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洗牌!全国10强城市 再次生变

文|凯风

十强城市的变迁,历来备受关注。

自2020年南京赶超天津,自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跻身GDP第10城以来,谁能站稳“守门员”之位,就成为区域经济的最大话题之一。

然而,第10城之争,最大的挑战者不是老牌直辖市天津,而是华东新区新的两匹黑马:宁波和青岛。

未来,谁能守住第10城之位?

第10城之争,再生变数。

日前,各大城市陆续公布2024年上半年GDP数据,广州与重庆第四城之争悬念再起,武汉、杭州竞争焦灼。

而作为十强城市“守门员”的南京,也迎来新的追兵。

先是 宁波连续两个季度赶超天津 ,不断拉近与南京之间的差距,接着 青岛 奋起直追,与天津的差距再次收窄,剑指 北方第二城 之位。

先看宁波,离南京还有多远?

今年上半年,宁波GDP达8207.9亿元,赶超天津的8191.2亿元,首次在半年度GDP上赶超天津。

事实上,宁波去年一季度一度赶超天津,但上半年又被天津赶超,而这一次宁波全年能否超过天津,值得关注。

与此同时,宁波同比增长5.4%,南京增长4.4%,两城之间的GDP差距, 从去年同期的571亿收窄到399亿元。

从全年数据来看,两城整体GDP差距,已从高峰时期的2000亿以上收窄到去年的1000亿以内,今年有望继续收窄。

再看青岛,离北方第二城还有多远?

从改革开放以来,北京位居北方经济第一大市之位,而天津则是名副其实的北方第二城。

如今,青岛正在一路猛追, 离天津只有一步之遥,而与南京的差距也在逐步收窄。

今年上半年,青岛GDP达7978.67亿元,同比增长5.8%,名义增速达到6.3%,在北方主要城市中位居前列。

青岛与天津的半年度GDP差距,从去年同期的334亿元收窄到212亿元,而去年全年差距不足1000亿元。

不仅如此,青岛与南京也不再是遥不可及。去年全年两城的GDP差距还有1600亿左右,今年上半年仅有628亿元。

宁波、青岛与南京、天津的竞逐赛,只会越来越白热化。

宁波、青岛,为何这么猛?

宁波、青岛一路猛追的背后,与其城市级别和性质不无关系,也离不开港口区位带来的助力。

其一,宁波、青岛,都非普通地市,城市能级远高于一般城市。

根据《中国城市大变局》一书,我国共有15个副省级市,其中包括5个计划单列市:深圳、宁波、青岛、厦门、大连。

没错,与深圳一样, 宁波、青岛均集副省级市、计划单列市为一体 ,享有财政单列的优势,在各自省域中都是与省会分庭抗礼的存在。

在中国,更高的行政级别,更特殊的制度安排,究竟意味着什么,可谓不言而喻。

副省级市,意味着更高的行政级别,远超一般地级市乃至普通省会;而计划单列市,标志着更高的财政支配权,且享受部分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与之对比,无论是最强地级市苏州,还是跻身工业十强市之列的无锡、佛山、东莞,都只是普通地级市。

其二,宁波、青岛都拥有超级大港的天然优势,且是这一轮地缘大变局的受益者。

在全球化时代,谁靠近港口,谁就接近国际市场,谁就拥有先行一步的优势,谁就拥有做大相关制造业的先机。

宁波-舟山港 是中国货物吞吐量第一大港、集装箱吞吐量第二大港,其综合实力与上海港不相上下。

青岛港则是新晋的北方第一大港 ,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双双位列全国第四,而集装箱吞吐量已赶超广州港,离深圳港只有一步之遥。

一边是东北亚国际贸易中心的定位,一边是上合示范区的制度红利。

借助“海铁联运”打造的内陆交通网络,青岛港得以辐射到郑州、西安乃至乌鲁木齐等更多地区。

其三,宁波、青岛都是制造业大市,而工业正是这一轮经济稳增长的最大动力。

衡量一个地方的制造业实力,除了工业产值、千亿产业集群之外,更重要的是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的数量。

小巨人, 以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著称,宁波共有352家企业入围,位列全国第五;而青岛共有190家企业入围,位居前列。

“单项冠军”, 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列,被誉为“隐形冠军”,宁波共有108家企业入围,超过上海深圳苏州,位居全国第一,而青岛共有37家企业,位列全国第七。

不同的是,宁波以绿色石化、高端装备、汽车零部件等产业见长,而青岛则以智能家电、交通装备、绿色石化等为主导。

不过,两大城市,都是工业大市,也是外贸大市,容易受到产能周期和国际经贸形势的影响,未来经济发展难免存在波动。

南京,何以守住第10城?

