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历史烟云，身临其境感受古人巧夺天工的艺术魅力。7月27日，“画像铜器——列国时代的战争与生活”学术讨论会在山东博物馆举行。本次活动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山东博物馆联合主办，围绕《画像铜器——列国时代的战争与生活》一书著者刘敦愿先生的学术活动与思想，以及“画像铜器”在考古学和美术史上的意义等主题，展开学术交流和研讨。
山东大学考古学院院长王芬，山东博物馆馆长刘延常，山东大学教授栾丰实，北京大学教授、本书编者郑岩，以及刘敦愿先生家属和湖南美术出版社有关领导、编辑等出席活动。
在本次学术讨论会上正式首发的《画像铜器——列国时代的战争与生活》一书，收录了知名历史学家、美术理论家、考古学家刘敦愿先生对“画像铜器”进行深入研究并精彩解读的10篇文章。“画像铜器”的“画像”是当时绘画作品的移植或灵活运用，是绘画的缩影，是一种形象性的史料，无论对于研究古代绘画艺术的发展本身，还是历史的与考古的研究都很重要，它是中国美术图像脉络中重要的一环。
刘敦愿先生一生研究领域涵盖古代美术、史前与商周考古、山东古国史、古代神话与民俗、中国古代农业和畜牧业史、中国科技史、古籍整理等诸多领域，其中尤对中国古代美术的研究用力最深，所论涉及史前陶器艺术、商周青铜艺术、东周与汉代绘画以及古代艺术与民间艺术的关系等，是我国美术考古学科的开创者。
活动现场，与会专家一一发言，共同回顾了刘敦愿先生的学术历程，并对刘敦愿先生在中国美术考古学专业的开创地位，对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建立的奠基作用作出高度评价。
与会专家表示，刘敦愿先生治学态度认真勤奋，在学术研究上投入极高热情，数十年坚守研究古代美术的理想，他与其他同时代学者的努力，使得中国美术史的史料基础大大扩展，也拓宽了美术史研究的时间维度和艺术类型，刘敦愿先生在建设中国古典美术体系上的努力，具有开创之功。
同时，与会专家也对本次推出的《画像铜器——列国时代的战争与生活》一书的编校形式、书籍设计、装帧材料、工艺等给予高度评价，对湖南美术出版社在美术学领域内的使命担当与专业水准给予肯定。
潇湘晨报记者周诗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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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羊方尊四羊方尊，商朝晚期偏早青铜器。 属于礼器，祭祀用品。 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最大的方尊，高58.3厘米，重近34.5公斤，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村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藏品简介上口最大径：44.4厘米 高：58.6厘米 重：34.6千克 用途：盛酒器 所处时期：商（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 出土时间：1938年 出土地点：湖南省宁乡市详细信息四羊青铜方尊，在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之中体型最大。 造型雄奇，肩部、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各据一隅，在庄静中突出动感，匠心独运。 整器花纹精丽，线条光洁刚劲。 通体以细密云雷纹为地，颈部饰由夔龙纹组成的蕉叶纹与带状饕餮纹，肩上饰四条高浮雕式盘龙，羊前身饰长冠鸟纹，圈足饰夔龙纹。 方尊边角及各面中心线，均置耸起的扉棱，既用以掩盖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 此器采用了圆雕与浮雕相结合的装饰手法，将四羊与器身巧妙地结合为一体，使原本造型死板的器物，变得十分生动，将器用与动物造型有机地结合成一体，并擅于把握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之间的处理，达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出土器物的湖南洞庭湖周围地区在商代是三苗活动区，在此地发现造型与中原近似的铜尊，表明商文化的影响已远及长江以南的地区。 编辑本段文物特点浑然一体尊的四肩、腹部及圈足设计成四个大卷角羊，增加了变化，在宁静中突出威严的感觉。 方尊的边角及每一面的中心线的合范处都是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同时也用以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感，增强了造型的气势。 