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国产芯片企业韦尔股份收购的豪威推出了高端CMOS芯片OV50，媒体纷纷宣传国产高端CMOS芯片打破索尼和三星的垄断，不过半年多时间以来，结果却显示索尼仍然一家独大并且取得更多市场份额，三星和韦尔股份都不变，其他国产CMOS在倒退。
数据显示豪威占有CMOS芯片市场的份额仍然是11%，加上其他几家合计占有CMOS芯片16%的份额；相比起2022年的18%，衰退了2个百分点。
韦尔股份并未因OV50的推出取得更多的市场份额，而只是维持市场份额不变，中国CMOS芯片占有的市场份额倒退，主要在于中低端CMOS芯片在萎缩，国产手机大幅减少了低端手机，千元机都用更先进的CMOS芯片，导致国产中低端CMOS芯片占有的份额下降。
索尼则继续是全球CMOS芯片的老大，市场份额高达45%，较2022年的43%增加了2个百分点，显示出中国手机企业最青睐的仍然是索尼的CMOS芯片；三星占有19%的份额，继续是全球第二大CMOS芯片企业。
索尼取得了全球CMOS芯片市场更多份额，除了在手机市场巩固优势之外，主要是在汽车市场取得突破，当前诸多智能汽车都需要CMOS芯片，全球智能汽车包括中国汽车行业所采用的CMOS芯片都偏向于索尼，因为索尼的CMOS芯片数据采集更可靠、更清晰，这提升了索尼在CMOS芯片市场的份额。
这样的事实与媒体宣传显然存在重大差异，在CMOS芯片市场，日本索尼仍然是绝对的霸主，市场地位根本无法动摇；第二名的三星同样稳定，中国手机优先考虑的仍然是索尼，考虑到性价比的时候就选择三星，选择国产CMOS芯片的并不多。
如此结果也不能说中国手机就不支持国产CMOS芯片了，只不过他们需要考虑到市场的认可度，尤其是高端手机市场，国产手机更不敢轻易冒险尝试韦尔股份的OV50，这就导致韦尔股份虽然推出了高端芯片OV50，但是实际上取得的新增份额并不多。
这种情况，在其他行业也是类似的，例如当下快速发展的汽车芯片市场，汽车企业也是普遍优先采用技术成熟的索尼CMOS芯片，对于任何企业来说，稳是第一位的，尤其是如今的手机、汽车市场竞争都很激烈，这导致他们都不敢冒险。
延续原来的芯片供应体系，还在于软件等诸多方面的适配问题，索尼、三星和韦尔股份的CMOS芯片所适配的算法恐怕还是有些差异的，在如今企业都在控成本的情况下，任何增加的支出都是企业不愿承受的，这也导致他们不愿轻易尝试国产CMOS芯片。
当然国产CMOS芯片也不是没有机会，市场需要制衡，国产手机也不希望CMOS芯片继续由索尼独大、三星居次，如此对于国产手机争夺话语权不利，而且索尼向来优先将最好的CMOS芯片提供给苹果，国产手机一直都拿不到最好的索尼CMOS芯片，这都促使国产手机无论如何需要支持韦尔股份的发展，如此也就为国产手机适配韦尔股份的CMOS芯片提供机会，只是需要时间。
京东方的崛起：巨头包围下的伟大逆袭
中兴、华为相继被美国制裁，让我们再一次的感受到 科技 落后带来的阵痛。 关键技术被卡脖子，足以限制了整个行业的发展。
由于欧美日韩在半导体产业入局早，取得了较大的技术领先，掌控着产业链上游技术。 因此芯片产业他们具有绝对的话语权。
在国外技术限制的重重壁垒下，华为海思算是少有的逆袭案例，他以后来着的姿态冲到了芯片产业头部行列，但是由于芯片制造技术的限制，被遏制了发展，前途堪忧。
因此，在高 科技 领域，由于其 技术壁垒高，需要技术沉淀，产业链庞大 等因素，在国外技术封锁的情况下，越来越难实现技术的追赶。
难吗？
非常难。 但是我们也从来没有停下追赶的步伐。 也有众多的企业前仆后继的加入到与国外巨头竞争的队伍中。
其中有一家企业是最为亮眼的，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 他几乎完全实现在国外巨头包围下的逆袭，打破了该领域被国外垄断的状况。
今天，我们用的手机、电脑、液晶电视等，除了CPU、内存等核心部件备受关注外，也同样会考虑到产品的显示性能。 而决定显示性能、质量的关键，就在于显示面板技术。
长期以来，面板技术也一直被国外掌握，三星，LG，夏普，JDI等，多年保持领先。
直到京东方的出现，打破了这个局面，手机、电脑、电视能用上自己面板，京东方屏幕技术也走到了世界前列。 甚至带动了整个中国面板行业的发展，华星光电、天马微电子、龙腾光电，均取得了不错的发展。
在OLED领域，目前最强的三星，遥遥领先，绝对龙头。 而LG在只在OLED电视上领先，手机OLED做得不怎么样，绿屏名声曾经“盛极一时”。 日本的JDI没有OLED技术（2019年初爆料可以量产 不够没见过手机用）。 国内的京东方、华星光电，天马微电子等主流厂商正在做或者已经量产了OLED，中国在OLED这方面已经快人一步了。
和芯片技术一样，任何尖端技术的追赶都充满了坎坷，京东方的发展历程同样充满了波折。
京东方前身为北京电子管厂（774厂），曾经无比辉煌，被誉为亚洲第一大电子管厂。 在1993年4月，由2600多名员工自筹650万元种子基金，创立了北京东方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但是在成立之前，774厂已经逐渐没落，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与之同期的780厂、714厂、青岛无线电二厂都在那个时候顺应了时代潮流，走了出来，这就是后来的四川长虹、南京熊猫、海信电器。
究竟是什么潮流，让同一批企业发展成两种不同的结果？
为顺应当时家电国产化的趋势， 大多数厂的做法是：全套引进国外生产线和元器件，自己只需完成组装即可 ，投资小，见效快，收益高，即组装国产化。
能买的不造，这是当时的理念。
但是774厂走了自主研发的路线，是国内最早研究彩电核心技术的企业，甚至在1981年就已经成功研发出液晶面板。
但是长期的研发投入、技术上实际的差距，短期内看不到营收，企业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这个阶段，成了各大厂发展的分水岭，只有京东方选择了最难的一条路，20年后再看这个选择， 对于企业自身、整个行业都是无比重要 。
在创立之初，京东方通过债转股和资源优化的改制，当年就实现了盈利，为后来的发展做了铺垫。
当时的厂长王东升带领企业聚焦在CRT显示器相关的业务上，随着国内彩电业的发展，企业效益也越来越好。 1997年和2000年分别在B股、A股上市，融资3.5亿港币和9.7亿元。
但此时距离面板行业领先的韩国企业还有很大差距。 三星、LG、和现代这些企业通过多年的反周期操作，技术上是世界顶尖水平。
简单说一下 反周期操 作。
半导体行业呈现周期性的上涨和衰退。 在衰退期，存储芯片价格暴跌，出现大量半导体公司亏损甚至倒闭。 此时以低价出手收购，或者违背市场需求进行研发投入和生产，称为反周期操作。 这也极具风险，除了财力支持，还要准确预测未来行业的发展，说通俗点，有赌的成分。
