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促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打出组合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关系人民安居乐业，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关系社会和谐稳定。”

9月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要回应群众关切，调整住房限购政策，降低存量房贷利率，抓紧完善土地、财税、金融等政策，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近期，有关部门指导各地迅速行动，抓存量政策落实、抓增量政策出台，打出一套“组合拳”；地方政府因城施策，取消或调减了限制性措施，支持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这些举措释放出强烈的稳增长、稳楼市信号，将进一步提振信心、改善预期。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月18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介绍，国庆期间，一些房地产楼盘的到访量、成交量有明显改善。根据市场机构不完全统计，国庆期间新房成交面积增长102%，二手房成交面积增长205%。“这个变化非常明显，我们有理由相信，房地产市场会出现积极变化。”盛来运说。

如何看待当前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态势和发展趋势？购买的住房能否按时交付？针对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记者进行了采访。

一揽子政策效果如何？

——10月份以来，新房和二手房成交大幅增长，大城市土地市场也出现回暖

近期的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效果如何？

“‘组合拳’怎么打？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取消、四个降低、两个增加。”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作了具体介绍——

四个取消：取消或调减限购、取消限售、取消限价、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充分赋予城市政府调控自主权，城市政府因城施策，调整或取消各类购房的限制性措施。

四个降低：降低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降低住房贷款的首付比例，降低存量贷款利率，降低“卖旧买新”换购住房的税费负担。其意在于降低居民购房成本，减轻还贷压力，支持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两个增加：一是通过货币化安置等方式，新增实施100万套城中村改造和危旧房改造；二是今年底前将“白名单”项目的信贷规模增加到4万亿元。

“组合拳”发力，政策效果已经逐步显现。

“10月份以来，新房和二手房成交大幅增长。刚需积极入市，带动普通商品房楼盘销售。大城市土地市场也出现回暖。”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虞晓芬说。

不少人关心，降低存量贷款利率有多大实惠？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陶玲介绍，预计大部分存量房贷利率将在10月25日完成批量调整，部分中小银行完成调整的时间可能略晚，总体预计会在10月31日前全部完成。

“预计存量房贷利率将平均下降0.5个百分点左右，总体上将能节省利息支出1500亿元，惠及5000万户家庭、1.5亿居民。”陶玲以北京举例，原房贷利率如果是4.4%，利率调整以后为3.55%，100万元、25年期的等额本息房贷每个月可少付月供469元，共节省利息支出超14万元。

针对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政策，财政部部长助理宋其超表示，目前正抓紧研究明确与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相衔接的税收政策。这些政策将统筹把握相关城市房地产调控的节奏和地方财政收入形势，作出科学合理安排；赋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权，保持政策稳定性和公平性；有效降低房地产企业和购房人负担，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财政部表示，具体政策正在抓紧履行相关程序。

倪虹认为，房地产市场经过三年调整，在系列政策作用下，已经开始筑底，“我们判断，10月份的数据会是一个积极乐观的结果。”

国家统计局对70个大中城市在9月下旬开展的月度房价问卷调查显示，预期未来半年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保持稳定或上涨的受访从业人员占比分别为58.3%和45.4%，对比上月调查结果，分别提高10个和6.5个百分点。

保交房工作进展怎样？

——已经交付246万套，“白名单”项目已审批通过贷款达到2.23万亿元

保交房是防范化解房地产风险、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的有力措施。如何打消购房人对交付安全的顾虑？下一步还将采取哪些举措？

当前，保交房攻坚战有力推进，已经交付246万套。甘肃、福建、重庆交付率超七成，江西上饶、贵州铜仁等城市交付率超八成。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大‘白名单’项目贷款投放力度”。截至10月16日，“白名单”房地产项目已审批通过贷款达到2.23万亿元。

“目前，将商品住房的房地产开发贷款项目全部纳入‘白名单’的条件已经具备。”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肖远企表示，为做好房地产项目融资，保障房屋建成交付，还会进一步优化完善房地产“白名单”项目融资机制，做到合格项目“应进尽进”，进入“白名单”的项目“应贷尽贷”，资金拨付“能早尽早”。广东省住房和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分析，采取这一举措，将使房企资金链紧张得到缓解、风险得到控制，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