这几年南京可谓风头无两,先是赶超南京晋级第10城,接着南京都市圈获批,成为全国第一个跨省都市圈。

然而,在经济、人口两条重要赛道中,南京都面临着“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的局面。

早在十四五规划中,南京曾立下宏大目标: 到2025年常住人口突破千万、经济总量突破两万亿元,并晋级为超大城市。

如今,2025年越来越近,南京想要完成这一目标,显然存在一定压力。

先看经济,2023年南京GDP达到1.74万亿,今年上半年为8607.42亿元,同比增长4.4%,跑输全省和全国。

长三角各地市经济走势

今年上半年,南京经济的最大拖累在于投资 ,主要是房地产投资带来影响。

其中,1-5月,南京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负增长14.2%,而占了半壁江山的房地产投资大幅下降19.9%。

前几年,南京是全国楼市最火的城市之一,房价直追广州,房地产投资依赖度、卖地收入依赖度相对较高,因此楼市波动带来的冲击可见一斑。

再看人口, 南京一直徘徊在“千万人口俱乐部”的门口,但其人口增量却跑输向来被虹吸的合肥。

过去5年,南京常住人口从924万增加到954.7万人,仅增长30万人;而同期合肥则从893.2万增加到985万,大增超过100万人。

按照这一趋势,合肥未来一两年就能问鼎千万人口大市,而南京可能要等到2030年前后。

从整体发展来看,南京以钢铁、石化、汽车、电子为传统支柱产业,这些传统产业均,面临新技术、新产品洗牌的压力。

不过,在培育新兴产业上,南京 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跻身国内第一梯队,向着万亿级产业晋级, 新型电力(智能电网) 产业入选先进制造业国家队集群,业务收入规模也达到4000亿量级。

需要注意的是,身为省会却地处“散装大省”,南京无法像中西部一样推进 “强省会”战略

而周边工业强市林立,南京也无法成为独一无二的产业中心,面临着方方面面的拉扯。

但是, 南京有着其他城市所没有的优势:

一是横跨苏皖两省的 南京都市圈 ,势力范围拓展到安徽腹地。

二是拥有强大的 高等教育 和研发优势,双一流大学、科研院所实力与京沪齐名。

三是 新产业布局已成气候 。新能源、新型电力、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型显示等产业转型,稳步向前。

当然,第10城之争,谁都没有独领风骚的领先优势,也没有长期碾压同类城市的底气。

要知道,大国博弈搅动的冲击波,地缘变迁带来的涟漪,新一轮科技革命带动的大洗牌,城市从高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都让未来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

谁能最终站稳“守门员”且更进一步,我们拭目以待。


连平:房地产政策是否可以变变

面对世界经济衰退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严峻挑战,房地产政策在坚持“住房不炒”和“因城施策”两个基调的同时,是否有必要进行合理和适当的调整,是市场较为关注的问题。

面对世界经济衰退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严峻挑战,房地产政策在坚持“住房不炒”和“因城施策”两个基调的同时,是否有必要进行合理和适当的调整,是市场较为关注的问题。

一、疫情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总体可控

至3月底,除了每天有小规模的境外输入病例外,境内疫情已在整体上处于被控制的状态之中。 尽管未来可能因为复工复产后部分地区防控松懈以及输入性病例增加,疫情会有所反复,但难以改变整体被控制的格局。 因此疫情影响商品房销售的主要时间段在2020年一季度。 根据近年来的销售情况,一季度是商品房销售的淡季,1-2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占全年销售面积8%左右。 商品房销售旺季主要是5-6月和11-12月这两个时间段,这四个月的销售量约占全年销量的40%略多一些。 湖北省是此次疫情的重灾区,但其商品房销售面积约占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5%左右,而作为重灾区核心区的武汉市占比更小。 三月中旬以来,疫情在全球快速扩散蔓延,市场情绪更趋谨慎,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需求。 应该看到,房地产市场受国内需求和政策的影响较大,而直接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则相对较小。 在二季度境内疫情进一步缓解之后,刚需和部分改善型需求可能逐步得到释放,尤其是刚需难以持续地被抑制。 从全年看,疫情对商品房销售的影响将在二季度后逐步好转。

