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敦煌壁画临摹，以张大千影响最大。而张大千其实最早是受到李丁陇（1905.5—1999.1.22）的影响。李丁陇，河南人，1937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同年，到敦煌，临摹大量的敦煌壁画。在莫高窟纪念室，至今仍有相应的宣传资料和照片展示，证实李丁陇确实是第一位来敦煌的近现代画家。
莫高窟藏经洞
莫高窟
前不久，在敦煌画院展厅参加“妙谛心画-杨建勇敦煌当代水彩画展”，欣赏着那一幅幅岩彩佛像，我的思绪却回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老画家李丁陇先生亲口告诉我：他在1937年就去了敦煌，临摹过大量的敦煌壁画。张大千在看了他的临摹作品之后，马上决定也要去敦煌。这也是我和敦煌最早的渊源。在开幕式上，我的这个话题，得到了敦煌相关专家的认同。他们告诉我：在莫高窟纪念室，就有相应的宣传资料和照片展示，李丁陇确实是第一位来敦煌的近现代画家，敦煌并没有忘记他。
一
我认识李老，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时候我热衷学习书法，除了拜师蒋凤仪先生之外，还经常外出参加书法学习班，记得去听过徐伯清、韩天衡等老师的讲课。印象最深刻的是李丁陇老先生位于五角场的八法草堂，草堂里的布置从墙顶沿着墙面，挂满了大幅绘画和书法作品，有我们所熟悉的敦煌飞天、以及很多壁画题材的绘画，书法也都是四尺六尺的大幅作品。我们坐在八法草堂，仿佛就像置身于石窟里面。后来到访的甘肃省歌舞团舞剧《丝路花雨》编剧赵之洵先生也情不自禁地说：“真是如入敦煌石窟。”
1984年，我的启蒙老师谢冷梅先生在闵行发起成立新闵艺术学校，我陪同李丁陇、沈迈士、朱孔阳、蒋风仪、王华诸先生一同前去参加开幕式。李老还当场挥毫示范，现场挤满了热情的学生。李老出手很快，几分钟时间，一匹骏马就跃然纸上，引发了青年学生学习书法绘画极大的兴趣。我那天除了负责接送老先生，还带着DF照相机，为李老等老先生们拍摄了不少照片。那时候的黑白照片，今天看来，也是无比珍贵。
李丁陇先生在示范挥毫 刘国斌摄
李老八十三岁那年，和三十八岁的郭老师结为夫妻，这在当时的艺坛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郭老师的精心照顾陪伴下，李老的艺术创作也迎来了第二春。记得有一天，我去平凉路2767弄36号402室看望老先生，李老午睡刚起，郭老师已经为他准备好了茶水和蛋糕。那天李老心情很好，除了讲了很多关于练习“八法”对于学习书画的益处，还特意让郭老师取出了他早年在敦煌临摹的壁画让我欣赏。
李丁陇国画《奔马》
我至今珍藏着李老送我的《奔马图》，一匹枣红色的骏马仿佛奔驰在无垠的草原上，扬起头颅，放声长鸣，象征着大自然的原始与狂野。在画作上，除了已题“日行千里雪，夜月兼八程。庚午秋李丁陇八十五岁画。”李老又题“国斌吾弟留念，李丁陇于上海。”李老那时候刚从日本访问回来，为此专门盖上“东渡归来作”的印章，钤印之后，李老还在中间按上了指印，这是他发明的防伪印章。
二
李丁陇，生于1905年5月，1999年1月22日在上海去世。河南新蔡人，原名玉声，后来改名丁陇。关于这个改名，李老在其自传中写过：原来我们李氏宗族祠堂，每年都要各家捐款。我家是李姓族中最穷的一户，常常为捐不起钱而受白眼，最后竞被除了族籍。族人叫我们“野李家”。这件事深深刺痛了我，刚十几岁就开始离家闯荡，自号“野人”，改名丁陇。“丁”者，一丁，独立一人；“陇”者，地望陇西。自己暗激励，不立业成才，决不返回家乡。
1937年，李丁陇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当时日寇侵占沿海各地，上海也沦为孤岛。由于爱国心切，他不顾危险潜赴香港，然后参加抗日宣传工作，沿南北各战场，跋涉千里，一路不断作面，同时举办画展，鼓动群众抗战救国。
在上海美专读书期间，李丁陇就听说敦煌有个民族文化的宝库，那里的壁画瑰丽非凡，产生了有朝一目前往观膽的愿望。在西安时，又听说敦煌文物陆续被“探险家”盗买。于是，几次给政府写信，请求重视文物保护，但是不见回复。于是，召集师生十三人，于1937年秋天，开始了艰苦的敦煌之行。
