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前总理顾问、“新南亚论坛”创始人苏廷德拉·库尔卡尼7月26日在《中国日报》撰文称，近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国的治理模式为印度提供重要借鉴。
漫画作者：中国日报 金鼎
《决定》彰显中共改革决心
文章指出，印度和中国是共同迈向现代化的文明古国，都致力于实现民族复兴。有鉴于此，印度政治家、决策者和知识分子应该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论述。在此基础上，他们将认识到，尽管两国的政治体系和治理体系存在重大差异，印度仍然可以从中国的有力举措中受益，反之亦然。
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印度提供重要借鉴。印度往往将改革狭隘地理解为经济改革，而《决定》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各个领域深化改革的决心。
《决定》全面看待中国经济，强调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等。
《决定》提出完善就业优先政策，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为此，中国致力于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
要完成相关任务，中国必须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应对外国施加的制裁，并取得世界级成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决定》提出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允许科研类事业单位实行比一般事业单位更灵活的管理制度。
中国正在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健全基层民主制度。与此同时，中国加大对文化领域投资力度。《决定》强调，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决定》为印度提供重要借鉴
文章进一步分析称，这些改革对印度而言同样至关重要。印度应该关注中国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所作的努力。印度在城乡现代化方面面临巨大挑战，无法为公民提供良好的住房、供水和卫生设施，也难以改善交通条件、保护环境、建设公园和其他娱乐设施。
两国有望实现合作的另一个重大领域是绿色低碳发展。中国不仅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而且致力于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印度总理莫迪近期宣布，绿色能源和绿色交通是印度的发展重点。中国是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和电池领域的全球引领者，因此印度应当与中国在绿色发展方面建立密切合作。
印度主要企业几乎都想在相关领域与中国公司建立长期合作，特别是在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在这些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印度必须融入中国的供应链，吸引中国的投资。
印度政治家若研究《决定》，将会获得有用的经验。二十届三中全会不仅阐述了需要进行哪些改革，还涉及如何推进这些改革。
《决定》强调，到二〇二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很显然，印度也需要进行必要的体制改革，并制定有时限的实施计划。
总而言之，印度需要进行广泛改革，与中国对话和接触或许大有助益。
（英文原文刊发于《中国日报》智享汇栏目）
（编辑：严玉洁 王辉）
为什么印度注定无法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为什么印度注定无法超越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从这两个国家的发展，可以看到，印度注定无法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2018-07-16 21:43
中国古代很是相信“命运”，对于国家发展来说更是如此，我国从古至今历来都是大国，强国，这是命运，而很多国家注定无法强大这也是命运。 最典型的就是印度，而且从下面两个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印度注定无法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注定无法超越我们。
