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呼和浩特8月10日电 (富丽娟、实习生刘珂铭)8月10日上午，由中国城市雕塑家协会、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主办的“走进北疆”首届呼和浩特雕塑创作营及主题雕塑展开幕式在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举办。
开幕式现场。实习生 刘珂铭摄
据介绍，举办本次创作营及展览的目的是共同深入挖掘、丰富拓展“北疆文化”，全面提升呼和浩特文化艺术品位和内涵。活动期间，60件精美的雕塑艺术品将在呼和浩特雕塑艺术园进行展览。
本次开幕式同步举办“为新时代人物塑像”活动，六位业界知名艺术家受邀参加，现场为人民警察、医护工作者、环卫工人、消防卫士、人民教师、文旅工作者等6位代表进行塑像。6位艺术家将继续聚焦“北疆文化”主题进行驻馆创作。
现场创作塑像的艺术家。实习生 刘珂铭摄
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城市雕塑家协会主席吴为山出席开幕式并讲话。据了解，由吴为山组织策划的“为新时代人物塑像”自 2017 年首次推出至今，已经邀请 46 名艺术家完成了65 件雕塑作品。
呼和浩特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拥有距今大约50万年的人类活动史、2300多年的建城史，是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2023年，呼和浩特市在城市中轴线上建设了包括雕塑艺术馆、草原丝绸之路公园以及国际雕塑园在内的5.6公里“文化轴带”。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占地面积7.35公顷，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开馆以来先后举办“主题雕塑展”“人文艺术沙龙”“艺美北疆讲坛”等各项活动43场次，累计接待团队420个、游客48.08万人次。
雕塑瓷的发展史话
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跨进产生陶的新石器时期；有陶器自然也就出现“陶塑”品。 距今约7000-5000年之间母系氏族公社发展时期陶塑，可举黄河流域文化——1921年在河南省渑池仰韶村发现的仰韶文化陶塑鸟、兽和造型别致的人首蛇身壶盖等。 陕西省华县泉护村出土的陶塑力作鹰鼎，是至今发现较早的捏雕代表作。 标志着中国古代人体造型艺术已经达到较为高精的程度，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出土过陶塑小猪。 这只距今约7000年的竹腹部明显呈下垂状，与现代家猪的体态比较十分相似。 父系氏族时期的陶塑珍品，当数山东省泰安大汶口发现的土陶塑狗规。 同时，还出现有彩饰陶塑。 原始社会的陶塑概况，可知创作处于萌初阶段，制作手法已有堆雕、捏塑、泥模并产生了彩饰；艺术风格朴实无华。 它不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认识客观外能力；而且成功地记录了那时制陶的技术水平以及人们对陶塑艺术发展已具备的审美要求。 夏、商两大朝代的奴隶社会，已有爵、角觚等礼器。 陶塑出现白陶精品其纹饰多属凸雕，选用细致底纹和粗壮浮纹巧妙地结合塑成。 浮纹多采用夔龙或禅纹等动物题材为主题，而以雷云纹之类的几何纹样布满底层；宾主协调切疏密恰当，显得格外玲珑剔透，艺术价值颇高，完全可与时代齐名的青铜器媲美。 盛行于商代早、中期的陶塑品种，在河南就出土有陶龟、陶羊头和陶蛤蟆等，且都形象生动逼真。 但从夏、商两朝的陶塑出土品总的来看，多为动物形象塑造，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人们的审美观点和对现实生活的亲身感受。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商殷炼铜同时期出现过一种称作“陶范”的陶制品即今日的模具。 精致的陶范，既是金属成型需要的模具，幽能使铜器直接刻见花纹。 所以说，陶塑对推动人类冶炼技术的进步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西周灭商，宣告中国奴隶制时代的基本结束。 历史走进了封建社会阶段，陶瓷雕塑则因社会发生的巨大变革，塑“俑”代人殉葬逐渐自成一大门类。 秦俑群的宏伟壮观；汉唐陶瓷雕塑创作的空前繁荣；宋、元、明的瓷雕珍品争丽斗；清代康、雍、乾三朝陶瓷雕塑产销两旺和装饰出新等等，真正促使陶瓷雕塑达到了人们比喻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之艺术欣赏效果。 周朝陶塑应用范围扩大到建筑装饰上，现已发现有各种形象生动的浮雕瓦；虎头状的排水口等，它使建筑增添了美的感觉。 称为“明器”的陶塑俑的制作得到迅速发展，并导致它在中国陶瓷雕塑发展史上，较长一段时间竟占据着主导地位。 河南省的洛阳；山西省长治；山东省临淄、平度、长岛齐墓中都有陶俑的发现。 观察制作显然粗糙，全身见留明显刀痕，带有较大的原始性；施加彩釉的陶俑男女，有的身披甲、有的目瞪口张、有的舞姿一般，表情和形态各呈异状。 