羊角是事先铸成后配置在羊头的陶范内，再合范浇铸的，因为技艺高明，使全器有浑然一体的感觉。 四羊方尊动静结合在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中，有不少器物以其独特的造型而引人注目，四羊方尊便是其中一例。 它的造型以动静结合，寓雄奇于秀美之间，可谓巧夺天工。 编辑本段文物详介四羊方尊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颈饰口沿外侈，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其边长几乎接近器身58.3厘米的高度。 长颈，高圈足。 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 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 尊四角各塑一羊。 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 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圈足上，承担着尊体的重量。 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 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 全体饰有细雷纹。 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合范处均设计成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 四羊方尊据考古学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 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 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融会贯通、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恰到好处，以异常高超的铸造工艺制成。 在商代的青铜方尊中，此器形体的端庄典雅是无与伦比的。 此尊造型简洁、优美雄奇，寓动于静。 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 四羊方尊的出土地湖南宁乡，由于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出土了大批的青铜器，其出土青铜器被称为宁乡青铜器群。 四羊方尊便是宁乡青铜器群的代表，也是宁乡出土最早的青铜器。 这些青铜器绝大多数与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特征一致。 四羊方尊从造型与铸造特征方面考古学者认为是典型的商代青铜器，但出土地湖南当时是“荒蛮服地”如何会出土如此精美的商代青铜器？一般认为商文化南界到淮河流域。 有些专家推测宁乡一带可能是商朝的一个方国；有人怀疑是后来带入湖南地域的，但是此类说法均缺乏相关的证据。 “尊”是一种盛酒器。 尊一般为圆形、鼓腹、大口，也有少数方形尊。 四羊方尊便是其中一例。 “尊”，常与“彝”并称成组的青铜礼器，此类器物主要流行于商周时期，基本造型是侈口、高颈，圆腹或方腹、圈足较高。 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尊的铸造盛期。 以四羊方尊式的方形尊和觚式尊，共同特点是在器表的合范处多饰有凸起的棱脊，且通身雕满了精密繁缛的云雷纹、兽面纹、蕉叶纹，整个器物给人以雄浑厚重之感。 羊在古代寓意吉祥。 四羊方尊以四羊、四龙相对的造型展示了酒礼器中的至尊气象。 类似像四羊方尊这样的商周时期青铜器大多属于国家文物，市场上不许流通。 编辑本段国之重宝1938年4月的一个上午，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的转耳仑山上，姜景舒、姜景桥、姜喜桥兄弟三人正在半山腰垦荒栽种红薯。 忽然锄下“当”的一声金属碰撞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一件硕大的金属器物出现在姜景舒兄弟眼前。 他们不知道这个墨绿色、带有4只卷角羊头的东西为何物，猜想肯定是个宝贝。 如获珍宝的三兄弟，不停地打量着这件宝贝，并用工具敲敲打打，不小心竟将器物的口沿敲掉了手掌心大小的一块碎片。 姜景舒把它抱回家后，用老式的杆称称了重量，大约64市斤，虽然并不清楚这件宝贝到底有何价值，但不凡的外形和如黑漆般的色泽，让姜景舒以为挖到了“乌金”，倍加珍惜。 