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于7月3日至4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而在峰会召开前夕，成员国伊朗的最高领袖高级顾问卡迈勒·哈拉齐表示，如果西方国家表现出意愿，那么伊朗愿意与其展开合作。哈拉齐同时强调，伊朗在大选之后，对西方的方式会有些不同，但这取决于谁能当选。
不过这个合作并不是不设条件的，哈拉齐同时向西方提出了要求。他的要求并不复杂，首先是西方国家需要“放弃目前的政策，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伊朗进行谈判”；此外，哈拉齐还重申如果美国愿意重新加入2015年签署的伊核协议，伊朗可以与美国展开间接谈判，伊朗本身不支持制造核武器，核武器只是用来解决“生死存亡的威胁”。
特朗普上任后公开撕毁了伊核协议，此举当即引发了伊朗强硬的报复，重启了核计划，美国又以此为借口对伊朗施加了更为严厉的制裁，制裁持续至今，已经给伊朗的经济状况带来极为恶劣的影响。公开数据显示，伊朗2023财年GDP增长5%，通货膨胀率却高达40.8；坐拥近9000万人口的伊朗，其GDP却仅有约4200亿美元。实事求是地讲，美国施加的严厉制裁让伊朗经济发展举步维艰。
在这一背景下伊朗内部其实早就有和美国谈判的呼声，而且也已经付诸了行动。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今年1月份伊朗就同美国举行过一次秘密谈判；已在直升机事故中遇难的伊朗前外长阿卜杜拉希扬生前也透露过消息，称他在纽约期间举行了有关伊核协议的谈判。简言之，就算巴以冲突爆发后伊斯兰世界对美国较为不满，但伊朗一直没放弃同美国谈判的机会，只是没有达成可以公开的成果而已。
这种结果其实是可以预料到的。结合特朗普与拜登的任期来看，撕毁伊核协议的特朗普自然不会给伊朗松绑，因此伊朗方面恢复同美国的接触只可能是在拜登上任之后，但拜登上任这几年时间面临的问题实在太多，伊核问题的重要性要排在后面。
比如为解决通胀问题美国需要与沙特进行沟通，而当时沙特还没有在中国的牵线下与伊朗实现和解；另外，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又不得不把精力放在欧洲，考虑到俄罗斯和伊朗的关系，美国自然也不会在这一时候恢复谈判。如果不是拜登任期将要结束，他想要做出点政绩寻求连任，恐怕巴以冲突爆发后美伊的谈判还会搁置下去。由此推测，美伊恢复谈判最早也就是在2023年年末开始的。
不过，伊朗再怎么同美国谈判也不会影响伊朗和中国的关系。中伊合作建立在共同的现实基础和利益之上，据伊朗海关的数据，2023财年伊朗外贸总额为1531.8亿美元，中国自伊进口139.2亿美元，对伊出口185.5亿美元，是伊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而美国却把中东地区视为其重要的全球战略节点，致使两国在地区局势上存在着太多的分歧，尤其是在涉及以色列的时候，这一点决定美国和伊朗的合作并不会多么深入。更何况如果今年特朗普卷土重来，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恐怕就得重新谈。
基于这一现实情况，伊朗若想解除美国对自己的制裁，仍要面临诸多困难，在美国对外战略不发生大的转向之前，中国同伊朗的外交关系仍有相当程度的保障。
西方国家和中国在减排问题上有什么不同的认识
从哥本哈根会议看西方大国的“气候霸权主义”作者：叶三梅摘要：《哥本哈根协议》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排行动作出了安排，但没有就2012年后的全球减排行动、资金技术支持等方面达成具体共识。 这表明，当今的气候问题不是单纯的气候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气候、政治气候、道德气候、责任气候问题，其核心是经济利益和发展利益问题，其本质是气候霸权主义与反气候霸权主义的问题。 2009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通过了《哥本哈根协议》，它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排行动作出了安排，但大会并没有就2012年后的全球减排行动、资金技术支持等方面达成具体共识。 这表明，当今的气候问题不是单纯的气候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气候、政治气候、道德气候、责任气候问题，核心是经济利益和发展利益问题，本质是气候霸权主义与反气候霸权主义的问题。 一、“气候霸权主义”的内涵及其表现 所谓“气候霸权主义”是指少数发达国家试图利用气候这一问题来打击对手、遏制对手，限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的发展，同时不顾自身应负的责任，以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继续维护自身在新形势下的全球霸权地位。 西方大国的“气候霸权主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以保护环境为名，实施环境贸易壁垒环境贸易壁垒是指一些国家或国际组织以可持续发展与生态保护为由，通过制定环境标准和法规，对可能形成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一些国际贸易活动加以管制，从而对国际贸易形成障碍的一种非关税壁垒措施。 当今，实施环境贸易壁垒的主要是发达国家和地区，主要有五种形式。 第一，绿色关税。 又称环境进口附加税，指一些发达国家以保护环境为由，对一些污染和影响生态环境的进口产品除征收一般关税外，再加征环境税。 其中的碳关税是当今不少发达国家正准备使用的一种新型关税，主要对进口的高耗能产品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 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规定，美国有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碳关税，法案从2020年起开始实施。 第二，绿色技术标准。 即以保护环境的名义，通过立法手段制定苛刻的强制性环保技术标准，限制或禁止外国商品进口。 如欧盟建立ISO环境管理系统，要求进入欧盟国家的产品从生产前到制造、销售、使用以及最后的处理阶段都要达到规定的技术标准。 目前，欧盟已经形成了包括300多个具有法律效力的欧盟指令和10万多个技术标准的双重结构的技术性贸易措施管理体系，内容涉及工业产品的安全、卫生、技术标准、商品包装和标签的规定及认证制度以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运输、贮藏等各个环节。 欧盟也因此成为世界上运用技术性贸易保护措施最频繁和最严格的地区之一。 [1]第三，市场准入制度。 一般是以进口产品的生产制造环境、方法、过程等不符合本国环境要求为理由，强行禁止某些产品进入其市场。 第四，绿色环境标志。 