秦，汉是中国陶瓷雕塑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重要时期。 被国际友人堪称“世界第八奇观”的秦陶塑兵马俑群在陕西省临潼县皇陵东侧出土，不仅弥补了历史的空白，更使陶塑艺术放射出惊人的奇异风彩。 那些形象逼真、高与人齐且胎质坚硬的陶塑群体，不单留下了秦朝具备的高潮创作技术，同样还是秦朝扬威统一中国的最好历史见证，据考究；秦兵马俑应属中国出土的最大滔塑精品，高度均在1.78-1.98米之间。 初步探讨结果，这批陶塑的创制过程应采用泥模与手捏相结合、分段制作的方法进行的。 陶工超做是先做头，头像模具至少有几十套不同的，又拿每套模具复印出大量头、形相同的泥坯，然后用手捏塑，运用推、捏等内顶外压技术，把同一模具做出的泥坯塑成不同的头型；再作艺术处理，使肌肉、五官、须发等达到各异的形状，进而塑造出类型相同、性格各显不同的形象。 头型的模具没有耳朵，人俑的双耳似用另模压出再行装贴的；胡须亦似预制的贴片；头发、帽子、嘴、眼等部位，都可以见到局部贴片加工的痕迹。 这种运用模具与塑造相结合的手法，在兵马俑的陶塑艺术中别具一格，引人入胜。 具有鲜明写实风格的汉代陶塑，出土的不光是人物差不多一切人生日常需要之物，几乎全被陶塑复制出来，放入墓室内作陪葬品。 特别使众多文物考古专家为之倾倒的罕世珍品——1957年在四川省成都市天回山墓出土的一件高53厘米的陶塑说唱俑，其造型及为生动感人。 细视此“俑”为一老翁，身材处理短胖、上身袒裸，大腹如鼓状；左臂环抱小鼓，右手稳握鼓槌，赤左足曲蹲，赤右足翘起，表情幽默风趣。 从表面看，其杰作并没有强调比例与结构，但却能突出人物的动态表情，尤其是那种企图征服听众和观赏者的眉飞色舞神气，在整体造型上被课画得十分成功且很有吸引力。 读者还可从作品中看到，说唱俑似乎刚讲到精彩发笑之处，仿佛口在说唱，手足也跟着说明一样，连旁流露出健康诙谐、滑稽逗人的神态和精力充沛、引人注目的情感。 证明了创制者不仅尽力表现了其动势美，并且表示了汉代民间陶塑工匠的技艺水平已大带相当高度。 三国时期的陶瓷雕塑艺术不大发达，品种制作简陋，形态呆板，数量也不多，没有明显的特色。 例如：1954年在江苏省南京市发现吴赵土岗墓并出土多件武士俑以及动物雕塑羊、熊等，形式相同且技艺拙劣。 但由此则得知应数第一位塑造瓷雕的艺人名，因同时出土的一件青瓷吊虎子刻有铭文（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袁宜应为作者姓名。 两晋时期的北方陶塑，水平也见一般。 真正能够代表这一时期陶塑艺术水平的自然应数北朝。 因为不论任务或动物的制作，都已突破前代古拙生硬的作风，进而注重神态的精心刻划，并在继承汉朝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又适时吸收了佛教艺术及石窟造像的长处，促使它的艺术水平不断提高。 故显造型优美、技艺熟练，甚至连衣冠服饰、社会生活等方面，也具体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南北各族文化大融合的特点。 据《江西通史》记载：公元583年，江西省景德镇曾为陈国京城建康（今南京，原管辖刻镇）烧纸过大型雕塑品“陶础”，作为营建宫殿的柱脚。 清代史书《南窑笔记》曾载景德镇在“隋大业中（公元605—618年），始作狮象大兽二座。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文化灿烂的时代，也是陶塑发展昌盛的高峰。 其出土量之众多，表现范围之广泛，各个形象之完美，工艺技巧之成熟等等，均是钱钞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 如陕西省乾县唐昭陵陪葬出土的一件陶塑唐女骑俑，高计37厘米，只见其头戴两层帽、上似笠下似风帽，身穿窄花袖白衫，外套红碎花白褥，腰束淡黄色条纹白长裙，足配尖头黑色鞋，骑红斑黄马且左手勒紧马缰；整体造型十分简洁，自然洒脱，色泽鲜明，神情生动，逼真地再现了唐代妇女服饰的时尚特征。 陶瓷评论家朗志谦曾撰文认为，在艺术处理上有独到之处的唐三彩，包含了引人入胜的两大因素，就是“具有色彩调和美“加”陶瓷技术和雕塑技巧相结合的产物，二者相辅相成。 两宋时期的陶瓷雕塑，多方面地吸收了泥塑、石刻等姐妹艺术之长处，进而加速提高了它自身技艺水平。 包括有“唐三彩”在内的陶瓷出口日本，正式揭开了国际贸易往来及陶瓷雕塑外销的壮观畜牧，制作精湛的陶瓷雕塑名声也随之传诵海外，并见阿拉伯人来华经商的瓷雕实物形象塑造之例证。 景德镇窑曾在该镇湖田等窑址和有纪年的宋墓里，出土过北宋早期影青瓷吊品种。 瓷雕品种既有供摆设、观赏的小玩具；又有专作奉供的观音佛像、殉葬明器；还有实用性较强的瓷雕品及附属在壶、瓶、炉等器皿上的捏制动物、花果象生词调种类；并和同时代的定窑、吉州窑等地词调风格相接近，且都具有宋代工艺美术所共存的灵巧、典雅、秀丽之特征。 其中影青捏花合、镂雕和堆吊熏炉、皈依瓶等等，还开启了景德镇捏、镂和浮吊之先河；圆雕杰作〈胡人牵马雍〉更是令人叫绝。 江西省吉州窑产生了中国陶瓷史册见有记载的第一位女瓷雕制、绘全能高手——舒娇。 史载宋时“江西窑器出庐陵（吉安旧称）之永和市，有舒翁工为玩具，翁之女尤善，号日舒娇”，“青原殿上一供佛瓶，乃永和窑舒翁所陶，其女所画之”由此不难看出，舒娇制瓷技术和艺术水平胜过其父，且在北宋晚期至南宋初期曾蜚声瓷苑。 元朝的瓷雕影青观音，高计66厘米，可见观音头戴宝冠、身披袈裟和璎珞飘带，体态匀称端庄、脸容 润，神情温雅慈祥，确有一股大慈大悲，降福救难的独特气质，让人观毕由衷地朝拜。 