姜景舒挖到宝贝的消息很快在镇上传开了，由于长沙历来就是青铜文物出土的宝地，文物贩子在乡村往往布有很多眼线，因此黄材镇万利山货号的老板也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他当即开出了四百大洋的价钱要购买这件后来被称为“四羊方尊”的稀世珍宝。 那时的姜景舒还只有17岁，生活在一个有10多口人的大家庭里，家里就靠爷爷做豆腐、父亲做短工的微薄收入度日，听说这件东西能卖个好价钱，也就只能忍痛割爱了，毕竟在当时能够解决温饱问题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在经过当地保长、甲长和乡绅的层层盘剥后，四百大洋最后到姜景舒手上就只剩下二百四十八块了。 姜景舒在卖掉宝贝时还下意识地将那片敲下来的碎片留下来做纪念。 1976年，他将残片献给了国家。 四羊方尊在被黄材镇的古董商买进后，很快辗转到了长沙县靖港镇某商号，一些心怀不轨的商人通过文物贩卖的渠道秘密放出消息，打算密卖宝物，内定起价二十万大洋。 当时的长沙因文物盗掘走私现象严重，政府部门对出土文物走私现象的查处也十分严厉。 四羊方尊出土的消息很快被长沙县政府得知。 为防止奸商贪利将国宝卖给外国人，长沙县政府立即派警员前去查处此事，并将四羊方尊没收，上交了湖南省政府。 宝物充公之后，被放在了时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办公室里，张治中虽然知道这是个宝物，但并不知道它有什么价值，竟把宝物作为笔筒放在几案之上达3个月之久。 不久，日寇进逼长沙，四羊方尊被送到了湖南省银行保管。 1938年11月，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和省银行均迁往沅陵。 为了不让完整的长沙城落入日寇之手，当局决定实行“焦土政策”。 11月12日，延续两天两夜的大火，烧毁了长沙城近80%的建筑，史称“文夕大火”。 这把火不但烧掉了长沙城，也使四羊方尊在战乱中遗失了。 1938年四羊方尊出土、截获的消息，曾轰动三湘，其时，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均在长沙。 解放后，向来关心文物的周总理，于1952年亲自责成文化部派人追查四羊方尊的下落，经多方查询，最后得知四羊方尊在随湖南省银行内迁沅陵的途中，车队遭到日机轰炸，运载四羊方尊的车辆不幸中弹，四羊方尊被炸成了20多块。 之后这些碎片就一直被丢弃在湖南省银行仓库的一只木箱内，十几年无人问津。 得知这一信息后，经文化部指示，相关部门迅速通过专家会诊、攻关，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终于把破碎的四羊方尊修复了。 所幸，修复后的四羊方尊几乎看不出破损的痕迹。 这样，经过战火洗礼的四羊方尊才又得以重新面世，并成为了我国国家特级文物。 1952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专家蔡季襄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的仓库中，找到这个破碎的宝贝。 又过了两年，修复四羊方尊的重任落在了国内文物修复大家张欣如身上。 张欣如上世纪30年代便在河南省开封市的“倾古斋”学习古玩修复，1954年4月，张欣如调至湖南省文管会，当年5月，便接到任务修复四羊方尊。 清洗碎片、烙铁焊接……每天，张欣如都把30多公斤的方尊放在腿上，一手扶着，一手作业，丝毫不敢分心。 两个多月后，四羊方尊终于修复成功，再次展现出3000年前的瑰丽身影。 美中不足的是，尊的口缘部分始终还缺一块残片。 原来，农民姜景舒在卖尊给古董商时，曾有意识留下锄掉的一块碎片作纪念。 这事儿于1976年才被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高至喜发现。 为此，高至喜远走宁乡县，千方百计寻找到姜景舒两兄弟。 至此，尊口上的云雷纹残片才终于完璧归赵。 [2] 1954年，湖南省博物馆成立，1956年省文管会将四羊方尊移交省博物馆收藏，1959年国庆10周年时，四羊方尊调往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以后就一直留藏在该馆。 四羊方尊作为全国排名第三的十大传世国宝曾多次出国展览，并作为中国古文物的精华和古代青铜工艺的杰作编入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和各类教材。 德如羔羊——四羊方尊的文化解读 湖南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中，以羊为造型的器物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制作几近完美，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著名的四羊方尊。 四羊方尊被认为是中国青铜铸造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 这件器物被认为是传统泥范法铸制的巅峰之作，由于这件杰作达到的水平令人难以置信，一度被误以为采取了新的铸造工艺。 