资金解决了，还要抓进度、抓质量，让老百姓早日拿房。倪虹表示，接下来要通过全国保交房信息系统，对每一套交付任务都做到建档立卡，交付一套、销号一套；把保交房项目作为加强房屋质量监管的重点，既要把房子建成，又要把房子建好，将验收合格的房子交到购房人手上。

怎样守住兜牢住房保障底线？

——今年前9月已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148万套（间），年底前可让450万新市民、青年人入住

对于一些新市民、青年人来说，短时间内很难攒够钱买房，租赁市场又存在租金高、租赁关系不稳定等困扰，如何更好解决这些群体的住房问题？

“解决好新市民和青年人的住房问题，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是城市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提高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抓手。各城市政府在结合当地实际优化完善房地产政策的同时，一定要加大保障力度，兜牢住房保障这个底线。”倪虹说。

一手抓市场，一手抓保障。倪虹表示，要通过市场来满足群众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以政府为主保障群众基本住房需求。“保障又分为租赁和购买两种方式。”倪虹说，目前，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通过公租房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针对新市民、青年人的需求，将大力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公租房，以‘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等方式，让他们‘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有一定经济能力，但是买商品房暂时还有困难的，可以购买保障性住房。”

今年1至9月，我国已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148万套（间），年底前可以让450万新市民、青年人住进保障性住房。

如何看待房地产市场发展前景？

——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增量市场转向增存并重，潜在有效需求规模依然较大

长远看，房地产市场发展还有潜力和空间吗？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增量市场转向增存并重。虞晓芬介绍，202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已处于较高水平，叠加人口下降和城镇化速度放缓，房地产需求量很难再回到2021年高达18亿平方米销售面积的高位。

“但潜在有效需求规模依然较大。”虞晓芬说，参照韩国、日本经验，两国1991年城镇化率分别达到74.79%、77.47%，高于我国2023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66.16%水平；1991年至2007年，两国平均每年每千人新建住宅套数分别达到11.35套、10.34套，按照70%需求在城镇、户均建房面积110平方米保守估算，我国城镇新建住房合理需求量应该在10亿平方米以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镇化深入推进，房地产市场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仍然比较大。

“以户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计算，100万套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有望释放约1亿平方米刚性购房需求，相当于今年前8个月全国新建住宅销售面积的近20%。”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璟认为，这部分刚性购房需求在短时间内集中释放，并叠加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将为推动全国范围内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提供重要的需求支撑。

“接下来就是要同心协力，把‘组合拳’打好，狠抓落实，让这些政策的效果能够充分显现，让人民群众能够享受政策红利。我们对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充满信心。”倪虹说。

5月楼市企稳进行时

5月，在多方政策的支持下，房地产市场开始出现企稳迹象，部分热点城市的成交量率先止跌回升。

多家高信用民营房企也向记者透露，5月以来感受到了市场销售的恢复，预计三季度将看到主要城市销售回暖。

热点城市成交回升

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对9个重点城市（北京、深圳、苏州、南京、青岛、成都、佛山、大连、杭州）的成交量监测发现，5月份，9城中有5个城市的房屋成交量超过了4月。

截至5月26日，重点9城新房成交量为套，环比上升2.7%，环比数据转跌为升，同比下降46.7%，但降幅收窄了9.0个百分点。

二手房成交量方面，重点9城二手房共成交了套，环比下降8.6%，同比下降25.4%，同环比降幅均呈现收窄趋势，分别收窄了4.8个和17.3个百分点。

从城市上看，新房成交量环比出现止跌回升的城市包括苏州、南京、青岛、佛山和杭州。 二手房成交量环比回升的城市包括深圳、苏州、南京、青岛、佛山和大连。

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王小嫱认为，5月楼市开始出现企稳回升迹象，政策的效应已经出现，接下来，政策支持叠加疫情好转，市场将会继续回稳，加速修复已现端倪。

民营房企销售起色

4月以来，楼市成交下行明显。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1-4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万平方米，同比下降20.9%；商品房销售额亿元，下降29.5%。 其中，4月单月的环比降幅分别达到43.1%和42.7%，同比降幅为40.0%和46.6%。