这是一种贴在产品或其包装上的“绿色”图形，表明该产品不但质量符合标准，而且在生产、使用、消费、处理过程中符合环保要求，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均无伤害。 目前，主要发达国家都已建立了环境标志制度，并趋向于协调一致，相互承认。 另外，还有环境许可证制度、环境配额等其他制度。 2.以危害经济为名，规避自身的责任和义务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既有原则性规范——1992年的《公约》，又有具体行动规范——1997年的《议定书》和2007年的《巴厘路线图》，但发达国家在减排、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等方面，大多未能兑现承诺或履行义务。 美国拒签《议定书》。 克林顿政府虽然签署了《议定书》，但从未送交参议院批准，理由是它会严重危害美国经济。 布什政府宣布拒绝接受《议定书》。 奥巴马上任以来，一反常态，在全球到处宣讲气候变化和新能源，在国内也积极推动国会对气候问题进行立法。 但对《议定书》的态度与其前任并没有实质改变，是典型的“高姿态、低承诺”。 西方大国消极减排。 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仍是经济发达的工业国。 从2000年到2006年，工业化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上升了2.3%。 拒绝履行《议定书》的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上升幅度非常迅猛。 比如美国上升16.3%，澳大利亚上升幅度高达25.6%。 [2]按照《议定书》的规定，日本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降低6%，但其实际排放量在2006年反而比1990年高出6.2%。 [3]加拿大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从1990年以来猛增21.3%，人均排放量仅次于澳大利亚和美国，位居世界第三。 保守党政府上台后推出的中期减排目标只相当于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2％，远远低于《议定书》规定的6％的目标。 [4]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美国承诺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 据专家推算，这一目标仅相当于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4%。 欧盟承诺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日本承诺减排25%。 西方大国对发展中国家没有实质性的资金援助或技术转让。 《公约》明确规定，发达国家必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转移。 在资金方面，发达国家在哥本哈根谈判中提出只能提供为期三年的快速启动资金，对2012年之后的资金支持不愿作出承诺。 目前仅欧盟宣布了在今后三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资金数额，相当于全球人均两美元。 在技术转让方面，发达国家也是不情愿，它们指出技术大部分属于私人所有，技术转让应以市场方式获得；技术转让不利于保护知识产权、技术创新和开发等。 3.以共负责任为名，矛头直指发展中国家从历史上看，气候变暖作为人类最重大的环境问题发轫于18世纪中叶的西方工业化活动，并伴随工业化在全球的发展而日趋严重。 从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到1950年，发达国家占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95％。 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中，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仍占世界总排放量的77％。 发达国家人均标准能源消耗量高达2.8万吨，而发展中国家只有0.5吨。 [5]联大早在1989年就指出，“全球环境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这种生产和消费方式。 ”因此，无论是从历史累积责任看，还是从现实责任看，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都应该自觉承担起世界减排和控制全球气温上升的首要责任和义务。 但一些西方大国却转移视线，以应对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为名，把矛头直指发展中国家。 大肆渲染发展中国家“环境威胁论”。 一些国家宣称发展中国家应该为全球气候变化的趋势承担主要责任，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人口爆炸式的增长、工业化进程的全面展开以及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大等造成了大量温室气体的产生，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趋势。 要求发展中国家制定硬性减排目标。 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不愿承诺减排的同时，却要求发展中国家的减排目标应该受到国际监督，做到“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并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承诺作为他们减排承诺的一个前提。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必须制订强制的减排指标，只有当其他国家一起行动时，欧盟才愿意将中期减排目标提高到30％。 ” [6]美国更是把自己与中国“捆绑打包”，指出“如果让美国人做得更多，就应该让中国做得更多”，甚至认为如果中、印等排放大国没有进入量化减排承诺的框架，发达国家的减排政策所实现的环境效益就会被发展中国家新增的排放所抵消。 利用种种手段限制新兴大国获得资金和技术支持。 美国气候变化问题特使托德[DK]·斯特恩放言：“我不认为能看到公共资金，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公共资金能流向中国。 ”英国媒体断章取义地解读中国的立场，《金融时报》2009年12月14日发表以“中国减排不需要发达国家资助”为标题的文章，指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的讲话表明“中国暗示，已经放弃了从发达国家获得资金来抗击气候变化的要求，这是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大会主要参与国之一首次作出明显让步”。 