现在印度的发展，很多人拿来对比我国，尤其是在我国进行调整的这几年，印度国家经济增速，超越了我国。 而且最近几年，印度经济不断超越俄罗斯，法国等国，成为世界第6大经济体。 很多人于是推测，印度将很快超越世界大国，中国，甚至是美国，成为世界上的强大国家。 但是其实，印度的命运是无法成为强大的国家的，从两个国家的例子就可以看到。
这两个国家就是巴西和印度尼西亚，从体量上来看，巴西国土面积有85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也有2亿多，而且资源丰富，纵深广大，比印度的条件更好，比印度更加具备成为世界大国强国的条件。 而印度尼西亚国土面积超过190万平方公里，人口更是接近2.7亿，论区位和体量也丝毫不亚于印度。
而且在历史上，巴西和印度尼西亚曾经发展非常迅速，巴西曾连续几十年增长，其势头曾一度说要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强国。 但是很快巴西就陷入停滞，内部纷乱不止，通货膨胀严重，陷入发展困境。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印度尼西亚身上，印度尼西亚是整个东南亚地区最有成为大国条件的国家，曾经发展也是非常猛，大有爆发之势，但是很快就熄火了。
现在整个就是个失败的领土大国，影响力甚至不如小国新加坡。 而看到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的发展，就可以看到，印度注定无法成为强大的国家。 最为关键的就是一点，地缘位置，印尼和巴西，还有印度，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处于热带地区，处于热带地区，最为致命的缺陷就是人的懒散，这对一个国家长期的发展那是致命的。
我们看到，世界发达国家和世界发达的地区，基本上处于温带，而热带地区，除了新加坡例外，没有强国，也没有大国，更没有大的发达国家。 世界绝大部分经济集中在温带，这一点决定了热带地区很难出现持续发展的大国，强国，因为后劲严重不足。 我国之所以能够几千年长盛不衰，成世界强国，最为关键的是，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和勤劳程度，这是发展的基础。
而热带的领土大国，短期的繁荣可以有，但是难以持续，印度尼西亚和巴西就是例子。 因此，鼓吹印度将成世界强大国家，甚至要超越我国的观点，显然是不可能成立的。 而且印度面临的问题比印尼和巴西还更加的严重，如种姓制度，庞大的贫困人口，内部民族矛盾复杂，封建的残余太多等。 随便一个爆发，印度的发展就要彻底停止，而且国家甚至无法稳定，这些都是致命的。
印度，它是世界人口的第二大国，但印度历史上没有经历过像我们中华民族这么长久的人口整合的过程，印度庞大的人口远远没有中国人那种高度的，我们叫“文化同质性”，没有这种相同的语言，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生活方式，这些我们比是没法比的，我们比他凝聚力要大很多。 那么印度历史上也出现过自己古老的哈拉塔文明，到后来中断了。 而且后来你看印度的历史动乱不断，比较长的统一时期是19世纪开始的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外来的英语成为他今天的主要的官方语言。 但今天真正能够说英语、懂英语、掌握英语的人，实际上不到印度人口的10%。 整个西方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而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特别是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受过教育和培训的人民是我们“文明型国家”最大的财富。 中国现在每年培养的工程师的人数超过美国、欧洲、日本的总和，中国的制造业、电子商务、国内外的旅游、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物流行业、城镇化、高速铁路、人工智能等行业的迅速发展，实际上都体现了这种规模效应。
从一个更广的意义上看，由于人口效应，中国一旦改变自己，往往就能产生改变世界的效应，甚至引领世界的发展，引领有关的标准和规则的改变。
现在世界进入了大数据时代，中国的人口数量和教育水平都意味着我们的大数据远远多于其他国家。 有一种说法，认为工业文明时代最主要的资源是石油，那么信息文明时代的最主要的资源就是大数据，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中国的移动支付现在是美国的70多倍，中国人每天创造大数据，无论是深度、广度、厚度，是美国和其他国家没法比的。 这个对于5G也好，对云计算也好，对人工智能也好，对新一代的新工业革命、新技术革命意味着什么？对未来许多世界上的这种产业的标准的确立意味着什么？对世界和人类未来的影响又意味着什么？你懂得！
