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李雨心 周彬
王子今（图据受访者）
王子今，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著有《秦汉交通史稿》《中国女子从军史》《中国盗墓史》《古史性别研究丛稿》《秦汉社会意识研究》《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汉代儿童生活》等著作。
在中国考古百年纪《荒野上的大师》一书中，作者张泉用“走出书斋，走向旷野”来形容构建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那一代中国学者。他在文中写到，傅斯年要求书生“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李济要“打倒以长城自封的中国文化观念，用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走出书斋，走向旷野”的学者越来越多，王子今就是其中之一。2024年6月，封面新闻“大道”人文大家融媒报道小组采访王子今。
要说研究秦汉史领域的专家，王子今是其中重要的一员。交通、边疆、民族、生态环境、儿童、女军、海洋、名物、社会意识……这位历史学家从各个方面，描绘出秦汉时代的细节。他的好友李小江曾形容他“著作文章等身”。而在普通人看来，这很难概括他的写作成果。由他单独执笔并出版的书籍，已有40余部，发表专业论文800余篇，发表其他各类学术文章400余篇。其中还不包含合著、主编的书籍。
年轻时，他常行于山林之间，坚持实地考察的工作方式。如今到了古稀之年，他仍笔耕不辍，时有新书或修订本发布。因为是行业中的代表性人物，也是其研究领域的重要专家，教学工作、研讨会、学术会议、讲座……分享知识，传道授业，占据了他很多时间。
但他也并非无趣的人。游泳、与好友共饮，也是其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面对具有偶然性的考古学领域，王子今说：“运气对于一个人的学术人生来说，是很次要的一个问题。”
差点与学术研究擦肩而过
母亲在关键时刻给予支持和引导
6月20日，在结束《名人大讲堂》的讲座、接受本次采访后，王子今又马不停蹄，从广元出发，赶往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参加另一个学术会议。在高铁站里，大家又一次感叹起子老的写作速度，他摇摇头说“不快不快”。但就是这么一位大家，几乎与学术研究领域擦肩而过。
王子今登台“名人大讲堂”（摄影：雷远东）
两度帮助他“逆天改命”的，都是母亲王慎之。
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王子今正在西安铁路局政治部宣传部工作。
按照当时招收“25岁以下，特别招收高中1966、1967届毕业生”的规定，王子今并不很合适。因此最初，他并没有参与本次高考的打算。距离考试只有一个多月时间的时候，他还在西安站做客运车间工作，“招呼旅客怎么上车，拿着大扫帚清扫车站前的广场”。但在报考条件中还有一条，“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在母亲的鼓励下，王子今请了二十来天的假，开始复习。
因为不想再做同样的工作，又希望所学内容能够和自然科学接近，王子今的志愿依次填报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北京大学图书馆专业、武汉大学图书馆专业、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最终，他踏进了西北大学的校园。
在就读本科期间，段连勤老师对王子今影响最大，这影响了他后来读研时的选择。“段连勤老师讲的是战国秦汉考古，他比较注意引导学生进行学术思考，争取创新，对我们影响比较大。”加之当时林剑鸣老师的《秦史稿》刚刚面世，影响颇大，本科论文选择写“秦汉考古”的王子今，便顺势选择了中国古代史的秦汉史方向，跟随林剑鸣老师继续深造。
王子今著《秦汉儿童的世界》
“我们班有八九位同学报名硕士招生考试，一共考上了5个，这个比例是很高的。”但其实，本科毕业的王子今并没有打算考研，而是计划直接到考古部门参加工作。这一次，又是母亲王慎之女士，鼓励他继续学习。
