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8月18日报道 据路透社8月16日报道，越南官员表示，越南领导人苏林将访问中国。铁路建设将是议程上的重要议题，两国正寻求促进贸易往来。
报道称，随着中美贸易局势趋向紧张，越来越多中国制造商将一些出口业务转移到越南，无缝的铁路连接对于供应链至关重要。去年12月，中越签署谅解备忘录，推动铁路建设合作。
越南外长裴青山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是苏林自8月初担任越共中央总书记以来首次出访，此行重点是落实已签署的协议，并“取得新的实质性合作成果，特别是在铁路连接等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领域”。
据越南官方媒体报道，越南总理范明政今年6月访华时，呼吁中国为越南铁路建设提供资金和技术。这显示出越方态度的重大转变。
据报道，越南计划大规模扩建国内铁路网，修建一条从河内到胡志明市的高速铁路，全长1500公里，预计耗资约700亿美元。这是该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
另据越通社8月15日报道，对于对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越南外交部长裴青山表示，此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是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就任新职务后首次出访。这是今年越中两国关系尤为重要的外交活动，将对今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他说，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对中国进行就任总书记后首次出访，体现了双方对巩固和发展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的高度重视。
他表示，越中关系正常化30余年来，特别是2008年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5年多以来，各领域发展迅速且日益深入全面发展。
他说，2024年以来，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合作氛围深入到各层级、各部门、各行各业和各阶层人民。双方均认为，双边关系正处在历史上最深入、最全面、最具实质性的水平。
此外，据俄罗斯卫星社网站8月17日报道，8月18日至20日，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预计，此次访问的主要议题将是进一步加强经济联系。对越南经济来说，与中国的紧密合作至关重要，因此，越南国家主席将力争实现增加中国投资，扩大贸易额，强化数字经济联系和供应链合作。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周戎表示，中越高层领导人的密切接触，已为经贸合作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说：“中国长期是越南最大贸易伙伴，越南是中国在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东盟又是中国在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2023年中国对越投资达到44.7亿美元，投资项目高达707个，是越南第四大投资国。2024年上半年，两国贸易强劲复苏，双边贸易额接近950亿美元。”
周戎还说：“苏林主席一上任就接受邀请来华访问，体现了双方高层对巩固和推进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热情、重视和优先考虑。”他说，特别是在与东盟的关系方面，中国与越南、印尼等具有影响力的东盟大国保持亲密和友好关系，将有利于中国和东盟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这对地区和平稳定无疑是利好。（编译/郭骏）
2003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达8000多亿美元，大致与当年GDP的60%相当。 一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有了如此之深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但一国舆论对世界经济的了解，却似乎远没有对美妙时光产权酒店 紫光台式电脑 小户型主阵容揭晓 多媒体互动学英语生意那样深入──如此，也许才可以理解最近以来媒体上的那些有关“印度超越中国”的惊诧喧哗。 国际舆论为2003年的印度经济喝彩，并将它与中国经济相比较，反映了全球经济界人士的敏感。 然而，某些中国人还没有把全面了解两国经济当作把握世界经济趋势的一个方面。 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不久前做了一个世界经济年度报告，除了编导对所讲内容像经济爱好者那般似是而非跟往年一样外，世界舆论都在惊呼的印度崛起竟不在它所列的2003年十件大事里。 