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BC网站相关报道截图
中国日报网7月26日电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网站近期报道，根据一项针对2000名美国成年人进行的新调查，大约五分之三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经济目前处于衰退之中。
总部位于旧金山的金融科技公司Affirm在6月份所做的调查显示，在这些受访者中，大多数人表示，经济衰退大约始于15个月前，即去年3月，并可能持续到2025年7月，理由是费用上升，收支平衡更加困难。
Affirm产品高级副总裁Vishal Kapoor表示，持续的通货膨胀给美国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由于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处于低点，消费者正在迫切寻求控制自己财务状况的方法。”他说。
根据英国《卫报》5月份的另一项民意调查，5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美国经济正处于衰退之中。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对经济衰退的官方定义为“经济活动大幅下降，这种下降蔓延到整个经济，并持续数月以上”。上个世纪已经发生了十几次经济衰退，有些持续了一年半之久。上一次的经济衰退是在2020年。
报道称，无论美国的经济状况如何，面对日常用品的天价，许多美国人都在苦苦挣扎，大多数人已经耗尽了积蓄，现在依靠信用卡来维持生计。
经济学家一直在努力搞清楚经济表现与人们对自己财务状况的看法之间日益脱节的问题。
摩根大通全球研究部主席Joyce Chang在5月份的CNBC金融顾问峰会上表示，我们正处于“氛围衰退”之中。
Chang称：“如果你有房或拥有金融资产，已经做得很好了，但你忽略了很大一部分人。”“财富创造集中在有房者和高收入阶层手上，但可能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被排除在外，这就是为什么存在如此脱节的原因。”
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家庭疲于应付物价上涨和利率上升，出现了财务紧张新迹象。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每月拖欠信用卡付款。纽约联邦储备银行5月报告称，过去一年里，大约8.9%的信用卡余额转为拖欠。
更多的中等收入家庭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为偿还债务而苦苦挣扎。
警惕全球经济陷入二次衰退
图/视觉中国
文 | 邵宇 陈达飞
后疫情时期的经济复苏历时两年，OECD国家整体产出缺口尚未弥合，供应链和劳动力带来的供给侧负冲击仍是主要解释。 2020年-2021年的通胀压力来自负向的供给冲击叠加正向的需求冲击。 2022年是需求政策退潮的一年。 美国的通胀率原本应该在一季度末或二季度初出现拐点后进入下行通道，但俄乌冲突可能会延迟拐点的到来。 此外，国内疫情的反弹是全球供应链的新的扰动项，又增加了主要贸易国家（或地区）的输入性通胀压力。
在3月的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决定加息25个基点，并宣称在即将到来的会议上缩减资产负债表（大概率是5月）。 按照利率点阵图，美联储全年或加息7次（每次25个基点），这意味着剩下的6次会议都会加息。 当然，在随后的公开演讲中，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声称，合宜情况下加息幅度会超过25个基点（如50个基点）。 相比2013年-2019年的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周期，本次可谓“急刹车”。 虽然2021年8月发出缩减购买（Taper）信号和11月实施的时候并没有像2013年那样引发金融市场的恐慌，今年“快进的”加息和缩表不仅可能引发恐慌，还可能提前终结美国的复苏进程。 再考虑欧洲的通胀压力，以及中国在“三重压力”之外新增的防疫压力，2022年全球经济不容乐观。
从出口的商品结构而言，燃料（原油和天然气等）占俄罗斯出口的比重约为50%，食品、农业原材料、矿石和金属等产品占比约30%，机械和运输设备及其他制成品占比约20%。 乌克兰的出口以食品为主，占总出口的比重为45%，机械和运输设备及其他制成品占比略低于40%，余下主要是矿石和贵金属等。 俄罗斯燃料出口当中的55%到欧洲，40%到亚洲。 乌克兰食品当中的53%出口到亚洲和大洋洲，33%出口到欧洲。 可见，俄乌冲突对全球经济的直接影响主要通过大宗商品渠道，其对供给侧的负向冲击可能中断正在修复的全球价值链。
在初期，新冠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冲击是对称的，表现为量和价的同步下行，其后之所以表现出以供给冲击为主导，是因为外生的政策刺激改变了供求关系。 通货膨胀就是供求缺口的响应。 这与2007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显著不同，它以需求冲击为主。 而且，由于发达经济体金融复杂性和相互依赖度更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相对较弱（尤其是对外开放度不高的经济体），在之后的复苏中也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中国）。 这一次，由于生物医学技术和政策空间的差异，（中国以外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在疫情冲击面前表现得更脆弱，复苏进程也更迟缓，绝大多数经济体至今仍未回到疫情之前的潜在增长路径。