羊成为青铜重器着力表现的对象，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 开工天物首先，羊在祭祀礼仪中的地位仅次于牛，商代国都所在的河南安阳小屯发现大量祭祀坑，最多的就是牛、羊、犬，商王武丁时期的一条有关商王室对武丁祭祀的材料中提到“卜用百犬、百羊”，另一条材料中提到“十五羊”、“五十羊”，可见羊作为祭祀的牺牲用量很大。 羊的个性也使之成为人们喜爱的对象。 先秦时期，人们对羊的个性有两个归纳：善良知礼；外柔内刚。 羊“跪乳”的习性，被视为善良知礼，甚至被后世演绎为孝敬父母的典范；外柔内刚也被引申出许多神圣的秉性，传说的始祖皋陶敬羊，《诗经·召南》中也有“文王之政，廉直，德如羔羊”的说法，中国古代一种独角怪兽獬豸也被认为与羊有关，能看出人是否有罪，能分辨是非曲直。 因此，后世以独角兽表示法律与公正。 羊最通俗或民间化的象征意义便是“吉祥”，至少从汉代开始，羊就与吉祥联系在一起，汉代瓦当、铜镜等铭刻中多见“宜侯王 大吉羊（祥）”，吉祥有时直接写成“吉羊”，在这里，羊与祥不仅仅是字的通假，而是羊身上被赋予的上述种种秉性使然。 羊是带角的动物。 角是许多民族尤其是原始民族崇拜之物，人类创造的神里许多带角，如中国古代战神蚩尤就是著名的带角的神与祖先。 甲骨文中的羌字，字形即为人头上戴羊角，世界各原始民族习见用羊角、牛角、鹿角为饰物，其含义有： 1、最早头上戴角、身披兽皮是为了狩猎时诱惑野兽的需要； 2、氏族节庆日，参加舞蹈的人头上戴双角或有角假面； 3、阶级分化后，部落酋长、显贵才戴羊角，有表示权力与尊荣之意； 4、巫师礼神作法戴羊角帽； 5、氏族崇拜的神也有角。 羊在甲骨文中约有四十余种字形，字形最明显的共同特征便是突出双角。 古人有“水之精为玉，土之精为羊”的说法，羊是各种艺术形式着力表现的对象。 新石器时代有陶塑的羊，安阳殷墟商代妇好墓、山西曲沃北赵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晋侯夫人墓出土有玉羊、东汉有百戏吉祥画像石、东晋瓷器中有羊首壶。 清代喜欢用三羊组成工艺品，意寓“三羊（阳）开泰”。 《易》中称羊者有三卦：〈兑〉为羊、〈夬〉中九四有“牵羊悔亡”、〈归妹〉上六有“士刲羊，无血。 ”羊在易学家的研究中被借为“阳”的象征符号。 夏历正月为泰卦，六十四卦中，“泰”属三阳，“正月泰卦，三阳生于下，冬去春来，阴消阳长，有吉亨之象”；此外，三阳在易卦中是初九、九二、九三爻，同属“阳”。 故历来以“三阳开泰”为一年开头的吉祥语，有万物更新的象征意义。 羊也是“和”文化的象征，古有“钟律和则玉羊见”的传说。 因羊与阳在古音中同音可通假，加上羊形象可爱，性情柔中有刚，故人们以“羊”作“阳”的代号与具象符号，民间的绘画作品中，也用羊来表现“三阳开泰”、 九羊启泰的主题。 四羊方尊遗址广州著名的五羊传说很美丽，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把五羊与五谷联系在一起，晋裴渊《广州记》“五羊衔谷萃于楚庭”，也许包含了一些今天无法穷究的古老文化密码。 有意思的是，羊在许多文化背景中都充当过特别角色，不同文化中，羊的象征意义有不同也有相似的地方。 西方的传统中，山羊角是“太阳”，牛角是“月亮”，太阳说与中国古代“三羊（阳）开泰”演绎的羊与太阳的联系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地中海文明中,头胎羔羊（或称为圣约翰的羔羊）,被视为春天胜利的象征。 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各类场合中，小羔羊是祭献的牺牲，尤其是“神的羔羊”包括羔羊的血，有救世、驱邪的象征意义，原始的基督教教义甚至指基督为羔羊，约翰对耶稣就说过“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 犹太教中用两只公山羊作“赎罪祭”，就是人们常说的“替罪羊”。 湖南出土的以四羊方尊为代表的着力表现羊的青铜器，一方面保留了原始的图腾崇拜，又有替代羊作为牺牲献祭给神明的意思，同时还包含了对羊等家畜养殖兴旺的期盼，也可能萌芽了后世关于羊的种种观念。 对于当年羊尊的所有者来说，不是一件不能说话的器物，而是自己及其家国之希望所系。 编辑本段象征意义首先，羊在祭祀礼仪中的地位仅次于牛，商代国都所在的河南安阳小屯发现大量祭祀坑，最多的就是牛、羊、犬，商王武丁时期的一条有关商王室对武丁祭祀的材料中提到“卜用百犬、百羊”，另一条材料中提到“十五羊”、“五十羊”，可见羊作为祭祀的牺牲用量是很大的。 羊的个性也使之成为人们喜爱的对象。 先秦时期，人们对羊的个性有两个归纳：善良知礼；外柔内刚。 羊“跪乳”的习性，被视为善良知礼，甚至被后世演绎为了孝敬父母的典范；外柔内刚也被引申出许多神圣的秉性，传说的始祖皋陶敬羊，《诗经·召南》中也有“文王之政，廉直，德如羔羊”的说法，中国古代一种独角怪兽獬豸也被认为与羊有关，能看出人是否有罪，能分辨是非曲直。 