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定为哥本哈根会议未达到预期目标的替罪羊。 英国气候变化大臣米利班德指责中国“劫持”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谈判进程。 西班牙环境部长艾尔娜[DK]·艾斯皮诺萨将气候谈判未达成实质性协议归咎于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认为这两国出于对自己国家石油和天然气产业利益的考量，反对大会达成实质性协议。 二、“气候霸权主义”的实质 西方大国在哥本哈根会议等国际气候谈判中所体现的“气候霸权主义”，是西方国家一贯的霸权立场的总体现。 其实质在于：1．经济上实行新贸易保护主义近年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平衡十分明显。 2007年，发达经济体经济仅增长2.7%，其中美国增长2.2%；而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8%，其中中国和印度分别增长11.9%和9.3%。 [7]而自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为蔓延到世界各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出现了更加严重的下滑，美国经济出现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衰退。 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不断高速增长，因而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出现了大量顺差。 面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迅速崛起和在国际贸易领域竞争能力的不断增强，处于经济低谷的发达国家为了保持自己在国际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将贸易保护主义作为一种救济策略又重新提起。 环境贸易壁垒作为一种新型的贸易保护主义，因具有以下特点而受到发达国家的青睐。 第一，保护名义的合理性。 环境贸易壁垒的目的在于削弱他国产品竞争力，阻碍他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从而保护本国产业和市场，但它是以保护环境、自然资源和生命健康为名，客观上又顺应了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潮流，迎合了绿色消费的浪潮，可谓是“一箭双雕”，自然被发达国家所利用。 第二，保护形式的合法性和保护方式的隐蔽性。 环境贸易壁垒的实施与现行WTO主导的多边贸易体制并无矛盾。 相反，它们所标榜的某些目标和弘扬的某种精神恰恰是WTO所倡导的。 如在贸易活动中注重环境保护、重视国际贸易活动与人类社会健康及其可持续发展问题之间的关系等，因而要对它们进行属性分析和定位很困难。 第三，保护对象的广泛性。 西方发达国家既利用环境贸易壁垒保护陷入结构性危机的产业部门，以保护西方发达国家在传统贸易产品上日益衰退的国际竞争力，又用它来保护尖端技术行业，以保护它们在未来的世界市场上取得主动地位和提高综合国力。 第四，保护标准的多重性。 贸易和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致使各国在与贸易有关的环境标准方面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导致各国的市场准入标准形形色色。 同时，西方大国不断调整和提升技术门槛，技术要求趋严、趋新、趋多，往往使发展中国家难以适应。 第五，保护措施的歧视性。 环境贸易壁垒对国内产品与国外产品实行双重标准，违背WTO的非歧视性原则。 第六，保护行动的连锁性。 通常，一个或几个发达国家对某种产品或某项贸易实施环境贸易壁垒，会引起其他一些国家的连锁反应，纷纷效仿采取相同或相近的限制措施，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外贸出口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其造成的损失往往是灾难性的。 2008年，由于各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给全球带来了7280亿美元的直接贸易损失。 [8] 2．政治上继续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气候问题现在是世界上公认的全球性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关系到人类的命运。 在此背景之下，一些发达国家就试图借“拯救人类共同家园”这一道德高地，使自己成为全球致力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领袖，掌握“话语权”，即掌握与低碳、减排、绿色、环保等方面相关的新国际规则指挥权、支配权、定价权，继续维护发达国家在后京都时代的全球霸权地位。 西方大国试图牢牢掌握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话语权。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不甘接受“体制内”的国际气候规制的束缚，又不愿轻易放弃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话语权。 为此，布什政府虽然退出《议定书》，但继续参加京都回合以后的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 同时，美国试图在“体制外”寻求新的解决途径。 美国先后联合其他国家发起了“氢能经济国际伙伴计划”、“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新伙伴计划”等气候变化合作机制。 在其推动下，世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也已分别设立55亿美元和2亿美元的气候基金，总量超过了“体制内”的资金。 另外，八国峰会、APEC会议、欧盟首脑会议、亚欧会议等都将气候变化纳入了议事日程。 发达国家这一系列的“体制外”动作，就是为了与“体制内”的规制相抗衡，抢夺应对气候变化的话语权和领导权。 最为露骨的是在哥本哈根会议谈判期间，以美、英、丹麦等国为首的国家竟抛出了所谓“丹麦文本”，试图废除《议定书》，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变为“共同的责任原则”，以重新确立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国际气候谈判框架和原则。 