疫情扩散、刺激政策和宏观经济三个周期之间的错位是理解疫后世界经济的重要线索。 由于不同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有不同的分工，这种周期的错位使得全球价值链恢复所需的时间和难度远超预期，使得复杂度高的产业链或制成品持续面临关键中间品或原材料的短缺，如 汽车 产业链中的芯片等，进而导致相关产品价格的上升。 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美国生产商反映芯片缺口在2021年2月达到峰值后趋于下行。 由于乌克兰是氖气（芯片原材料之一）的重要出口国，俄乌冲突也会对芯片和 汽车 产业链产生扰动。 截至今年初，美国 汽车 等交通运输品价格涨幅仍维持在20%以上，在2月CPI涨幅（7.9%）中贡献了3.9个百分点，贡献率50%。
美国的通胀压力在全球遥遥领先，紧随其后的是英国和欧元区（图1）。 由于基期的原因，2021年4月美国核心CPI同比跳升至3%，经过三季度的暂时修整后，去年10月至今持续攀升，2022年2月已经达到6.4%，为40年来新高。 英国自2021年8月突破3%以后一路上扬，11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以上。 欧元区在去年10月突破2%，有可能在今年3月突破3%。 由于内需偏弱和政策刺激不强，中国通胀压力主要体现在上游（PPI通胀），CPI压力不大（但今年上下游传导压力或强于去年）。 日本通胀读数自去年4月开始回升，9月后由负转正，2022年2月为0.6%，压力也不大，中长期而言，超老龄化 社会 对应的往往是通缩压力。
1978年2月，米勒接任美联储主席，将FOMC武装成了卡特的支持者。 他们坚信，只要失业率在5.5%以上，货币政策就不会引发通胀。 1978年底，通胀率突破9%，米勒认为，强势的工会、私人部门的工资和利润上涨应为此承担责任。 时任CEA主席舒尔茨在1978年初写给卡特的备忘录中称：“我们没有看到通货膨胀正在升温的迹象，也不认为其在两年内有加速的可能”。 1979年，石油危机再次来袭，经济陷入滞胀，FOMC仍然不愿意收缩货币。 1980年初，通胀率站上了15%的高位。
大滞胀的产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实际上是不同因素之间的接力，既有石油冲击等供给侧因素，也与美联储货币政策和工资上涨等需求侧有关，还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的美元大幅贬值有直接联系。
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约翰逊接任总统，为越南战争和“伟大 社会 ”计划融资成为白宫的首要事项。
政治诉求与经济学主流思潮不谋而合。 凯恩斯主义当时已经占据美国主流经济学阵地，凯恩斯主义者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EA）、财政部和美联储等重要经济部门都有任职。 他们认为，在劳动力市场尚未实现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收紧货币政策只会加剧失业，不会降低通胀。 他们要求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将经济增速维持在4%以上，将失业率维持在4.5%以下。
1966年初，美国CPI同比增速在突破2%后加速攀升。 在等待政府增税提案的过程中，时任美联储主席小威廉·迈克切斯内·马丁一次次地推迟加息。 1968年末，失业率下降到3.4%，马丁开始紧缩货币。 经济应声走弱，GDP增速在1968年二季度触顶后一路下行，1970年四季度出现负增长。 失业率从1969年的3.5%提高到1970年底的6.1%（图2）。 这似乎坐实了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降低通胀的代价是增加失业。 截至1970年初，通胀已经超过6%。
1970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将崩溃之际，由尼克松提名的伯恩斯接替马丁任美联储主席。 两人风格迥异。 马丁是保守派。 伯恩斯虽然不是凯恩斯主义者，但却认同凯恩斯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看法。 他认为，物价上涨不是货币现象，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充分就业，应该依靠财政和收入政策（比如直接进行价格与工资控制）管理总需求，进而稳定物价。 FOMC内部的主流观点也认为，只要产出缺口为负，或失业率高于4.5%，宽松的货币政策就不会引发（或加剧）通货膨胀。 在价格黏性的假设条件下，美联储增加了对短期物价上涨的容忍度。 伯恩斯上任后，美联储开启了降息和增加货币供给的进程。 伯恩斯希望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就业的支持，来换取政府的工资-物价控制以稳定物价。