一些含糊其辞的老调重弹──比如对邻居韩国那点对世界经济起不了多大影响的经济居高临下的述评等等──竟然比世界又有了一个可容纳10亿人的市场正日趋活跃这件事来得重要。 最近才被国人关注的问题是:几乎与我们同样大块头的邻居印度，无疑也是中国经济最有分量的竞争对手，它会不会成为我们潜在的替代者？近期《参考消息》将一篇美国报纸评论印度的文章放在头版头条，却将原文标题《日益崛起的印度要成为世界强国》改为“印度口气大得很”,很能印证国人时下复杂而微妙的心态。 2003年的印度，与中国有了差不多的经济增长率。 更有报道说，据印度计委一位副主任预测，印度的经济增长在2004年将会达到9%。 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则引用印度一位副总理的话说，20世纪属于西方，21世纪将属于印度。 花旗银行最近的一个调查报告对这两个国家作了直接比较。 结果是:印度的机会大于中国。 几乎所有国际大银行都持同样的观点，理由也是相似的:与中国相比，印度有着更大的追赶潜力。 印度与中国的舞蹈，究竟谁会更对世界的胃口呢？潜心而公允的讨论还不太多──回萦于许多人脑海的，常常还是40年前中国从军事上击败印度的一幕──仿佛印度只配向中国学习。 印度：笑傲高级市场世人对印度经济的关注,除了它与中国一样有着当今世界不多见的漂亮增长外,还跟一篇文章有关──自去年底以来,它便在中国的媒体上被炒得沸沸扬扬。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塔伦·凯纳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黄亚声发表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这篇文章，既有力地解释了印度目前的增长，也有根据地预测了它将来的令人敬畏的增长潜力。 两位教授的分析表明，初级市场远不及中国繁荣的印度，在货币与资本的高级市场上却比中国更有效率。 我以为他们判断是有根据的。 印度的银行也许不是全球金融业的榜样，但它们犯下的错误要远远小于中国的银行。 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直到2001年，印度的银行资产中仅有大约10%属于不良贷款。 这个数字与印度愿意承认的差不多。 据2003年11月18日的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到当年的3月底，印度银行系统总的不良资产减少超过200亿卢比，占净资产的4.4%。 而在我记忆里的同类数字，中国银行业愿意承认的不良资产率至少在25%。 中国的资本市场与印度比,更是有着差距。 过去两年,中国物物交易市场的繁荣为世界叹为观止,但股票市场却表演着骇人听闻的欺诈和全球独一无二的跳水。 据统计,至少有8000亿元市值化为乌有。 而2003年印度股票市场的表现与它的经济增长相互辉映,让国内外投资者喜笑颜开。 汇丰投资管理的印度基金经理山吉夫·杜伽指出,印度股市持续上升,已吸引了大批外国投资者,2003年11月的资金流入创历史最高纪录,12月的情况同样乐观。 作为印度股市指针的孟买BSE指数，12月19日收报5541.3点,较2002年底的3374.9点，累计上升了64.19%,令所有印度基金大丰收。 在香港可以投资的6只印度基金,2003年回报率在73.76%-106.38%不等,而且升势未停。 中印两国高级市场景象迥异，说明中国市场运行有着更高的成本和费用，说明印度比中国能更有效地降低市场费用。 在这方面，印度堪为中国的老师。 ●中国人的许多储蓄都被浪费了。 据国外专家分析，中国过去十多年的增长率平均每年为7%，而印度增长率为6%。 但中国储蓄率高达40%，加上外资都被投入经济发展;印度储蓄率只有24%，外资也比较少。 因此，实际上就是中国投入40美元每年只挣7美元，而印度投入24美元挣6美元。 ●作为中印两国经济增长基础的企业,质量出现较大差异。 印度已成功地培育出一大批能够与欧美最好的公司展开国际竞争的私营公司。 这些公司许多是属于最尖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行业。 与此同时国外分析家又说,在过去20年里,中国经济已经腾飞,但中国的私营企业却没有随之腾飞,中国迄今还没有出现能够与大型跨国公司一决高下的世界级私营公司。 富人是中国不能承受之重评论有些苛刻，但下面几项国际调查倒多少有些印证。 亚洲里昂证券公司2000年对全球25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所作的调查表明，印度在规范化管理方面排名第6，而中国仅名列第19位。 2002年，《福布斯》杂志对世界上最好的200家小公司进行年度排名，印度就有13家上榜，而中国仅有4家，而且都在香港。 在《远东经济评论》2003年对亚洲主要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印度的综合得分高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 那么，印度降低高级市场的成本靠的是什么呢？