因此，后世以独角兽表示法律与公正。 四羊方尊羊最通俗或民间化的象征意义便是“吉祥”，至少从汉代开始，羊就与吉祥联系在一起，汉代瓦当、铜镜等铭刻中多见“宜侯王 大吉羊（祥）”，吉祥有时直接写成“吉羊”，在这里，羊与祥不仅仅是字的通假，而是羊身上被赋予的上述种种秉性使然。 羊是带角的动物。 角是许多民族尤其是原始民族崇拜之物，人类创造的神里许多带角，如中国古代战神蚩尤就著名的带角的神与祖先。 甲骨文中的羌字，字形即为人头上戴羊角，世界各原始民族习见用羊角、牛角、鹿角为饰物，其含义有： 1、最早头上戴角、身披兽皮是为了狩猎时诱惑野兽的需要； 2、氏族节庆日,参加舞蹈的人头上戴双角或有角假面； 3、阶级分化后，部落酋长、显贵才戴羊角,有表示权力与尊荣之意； 4、巫师礼神作法戴羊角帽； 5、氏族崇拜的神也有角。 羊在甲骨文中约有四十余种字形，字形最明显的共同特征便是突出双角。 古人有“水之精为玉，土之精为羊”的说法，羊是各种艺术形式着力表现的对象。 新石器时代有陶塑的羊，安阳殷墟商代妇好墓、山西曲沃北赵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晋侯夫人墓出土有玉羊、东汉有百戏吉祥画像石、东晋瓷器中有羊首壶。 清代喜欢用三羊组成工艺品，意寓“三羊（阳）开泰”。 《易》中称羊者有三卦：〈兑〉为羊、〈夬〉中九四有“牵羊悔亡”、〈归妹〉上六有“士刲羊，无血。 ”羊在易学家的研究中被借为“阳”的象征符号。 夏历正月为泰卦，六十四卦中，“泰”属三阳，“正月泰卦，三阳生于下，冬去春来，阴消阳长，有吉亨之象”；此外，三阳在易卦中是初九、九二、九三爻，同属“阳”。 故历来以“三阳开泰”为一年开头的吉祥语，有万物更新的象征意义。 羊也是“和”文化的象征，古有“钟律和则玉羊见”的传说。 因羊与阳在古音中同音可通假，加上羊形象可爱，性情柔中有刚，故人们以“羊”作“阳”的代号与具象符号，民间的绘画作品中，也用羊来表现“三阳开泰”、 九羊启泰的主题。 四羊方尊广州著名的五羊传说很美丽，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把五羊与五谷联系在一起，晋裴渊《广州记》 “五羊衔谷萃于楚庭”，也许包含了一些我们今天无法穷究的古老文化密码。 有意思的是，羊在许多文化背景中都充当过特别角色，不同文化中，羊的象征意义有不同也有相似的地方。 西方的传统中，山羊角是“太阳”，牛角是“月亮”，太阳说与中国古代“三羊（阳）开泰”演绎的羊与太阳的联系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地中海文明中,头胎羔羊（或称为圣约翰的羔羊）,被视为春天胜利的象征。 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各类场合中，小羔羊是祭献的牺牲，尤其是“神的羔羊”包括羔羊的血，有救世、驱邪的象征意义，原始的基督教教义甚至指基督为羔羊，约翰对耶稣就说过“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 犹太教中用两只公山羊作“赎罪祭”，就是人们常说的“替罪羊”。 湖南出土的以四羊方尊为代表的着力表现羊的青铜器，一方面保留了原始的图腾崇拜，又有替代羊作为牺牲献祭给神明的意思，同时还包含了对羊等家畜养殖兴旺的期盼，也可能萌芽了后世关于羊的种种观念。 对于当年羊尊的所有者来说，他不是一件不能说话的器物，而是自己及其家国之希望所系。 铜尊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时期，是一种饮酒用具。 这件四羊方尊是我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重达34公斤，加上它独一无二的造型，理当进入文物精品之宝库。 四羊方尊，商朝晚期偏早青铜器。 属于礼器，祭祀用品。 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最大的方尊，高58.3厘米，重近34.5公斤，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村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 现藏于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 四羊方尊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颈饰口沿外侈，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其边长几乎接近器身58.3厘米的高度。 长颈，高圈足。 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 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 尊四角各塑一羊。 