考古分析七制作方法是：先用瓷土捏制出形体轮廓，再用刀具精工细雕；璎珞飘带则是贴上去的，施明澈莹润的影青釉再经高温一次烧成，较理想地达到和谐同意、清新雅致的艺术效果。 明代起创制风潮的德化县塑造神佛像、如观音、关羽、达摩、西王母、罗汉等，具有人物传神，衣纹简练，线条流畅和肃穆慈祥的艺术风格，当然也是与本地佛、道教寺庙众多分不开的。 据查仅仅观音在明清（指清朝前期）亮带，十八手观音、渡海观音、立莲观音等70多种，大到60多英寸、小至九厘米，规格共计200多样。 欧洲和美国博物馆珍藏有不少德化瓷雕艺人创作的弥勒佛和八仙、寿星等作品，留下姓名的工匠是：何朝宗、何朝春、张寿山、林朝景、许财源、苏蕴玉和陈伟等人，其中当数何朝宗名气最大。 文物专家们作过保守统计，国外已收藏的何朝宗作品，至少在200件以上，成为“天下传宝”瓷雕绝作。 彩瓷受到泥塑彩饰的影响，此时已在景德镇甚是兴盛，可谓是瓷业装饰领域里的一场意义深渊的技术革命，促使瓷雕生产中的加彩非常流行（即有青花、五彩、素三彩和斗彩品考古发现）；又使人们由欣赏单色釉的审美习惯，过渡上升到欣赏瓷质配彩绘美的阶段。 经过加彩的瓷雕，给人增添生动自然感，同时又让彩绘与瓷雕，很快变成一对孪生子；进而凭其加彩的新优势，快速在全国瓷雕产区独树一帜，不少佳作也见争先恐后地问世。 如现存四川省峨眉山报国寺院内的高计2.47米的庐舍那大佛、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青釉青花加彩坐狮人、安徽省闻名佛教圣地——九华山庙宇摆设的铜红釉独角兽等等。 明代景德镇瓷雕闻名的艺人还有，善作仿古品种的周丹泉、精于古玩一类创作的陈仲美等人。 1910年4月28日至10月28日，清政府在南京举办过我国“南洋第一次劝业会”，景德镇送展的仿古瓷雕塔，“价值一千五百金，为我国特产”民国已出名的瓷雕艺人有曾龙升、徐顺源、蔡寿生、扬海生、扬秦川和蔡金台等人。 他们各有所长，技艺昭著，且都系江西省丰城县籍。 其中曾龙升创作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巨型塑像，选送美国参加了1932年举办的“芝加哥国际博览会”。
中国石雕的发展历程
据研究，该处岩刻年代约为公元前1000年，是青铜时代的作品。 南越王宫署遗址发现有多根四方基座八角棱柱形石栏杆，是中国建筑史上目前已知最早的石栏杆构件。 南越国御苑遗址，以石板作冰裂纹精工铺砌的石池、婉蜒曲折的石渠、巨大石板架设的石室以及多种石构件，为中国秦汉遗址所首见。 南越王赵昧墓，是迄今所知岭南规模最大的石室墓，墓室巨石重达2．6吨。 墓中出土的244件（套）的玉器，其中包括71件玉壁以及两件青玉圆雕舞女、l件浮雕卷云纹的青白玉雕角杯，还有丝镂玉衣、龙虎并体玉带钩，龙凤纹重环玉佩、兽首衔壁，均可谓精美绝伦的珍品，反映了当时加工玉石的高超工艺水平，可见南越国已掌握了开料、造型、钻孔、琢制、抛光、改制等手法以及镶嵌工艺。 在南越王墓中，还发现滑石烤炉、耳杯、猪、枕以及石砚、研石。 砺石及磨制精细的石斧等。 说明石雕也是被重视的工艺。 从人类艺术的起源就开始了石雕的历史。 可以说，迄今人类包罗万象的艺术形式中，没有哪一种能比石雕更古老了，也没有哪一种艺术形式能工巧匠它更为人们所喜闻乐见、万古不衰。 石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一二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期。 从那时候起，石雕便一直沿传至今。 在这漫长的历史中，石雕艺术的创作也不断地更新进步。 不同时期，石雕在类型和样式风格上都有很大变迁；不同的需要，不同的审美追赶求，不同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都在制约着石雕创作的发展演变。 石雕的历史是艺术的历史，也是文化内涵丰富的历史，更是形象生动而又实在的人类历史。 先秦时期的石雕新石器时代的石雕距今一万年前后，原始先民告别了采集、狩猎经济，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而转入了定居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开始从事以农耕和畜牧为主的聚落生活。 当原始人告别山林的采集、狩猎环境，移居平野河岸和丘岗，过去那些栩栩如生的狩猎艺术也不复重现。 人们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图案，往往都是简练、概括抽象变形乃至几何形式化了的动物纹饰，因而在新石器革命蓬勃发展的地区，石刻岩画已退居次要乃至绝迹。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左右，已会烧制陶器，但在距今七八千年左右，才开始进入彩陶时代。 相比而言，中国古人类发明磨制石器的技术，在旧石器晚期就得到了运用，山顶洞人的石质装饰品，是经琢磨穿孔而成，这是中国古代雕刻史上的里程碑，因为，只有研磨技术的发明，石料才会成为人类攻无不克的雕刻质材。 裴李岗、仰韶文化时期，中华大地的冰川期结束，是非常适宜于人类生存发展的气候温暖期。 定居的农耕民，他们乐天知命、相安无事地编织着和平的颂歌。 他们制作各式各样的陶器，喜欢采用抽象简练、概括的人面鱼纹以及各式几何纹作装饰，人们对形式美的认识大为扩展，造型艺术也扩大到雕塑的各个领域。 