塔伦·凯纳和黄亚声指出:“印度的法律制度尽管存在实质性的缺陷，但与中国的相比仍要先进得多……在印度的股票和债券市场，歪曲真相的情况仍然相当普遍，但印度资本市场运转的效率和透明度都高于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通常会让有光明前途和可靠声誉的公司获得它们所需要的资金”。 看过这篇文章的中国人都认识到了，在一套相对较好的法律制度约束下的印度高级市场，显然形成了比中国强大得多的支持和保护真正市场化企业的基础设施。 这样的基础设施和基本制度，不仅让具备潜在企业家才能的人易于获得资源，还酝酿社会共识;既使像穆尔蒂(信息系统公司的创始人，被比作印度的比尔·盖茨)这样一些企业巨头得以产生，社会还把他们当作民间英雄。 中国人不可理喻的却是自身:我们为何仍然缺乏足够的法治制度和意识，来恰当地对待私人财富和特定条件下发达起来的、似乎“脏兮兮”的富人和企业家？富人犯法与穷人同罪，但绝不意味着富人重罪；富人有罪无罪与穷人同一裁决标准，但绝不因为他是富人就应从严获罪。 但富人目前恐怕还是中国不能承受之重，你很可能还远没有发达到比尔·盖茨的程度就精神崩溃了。 何况，印度还有一块迄今尚未利用的增长储备。 如果印度不再把海外约2000万的同胞称为“并非必需的印度人”(Not Required Indians)，而且从自己海外侨民那里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也与中国一样达到50%，而不是现在的10%，那么，印度就有可能成为全球性科技强国──就像中国在海外华人的帮助下，已经成功地成为“世界工厂”。 中国的领先之处增长率:近10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约为8%,而印度只有6%。 基础设施：中国拥有高水平的公路、港口、电力部门和工业园区。 外国投资：中国一年大约能吸引500多亿美元外资，而印度引资数仅为40亿美元。 出口：2002年中国的出口总额为2660亿美元，大约是印度的4倍。 印度的优势所在语言:英语的普及使印度在信息技术服务和后台工作方面具有领先优势。 资本市场：私营公司的融资渠道比较通畅，而中国则较钟爱国有企业。 司法体系:与中国相比，印度的合同法和版权保护体系要更加完善。 人口:印度总人口中25岁以下的人大约占35%，在中国这个比例为45%。 (资料来源:《商业周刊》)问题在于人口──尤其是亿万农民然而,要是说印度高效率的经济增长更加充分地利用了资源,并已选择了一条有可能比中国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因此可能超越中国,我认为塔伦·凯纳和黄亚声的研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 事情正如二人宣称的那样：“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不是中国和印度当前处于何种位置。 问题在于它们未来将处于何种位置？印度追求的经济发展道路优于中国吗？”的确，仅凭中国现在远远大于印度的多个经济总量，不能说中国的未来比印度更有潜力；同样，也不能仅仅根据印度高级市场和技术密集市场比中国更有效率，就预言印度的增长更有持续性。 效率高而费用低的高级市场，肯定是有助于经济增长的；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在于这个市场与该国最紧要的问题有多大相关性。 与中国一样，同是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大国的印度，经济增长不可能不受农村剩余劳动的约束。 发达国家的学者和政治家对此往往缺乏切肤感受，难得将它作为一种价格或成本约束来认真对待。 印度和中国一样，都有着庞大的剩余劳动和处在市场边缘的数亿农民。 印度的高级市场，以及初级市场里的软件信息产业、制药和生物技术产业，其实容纳不了多少劳动，尤其是密集劳动。 过剩劳动力如何就业是印度的大问题，但印度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市场与此的相关程度并不高。 事实上，印度迄今为止并没有创造出一个能大规模匹配和容纳密集劳动的产业。 中国在初级市场方面，却较成功地让制造业与密集劳动融合在了一起，显然容纳了比印度多得多的密集劳动。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初级市场的发达与自己面临的最大问题高度相关。 有一个可容纳越来越多密集劳动的市场，使亿万人民在其中获得收入并增加购买，是中印这类拥有众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欲要持续稳定增长的基本平台。 这个平台的获得并不容易，它是风云际会的结果。 还好，中国不拒绝可口可乐但仍有一些中国经济学家是鄙薄初级市场的，而且直言苦劳于斯对外资是有害的。 显然，他们对人类生活有着更神圣的期许。 他们向中国推荐印度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反抗。 前不久，学者李少君就有文章说，他前不久与知名学者王绍光去过印度，就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远不如印度的知识分子，中国应向印度学习。 李少君说，他和王绍光都深深“敬佩”印度的民族主义。 他说，陪同他们的印度教授从来只用国产货。 