民营房企对市场一线的感知与数据一致。

一家总部位于长三角的全国性房企相关负责人透露，该房企2022年的销售数据有两个分水岭，一个是3月中旬尤其是4月份以来，受到疫情叠加影响，新房销售量明显萎缩，但是五一之后，开始感受到市场的恢复苗头。

这其中，密集的稳楼市政策起到了修复信心的作用。 该负责人透露：“4月29日以后，包括限购、限贷、利率等方面的政策组合拳相继出台，质和量都有了显著提升。 ”该人士表示，旗下楼盘的5月来访量比4月提升了18%左右，“当然，从来访到去化还需要2-3个月的时间，但我们还是充满信心的，预计全国主要城市的销售回暖应该在三季度可以看到。 ”

另一家2021年销售额位于全国TOP20的房企负责人也表示，随着下调房贷利率、降低首付比、释放限购等相关支持政策的逐步释放，5月销售额环比4月有了明显提升，预计整个5月的销售量会有不错的环比上升表现。

“目前政策已经见底，刚需和改善需求同步得到支持，叠加疫情陆续基本得到控制，未来几个月销售应该会陆续企稳，甚至赢得一定的增长。 ”该人士预计。

上述人士也提到了销售恢复之后的一些良性循环，在“量入为出”的原则下，随着销售回暖，各民营房企的拿地节奏也会得到恢复，未来拿地数量会有比较明显的提升。

政策支持密集释放

从政策调控上看，5月各地楼市政策继续宽松局面且不断深化，支持性政策类型新增了以租换购，支持多孩家庭购房，契税补贴等举措。

截至5月26日，根据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不完全统计，全年政策调控优化频次超210次，覆盖城市超120个城市，5月单月更是达到93次。

除了地方城市的适时调整，监管层也多次表态支持房地产市场合理购房需求的释放，并出台了一系列实质性的信贷政策支持。 其中，5月15日，央行差别化信贷政策允许各地首套房利率可下降20个基点；5月20日，LPR下降15个基点，各地房贷利率可降至4.25%，创历史新低；5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型住房需求。

对此，王小嫱分析认为：“换句话说，只要市场不稳，各地宽松政策将会持续深化。 ”她预计，在信贷宽松的支持下，市场回稳的速度会加快，预计疫情好转后积累的需求将会逐步释放，下半年房地产市场销售逐步走高。

广东省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同样认为，随着疫情缓解，6月份，经济社会循环步入正轨，一揽子政策开始见效，包括疫情纾困、各地稳定楼市，央行降息等政策的叠加效应将在下半年全面显现。 “房价和销售的底部已经开始显现，下半年将全面回升。 ”李宇嘉说。