第二就是超广阔的疆域国土，中国幅员辽阔的疆土也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步形成的“百国之和”成百上千个国家慢慢整合起来的，今天的世界版图上俄罗斯的国土面积比中国大，加拿大的国土面积也比中国大，但是这两个国家从来没有经历过像我们中国“文明型国家”意义上这种整合历程。 前苏联时候曾经尝试过创造叫“苏维埃民族”，但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化为乌有。 少数民族为主的各个共和国很快就独立了，如果不是普京上台扭转了俄罗斯继续崩溃的趋势，照西方模式做下去的话，那对不起，俄罗斯将继续不断地解体，在这一点上，俄罗斯人还是很尊重普京的。
印度也是个人口大国，但它的国土面积实际上只有中国的1/3，它疆土内的整合程度也远远不如中国，很多地方反叛力量还远远没有平息，还有种姓制度也是个大的问题，阻碍了印度人口流动和社会活力。
中国学者钱穆曾经比较过古代中国和古希腊，还有后来的古罗马，他说古希腊是“有民无国”，古罗马是“有国无民”，而古代中国是“有国有民”。 古希腊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而是由一大批规模比较小、比较中等的城邦组成，有的人口就是上千人就算一个城邦，有的是十来万人，小于中国秦汉时期任何一个郡县的人口规模，而且从来没有真正的、统一的中央政府。 罗马帝国是“有国无民”，帝国常年征战，最强盛的时候疆域是350多万平方公里，和中国西汉相当，但在国家治理上，古罗马始终没有形成像秦汉时期那种内部的人口的整合。 中国当时已经有了户籍制，有郡县制，有编户居民等等，但罗马帝国最后是由于经济衰退，政治动荡，日耳曼游牧蛮族的入侵，最后走向解体和灭亡。
之后的东罗马帝国一般就说不算是欧洲国家了，罗马帝国解体后多数史学家认为，欧洲进入了长达千年的中世纪“黑暗时期”，一般认为到了16世纪的“文艺复兴”欧洲才开始摆脱漫长的“黑暗时期”。 中国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实行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了度量衡，推行了郡县制，奠定了维持中国统一的文化和政治基础，包括当时的朝鲜也被中国统一进来了。 之后的中国虽然经历了很多次的分裂，但历代的主流政治都是寻求统一历代的政治制度几乎都可以追溯到秦汉时代。 正如毛泽东说过的“百代都行秦政治”，中国“大一统”的传统自秦同意之后就一脉相承下来了。
辽阔的统一的疆域使中国获得了绝大多数国家都难以比拟的这种地缘优势和战略纵深，中国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强大的国防能力，使我们彻底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百余年的“挨打”的问题，中国可以在超大规模的国土内进行战略布局，可以实现行西气东送，可以实现高铁“八纵八横”等，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现代工程。
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产业升级往往意味着产业迁移到国外，而在中国自己的内部就可以实现大规模的产业的梯度转移，一般制造业可以从发达板块转移到新兴板块但仍然留在中国，就延长了中国制造业的生命周期。
“文明型国家”所形成的的地缘优势也使我们具有其他国家难以企及一种“地缘辐射力”，中国推动的开放政策是非常精彩的，从沿海开放到沿江开放到延边境开放，到今天的“一带一路”的倡议，已经把中国的边境省份都变成了对外开放的前沿，特别是现在欧亚铁路的建设，包括渝新欧铁路，连云港、义乌到欧洲的铁路，还有正在建设中的从云南通向东南亚的铁路大通道，把整个中国与中亚、俄罗斯、欧洲和东南亚国家都连成了一片，中国这种地缘优势是日本这样的缺少地缘优势的经济大国所难以比拟的。
我们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实际上大家看到中央政府发挥重要的作用，地方政府也发挥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就是和中国的规模有关，这么大的地域，这么多的人口，所以他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的经济学家说，中国县级政府的良性的竞争是中国崛起最重要的原因。