从宝鸡乘马车西去，有时也骑马、骑骆驼代步。翻过乌峭岭，沿白雪皑皑的祁连山麓，踏上河西走廊。沙海茫茫，荒无人烟，走出几百里才遇一口井。每个人的手脸干皴，嘴唇开裂，牙龈出血，加上长途颠簸，全身酸痛。有些同伴忍受不了这样严酷的旅程，陆续离队折返。在万里长城的终端嘉峪关，有个砂石堆，一人多高，见一方残碑，上有“大唐玄奘”几个字。李丁陇被三藏法师那不畏险阻、万里取经的刚强意志所鼓舞，继续前行。又经历了河西走廊沙石风暴的洗礼，终于抵达敦煌。同伴只剩下了学生刘方，只因他家就在敦煌。关于敦煌文物宝库莫高窟，其实也是刘方告知李丁陇的。
右起朱孔阳、李丁陇、沈迈士 刘国斌摄
到达莫高窟之后，李丁陇就一头钻进洞窟尽情欣赏，不停地临摹。这里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极其艰苦，水是苦涩的，青稞成了主食。洞窟里十分幽暗，要分辨细部只有靠中午时分的自然光线。在八个月的时间中，李丁陇专心致志地研究临摹魏隋唐宋历代壁画艺术，其中光是千瓷百态的手势，就临下几百种。
1940年李丁陇临敦煌148窟壁画 图片来自网络
1940年李丁陇重访莫高窟，复核壁画原貌，弄清洞窟编号，又进行了大量的临摹。1941年间，根据临摹积累的素材，绘成四十多尺的长卷《极乐世界图》，在成都和重庆展出之后，在美术界引起轰动。就此，张大千等人也循踪而去了敦煌。莫高窟，这个艺术宝库，才逐渐为大家所熟悉。
关于以上这段历史，网上也有不少文章可以查阅，但时间细节等内容似乎有错。为此，笔者专门查阅了上海文史研究馆1991年编著的《馆员传略》，以上内容主要来自于李丁陇先生亲自撰写的《李丁陇自传》。
据李老的弟子乐建成先生告知：建国后,李丁陇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委员、上海中华新艺术研究会主席，并在华东区军政委员会负责统计制图设计。1950年7月李丁陇作为美术界代表参加了上海市文化艺术工作者第一届代表大会。同年创作了40米长卷《开国大典(御马图 )》。1955年，创作了40米长卷《双百图》，此画后来赠送给来访中国的苏联元帅伏洛希罗夫，据说此画被保存在苏联国家博物馆。
1957年正当李丁陇以充沛的精力从事长卷画创作时，极左路线夺走了老人手上的笔，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放逐到遥远的青海西宁。文革时期又将刚回上海的老人送往郊县农场。这历史的冤案前前后后达二十余年之久，直至拨乱反正才得以平反。
三
已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了，年近80的李丁陇先生在五角场开设了八法草堂，广招学生免费进行艺术教育，同时在艺术创作中也发力猛进。
乐建成曾经写到：1984年10月中旬起李老奋笔3个月，成功创绘80余米花鸟长卷《双百图》，画面上展现的是数以百计的飞禽和数以百计的花卉，争奇斗艳而极为壮观。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院长李可染先生题道：“百花争艳，百鸟传神”。复旦大学名誉校长苏步青教授吟诗赞曰：“鸟辟新语尽欢腾，花缀神州换旧颜。彩笔挥来浑未觉，清音丽色满人间”。由于这幅长卷是世界画坛最长的花鸟图，1986年3月日本TBS电视台来上海拍摄，并授予当时83岁的李老以“世界之最金手奖”。
1989年7月，李老应邀赴日本讲学，在广岛原子弹纪念碑前，老人感叹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萌发出创绘2000米长卷《和平世界图》的计划，希望人类能求同存异，和平发展，互相支持，共同发展，创造一个安定团结和平幸福的新世界。
1991年，已经完成的《和平世界图》400余米，先后在上海、广州等地展出，从《丝绸之路》到《郑和七下西洋》，从《联合国总部》到《天安门》，其画面恢弘，描绘细致，书法洒脱，受到各界人士的交口称赞。
可惜的是，1999年1月22日，还未全部完成《和平世界图》，李老却驾鹤西去，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据说，李丁陇先生临终前曾嘱咐家人，要把灵堂设在画室里，并再三关照最高处一定要布置敦煌壁画。乐建成先生告知，当时灵堂上方悬挂着的正是榆林窟第10窟西夏飞天壁画摹本。
四