结合实际谈谈我国目前正实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具体含义和政策背景

积极财政政策的涵义我国政府提出和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有其特定的经济社会背景和政策涵义的。 其一，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就政策作用大小的比较意义而言的。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多种原因，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出现了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趋于弱化，“吃饭财政”难以为继的窘境。 面对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之后出现的需求不足、投资和经济增长乏力的新形势及新问题，特别是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必须使我国财政政策尽快从调控功能弱化的困境中走出来，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加直接、更为积极的促进和拉动作用。 这就是“更加积极”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涵义。 其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就我国结构调整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而言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矛盾也日渐突出，成了新形势下扩大内需、开拓市场、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严重障碍。 而作为结构调整最重要手段的财政政策，显然应在我国的结构优化和结构调整中，发挥比以往更加积极的作用。 此外，由于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国有企业改革中下岗、失业人数增加，城市贫困问题的日渐显现等原因，作为社会再分配唯一手段的财政政策，也必须在促进社会公平、保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至为关键的调节功能。 这是市场机制和其它政策手段所无法替代的。 形势的变化，紧迫的客观需要，使中国的财政政策不能不走上前台，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其三，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一种政策类型，而是一种政策措施选择。 中外的经济理论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大体可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三种类型。 如本世纪30年代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及其与之配套、至少实行了10年之久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日本自60年代以来所奉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等，都具有这种政策特征和政策取向。 而我国当前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在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大方向下，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始料不及的某些外部因素而采取的一种应对性财政政策举措，并非是一种政策类型。 [编辑本段]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一）政策的阶段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 也可以说，这是在国内经济有紧迫需要，政策实施又有现实可能的条件下，所作出的一种有条件的政策选择。 这里所谓客观需要，就是扩大内需以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需要，是在货币政策因实施、操作通路局部受阻，其刺激需求的能力与效果受限的条件下，必须进行的一种政策选择。 而所谓政策环境允许，就是说，尽管国家财政收支形势较为严峻，但在银行有较多“存差”，有富裕资金，企业因约束机制强化等原因而贷款谨慎等情况下，财政可以通过实施以适度扩张的国债政策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来达到扩展需求、刺激经济的目的。 一旦这种政策环境发生变化，财政政策选择就需另行考虑。 （二）政策的定向性。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 正是有鉴于此，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选择了以调整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增强经济增长后劲和产业带动效应为目的，以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方向。 （三）政策的复合性。 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 简要地说，除了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外，同时还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以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通过调整中央财政的支出结构，腾出180亿元， 专门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和抗洪救灾等，即通过财政的转移性支出，以刺激消费与投资；分批提高了一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调整了进口设备税收政策，降低了关税税率，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国内投资项目，在规定范围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殖税，以此推动和增进外经贸方面的需求。 [编辑本段]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取向财政政策原则或政策取向的合理确定与适时调整，对政策目标的实现和政策效应的优劣，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在这方面，我国已经和正在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当的货币政策，应注意和力求做到下述几个“兼顾”或几个“结合”： 第一，在政策重点的选择上，把增加投资规模与刺激、拓展最终消费需求相结合。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卖方市场——短缺经济条件下，我们一直习惯于把刺激经济的重点放在投资和生产上，亦即放在增加产品供给上，因为供给的约束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然而，在市场经济——买方市场条件下，需要刺激的重点则是消费需求，有效需求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 刺激投资和生产固然也是在提高需求，但这只是中间需求，它究竟能对经济增长发挥多大的作用，究竟能否提高经济效率，则取决于最终需求的状况。 新形势下有助于扩大内需的财政、货币政策取向，必须把增加投资和生产与刺激最终消费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在政策力度的把握上，使总量的适度扩张与结构的调整、优化相结合。 因为当前问题的性质，既不是简单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也不是简单的总量需求不足，而是在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增长）模式转轨时期，在已经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形势下，主要由于转轨“镇痛”、体制和结构障碍等基本原因而形成的过渡性困难。 正是由于这种特点和性质，即在体制转轨尚未完成，结构矛盾十分突出、适应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还很不健全等情况下，如果片面强调和实施全面松动的总量扩张政策，那就很可能诱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加重结构调整的困难，从而非但无助于当前经济的协调、有效增长，而且还将为后续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就业问题的解决，造成更多的麻烦和后延性障碍。 第三，在政策倾向的掌握上，应把支持国有经济与鼓励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相结合。 