1984年，半导体行业进入衰退期，大量公司亏损，缩减开支。 三星却通过购买镁光的技术，从美国和日本天价挖人，大建工厂、疯狂增产、研发新品。 1993年就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大存储器芯片厂家。 为最成功的反周期操作之一。
随后LG、现代也通过相似的操作，与三星携手统治存储芯片和液晶板面行业。
反周期操作，资金需求大，风险高 ，总有翻车的时候。 2001年现代就扛不住了，机会来了。
2003年1月22日，京东方宣布韩国子公司以3.8亿美元收购现代全部的面板业务。
收购过程十分坎坷。 京东方当时资金也不充足，有另一家企业‘剑度’向京东方提出合作收购现代的面板业务。 但是‘剑度’背地里透底韩方，希望谋取更多股份，掌握核心技术，只交给我们加工厂。 好在现代明白其中的风险，债务问题不允许自己玩这些小动作。 随之合作破裂。
后来又有鸿海插一脚，与现代签订6.5亿美元的意向书，从中抬高价格。 京东方也确实没这么多钱去竞争。 随之鸿海反悔，退出收购。
总结下来，有钱的看不上，没钱的买不起。 现代当时拥有2代、3代、3.5代各一条，年产能300万片，全球第9，技术储备也相当雄厚。 但是在韩国并无优势，所以韩企根本看不上。 京东方成了现代面板业务最好的归宿。
通过这次收购，京东方获得了世界领先的面板技术，很快有了自己的液晶面板5代线。 市场份额直线上升，韩方悔恨不已。 之前三星在新加坡、台湾、日本等地，设立了GLASS MEETING操纵液晶面板价格，卡住了国内公司的脖子，使其很难盈利。 而这次收购直接把巨头的围城撕开一个口子。
但是市场很快又迎来了衰退期，京东方在2005年和2006年分别亏损15.87亿、17.71亿，一度濒临破产，靠着地方输血，终于撑到行业复苏，2007年5月开始盈利。
2007年成都和京东方合作，花费34个亿，建立了4.5代线，对于日本来说，4.5代线太小了他们不认为有什么威胁。 （代线越高尺寸越大，4.5代线是手机屏幕的尺寸，而电视机则需要更高的代线）。
2007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 苹果发布了第一代iPhone，改变了手机行业，也使小屏幕的需求大幅上升。 京东方的4.5代线刚好迎合了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2009年中国第一条液晶8代线在北京开工了，听闻这个消息，日韩台马上坐不住了，纷纷要求来大陆开厂，再也不把技术藏着掖着，抢占市场，还能遏制住中国产业的发展，一举两得。 最后，2010年项目批准下来，外资企业全鸽。
为了遏制京东方发展，日韩台联手压低价格，让京东方越卖越亏，京东方在2010年和2011年分别亏损20亿和7亿， 012年，拿了26.2个亿的补贴，才勉强挣了2.5个亿。
三星没有永远的朋友。 在这十年的时间里，以三星为首的韩国企业，通过各种操作，干掉了日、台企业，液晶市场经历了一次大洗牌。
先是三星联合索尼扰乱市场，又放出风声要抢占等离子市场，日本企业纷纷转移目光，把大量资金和精力投入等离子研究，而三星转身就开始压低液晶面板价格，直接拖垮来不及转身的日本企业。 接着三星又借之前的价格联盟事件，以污点证人的身份把台湾企业就卖了。 面对制裁和打压直接导致台湾半导体产业面临存亡危机。
以三星为首的韩企，是这十年最大的受益者，成为了液晶面板行业的绝对领先。 日本只剩下索尼，日本政府出面将东芝、索尼、日立各自的液晶显示器部门整合为，“日本显示器公司”JDI。
台企为了活下去疯狂裁员，同时把技术卖给中国大陆，人才和技术纷纷转向内地。 造就了一批面板企业的发展。
通过多年的研发投入，2013年京东方提交的专利数量已经超过LG、三星、夏普。 为了对抗京东方，韩国企业决定推出新技术AMOLED来迅速淘汰掉京东方的产品，但AMOLED所需要的两个关键材料的所有专利全都掌握在京东方手上，这就导致三星和LG研究的很困难，由于把大量的资金和研发人员投入到AMOLED的研发上，原本的液晶面板生产和继续研发受到致命影响，自家的显示器产品的屏幕由于产能问题供应不上，反而要向京东方购买液晶面板。 2013年韩国大部分手机的屏幕供应商不是三星和LG而是京东方。
京东方首次在技术上实现了追平，成熟的技术导致液晶面板的价格一路走低，获得了市场的话语权，不论日韩企业怎么降低价格，京东方稳赚不赔，直接导致奄奄一息的夏普腰板被打断。
京东方在北京和成都建厂的成功案例，让他也成了各地政府眼中的“香饽饽”，纷纷邀请京东方入驻。
截至到2019年2月底，京东方已有的、在建的、规划中的生产线已经多达14条。 京东方也对得起人家烧的钱，他的每条生产线都会给所在城市引来一系列的配套厂家落户，带动城市整个产业的发展，税收、就业、城市竞争力都有上升。
总投资4452亿，换来的是中国面板行业的崛起，不再被国外卡脖子。
根据市场咨询机构IHS数据，2018年京东方液晶显示屏出货数量约占全球25%，总出货量全球第一。 2019年第一季度，京东方智能手机液晶显示屏、平板电脑显示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显示器显示屏、电视显示屏出货量均位列全球第一。
2018年，京东方新增专利申请量9585件，其中发明专利超90%，累计可使用专利超7万件。 全球创新活动的领先指标——汤森路透《2016全球创新报告》显示，京东方已跻身半导体领域全球第二大创新公司。
虽然名义上是全球最大的面板厂家，但是面板收入和三星面板收入差距巨大，产品结构有很大的优化空间。 另外，面板行业周期性强，没有永远的老大，需要时刻保持危机感。
在转型期，京东方没有被眼前利益诱惑，而是着眼未来，走自主研发这条吃力的线路，以技术为根本，长期投入。 从时机上看，能够抓住行业的机会，弥补技术的不足。
京东方的崛起，代表了我们在面板行业从落后走到了世界领先的地位，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在半导体行业，是一次伟大逆袭。
落后就要挨打，所以我们奋起追赶，以摆脱国外的限制。 面板行业完成了这次突破，但还有众多领域需要追赶，芯片、精密设备、生物制药等，也需要更多像京东方一样的企业站出来 。
GDP的实质应该是在现实中有所体现,数据在高没有现实的东西在,意义在哪呢，为啥要这样呢