受预期不稳定、人员和物资流动受限、开发商拿地积极性下降、尤其是流动性困难等因素影响,土地投资、新开工和施工大幅放缓。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2月全国土地购置面积同比为-29.3%,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同比为-16.3%。 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大概率是负增长。 考虑到自2月下旬开始房地产行业已陆续复工,而建安工程和设备器具购置费占房地产开发资金的比重超过65%,这部分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受影响较大的土地购置费占比则不超过30%,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的降幅应该相对较为有限,可能不会超过10%。 疫情结束后,在因城施策、逆向宏观政策、金融支持等短期因素和新型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中长期因素的推动下,随着预期改善和房企拿地积极性上升,房地产投资将会出现明显反弹。 全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较近三年约10%的增速明显回落,但仍可能维持一定幅度的正增长。

疫情对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产生严重冲击。 个人按揭贷款和定金以及预收款是当前房企的主要资金来源。 2019年,上述两项构成的销售回款在房企实际到位资金中的占比达到或接近50%。 2020年1-2月份销售迅速收缩导致房企资金来源大幅收缩。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2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降约36%。 好在疫情爆发后国家对商业银行提出了对企业不能抽贷、压贷、断贷的严格要求,对稳定房企的资金来源支撑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事实上,在商业银行名单之外的大批中小房企在银行并没有贷款,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销售回款和高成本的市场融资。 在疫情快速发展之后,这两部分融资出现了阶段性的大幅收缩,相当部分的中小房企的资金链面临很大压力,这将会制约房地产投资增长的幅度。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统计数据表明,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增长5.6%,连续十个月增长放缓;环比则降至0,进一步有所收窄。 3月份预计这种态势可能更为明显。 但在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的相关政策要求下,多地对房价变化的监测和调控都在加强,房价难以出现快速回落态势。 人口集聚的一、二线城市多为“常驻需求”,房价长期以来具有上涨压力。 数据显示,2月份,4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 在世界经济衰退冲击我国经济的严峻形势下,一、二线城市房价可能逐步呈现下行压力。 而人口外流的三四线城市则存在“候鸟需求”,疫情过后需求恢复有限,房价可能依然承压。 2月份,35个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微涨0.1%,涨幅比1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1月份的上涨0.2%转为下降0.1%。 可见,虽然不同类型城市房价涨跌不一,但总体上仍较为平稳,趋势是下行。

二、房地产政策应“因时而变”

政策“因时而变”的核心要义是政策应在动态中满足合理的消费需求和理性的投资保值需求。 满足合理的消费需求,需要提高政策的精细度和弹性,识别合理需求,降低各类直接和间接交易成本,为有合理消费需求的居民创造便利条件。 与此同时,促进人性化、多层次住房市场的良性发展,丰富多层次居住供给,活跃租赁和二手房市场。 作为特殊商品,住宅除了具有使用价值外,兼具投资属性,这一点毋庸置疑。 然而政策应该支持的是理性的保值增值需求,主要是中长期投资理念支持下的投资行为;应该摒弃的则是短期炒作行为,以实现“住房不炒”的政策要求。

站在行业的立场看政策,“变”还要识别经济发展过程中居民和企业的新需求,丰富房地产供给,提供高质量的住宅产品,活跃房地产市场。 当前还应在存量中找增量,挖掘存量房地产市场中的增量服务需求。 存量房地产市场已经很大,但与发达市场相比,我国房地产相关的服务业发展仍处在初级阶段,消费者尚未形成相关的消费习惯,相关的消费服务市场也有待构建。 “变”还应从居民和企业的切身需求出发,提高存量供给的服务质量,关注和增加房地产公共产品的供给。

从宏观经济的需求看,房地产政策应该“因时而变”。 尽管经过有力的积极应对,我国新冠疫情已经基本被控制,但一波刚缓,一波又起。 世界范围的疫情快速蔓延,来势凶猛,世界经济因此快速步入衰退,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正在呈现。 据估计,本轮外部冲击的力度不会亚于2008年末到2009年初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动用有效的政策工具加以应对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不可否认,迄今为止,房地产业依然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保守估计,2019年房地产业对GDP的直接贡献可能达到8%左右,加上与之相关的上下游产业,其贡献可能达到25%左右。 在世界经济衰退的巨大压力下,继续维持严控需求和供给的政策显然是过时了。