因为无论是从其发展需要、发展可能及其存在的巨大潜力，还是从其在诸如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国家税收、解决就业问题等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来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增长目标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然而，从实际情况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又的确存在着不少现实障碍和困难，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都有一些亟待研究解决的政策性问题。 第四，在政策效应的考虑上，使扩大内需的当期政策效应与长期政策效应相结合。 因为，既然需求不足将是制约我国后续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问题的解决就不能只顾眼前、不计长远，在政策取向、政策效应的分析和估量上，必须把短期与长期、当前与今后加以统筹考虑。 [编辑本段]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既然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非一种长期的政策选择，那就必然有一个政策调整或政策转换的问题，这是我们必须预作准备的。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出现或找到替代当前财政政策“拉力”或“推力”的因素和条件。 就是说，要逐步改变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为重点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用其它的推力来加以替代或置换，从而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和转型创造条件。 我以为，从中长期看，这样的因素或拉力有如下几个方面： 1、市场和消费替代。 即当前财政、货币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有利于进一步开拓市场和刺激最终消费需求方面，逐步减轻经济增长对扩大政府投资规模的依赖。 这方面可供选择的措施很多，如有序推进银行的消费信贷；适当增加财政对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支出比重，特别是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财政转移性支出数量；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村和农民收入，为开拓巨大的农村市场奠定基础，等等。 2、民间和企业投资替代。 社会资金是永远流动和相互转化的。 为实现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除了某些社会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提供，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投入以外，民间和企业投资的增加，就能为政府基于拉动经济增长目的而进行投入的适时退出创造条件。 在这方面，我国是存在很大潜力的。 比如，尽快减轻企业沉重的非税负担，改变有些企业存在的费大于税状况所能产生的企业投资潜力，就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字。 同时，只要引导有方、政策得当，激活我国巨额储蓄存款余额和游资的利用机制，也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又比如，充分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经济手段，以充分调动和吸纳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方面的投入，收到“四两拨千斤”之效。 3、出口需求替代。 虽然国际经济形势动荡不定，不确定的因素较多，但通过深化我国外经贸体制改革，加强结构调整，改善政策激励措施，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等途径所能产生的能量，也是不可低估的。 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去年在引进外资方面所创造的成绩，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积极财政政策风险实证分析积极财政政策风险是指积极财政政策的预期目标不能实现或失败的可能性。 其风险的表现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政策决策风险，二是政策执行风险。 这说明积极财政政策风险不是局限于某一个环节，而是贯穿于政策的全过程。 一般而言，导致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确定方面的偏差。 确定的政策目标严重脱离实际，或财政政策目标与国民经济发展目标脱节，或财政政策目标本身的模糊性，都会带来相应的政策风险。 （2）在财政政策决策和执行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和未来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 （3）财政政策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水平和能力也影响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程度。 （4）财政政策工具选择上的失当，且政策工具之间缺乏有机配合。 （5）财政政策严重滞后，没有随经济运行状况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 （6）财政政策作用的力度过大或过小。 （7）在财政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特定利益集团的阻挠或政策执行者对政策理解上的偏差。 以上只是从纯理论的角度对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含义、表现及成因进行了抽象分析，对中国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分析不能停留于此，而必须密切联系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实践来具体进行分析。 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财政部关于增发国债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今年中央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决定由财政部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决不搞一般性工业项目。 根据这一原则，当年安排的国债资金项目主要包括：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铁路、公路、电信和一些重要机场建设；城市环保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建设500亿斤仓容的国家储备粮库；农村电网改造和建设工程、城市电网改造；增加公检法及司法设施建设投资；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其资本金；调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和进口设备税收政策。 1999年，中央政府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和鼓励出口，决定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在政策措施的运用方面，既向银行增发国债用以扩大投资，又增加居民收入以促进消费；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又支持企业技术改造。 2000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发行1000亿元长期国债，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60％以上的国债投资用于中西部地区；二是继续贯彻落实 1999年出台的调整收入分配的各项政策措施，保障城镇居民的收入稳定增长；三是进一步应用税收等手段，鼓励投资、促进消费、增加出口。 根据中央的精神，在2001年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主要的政策措施包括继续追加现有国债资金项目的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力度，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 从近3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来看，通过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1998年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1999年拉动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 2000年拉动经济增长1.7个百分点（中国官方估算）。 2000年GDP增长速度8％，增幅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这表明2000年我国国民经济已出现了走向良性循环的重要转机。