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 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圈足上，承担着尊体的重量。 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 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 全体饰有细雷纹。 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合范处均设计成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 据考古学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 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 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融会贯通、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恰到好处，以异常高超的铸造工艺制成。 在商代的青铜方尊中，此器形体的端庄典雅是无与伦比的。 此尊造型简洁、优美雄奇，寓动于静。 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 酗亚方尊容酒器。 商代晚期铸品。 清宫旧物，现藏故宫博物院。 原器通高45.5厘米，宽38厘米。 大敞口，宽折肩，高圈足。 肩四隅有四立体有角象首，肩中部有四双角分叉龙首。 颈饰蕉叶纹，肩及圈足饰鸟纹。 腹部与圈足有曲折角型大兽面纹，圈足曲折角雕成龙形。 器四隅及每壁中心线皆设有棱脊，上端侈出器口，形象庄严龙虎尊商器。 原器一九五七年出土于安徽阜南县。 器高五十点五厘米，口径四十四点九厘米，重约二十公斤，是一件具有喇叭形口沿，宽折肩、深腹、圈足，体形较高大的盛酒器。 龙虎尊的肩部饰以三条蜿蜒向前的龙，龙头突出肩外。 腹部纹饰为一个虎头两个虎身，虎口之下有一人形，人头衔于虎口之中。 虎身下方以扉棱为界，饰两夔龙相对组成的兽面。 圈足上部有弦纹，并开有十字形镂孔。 龙虎尊纹饰的主题是虎口衔人。 关于这一主题，有人认为：在这里，人应是那些奴隶，虎口衔人反映奴隶社会的残酷、恐怖。 对于这种传统的解释，另外一些考古学家则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这应该是在表现一种巫术主题。 青铜器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礼器，这样的纹饰应是巫师作法的情景纪实。 张开的虎口在古代是分割生死两界的象征，虎口下的人很可能就是巫师，巫师在祭祀中通过老虎的帮助而表现出一种能够通天地、感鬼神的能力。 虎口衔人这一图案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我们还不能做出精确的解释，但在当时一定是和某种神话和宗教信仰相联系的，在祭祀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尊是商代青铜器中与四羊方尊齐名的珍品。 编辑本段商代后期尊为古代盛酒器。 铜尊，最早见于商代。 鸮，俗称猫头鹰。 在古代，鸮是人们最喜爱和崇拜的神鸟。 鸮的形象是古代艺术品经常采用的原形。 商代的王器、石器、陶器、青铜器中，都有精美的鸮形。 此鸮尊即是商代鸟兽形青铜器中的精品。 鸮尊一九七六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原器为一对两只，铸于商代后期。 原器通高四十五点九厘米，外形从整体上看，为一昂首挺胸的猫头鹰。 通体饰以纹饰，富丽精细。 喙、胸部纹饰为蝉纹；鸮颈两侧为夔纹；翅两边各饰以蛇纹；尾上部有 四羊方尊一展翅欲飞的鸮鸟，整个尊是平面的立体的完美结合。 尊口内侧有铭文“妇好”二字。 “妇好”应是商王武丁之妻。 据殷墟甲骨文记载，妇好是一位能干、有魄力的女子。 生前，她曾参与国家大事，主持祭祀，还带兵征伐过羌、土方等国家，颇具传奇色彩。 原物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钺作为一种兵器，由青铜铍头、长柄构成，铍头尖锋直刃、扁茎，穿透力很强，很可能是由扁茎短剑发展而来。 它出现于春秋时期，在战国时期大量使用。 至于斧钺，由于其杀伤力不如戈矛，在春秋时期实战中的地位已大大降低，已多用于仪仗、装饰之需，以作为军权的象征。 钺是商周时代重要的礼器之一，也是一种兵器。 据考证，这种器物是由石斧等工具演变而来的，在青铜器中更强调华丽、美观的特质，成为象征权力、象征威严的礼仪用物，此处所选两件钺是商代后期作品，格外强调器物威严恐怖的特性，同商代艺术风格完全一致。 爵饮酒器，青铜爵最早出现于夏代晚期，盛行于商代晚期。 爵的基本形制是前有流，即倾酒的流槽；流与杯口之际有两注，后有尖锐状尾、中为杯，一侧有柄，下有三足。 