西方大国努力维护后京都时代的国际竞争力。 以美国为例，2001年退出《议定书》，目的之一就是不想自损其石化能源霸权。 美国现任政府内外政策的重心之所以向低碳和气候变化倾斜，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打压伊朗和委内瑞拉等能源生产国。 二是把气候变化和美国竞争力联系起来，强调通过新技术领先世界，通过低碳提升国际形象和地位。 美国已经意识到，以IT、微电子业为核心的上一轮经济增长已经难以为继，寻找下一轮经济增长点迫在眉睫。 世界经济历经工业化、信息化之后，正在走向“低碳化”。 如果美国能在低碳经济领域成为世界领头羊，那么美国仍将能够在未来很多年继续稳坐世界“老大”的宝座。 [9]3．意识形态上制约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的发展气候谈判问题不只是环境问题，其核心是发展权问题。 在这一问题上，尽管发达国家阵营内部存在分歧和矛盾，但它们在如何维系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鸿沟、限制新兴大国崛起等方面存在着共同利益。 于是，如何限制新兴发展中大国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增长，便成为发达国家共同思考的问题。 为此，它们实行了两手策略：一方面积极宣传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环境威胁的主要来源地”的形象，占据道德高地，并趁机向发展中大国施压；另一方面又高调赞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就和减排适应能力，并趁机向发展中大国提出高要求。 发达国家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状。 一方面，中、印等新兴大国正处于大规模、高速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之中，碳的高密度排放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 另一方面，在现阶段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中、印等新兴大国的产业仍处于低端位置，在产业技术含量、附加值和竞争力等方面均与发达国家有较大落差。 在新一轮国际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它们承接了相当一部分发达国家转移的劳动和资本密集型、高消耗、高污染的产业，出口的商品也相当一部分为高能耗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商品。 同时，这些国家的人口仍在增长，基础设施建设尚待完善，人民生活水平仍需提升，碳排放量势必还会增加。 在这种背景下，发达国家实施环境贸易壁垒的指向性和目的就十分明显。 挑拨、分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 米利班德指责中方“劫持”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谈判进程，其目的就是挑拨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还有媒体报道，哥本哈根协议案文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基础四国”与美国私下达成提交给大会的，没有征求其他国家，特别是小岛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意见，缺少透明度，这种评论与实际大相径庭，其用意不言自明。 更有甚者，美国气候谈判特使还莫名其妙地提出针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所谓“中美共治”，实际上是为拒绝向中国提供气候资金援助寻找借口，同时要求中国承担与其发展水平不相称的减排义务，割断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另外，由发达国家倡导的公约外资金的规模远远大于公约内资金，这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加剧了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分裂。 无视发展中国家为解决气候变化所作的努力和让步。 以中国为例，我国是最早把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策的发展中国家，是《公约》和《议定书》的缔约国和推动者。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把建设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走新工业化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保护环境的具体行动。 近几年来，发布了《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成立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领导小组”，制定和实施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规定了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提高森林覆盖率和可再生能源比重等有约束力的国家指标。 2008年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2009年通过了“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 2009年11月，中国政府宣布，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减少40%—45%。 另外，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印尼等十国也发布了自愿减排承诺。 漠视发展中国家在适应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困难和合理要求。 据欧盟估计，到2020年，发展中国家用于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所需要的资金数目将达到每年1000亿欧元。 目前，发达国家提供资金的多边渠道有四个:全球环境基金、气候变化特别基金、最不发达国家基金和适应基金。 截止2004年7月，全球环境基金提供的资金只有18多亿美元，协同融资95多亿美元。 适应基金直到2008年12月的波兹南会议才启动。 另外两个基金的供资数量很少。 