中国超广阔疆域国土，实际上是一个“洲”的概念，就是飞机飞三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还在自己的国家内，在欧洲这么长时间肯定是走了十几个国家了。 所以你还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到另外一个地方还在中国境内，还是讲中国话，吃中国菜，享受丰富的中国文化，这是少有的精彩。 结合着人口与地域，这两个“超”带来的挑战，一旦你能够克服这种挑战，你创造的一定是世界的奇迹，为什么我们的高铁技术是世界最好的，很简单，因为首先你要能够应对中国巨大的人口压力，一个春运30来亿人次，你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最多的人口从一个地方投送到另外一个地方，你再看你如果实现了这个突破，克服了人口和地域的挑战，那意味着什么？你这个高铁技术要能够适应东北的冻土，要能够适应江南密集的河网，要能够适应云贵高原，如果这些条件都能适应的话，你的技术肯定是比其他国家技术更加完备，所以一般国家没法比的，我们确实是领先的。
第三是超悠久的历史传统，5000年延绵不断的历史，使中国在人类知识几乎所有的领域都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实践的传统，我们在政治、哲学、宗教、语言、教育、艺术、戏剧、文学、建筑、军事、体育、医学、饮食等等方面都有自己博大精深自成体系的东西，这种丰富的传统性、内源性、原创性、连续性，都是其他民族或者其他文化有点儿难以望其项背的，由于人口众多，地域广大，环境复杂等因素，中国人在治国理政方面形成自己独特的传统，一个是“民本主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我们相信的“民以食为天”，我们相信“治国先治吏”，我们相信的“居安思危”，我们经常讲的“宰相比起于州府，猛将必发于卒伍”等理念，实际上都是我们传统的智慧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在中国的远古时期，许多中国独特的治国理政的传统就开始形成了，如领袖要率先垂范，政治组织要能够组织大规模的治水工程，那么秦始皇统一中国更是开创了治理超大型国家的一种制度安排的先河。
今天我们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背后实际上也离不开中国传统中崇尚平等 等重要的基因，比方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摧毁了血缘为基础的土地垄断，推动了土地的自由流转，这也导致了后来一些土地兼并，贫富两极分化等问题，所以历史上我们很多朝廷都采取“常平仓”的方法来储粮备荒，也运用价值规律调剂粮食的供应，稳定价格，粮价低的时候收购，粮价高的时候适当降价处理，避免“谷贱伤农”，也避免谷价（涨）以后伤害老百姓 伤民。
阿尔卡季·德沃尔科维奇的主要成就
81岁的国家安全战略元老《环球》杂志驻新德里记者/毛晓晓印度社会意见多元，很少有某一“军师”对决策有完全的影响，但印度安全和战略元老、81岁的K·苏布拉马尼亚姆则被视为印度安全政策和核政策形成的关键人物，长期是这一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声音之一，难有其他人能比肩。 印度核安全战略的奠基者苏布拉马尼亚姆不仅参与和组织了印度独立后几场战争的政府内部回顾，是印度国防部下属智库“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IDSA)”的创始人和多年所长，任印度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等多个政府要职，还是印度1998年核试验后成立的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NSAB)第一任召集人并起草了印度核武器使用原则，推动印度与美国达成了民用核能协议。 退休后，他常常为多个报纸撰写评论，如今印度安全与战略领域的决策人物不少都是他的学生或下属。 K·苏布拉马尼亚姆1929年出生于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1950年获得马德拉斯大学化学系理学硕士，并在当年的印度文官高考中名列榜首。 在泰米尔纳德邦和国防部工作后，他于1966年被派往伦敦经济学院访问交流。 回到印度后，他被任命为国防部新成立的IDSA主任，一直干到1975年。 此后他继续担任多个资深的政府职务，包括1977到79年的印度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泰米尔纳德邦内政部秘书和负责军备生产的国防部秘书。 1980年退休后，他回到英国继续在剑桥作访问学者。 这段时期他还是多个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研究组织的成员，研究印度洋、裁军和核遏制等问题，并撰写或合著了14部著作，包括《孟加拉解放战争》、《核迷思和现实》、《印度与核挑战》和《印度洋的超级对抗》等。 为庆祝他75岁生日，一部由印度和美国政策专家以及学者、记者们写的关于他的文集于2004年出版。 