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艺术家、艺术教育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黄永玉先生，于2023年6月13日逝世，享年99岁。老先生已逝世一周年，此文回忆了与老先生的点滴往事以表敬念。
黄永玉 视觉中国资料图
一
黄永玉先生离世一年了。这一年里，时不时会想起他，想起一些情景，一些事，一些话……断断续续，反反复复。
二
二〇一四年八月四日下午，我先与李辉、应红会合，坐他们的车，去顺义太阳城小区参加黄先生的生日宴。
黄先生已经坐在小区会所里，西装、领带、烟斗。一见面，我还没来得及贺寿，黄先生就说：“你写的《沈从文的后半生》，事情我大都知道，但还是停不下来，读到天亮，读完了。原先零零碎碎的东西，你完整写出来，就固定下来了。”
我本来带了书送给黄先生，沈朝慧——沈从文当作女儿抚养的侄女，黄永玉的表妹——已经买了一本给他。李辉说，黄先生先读的还不是书，书还没印出来之前，就在《收获》上读了。
所以黄先生接下来说：“也有缺憾，就是没有插图。”
我说：“黄先生，我没有什么可插啊。您自己画，可我不会画。”《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在《收获》上连载，每期黄先生都画好几幅插图。
我坐在黄先生的右手边，人逐渐来，问候黄先生，我站起来让位置，几次之后，就坐到了黄先生左手边。黄先生发现了，指着右手边的椅子对我说，你还是坐到这边来，我这边的耳朵好一点，说话方便。
第二天，坐在黄先生的客厅里，就两个人，没有打扰，说了很多很多话。黄先生畅快地说，我畅快地听。
黄先生说他现在的日子，就是画画、写字、和朋友聊天，最主要的是，写《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我酒也不喝，更也谈不上下棋、打牌，我都不会。”
“为什么您就不喝酒呢？”
“我的父亲也不喝酒，我的兄弟都不喝酒。但是我的爷爷是个大酒鬼，大到不得了。他帮熊希龄做事情，与熊希龄有亲戚关系，香山慈幼院是他盖的。他房间里面一墙都是酒坛子，我有个表兄帮他管酒坛子。他七十多岁退休回到湖南来，熊希龄在芷江还有个产业，他又到芷江去帮他管产业，所有的酒熊希龄派人从北京运到芷江。是个大酒鬼。”
“那您父亲不喝酒，跟您爷爷是个酒鬼，有没有关系？”
“我四叔——我父亲弟弟，我父亲是老三——四叔是大酒鬼，遗传给四叔不遗传给我父亲。我爷爷知道四叔是个大酒鬼，有时候回家乡了要骂他，喝醉了，骂不了，等第二天一大早再说吧；第二天一大早呢——他早午晚要喝三顿酒，早上四两——四两一下去就醉了，我四叔就没有机会挨骂，两个人参商之隔。叔叔在蚕业学校，养蚕教书，所以早晚碰不到头。我父亲是一滴酒也不能喝。”
“沈从文也不喝酒。”
“不喝，他家里大哥不喝，弟弟也不喝。”
“噢，他弟弟是军人，也不喝？”
“不喝，应酬可以。我的四叔，后来在沈从文弟弟那里当副官，喝醉酒就骂他，他们表兄弟呀，就骂娘。然后，我这个三表叔呢——就是昨天那个表妹的爸爸——就打他屁股，叫兵打屁股，他骂娘嘛。第二天醒过来，我四叔也不知道屁股怎么这么疼，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人家就告诉他，你骂娘，他就很不好意思。那个部队，都是家乡子弟，就等于是个大家庭，谁打谁啊，干什么，都知道。”
说到沈从文，我问，有没有必要再写一本《沈从文的前半生》？
黄先生说，不要了。“因为很清楚了。实际上他写家里，《从文自传》里面，写的事情并不多，是吧？你怎么可能写得更详细呢？不可能。有的是他以后想象出来的。”
我可以解释，《从文自传》所叙述的生命阶段，只是我打算写的《前半生》的开头，不过两章的篇幅；但我没有插嘴，生怕任何细小的举动打扰黄先生自由顺畅的思绪和言语之流。漫长的谈话像流动的河水一样美好，所幸我记了下来，保存在《黄永玉先生聊天记》中。《前半生》出版后，我想着，有一天当面请教黄先生的意见。
三
二〇二一年，我从上海文艺出版社拿到两本《要是沈从文看到黄永玉的文章》快样书，马上快递给黄永玉先生。我微信黑妮，遗憾赶不上黄先生生日。黑妮说，赶上啦，农历七月初九，今年是八月十六日。
黑妮拍了张黄先生倚靠在沙发上看书的照片，发给我。过了一会儿，又发来一张：“我爸说，这张好。”——黄先生的臂弯里多了一只猫。
没过几天，收到黄先生信。荣宝斋信笺，毛笔，竖写——
新颖弟：
大著昨天（十三日）下午收到，三时启读，半夜零时九分读完末句：“她说，等这样的东西来写我”。
在世界上，周毅多珍贵啊！
接下来，黄先生会写什么呢？我没想到，因而惊奇；在他，不过是极其自然、再平常不过地荡开一笔：
我这边，候鸟回来了，第一批是斑头雁，还会一批批地来，在我们湖上歇几天再北去。村民们都当回事，早晚都照应它们。有的脚上还被缠着科研单位的牌子。有的雁跟个别人熟了，还一步一步随回家去。
就仿佛他写信时抬眼看了下窗外，笔就跟着写了下外面的景象。而深里，是自然季节的更迭，人身在其中，“感觉到这四时交递的严重”——这句话是他表叔沈从文信里写的，黄先生没想这么多，只不过随手一写，带进来比人的世界更大的世界的生生信息。
黄先生的信再接下来，说严肃的工作中的遭遇，这里略去不引。其中提到，前些时，他“在协和焊接左大腿断成三段的大腿骨”，这一伤病事件，只此一句。
然后谈到《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他晚年最倾注心力的事，十余年来几乎每天都想着、写着的书：
《无愁河》写到这里正是我进入新社会的程序中，不写它，起码一辈子有一半是个空白。可惜了。问题我已经这两天过九十八了，还剩多少时间多少力气写这难舍难分的几十年。