当前应在“房住不炒”的前提下,给予房地产行业和市场以必要和合理的政策支持。 在供给端,应支持房企的合理融资需求。 在不抽贷、断贷和压贷的同时,还要允许部分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房企延期还贷,办理贷款展期,调整企业还款计划,以缓解销售萎缩对房企资金链的冲击。 房价仍有上涨压力的核心城市应加快步伐增加土地供应,在土地拍卖方面采取灵活举措。 目前地产开发贷和房产开发贷占整个信贷的比重已处在7.3%的较低水平上,适当增加对房企的融资和拓展其渠道很有必要。 考虑到非信贷融资方式是房企的重要资金来源,可以适当调整监管政策,允许房企适当增加非信贷社融融资规模,包括银行的表外业务。 近年来非信贷社融增速持续降低,其新增社融占比一再减少,2月份新增非信贷社融占比仅为12.86%。 不少非信贷融资仍处在负增长状态,2月委托贷款存量同比-6.9%,连续24个月负增长;信托贷款存量同比-5%,连续17个月负增长;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存量同比-20.6%,连续20个月负增长,等等。 这种状况与当前经济整体运行状态及需求是很不匹配的。 为了有效增加供给,房地产融资应双管齐下,信贷和非信贷同步加力给予支持。

从需求端来看,当下有必要适当调整政策,合理支持刚需和改善型需求。 在新型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居民收入增长等大趋势下,未来购房的刚需和改善型需求会持续发展。 目前拥有城市户籍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约44%,我国目前较为真实的城镇化率不高于55%,未来城市发展的空间依然很大。 未来仍有近2亿人口会从农村进入城市,尤其是进入经济发达地区和若干个主要的城市群,这些地区城市的房地产需求仍会明显增长。 而目前抑制需求的政策主要是在供给结构性不足情况下房价具有明显上涨阶段时推出的,在疫情之下整体市场的实际情况已有明显变化,需求增长放缓甚至收缩,已经没有必要继续实施十分严格的限购、限贷、限售和限价等控制需求和供给的政策,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政策。 如一些一二线城市可以适当放松限购,便利购置改善型的第二套房;首套房和第二套房首付比例可以适当调降。

实事求是是政策的灵魂,政策必须从实际出发。 不能机械地认为这种政策调整又是在走强力刺激经济的老路。 相反政策“因时而变”是从实际出发,对整体和局部已过时的政策进行合理调整,实施与宏观经济运行相匹配和符合当下经济运行需求的政策。 房地产政策“因时而变”并非是放弃“房住不炒”政策,而是在经济运行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按照“因城施策”的要求,加大力度支持刚需和改善型需求。

三、稳步构建长效调控机制,发挥市场化手段作用

从长期看,房地产市场调控机制也需要“因时而变”,而变的核心内容和目标方向就是市场化发展。

当前,实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需要正确认识房地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房地产既不是“毒瘤”,也不是“灵丹妙药”。 房地产行业是一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国家,其重要性更加明显。 房地产市场本身是中性的,相应的管理政策关键是把握好度。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期间,经济刺激的手段不应当以房地产刺激为首选项;甚至在经济下行期,若局部房地产市场过热仍需要使用较严格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但为了有效应对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符合市场的实际需求,房地产政策可以进行适当、合理的调整。 在房地产占经济比重逐渐下降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根据各地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逐步针对性地调节房地产政策,避免房地产市场失速或超速。 房地产政策与经济增长政策需要长期磨合。 经过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当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的较高水平时,可以平稳地实现房地产对经济拉动作用的相应下降。 同时,释放更多资金、劳动力等各类资源进入其它经济领域,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从旧引擎平稳转档至新引擎。

房地产市场化发展首先需要构建市场竞争规则。 通过建立公平、透明的市场竞争规则,可以提高房地产政策的可预期和房地产价格的可预期,实现“稳预期”目标。 对于市场化无法解决的民生性质的住房问题,则需要政府持续介入并投入必要的资源,包括廉租房、房地产相关的公共服务等。