遵循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传统，K·苏布拉马尼亚姆的安全政策尤其是核政策往往也被视为鹰派和强硬派。 他认为印度只有发展核武器才能像中国一样受到西方大国的重视和尊重，如果印度打算扮演一个全球角色和避免战争，那么它就应当发展最低的威慑力量。 他强烈反对和批评《核不扩散条约》以及《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不平等，并以“核隔离制度”来描述5个有核武器的大国要求其他国家遵守核不扩散条约，自己拒绝减持核武器。 他的主张成为印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整个70年代争取进入核武器俱乐部的理论支撑。 印度在1974年曾进行名为“佛陀的微笑”的核试验，但并不成功。 1979年他任印度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期间，起草了一份内阁文件要求重启印度的核武器项目，但时任总理德赛和外长瓦杰帕伊并不同意。 直到1998年瓦杰帕伊任总理后，才同意进行名为“实力”的核爆试验。 这次核试后，K·苏布拉马尼亚姆成为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第一任召集人，该委员会起草了印度的核理论，涉及印度核武器使用和部署的各个方面。 与他的现实主义一脉相承，K·苏布拉马尼亚姆也是2007年印度总理辛格和美国总统布什签署的印美民用核能协议的坚定支持者，这一协议事实上突破了他一直批评的《核不扩散条约》，美国默许了印度成为有核武器的国家，使印度成为核不扩散制度的例外。 K·苏布拉马尼亚姆称印度和美国有巨大的共同战略利益，印度应该抓住这个大好时机与美国合作。 印巴关系的重要影响者除了制定印度核安全政策，他对印度政府如何看待独立后与邻国巴基斯坦的战争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1971年“东巴基斯坦危机”中，他认为印度为了自己的利益应该插手。 这一意见不仅激起巴基斯坦政府的批评，也让冷战中支持巴基斯坦的美国不满，甚至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同年短暂访问印度时也告诉K·苏布拉马尼亚姆应谨慎考虑这一政策立场。 但他的意见仍然在印度政府内赢得支持，印度出兵干涉，与巴基斯坦进行了第二场战争并取胜，也导致“东巴基斯坦”变成另外一个独立的国家孟加拉国。 此后K·苏布拉马尼亚姆收集了这一战争中多个关键人物的一手报告并发表了1971年战争的分析。 这使得他所在的机构一跃成为受到尊重和有影响力的智库。 他的一些评论和对印度外交的建议此后成为印度军事理论的一部分。 1999年K·苏布拉马尼亚姆还被指定为印度政府“反思印度与巴基斯坦卡吉尔战争”的委员会主席，分析战争中印度情报失误问题。 委员会的最终报告也被称为苏布拉马尼亚姆报告，致使印度情报机构进行了大规模重组。 K·苏布拉马尼亚姆也以批评印度国家安全决策机构著称，尤其不满几届政府对长远战略计划及相关机构的漠视态度。 他认为国家安全顾问一职与总理首席秘书应该由不同人的担任，这一建议最终在曼莫汉·辛格于2004年担任总理后得到重视和执行。 印度第一所国防大学也是在K·苏布拉马尼亚姆的长期要求下，由印度内阁批准了筹建资金。 记者最近一次见到这位耄耋却精神抖擞的知名战略家，是去年在一本关于印度长期战略的新书《远见》的发布会上。 他再次提到了印度情报和有关部门缺乏对战略的重视。 印度内政部长奇丹巴拉姆和现任国家安全顾问梅农均到场参加。 2005年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任命K·苏布拉马尼亚姆领导一个政府特殊项目，研究下个10年“全球战略发展”。 这一项目于2006年向辛格提交了报告，但目前尚未公开，仍然是政府保密文件。 2005年11月11日在IDSA成立40周年大会上，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特别提到K·苏布拉马尼亚姆的成就，“苏布拉马尼亚姆犀利的文章继续启发和影响国家利益关键领域的战略思想分析和决策者。 我们期待这位印度战略界元老仍然能在未来数年中活跃于这一领域。 ”IDSA还在2007年设立了年度“K·苏布拉马尼亚姆奖”，向那些对印度的战略思想做出贡献的人物颁奖。 由于对印度核安全政策的影响，他被印度发行量最大的时政周刊《今日印度》评为2006年印度最有影响力的50人之一。 入选介绍说，他作为全球战略发展项目的主席，将塑造印度未来的战略思想。 为了印美核交易，他成为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积极的召集人，成为众多声音中政府听得进去的一个(印美核协议谈判中印度方面的主要谈判人、印度外交部美国司的主管苏杰生是他的儿子)。 周刊评论说，以雄辩著称的K·苏布拉马尼亚姆对工作极其热衷，在1996年他进行了搭桥手术后，当时的美国驻印度大使来看望他，被问道“你读了我今天的文章了吗？”。 