GDP（价值总量）代表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虽然与真真正正的产出无关，但只要它不增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要瘫痪。 实际GDP，根本就不存在！价值量怎么能代表生产涵数？全世界的GDP核算都是假的,像生产涵数一样的GDP压根就不存在,它真正的名称应该称作“被买卖流通的劳动总和”或者称作“生产了资本的雇佣劳动总和”（汇率代表的实际上是两国劳动力交换比例，而非真正的生产能力对比）自1929年现代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开始应用和随着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实际GDP成为经济学中的最重要的概念和统计指标。 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首先教给学生的就是这里有一个衡量实物产出的指标——实际GDP。 当然，同时还有一个价格指数表示物价总水平，实际GDP是用名义GDP减去物价指数。 这样，所有的学生都学会了这个概念并被所有的人所认同，随后这个概念就成为教条而加以应用了。 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充分说明这个实际GDP作为实物统计的观念对人们的影响。 大家都知道，在GDP的统计时，首先得到的是名义GDP，但是在所有的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表中（如《中国统计年鉴》），竟然没有名义GDP的增长率这一指标，而是告诉你实际GDP的增长率和物价指数，要想得到名义GDP增长率指标，你自己去加吧，之所以没有名义GDP增长率这一指标，因为经济学家认为GDP就是为了衡量实物产出的，名义GDP的增长率没有用。 但是，实际GDP这个指标很不好用。 例如，在实际GDP的统计中，美国1820年时人均GDP是1600美圆，中国现在的人均GDP不到1300美圆，更要命的是中国宋朝时的GDP相当于2000美元的水平，是不是中国人现在的生活水平比美国1820年或中国宋代的时候还要差呢？这显然有些荒唐，你只要把美国或者中国宋代当时有的那些产品的人均产量和现在中国的人均产量作个对比就可以了，更不用说我们现在消费的东西绝大部分是当时美国或宋代没有的。 如人们经常说的，中国现在是“世界工厂”，几乎所有的消费品、包括汽车和民用飞机的拥有量都居世界前列，而且每年向美国出口大量的消费品，怎么可能比美国1820年的生活水平还要低呢？在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有一个应用实际GDP的例子，作者在讲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时写到，这些国家和地区通过努力工作和技术进步，使实际GDP的增长率连续三、四十年保持在7%左右，这段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接下来又说，这种7%的增长率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从战后到90年代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的人均GDP从战后的130美圆增加到美圆，韩国从50美圆增加到美圆，台湾地区从80美圆增加到美圆等等。 当我们把上下两段话放在一起就出笑话了，因为GDP每年增长7.2%，10年会增长1倍，这些国家和地区怎么可能按7%的增长率在40年的时间里增长这么多呢？上面的数字当然是名义GDP，要解释这些数字当然也要用名义GDP，比如日本在高增长时期名义GDP的增长率超过15%，同时日圆对美圆的汇率提高了3倍，而韩国在高增长时期名义GDP的增长率接近30%，而在目前采用实际GDP来说明实际产出的增长，同时分离出物价水平的变动和汇率的变动是经济学家做不到的，这里可以肯定的说，这在将来也做不到，那么这样使用“实际GDP”的统计指标就有些希奇古怪了。 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说明使用实际GDP比较实物给经济学家带来的尴尬。 比如要说明中国的GDP究竟是多少美圆就必须先解决人民币对美圆的汇率问题，经济学家试图用购买力平价的方法进行计算，结果怎么样呢？从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主张人民币贬值时的低估到现在主张人民币升值的高估，经济学家从2美圆到14美圆之间竟然给出了十多种计算结果，这种误差可能达到7倍的计算是不是还能应用呢？1930年，凯恩斯在《货币论》一书中针对这种国民收入的统计含义提出疑问，GDP统计中的各种产品是异质的，怎么可以加总在一起表示实物产出呢？实际上，这种加总和指数问题在理论上是有确定的结论的，即只能是单一产品或稳定状态增长（即所有的产品按同样的比例增长），比如说有苹果和梨两种产品，如果它们的增长率都是10%，可以确定的说产出的增长率是10%；但如果苹果的增长率是15%和梨的增长率是5%，我们是不可能得到一个确定的指数的。 这一问题实际上很容易理解，比如对于我们现实生活的异质品世界来讲，说GDP增长8%，显然不如说去年生产的是21寸电视而今年生产了29寸的电视更清楚。 对于物价指数的统计也是如此，这种统计只能在单一产品和稳定状态下才是可能的，比如苹果和梨的价格都增长了10%，可以确定的说物价上涨了10%；但如果苹果的价格上涨了15%和梨的价格上涨了5%，或者价格同时上升而苹果和梨的产量比例变化了，我们是不可能得到一个确定的物价指数的。 前面所举的用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人民币的汇率出现的尴尬结果就是一个例子。 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也说，物价指数的统计可能忽视了产品质量的变化，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如果物价指数的统计考虑产品的质量变化，由于产品的质量变化太快（比如电视机），那将使物价指数的统计失去意义，因为只要质量变化了就要把它视为一种新产品而不能与原来的产品构成时间序列的指数。 联系到国民收入核算的实际，现实中物价指数统计的困难远超出前面的例子，不仅产品的质量经常在变动，而且新产品层出不穷。 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一问题，目前我国物价指数的计算是以1990年为基期的，而如今在市场上几乎难以找到与1990年完全相同的产品，更不用说占消费支出很大比重的新产品。 显然，这种物价指数的计算与实物量的统计相差甚远。 就人们通常所说的物价指数是指消费者价格指数（即CPI），这种消费者价格指数经常被作为计算实际国民收入的依据。 然而，这种消费者物价指数显然不是全部产品和劳务的统计，比如资本品的价格变动被排除了，资本品的价格变动是用单独的指数来表示的，由于资本品在我国GDP统计的全部产品中要占到30%左右，所以GDP并不能表示实物量的变动是显而易见的。 就消费品而言，消费者物价指数所包含的产品也不是全部消费支出的构成，比如在上个世纪90年代，家用电器在我国居民消费中已经占有很大的比重，但只是在2000年时才考虑将其加入到物价指数的计算中。 显然，用这种物价指数的方法来计算实际GDP是大有疑问的。 