房地产市场的长期良性发展,需要运用市场化手段,抑制短期炒作的非理性投机行为,创造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 “因时而变”是要根据国情和市场情况,逐步放开不必要的行政管制,取而代之以市场化调节手段,让房地产市场的供给方和需求方都能逐渐适应房地产的市场化波动。

房地产市场化发展可以适当参考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成功实践进行积极探索。 在新房销售价格确定方面,可仿照科创板的注册制,允许市场参与者来共同定价。 在抑制市场过度交易方面,可参照股票市场的税收政策,允许短期交易但征以惩罚性税收,以税收手段鼓励长期投资。 在限制购买多套房方面,可仿照黄金现货交易征收管理费的做法,改为对多套房征以房地产税,增加投资者的持有成本。 在房地产首付比例认定上,可参考股票市场的融资交易制度,不以杠杆历史而以净资产确定加杠杆的水平。 在利率水平确定上,可仿照银行信贷风险管理方式,以借款人的风险定利率,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刀切。

只有在土地价格、交易价格、交易方式、交易成本和融资价格等方面都走向市场化时,房地产价格才会真正出现市场化的波动。 只有在市场价格而非管制价格作为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指挥棒时,“房住不炒”才可能形成参与者的理性选择,房地产行业也会逐步回归行业发展基本规律。

行业重组可能是未来伴随房地产行业市场化发展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 行业分散、小型房企过多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一大不足。 2019年年中全国房企总数已近十万家,销售排名前138家房企的销售额占整个行业销售额比重超70%,而剩下的九万多家房企销售额占比不到30%,培育一定数量的中型房企是房地产行业长期的任务。 而疫情的冲击毫无疑问会带来行业整合的契机。 但即使疫情对行业有较大的压力,不会也不应该出现“大洗牌”。 往往“大洗牌”会与“大动荡”和“大萧条”结合在一起。 考虑到房地产行业对中国经济中的重要影响,而市场动荡必然会对中国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会造成一系列危害,不符合“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的政策要求。 行业的发展和成熟需要“洗牌”,但这种“洗牌”应该是长期和渐进的,是市场可以承受的,其过程对经济的负面效应应该越小越好。 从当前出台的一系列扶持政策来看,疫情冲击之下还不会出现行业“大洗牌”的状态和趋势,但应该会在一定程度上推进行业重组,这对行业翘楚和稳健经营者来说无疑是个难得的机会。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 连 平

她从“最底层打工妹”摇身变“中国女首富”,凭什么

曾有人说:女首富=周群飞,但周群飞>女首富。

这个周群飞就是蓝思科技的创始人兼董事长,被称为“手机玻璃女王”,她的企业生产的手机玻璃供应过苹果、三星、华为、中兴、摩托罗拉等国际国内大牌手机。

她也被称为女性白手起家的典范,当过中国女首富,身价最高时直逼500亿,让很多人望而莫及。

但很多人只看到了她的成功,没有看到她的辛酸。

5岁母亲去世,10岁父亲残疾,15岁外出打工,做企业被人家围攻,作为一个女子,能怎么办?

周群飞说,这都是被逼出来的!

15岁开始打工,20岁当总经理,

她比所有大学生都牛逼!

1971年,周群飞出生在湖南省湘乡市的群山之中,小时候周群飞的生活特别辛苦,特别悲惨。

5岁的时候母亲去世,父亲在上世纪60年代做炸药的时候出现事故,导致双目失明,还炸掉了两根手指。 父亲靠做竹背篮养活一家人。

周群飞从小就开始砍柴、砍竹子、打猪草、喂猪、喂鸡,哥哥姐姐因为家里穷没钱交学费,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周群飞在一家人的供养下,勉强读到了初二也不得不辍学。

周群飞后来给家里盖地二层小楼,现在已荒废多年

生活如此苟且,怎么办,只能干!