中国新石器时代较早的石雕作品，可以裴李岗文化的石磨盘、磨棒为代表。 它是用砂岩加工而成，外观被设计成鞋底状的几何形，工整而大方，重心稳定，其加工难度很大，需要敲打、切割、琢磨修整，涉及到各种石雕加工的基本技法。 与同时的各种磨制石器相比，它更具有形式感。 它不仅是对原始人生产劳动的忠实记录，还体现了较高的审美价值。 这种凝聚着双重性质劳动的石工具，往往被作为随葬品置于死者的身旁，正是宗教般的感召力才能促使艺术家创造出这种罕见的石雕作品。 然而在拳石器时代，由于陶塑易于造型，质材随处可得，因而它始终是雕塑的主流。 一直到铁器发明之前，石雕仍然是罕见的艺术品，所以，我们的注意力还得转向石刻岩画。 石刻岩画，在条件适宜的边区，仍是原始行艺术家创作的主要形式，而且经久不衰。 例如阴山岩画中就有不少新石器时代作品。 阴山岩画的表现风格，其影响是十分深远巨大的。 事实上，我国北方和西北的古代游牧民创作的岩画，多属凿刻石璧而成，其源头则应溯至阴山岩画。 另外，狩猎与动物的描写始终都是永恒的主题。 商周金文中的图画字，战国铜器的写实纹样，秦画像砖的人物狩猎图，都是这样技法的延伸，只不过后者日趋精确化、形式化和韵律化而已。 由此可见，黑影技法的抽象概括和夸张的特点，最能体现中国古典艺术不重形似，追求气韵生动传神的审美理想。 此外，中国古石雕技法的另一源头——线雕，也是出现于新石器时代。 发现于江苏连云港将军崖的石刻雕像，据认为就是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原始先民凿刻的。 这种线刻石雕形式，在历代的石雕创作中，被运用得最为广泛。 新石器时代的石雕虽然出土不多，但其风格并不单纯，也是完全不同于石雕岩画的另一番天地。 出自辽宁东沟后洼的几件滑石雕刻，皆为圆雕小人头像，刀法显得粗犷奇拙，形象古朴、生动，表明它们是象征性的作品。 人首石雕尽管表现手法稚缺陷抽象，但并不意味着当时雕刻技法低下。 如大溪文化的浮雕人面就采用了刻磨的技艺，而且其形象还具有一种无形的宗教力量。 显然，当时的雕刻家是把他们主要的精力放在创作玉石雕刻品这上了。 因为我们在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中，已看到了许多精湛绝伦的玉雕作品以及小石雕工艺品。 红山文化的玉龙是罕见的杰作，它是用硬度较高的岫岩玉制作的，这是石雕技法应用于玉石雕刻创作的证明。 众所周知，古代雕刻品中，玉与石的质料是很难区分的，在专家的鉴藏分类标准中也只有相对看法。 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确认，在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古代雕刻家是将玉和石同等对待的，所以我们在红山文化和北阴阳营文化中，见到与五雕并存的还有鱼形石坠、雨花石装饰品。 另一方面，原始的艺术家还把他们的技艺广泛应用于实用器具加工的领域，制作石杵、石臼、研磨盘以及各种石农具，同时还用于雕琢石室类型的墓冢和石椁。 尤其是后者的出现，在中国古代石雕建筑艺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发现于辽宁海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石棚，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巨石建筑是不加雕琢的天然巨石的简单组合，显得沉稳有力，是使人超脱于尘世的原始巨石崇拜的产物。 它一度盛行于欧亚草原，后流传至东亚大陆，无国时入文明时代，在边区仍然可以找到它的遗迹。 辽宁海域的石棚形式，其石板已被雕琢成规整的几何体，人为的力量得到加强，自然力和宗教精神显然就减弱了。 它当为巨石建筑的尾声。 这咱石棚建筑，据认为是墓葬。 在史前人的心目中，巨石通常被认为是灵魂或神的住所，因而它常被用作界石、棺椁或宗教崇拜的对象。 迄今为止，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石雕作品，可大致划分为几类。 第一类为传统石雕，包括传统的典型细石器和小件饰物；第二类为磨制实用器，包括日用品、器皿和生产工具、武器；第三类为具有宗教性质的偶像；第四类为具有生活气息的动物石雕、琢制的石磐。 其中以器具和动物石雕最能代表当时石雕造型的最高水平。 我们后来能在商代妇好墓中，见到众多的现实动物和幻想神性动物雕刻品的存在，不能不归结于新石器时代这种热衷于讴歌自然生命的石雕传统。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新石器时代先民创作的实用器具中，颔略到几何造型这种艺术语言的美妙之处。 事实表明，新石器时代的石制品，如生产工具和武器都具有能够引起人们视觉美感的点、线和轮廓，它们再现在装饰形式上，便构成了前所未见的几何艺术语言的系统。 不以规矩，则不足以成方圆，这是古人对形式美感最本质的观察和体验。 所以，中国早期的象形文字，都是一些由方、圆的线条结合点、划构成的精巧图形。 这咱象形字是把语言文字同美学结合而成的艺术创造。 事实上它与原始石雕的几何造型同出一源。 古代人类是在创作生活用具的同时，创造了点、线、方、圆等几何形象，我们中人仔细地浏览一下新石器时代晚期典型的石制品，就禁不住会赞叹古代先民怎么会有如此高超的造型技巧。 尽管尚未发明铁质凿刻工具，但他们已能用最概括的点、线反映出对象的客观实际。 这些器物的形、线都是那样优美，是那样对称精确。 