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尽管2000年国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回升，但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我国的经济竞争力还比较弱；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消费需求增长的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出来；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还没有根本转变，企业经济效率没有明显的提高，不少企业经营十分困难，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农业发展基础不牢，农民收入增长十分缓慢，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仍没有很好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信息化程度较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缺乏坚实的基础。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政策的作用效果同我们的预期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反差，这说明积极财政政策在其决策及实施过程中客观上仍面临着一定的风险。 导致政策风险的原因主要有：首先，就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而言，集中在拉动经济的年度增长上，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关注不够。 其次，在分析经济增长速度连年下滑的原因时，认为是内需不足造成的，因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着力点只是放在扩大内需上，而对社会供给方面存在的问题缺乏充分的认识和应有的重视。 再次，在政策工具的选择方面，主要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来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其他政策工具很少使用，不同的财政政策工具之间缺乏有机配合。 第四，在2000年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开始回升的情况下，我国财政政策的重点仍然放在扩大需求上，而没有适时地进行战略上的转移，财政政策显得严重滞后。 第五，在处理财政政策作用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方面，片面强调前者的作用，而忽视后者的作用，没有摆正财政政策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致使财政政策的力度偏大，财政风险尤其是国债风险进一步加大。 第六，积极财政政策没有体现其应有的公平性，而是过于向国有经济倾斜，对其他所有制经济存在明显的歧视，尤其是在财政投入方面。 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不利于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 第七，由于层层截留、挪用，据估计，约有20％的国债资金不能到位，致使通过国债投资项目拉动经济增长大打折扣。 [编辑本段]防范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基本对策1.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确定上，必须从片面追求年度经济增长转移到确保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上来。 作为我国的最高决策层，在制定财政政策目标时，不能仅仅局限于确保年度或任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而应将重心放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 只有这样，我国的国民经济才能真正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才有保证。 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既包括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也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地区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城乡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生态环境的好转等。 2. 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该从拉动需求转移到改善供给上来。 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初期，针对需求严重不足的严酷现实，财政政策作用的侧重点放在拉动需求方面，这样做简单、容易操作，而且见效快，因而是无可厚非的。 到了2000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投资品及消费品价格开始止跌回升，这说明我国的需求管理政策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 尽管有效需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转移到有效供给上来了。 经过3年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的财政赤字率、偿债率、债务依存度都已接近或超过警戒线，虽然负债率还较低，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国民经济对国债的承受能力相对低下，因而以西方发达国家及欧盟成员国所确定的警戒线标准来说明我国的国债发行还有较大的空间，这是不正确的。 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应控制在20％以内为宜，最多不得超过30％，否则有发生财政危机的危险。 由此可见，以扩大国债规模和财政支出规模为主要内容的旨在拉动需求增长的财政政策已没有多大的回旋余地。 单一的需求管理政策只能解决短期的经济增长问题，不可能解决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 因此，要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放到改善供给、增加有效供给上来。 要通过财政政策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使产业结构、地区经济结构和城乡经济结构逐步合理化，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有机协调起来。 3.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及政策的重心发生转移的情况下，对财政政策工具的运用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首先，在国债方面，虽然维持一定数量的国债发行是必要的，但国债发行规模要加以严格控制，国债增长速度应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国债风险程度能得到有效控制和降低。 国债资金的运用应仅限于具有经济效益的领域，并重点投向基础产业及基础设施，以及企业技术改造和信息产业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 国债资金向这些领域的投入不是包办或垄断，而是重在发挥其对民间资本的引导作用。 国债资金应退出纳消费性领域，有关社会保障事务应通过税收等无偿性收入来解决。 在国债资金投资结构上，要逐步加大新兴产业及企业技术改造方面的投入，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升级，充分发挥国债投资的“扩散效应”和“乘数效应”，拉动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 要加大对国债投资过程的监督管理，确保国债资金的到位，提高其使用效益。 在利用国债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力度的过程中，投资的重点应放在西部地区的基础工业及基础设施方面，优化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并使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得到进一步加强。 其次，要充分发挥财政贴息的杠杆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财政投资支持国家重点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和对社会投资实施调控，这是必不可少的。 但在财政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日趋下降、国债风险加大的情况下，面对中长期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巨大的投资资金需要，财政的直接投资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当前一种切实有效的方式是通过财政贴息支持政策性融资，变直接投入为间接拉动与引导。 