这样规模的资金远远满足不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 同时，现有的体制内资金机制还存在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对援助资金使用方向的规定过于严格，受援国对资金的申请和使用没有主导权，很难将得到的援助资金用于发展中国家真正急需的领域。 资金的申请、审批程序复杂，操作不够透明，使得发展中国家为拿到少量的钱却要付出更大的成本。 三、切实行动起来，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在气候问题上，我们在认识到西方大国实施“气候霸权主义”的同时，也应正视当前国际社会已达成的共识：以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已成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重大的环境发展问题，应对气候变暖已成为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全人类最紧迫的任务。 因此，中国既要反对西方大国的“气候霸权主义”，又要积极参与到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去，实现应对气候变暖和自身发展的“双赢”。 1.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维护共同利益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虽然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因种种原因观点不尽相同，但在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这方面立场完全一致。 为此，中国特别要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坚持《公约》及其《议定书》的主渠道地位，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体制外”是“体制内”的补充的基本态度，促使发达国家继续率先减排，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转移。 坚决反对从狭隘的环境定义出发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要求WTO在制定与贸易有关的环境问题协议时，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争取差别和优惠待遇。 坚持主张将关税问题与气候变化问题分开，即“关税归关税，减排归减排”。 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我们应坚持“G77+中国”的模式，以“G77+中国”形式提出立场文件或决议草案，增强谈判能力，提高谈判地位，使气候谈判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 我们应通过多种渠道和机制保持同发展中国家的沟通和协调，求同存异，在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的同时，兼顾最贫穷国家、非洲国家和一些小岛国家的特殊利益诉求，击破西方大国蓄意挑拨、分化发展中国家的企图，夯实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基石。 我们应将南南合作内容纳入气候变化行动框架，实行绿色马歇尔计划，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发低碳经济，尽己所能地给予发展中国家资金方面的援助，增大对发展中国家气候友善适用技术的出口，塑造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2.积极推进国际谈判和协商，寻求规则制定权目前，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虽然已经制定了一些规则和协议，但在许多领域仍是无章可循，亟需建立一套较为完整的国际气候法律秩序。 首先，中国要坚持自己的一贯立场：主张多边气候谈判以联合国为主，在联合国所确定的框架之内进行；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要毫不犹豫地占据道德高地，以“问题解决者”而非“麻烦制造者”的姿态介入；要充分利用西方大国的矛盾来化解自身压力；既要防止近期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严格约束与限制，又要确保中长期国家的崛起能够得到国际气候法律秩序的支持。 要在国际气候法律秩序构建中争取“话语权”，掌握“游戏规则”的主动权和制定权，努力成为构建气候保护法律新秩序的领导者之一。 其次，中国应加强在应对气候问题上的国际双边谈判和合作，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的合作，为国内发展低碳经济寻求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3.完善国内立法和政策体系，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我们应深知自身的义务和责任，积极主动地发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 我们应按照世贸组织相关法规和协议，建立和完善国内环保贸易法律体制。 努力培养既懂得世贸程序和法律规则、又了解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知识，还擅长国际谈判的人才，减少气候问题上的国际摩擦，维护国家和企业的合法权益。 加强政府的宏观管理和调控，制订国家战略层面的低碳经济发展体系，制订低碳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将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指标下降纳入考核体系之中。 提高企业环保意识，促使企业在加强创新和提升技术含量方面下工夫。 优化国内产业结构，促进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发展，提高服务业在生产结构和就业结构中的比重，实现国民经济低碳化、社会消费低碳化，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建设和谐世界作出我们的贡献。 注释：[1] 李兵、杨秀清、林桂军《当前欧盟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根源的经济与政治分析》，载于《国际贸易》2009年第2期。 [2] 驻法国使馆经商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有增无减》，参见广西节能网2007年11月28日。 [3] 徐可《工业国温室气体排放最新数据公布》，参见财经网2009年11月18日。 [4] 《哈珀称加拿大不会大幅提高中期减排目标》，参见中国广播网2009年12月1日。 [5] Knos，“Global Environmental Conflict in PostCold War Era:Linkage to an Extend Security Paradigm”，in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Vol.5，No.1，p．54.[6] 《气候峰会未达成预期结果 欧洲负有不可推却责任》，参见中国网2009年12月21日。 [7] 刘洪《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参见人民网2008年8月25日。 [8] 马海敏《2009年的新危机：贸易保护主义》，载于《金融博览》2009年第3期。 [9] 李静云《“碳关税”重压下的中国战略》，载于《环境经济》2009年第9期。 （作者单位：池州学院政法管理系）