1973年初，通胀卷土重来。 价格管制法案4月到期。 伯恩斯建议尼克松扩大价格管制范围，要求对所有价格、利润和利率实施冻结。 由于经济回暖，价格管制不仅没有控制住物价，反而制造了短缺，推动物价进一步上行。 10月石油危机爆发前，美国CPI增速已经达到7.4%。 1974年4月，国会任由价格管制法案到期，通胀率在年底突破12%。 伯恩斯仍然认为货币政策不应该为通货膨胀负责，转而无端指责财政赤字。 这是因为，在工资和利润管制情况下，成本推动假说不攻自破。
水门事件之后，尼克松被迫辞职。 1974年8月9日，福特就任总统。 福特执政期间，货币政策整体偏紧。 到1976年底，CPI增速下降到4.3%的低点。 吉米·卡特于1977年初接任福特，带着他的经济刺激方案走马上任。 其经济智囊也基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如拉里·克莱因，激进思潮卷土重来。 1978年“充分就业和平衡增长法案”（《汉弗莱-霍金斯法案》）重新表述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目标：“联邦储备系统的董事会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应保持长期增长的货币和信贷总量，以有效促进最大就业，稳定的价格和温和的长期利率等目标的实现”。 在实践中，就业摆在首要地位。
伯恩斯的观念并没有转变。 他并没有认识到货币数量与物价的关系，仍然固执地试图通过影响卡特政府的财政与收入政策，来达到稳定物价的目的。 卡特执政后，FOMC的焦点是刺激经济增长，1977年7月的会议是典型的因为担心影响经济复苏而不愿意加息的案例。 9月，M1增速再次突破8%。
1978年2月，米勒接任美联储主席，将FOMC武装成了卡特的支持者。 他们坚信，只要失业率在5.5%以上，货币政策就不会引发通胀。 1978年底，通胀率突破9%，米勒认为，强势的工会、私人部门的工资和利润上涨应为此承担责任。 时任CEA主席舒尔茨在1978年初写给卡特的备忘录中称：“我们没有看到通货膨胀正在升温的迹象，也不认为其在两年内有加速的可能”。 1979年，石油危机再次来袭，经济陷入滞胀，FOMC仍然不愿意收缩货币。 1980年初，通胀率站上了15%的高位。
将大通胀完全归因于两次石油危机是一大误识。 它是一场接力，起点在20世纪60年代中叶，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始作俑者，石油危机只是最后一棒。 1966年《劳动法》修正案对工资的拉动，1970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和尼克松物价管制导致的供给短缺等都贡献了力量。 激进的进步主义思潮和凯恩斯主义分别从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武装了政府和国会。 马丁孤掌难鸣，伯恩斯态度暧昧，米勒唯首是瞻，被政治化的货币政策丧失了独立性和主动性。
从疫情后美国通胀的成因、鲍威尔主政的美联储的政策应对、拜登政府的政治诉求和流行的经济学理论会发现，总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 WTI原油价格相比疫情前翻了一番，俄乌冲突仍可能进一步推升油价；鲍威尔在2021年三季度以前都宣称“供给侧结构性通胀”是临时的，货币政策持续走在市场曲线的后面（behind the curve），根据新货币政策框架修订的泰勒规则的指示，美联储应该在去年二季度开始Taper，去年四季度开始加息，实际进度晚了半年。 模型显示，当前通胀和失业率组合对应的联邦基金利率约为1%。
拜登赢得总统大选借助了民主党进步派的力量，其政策也具有明显的进步主义倾向——与罗斯福-约翰逊时代相似，缓解不平等在其政策目标函数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白宫经济部门当中，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塞西莉亚·劳斯、成员杰瑞德·伯恩斯坦，及白宫预算管理办公室（OMB）主任尼拉·坦顿等都持有进步主义政策主张。 在经济理论方面，近年来兴起的现代货币理论（MMT）将凯恩斯主义推向了极致，疫情后美联储购买国债的行为被认为是MMT的实践。
笔者曾在2020年的文章《通胀归来，还是通缩-债务螺旋？》中指出，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增长、利率、就业与物价的部分趋势性因素——全球化、价值链贸易和人口——在后危机时代已悄然出现临界点。 左侧是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的胜利，失业率（和自然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利率和期限溢价持续下行，工资增速停滞，收入分化加剧，劳动份额下降；右侧是保护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复兴，名义利率降无可降，失业缺口转为负值，通胀中枢或明显上升，其中短期压力甚于长期，平坦的菲利普斯曲线或再次转向陡峭……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制造业产业链加速调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采取的超大规模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或许就是点燃通胀的烈火。
当下，已经不再有人宣扬MMT的神奇功效了。 鲍威尔也开始正视通胀的持久性问题，计划用三年时间（到2024年）将美国通胀降至2%。 抛开大宗商品涨价输入性通胀压力，美国国内劳动力成本与房价/租金上涨的压力也不可小觑。 通胀的演绎及美联储对策，对美国及全球经济是否会陷入疫情之后的“二次衰退”至关重要。