望你多来信，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试在《无愁河》中找找有没有“然而”“但是”这类过桥词汇？找到了告诉我。
黄先生说：“有个奢望，几时你能来北京住住”；
又说：“书中有不少错字，第二次阅读后告诉你”；
最后又加一行：“封面设计精彩”。
四
二〇二二年四月，我在上海和全城的人一样，足不出户。平常不发朋友圈，有一天心血来潮，转了个视频，罗大佑演唱《亚细亚的孤儿》。就是破个闷。
黑妮看到了，也给黄先生看。黄先生让黑妮问我们怎么样，他担心我们。
惊扰了黄先生我很是不安，赶紧回复：都还好，请黄先生放心；一些乱糟糟的事情不值得黄先生分心。
我说：我每天看看黄先生送的生肖挂历，就能开心不少。——这一年是虎年，四月份挂历的老虎露着屁股，黄先生画上写的是：“老虎屁股摸不得！请问，老虎哪个地方摸得？”
过了一天，黑妮说：“我爸写了首诗给你。”
诗是用钢笔写在绿格稿纸上，竖写，九行，题《慰新颖》。
我时常想到黄先生，想他怎么样了？想他也能给自己一些生活的勇气。希望这个世界少扰乱他，让他健康自在地做自己喜欢的事。
后来看到一个视频，大约是这一年生日前后央视采访他，采访者问：“您觉得现在最真实的快乐是什么？”
黄先生答：“大家都过正常的生活了，那就快乐了。”
采访者一定没想到黄先生会这样回答，他问的是“您”，黄先生回答的是“大家”；但采访者应该能立刻明白，一个九十九岁的老人为什么要这样说，为什么还要接着再重复强调，“正常地思维”，“正常地生活”。
五
黄先生画生肖月历很多年了，画好了，印制出来，分赠亲友。我说不准是从哪年开始的，但现在知道它的结束，兔年的挂历，就是最后的了。
兔年的挂历是前一年——二〇二二年画的，而二〇二二年，黄先生是在什么样的情形里，完成了他自己给自己派定的任务？因为他的洒脱和率性，很多人会认为他的生肖画是一挥而就；其实，我以前听他讲过，画容易，难的是有想法。
兔年的挂历有一篇前言，黄先生手写的小字——
癸卯的月历画到第十幅的时候，我病了，来势很猛，有不丢性命不罢休的意思。多谢协和医院神手一周之内救回这条老命，回到老窝。
人这个东西说起来终究有点贱。为钱财，为名声，为繁殖下一代，费尽心机，浪费整整一辈子宝贵光阴去谋取自以为有道理的那点东西。本老头也大有这个难改的毛病。幸好世人谋食面目各各不同，加上本老头谋食范围局面只在毛笔纸张颜料上头，并不如何骚扰周围，缩着胆子快快活活地混了一百年。（还差几个月）。
凡人都有机会躺在医院里思想。当妈的想儿女的事，读书的想投考的事，女孩子想男朋友，男孩子想女朋友，贪心人想某件事为什么没有谋到？恶人想病好后如何给仇人背后狠狠来它一刀，儿子想月底快到给妈寄钱……只有我最没出息，想的是还有两幅没画完的月历。
人没出息，谁也奈何不了。姑且算一种不堪的善缘吧！
善缘，也可以由此来理解他一生方方面面的许多事。
六
二〇二三年春节过后，快递还没通，黑妮托到上海出差的朋友带来黄先生的新书——新版的《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书里夹着两整张兔年邮票。
黄先生为旧作新版写了篇后记，说到“我一生最尊敬，来往最密切的又聋又哑的漫画家陆志庠”，“有他在天之灵的监视，我一点也不敢苟且。”又说：
有三个人，文学上和我有关系。沈从文表叔，萧乾三哥，汪曾祺老兄。我也不大清楚他们三位究竟看过我多少文章？假定三位都看过我写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会有什么反应？
我开始写书了，怎么三位都离开人间了呢？文学上我失掉三位最服气的指导者。如果眼前三位都还活着，我的文学生涯就不会那么像一个流落尘世，无人有胆认领的百岁孤儿了。
如今，黄先生已经在他们那边快一年了。留在人间的，是人生百年长勤的种种善缘。
二〇二四年六月
作者简介
张新颖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获得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文学评论家奖、第一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第十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等多种奖项。主要作品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沈从文的前半生》《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九讲》《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等；随笔集《迷恋记》《有情》《风吹小集》《读书这么好的事》等。
关于陈思和