从上述分析可见，这种实际GDP作为表示实物的统计变量是主流经济学创造的一个神话，之所以把它叫做神话，是因为这种异质实物产品的加总和统计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在实际应用上也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实际GDP是根本不存在的，但主流经济学却使它成为人们头脑中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并被用于所有的经济学应用领域。 当然，这种假的实际GDP和物价指数的统计在现实中并不是毫无用处的，正如这种实际GDP和物价指数一直是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指标，但只要对目前的宏观经济分析有所了解的话就很容易发现，经济学家实际上是把实际GDP和物价指数的变动加在一起考虑宏观经济波动，但二者加在一起就是名义GDP，那为什么不直接使用名义GDP呢？名义GDP正是我们所要研究的最重要的指标，但这种名义GDP绝对不是实物产出的数量和它的货币价格单位，而是与实物或技术完全无关的。 什么是GDP我们现在来讨论名义GDP。 在国民收入核算中，名义GDP是一定时期中（如1年）新生产的商品和劳务的价值总和，这一定义中的关键是价值，这里的价值概念即是商品和劳务的货币价格，从而是可以加总的，但这样加总的名义GDP已经不表示任何实物，而是一个货币交易增加值的概念。 如计算国民收入的一种方法就是增值法，即把各个企业新增加的价值加在一起，由此构成企业的总收入，这种收入必等于人们的总支出，因为收入和支出是货币交易的卖和买，二者必然相等。 这样，从总支出的角度看，人们花1美圆一定有1美圆的GDP。 由于GDP所统计的是货币交易值，凡不是货币交易的产出（包括劳务）将不会被计入GDP。 比如，足球明星的高额报酬被计入了GDP，而农民自己生产和消费的农产品只要不通过市场交易，就不会计入GDP。 由于GDP是一个经济中全部货币交易量的增加值，我们可以用货币的交易方程式来表示：MV=PT，即货币数量（M）和货币流通速度货币（V）相乘等于全部货币交易值PT（T表示交易的实物量，P表示价格），而名义GDP的计算则只是所有的交易量的增加值，或从企业会计帐户上考虑的增加值。 因此，当假设全部交易值与企业的增加值之间保持一个固定的比例，即GDP在PT中的比例是稳定的，再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则货币交易的增加值或名义GDP和货币供应量之间将保持稳定的比例，即。 上述对名义GDP的说明似乎是多余的，因为这些定义在教科书中都可以找到，但我们这里重述这些定义是为了说明与教科书完全不同的含义，即这些定义可以清楚地表明，GDP根本就不是实物的统计，而是一个货币值。 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这个货币值是没有意义的，从而要用实际GDP和物价水平把这个货币值抛弃掉，然后用生产函数去说明实际变量。 但正如前面所表明的，这在逻辑上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而主流经济学所抛弃的货币和名义变量则正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最本质的东西，即这些名义变量所表示的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在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一个最典型的特征是竞争，这一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无时无刻都感觉到的。 在竞争中人们想要得到的和为之奋斗的是什么呢？不是任何实物，而是金钱或货币这种纯粹的价值符号，普通人为了生活和发财的梦想整天忙碌着，企业家和资本家在残酷的商战中沉浮，甚至一些政府官员为了金钱而丧失良心和道德，他们所考虑和追求并不是实际变量而是名义变量，即货币本身。 在这样一种比谁挣钱多的游戏中，出现了GDP或名义GDP，这个名义GDP包含着一组由货币量值构成的名义变量，其中有工资、利息、利润、资本、折旧和储蓄、消费、投资等名义变量，由这些名义变量构成了企业为获取利润而产生的财务帐户，即货币量值的成本收益计算。 这种成本收益计算完全是以货币价值的投入和产出进行的，而根本不涉及任何实物的考虑。 正是这一点，使名义GDP成为重要的统计变量，如果假设企业的成本不变，则名义GDP的增加意味着企业赢利的增加，而企业赢利的增加则是企业经营的目的。 我们现在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加总问题，即在国民收入的统计中那些球星和歌星超过千万的高额收入怎么会和面包加在一起构成GDP。 为什么面包工人的微少工资可以和球星、影星的收入加在一起构成GDP总量呢？原因只是在于他们都是资本家雇用的，假如利润率是10%，资本家付给面包工人100美圆的工资，就要把面包卖110美圆而得到10美圆的利润，而付给影星的1000万美圆的工资就要从出售电影中收回100万美圆的利润，正是这种性质才使不同质的产品和劳务得以加总。 自20世纪30年代人们使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以来，并没有从理论上考虑它的性质和意义。 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定义似乎可以作为GDP等国民收入统计的理论依据，在批评了斯密把物质产品的生产作为生产劳动的定义后，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只有能够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的劳动或雇佣劳动就是生产性劳动，这里只要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用货币计量即可联系到GDP及它的这种增长。 需要指出的是，劳动价值论所指的价值并非具体的财富，而是一种被买卖流通的劳动，只有使用价值才是财富具体内容的，价值不是，而是被货币奴役的一种劳动。 在真正的劳动价值论的价值定义里，价值就是一种劳动，社会经济是是交换关系，而不是供求关系，而交换的原子就是“劳动”（价值），产生“价值”非但不是一种功劳而是一种罪过，正如汽车行驶耗油量越高罪过一大一样。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例证来看。 如：一套100米的住房，它的使用价值是在一定条件下客观存在，只要房子不损毁，其使用价值是不变的。 