目前要扩大财政贴息的资金规模，使之成为加强供给管理的有效工具。 再次，要通过税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刺激民间投资。 要废除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变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并相应调低其基本税率，取消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区分；统一企业所得税，给内外资企业以公平的税收待遇。 取消地区性税收优惠待遇，实行以产业为导向的税收优惠待遇。 第四，要切实解决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和乱集资问题，充分发挥人大、政协、人民群众及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规范和约束政府本身的行为，切实减轻企业及个人的负担，调动其投资积极性。 如在政府收费方面，有关政府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等都必须通过全国人大或省级人大的审批，收费标准的调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省级人大常委会举行听证会。 各级政府只是收费的执行者和管理者，无权进行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和调整。 4.正确认识财政政策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坚持市场第一、政府第二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的宏观调控只能建立在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政府的财政政策只是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和缺陷。 因此，对财政政策的作用既不能低估，也不能夸大。 在运用财政政策以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时，要注意掌握好政策的力度和作用范围，保持财政政策的公共性、公平性和适度性。 要通过财政政策的实施，弥补私人经济部门投资的不足，并积极引导其投资方向，而不是排挤私人经济部门投资，同其在经济领域争利。 作为财政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要注重提高决策水平和执行水平，及时收集和掌握经济发展信息，减少和避免政策决策和政策执行的盲目性。 5.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实现及其风险的防范，还需要其他经济政策及经济制度的密切配合。 我国的一切经济政策及经济制度都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特别是在我国即将加入WTO的历史背景下，要确保其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 财政政策的实施结果与预期目标之间尚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不仅是财政政策本身的问题，还有其他的政策及制度原因。 如民间投资缺乏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有力支持，民间投资产业准入政策方面的障碍等，使民间投资近几年来一直处于低迷状态。 要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必须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面给予公平待遇，废除各种歧视性的规章制度，民营企业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及银行信贷等多种方式融资。 要逐步取消产业准入方面的制度性障碍，变审批制为登记备案制，除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及国防安全的领域不宜让民间资本进入外，其他领域应尽可能向民间资本开放。 凡是允许外资进入的领域，都必须对国内民间资本开放。 货币政策由“从紧”转为“适度宽松”，这是货币政策性质和货币政策调控方向的重大转变。 这种转变，是应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对我国经济冲击的明智之举，是有效提振内需、充分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作用的重要举措，是防止经济大幅下滑、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有力保证。 在我看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至少包括三重含义：其一，这是“适度扩张”而非“完全扩张”的货币政策。 两种政策的区别不仅在于扩张程度的差异，还在于其各自运用时所面对的宏观经济态势的不同。 完全扩张型货币政策通常在经济发生危机或经济萧条时采用。 作为一种“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其实施目的在于缩短经济危机或经济萧条的时间过程，拉动经济复苏；适度扩张型货币政策则适用于经济显著减速或即将进入下降周期的经济环境，实施目的在于维护经济增长的动力，遏制经济下滑，确保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很显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选择，与我国现实的宏观经济态势是吻合的。 其二，这种政策无论是在质的规定上，还是在“量”的变化上，都有别于从紧的货币政策。 质的规定自不待言，“量”的变化也是如此。 尽管没有一个可以用来衡量“适度”的、公认的、统一的标准，但体现货币政策能量和实施程度的一些宏观金融变量指标，如贷款增量、贷款增长率、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等的总体水平，应明显高于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时期。 其三，货币政策的组成部分，如信贷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以及存款准备金比率一类的货币政策工具都应该是放松的，尽管它们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作用程度会有差别。 以扩张信贷规模和降息为主基调的信贷政策与利率政策，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承担着主要角色，而汇率政策的作用也不应低估。 面对我国出口下滑导致外部需求明显萎缩的情况，应改变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加大人民币汇率向下浮动的幅度。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旨在拉动内需，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从投资需求看，实施这种政策一方面有利于增加企业投资资金的可得性，扩大投资资金来源，增强企业的投资能力；另一方面，会调低利率总水平，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 这两方面归结到一起，是有利于刺激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的投资热情，扩大投资需求。 但在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要提高投资效率，使投资更好地发挥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必须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使投资资金更多地流向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如“三农”、节能环保、保障性住房、自主创新高科技等行业。 应改善投资环境，消除行业和市场壁垒，给民营资本以“国民待遇”，使其能够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公平参与金融、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投资。 对某些总量型的货币政策措施，应赋予其结构调控功能。 仅以央行作为经常性政策调控工具的存款准备金比率为例。 应改变“一刀切”的存款准备金比率，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对主要的商品粮基地所在地区、金融资源相对贫乏的经济落后地区，可实行相对较低的存款准备金比率。 这样做，既可以增强政策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也有利于促进地区间经济的协调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 消费主要受劳动者收入制约，因而货币政策刺激消费需求的作用有限。 在扩大消费需求方面，货币政策作用的支点，应是强化对中小企业的信贷、结算等方面的金融支持，促进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以拉动消费。 同时，货币政策应和产业政策、收入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密切协调配合，形成拉动消费需求的合力。