著作： 《巴金论稿》（与李辉合作），《人格的发展--巴金传》，《巴金研究的回顾与瞻望》，《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主编），《外来干涉思潮流派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协助贾植芳教授主编），《二十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第一卷）（主持编撰），《鸡鸣风雨》，《笔走龙蛇》，《陈思和自选集》。 陈思和学术思想的意义一个关心中国20世纪文学研究和当代知识分子生存状况的人，不管你是赞成他或是反对他，大约都会注意到陈思和在这个学术领域里的工作、实绩。 他以严谨的治学风格和富有激情的探索精神，给人们提供了新的文学史研究思路。 特别是他在文学史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当代立场和承担当下文化建设的使命感，使他的学术研究总是穿过现象的屏障，进入到社会、历史、文化及文学存在的深层之中，体现出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学术追求和人格力量的某些特点。 陈思和不是一个躲在书斋里寻章摘句的学者，从1985年20世纪文学的提出，到1988年重写文学史的倡导，再到1994年 人文精神寻思的讨论，陈思和都是积极的响应者和参与者，但在这些学术热点所构成的共名中，他又始终站在独自的立场发表着自己的学术见解和思想成果，显示出一个当代思想者的严肃态度。 20世纪文学概念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打通近、现、当代三个时期的文学史，但陈思和却坚持五四新文学在20世纪文学中的开创性意义，并以此建构他的整体观思路；在重写文学史的阐释中，他着重提倡的是怀疑精神，并经过几年的探索，提出了一套以民间为理论基础的文学史建构；在人文精神寻思的讨论中，他一直用自己的思路和语言表达了对20世纪知识分子价值取向变化及历史命运的思考，其意义显然超出了启蒙的立场，努力探索知识分子在当代文化建设中新的圆通。 与这三个方面密切相关则是他自成一体的整体观和怀疑精神的研究方法：所谓整体观是指他总是把研究对象置于文学史的大背景下加以整体的把握与考察；所谓怀疑精神是指他对既定的学术思路、学术框架。 学术定论，总是抱有深刻的怀疑态度，以逆向的思维给以反省、质疑和否定，从而在破中求得新的创见。 他正是运用整体观和深刻的怀疑精神完成了对如上三个方面的思考。 所以探讨陈思和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方法，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其学术思想的独特意义，而且对20世纪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知识分子精神的重新建构有着不可忽视的启示意义。 在本篇文章中，我们将重点探讨陈思和在文学史研究中所体现出的学术思想。 一文革以后，中国的新一代学者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感受到了变革以往的思想观念和文学观念的迫切性，他们渴望创造，渴望一种新的文学观念和文化观念的确立，体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就是在五四新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联系中，寻找到了某种契合点。 他们在重新思考和评价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工作中，为中国新时期的文化建设注人了新鲜、生动的活力。 他们对于新文化传统的每一次阐释，都连接着对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化的思考，因此，以往的文学历史在他们的笔下呈现出了新的风貌，而这新的阐释又反过来作用于当代文学和文化，构成了当代人文极其重要的精神资源。 当一种新的文化观念、文学观念诞生的时候，必然要伴随着一场新的学术研究方法的革命，因为惟有新的研究方法才能承担和表现新的思想与激情。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当时文学界和学术界掀起了方法热的浪潮，各种各样的方法纷至沓来：控制 论、系统论、信息论等研究方法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人们试图运用这些新的研究方法冲破已成定势的思维模式，获得文学研究的广阔空间。 这种探索的意义不能忽视，但由于这些新的方法大多移自国外，缺少现实针对性，不能与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庸俗社会学方法形成抗衡，特别是在用这些新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文学时暴露出了教条主义倾向和简单化弊端，这也是方法热持续了极短的时间就走向沉寂的主要原因。 然而在中国20世纪文学研究领域，陈思和提出的整体观的研究方法却是一种行之有效、富有实践意义和创造精神的研究方法，其研究成果具体体现于巴金研究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书中。 在陈思和看来，中国现代文学史从来就不是一个过去的文本，而是一门未完成的开放性学科，我们作为文学史中人，面对当代现实，都能够从正在从我们身上流淌着的文学史里寻找精神力量。 正如他所说：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在时间上、空间上都构成了一个开放性的整体，惟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所发展的各个时期的现象，都在前一段的文学中存在着因，又为后一个阶段的文学孕育了果，它在同现代中国社会政治。 