但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以前要花5年的工资来够买，而现在要花二十三十年的工资。 有人只注意到了物价上涨，其实是被拜货币教和拜物教思维欺骗了，价值量增长带来的是大量劳动者的劳动量被吞噬而变成价值，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和时间增加了，他们为了获取与原来相同或相似的使用价值，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劳动。 而更多的劳动不是变成可吞噬更多劳动的资本，就是在生产结构上指向了富人的奢侈品生产，而具体的使用价值确与价值量的增加无关。 这就是资本主义所谓的经济增长，显然资本主义的这种GDP并非什么生产涵数一样的东西，而是生产了资本的雇佣劳动总和。 如前面所表述的，当采用货币交易时，假设所有的企业都是资本主义企业和所有的工人都被资本家所雇用，则马克思的生产性劳动的定义是与国民收入的统计相一致的，即所有的产品都是经过货币的买和卖两个过程，以使货币增殖，而根本不涉及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的具体形式。 因此，对于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来讲，重要的是名义GDP，而不是反映实物产出的“实际GDP”，而且这种“实际GDP”根本就不存在。 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我们前面所列出的国民收入核算的那些统计变量（工资、利息、利润、资本、折旧、储蓄、消费、投资）都被作为实际变量来使用，被联系到生产函数和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可是这些统计变量都只是名义的货币值。 但主流经济学有办法处理，即参照名义GDP和实际GDP的解决方法，把货币工资除以价格水平就成为实际工资，名义利率除以价格水平就成为实际利率，而厂商在没有货币幻觉的条件下只是考虑实际变量，这样就可以把这些变量套用在生产函数上了。 如前所述，当这些变量根本就不表示实物，那么主流经济学的这种滥用一定是漏洞百出的。 先来看折旧，折旧这个概念在实物或技术上是表示固定资产磨损的，但这里却是个价值概念，即由政府规定固定资产的价值按几大类每年摊入企业成本的比例。 显然，各种不同的机器设备在技术或实物上的磨损是不同的，而且是政府不可能知道的，那么为什么政府要严格规定统一的折旧比率呢，道理很简单，如果政府不这样严格规定，那么企业一定会逃税，这种折旧与固定资产的物质磨损以及精神磨损没有一点关系，美国政府曾采用过的“加速折旧”政策只是减税。 实际上，企业在做投资时，即使完全从价值上考虑也不把折旧率作为成本计算的依据，而是采用毛利和投资回收期的方法进行计算。 对于工资和利息这两种构成企业成本的因素，企业在进行成本收益计算时显然只是采用名义量值，最简单的道理是物价指数只是政府在事后计算和公布的，企业不可能根据政府公布的物价指数向工人和银行修改以前签定的契约，而对产品价格的预测也只能是名义的货币值，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对实际变量和价格水平进行“理性预期”，只要对企业实际的成本收益计算稍有了解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但遗憾的是，在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根本就没有这种真正的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更没有货币利润的概念。 这里最使人困惑的一个概念就是资本了。 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资本被作为实物的机器设备纳入到生产函数中，即Y=F（K，L），以表明其对实物产出的生产力。 但在国民收入统计中，资本只是一个价值概念，它来自于以前用货币计量的投资。 奇怪的是，主流经济学在采用生产函数分析时把资本的产出—GDP用物价指数方法分出实际GDP，同时把资本的收益—利率除以价格水平而变成实际利率，但从来没有把生产函数中的资本以及投资去除以价格水平而变成实际资本及实际投资，这种生产函数的计算显然存在着逻辑错误，即把名义值和实际值搅在一起了。 同样，在生产函数中，劳动的计量采用的是实际值，而资本却是没有被价格水平除过的名义值，这又怎么能够计算它们各自的边际产出呢？把名义值和实际值的资本劳动比率（K／L）放在一起又是什么意思呢？这种逻辑上的混乱引起实际经济分析中更为严重的思维混乱。 例如，在实际中，所有的资本劳动比率很低的发展中国家都在采用那些资本劳动比率很高的技术，而在美国则出现了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列昂惕夫悖论”，可以说，只要使用这种生产函数来分析实际问题，就会导致这种悖论。 价值的留存量最终多会形成资本，而资本是不是主流经济学生产函数中的机器呢？对此在统计资料中是不难找到说明的。 按照统计资料，美国的总资本中65%左右是地产，而且这个比例在长期中一直保持稳定，由于美国的投资率在长期是稳定的，那么就意味着，由投资所转化的资本增加或资本积累只是地产的增值或地价上升，而根本不是机器的增加。 这样，资本就只是那块儿地，资本积累只是人们用更高的价钱（投资）去买那块儿地。 当然，除去地以外还有35%的资本，它们是不是机器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在剩下的35%的资本中，绝大部分或50%以上是由专利和商标等无形资产构成的，机器的价值只是占总资本中很小的比重。 教科书中总是使用统计数据来说明美国的资本劳动比率是中国的40倍，但大家都知道，机器是由劳动生产的中间产品，美国现在所使用的机器存量只是近20年生产出来的，以前的机器都报废了，美国的产业工人只有几百万人，而中国却存在几个亿的剩余劳动力，如果资本是机器的话，中国完全可以用这些人在1年中生产出美国的这些机器（当然要知道这些机器的生产技术），实际上，中国现在也正在按照这个速度生产机器而成为世界工厂，但在资本的价值上赶上美国的可能性却很小，因为这意味着中国的投资和货币供应量要以比现在高出几十倍的比率增加，当然这里排除了人民币汇率成倍升值的可能性。 再来看投资概念，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投资意味着固定资产或机器的形成。 但现实中的投资却只是一个货币额的支出，它可以用于购买各种商品和劳务（比如股票和球星），与消费不同的是，投资的目的是要形成价值上的资本存量以获取利润。 