15岁的时候,周群飞就一个人跑到广东去打工,在表舅的介绍下,在一家建筑工地看工棚,虽说小小年纪就开始打工,但周群飞并没有放弃学习,开始半工半读。

在7年的打工生涯里,周群飞考取了会计证、电脑操作员证、报关证,还有一张B牌驾驶证。 在考驾驶证的时候,班里50个学员,加上周群飞就两个女生,个子矮踩不到油门;方向盘太重,手上磨出了血泡;换轮胎的时候,整个人压在扳手上,螺丝纹丝不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周群飞还是顺利的拿到了驾驶证。

看了4个月工棚后,周群飞到深圳澳亚光学工厂打工,做手表玻璃。 在这个工厂打工的时候,她在同事那里借了一本《丝网印刷》,不仅自学学会了丝网印刷工艺,还改进了这项工艺。

1990年,澳亚光学搞扩建,但厂房建到一半停工了,老板准备撤资。 周群飞找到老板毛遂自荐让她来试试:“成了,工资随你定;失败了,我给你打一辈子工。 ”

没想到这个19岁的总经理,还真创造出了奇迹,靠自己改良的丝网印刷工艺,将这个建了一半的厂子做成了公司效益最好的厂子。

但是,紧接着烦恼就接踵而来,先是老板将自己的亲戚安排到这个工厂,周群飞管不了,然后公司其他两个工厂看做不过周群飞管理的工厂,就联合排挤打压。 周群飞看不到前途,就辞职离开了。

后来,周群飞与前任老板结婚,有人说周群飞是小三上位,但据当时的工友说,他们是在老板离婚后才开始交往的,小三上位之说是无稽之谈。 再后来,周群飞生了一个女儿后,与前夫离婚。

带着2万块创业,

她在一个卧室里造就帝国!

离职后,周群飞本来准备找一家好的公司,她当时也算是小有名气,不管去哪肯定都是抢手的香饽饽。但一起打工的堂姐说,给任何人打工都只是打工,还要受气,要不然我们一起干!你发得出工资就发,发不出我们就跟着你!

就这样,1993年3月,周群飞带着哥哥、嫂子、姐姐、姐夫和3个堂姐妹,在深圳宝安区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屋子,凑了2万块钱作为启动资金,开始了创业。

女性住大房间,男性住小房间,客厅做印刷、包装车间,厨房做食堂。 当时还没有设备,周群飞就买了一大块铝板,做成几台手动印刷机,开始生产。

当时为了找客户,周群飞就跟一个卖保险似的,提着包,到一家家表壳厂、手表厂去敲门,要么被大黑狗撵出来,就是被保安吼出来,辛苦很难用言语表达。

虽然辛苦,但几年下来,也算在行业内站稳了脚跟,然而这时候,行业遭遇大洗牌,上下游都出现问题,上游付完款后不供货,下游供完货后不付款。

周群飞跟前夫离婚后,跟现在公司的同事郑俊龙结婚了,在最艰难的时候,夫妻俩三年都没回家,每到过年的时候,一些企业主跑路,他们一路追欠款。

平时的时候,白天做加工,晚上夫妻俩开着货车去送货。 有次货款收不回来,工人的工资发不了,周群飞好几个晚上没有睡着觉。

生活如此苟且,怎么办,只能干!

最后,周群飞卖了自己房子,来给工人发工资。 有些货款实在收不回来,她就把对方的设备收回来,赚不到钱没事,先把工厂壮大再说。

有次去香港的旺角买轴承、波条,周群飞用一个双肩包背了回来。 在过马路等红绿灯的时候,她突然感觉到背包轻了,还以为包底磨破了,转身一看,原来是瘦弱的女儿用双手托起了包底。

“我一定要改变现状,要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周群飞暗暗对自己说。

后来半智能手机出现,对玻璃屏幕需求增多,周群飞开始转型,从做手表玻璃转为做手机屏幕玻璃。 2001年,一个朋友接到一批TCL手机翻盖面板的单子,分给周群飞一些。 周群飞尝试将其掌握的手表玻璃工艺运用到手机面板生产上,也就是用玻璃屏取代当时流行的有机玻璃屏。

没想到这项技术取得了巨大成功,随着TCL手机在市场走俏,国内的中兴、熊猫、康佳等品牌紧跟其后,纷纷采用玻璃屏,国际品牌中的少量高端手机也开始导入玻璃屏,而周群飞也成了这项技术最直接的受益人。

2003年,周群飞以技术和设备入股与人合伙,在深圳成立蓝思科技公司,主营手机防护视窗玻璃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周群飞说:“蓝思,其实是‘镜片’英语单词‘lens’的谐音。 取这个名字,也成就了我。 外国客商在网上一搜‘lens’,就会跳出蓝思科技公司。 ”

接着,一个偶然的机会,苹果的订单在代工厂因为技术的原因没能完成,而周群飞攻克的这个技术问题,顺利的拿到了苹果的订单。 后来,还有三星、小米、富士康等成为蓝思的客户。