经济、思潮、文化心理等外部因素的不断交流中调节自身的规律，并以其自身规律的变化发展来适应这种交流，求得平衡的对应地位。 又惟其是开放型的，这一整体将随着现代社会诸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每时每刻都会有新的元素渗入到它的运行轨道，并且任何一种新的元素一旦加人了这一整体，即被纳入到整体的有机结构中去，就会导致这个整体内部的一系列元素的重新估价。 （《中国新文学整体观·自序》）陈思和提出的这种新文学整体观的意义在于不仅打破了以往依附于政治观念的简单化思维方式，改变了以往人们所描述的文学史景观，为一些悬而未决的学术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而且带来了一种富有激情和探索精神的文学史观念，带来了整个文学史研究框架的革新。 陈思和正是用这种整体观的研究方法，对新文学与中外文学之间的关系、新文学内部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民间文化形态在新文学中的作用与意义、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文学传统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新鲜、独到、深刻的见解，把与新时期文化建设及文学发展紧密相关的现代思想带进了当代生活中，为当代文学现象找到了变化的依据和精神依托，又在整体的联系中进一步确立了当代文学现象的位置、意义。 譬如：他对于中国20世纪文学中现代主义的论述。 现代主义文学因素在新时期文学中出现的时候，在文坛上引起了热烈的争论，肯定赞扬者有之，否定批判者有之，但缺少坚实的理论分析和文学史的判断。 陈思和把这一当代出现的文学现象置于整个20世纪文学的整体联系中，分析了五四文学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的途径、特点及其意义，进而分析了在新文学发展过 程中现代主义文学因素的命运，指出了现代主义之所以与中国新文学发生联系是由于其体现出的显著现代意识，具体于五四时期是现代主义所具有的反社会、反传统的特征，吸引了中国现代作家的注意。 但由于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发展缺少坚实的文化背景，没有持续多久就走向衰弱。 现代主义文学如果要产生深远的 影响就必须与中国民族文化相融汇，把现代主义融于民族文化之中，鲁迅与郭沫若的创作就是例证。 在五四之后的30年代和40年代由于未能很好的处理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现代主义文学因素也就不可能再发生更多的作用（这一现象的出现当然也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相关）。 陈思和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联系中，提出现代主义文学的如上问题，无疑对中国新时期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有着精到的理论说明，同时也指出了新时期中国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只有与民族文化融汇才能具有恒久的生命力。 这种理论分析不仅说明了中国新时期文学中的现代主义的意义、价值、发展方向，而且对于20年代的现代主义也进行了重新评价，从而拓展了新文学史的研究空间。 由此也可以看到陈思和整体观的研究方法在20世纪文学研究中所具有的重要的实践性意义。 由上所述可以看到陈思和的整体观的研究方法的主要特点是由当代回到过去、由过去走向当代的一个双向比较分析的过程，其立足点是当代，其目的则是文学史空间的拓展和人文精神资源的寻求与丰富。 随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整体观的研究方法显示出其坚实的力量和生命力。 进人90年代以后，文学存在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家的写作立场、艺术表现形式似乎变得愈 来愈有个性特征，也就是说作家愈来愈从一种共同的话语世界中分离出来，努力去构筑自己的写作空间。 陈思和极为敏感地把握住了这种变化，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联系中，提出了无名与共名的问题，试图用无名与共名来把握整个20世纪文学的变化和发展。 他说：当时代含有重大而统一的主题时，知识分子思考问题和探索问题的材料都来自时代的主题，个人的独立性被掩盖在时代主题之下。 我们不妨把这样的状态称作为共名；而这样状态下的文化工作和文学创造都成了共名的派生。 当时代进人比较稳定、开放、多元的社会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那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往往拢不住民族的精神走向，于是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文化状态就会出现。 文化工作和文学创造都反映了时代的一部分主题，却不能达到一种共名状态，我们把这样的状态称作无名。 无名不是没有主题，而是有多种主题并存。 