谁能把奥巴马上台后的军事 政治信息告诉我 不要网站，只要文字
奥巴马的外交政策的定性：多边主义、国际合作、外交至上奥巴马并没有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样带领美国回归孤立主义――美国仍然是世界事务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但是所扮演的角色却发生了从“主导”到“合作主导”质的变化。 他主张美国要运用“灵巧实力”：既有“硬实力”作为强大后盾，也有“软外交”与之刚柔并济；对待传统盟国，他放下身段，展开“倾听之旅”；对美国的“敌人”，他也讲求方式方法，力图以对话代替对抗。 奥巴马的新外交政策固然是为了履行自己在竞选中的承诺，但是究其深层次的原因，这主要是针对美国国力相对变化而进行的调整。 小布什给奥巴马留下一个烂摊子，美国深陷经济危机，已经很难有实力像过去那样一味通过单边行动主导世界秩序。 面对现实危机，奥巴马希望修复一系列关系，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问题，同时重建美国的道义形象和领导地位。 奥巴马主义包括美国在一系列外交关系和在国际热点问题上的政策调整。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美国目前最为头痛的两场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巴基斯坦问题；比较重要的双边关系调整包括：美欧关系、美俄关系、美国与拉美关系、美国与穆斯林世界关系。 目前，奥巴马尚未能取得重大进展的外交热点问题集中在两个国家身上：伊朗和朝鲜。 战场：从伊拉克回到阿富汗上任仅一个月，奥巴马就宣布美国将按照时间表“负责任地”结束伊拉克战争。 他的目标是在2010年8月底结束在伊拉克的作战行动，将责任转交给伊拉克安全部队。 美国军方的任务将转变为向伊拉克安全部队提供支持、进行有针对性的反恐行动，以及提供安全保障。 预计美国将在2011年撤出所有军队。 从伊拉克撤军是奥巴马兑现竞选承诺的重大步骤之一，虽然预计撤军的时间之长超出了很多人的预计，但是反映了奥巴马对中东地区战略和美国国力的理性判断。 奥巴马曾指出“我们不能无限期地履行一项已经使我们的军队力不从心并将耗费美国人民近一万亿美元的承诺”。 伊拉克局势反复不定，美军离预先设定的目标已经越来越远。 同时，奥巴马希望能够参与实现中东地区的持久和平，然而伊拉克战争旷日持久，美国撤军的时间越晚，就越难以占据道德制高点参与中东地区的和平构建。 与伊拉克撤军齐头并进的是增兵阿富汗的计划，派驻阿富汗的美军数目将从目前的3.4万人增至5.5万人。 在这一问题上，奥巴马并没有背弃小布什反恐战争的基本理念，只不过他认为伊拉克战争与“9?11”事件和反恐战争并无直接联系，忽略阿富汗战争是反恐战争的巨大失误，打赢阿富汗战争成为美国反恐战略的核心目标。 增兵阿富汗既获得美国人民的首肯支持，又有占据战略要冲虎视伊拉克局势变化之便。 然而，阿富汗战争的重点在奥巴马上台后发生了重大变化。 目前，奥巴马在阿富汗战争上的主要政策在于通过军事打击和民事援助瓦解并击败藏身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 巴基斯坦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重要环节。 这不仅是因为塔利班目前已经东扩南下，将巴基斯坦视为藏身和战略转移的目标，使得美军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屡屡不能得手，更因为塔利班武装和基地组织觊觎巴基斯坦核武库，一旦得手，后果将不堪设想。 为了提高巴基斯坦政府的行动能力、避免该国陷入混乱，美国上个月在东京召集了针对巴基斯坦的国际援助会议，收集到的国际援助超出50亿美元，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 与欧洲重修旧好奥巴马上台以后首次以总统身份出访海外就将目的地选在了欧洲。 在一周时间里他出席了三场重大国际会议：二十国集团峰会、北约首脑会议和欧盟-美国峰会。 奥巴马公开承认美国在过去一段时间来忽略了欧洲在世界上的重要作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分歧损害了美法、美德关系，让布莱尔政府承受了巨大的国内压力，而发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更使欧洲盟友付出了沉重代价。 在整个行程中，奥巴马表现得低调而真诚，他微笑着表明自己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倾听”，获得了欧洲政府和民众的一致好评。 奥巴马寻求欧洲的合作和支持，指出欧洲也应该在反恐、武器扩散、经济危机问题上站出来与美国合作，共同努力解决面对的问题。 美国将倾听欧洲盟友的意见，但是欧洲也应该承担起相应的安全责任，寻求多边主义、为美国单边主义恶果解套的意图跃然纸上。 缓和美俄关系在布什政府执政后期，美俄关系由于美国计划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体系、北约东扩和格鲁吉亚危机而陷入停滞，染上了浓厚的冷战色彩。 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小布什和北约操之过急，在一系列问题上高估了俄罗斯的底线，低估了俄罗斯人的反应。 奥巴马政府改弦更张，从执政之初就向俄罗斯抛出了橄榄枝。 主要战略意图在于缓和紧张的俄美关系，为解决国内问题创造和缓稳定的国际环境。 2月初，副总统拜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释放善意信号，声称莫斯科和华盛顿有许多共同利益。 本月，奥巴马在华盛顿会见到访的俄外长拉夫罗夫，指出美俄两国在核扩散、阿富汗局势、中东局势方面都有很大合作的必要和可能。 目前，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问题被视作俄美关系年内可能出现的最大亮点。 今年12月5日，1991年签署、1994年生效的《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将正式到期，美俄两国目前正就新协议草案进行磋商。 