周群飞不断挖掘人才,引进设备,蓝思不仅在全国各地开分公司,市值也是飙升,2015年上市后,市值一度飙到900亿,而周群飞在2015年也成为中国白手起家的女首富,身价500亿。

发工资惊动银行行长,

一年贡献15亿财政收入!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许周群飞有抱怨,但她最后只选择了一条路,那就是干。

终于,苦尽甘来,从最底层的打工妹,成为中国的女首富。 在手机屏幕行业,他占据了半壁江山,有媒体曾这样说:她的工厂一旦停工,全球手机都得断货。

周群飞曾说,要让家人过上好生活,现在,不仅要让家人过上好生活,更要让家乡人民过上好生活。

2004年,在蓝思有所发展的时候,周群飞准备回家乡开厂,夫妻俩穿着泛白牛仔裤,背着两个大背包找上湘乡市政府工作人员,一说这事,据说对方一看俩人的打扮,不像大老板,当场就拒绝了。

后来,周群飞找上了浏阳医药工业园,当时浏阳市还比较落后,工业区处于刚开始的阶段,正在工作人员迷茫之际,周群飞夫妻的到来,让他们看到了希望,考察后就立马批准,并且在政策上给予支持。

当然,周群飞也没有让他们失望,2011年,蓝思科技进出口额超过三一重工跃居湖南第一。 仅2014年一年,工厂就给浏阳市带来了15亿的财政收入,和5万人的就业,周群飞的中学老师戏谑说,这样的成绩气地湘乡市政府吐血。

周群飞从开始到现在,无论何时何地有没有钱,从不拖欠员工工资。 中国银行在蓝思厂区有十多台柜员机,每到蓝思发工资的那几天,柜员机的钞票总被取空,引起了中国银行总部的注意,为此时任中国银行行长的肖钢还专门来到蓝思考察。

2014年末,蓝思科技员工数已达8.2万人,全年薪酬的支出达到44.5亿元,现在这个金额又提高了,想来柜员机应该更多了。

虽说现在的周群飞是中国女富豪榜的常客,当她一直很低调,这也是外界公认的事情,她自己说,自己没有高调的资本。

“得意时不要太得意,失意时不要太失意”,这是周群飞的父亲告诉她的话。

但周群飞的故事告诉我们,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多么失意,少说话,多干事,成功总不会理离你太远!

电动车市场大洗牌,9成出局,除雅迪、爱玛,还有三类厂家可以活

2023年以后,电动车市场正式进入了三强时代,爱玛、雅迪、台铃三家的年销量已经占到了全行业的60%以上。 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原来100多家的活跃的品牌,现在只剩下30家左右的二三线品牌还在挣扎。 未来两年,市场还将进一步压缩,9成的企业可能会被淘汰,能活下来的企业只有三类!

第一类:传统一线品牌

这些品牌主要是行业前10强,如雅迪、爱玛、台铃、新日、绿源、小刀、金箭、立马、五星钻豹、绿佳等。 它们占据市场的80%的销量,生产基地遍布全国,大小城市都有专卖店,拥有足够多的渠道和用户基础。 这些品牌只要不犯严重的错误就不会倒。

第二类:互联网一线品牌

这类品牌主打的是城市的年轻消费群,属于一个细分的竞争领域。 主要代表有小牛、九号两个,再加上一个哈啰。 虽然市场容量相对较小,但是忠诚度高,只要运营做得好,年轻人还是比较能接纳这类品牌。 因此,在小而美的互联网电动车行业也有自己的一片天地。

第三类:乡村品牌

所谓的乡村品牌并不是光指农村,这里面也包含了城乡结合部。 这类车的主要代表有星月神、格林豪泰、巨龙、玉骑铃等。 它们没有雅迪、爱玛的靓丽的品牌,也没有小牛、九号这样的互联网基因。 唯一拥有的是厚道配置和实惠的价格,走的是高性价比路线。 只要低价市场在,这一部分品牌就不会消失。

除了以上三类之外,还有一个细分的品类就是外卖电动车市场。 这个市场没有绝对的王者,各大品牌都有涉足。 但是具有知名度的是深远、深铃、巨龙等这些区域性品牌。 只要外卖行业在,这类品牌依旧有生存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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