从这样的理论基点出发，陈思和认为20世纪3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学都是 无名状态，而五四时期和80年代的文学则可称为共名状态。 他虽然认为90年代的文学并没有完全进人无名状态，只是在一部分文学创作现象中发现着类似的因素，但他对于30年代文学的 描述测为我们理解90年代提供了一个参照系。 他认为30年代的文学是无名状态下的文学，主要有如下特点：真正的无名产生于周作人所说的王纲解纽的时代，但无论30年代还是以后其他时代，中国大概还做不到，这里所指的是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的共同认识发生了动摇。 无名状态下的知识分子是以个体来面对社会，他依然拥有独立思想和个人立场的权利，这也包括了个人对某种公共思想立场的选择权力。 因为无名状态下没有共同的时代主题，文学创作无法缘外在的社会主题而成功，所以创作会朝语言艺术的本体倾斜。 30年代与90年代的文学比较有哪些特点呢？ 陈思和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思考中，为我们理解90年代的文学提供了一个参照系，这种思考不仅带来了对90年代文学的新认识，而且对30年代的文学也会产生新的评价，为文学研究进一步的深人提供了新的活力。 在此，我们看到了整体观的研究方法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所具有的作用，在今天的文学研究中是一种切实、有效的研究方法。 二整体观的研究方法，不仅体现出史的当代性特点和大胆的、富有激情的探索精神，在文学历史的不同阶段上寻找研究对象的意义、特点、价值，而且体现出对独特话语的追求，用独特的话语和角度来表达对文学史的独特理解，以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学史观念。 20世纪文学所包含的内容是极为广泛和复杂的，历史与现实。 启蒙与救亡、文学的社会责任与审美功能、传统的合理价值与个性的自由、现代文化的趋向与西方文化的影响等问题都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而是充满了矛盾，有着合理与不合理的冲撞。 陈思和面对复杂的20世纪文学所具有的大胆探索精神，始终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之上，在各种与文学相关的问题的整体联系中，解构以往既定的学术观点，恢复被偏见扭曲了的历史真相，提出了 启蒙的文学与文学的启蒙、人的忏悔与忏悔的人、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中国化过程、中国新文学中的现实战斗精神等有着深刻学术意义的观点，特别是他把如上问题置于整个20世纪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在各种社会思潮与文化思潮的联系中，分析彼此相长的演进过程，寻求当代文化的精神资源，揭示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独特规律。 在此我们应该充分重视陈思和的整体观研究方法中所具有的世界性特征和对新文学内部各种因素之间关系的整体把握。 他在从当代文化与文学中出现的新因素出发，追寻整个20世纪文学的发展过程时，对每一个具体问题 分析都是与世界文化思潮相联系、与具体时代背景下的文化特点相联系的，正是在这种联系中，他看到了西方文化、文学思潮在进入中国新文学时所发生的变异以及这种变异的意义，看到了在变异过程中现代文化思潮、政治思潮、文学思潮之间互相制约、发展的独特性特征，因此陈思和所理解的新文学传统就具有了与他人不同的内容，呈现出独特的思想个性，独特的话语表现形式，概括起来讲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超越启蒙传统的束缚，提出对文学本体的回归。 整个20世纪文学与启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五四新文学就是思想启蒙的结晶。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在80年代的思想解放潮流中，许多学者提出了回到五四、回到鲁迅等观点，这种呼唤回归的思想激情对于社会思想的发展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它不仅把新文学的启蒙传统在当代作了积极的延伸，而且把中断了的启蒙传统重新衔接起来。 陈思和作为一个有着强烈当代性的思想者，他也充分重视启蒙传统在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意义，然而他也清醒地意识到了单纯强调启蒙的文学有可能忽略文学本体的建构。 由此他对启蒙作了新的解释，他认为启蒙应该包含两层意义：第一种意义是新文学用文体的变革来适应启蒙的需要（比如用白话通俗地传播新思想），以文学为手段，承担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启蒙工作；第二种意义是新文学的文体革命过程，用白话文建构起一种新的审美精神，在现代意义上重新界定何为文学。 前者称为启蒙的文学，后者称为文学的启蒙。 