1999年他还曾拒绝了印度政府为其颁发的荣誉莲花奖(Padma Bhushan)，认为政府官员和记者不应接受政府的颁奖。 有意思的是，他在担任印度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期间起草了应对劫机事件的程序，他自己就曾在1984年一架被劫持飞往巴基斯坦拉合尔和迪拜的飞机上度过了36个小时，所有乘客均未受伤被释。 劫机者被逮捕后，在法庭上却声称是K·苏布拉马尼亚姆“策划了整个劫机事件，目的是查看巴基斯坦的核装备”。 影响历史进程的“金点子”林利民人类历史进程由人类自身的活动所决定，人类的活动又受人类的思维、判断、智慧或者愚蠢所支配。 20世纪堪称为“金点子”世纪。 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20世纪，世界事务更加相互关联，更加复杂多变，决策是否高明，“点子”是好是坏，对历史进程、对世界事务和国家利益的影响更加全面、深刻，常常是“智者一计，天下色变”。 正因为如此，20世纪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充满智慧、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金点子”记录。 马歇尔出计“先欧后亚”在美国历史上，罗斯福是唯一一位打破美国总统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矩、蝉联四届的总统。 罗斯福对美国的历史贡献，除了“罗斯福新政”，就是领导美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 然而，罗斯福身有残疾，并无过人的大智慧，尤其不太懂军事战略，如何能领导美国这样一个世界级大国进行二战这样的复杂战争？答案是依赖他的谋士及谋士们的“金点子”。 在罗斯福的决策班底中，最主要的谋士是马歇尔将军。 1959年，马歇尔与世长辞。 在追思活动中，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称其为当代美国“最后一位伟人”，美国前总统杜鲁门称其为“我们这一时代伟人之伟人”。 马歇尔之所以成为丘吉尔眼中的美国“最后一位伟人”，主要不在于其权倾美国，而在于二战时期，他智计百出，辅佐罗斯福领导美国在复杂的战略环境中艰难决策，做出了一个又一个明智的战略选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大战略最辉煌的一页就是著名的“先欧后亚”战略。 当时，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相继挑起战争，美国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两大方向同时受敌。 不过，当时欧洲各国在第一线直接与希特勒德国交战，德国对美国的威胁并不非常直接。 但是在太平洋战场，日本直接威胁美国的菲律宾属地、夏威夷、阿留申、中途岛等要地。 珍珠港事件后，美日进入直接交战状态。 美国战略界不少人，如海军上将、老资格的麦克阿瑟将军等，都主张美国在大西洋方向“坐山观虎斗”，任由欧洲国家与德军拼杀，集中美军主力于太平洋战场，首先与日本决战。 但是，马歇尔将军从全球大战略出发，认为在德日两大强敌中，德国最强大，是法西斯轴心国“主力中的主力”、“轴心中的轴心”，日本则相对较弱。 盟国如能先集中力量击败德国，则打败日本就不成问题。 相反，如美国先打日本，分散了力量，致使德国成了气候，再要战而胜之就困难多了。 因此，他向罗斯福总统献策，主张美国在亚洲-太平洋战场取守势，集中力量投入欧洲-大西洋战场，全力支持苏、英等国对德作战，先消灭法西斯德国，再回头收拾日本。 根据马歇尔将军的“金点子”，罗斯福总统力排众议，坚持“先欧后亚”战略，在太平洋方向取守势，集中主力于欧洲战场。 美国一方面向欧洲大量增派陆海空三军，同时又向困难中的苏联、英国等盟国提供数百亿美元的“租借援助”，有力保障了盟国扭转战局，直至战争胜利。 政治伏笔与两德统一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国正式加入联邦德国，这标志着德国在分裂近半个世纪后重新统一，也标志着维系战后国际体制的雅尔塔体系的终结。 提及德国长期分裂后的统一，人们普遍将其归因于苏联解体、苏联军队从东欧撤军以及冷战的结束，而忘却了阿登纳等德国智者们几十年前的努力及其预留的政治伏笔。 1945年5月，法西斯德国战败投降，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德国，其中苏联占领德国东部，美英法分别占领德国西部。 1948年，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合并为“西占区”，并决定以西占区为基础成立一个“西德”国家。 1948年7月，美英法三国占领当局正式要求西占区担任各州总理的德国政治领袖们开会，制定一部具有联邦性质的德国“国家宪法”，并准备为西德国家的成立举行公民投票。 