古代先民已完全懂得，最美的形式同时也是最为便利实用的器型。 商代的石雕继二里头文化之后，是二里冈文化，代表商代中期的遗存。 这时的石器生产仍占重要地位，当时盛行各种陶塑制品，却罕见引人注目的石雕作品。 直到殷墟文化时期，进入中国青铜时代的鼎盛阶段，石雕艺术又重新绽放出夺目的光彩。 晚商著名的人物雕像，还有出自安阳侯家庄1004号大墓的臼石人残像，殷墟妇好墓的376号石人。 这些人物刻画细致，服饰发式清晰可辨，是古代雕刻家对社会生活的直接表现,从而为后人留下了可供观摩的范本。 商代社会中盛行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动物也是时人崇拜的神灵，因而石雕艺术家尤其善于表现形形色色的动物世界。 大型的动物石雕多见于王都安阳殷。 侯家庄出土的石鸭，造型粗重，周身有线刻纹饰，是一种不拘泥原形的再创造，其尖喙和突目勾活了猛禽的本质特征和凶狠的个性，其余细部皆被略去，其下双足粗细不一，是为了支撑平衡，也避免了单调感，其身上的羽毛和双翼则用线刻纹表示：这种于圆雕造型中融入图案装饰的手法，是商代雕塑区别于史前雕塑而形成独自风格的显著特点。 明清的建筑石雕明清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动乱、复苏、繁荣又走向崩溃的最后一轮循环的周期，当时的建筑艺术，还是沿着古典艺术析传统向前发展，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史上的最后一座高峰。 明代的宫苑、陵邑的规模都十分宏大，附丽其中的建筑石刻艺术也取得了不少创新的成就。 清肛的离宫园林，更是在规模质量上超过了明代。 石刻华表古已有之，但明代天安门的白石华表却自有其时代的特点和艺术成就。 它是以多种雕刻手法塑造的空前建筑装饰，华表柱身的主体龙纹，以压地隐起的浅浮雕刻画出蟠曲而上的龙形，间夹以云纹华饰，使得华表瑰丽而庄严，其柱头上满饰异彩纷呈的透雕云朵，莲瓣石盘上饰以圆雕的雄狮。 其下还有华丽的八角座，围以雕刻精致的龙纹栏板和雕刻有狮子的望柱。 综观华表的总体造型，它是在传统形式基础上的升华，同时我们也看到，华表本质上也是中西文化合璧的完美象征。 事实上，故宫主殿的台基、阶梯栏杆、走道、中庭、石桥，皆为各种石雕艺术形式有机组合。 这些石雕是乾隆二十五年下令凿去原有的明代纹饰后重新雕刻而成的。 不过，从现有的石栏杆边饰花纹，我们仍可看出明清故宫石雕还是承袭了宋元以来的装饰纹样和技法。 综观明清的皇宫园林，其建筑石刻运用的广泛，可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它们雄辩地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世界上最优秀最伟大的建筑都离不开石雕装饰构件。 在清代的皇家园林中，圆明园是被称为“万园之园”的伟大园林，令人痛心的是它于1860年被焚毁于八国侵略联军之手。 如今我们从园中废墟残存的石雕建筑遗迹，仍可窥视到这座绝冠古今的园林建筑艺术的一些风貌。 明清建筑广泛运用石刻艺术形式的例子，可说是不胜枚举。 如众所周知的北京天坛，那是明清两朝皇帝祭天与祈祷丰年的场所，其主体建筑之下的基座、白石圆坛、石构件上都雕刻有十分精丽的装饰。 它们都是在朝廷官府的控制之下，为适应封建统治以及奢侈豪华的生活等各种需要创作的，这在陵墓建筑上也反映得十分突出。 如今，在安徽凤阳的皇陵、南京的明孝陵、北京的十三陵、河北遵化的清东陵、河北易县的清西陵等处，都保留有大量的明清陵墓石刻。 中国石雕艺术节中国石雕艺术节-----暨中国嘉祥石雕艺术节中国（嘉祥）石雕艺术节。 从2004年，以“千古艺术绝唱、中华石雕盛典”为主题的石雕艺术节揭开了嘉祥石雕艺术发展的大幕，之后，每年都有新目标，每年都有新成果，努力把文化创意融入石雕产品，进一步拓展了石雕产业的文化内涵，促进了石雕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艺术节当天，嘉祥石雕文化广场布满了千姿百态、风格迥异的石雕作品，既有出自嘉祥能工巧匠的得意之作，又有来自国内其他著名石雕之乡的精品佳作，还有琳琅满目的奇石异材，各种加工器械……一场石雕的盛宴在嘉祥摆开。 2004中国（嘉祥）石雕艺术节在“一方水土，走进嘉祥”大型文艺演出中拉开序幕，泰国曾氏宗亲合唱团一曲《中华-我的家》唱出了中华民族血脉凝聚的激动，博大精深的武氏墓群石刻、绵延古韵的国际石雕艺术大道、演绎现代时尚的石雕精品、别具特色的民俗展演，多角度、深层次地展示了嘉祥文化的魅力和内涵。 2005年中国（嘉祥）石雕艺术节，以“走进嘉祥，幸福吉祥”为主题，策划和举办了石雕艺术研讨会、曾子故里行-吉祥游、国际奇石博览会暨海峡两岸名人书画交流展、“曾子孝道与和谐社会”论坛、宗圣曾子诞辰2510周年祭祀大典等活动，进一步彰显了嘉祥文化的“吉祥”新质。 2006年中国（嘉祥）石雕艺术节，以“和谐、诚信、魅力”为主题，隆重举办“嘉祥杯”山东省十大孝星表彰大会、县域经济发展论坛、唢呐艺术表演等活动，进一步打响了曾子故里（孝德之乡）、石雕之乡、唢呐之乡、鲁锦之乡“四乡”文化品牌。 2007年中国（嘉祥）石雕艺术节，以“提升石雕艺术、弘扬优秀文化、打造魅力嘉祥”为主题，举办了“和谐之美”石雕艺术作品大赛、“石雕艺术与城市雕塑”研讨会等活动，倡导发展石雕艺术创意产业，推动嘉祥石雕石材实现了由资源产业向文化产业、高附加值产业的转变，由粗放经营向规范管理、产业提升转变。 嘉祥石雕艺术以当地盛产的天青石为主要原料，辅以大理石、花岗石、汉白玉等名石珍玉，集采石、创作、雕塑加工为一体，产品主要以龙亭龙柱、琼楼玉阁、大型牌坊、人物花草、飞禽走兽、仿古器皿为主。 艺术风格以崇高威严、古朴浑厚的古典艺术风格为主，兼有清新明快、寓意深刻的现代艺术风格，在海内外享有 “巧夺天工”、 “石破天惊”之盛誉。 1996年，嘉祥县被国家命名为 “中国石雕之乡”。