回顾一下当代的现代文学史版本和80年代初的现代文学研究，文学的启蒙是被相对忽略了的，这种忽略本身导致了对文学本体的漠视，这对文学自身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 陈思和提出五四时期两种启蒙并存，进而分析了两种启蒙在新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意义，分析了两种启蒙彼此发展乃至衰弱的命运，认为启蒙的文学与文学的启蒙共同构成了新文学传统的重要内容。 陈思和的这一观点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在于他把人的审美精神、文学本体从既定的启蒙传统中解放出来，作为他所理解的启蒙传统的一个侧面加以强调，并从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论证了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从史的角度来讲，他丰富了新文学的精神内涵，从实践的角度看，他提醒人们在进行社会启蒙的时候，不要忽略了文学本体的建设，客观地讲，这一观点对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发展是有推动作用的。 80年代中期以后所出现的文体热所带来的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艺术表现形式，就与一批学者和评论家对文学本体的倡导有关，其中陈思和的声音是不能忽视的。 (2)超越西化与传统的对立，重新估定传统的意义。 西方文化与传统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本世纪文化、文学发展过程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重大问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以激烈的反传 的姿态来进行新的文化重构的。 在1985年兴起的文化寻根思潮中，作家阿城认为：五四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较全面地对民族文化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因而主张要寻求民族文化之根。 在同时期的另外一些观点则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从整体来看是阻碍社会进步发展的，主张用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倡导对西方文化思想的全面接受。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陈思和撰写了《中国新文学对文化传统的认识及其演变》一文，在充分肯定了五四文学反传统的意义之后，认为五四以来有两种思维形态制约着人们对传统的认识：①从社会进化论的原则出发，认为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中国要发展就必须用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②在机械的中西文化比较中，得出中国物质上不如西方，但精神文明却是天下第一的结论。 这两种思维形态都是简单和片面的，前者忽略了文化形态与社会形态之间的差别，后者却割裂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辩证关系。 因此超越如上两种思维形态，站在更高的理论层面上去评价传统，不仅牵涉对整个新文学的评价，同时也是当时一个极富意义的实践性的理论命题。 陈思和在系统地梳理了新文学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传统的各种态度后，提出了文化的最高形态是美的形态的观点，从文学本体与审美形态的角度出，认为在20世纪科学发展而形成的世界现代意识的基础上，新时期文学对民族文化获得了全新的理解和认识，并自觉地转化为 学形态，容纳到文学创作的基本审美特征中，这是自五四以来前所未有的。 正是在这个基点上，陈思和超越了单纯从历史进化论的角度否定传统和单纯从精神优势角度否定西方物质文明的观，也就是说超越了西化与传统的对立，在美与文学本体之中，找到了重新评价传统的基本尺度，获得了对传统的重新认识。 联系目前的文学创作实践来看，这实际牵涉了如何创造本民族的文学这一重大问题。 新时期文学走过了十几年的路程，可真正具有现代意识和民族个性的文学作品到底有多少呢？陈思和的这一观点，会给我们以应有的启发。 (3)超越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端，使新文学传统包含了现代主义的精神和现实主义的精神。 将现代主义精神作为新文学的传统是被研究者所忽略了的一个话题。 这是没有充分地意识到五四文学的特点、文化背景和广泛的世界性联系的结果。 陈思和在《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仟悔意识》一文中，分析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 忏悔意识的特点之后，提出了现代社会思潮中两种不同的忏悔意识：一种是以托尔斯泰等人为代表的忏悔的贵族；另一种是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对人欲的忏侮。 