“那时候我的孩子一岁多，我母亲把孩子接到北京，一直照顾到我研究生考试最后一门考完。”考完当天，孩子才被送回了家。“那时候她也很累，为了能让我安心考试，自己做出了很多牺牲。”王子今回忆，学习时用的部分书本，是母亲为自己购买的。《考古》杂志也由母亲出资订购。“她在我学习非常关键的时候，给予了非常多、非常有效的支持和引导。”后来，王子今还与母亲一起出版了三本书籍，分别是合编的《清代海外竹枝词》，合著的《竹枝词研究》，以及由王利器、王慎之、王子今合编的《历代竹枝词》。
形成尽量“眼见为实”的研究习惯
正因为有了考古学的背景，加上秦汉史的研究大都要结合实证，关于交通方面的研究，王子今形成了尽量“眼见为实”的研究习惯。“如果光在书本上看到，你也不知道这条路通向哪儿。只有考察了、看到遗存了，才能知道。这就是眼见为实。”
武关道、子午道、秦直道、灙骆道……或独自一人，或三两好友，沿途测量、绘图、拍照、记录，进行田野调查。王子今的许多著作，就是这样“走”出来的。
王子今（图据受访者）
1984年4月，王子今第一次考察武关道。武关道，战国秦汉时期连接秦楚的交通要道，在政治和经济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秦始皇出巡或曾三次经过此路。秦末，刘邦也是经由这条道路先于项羽入关，结束了秦王朝的统治。王子今从考古队借了一辆28加重自行车，驮了一个背囊在后座上。
上山就推着车走，一走就是两三个小时。
“通常我到了当地，都要跟历史老师聊一聊，如果当地农民有相关发现，他们一般都会关注到。”这一次考察武关道，王子今是为了找到“武关”的所在。根据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所指，战国秦汉时期的武关，位置大致在丹江边现今竹林关。王子今在这一带，却没有找到任何汉代的遗迹，连一枚五铢钱或是半两钱都未曾见到。但是他却在公认为唐代武关的地方，也就是如今丹凤县武关镇，注意到当地出土的“武”字瓦文板瓦，并调查发现了汉代窑址。当地文物部门的朋友告诉王子今，这里曾经出土过“武侯”瓦当，后李学勤先生指出，“武侯”应为“武候”，意为守卫武关的关候。经过数年的寻找，王子今才在田爵勋的赠书《守候武关》中，看到这一件“武候瓦当”的图版。由此，也就证实了汉代武关的确切位置。
同样，在1984年，王子今在丹凤县故城镇的考察结果，有助于确定商鞅封地商邑的所在。由王子今、周苏平、焦南峰三人所撰写的《陕西丹凤商邑遗址》，发表于《考古》杂志的1989年第７期。李学勤先生曾在《东周与秦代文明》中指出：“这是一个有历史价值的发现。”
说起考察路上的趣事，即便已经过去30余年，王子今仍把每个细节都记得很清晰。骑着自行车进行考察的时候，他被村里的小孩误认为是卖东西的小贩。在外考察的时候，基本就是吃点面条，喝点面汤解决了餐食。和同班同学焦南峰、张在明、周苏平一起在深山里调查秦直道的遗存，跟林业工人“要过饭”还被拒，“给钱他仍是不愿意”“那是比较狼狈的”。八月份的山里有很多牛虻，“就围着你，只要闻到汗味儿，哪怕穿着衣服它也可以穿透过去，在身上叮起来很多包”。后边的人给前面朋友的背上喷驱蚊液，没一会儿挥发了，牛虻又绕回来。夜晚也曾露宿过，有机会就借住在村民家里，5毛钱一晚。晚上，是王子今最闲适的时候。有时候要盘猪耳朵，配上二两小酒，放松一下。1985年，在和几位好友一起调查灙骆道的时候，周苏平笑他在走商洛武关道的时候，“把我们商洛的猪都吃得没耳朵了”。
哪怕是在广元举行讲座期间，王子今依旧对“走走蜀道”念念不忘，提出想要去阴平道看看，却无奈行程太过紧张，不免留下一些遗憾。
在王子今的研究成果中，交通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在他自己看来，这与他考古出身、看重实地考察的习惯有关，或许还跟他曾在铁路交通方面工作也有关。《中国蜀道历史沿革》《秦直道》《秦汉交通史稿》等等书籍，为读者勾勒出了中国交通史版图中的重要一块。
对历史题材影视剧应抱有温情和理解
除了出书和发表论文，王子今还曾在一两年的时间里，集中翻译过日文的论著，加起来大约有90多万字。青年时候，因为考古专业的学生大都选择去日本进修，王子今也努力学习过日语。读硕士的时候，据他自己说，“因为初中三年学过俄语，所以当时偷懒就选了俄语”。
在采访中，我们第一次问及如何分配时间，才能有如此多的著作问世时，王子今说，一是个人比较努力，另一个原因，就是时间开支相对少、简单。对纯粹的旅游，他的兴趣不大，因为学术会议和考察，已经足以满足他对外部环境的了解欲。看书、写东西，每天坚持游泳1200米，偶尔与好友喝喝酒，纾解情绪，调整状态，他说自己也并不是天天都在书桌前那么枯燥、劳累。