夏商时期编辑本段青铜礼器四羊方尊青铜礼器是奴隶主贵族用于祭祀、宴飨、朝聘、征伐及丧葬等礼仪活动的用器，用以代表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和权力，是立国传家的宝器。 青铜礼器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工艺精美，其存在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显着特点。 青铜礼器可分为四大类： 食器 有鼎、鬲、甗、簋、簠、盨、敦、豆等。 其中盛肉的鼎是最重要的礼器。 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鼎，重达875千克，是已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 西周中晚期形成列鼎制度，即用形状花纹相同而大小依次递减的奇数的成组鼎来代表贵族的身份。 据《春秋公羊传》何休注，天子用9鼎，诸侯用7鼎、卿大夫用5鼎、士用3鼎或1鼎。 在考古发现中，奇数的列鼎往往与偶数的盛黍稷的簋配合使用，即9鼎与8簋相配、7鼎与6簋相配等。 酒器 包括饮酒器爵、觯、觥及盛酒器尊、卣、壶、斝、罍、觚等。 商代贵族饮酒成风，西周初曾严厉禁酒，西周中期以后青铜饮酒器大为减少。 水器。 有盘、匜等。 主要用于行礼时盥手以表示虔敬。 乐器 有铙、钟(包括甬钟、钮钟与镈)、鼓等。 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达65件的青铜编钟，音域宽广、音色优美，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冶铸技术及音乐的高度水平。 特点 中国的青铜时代从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形成，经夏、商、西周和春秋时代。 大约经历了十五个世纪。 高峰：在商的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冶铸业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标志而达到高峰。 战国晚期，冶铁业出现，高水平的青铜冶铸业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使命。
商代青铜器的典型代表作品是什么
商后母戊鼎。
后母戊鼎（原称司母戊鼎），又称后母戊大方鼎、后母戊方鼎。 原器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出土，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所制，是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代表作，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后母戊鼎因鼎腹内壁上铸有“后母戊”三字得名，鼎呈长方形，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壁厚6厘米，连耳高133厘米，重达832.84公斤。 鼎身雷纹为地，四周浮雕刻出盘龙及饕餮纹样，反映了中国青铜铸造的超高工艺和艺术水平。
后母戊鼎初为乡人私掘，因体积过大，为防日军抢走，将其重新掩埋。 1946年6月重新出土，存于南京中央博物院。 1959年铜鼎从南京调往北京，存于新建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至今。
经研究考证，鼎腹内壁铭文“后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妇妌的庙号。
后母戊鼎是用陶范法铸造而成的，在商后期铸造后母戊鼎至少需要1000公斤以上的原料，且要在大约二三百名工匠的密切配合下才能完成，经测定，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古文献记载制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
后母戊鼎是迄今世界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享有“镇国之宝”的美誉。 现为国家一级文物，2002年列入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名单。
1、文物特征：
后母戊鼎厚立耳（其中一耳为后配），折沿宽缘，直壁深腹平底，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中空柱足。