对于美英法要求制定德国宪法和成立西德国家的要求，德国政治领袖们喜忧参半，喜则在于美英法放权，给了西德更多的自主权；忧则在于他们担心德国从此永久分裂。 后来担任第一任西德总理的阿登纳在回忆录中分析说，建立西德“是一个积极的进展”，但人们担心其结果将“导致德国分裂为东德和西德两部分”。 鉴此，以阿登纳为首的德国政治领袖一方面欢迎西占区合并、由居民选举政府，另一方面又坚决反对正式制订宪法，以防止造成德国永久分裂的事实。 但他们不敢、也无力与美英法占领当局公开对抗。 在一筹莫展之际，阿登纳等人想起1875年的法国在普鲁士军事占领期间搞过一部“基本法”，既有宪法之实，又不是正式宪法，因而决定依例搞一部联邦德国“基本法”，并商定“基本法”交由各州议会批准而不是像宪法那样交由公民投票决定。 美英法占领当局虽然对德国政治领袖们“不识抬举”非常恼火，但从对苏冷战大局出发，只得认可了德国政治领袖们的要求。 最后结果是，联邦德国有了一部具有宪法功能的“基本法”，但西德国家的建立又未构成日后德国重新统一的法律障碍。 阿登纳等人搞一部“基本法”的“金点子”，既保障了日后西德数十年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又为数十年后的德国重新统一铺平了道路。 同时，“基本法”也是德国政治家们与美英法占领当局斗智斗勇的妥协点。 古巴导弹危机化解中的“金点子”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是核时代的第一场核大战危机，美苏两个核大国围绕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问题剑拔弩张，美苏核大战一触即发。 1962年10月16日，美国总统肯尼迪根据U-2飞机反复侦察得到的准确情报，探知苏联已在邻近美国的古巴建立了一批中程导弹基地。 在这些基地中，除部署有当时最先进、射程达1100海里的SS-4中程导弹外，苏联还准备部署射程更远的SS-5中远程导弹。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肯尼迪大动肝火，当天即召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智囊们开会，研究对策。 在连续几天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闭门会议上，肯尼迪的智囊们先后提出了六种各有侧重的主张，“金点子”、“馊点子”轮番推出，搞得肯尼迪莫衷一是。 国务卿腊斯克等主张外交解决，或与赫鲁晓夫直接会谈，或交由联合国解决；参联会主席泰勒等人主张对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基地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即组织大规模空袭，一举摧毁。 这些方案或被认为太缓慢、软弱，或被认为太冒险、可能引起核大战，皆被肯尼迪总统一一否决。 最后，时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提出利用美国的海空优势，对古巴实施海上封锁，阻止苏联继续向古巴运送导弹，并在事件逐步升级的过程中迫使苏联撤出已在古巴的导弹。 他认为“封锁”一案可进可退，成则可迫使苏联从古巴撤出，避免直接冲突，如不成也为进一步采取强硬措施留有回旋空间。 几经权衡，肯尼迪采纳了麦克纳马拉的“金点子”，下令对古巴进行全面海上封锁。 为执行封锁任务，美国动用了90艘舰船、2万名海军官兵。 10月24日，美军海上封锁部队在68个空军中队和8艘航空母舰的掩护下，正式封锁古巴，对所有进出古巴的船只进行“船靠船”的检查，对可疑船只予以扣留，不允许任何可疑船只驶入古巴。 为配合封锁，全球美军以明码发报，公开进入战备状态，并公开摆出大规模轰炸、入侵古巴的架势，宣称入侵第一天就要出动1190架飞机，连续轰炸一周，而后出动14万大军登陆。 在美军全面封锁和不惜一战的压力下，赫鲁晓夫决定让步。 10月28日，赫鲁晓夫发表广播讲话，表示苏联将撤除在古巴的“进攻性武器”，并加以包装运回苏联。 由于麦克纳马拉的临危“金点子”，古巴导弹危机和平解决，世界逃脱了一场迫在眉睫的核劫难，肯尼迪也挣足了面子。 不过，赫鲁晓夫却因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丢脸而在两年后被迫下台。 时代呼唤好智囊尽管“点子”有好有坏，但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却是异曲同工。 历史上，那些“馊点子”、“烂点子”容易被人遗忘，如诸葛亮六出祁山、九伐中原的战略失误，不但不为后人提及，甚至在《三国演义》中被极力遮盖、美化。 与之相反，那些影响历史进程的“金点子”，则通常为人传颂，千古流芳。 正因为如此，如“隆中对”、如马谡为诸葛亮南征献策，以及20世纪的“先欧后亚”战略、麦克纳马拉为化解古巴导弹危机献策，等等，皆为后人津津乐道。 孙子兵法“计篇”在讲到战争中智谋的重要性时提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 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可见谋略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 在21世纪，全球化、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使世界事务的关联性、复杂性更突出。 目下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中国外交战略已进入国际“深水区”，不能不对国际事务、对中国的和平与发展进行超前“庙算”。 这要求我们有更多的智囊、谋士，呼唤层出不穷的“金点子”。