造成我国目前总需求不足的原因有哪些?结合相关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分析我国当前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的理论依据

一、我国目前总需求不足的原因主要有：

1、消费不足是总需求不足的一个原因，而导致消费不足的原因则在于投资不足所导致的需求不足。 我们国家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政府在进行投资，这是有效的，但不能长久地用这一招。 所以需要启动民间投资。 投资是一个关于现在和将来做交易的契约，一个长期合同如果没有信用，就不可能实现。 同时，投资的本质是借贷，可目前，因为信用问题的制约，银行不愿向民间中小企业贷款，这样，大笔资金就只能在银行里沉淀下来。 这是当今总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

2、居民收入增加缓慢。 多年以来，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GDP的增长速度，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更慢，并远低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

3、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这突出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据统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改革前的1978年为2.57：1，2001年达到2.9：1，2002年达到3.1：1。 如果按城乡居民实际生活水平计算，有人估计差距为5：1~6：1。 此外，城乡居民内部富裕家庭与贫困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和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都在明显加大。 收入差距的扩大，必然带来全社会消费倾向的下降。

4、居民减收增支的预期仍未缓解。 这是由于我国目前失业人口大量增加，教育、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尚在建设之中，职工工资制度改革滞后于住房商品化和教育投资制度的改革等。

5、产品供给结构与消费需求结构的不一致。 多年来来在低水平重复建设下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无效供给形成的供给刚性限制了需求对供给的导向作用，也限制了供给本身创造需求的空间，这也是导致总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

二、针对我国宏观经济中出现的社会总需求不足、物价总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通货紧缩现象，我国果断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实现两大政策的有效配合，以扩大社会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这是我国第一次开始重视财政政策的重要作用和两大政策的配合运用，这种配合现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扩张财政政策的实施。 这些政策的实施有效地促进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扩大了社会总需求，保证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

2、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 从1998年开始，中央银行开始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扩大货币供应量、改善信贷结构、促进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发展直接融资等等。 近几年来，货币供应量得到大幅度的增加，直接调控手段逐步向间接调控手段转化，三大货币政策工具得到较大的发展。

消费信贷、农村信贷、中小企业贷款等有了很大的增长；货币市场也在逐步健全和成熟。 货币政策的效果正在得到逐步的显现，贷款规模有了很大增长、消费物价水平也已止跌回升、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也得到了较大的增加。 可以说，稳健的货币政策还是比较有效的。

3、两大货币政策的配合。 一方面，积极财政政策本身包括对货币政策的大力支持，财政增发国债，有银行购买，这本身是运用银行资金，就是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而且，国债发行数量的增加和种类的多样化也为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提供了操作工具。 另一方面，国债资金作为资本金投入基础设施项目，也为银行增加贷款创造了条件。 另外，财政部还发行了2700亿的特别国债增加国有商业银行的自有资本金，增强其资本充足率。

4、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了我国的出口需求，而经济体制改革和供给结构的失衡又导致了内需的严重不足，这两方面的综合作用造成了我国目前的通货紧缩现象。 在这种宏观经济背景下，财政部和人民银行果断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近两年的实施结果表明，这种政策配合还是比较有效的。

它较好地扩张了社会总需求，并在加大政府投资的同时降低利率水平减少“挤出效应”的抵消作用；同时物价总指数也于2000年开始止跌回升，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机制开始得到彻底的转换；宏观经济得以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 两者的配合也较好地起到了取长补短的效果。 货币政策为财政政策的实施提供了较为宽松的金融环境，减少了“挤出效应”的消极影响；同时财政政策为货币政策提供了有效的政策工具，也为扩大货币供应量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由于社会总需求仍未得到有效地满足、公众的消费意愿仍不够强烈、信贷结构还未得到合理的调整等原因，我国仍然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保持物价水平的稳定，拉动经济的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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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当前总体良好的发展势头，与中央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各项政策措施密不可分。 面对复杂严峻形势，中央一方面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提高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根据形势变化，适时适度预调微调，打出一套稳增长“组合拳”。

国务院指出，要坚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四季度要前瞻性地调节社会融资总规模，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抓紧研究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