陀氏对人欲的忏悔为后来欧洲现代主义思潮中关于人的自身认识开了先河。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认识并没有导致人们对自身的绝望，而是在更合乎实际的状况中认识了人的本来面目，重新确立了自我的价值和地位。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现代社会中，在颓废的精神现象的泡沫底下依然存在澎湃奔涌的人性激流的原因。 在中西文化大交汇的特殊历史文化背景下，西方现代主义所具有的强烈的人的忏悔意识，对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作家来说是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借助于这种忏侮意识不仅清醒地认识到了人自身的局限和价值所在，并且清醒地认识到了反封建的目标所在。 正如陈思和在分析鲁迅的《狂人日记》时所写到的：他（指鲁迅）以嘹亮的呐喊声冲破了中国人在自我认识上的蒙昧状态，使人们看清了自己的面貌与自己的灵魂。 《狂人日记》第一次对人的全部道德价值提出了深刻的怀疑，对于人应该怎样从原始祖先遗留下来的兽性本能中摆脱出来，以适应现代文明的要求，发出了震颤人心的呐喊。 狂人对于吃人所感到的深切痛心，正反映了人对自身恶行的深刻忏悔。 这是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上对人类原罪的认识，深深地烙上了现代意识的印记。 在这里，我们看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忏悔意识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现实战斗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 所谓现实战斗精神就是作家紧张地批判社会现状，热忱地干预当代生活的 战斗态度。 两者的融合使现代作家对现实的关注和对人自身的关注更加具有了丰厚的内涵和力量。 现实战斗精神是中国新文学的传统，也是新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所具有的基本精神。 陈思和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差异中，从中国新文学的特殊背景出发，发现两者的联系，指出现代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精神同是中国新文学传统中至为重要的内容，对于我们全面理解新文学传统 精神资源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从如上论述可以看到，陈思和用整体观的研究方法所提出的问题和所理解的新文学的传统是有独特的思想个性的。 这种个性正是他的魁力所在，并且这种魁力在目前的文学发展中仍然发生着影响。 三陈思和与王晓明在1988年联袂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命题。 这一命题的提出所体现出的是一种强烈的怀疑精神。 从具体的研究方法意义看，怀疑精神就是一种证伪，就是破除一些既定的观念，还研究对象以本来的面目。 这种怀疑精神和证伪工作一直是 陈思和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 从研究巴金开始，他的每一个学术研究课题都体现出证伪的胆识和激情，与他的整体观研究方法共同构成了其学术研究的主体个性。 重写文学史是一种证伪，在重写的过程中，研究主体的自由精神、想象空间、思想激情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具体表现在陈思和学术研究中就是对巴金研究的新思路和民间理论的提出。 在巴金研究中，陈思和提出了许多有广泛影响的观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994年提出要改变巴金研究的思路，认为巴金研究不能满足于把巴金归纳到所谓时代主流模式里去（诸如谈巴金的爱国主义、反帝反封建等），也不能停留在广场上的知识分子的意义上谈人格力量，而是应该回到巴金自身及其所处的时代。 因而陈思和认为30年代巴金的意义不在他的思想作品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启蒙的战斗激情，恰恰是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国命运的多种可能的选择和尝试；同时也还展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趋向从广场向岗位转化时的痛苦而复杂的心态。 这种观点自然包含有一个当代学者的当下思考，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出一个当代学者证伪的怀疑精神，这种怀疑精神在陈思和用民间理论重新解释抗战以来的中国文学史的学术研究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 陈思和以政治权利话语、民间文化形态、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为三大板块，重新整合抗战以来的中国文学史。 