他们饿了，买饼干吃，印度教授不吃，他只吃印度人自己做的薄饼;见他们逛街渴了要喝可口可乐或矿泉水，便委婉地建议他们喝椰子水。 印度的教授们不仅以身作则，而且还努力影响更多的人。 教授正和他的学生们发起一个“不喝可口可乐”全国性运动。 他们的口号是：“不喝可口可乐，喝椰子水;不吃和路雪，吃井水;如果买车，只买国产车。 ”据李少君说，印度基本上没有外国车。 李少君为中国汗颜了：“麦当劳与肯德基进入印度多年，绞尽脑汁，却毫无进展。 肯德基甚至被迫于去年彻底退出印度市场，麦当劳到目前为止也才开了20多家分店。 而在中国，麦当劳与肯德基长驱直入，毫无阻拦，短短几年就席卷了中国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 同行的王绍光教授感叹说：‘与印度教授比起来，中国可以说没有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 ’”我认为，如果把印度知识分子道德上的优点看成是他们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一个优势，可能就要害人害国。 印度的劳动力中有70%是农民，与中国一样，有着浩大的剩余劳动队伍需要国际国内更大的市场来容纳和消化。 国内企业一时开拓不出这么大容积的市场，利用外资又有什么错呢？2003年，中国出口的4000亿美元中有近60%是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也就是说仅在国际市场就做了近两万亿元人民币的出口生意──这意味着有多少人就业、多少人因就业而有了收入、多少人因收入而有了购买，有多少经济增长因购买而产生？不久前，一个世界性的反全球化大会在印度召开。 我想，中国是不太会同意这种大会在自己国土上召开，而向国外投资者发出一种含混信号的。 我看见电视上那些在印度街头游行的各国人士，就觉得印度这个国家很麻烦。 李少君还向中国推荐了印度知识分子的宗教情怀，称赞印度知识分子如何扎根农村，用各种方法帮助农民，组织农民反抗全球化。 曾看过一位印度高官的预测，说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赶上中国需要10年。 我查了资料: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2003年是570亿美元，印度尚不及中国的零头。 看到上述消息我深感庆幸，中国那些崇尚民族主义的专家学者没有主宰政策。 否则，印度肯定超越中国。 作为反面教材，中国不妨向印度“学习”。 快马加鞭，一骑绝尘如果说,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开放,尤其是对三来一补等看似卑贱的加工制造业的开放,使中国获得了能容纳越来越多密集劳动的国际国内市场,是中国的独门绝技的话,印度这个市场则还面临着民族主义和宗教的巨大交易费用和成本无人买单。 而且在内需方面,印度显然还像若干年前的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并不指望在你这里卖多少东西,更多是利用你有竞争力的劳动所生产的东西往外卖;而中国已在超越这个阶段。 大致的情形是,与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市场竞争,印度有着它难以克服的成本,自然也难吸引世界相应的资源。 实际上，印度还有着一个几乎无法克服的成本。 它地处南亚，近几年的夏季常有50摄氏度的高温。 英国大学者汤因比在其煌煌巨著《历史研究》中就描述过远古时气候成本对人的行为的影响。 我前些年看过国外的一份研究，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大都分布在北纬多少度以上，大抵谈的就是气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成本的角度看，几乎是无法消除的。 我个人的推测是，只要中国坚定这样的共识，即在相当长时间内坚持所谓市场经济建设就是扩展容纳密集劳动的市场，同时继快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国经济就依然一骑绝尘。 香港的张五常在一篇论及人民币如何下锚的随笔里曾说，中国不要眼睛光盯着发达国家，还要经常看看身后或身边的竞争者，比如印度就很厉害。 但印度究竟会有多厉害呢？印度公众眼中的中国■文／唐璐印度是一个特别善于表达自我的民族，对于中国，有多少印度人就会有多少种观点如同中国对印度林林总总的看法一样，印度人对中国的感情也呈现出多姿多彩：怀疑、同情、震惊、敌对、友好、好奇、害怕、愤怒、敬畏、尊敬、不知所措……“中国人并不冷酷”施瑞德哈来自泰米尔纳德邦，他在邦立大学教授国际政治和中印关系课程。 在尼泊尔的一个研讨班上，我与他成为了合作伙伴。 值得指出的是，我是他有生以来第一个接触的中国人。 当研讨班即将结束时，施瑞德哈悄悄告诉我,回国后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他的学生“中国人并不冷酷”──因为以前他在给学生上课谈到中印关系时，总是给他们讲“中国人非常冷酷”。 但他现在觉得，中国人其实非常热情、友好和坦诚。 说实话，第一次听施瑞德哈说“中国人冷酷”时我感到特别不可思议。 渐渐地我明白了可能是中印之间的文化差异产生了这种认知隔阂。 