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作为年轻一代的古籍修复师，您如何看待传统技艺的传承与创新？在实际工作中，您是如何平衡这两者的？
东汉《四民月令》云：“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不蠹。”每年的七夕节除了是“中国情人节”之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晒书节”，读书人往往在这一天把书拿到太阳下晾晒，避免书籍的潮湿和虫蛀。
古人注重书籍的保护，也留下了许多传承千百年的古籍。在四川省图书馆，馆藏古籍及线装旧籍文献就多达53万册，善本古籍约5000部6万册。那么，如今，人们是如何让这些古籍重焕新生的呢？在成都，正有一批“Z世代”青年，为古籍保护与传承发光发热，四川省图书馆古籍修复师陈吉星就是其中一位。
从民乐到古籍
传统文化始终是他的“心头好”
生在曲艺之家，从小在舞台后长大，耳濡目染之下，陈吉星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厚的情感。“从竹琴、四川扬琴到川江号子，再到川剧，这些传统技艺都是我平时非常感兴趣的。”陈吉星回忆道，“我自幼学习二胡，大学时选择了音乐表演专业，继续学习二胡。毕业后，就投身于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研究工作。”
“其实我一直都对古籍有着浓厚的兴趣，民乐与古籍，都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技艺。”陈吉星回忆道，2020年，在一次参观学习四川省图书馆古籍中心的过程中，他遇到了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从事古籍修复工作已经40年的师父袁东珏。
袁老师的讲解，让他对古籍修复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入地认识，也让他明白了这项工作的艰辛与伟大。“师父曾说：‘古籍修复入门不难，但要想学好学精却很难，需要耐心、恒心和责任心……’这番话让我印象十分深刻。”陈吉星说道，师父的话的确是一种压力，但他感到的更多是一种使命感，虽然内心深处担心自己坐不住、做不好，但越是如此就越想要做好它。于是，经过深思熟虑后，陈吉星还是决定要成为一名古籍修复师。
从造纸到包书
古籍修复每一步都是“纯手工”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古籍修复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坐在修复台前修修补补，但对于陈吉星来说，古籍修复就像做书的“医生”，每一页的问题都不尽相同。
“针对每一本书不同的‘病症’我们会对症下药，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对其进行治疗。”随后，再进行一系列专业的修复流程：从拆解书籍，到修补破损；然后对折书页，再通过裁剪，使书页边缘整齐划一；利用传统工艺锤平书页，最后通过手工装订还原它之前的装帧形式，使古籍恢复其原有的风貌与阅读功能……但陈吉星也表示，修复工作80%的时间，都花费在补破这一步上，所以，耐心与恒心是必不可少的职业素养。
从亲手为书选纸到亲手为书“制衣”，纯手工的修复过程，更是让这项工作充满了挑战和趣味。
“现在的纸放个几年就脆了，但我们的古籍却能保存千年。”陈吉星告诉记者，让古籍“经久不衰”的秘诀，就在这传统的手工造纸工艺上。“这种工艺不用机器，而是以温和的手工方式处理天然植物纤维，同时避免使用化学添加剂，有效抑制了纸张的酸化。”正是这种“纯手工打造”中所蕴含的匠人精神，让他为这项技艺十分着迷。
记者：请分享一次对您意义重大的古籍修复案例，这次经历给您带来了哪些收获或启示？
陈吉星： 最难忘的一定是我第一次修复古籍的经历。2021年年初，我第一次做档案、选纸、独立修复、裁剪锤书、装订……前前后后花费近一年，年底才完成修复。补破时刚开始进度非常慢，原因是无法很好地将补纸撕成想要的形状，师父就教我用清水在破洞边用水笔画出痕迹，这样会更好更快地撕掉多余的补纸，加上师父教授的一些手法以及熟能生巧，修复速度也越来越快……虽然中间有过类似种种困难，但最后当看到原本一册破烂到早已无法翻阅的古籍经过我的修复重获新生的时候，真的是满满的成就感和自豪感。
记者：师父袁东珏从事古籍修复已经四十年了，她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陈吉星： 其实影响最深的就是当我在修复过程中遇到各种困难和问题，刚开始我真的会为此着急，当我不知所措开始急躁时，师父都会说一句：“不要慌，有我在！”然后淡然且极为耐心地带我将问题一一解决。
比如第一次修复，在锤书过程中，总拿捏不住力度，不敢锤、很怕锤坏，师父就手把手的带我感受力度，用指尖去触摸书叶，让我也非常直观的知道如何控制锤书的力度，畏难心理也大大减弱。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深深体会到之前师父所说的“修书如修心”，我的心态自然也在师父的潜移默化影响下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陈吉星： 其实在古籍修复工作中，传统和创新一点也不冲突！以前对纸张的判断全靠老师傅的那一双手，这都是通过时间和经验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对于青年修复师来说，可能就需要借助一些仪器。四川省古籍修复中心就有专门的实验室，配有pH测试计、撕裂度仪、耐折度仪、纤维测量仪等等高科技仪器。包括在创新性的修复方式手工纸浆滴补，也让我们可以更高效的完成修复。
同时，作为年轻的新一代，更要肩负起保护传承非遗技艺的责任。修书修心，不仅要刻苦钻研技术，还要学会沉淀自己。我也希望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加入进来，让这门古老技艺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拥有更多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