津也差。 去年国安主场在丰台体育场，整个体育场才多大？天津去了800多人，加上北京去的球迷比较少，天津球迷相对来讲是个集体，比较整齐划一，北京球迷又比较散，口号不能统一，所以比较吃亏。 今年6月13日，我觉得很多人不是奔着球来的，有的人是来报复的，有的人是来看乐呵的，所以现场干扰就没停。 那场比赛真是让我太震撼了，5万多人一块儿骂街。 10月5日，可能很多北京球迷会来天津。 ”重新认识赛场王文说：“中国足协会有严格规定，主场比赛一定要给客队留看台，球场两边的看台，等于3个看台要留出来，不管坐几十人也好，几百人也好，其他两个看台要作为真空看台。 这是前些年才有的规矩，比如1995年去天津看球根本没有限制，两边的球迷都挨着，看着看着就打起来了。 现在北京赛区的安保措施应该比较严，矿泉水瓶子都带不进来，但你不能不让他带手机，这次客队球迷被打伤，是因为虽然隔着真空看台，手机电池能扔过去，有球迷把手机电池卸下来扔过去。 北京天津球迷较劲，一定程度是文化，咱们到客队看球，天津球迷满场飞绿王八，国安队绿色是传统色，玩具绿王八满场都是，有的还点着了。 咱们主场对天津，北京球迷弄大包子，有的是真包子，有的是白布包什么东西，等于扔包子就是狗都不理，也是一种羞辱性方式。 2009年和1995年比所谓社会风气和人的素质心态都差远了，有些人到现场觉得我不骂人我干嘛来了，就是发泄。 ”“90年代，我觉得球场行为还基本都是体育范畴内的东西，现在是真和体育没关系。 这次我去北京，看到很多人都没怎么看球，一直在和北京球迷对峙。 原先职业联赛最激烈的时候，也没这样过。 ”王津洲说。 “每年好多球迷都把国安主场、客场对天津的比赛当成一个事儿，这些年国安主场对天津都是最高的上座率之一了。 一个是比赛本身好看，国安和天津一直都没有谁比谁差太多，还有球迷之间知道有国安比赛天津肯定有球迷来，其实往好处说这是一种赛场文化，但是赛场上总出现些问题，包括比赛中恶毒语言攻击，球迷散场后，安保一定要把这些人安全护送到车上，护送出工体，甚至还有警车开道，护送到四环路。 曾经有一年，有一球迷散场后开车到高速路口等着，车一过来大砖头就扔过去了，这是一个特例，但也反映出两地球迷之间冲突的激烈程度。 今年国安主场对天津比完后，两边在天津搞了一次座谈会，包括两地足协、俱乐部、公安、球迷协会。 座谈会搞得不错，包括天津媒体，现场效果和媒体宣传效果不错，但网上球迷依然是这样。 ”王文说。 座谈会后，反而出现了反作用，在比赛现场，天津球迷打出了“接受道歉，拒绝联谊，反对京津球迷是一家”的横幅绕场走一周。 王津洲说：“足协的处罚决定，绝对是造成现在升级的根本原因。 今年天津赛区挨了两次赛区警告，而北京赛区只得了一个通报批评。 6月13日那场比赛，现场混乱程度远远超过了谭望嵩的恶劣程度。 其实球迷对于足协处罚谭望嵩没有任何异议，这一点天津球迷还是值得肯定的，他们还是懂球的，最要命的是对赛区的处罚。 我们车被砸、人被打、现场到处都是激光棒，只给了一个通报批评。 工体是国安的主场，出现这么多事情，俱乐部起码要表示一下，‘对远道而来的天津球迷表示点歉意’这样的一句话俱乐部没说，球迷被打也没有任何说法。 王文从座谈会回去后就挨骂，原因就是他首先说了道歉，北京足协说了道歉。 但天津的球迷挺有脑子，他是针对国安俱乐部，第二是公安。 事情发生在你的主场，俱乐部应该说话，还有就是公安应该告诉大家，最后这些人怎么处理了，是怎么回事儿。 包括我们去大连看球，订完车了，走的前一天旅行社的车派不出来了，就因为在北京被砸的大巴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连旅行社的人都等着10月5日：‘我们球也不看，就等着砸几辆大巴，让他们回去自个儿解决。 ’处罚结果不公才是矛盾升级的真正原因。 中国足协在这件事上没有处理好，才造成现在这个局面。 ”异地观赛导致的一些矛盾已经变成了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中超比赛每轮都会出现一些球迷冲突，即使像苏格兰格拉斯哥流浪者与凯尔特人两支球队之间的比赛也不会出现频繁的冲突，因为这两支球队不仅是竞争，更多是历史和宗教上的冲突。 但是中超每轮都会出现赛场冲突就是管理上的问题了。 比如山东和青岛两个主场，他们有意把主队球员的照片挂在客场球迷的看台下面，这本身就带着一种挑衅。 有时候，主队可能出于避免客队挂出一些言语过分的标语的考虑，但这样往往会适得其反。 