什么是"全球治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发生了那些重要变化
全球治理属于多边外交范畴，现代全球治理起始于1945年以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附属职能部门为中心的雅尔塔体系。 这个体制形态包括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世界银行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 20世纪70年代以后，7国集团成为主要由发达国家协调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大国俱乐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力量差距明显缩小。 自2003年后，7国集团根据不同议题邀请新兴发展中国家代表进行对话，逐步形成G7+5等对话机制。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证明，现有的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机制已经无法适应全球化新形势，也无法破解全球化快速发展引发的新挑战和新问题。 在参与全球治理与制度建设的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从参与者到建设者，再到引领者的三重身份转换。 从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开始，中国真正地参与到了国际制度建设之中；而改革开放使得中国成为全球发展的利益相关者和制度建设者；2000年以后，中国努力成为国际制度建设的引领者。 G20峰会在杭州的圆满召开，体现了中国声音、中国责任、中国担当和中国主张，证明中国在二十国集团这样的国际制度框架内参与全球治理的作用明显增加。 中国的角色转变建立在国际制度不断发展演进的大背景下。 陈岳将国际制度分为传统型、改良型和创新型三种。 传统型是指二战以后，在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基础之上建立的国际制度，例如联合国体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改良型国际制度指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新出现的国际合作制度，以及那些对传统型制度进行过适当改革与调整的制度，例如亚太经合组织、东盟与中日韩的“10+3”机制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而目前的创新型国际制度则是由中国和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倡导建立的。 创新型的国际制度与原有国际制度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是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来推动新国际制度的诞生，而中国在其中应当发挥引领、主导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袁正清认为，现在的全球治理模式主要由西方国家主导，具有很强的排他性，但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原有的治理模式已不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合法性明显不足。 当前的国际社会需要一种着眼于当前和长远的治理挑战，更包容、更平衡的全球治理方案。 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应发挥更大作用，积极参与治理规则的制定工作，为全球治理提供创造性的中国方案，增强中国在全球治理活动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