举一个例子，美国的摩托罗拉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如果按照教科书的定义就是把美国的机器运到中国来，但实际上摩托罗拉公司投资的绝大部分并不是把机器运到中国，而是在中国购买土地和雇用工人盖厂房，并雇用我国的管理人员和工人进行生产，所带来的“机器”只是一个芯片，摩托罗拉公司的投资显然只是使用美国的银行印发的美圆而不是机器。 采用简化的方法，我们可以把投资所购买的商品和劳务分成三类，即雇用工人、购买机器设备和直接购买原有的资本存量；对这三类还可以简化为雇用工人和资本存量两类，因为机器只是生产机器的厂家雇用工人和购买原有的资本存量生产出来的，从而可以把机器“还原”掉；再进行简化，使用前述的地产在总资本中占有绝大的比重，我们可以把资本存量理解为就是一块儿数量固定的土地。 上述简化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出投资的含义，投资作为一种增加的货币额的支出，当它用于雇用工人时将增加工人的工资和同时增加企业的成本，当被用于购买原有的资本存量或土地时将引起资本存量的价格或地价上升，这种资本存量的升值就成为企业的利润，利润就来自于新增的投资购买原有的土地而引起的地价上涨的部分。 因此，从实物角度看，投资还可能生产机器，但从价值的角度看，投资与机器是完全无关的，只是与作为价值量的工资和利润相联系。 按劳动价值论，价值是一种劳动，社会经济交换的是劳动，而利润或者说剩余价值就是以货币的形式得以兑现的交换中的剩余劳动，而不是具体的剩余“财富”（使用价值）。 从系统整体上说亏损或者利润本质上没有什么并别，都是一种劳动消耗或者说剩余，由于企业追求价值和剩余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因此卡尔.马克思也把企业当成阶级斗争的产物。 在这里资本主义里所谓的价值就是货币，与不是普通人潜意识默认的价值定义。 劳动价值论的价值定义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的这种货币关系，即价值量（钱）兑现的是一种“劳动”，而不是具体的“使用价值”（普通人潜意识默认的价值定义）。 最后来看储蓄和消费。 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储蓄和消费的比例取决于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比如有一种产品——绿豆芽，你今天不吃它明天就会长一节儿，长的长度就是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和原来的豆芽相比就是利率，那么，人们什么时候把豆芽吃掉取决于人们的时间偏好，即豆芽的生长速度和人们的忍耐性。 按照这种理论，经济学家创立了各种消费函数模型来解释宏观经济的变动，如生命周期假说和世代交叠模型。 然而，国民收入核算中的储蓄和消费只是一笔货币额，或者说是人们在一定时期获得的金钱支出掉和没有支出的比例，还可以说人们是把钱花掉还是存起来或用于投资去挣更多的钱，而根本就不是按照时间偏好去消费某种实物产品。 凯恩斯在《货币论》和《通论》中提出了节俭的悖论和建立在富人有更高储蓄率的消费函数和收入决定理论，但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被主流经济学完全曲解了，并被用于对现实经济的解释。 举我国现实中的例子，自1997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经济增长率下降和失业增加的经济衰退，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消费的大幅度下降。 国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消费函数理论来对此进行解释，即消费的下降是由于社会福利制度的变革引起的人们消费倾向的改变，比如要存钱支付养老、医疗、购买住房和子女的教育费用等，但这种似乎有道理而又看似符合实际的说法却是大有问题的。 我们把复杂一些的理论分析留到后面，这里只是指出一个重要的经验事实，即在美国的长期国民收入统计中消费倾向是相当稳定的，是不是美国在一百多年中社会福利制度没有发生变化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不仅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在技术（如新技术革命）和人们的文化理念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老一代的美国人拼命的攒钱而现在年轻人却大量的负债消费，但奇怪的是，统计上的消费倾向竟然没有变化。 确实，上述这些技术上的因素会影响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或时间选择，但它们只能改变商品的相对价格（期货价格），而不能影响国民收入核算统计中货币的消费和储蓄变量，因为这些变量只是表示人们社会关系的货币量值，而与技术或时间偏好完全无关。 消费和储蓄既然是货币量值，我们可以从货币的角度来解释上述问题，如果假设人们的储蓄是作为银行存款保持的（这在货币供给的统计上即是），那么人们能不能把作为储蓄的银行存款多取出10%用于消费呢？显然不可能，这必然会使商业银行倒闭；同样，人们也不能多储蓄10%作为银行增加的存款而没有相应的投资贷款，这也会使商业银行倒闭，当人们试图这样做时，必然会使商业银行改变货币供应量，从而引起收入水平的变化而阻止人们改变货币量值消费与储蓄比例的企图，或通过经济波动来加以调节，这即是凯恩斯的收入决定理论和节俭的悖论。 对于我国1997年以来的消费下降，其重要原因是从1991年以来收入分配发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或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而消费倾向的改变则是次要的。 以上对国民收入核算中的统计变量的分析表明，这些以货币量值表示的统计变量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的实物、生产函数、时间偏好等技术关系是完全无关的，而是表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用于表示这种特殊的比谁挣钱多的竞争游戏。 因此对于资本主义或者说市场经济来说这种GDP增长是重要的，只要它不增长资本主义就得瘫痪，但是所谓的像生产涵数一样的生产总值是压根就不存在的，它实际上的名称应该叫做“生产了资本的雇佣劳动总和”或者称作“被买卖流通的劳动总和”。 一极端的例子，完全军管的社会其价值（依据劳动价值论的价值定义）量将为零，作为价值总量的GDP也将为零，这是把它当成生产涵数的人永远无法理解的。
讨教:戴尔公司创立的背景?