器耳上饰一列浮雕式鱼纹，首尾相接，耳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壁四面正中及四隅各有突起的短棱脊，腹部周缘饰饕餮纹，均以云雷纹为地。 足上端饰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三周凹弦纹。
腹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 字体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划的起止多显峰露芒，间用肥笔。 该鼎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戊”而作，造型厚重典雅，气势恢宏，纹饰美观，铸造工艺高超，亦是已发现最大的商代青铜礼器。
2、铸造工艺
后母戊鼎的铸造工艺十分复杂。 根据铸痕观察，鼎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 鼎身共使用8块陶范，每个鼎足各使用3块陶范，器底及器内各使用4块陶范。
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 铸造此鼎，所需金属原料超过1000千克。 而且，制作如此的大型器物，在塑造泥模、翻制陶范、合范灌注等过程中，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同时必须配备大型熔炉。
后母戊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显示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与杰出的技术成就，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
铸造这样大型的青铜器，首先要分别铸出部件，然后再合铸成为一个整体，工艺十分复杂。 铸造时需要二三百个工匠同时操作，密切配合，才能完成。
此外，经光谱定性分析与化学分析的沉淀法所进行的定量分析；
后母戊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战国时期成书的《考工记·筑氏》所记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从中可见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内在传承。 它反映了商朝工匠的聪明才智。
扩展资料：
其他闻名铜器
1、人面纹铜鼎
高38.5厘米，口长29.8厘米，口宽23.7厘米。
1959年宁乡黄材出土。
鼎为炊器，上有两耳，便于提携，下有四足，便于加温。 商代铜鼎很多，此鼎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腹部浮雕的四个人面，浓眉大眼，高鼻梁，凸颧骨，宽嘴紧闭，表情庄重。
在人面的额部左右各有曲折形小角，腮两侧置兽爪。 表明此人面并不是人的面部，而是人们心目中的神或怪神的形象。 腹内有“大禾”二字铭文。
中国历史上有关于夏禹铸九鼎的传说，夏王朝灭亡之后，九鼎归于商，商王朝灭亡后，九鼎归于周，鼎成为了国家政权的象征。 具体到个人来说，鼎又是身份地位的标志。
2、豕形铜尊
高40厘米，长72厘米。
1981年湘潭船形山出土。
尊为酒器，猪背上开椭圆形口，设盖，腹内盛酒。 口两侧有獠牙，从动物进化的角度看，不属于家养，而是一条孔武有力的野公猪。
前后肘部有横穿的圆孔管，从实用的角度考虑，此器重达30多公斤，容积有13公升，盛满之后，一个人难以搬运，有此管孔，可以穿系绳索，供人抬举。 猪身上装饰有鳞甲，龙纹和兽面纹。 以野猪作为器物形制，在现有的商代青铜器中仅此一例。
3、牛形铜觥
高14厘米，长19厘米。
1977年衡阳包家台子出土。
觥（gōng）为酒器，牛首及背为盖，腹内盛酒。 颈部为流。 此牛的头部和角形，是江南地区常见的水牛形象，牛背上站立一虎，既是实用的捉手，又是一种装饰。
牛身上还装饰有凤鸟纹、龙纹、兽面纹等。 此觥（gōng）的造型设计与实用性完美地融于一体，表现出了优良的工艺设计思想。
4、立象兽面纹铜铙
通高71厘米，铣（xiǎn）间宽46.5厘米。 重67.25千克。
1959年宁乡老粮仓师古寨出土。
铙（náo）为乐器，经过实测，敲击正鼓和侧鼓，可以发出不同的乐声。
铙的形制与稍后的钟相似，钟有钟架，属于悬挂敲击的乐器，从铙的结构看，有的可以悬挂，有的则甬部为直筒形，无法悬挂，因此，铙（náo）可能是一种甬部在下，口朝上的敲击乐器。
此铙的侧鼓有立象，钲（zhēng）部粗线条的兽面纹，钲周边有虎、鱼和乳钉相间排列的纹饰。 目前为止，湖南地区发现的铜铙（náo）数量较多，重的达到221.5千克。
青铜器和王权之间的关系
青铜器中的鼎一般是王权的象征。个人认为，能够铸成并保存较大的鼎，能够代表科技水平、财力以及军事水平，毕竟当时的兵器是用青铜器制作的，同时青铜也是财富的标志，是战略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