王子今著《古史性别研究丛稿》
即便如此，王子今还是从有限的时间里挪出来一部分，用于科普考古的工作中。许多观众不曾知道，他除了参与过《海昏侯》纪录片、《中国考古大会》等节目的录制，也曾担任多部历史剧的指导、审片工作，包括《汉武大帝》《大秦帝国》以及《芈月传》等。
“严格说来，历史学者有责任进行一些普及性工作。如果自己全力来做的话，也觉得不合适，可以参与一些。”王子今说，像是《汉武大帝》《大秦帝国》《芈月传》这些作品，制作团队是希望能够拍成一部历史正片，能够几乎完全符合历史，但隔行如隔山，在历史专业知识方面，还欠缺了些。“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这很难做到。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尽可能避免一些明显的差误，尽可能使作品更完善一些。”
最初接触《汉武大帝》拍摄的时候，是总导演胡玫想要邀请几位学者围绕着汉武帝时代的制度、风俗等内容，给剧组讲讲课。制作组就首先联系了焦南峰。后在焦南峰的邀请下，刘华祝和王子今参与进来。王子今负责介绍历史背景，焦南峰讲解衣食住行，刘华祝主要谈礼仪。三位老师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制作组也尽力调整。即便距离播出已经过去了将近20年，观众对于这一部历史剧的场景、服装、道具等细节，仍盛赞不已。还有观众指出，这部剧最重要的，是“能够把属于历史最本质的意蕴拍摄出来，即历史归根结底的悲剧无奈感”。这种“悲剧”和“无奈”，并不单指人物的结局，更是指每一件事的起由与经过。而这些，正是来自历史本身。每当人们说起制作精良、尊重历史的电视剧，《汉武大帝》也常常与《大明王朝1566》《康熙王朝》《雍正王朝》等，一同被提及。
不可否认，这些“历史正剧”是普通观众了解历史的一个渠道。因此，像是王子今这样的学者，才会将有限的时间挪腾出一部分，用在审片或是审读剧本上。《芈月传》的工作也是如此。当时王子今腰椎间盘突出，疼得整日地躺在床上，也还是坚持审读剧本。每看几集，剧组就派人来取走几本。如此，王子今才完成了剧组提供的50集剧本的审读工作。
“我说你们怎么拍、怎么播都行。但如果我们看到了（问题）又不提出来，以后人们会骂我们的。”王子今说。
他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但却对于改编自历史的文艺作品并不苛责批评，而是抱着宽容的态度。
“历史学界有一位大家都特别崇拜的老先生，叫顾颉刚。他是古史辨派的代表。”在北京的时候，顾颉刚在两年有余的时间里，极为沉迷京剧，以至于“学校中的功课下午本来较少，就是有课我也不去请假”。谁知，正是这看戏的经历，竟给他看出了门道来，并由此佐证他那辨论古史的观点。
顾颉刚曾在《古史辨》自序中提到这一段看戏的心得。例如薛仁贵和薛平贵的姓名和事迹都极相像。戏剧的本事取于小说，但有许多是和小说不相应的，例如《黄鹤楼》是“三国”戏，但不见于《三国演义》。《草桥关》与《上天台》同是姚刚击死国丈的事，又同是皮黄班中的戏。但《草桥关》是光武命斩姚期父子，马武闻信，强迫光武赦免的；《上天台》是姚期请罪时，光武自动的赦免，并没有马武救援之事等等。
“他发现记录的历史在小说里有变化，搬到戏台上又有变化。于是他就推论说，历史本身的记录是否也是这样？层累的历史，是否也产生了变化？他通过历史的文学和艺术表现形式，发现了历史本身的规律，这很有趣。”王子今说。
纵然人们现在已经知道，这样的说法有些言过其实。但是在当时，这样的说法完全破除了人们对古史的迷信，推动了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王子今说，我们不妨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待如今的历史类影视作：“我们现在看电视剧总是觉得它不符合历史真实，但是中国古代的戏曲、小说，改编历史的多了去了。大家也应当有一定的容忍度，带有一定的温情和理解。”
运气对于学术人生而言很次要
2024年的高考刚过，因为近些年“文博热”的兴起，不少考生关注起了相关专业的报考信息。作为一名考古学出身的历史学者，王子今在采访中也谈到考古。
“考古工作是一种非常艰苦、非常平凡、年年月月、反反复复的工作。”王子今用了四个词，来形容他所认为的考古工作。所谓“外行看热闹”，很多人会以为考古是富有刺激性的工作，其实不然。虽然下一秒可能获得重大发现，但是总体来说，考古工作本身还是琐细的。“可能你做的是常识性的工作，也可能你是在印证重复的发现，这样的情况很多。”