相对比较温和的浙江绿城俱乐部球迷在青岛因为挂标语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造成两边拆座椅互砸的情况。 由于异地观赛带来的问题，现在相关部门尽量限制异地观赛人数，甚至传出在国庆之前暂停异地观赛。 王津洲说：“ 如果限制异地观赛，应该有具体东西才行，不然我们怎么说服球迷，我们也扛不了。 球迷有人身自由，他们要去看球，我们怎么管？去那儿之后你不管，更容易有问题，所以我们作为组织方就比较麻烦了，天天跟足协、公安打交道。 他们光是说，没有条文出来。 比如今年6月13日，我们准备200多人到北京，最后去了1000多人，因为你限制不住。 当时我跟俱乐部说，如果这1000多人不跟我们走，而是开车散着去，危险性更高，而且你根本控制不了。 如果你1000多人都是开车去，北京公安得挡着，等北京球迷散场了才放你出去。 要是都是大巴的话，公安一带就带走了，所以有组织的更好控制和管理。 我们去大连也是，要求我们提前退场，这些人1000里地到大连，下半场只看了十几分钟，如果没有组织的话肯定做不到。 ”足协每年关注的是上座率，上座率决定中国足球受关注的程度和商业利益，上座率低，相对安全一些，但是足协没有面子；上座率只要一高，一定会出现赛场暴力问题。 因为足协每年向公安部门上缴安保费，就把责任推给公安部门，现在公安压力很大。 但很多问题不是公安部门可以靠人数和强制手段解决的，现在足协也不强调上座率了，因为足协控制不了球场上的混乱，公安部门面对的赛场也比过去复杂多了。 这就需要这些部门必须重新认识赛场，用更合理的办法去解决疏导。 在观众看来，安保还属于服务行为，但是在赛场上，这种服务意识稍有不足，就有可能激发观众情绪。 王津洲说：“ 打亚冠，天津跟韩国浦项制铁一个组，浦项制铁全场只有80个警察，在天津泰达主场有8000个，很可怕。 2002年世界杯我们去韩国，警察跟球迷关系很好，警察甚至替你擦座椅，示意你这并不脏。 在国内赛场上，别说警察了，服务人员也不这样，好像你不是球迷，你不是买票进来的，态度极为生硬，造成还没有开始比赛，球迷就已经有抵触情绪，所以比赛的时候就骂街，反正你也不能逮我，甚至借机会把警察一块儿骂了。 实际上，中国足协这么多年，探讨经验时绝对不会探讨外国球迷是怎么组织的，也没有这种部门，我们也提过建议，足协还停留在不见棺材不落泪的阶段。 异地观赛、主场球迷规范，都应该引导。 我看国外的联赛，球迷也不像我们隔这么远，AC米兰和国际米兰更是死敌，但也没有到用武力去解决的地步。 现在的球迷已经是足球的一部分了，以前足协只要管踢球的就行，现在应该把球迷列入工作范畴，这么多年他们都没有动过脑子，加上长时间积累，造成了今天这个结果。 球迷本身就是联赛的一部分，他们没有意识到，可能到现在还没想明白。 ”伴随着危险而来的往往是一种刺激，异地观赛虽然像地狱之旅，但却能让人体验到一种平常感受不到的乐趣，这也要求到异地观赛的球迷必须具备很强的心理素质。 “太刺激了。 ”王津洲说，“我们去大连看比赛，去的时候要躲开大连球迷的视线，迅速进场。 而且还不能透露行程路线，上次去长春，因为行程安排提前泄露，出站时跟当地警方联系临时换了出口，不然就有可能发生冲突。 去大连，赛前还和当地球迷在一起交换礼物，比赛一开始还是互相攻击，最后还要被迫提前退场。 现在想提前离场还是对的，因为大连球迷还是比北京球迷疯狂一些，而且北京警力也强些，大连那边就几个警察，当时我看局面够呛，就靠一个门拦大连球迷。 我同意撤了之后，发现天津大巴已经被五六辆车堵在里面了，开不出来。 ”现在球迷把异地观赛的惊险之旅当成异地观赛的一部分内容了，大巴车堵在高速公路上几分钟人们就会烦躁，但是被堵在球场里几小时人们也没有怨言。 王津洲说：“作为一个普通球迷，不会想很多事情，但是对于我这个组织者而言，客场观赛简直就是一种摧残。 可是球迷觉得挺愉快，很刺激，每个环节都很刺激。 ”现在人们都在关注10月5日国安客场对泰达队的比赛，王文开玩笑说，要过去5000人。 北京公安局的负责人在两地座谈会上也开玩笑说：“祝天津公安10月5日好运。 ”说完大家全乐了。 如果两地球迷真的把未来的比赛升级成一个乐子而不是冲突，那还真得把京津两地特色文化带到足球场上了。 X登录 · · · · · ·Email:密码:忘记密码了在这台电脑上记住我>还没有注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