关于李丁陇先生倡导的古篆八法，那天，我在晓兵兄的陪同下，专门前往上海外国语大学“杨建文工作室”拜访了李老弟子杨建文先生。在《篆捷书经》一书中，杨老师对于我们熟悉的永字八法和古篆八法有过这样的阐述：在篆隶楷行草五种书体中，有两种用笔法度规定。一种是古篆八法，它的最初功能是规范篆书和隶书的书写，其实质是给书法笔画规则提供了书法本源性的用笔法则；另一种是永字八法，在古篆八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针对楷、行、草的用笔法则。永字八法与古篆八法一起，奠定了中国书法美学体系完整的笔法理论基础。
杨建文先生长期任教于上海外国语学院，为留学生教授中国书法课程。手头这本《中国梦-上海外国语大学五大洲留学生书法作品集》可以说就是杨建文先生的教育成果，也可以是说“古篆八法”的教育成果。来自世纪各地的留学生们，得益于“古篆八法”，由此入门，逐步提高对中国书法的观察力、判断力及表现力。后又在杨先生指导下，开掘自身艺术潜能，并通过不断实践，逐渐领悟中国书法乃至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刻内涵，将自己的审美情趣和民族文化倾注于书法作品之中，成为中国书法之美的创造者和传播者。
在笔者多年研习书法的过程中，也认可将古篆八法作为学习毛笔字的基础技巧，既有助于学书者遵循传统，追根溯源，建立正统的书法审美观，也有助于掌握毛笔字的书写技巧，锻炼笔力和书写的胆量。
五
补白大王郑逸梅先生是如此评价李丁陇先生：“我虚度九十有五了，在这数十寒暑中，所交往的朋好，莫奇于李丁陇，莫畸于李丁陇，莫野于李丁陇，莫苦于李丁陇，以伟大而言，也莫伟大于李丁陇。所以，李丁陇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1995年9月11日，敦煌研究院樊诗锦副院长、郑世贤秘书长一行受段文杰院长之托前来上海看望李丁陇
1995年9月11日，敦煌研究院樊诗锦副院长、郑世贤秘书长一行受段文杰院长之托前来上海看望李丁陇先生。
2009年由樊锦诗主编，敦煌研究院编著出版的《莫高窟史话》的第十七章节《敦煌与20世纪的中国艺术家》中，有一个栏目就是《李丁陇，第一个赴敦煌的画家》。书中还记载着李丁陇1941年在四川和重庆办展期间，与张大千相识，正是受其影响，张大千也走上了去敦煌的道路。之后还有王子云、关山月、谢稚柳等人。这几位画家，对于敦煌的宣传和保护，都作出了伟大而特别的贡献。
李丁陇向时任闵行区领导介绍作品，右一为作者刘国斌
今日，敦煌石窟和敦煌学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引起了众多学者和民众的热爱和关注，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大放异彩。对于李丁陇等前辈为敦煌所付出的贡献，我们也永远不能忘记。
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的临摹问题
敦煌的生活方式 在敦煌多年却川音未改的李其琼，谦虚地把自己称作“敦煌壁画临摹工作者”，她这样总结和她一样在敦煌临摹的画家们的愿望，“让更多的人们能够看到敦煌的美和伟大”。 常沙娜还记得，1952年，李其琼刚刚从部队复原，就来到敦煌结婚。 她的新婚丈夫是研究敦煌历史建筑的专家孙儒间，是她在重庆西南美术专科学校的同学。 结婚没几天，李其琼就钻进了“洞子”，开始临摹，还曾经因为冬天点着炉子烤颜料，差点在“洞子”里煤气中毒。 她并非没有梦想，“我开始去的时候，动机很不纯，和奉献一点也不沾边。 我在西南艺专学油画出身，后来参军一直做美术工作，去敦煌也是想成为张大千、董希文他们那样的大艺术家。 其实我是抱着一种小偷的心态去的，想要从敦煌偷师学艺”。 这个“小偷”是除了常书鸿之外临摹敦煌壁画最多的人，在敦煌的40多年，她临摹了120多平方米的壁画。 现任敦煌美术研究所所长的侯黎明统计过，专业的临摹工作者一般最多“一年能够临三四平方米”。 于是这看似普通的120平方米，就有了时间雕刻出的力量。 “刚刚去的时候，条件很差，不要说生宣熟宣，连最便宜的马利牌广告色都没有。 ”李其琼和常沙娜都经历过最艰苦的时候。 敦煌的洞子里光线也很差，“有光线能照到的洞子，我们就尽量不点油灯、蜡烛，毕竟对壁画不好。 怎么办呢，就是追着阳光画，光照不到的地方就用镜子反射，那时候我们也买不起多么大的镜子，还用过白纸来反光”，李其琼陷入了深深的回忆当中。 “一手点着蜡烛或者擎着煤油灯，一手画画”对常沙娜和李其琼都是常事，对于个头小小而且彼时还未成年的常沙娜来说，洞窟里高高的墙上美丽的壁画更是体力的考验，需要她仰头看上半天才能勾上一条线。 现在敦煌研究院美术所的后辈们使用的都是古代人使用的高级矿物颜料，常沙娜为展厅里用矿物颜料临摹的作品而沉醉，“你看那背景上星星点点的矿颜料才有的光，多美”。 “我们那时候根本都不知道”，李其琼和同事们最好的颜料也就是水粉。 压力和困难来自四面八方，常沙娜记得，父亲用小毛驴载着她，还有大家呕心沥血临摹的作品，在戈壁滩上跋涉，去办筹款画展。 “刚刚成立2年，就是1945年的时候，民国政府教育部决定要撤销研究所，父亲非常急。 ”1953年关友惠刚去的时候，也是坐着牛车从同一条路进的莫高窟。 刚过半百的侯黎明是敦煌的后来者，他刚去的时候，敦煌的水还是他戏称的“减肥水”——碱性大，“喝了就要拉肚子”。 而且莫高窟离敦煌县城还有25公里，一直到不久之前，吃菜的问题才得到解决。 他将在敦煌的临摹研究工作总结为“先要学会在敦煌生活”。 “在敦煌生活”对于先驱者常沙娜们而言，就更是噩梦，“尤其是那些江南来的先生们，真是苦不堪言”。 1943年常书鸿带着妻子儿女到敦煌的时候，张大千正要离开，他移交给常书鸿一片长蘑菇的地方，“这片蘑菇后来成了大家维持工作的基础”。
专家解读张大千：从地狱里带出新中国画
张大千，上世纪最富传奇色彩的中国艺术家之一，对近代中国画技法的传承起到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对敦煌壁画的拯救性临摹和宣传贡献巨大。 3月5日，原四川省博物馆副馆长、省博首席专家魏学峰，就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意义，在成都博物馆做了主题演讲。
魏学峰告诉记者，先不说敦煌技法对张大千本人的影响，光是他在上世纪40年代带起的敦煌热，之后兴起的敦煌学就已让后人享用不尽，“他的一个个人行为，整整影响了一代人。 ”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张大千去敦煌是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想法下的决心。
向往敦煌寻回初心
上世纪初，中国画坛极追捧明清文人画。 在这股潮流中，张大千独以“石涛专家”（清初著名画家）闻名。 1933年，仅34岁的张大千应徐悲鸿之邀，出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 然而此时中国绘画不断寻回前代的过程，正在被打破。
在大批学子留洋学习西方绘画技法后，“当时对于中国绘画往什么地方去，有很大的争议，有的说效法西画写生改革，有的说坚持中国画传统。 ”1934年，张大千从学校辞职，专职绘画。 “他对画史、画论那些文字上的争议不感兴趣”，魏学峰说，“他曾和别人说‘我是小人，小人动手不动口’。 ”
“七七事变”爆发后，张大千被日军羁留在北平，有人请他大量临仿“唐宋元各家”。 这一时期，通过对早期中国画的研究，张大千对明清文人画有了新的看法，“作为一个绘画专业者……不应只学‘文人画’的墨戏，而要学‘画家之画’，打下各方面扎实功底。 ”张大千此时甚至认为清三百年，没有出一个像样的画家。
1938年底，张大千逃出北平回到四川成都，并从曾任中央政府监察院驻甘、新、青监察使的严敬斋处听说敦煌未被盗空。 严敬斋对敦煌奇特的彩塑，以及与中原画派大相径庭的彩色壁画的描述，引起张大千极大的兴趣。 张大千开始为前往敦煌做准备。
敦煌学画
堪称疯狂
现代人已很难想象，敦煌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是多么破败。 张大千离蓉往西北大漠“学画”的计划，时人称之为疯狂举动。 毕竟张大千当时的绘画水平已获世人承认，再去学老古董的画法简直是“发神经病”。 即使在张大千将敦煌临摹的画作带回成都举行画展，在灼灼生辉的敦煌临摹画前，依然有人认为这些宗教工匠画，“庸俗不堪，画家沾此气息便走入魔道”，甚至为张大千感到惋惜。 “但张大千就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