盘点2018十大艺术现象：未来加速 艺术迭变
按：刚刚过去的2018，是一个回溯历史与再造未来同期前行之年，城市复兴与当代艺术相遇，艺术链接生活终走向可期现实。 而已经来到的2019，必是一个不甘平凡的荣耀之际。 昨日，我们刚借“事件”回顾了那些值得纪念的瞬间；今夕，我们拟以“现象”来观察这一年的新趋势和新现象，因为这些极有可能触及2019最新的艺术未来。
大多数时候，欢呼得有多快，遗忘的就有多快。 让我们在时光年轮全新开启的这一刹那，祝福生活如昨，感恩一路同行。
2018展览很忙 集体性纪念引发社会大潮
1978-2018，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时间段，各领域都在创造“奇迹”。 身处此重要时间节点，各界都在做出回应，艺术界自不会置身事外。 因此这一年，各类纪念、回顾乃至反思等事件、展览、活动等猛增，而当代艺术领域反馈积极：龙美术馆（西岸馆）“转折点——中国当代艺术四十年”与上海宝龙美术馆“艺术史：40×40——从四十位艺术家看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均由吕澎策展，分别从不同角度勾画四十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史。 年底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开幕的“中国新水墨作品展1978-2018”则是首次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水墨艺术进行系统大规模的梳理。 深圳OCAT联合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共同推出“中国当代摄影40年”，约200人的艺术家名单几乎覆盖了中国所有重要摄影艺术家。
“转折点——中国当代艺术四十年”开幕式现场“艺术史：40×40——从四十位艺术家看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嘉宾合影
“中国新水墨作品展1978-2018”嘉宾合影三影堂十周年特展现场作为全国年度热词，各地域艺术机构也纷纷结合本土艺术发展历史推出与40年相关的展览，这些展览中的艺术家和作品，共同见证中国40年来的发展变化和中国艺术的变革。 回溯历史而启迪未来，2019年已经来临，这40年对于中国，对于中国艺术而言皆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
顶级美院相继校庆 引发对艺术教育的深度探讨
2018对于中国美术教育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是中央美术学院(微博)建校百周年，中国美院建校90周年，鲁迅美院建校80周年，这实际上是中国美术教育的生日之年。
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90周年纪念大展开幕式现场中央美术学院百年校庆现场鲁迅美术学院建校80周年纪念大会中国美术学院以建校九十周年为契机，共策划12项校庆学术活动。 并邀请来自8个国家的数十位教育专家共聚北京，举办“Panel 21：廿一世纪艺术/教育圆桌会议”，共同梳理和探究艺术教育前沿课题。 中央美术学院在建校百年之际发起“国际美术教育大会”，300位嘉宾共同探讨“新时代的美术教育”。 而在“新时代全国高校博物馆、美术馆的建设与发展—全国高校博物馆、美术馆工作年会”现场，形成的首届“杭州共识”则为艺术教育的深度延展提供更好更落地中介。
对他们而言，校庆都已不再是一次庆祝，而扩容为一系列关于中国当代艺术教育及相关话题的集体性讨论。 而正是借助持续进行的各项多层级探讨，中国艺术教育的各项问题得以陆续解决与推进，艺术教育惠及全民，深思多虑利在千秋。
国际美术教育大会嘉宾合影Panel 21：廿一世纪艺术/教育圆桌会议现场“新时代全国高校博物馆、美术馆的建设与发展——全国高校博物馆、美术馆工作年会”现场
文博机构晒家底 书画顶级藏品爆仓
2018堪称文博大年。 诸多鲜少在公众场合露面的国宝、珍宝们纷至沓来，让观众颇有受宠若惊之感。
宝贝太多太棒，简要罗列便足够震撼：《洛神赋图》坐镇辽博新馆开馆，还有《簪花仕女图》《瑞鹤图》《草书千字文》《张旭草书古诗四帖》《欧阳询书仲尼梦奠帖》等重磅书画联袂登场；传为李白唯一书迹的《上阳台帖》展于故宫张伯驹收藏展，北宋范宽《雪景寒林图》真迹时隔六年亮相天津博物馆百年大展；上博董其昌大展阵容强大，王献之《鸭头丸帖》也赫然在列。 台北故宫博物院不甘落后，26件国宝书画皆是晋唐宋名作；境外关于中国书画的重磅展览更是热火朝天。
当然不仅是晒家底儿，“国家宝藏”第二季持续推出，七大博物馆集体入驻抖音。 显然，博物馆在如何吸引社会关注度上真是用心良苦，博物馆已从原有的社会生活边缘地带走到了百姓视野的中心。 但是对于博物馆而言，文物才是自始至终的主角。
超级大展的流量红利 买票排队看展成常态
相对往年大众对国际大展的惊艳，2018年此类现象基本成常态，随着国际大咖艺术家的陆续输入，买票排队观展已是惯势。