重大的考古发现固然有“看手气”的说法，但在王子今看来，这实在是不需要在意的一部分。因为考古学界有的是勤勤恳恳从事思考和研究的人。“他们甚至不太从事发掘，单凭读书、思想，就能成为有着崇高学术成就的考古学者。如果你没有学术能力，没有判别的眼光，没有工作经验，即使碰到了一个好的机会，也得不出理想的成果。”因此王子今认为，“运气对于一个人的学术人生来说，是很次要的一个问题。”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
这是《诗经》里面的一首《越人歌》，今夕何夕兮藆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誓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最早的译诗汉代刘向编纂的《说苑》记载有这样一个历史故事：楚国的襄成君刚受爵位的那天，穿着华丽的衣裳，被随从们簇拥着来到河边。 楚大夫庄辛刚好路过，他拜见完襄成君站起来，想和襄成君握一握手。 握手在等级森严的古代是一种非常不严肃的行为，所以襄成君听后十分生气，脸色大变。 庄辛见了也有点不自在，他转身去洗了洗手，给襄成君讲了一个鄂君子的故事：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心几烦而不绝兮，知得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鄂君子听明白歌词的意思后，立即走上前，拥抱了那位划船人，并把绣花被盖到那人身上。 襄成君听完这个故事，也走上前去，向庄辛伸出了友好的双手。 上面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540年前后。 当时楚越虽是邻国，但方言不通，交往需要借助翻译的帮助。 这首《越人歌》是我国历史上现存的第一首译诗。 这首诗接近《楚辞》作品的缠绵悱恻，艺术水平很高，它和楚国的其它民间诗歌一起成为《楚辞》的艺术源头。
郸城在古代叫什么？
河南省郸城县春秋时，老子执炉炼丹于洺水之滨，丹成后著《道德经》，便有“丹成”称谓。 传说，战国时纵横家鬼谷子王谗到洺河桥下避风，遇二老者弈棋炼丹，丹成后王子服丹升仙，由此郸城又名“仙城”。 汉朝置“郸”县，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
孔子\孟子\晏子等人的"子"的含义及来历
找到一篇，就是太专业了。 希望你能看懂。 〈「子」作尊称揭秘〉读后高雄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 副教授蔡根祥 看到了《国文天地》第二二五期里，刊登了鲍延毅教授的〈『子』作尊称揭秘〉一文，心里一阵兴奋，因为我也对这个问题存疑了很久了。 而当我读完之后，心里却产生了更多的疑问，不得不冒昧地提出来，说一说我的想法。 鲍教授以为「子」之所以可作为尊称，是因为「子」是商代的皇族族姓；因此，姓「子」的就是商朝的贵族，既为贵族，所以就可以引伸为尊称。 而传说中商朝的老祖先契，是他的母亲简狄吞下了一枚「玄鸟」卵而得孕生下的，所以后来帝舜命契为司徒，封于商，赐姓「子」。 而商朝之所以姓「子」，鲍教授引证「师田父尊」以及「召伯虎敦」的「子」字型作「」「」像个小燕子的形象，而且翼、尾特别鲜明，来证明商朝姓「子」的传说，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是有根据的。 这样，似乎真的就能很合逻辑地说明「子」之所以为尊称的原因了。 其实，鲍教授说了两件事，第一是说「子」何以为尊称，第二是商朝何以姓「子」。 然而我对鲍教授所说的两点都有不同的看法，兹分述如下：第一点：按字形而论，「子」字在甲骨文里，的确有两种写法，第一种写作「」「」，像小孩尚在襁褓之形，其意义与用法，就是我们对「子」字的一般了解，此外，在天干地支中，它是作为地支的第六位「巳」来用的，而不是地支的第一位「子」字用。 第二种写作「」「」「」「」「」，是甲骨文里作为地支第一位「子」的专字，绝大多数的甲骨文学者都认为它也是「子」字的另一种写法。 说文解字「子」字下有籀文作「」，与甲骨文的这一种写法是有渊源关系的。 综观甲骨文「子」字的第二种写法，并没有如鲍教授所说的「像个小燕子的形象（翼、尾特别鲜明）」的笔画形构。 