戴尔公司创立的背景剖析：1984年，凭借1000美元的创业资本，迈克尔·戴尔，一个19岁的得克萨斯大学学生在美国登记了“戴尔电脑公司”（Dell Computer Coporation）.尽管那时戴尔还毫不起眼，但他却意气风发，借助直销模式与当时的IBM、康柏等巨头相争。 在别人的讥笑声中，如今，迈克尔·戴尔已经是身价170亿美元，拥有4万名员工的戴尔公司，其销售额也已经接近400亿美元。 公司2004财年第一财季的营业额为95亿美元，同比增长18%，现金周转期为38天，创业界记录。 本财季末，戴尔又重新夺回全球PC市场的老大地位，市场份额比多二名1.2%。 正是凭借直销与零库存，迈克尔·戴尔在个人计算机行业掀起了一场可称作奇迹的革命，借助这两大利器，戴尔公司不但保持了经营上的低成本，而且还创造了极高的顾客满意度及忠诚度。 戴尔能在强手如林的市场上走到这一步，肯定是有他的过人之处的。 笔者认为，这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其特殊但又合适的企业文化——犹如营销模式，其实并无定式，合适才是最好的。 虽然它的崛起与领先，离不开其成功的直销模式，但当企业上了一个大台阶后，直销也许仅仅成了一种工具，它的过人之处应该是对顾客的高度热忱和对好业绩的向往。 让他们努力去实行直销，去实施零库存以及大规模地个性化定制。 戴尔公司认为把生意纯粹建立在成本和价格之上，绝对不是永久的优势，迟早会有人推出更便宜、制造成本更低的产品。 真正重要的是维持顾客以及员工的忠诚度——也许事实上，在员工忠诚度方面，戴尔任重道远。 一、永不知足，追求“制胜”虽然戴尔公司已成为成功与奇迹的代名词，但戴尔却仍旧像大学时陷入困境的毛头小伙一样，以一股紧迫感和坚定的决心经营着Dell公司。 他说：“我依然认为我们是挑战者，我觉得我们仍在发起进攻。 ”是的，他的确是这样要求自己，也把这种精神贯彻在Dell公司的每个角落。 公司的生产力已接近每位员工创造100万美元营业额的水平。 它几乎是惠普公司的两倍，IBM的3倍，但他们仍不知足。 戴尔与罗林斯规划了一个绝对称得上雄心勃勃的财务目标：公司的经营收入到2006年达到600亿美元。 而这个数字是公司2001年营业额的两倍。 当然，公司要想努力跟随时代的潮流向前发展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 到目前为止，它的学习方法是卓有成效地，戴尔把目标与员工补助及奖金相结合，更重要的是，戴尔运用方法把“所有权”的概念灌输给员工，并进一步提升他们的才能，使他们发挥全部的潜力。 其中方法之一便是不断学习的意愿和能力。 戴尔并不是仅仅要求员工去学习，它选了一个很好的立足点，即要他们从提出问题的立足点开始学习。 （也许是这种方法实在过于严厉，因此实在是太少的人可以适应这种苛刻的环境。 很多来自IBM和INTEL的资深高管人员纷纷跳槽）其实公司的成功不仅取决于“直接经营模式”，更重要的是在公司内还有一种与这种模式相匹配的 “制胜”（winning culture）文化。 这种文化蕴涵着两大核心，其一，对客户必须具有足够的热忱，其二，对业绩要充满自信。 这种文化会使员工产生很大的压力感，促使他们努力学习，努力向前。 二、务实与速度戴尔以一种非常务实的方式在运行着。 戴尔常问：“完成这件事最有效率的方式是什么？”如此一来，戴尔拒绝了所有产生官僚体制的可能性，这种做法也提供了学习的机会，戴尔公司规定，销售人员必须装好自己的电脑，这不仅可以让员工们真正感受到没受过电脑教育的顾客在装设系统时会遇到什么问题，销售人员也会对自己所销售产品有更确切的体会。 从而可以帮助顾客在获得相关信息的情况下决定要购买哪种产品。 同时戴尔公司充分展示了“速度”这一竞争优势，“事无巨细的参与”可能会产生一定的系统冲突，但可以让上层领导在了解状况的情况下，快速的作出决策，整个公司都不允许浪费一点一滴的时间。 三、积极的沟通戴尔公司以一种斩钉截铁的态度去面对所有的错误，坦白承认“我们遇到了问题，必须进行修正”。 戴尔公司的口头禅之一是：“不要粉饰太平”。 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要试图把不好的事情美化”。 几乎所有戴尔公司的员工都可以说出公司事业基础的基本概念，这是因为领导层花了时间与他们进行沟通，让他们了解状况，了解正在计划进行的事物，还有每个人应该怎么做才能斑竹公司达到目标。 戴尔讲话时从不装腔作势，公司员工也是如此，他们可以对任何问题提出质询，甚至责难自己的老板。 在这条原则面前人人平等。 曾经戴尔在对自己进行年度总结的时候，员工抱怨他过于冷淡，为此戴尔向他们道歉并承诺以后会更好的表达自己的感情。 