年初，享誉全球的视觉装置艺术大师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迄今为止国内最大规模个展“道隐无名”在红砖美术馆开幕。 下半年，美国摄影艺术家辛迪·舍曼国内首个展登陆复星艺术中心；路易丝·布尔乔亚首场中国大展“永恒的丝线”在龙美术馆（西岸馆）举行。 二十世纪具传奇女艺术家妮基·圣法勒在北京今日美术馆的回顾展等，与两年前的顶级艺术大师来华热潮相比，2018年所呈现出的新趋势，则是此类既有学术性又有大众认知度的“现象级”艺术家的来华首展。
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道隐无名”开幕现场，左起：丹麦媒体公共外文化主管汉娜 、冰岛驻华大使古士贤、艺术家奥拉维尔·埃利亚松及策展人闫士杰
辛迪·舍曼《无题》1980 墙纸 复星艺术中心展览现场龙美术馆（西岸馆）路易丝·布尔乔亚首场中国大展“永恒的丝线”现场其中值得关注的是，门票收入已经成为此类展览的重要收入构成，中国观众购买门票看展已成常态，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拍照打卡发朋友圈，这背后折射的是大众尤其是年轻人对于文化艺术消费的提升。
新媒体晋级殿堂 来自学院的适时反思
在“新媒体”逐步呈现泛滥与疲软之态时，2018国内两大顶级美院反向而行，通过两场盛大展览，宣告主导介入与深思。
9月，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BMAB2018） 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围绕“后生命”这一主题集中呈现艺术家在艺术与科技领域的跨学科艺术实验，并触发艺术家、设计师、科学家和理论家之间的深入探讨。 一个月后，中国美术学院主办的“全息书写：2018国际跨媒体艺术节”启幕。 主题 “全息书写 Holographia”以东方趣味明晰的“书写”融时代前行中必不可少之“全息”，透过大量的创作后设地反思跨媒体艺术在媒介拓展与媒介穿越方面所作的实验与创新。
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BMAB2018）现场“全息书写：2018国际跨媒体艺术节”现场未来将来，未来已来，我们如何应对和演绎？如邱志杰所说：后生命，表达的是这样一种谦卑：那就是我们对什么是生命的边界，依然一无所知。 而“全息书写”隐含的某种态势更值得关注。 “值得探讨的是它展现了这几年国内媒体艺术新的孵化信号。 ”管怀宾早已感受到现实情况的严峻，当代艺术界充斥着越来越多的新媒体杂耍，而科技艺术、科艺融合也已经烂大街，艺术界需要做的是警惕反思并努力改变而非迎合。
寒风凛冽 中小型画廊的生存与挑战
今年，画廊业巨头之一的大卫€€卓纳（David Zwirner）某次会议上提出一个建议：像他这样的顶尖画廊在参加艺博会时应该付更多钱以贴补一同参展的小型画廊。 由此可证2018年市场的进一步紧缩，中小型画廊日子颇难，但机遇也因此冒头。
7月，国际共享模式Condo引入上海。 一时间，9家本地画廊联合13家海外画廊，在上海西岸、M50和市中心等多个区域展开跨国合作的艺术联展。 Condo的引入不仅让本地画廊看到更多合作可能，也使业界目光再次投向中小型画廊。 随后，雅昌艺术网相继投放2018年“上海画廊生存调研报告”和 “北京地区画廊调查问卷”，数据结果显示，上海样本中，参与本地调研的画廊中超过四成的画廊坦言没有盈利，其中，36.84%的画廊表示过去三年整体“收支平衡”，5.26%的画廊表示“亏损较多”。 而北京样本显示，近75%的画廊认为当前最大的挑战是整体经济下滑。 超过60%的画廊表示过去三年收支平衡或偶有盈利；50%的画廊表示今年整体销售数量与去年持平。
2018年3月 《中国画廊行业报告2017》发布会 嘉宾合影留念回溯年初香港艺术盛会，在中环这个寸土寸金之的，从最早喧嚣的“古董街”荷里活道，到因租金高昂而被迫分散中环小巷的年轻画廊；后又因陆续进驻的国外画廊而汇聚毕打行、中国农业银行大厦；最终到如今更为集中的H Queen‘s…分散到聚合似乎是香港画廊缓慢行进却又难以违背的大势所趋。
这其中，饱含艰辛与曲折，繁华与荣耀。
公共艺术展“去中心化”成普势
2018年，对中国公共艺术发展来说无疑是爆发之年，从12月28日开幕的“第二届合川钓鱼城国际新媒体艺术节”往回溯源，大型公共艺术活动的举办几乎贯穿整年，如3月海南举办的海南公共艺术计划·来自中英的艺术家，4月的丝路新语?博鳌国际雕塑展”，7月平遥国际雕塑节，8月2018中国?民勤沙漠雕塑国际创作营 、2018东莞雕塑装置艺术节 ，9月中国天津首届公共艺术大展、郑州雕塑公园、大连雕塑公园、2018眉山乡野艺术节、第八届中国曲阳国际雕塑文化节、厦门“海上共明月”公共艺术节、河南林州万壑松风小镇，10月合肥城市单年展，11月中国大同雕塑双年展、重庆悦来公共艺术展 ，12月2018首届广安田野双年展、2018水渡河国际艺术节等，雅昌艺术网关注及报道的大型公共艺术活动，全年加起来有17场之多。
中国大同雕塑双年展合作社对岸山体的主题标语：羊蹬改革开放40周年2018水渡河艺术节开幕 湖南公共艺术首次集体亮相这些活动涉及的地域有武汉、重庆、郑州、大连、合肥、天津等众多二三线城市，大同、眉山、曲阳、民勤及广安、平遥和林州这样的三四线城市和乡镇，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当下公共艺术的创作和展示空间已发生偏移，从中心城市转向二三线城市甚至乡村，这些地方正在成为公共艺术一个新的增长点，也可以说，2018年，是中国公共艺术去中心化的一年。