「子」姓既然是商朝的皇族姓氏，如果它真的是因为燕子的形状而造，那就应该表现在甲骨文之中；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 况且鲍教授所引证的「召伯虎敦」「师田父尊」其实都是周朝的器物，而不是商朝的；进一步看，两者的用法也正是地支的第一位「子」，与甲骨文的用法相同；也正是由甲骨文第二种「子」的写法过渡到籀文「子」的中间产物。 研究甲骨文的学者以为第二种写法的字形不是「子」字也是有的，但是从来没有一位学者以为第二种字形的形构像小燕子。 唐兰先生以为两种「子」的写法「都是小孩子的形状，不过『』已是能行走的孩子，而『子』还是手抱的罢了」。 所以，鲍教授以为是像小燕子的字形，其实还是「子」字，还是像个小孩子的形状；说文解字中「子」字的籀文写法，也是「子」字的异构，许慎是正确的。 第二点：商朝以「子」为姓，用的「子」字也是「子」而不是「」字。 如甲骨文里有「帚（妇）子」之名，也有「帚（妇）好」之名，学者以为是同一个名字，「好」字是「子」字加上女旁而成的；「妇好」、「妇子」都是「子」姓的后妃。 这一点在殷墟五号墓「妇好」墓被发现之后，学者就更加确定了。 可见商朝的姓「子」，是用「子」而不是用「」的，我在前面也说过，这种特殊的字形写法，只有在地支第一位时才用的。 第三点：「子」虽然是商朝的姓，但是以「子」字为尊称的用法是在周朝。 鲍教授的说法，对商朝说来是可以的，不过到了周朝就说不过去了；按照同样的思维，周朝姓「姬」，那就应该改以「姬」为尊称才对，为何还要以前朝的姓「子」来当尊称呢？何况前朝那些「子」姓的贵族，在周朝时，除了少数之外，大多数已沦为庶民，甚至是奴隶了，哪里还会是尊贵的代称呢？第四点：「子」作为对人的尊称，是不分商人或是周人的，就文献里可以得知。 《尚书‧洛诰篇》是周公对成王所说的话，其中有「多子」一词，其文章里说：「孺子来相宅，其大敦典殷献民，乱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笃前人成烈，答其师，作周孚先。 」孔传释「多子」为「众卿大夫」，这是周公称周朝卿大夫为「多子」的文献纪录。 而《逸周书‧商誓篇》曰：「尔多子其人自敬，助天永休于我西土；尔百姓其亦有安处在彼。 」〈商誓篇〉是周武王对商朝遗民的诰命常弧败旧汁搅伴些宝氓，这里的「多子」，是称商朝臣民而用的词。 可见在周朝不论对周臣还是对商臣都称「子」，而不是因为商臣姓「子」才用这个称呼的。 最后，就我所知还参考了前人的意见，提出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说法，俾大家参考。 《左传‧哀公二十七年》有一段文字说：悼之四年，晋荀瑶帅师围郑。 未至，郑驷弘曰：知伯愎而好胜，早下之，则可行也。 」乃先保南里以待之。 知伯入南里，门于桔柣之门，郑人俘酅魁垒，赂之以知政；闭其口而死。 将门，知伯谓赵孟入之。 对曰：「主在此。 」知伯曰：「恶而无勇，何以为子？」对曰：「以能忍耻；庶无害赵宗乎！」知伯不悛。 赵襄子由是惎知伯。 知伯问赵孟「何以为子」，是说「你凭甚麼当赵氏的宗子，赵氏宗族的族长」。 赵孟回答说：「我凭的是能忍气吞声，承受耻辱，这就能使赵氏宗族不受伤害。 」赵孟以「赵宗」来回应知伯「何以为子」之问，可知这「子」是指「宗族之长」。 至於宗族之长何以称「子」呢？合理的说明是古代社会的承袭制度，是以父系血统为基准的，在宗法制度体制里，族长的位置，原则上是由现任者的儿子一代一代继承下去，因此，宗族之长是以「子」的身份继承而来，所以也就称为「子」。 而宗族之长也往往受命为朝廷中的卿大夫，所以卿大夫也可称为「子」；小宗之长多被封为小国之君，所以小国之君也称为「子」。 周朝宗法制度已经定型，国君与有位者的继承人都称为「子」，如「太子」、「王子」、「公子」、「世子」等，而五等爵中也有「子」爵这一级。 这些可能都因为父子世袭的传子制度而来。 「子」既然是有身份地位的表徵，引伸为有地位身份的人的尊称，应该是很自然的事。 本义为孩子的「子」转化为对男性显贵人物的尊称，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如美洲古代玛雅人指称贵族之词，其本义为「父母亲的儿子」；古罗马人指称贵族之词，本义为「父亲的（后代）」。 这说明了在以血缘为纽带，宗族关系有著极大影响力的古代父系社会，世袭制度以传子为原则的情况下，「子」就成为宗族里身份地位继承者的代号，当继承者有朝一日成为有身份地位的人，人们依然可以称呼他为「子」，这是不难了解的。 附识：本文发表在国文天地第227期，所以请各位翻阅国文天地原文。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