为了维持在敦煌的开 销，张大千卖藏品卖画，甚至举债近5000两黄金。 但张大千的豪赌赢了。 在敦煌的“水陆道场”，张大千找到了中国六朝隋唐绘画正宗。 传统画史中的技巧，盛唐人物画真迹、失传的青绿山水、甚至中原画家如夏珪的留白式山水画都在敦煌壁画中重现。
“张大千在敦煌发现画史上说的“拙笔”，并不是后来人们想象中笨拙，而是飞动的。 敦煌里面大量的飞天，就是传说中的‘吴带当风’。 张大千还在当中看到真正的拖泥带水皴……”。 敦煌给张大千带来最大的影响之一，还是古代大幅壁画的结构与组织方式。
张大千曾对门生说，“一个学者要能够立住脚，一生一定要有几篇大文章，一个画家要立住脚，一生一定要有几幅大画。 ”从敦煌回来后，张大千开始创作大型画作。 目前为止，中国画家画大画画得最多的就是张大千。
弘扬敦煌功不可没
从1941年到1943年，张大千携门人、家眷、画工在敦煌住了两年零七个月，临摹壁画276幅，逐考察壁画时代与风格，为309个洞窟编号。 曾号称“不动口”的张大千编撰了20多万字《敦煌石窟记》。
“张大千在敦煌的意义还不在于他个人的成就”，魏学峰表示。 张大气带回来的临摹作品，在当时画坛引起极大轰动，卷起一股“敦煌热”。 然而也不止是一股热，福泽后代的敦煌研究院以及此后中国第一代从事敦煌学研究的画家、学者皆受到张大千热情的触动，投身西北大漠，终身不倦。
从敦煌归来的张大千连续在1943年和1944年举办画展，展出敦煌临画及个人创作绘画百余件，受到当时社会贤达、政府要人以及媒体的推崇，成为当时国内美术界一大奇观。 当时四川艺专的学生、后任敦煌艺术研究院院长的段文杰以及研究院研究员史伟湘，均是在看过张大千画展后，深受触动，而前往敦煌。
而张大千所使用的复原临摹法也正逐渐得到学界的重新认识。 魏学峰表示，德国海德堡大学正与他联合进行一个敦煌研究项目，“张大千在敦煌临摹的粉本正在被重新研究。 ”
张大千远赴敦煌临摹壁画，他为什么要抛弃都市投身大荒，在敦煌面壁三年?
因为在张大千看来，敦煌的壁画是非常具有艺术价值的。 所以他愿意在敦煌整整面壁三年，只为了描摹下来敦煌的一些壁画。 其实在张大千生活的那个年代，他的行为其实是非常反常的，因为那个年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很多人都认为西方的文化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从而对传统文化进行贬低。 然而张大千却反其道而行之，冒天下之大不韪。
01、面壁三年图破壁，张大千的文化苦旅张大千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他一旦认定的事情就一定会付出行动。 在那个年代，张大千能够远赴万里来到敦煌并且在所有人都反对的情况下尽心尽力的描摹敦煌的壁画，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人。 张大千认为敦煌壁画为唐宋时期名家所作，所以这些艺术品应该流传于世，而不是困在敦煌，让大家不得欣赏。
02、冒天下之大不韪，勇于面对所有人的指责当时因为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很多人都觉得敦煌的壁画并不是什么好的作品，而且画家不应该去修习这样的东西。 但是张大千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敦煌壁画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幸运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敦煌壁画逐渐为众人所知，画坛也逐渐认可了敦煌壁画和张大千的付出，所有人都觉得他这么做是值得的。
03、艺术家，就应该有这种破釜沉舟的勇气张大千是一个勇敢的人，而且他在面对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时候，有一种近乎疯魔的执着。 所以他才能够用三年的时间来描摹敦煌的壁画，并且在后期办了很多展览。 对于敦煌壁画的发展来说，张大千是必不可少的俊杰。 如果没有张大千破釜沉舟的勇气，可能敦煌的壁画要到几十年后才能被大家认可，才会流传于世。 到那时，华夏的绘画艺术就太落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