奥巴马将于7月赴莫斯科会晤俄总统梅德韦杰夫。 美俄双方固然仍缺乏信任，在北约东扩、东欧反导系统等问题上芥蒂重重，但宏观基调至少是友善而良好的。 握手拉美“刺儿头”作为美国的后院拉美地区在布什执政时期不断起火。 古巴、委内瑞拉这样的先锋反美情绪高涨，查韦斯、卡斯特罗频频叫板布什，巴西、阿根廷这样相对老成持重的国家也四处旁顾，寻求与美国以外的大国建立联系和合作。 痛定思痛，奥巴马誓言重新审视与美洲国家的关系，要与美洲国家开创平等伙伴关系的“新时代”。 在4月中举行的第五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奥巴马不仅主动与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握手（而查氏此前曾公开称小布什总统为魔鬼），同时表示愿意重开与古巴的对话渠道。 美国与这两个主要反美国家的关系改善将很大程度上决定奥巴马拉美新政的成果。 应该看到的是，美国对拉美国家的内政和外交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重大影响，其举足轻重的程度不会因为美国某个总统的政策而发生根本上的改变。 缓和与拉美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服务于奥巴马的多边主义全球战略和改善国际形象的需要。 自门罗总统以来美国就将拉美视为自己的禁脔，双方实力的巨大悬殊和地缘政治决定了双边关系的缓和不会带来本质上改变美国的绝对主导地位。 同穆斯林世界和解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是小布什执政期间最具争议的。 美国既有阿拉伯盟友，又因为反恐战争而戴上了“反伊斯兰”的帽子。 奥巴马在与穆斯林世界关系问题上战略思考颇为清晰：“美国没有、将来也不会与伊斯兰为敌。 ”4月初，奥巴马在土耳其国会发表演讲，阐述了自己的任内与穆斯林世界关系的构想。 他摒弃小布什偏袒以色列的政策，指出美国坚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实现以巴和平共处的目标。 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对此表示接受，承诺与美国合作实现与巴勒斯坦的和平。 本月，奥巴马召集主持的巴以和谈会议将在华盛顿召开。 以巴问题从来是美国中东政策的重点和巨大难题，无数美国总统都曾期望在这一问题上实现突破而皆铩羽而归。 奥巴马通过在巴以问题上的协调工作和放弃原先美国偏激的意识形态追求，赢得了穆斯林世界的好感。 两个“烫山芋”目前，奥巴马的全球外交战略似乎一片形势大好，改善、修复关系，重树美国的良好国际形象捷报频传。 然而，在两个国际热点问题上，奥巴马尚未能够实现有实际意义的突破，那便是伊朗和朝鲜，而这两个问题都是与核不扩散密切相关。 从竞选期间到今天，奥巴马在伊朗问题上保持温和而稳健的策略。 他主张与伊朗进行接触和对话，“说服伊朗停止研制核武器的努力”。 他同意与伊朗进行直接接触，放弃为谈判设置前提条件，很少提及武力威胁和“最后方案”。 但时至今日，奥巴马尚未能够在伊朗问题上取得突破。 伊朗对奥巴马的政策调整表示谨慎的欢迎，同时一再提高自己谈判的筹码。 4月份，伊朗公布了核计划的新进展，声称自己的首座核燃料工厂已经建立核燃料循环系统，提前拒绝了美国可能提出的“停止铀浓缩活动”条件。 5月20日，伊朗又成功试射了射程约2000公里的新型中程导弹，射程能够覆盖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的所有军事基地。 伊朗步步紧逼，奥巴马尚未能够对此作出有效的政策回应。 似乎仍在衡量在新的外交战略全球大背景下接触和制裁两种政策可能性孰轻孰重。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远东，还有一个国家――朝鲜正在梦寐以求伊朗已经获得的关注和直接对话。 双边直接接触，放弃谈判先决条件，这都是朝鲜一直可望而不可即的政策目标。 4月，期望试探奥巴马朝鲜政策的朝鲜发射了试验卫星（美日坚称朝鲜试射的是导弹），但却换来了美日在联合国推动通过强硬的谴责性主席声明。 朝鲜一怒之下宣布永久性退出六方会谈。 朝鲜期望能够与美国直接对话，用核计划为筹码换取安全和援助。 但是到目前为止，奥巴马的朝鲜政策仍然遵循着“善意忽视”（benign neglect）和六方会谈的基本原则。 对于朝鲜来说，这代表形势将不会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胶着状态只会导致朝鲜再次采取“边缘政策”。 5月25日上午，朝鲜刚刚进行了新一轮地下核试验，步步紧逼，迫使奥巴马政府作出反应。 奥巴马的朝鲜政策将面临巨大的考验。
地球自然资源日益减少,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后果?
后果很严重。 一、人类对自然不合理的利用，工农业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等都是人类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因素。 1、改变物种（有意无意造成物种的消失或引入物种） 如1859年有农民从英格兰带了25只野兔到澳大利亚，由于没有天敌，造成澳大利亚生态系统严重破坏。 又如，1906年美国亚利桑那洲的卡巴森林为保护鹿群，捕杀肉食动物，导致鹿群大量繁殖最后没有食物，濒临灭就等。 2、环境因素的改变（大量污染物质进入环境） 3、信息交流系统的破坏（破坏生物释放的驱赶天敌、排斥异种、吸引异性等的信息素）等。 二、破坏生态平衡的因素有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 自然因素如水灾、旱灾、地震、台风、山崩、海啸等。 由自然因素引起的生态平衡破坏称为第一环境问题。 由人为因素引起的生态平衡破坏称为第二环境问题。 人为因素是造成生态平衡失调的主要原因。 人为因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使环境因素发生改变。 如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产生大量的废气、废水、废品等，不断排放到环境中；人类对自然资源不合理利用或掠夺性利用，例如盲目开荒、滥砍森林、水面过围、草原超载等，都会使环境质量恶化，产生近期或远期效应，使生态平衡失调。 （2）使生物种类发生改变。 在生态系统中，盲目增加一个物种，有可能使生态平衡遭受破坏。 例如美国于1929年开凿的韦兰运河，把内陆水系与海洋沟通，导致八目鳗进入内陆水系，使鳟鱼年产量由2000万公斤减至5000公斤，严重破坏了内陆水产资源。 在一个生态系统减少一个物种也有可能使生态平衡遭到破坏。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曾大量捕杀过麻雀，致使一些地区虫害严重。 究其原因，就在于害虫天敌麻雀被捕杀，害虫失去了自然抑制因素所致。 （3）对生物信息系统的破坏。 生物与生物之间彼此靠信息联系才能保持其集群性和正常的繁衍。 