四、步伐一致，整齐划一，把“小我”融入“大我”戴尔认为，要建立或维持一个健康的、有竞争力的文化，最简单也是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目标相同，策略一致与公司员工成为并肩作战的伙伴。 他们认为不管公司处在事业周期的哪个阶段，都应该把引进优秀人才当成最优先考虑的问题。 但是等员工真正进入戴尔公司以后，无论是新聘员工或是公司的管理阶层，都必须完全与公司的哲学和目标一致，把团队调整到相同的目标，作到步伐一致，整齐划一。 同时戴尔在全公司建立同样的奖励系统，努力推动戴尔公司的发展壮大。 戴尔公司采取的是团队运作的方式，让员工之间相互帮助，暂时先抛弃“小我”，因为只有“大河满”才能换来“小河有水”。 戴尔公司发现在团队中会有一些能力较弱的小组成员，虽说有些人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得更大的个人利益而去花时间与精力来协助其他没有跟上进度的同事。 但这也可以让戴尔公司的管理团队在个人的范畴内共同合作，追求进步。 这种团队运作的方式，可以说是凝聚公司员工的另类方法。 他不是要求员工避免相互牵制，也不是要员工产生的良性竞争而减少勾心斗角，重点在于要员工全心关注彼此的成长。 五、节俭戴尔公司的节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就是从不摆庆功宴。 戴尔认为庆功会助长自满的情绪，而这在以全速前进的戴尔公司是绝不允许发生的，因为骄兵必败。 有人曾经提议在公司的大厅中陈列公司的知名产品，但遭到戴尔的拒绝。 他认为这是博物馆的作风，因为只有“博物馆关注的是过去”。 当一个团队传来捷报时，他会发大众邮件表示庆贺，给出必要的评述或适当的表扬。 戴尔本人的座右铭是“用十亿分之一的时间予以庆贺，随后便开始新的工作。 ”另一方面，则表现在戴尔公司对新业务方面。 如果戴尔公司认为新开设的合作业务经营业绩不理想，他会迅速终止这一业务，这是戴尔不同于其他竞争对手的地方。 SUN电子计算机公司前任总裁爱德华·赞德说：“能像他这样年纪轻轻就创建公司，并不断推动它发展到如此程度真是不可思议。 在某个行业里摸爬滚打15年、20年的人都会变得过于严谨，而他却是个例外。 ”但是，他们的节俭却在一定程度上让戴尔公司在创新方面陷入了两难境地，节俭的经营方式使它在产品开发和投资未来技术方面捉襟见肘，尤其是与竞争对手相比更是如此，即便在技术衰退期，IBM公司2002年的研发开支仍高达47.5亿美元，占公司营业额的5.9%，而惠普公司的研发开支也有33亿美元，占营业额的5.8%，而戴尔呢？只有很少的4.5亿美元，占其营业额的1.3%。 竞争对手表示，这种经营作风妨碍了戴尔向个人计算机以外领域的扩张，尤其是向数码摄像和数据处理能力应用等极具发展前景的领域扩张。 但是不管怎样评价，戴尔又已经踏上了新的旅程，开始追求完美的努力。 迈克尔·戴尔已经大气另公司进入了打印机、网络设备、手提电脑和技术服务领域，并且凭着掌上数码音乐播放器、网上音乐商店以及纯平电视进军竞争极其残酷的电子消费产品市场。 戴尔必将凭借其手重直销与库存两大利器，挟着永不知足的企业文化，重现其在个人电脑领域所取得的辉煌。 我们拭目以待！另外戴尔公司发展史：（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一九八四年 l迈克尔·戴尔创立戴尔计算机公司一九八五年 l 推出首台自行设计的个人电脑——Turbo。 Turbo采用英特尔8088处理器，运算速度为8MHz一九八七年 l 成为首家提供下一工作日上门产品服务的计算机系统公司l 在英国设立办事处，开始拓展国际市场一九八八年 l 戴尔公司正式上市，首次公开发行350万新股，每股作价8.5美元一九八九年 l 推出首部戴尔笔记本电脑一九九零年 l 在爱尔兰Limerick建立生产厂房，以供应欧洲、中东及非洲市场一九九二年 l 首次被《财富》杂志评为为全球五百强企业一九九三年 l 成为全球五大计算机系统制造商之一l 在澳大利亚和日本设立办事处，正式进军亚太区市场一九九五年 l 最初售价8.5美元的戴尔股票在分拆前已升至100美元一九九六年 l 在马来西亚槟城开设亚太区生产中心l 开始通过网站销售戴尔计算机产品l 开始主攻网络服务器市场l 成为标准普尔500成分股之一一九九七年 l 第1,000万台戴尔电脑下线l 普通股在分拆前每股升至1,000美元l 推出首台戴尔工作站系统l 网上营业额由年初的每天100万美元，跃升至逾400万美元一九九八年 l 扩建在美国及欧洲的生产厂房，并在中国厦门开设生产及客户服务中心l 推出PowerVault储存系统产品一九九九年 l 在美国田纳西州那什维尔(Nashville, Ten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