所以我不断地向施瑞德哈讲述一个观念，即中国人的感情总体来说比较含蓄，对于任何他所喜欢的人或者事物都不会像印度人或者西方人那样情绪激动。 这或许是中国人被认为冷酷的直接原因。 其实，在与印度人接触中，我也发现了他们身上有许多与中国人不同的行为方式。 例如，印度人喜欢某种东西会表现出很强的倾向性，甚至会直接向对方索要，而这在中国人看来却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印度人被许多中国人指责为贪婪。 其实，无论是“中国人冷酷”还是“印度人贪婪”，恐怕都是不同民族依据自身的文化取向作出的判断，这其中并不一定带有多大的合理成分，然而日积月累，却可能会对人民的沟通产生负面影响。 “昆明简直就是东京”拉纳是来自印度阿萨姆邦的一位电视工作者。 1999年我曾经陪他到通往缅甸的史迪威公路实地考察。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返回昆明的那天正好是晚上。 那年，昆明刚好成功举办了世界园艺博览会，夜幕笼罩下的昆明被一些五光十色的霓虹灯装扮得异常漂亮。 当我们的车队缓缓驶入城区后，拉纳向我惊叫着:“啊，昆明真漂亮，简直就像是到了东京！”我笑了，“昆明仅仅是中国的一个中等城市，如果昆明是东京，那么假如你到了北京或者上海，你又能说什么呢？”其实，我在印度网站上也经常看到那些到中国公干后的印度人撰写的中国见闻，他们一方面惊讶中国现代化程度之高，另一方面则抱怨印度媒体对中国成就的报道太少。 也难怪，尽管我的朋友约瑟夫每天都特别勤恳地埋头写稿，可是全印度目前只有他一人作为印度报业托拉斯派出的记者在华工作。 正因为如此,2003年,当随同瓦杰帕伊访华的六七十名记者(许多是首次来华)把他们对当代中国的风土人情认识介绍给印度人时,在印度掀起了一股强烈的中国冲击波:高速公路、摩天大楼、购物中心、霓虹灯光……印度人明白了:在通往富裕的道路上,中国已经把印度甩在后面了！“印度穷人更多”库马尔在尼赫鲁大学社会学系读研究生,他的父亲因为做生意经常在新德里和上海之间往返,库马尔的中国知识几乎都是父亲灌输的。 他向我倾诉了一段心声:“印度很强大，但是我们的生活水平远比中国低。 我们仍有很多的穷人。 现在西方国家都承认中国正在成为发达国家，可惜印度还不是，最可怕的是印度对中国的先进的漠视，中国的现实同我们想像的完全不同。 中国老百姓生活水平比我们要高。 虽然印度的富人生活更好，但是印度穷人更多。 ”印度一直梦想着要成为一个大国。 1998年，印度核试验震惊了世界，现在，印度也正在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 但中国经济的崛起使印度领导人深刻地认识到，要想成为一个受国际社会尊敬的大国，仅有核弹远远不够，必须要有强大的经济力量支撑。 所以，我们看到，印度领导人最近几年总是在各种场合叨念着“印度的根本国策是追求人民的高质量生活”，“印度发誓在2020年将成为发达国家”。 “中印联合，未来将属于亚洲”贾娅纳丝是居住在印度南部城市普那的一位相当活跃的自由撰稿人，主要撰写涉及中国和印度经济问题的稿件，曾跟随在美国公司工作的丈夫多次访华。 她认真而坦率地向我谈了她对中国及中国前景的看法:“对于印度来说,中国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对手和潜在的朋友。 从政治层面看,中国是印度不放弃民主原则和不牺牲国家安全就可以效仿的榜样;从商业角度看,繁荣的经济将使中国成为进入制造业并与印度产品交易的一个机遇之窗。 ”她说，许多印度人都梦想着中国和印度能够结盟。 只有这样，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联合才能够抗衡发达的西方世界。 当然，目前惟一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历史遗留下的中印边界争端。 同其他印度人相比，贾娅纳斯的观点可能属于比较务实的一类。 在印度，持这种务实观点的人越来越多。 由此，记者想起另一位朋友，印度地缘政治学家、被誉为“亚洲版北约之父”的纳拉帕特。 用纳拉帕特的话说，中印如果联合，未来将属于亚洲；如果中印分开，美国将会得逞，亚洲的未来就将属于美国。 值得庆幸的是，印度的年轻一代对中印关系的态度也在日趋冷静。 越来越多的年轻印度人主张，印度应该同中国改善关系，因为美国人希望印度同中国对抗，而印度就是印度，对于印度来说，中国可以成为印度的朋友，只有这样印度对美国才能有较大的选择权利。 印度目前不应该在军事上震慑中国，而应该在经济领域同中国竞争和学习。 根据我对印度的认识，印度是一个民族性非常强的国家，它不会轻易与任何国家结盟，因此我不赞成那种印度人会与美国结盟反对中国的看法，同时我也并不认为中印有一天会走到结盟的地步，两国之间的利益格局，决定了中印之间将只能是竞争与合作关系。 在现阶段，印度更希望成为一个经济大国。 而要做到这点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保持与中国的良好关系对于印度是非常必要的。 关于这一点，印度外长辛哈说得很明白：“目前中印都把未来20年看成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战略机遇期，如果中印在双边关系上取得质的飞跃，克服无端的不信任，两国将能成为一对具有建设性视野的合作伙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