人为地向环境中施放某种物质，干扰或破坏了生物间的信息联系，有可能使生态平衡失调或遭到破坏。 例如自然界中有许多昆虫靠分泌释放性外激素引诱同种雄性成虫交尾，如果人们向大气中排放的污染物能与之发生化学反应，则雌虫的性外激素就失去了引诱雄虫的生理活性，结果势必影响昆虫交尾和繁殖，最后导致种群数量下降甚至消失。 三、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开始注意保护环境可以说是人类的重大进步。 在古代，人类和自然是不平等的关系，人类是弱者，处处受到大自然的限制却无力改变自然。 于是人类把大自然视为敌人，战天斗地成为一项难得的品质，愚公精神千百年来受到不断颂扬。 随着工业时代的来临，人类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逆转，人成了强者，而“温和的自然”却成了容易受伤的对象。 高度提纯的化学制剂，如杀虫剂、油漆、洗涤剂等对自然环境构成了重大威胁；大规模的能源消耗改变了大气的构成，进而改变了地球气候；卫生条件的改善使人口急剧增加，人类活动大量破坏了地球的森林和湿地资源。 于是，“温和的自然”变为“凶恶的自然”，人类施加给它的，它最终都要归还人类。 被高度提纯的化学制剂污染了水和土壤的地区，畸形儿和绝症的出现比率大大高于正常；石油资源一旦枯竭，人类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的正常运转必定遇到问题；气候异常必定带来水灾或干旱，饥荒也将伴随着种种天灾降临人间。 “凶恶的自然”将再一次让人类成为弱者，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又将回到起点。 要想改变这种状况，人类就必须保护“温和的自然”，不让它继续恶化，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身，这是人类经历工业化，在自信心极端膨胀之后的可贵共识。 世界各国也都意识到这个问题。 10年前，178个国家的领导人在巴西城市里约热内卢聚集，共同商讨保护环境的问题。 与会领导人计划保护地球环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促进人类的福利和发展。 1997年，160个国家在日本京都签订了旨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京都议定书》。 但由于减少排放阻碍经济发展，美国这个二氧化碳头号排放国却拒绝执行。 去年，在南非城市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地球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和科学家继续商讨改善环境的计划。 10年过去了，人类在保护环境问题上虽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分歧仍然严重。 地球现在到底处在怎样的状态呢？我们又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迎接未来呢？ 7个可喜进步 环保意识在增强 经过长期的宣传，环保意识已经为很多人和政府所接受，人们开始关心人类活动对大自然的影响，并希望这种影响不会恶化自然环境。 政府间开始通过合作来处理环境问题，1992年里约热内卢峰会、1997年京都气候会议和去年的约翰内斯堡峰会都体现出了世界环保意识的加强。 虽然，美国因为自身利益拒绝执行《京都议定书》，对未来跨国环境合作造成重大损害，但国际环保努力的进程却是不可逆转的潮流。 清洁汽车问世 汽油电动混合型汽车已经问世，并且已经在日本、西欧和美国的道路上行驶，这种汽车可以大大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而美国克罗拉多州的“超级汽车”公司的发明家们正在研制零排放的汽车。 其中一种汽车设计是以氢气作为燃料，发明者声称，开这种汽车外出度假可以不带饮用水，因为这种汽车排出的就是100%的纯净水。 而电动汽车的前景也十分看好，它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个人代步工具。 封杀12个“环境杀手” 2001年在瑞典城市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会议上决定在全球范围内限制使用12种碳、氯制剂的化学药品。 此举是为了保护空气、水和土壤资源不受污染。 会议呼吁限制或完全消除顽固的有机污染物如氯气、DDT农药和PCB农药等等。 1987年通过的禁止使用氟里昂(CFC)的协议已经发挥作用，地球臭氧层的破坏速度变缓。 生态旅游的发展 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生态旅游社会”把生态旅游描述为“保护环境和支持当地人民福利的负责任的旅游”。 生态旅游和它所产生的利润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支持发展中国家政府财政收入来源的重要渠道，它以每年30%的速度在急速增长。 自然环境同文化传统一样成为吸引旅游者的重要动力。 但环境主义者仍然担忧，生态旅游市场经济的作用远远大于保护环境的意义。 企业的环保运动 大公司日益意识到，环境保护能够帮助它们吸引更多的客户。 施乐公司的“无废物计划”回收了该公司工厂2002年产生的80%的无危害固体废料。 它还把6万多吨的已填埋电子废料取出，重新回收利用。 施乐公司的这个举动一年可节约数百万美元。 施乐公司的这种可持续发展的做法受到环保团体的欢迎。 很多大公司也都意识到环保回收的巨大作用，壳牌、IBM这些世界知名大公司都纷纷推出自己的“清洁计划”。 更环保的建筑 环保建筑物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减少能量消耗。 欧洲一些民宅的屋顶开始安装吸收太阳光能量的瓷片，而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壕沟”公司也开始在办公室的屋顶安装高性能的隔热玻璃。 而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市的Chesapeake Bay基金会总部的办公楼的环保设计更是超出一筹，利用特殊贮水装置，办公楼的抽水马桶采用收集的雨水冲洗；使用太阳能电池板来向办公室提供电力供应。 相对普通的同样面积的建筑，这栋办公楼只消耗了三分之一的电力和十分之一的纯净水。 酸雨危害的减少 美国和欧洲已经证明了减少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排放对地球表面环境有相当大的改善。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开始控制二氧化硫的排放来减少酸雨对环境的巨大危害。 它们开始禁止在工厂中使用炭作为燃料，转而使用更加清洁的能源例如天然气和净化炭来发电。 汽车也被改造，所用汽油的标号更高，燃烧后二氧化氮的排量大为减少。 酸雨在美国和西欧的危害已经大为减轻，以英国为例，酸雨危害在过去15年里减轻了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