这种学术研究角度的变更，一方面拓展了理论视野，为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领域；另一方面也潜在地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在当下时代对民间文化形态的某种认同，在认同中获得更为实在、广阔的思维空间。 陈思和提出的民间概念是指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已经出现，并且就其本身方式得以生存和发展，并孕育了某种文学史前景的现实文化空间。 它主要有两层意思：第一是根据民间自在的生活方式的向度，即来自中国传统农村的村落文化的方式和来自现代经济社会的世俗文化的方式来观察生活、表达生活、描述生活的文学创作视野；第二是指作家虽然站在知识分子的传统立场上说话，但所表现的却是民间自在的生活状态和民间审美趣味，由于作家注意到民间这一客体的存在，并采取新生的平等对话，使这些文学创作中充满了民间的意味。 当陈思和从这样的学术立场出发，在政治权利话语、知识分子精英意识与民间文化形态的相互渗透。 相互对峙的具体联系中，来描述文学史的演进历程时，我们看到文学史已不是以往在政治意识形态指导下，把民间文化形态、精英文化意识纳人政治权利话语中带有专制色彩的一元景象，而是变得丰富多彩，许多既成的结论发生了变化，许多被遗忘了的文学现象被重新发现。 譬如：赵树理小说的创作悲剧。 赵树理作为一个民间文化形态的体现者，他既被政治权利认同，得到经典性的重视，又因其能被政治完全认同的民间性特点而遭到排斥，陷人创作的苦闷中。 赵树理作为一个代表为我们理解40年代以来的文 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 再譬如：50年代以至样板戏、新时期小说创作中的民间隐形结构，则提醒我们民间形态是不会轻易从文学创作中消失的，它构成了文学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民间在文学史中的意义在此凸现出来。 陈思和的民间理论就我粗浅的理解主要包含着这样几个内容：(1)是民间的客观存在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包含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民间已积淀为客观存在的民间精神；(2)是文学创作主体的民间精神。 这两种精神是有区别的，前者没有经过知识分子的心灵观照，因而具有国家权利控制相对薄弱、自由自在的审美风格。 独特的藏污纳垢、精华与糟粕共存的特点，而后者的民间精神则与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发生联系（即使作家沉入民间文化之中，个体的精神恐怕也难以完全融合），因而其价值取向是相对明晰的，其审美特征也带有个性特点，这也正是表现民间生活的作家其作品风格却有差异的原因所在。 为了区别这两种精神，我们把后者称为人间情怀。 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实践中，我们看到民间文化形态、政治权利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之间的所有联系和对峙，都是通过作家的人间情怀表现出来的，它作为由民间文化形态到文学作品的完成的中介环节，集聚了选择的痛苦、压抑的苦闷、认同的快乐，这一点陈思和已在《鸡鸣风雨》中作了精彩的阐释。 那么，人间情怀包括有什么样的内容呢？首先是对于民间生活和民间精神的认同，也就是陈思和所说的以民间文化的方式来认识生活、表达生活、描述生活；其次是对于人类生存过程的关注和具体生存形态的关注与理解，这是作家对于民间生活精神的独特思考个性所在，也是作品所可能达到的精神高度所在。 抗战以来作家感受到某种创作苦闷正是由于这一层面被政 治权利话语强行纳人到自己的话语系统中所导致的结果。 陈思和的民间理论意味着对人的个性、创作个性的充分尊重。 因为民间是相对自由、广阔的，作家回到民间，就是回到了自由，选择什么、表现什么，都由自己对生活的独特理解所决定，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一理论将会对世纪之交的文学乃至下一世纪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预示了一个诱人的文学史发展前景。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作家面对启蒙话语的失落和商品经济的冲击，已无法把自己的内在精神借助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支持全部表现出来，两者之间已失去了80年代那种某些程度的默契，这种情景恐怕要存在很长一段时间。 那么，作家的创作很可能就要走向民间，或者站在传统知识分子的立场上说话，但表现的却是民间自 在的生活状态和民间审美趣味；或者借助于民间文化的内容，用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加以改造以表现自己的情感世界；或者把自己消融于民间之中，以民间文化的方式来观察生活、进行创作
包头中考题的特点，最好是各科的
这是我查询到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