一方面是公共艺术的去中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另外一方面，这种趋势对中国的乡村、城市、公众、艺术家们的公共艺术创作及当代艺术创作，甚至是整个艺术大的环境究竟意味着什么。 问题与机遇总是并存，可以预见的未来是，在接下来的一年，共公共艺术的去中心化将继续，类似活动也将越来越多，其中出现中国的“越后妻有”也不无可能，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批评家、策展人及艺术家们已意识到公共艺术发展存在的问题，并在着手解决，此外，当代艺术家们也越来越多介入到公共艺术的创作中，在未来，当代艺术的创作是否会出现公共化的倾向还有待观察，总之，公共艺术的去中心化，尤其是走进乡村，直面现场，对于我们来说，或许是一次创造中国自己的当代艺术和公共艺术体系的最好机会。
六大城市当代艺术季模式渐趋成熟
当城市复兴与当代艺术相遇，多元艺术品牌正展开各类城市链接。
据观察，上海、北京、武汉、成都、西安、广州，六个城市不约而同以多展联动的方式组成较有影响力的当代艺术季。 如筹备两年的首届ArtChengdu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在热闹的步行街上启幕，当北京陷入艺术狂欢，再至全球瞩目的“上海11月现象”，而两个月前西安当代艺术展狂欢上演的影像仍历历在目，@武汉在2018年将散落之势形成合力，逐渐清晰显示这座城市的文化性格和艺术野心，汇聚科技与艺术、凝聚本土与国际的第六届广州三年展则声势浩大地席卷了几乎整个珠三角，力证这里的当代艺术从未“沉寂”。
约5年前，艺术北京总监董梦阳说：“中国十几亿的人口，只要有5%的人收藏艺术品，这个基数就是不可限量的。 ”那时听来只觉是遥遥无期的梦，如今，梦基本成真，当代艺术深嵌其中。 全球化的传播下，这类通过文化复兴塑造城市品牌的文创策略已成为如今城市再生模式中最受关注的一类。
太古里广场上“拔地而起”的首届ArtChengdu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2018艺术北京现场2018西岸艺博会现场“古城新脉 城墙之外“开幕第六届广州三年展展览现场书法圈怪象频出 现代书法出路何为
很难简单地说，精英阶层的日益衰微是好是坏，普罗大众亲近文化必不坏，而高雅审美的渐趋缩小似也不好。
这一年，书法界依然话题不减，先是有人抡个大拖把“写字”，后来有人发明了“吼书”，最近，抖音、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平台上，有人用针管在纸上喷射墨液的视频火爆起来，而沃兴华亲自撰写的《致歉信》亦刷爆朋友圈，信中称：原定在成都开幕的个展因意想不到的原因取消，让“丑书”讨论再次回归大众视野。 此外，持笔文人转战书法领域不在少数，而知名作者莫言举办书法个展则引发巨大社会争议，其实莫言算得上谦虚，至少承认自己算书法界门外汉，只是资质平平的“写字的人”。
目光放回年初，第六届 “兰亭奖”作品展出前，中国书协公示了第六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的评选结果，其中最具有价值的金奖成为空缺。 中国书协副主席陈振濂认为，这其实是对当下书法发展现状务实负责的反映。
其实，这也是书法界现阶段创作现状中有高原无高峰的写照。 当生活水平提升，传统艺术大众普及程度飞速上扬，如何准确面对它的传承与创新？艺术需要自由表达，但更需肩负时代的责任担当。
文物追缴路漫 惊喜遗憾并存
年初，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表示欧洲曾对非洲的殖民罪行是一段“需要翻篇的历史”，所以他准备让法国把当年从非洲掠夺的文物还给非洲各国。
这位总统的公开呼吁在国际社会引发巨大共鸣，中国对此甚有同感。 章公祖师肉身坐像追缴事件近年持续被关注。 之前村民已委托中荷律师团在荷兰提起诉讼。 但荷兰阿姆斯特丹地区法院于2018年底在网站发布书面裁决，表示对此案不予受理。 此案一度被认为可能成为中国文物通过法庭、而不是通过外交渠道被成功追回的首批案例之一，但遗憾的是，这个结果并不乐观。
而就在不予受理判决公布的前一天，国家文物局划拨中国国家博物馆青铜“虎蓥”入藏仪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 至此，流失海外百余年的圆明园青铜“虎蓥”终重回祖国怀抱。
近年来，国家文物局不断探索促成流失文物回归的多种途径，逐步建立综合使用外交斡旋、协商谈判、执法合作、司法诉讼等方式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工作模式，成功促成了30余批次近4000件套流失文物回归祖国，其中圆明园鼠首兔首、秦公晋侯青铜器、大堡子山金饰片等重要文物已先后入藏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等，为宣传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原则理念、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