防范全球经济“二次衰退”风险
国债无风险利率的期限结构是判断美国经济是否会进入到衰退周期的最重要的单一变量。 它反映的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立场——长短期利差倒挂表明货币政策偏紧，反之则偏松（与仅仅观察联邦基金利率的升降不同）。 以1年期与10年期国债利差为参考，在过去60多年里，除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一次例外情况，每次利率倒挂之后都出现了衰退。 而这一例外情况之所以出现，主要原因是约翰逊总统上台后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 利差倒挂往往出现在失业率和核心CPI的交叉附近（或接近交叉，失业率向下，CPI向上）。 这一情况也正在发生。 去年11月以来，1年期利率开始上行，今年初以来显著加速，离利差倒挂还有85个基点的空间。 在利差倒挂前夕，失业率会开始上升。 一般而言，在加息过程中，短期利率上行速度会更快。 如果美联储退出非常规政策的节奏和利率上行的速度过快，美国将面临二次衰退的风险。 在最新的GDP预测中，美联储已经将美国2022年的GDP增速从去年底预测的4.0%下调至2.8%。
鉴于欧债危机期间过早加息和过迟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教训，欧盟在应对新冠疫情时政策更加积极，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同性也更好。 又因为早期通胀压力较小，欧央行在缩减资产购买和加息方面也更加保守，疫情期间的疫情紧急购买计划（PEPP）和资产购买计划（APP）和零利率政策仍维持不变。 由于欧洲对俄罗斯能源进口的依赖度较高，面临的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也较大。 欧央行不得不重新评估通胀的持续性问题，有可能提前进入退出流程。 从经济的综合领先指标来看，欧洲经济增速的高点出现在去年三四季度，但经济规模尚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潜在增长路径。 如果欧央行提前退出，很可能终结本就迟缓的复苏。 除此之外，欧洲还面临新的难民潮问题。
中国是疫情期间全球价格的“稳定器”。 分地区而言，美国的输入性通胀的压力（进口价格指数）主要来自加拿大、欧盟和墨西哥等，中国（和日本）出口至美国的商品价格指数始终平稳运行。 这既得益于中国有效的防疫政策，也与中国价值链的完整性和国内保守的刺激政策有关。 中国的政策以保市场主体为主（减税降费+信贷支持），以此间接地实现保就业和保民生，在经济结构上表现为生产端强于需求端。 以美国为代表，西方国家的政策以直接保民生为主（直接给居民发钱），同时利用货币政策保持市场主体不发生流动性危机，在经济结构上表现为需求端强于供给端。 中外正好形成互补，于中国是外需补足了内需，于海外是中国的供给补足了它们自身供给的不足——世界工厂地位得到了彰显。 但这一结构政策出现变化。 中国正在受新一轮疫情的困扰，生产与需求双双承压，而海外经济正在全面重启，需求动能不减，供给能否衔接得上？情况不容乐观。 国内三重压力未解，又添疫情，稳增长压力更大。
萨伊称，供给创造需求（“萨伊定律”）。 反之，供给不足也会消灭需求。 全球价值链贸易曾经源源不断地为发达国家输送廉价的制成品，但新冠疫情扰乱了价值链分工，使得原材料和耐用品价格持续攀升，通胀卷土重来。 俄乌冲突及其引发的制裁与反制裁进一步增加了价值链的脆弱性，可能终结来之不易的修复。 2022年，供给侧仍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的拐点何时出现至关重要，其对下游生产和终端消费的影响还将逐步兑现。
所以需防范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二次衰退”，尽管它可能不像第一次那么剧烈，也不会马上到来，关键看三个变量：俄乌冲突走向、中国疫情的扩散和美国与欧央行的货币政策退出的节奏。
（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陈达飞为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总经理、博士后工作站主管；编辑：苏琦）
2010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大的原因是什么?
帮你找出的答案。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汇率的基础知识。 关于汇率的决定，是大国之间政治经济的博弈，贸易摩擦、贸易战、就业组织、失业率等众多复杂因素掺杂其中。 在学术界则把购买力平价当做一种理论，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理论。 它怎么来决定一国与一国之间汇率的比价呢？就是通过看在各国购买同样的消费品，尤其是大家经常所需要的消费品的价格的比率，来决定汇率的比率。 比方说，麦当劳的巨无霸汉堡包，在中国可能是卖1美元，而在美国可能是卖3美元，它就认为两国的比价大概可能是1∶3。 通过这样一种简单的方式来进行汇率的决定机制，这是学术界的观点，所以，当年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曾经就以麦当劳汉堡在中国和美国的价格比率做出一个建议，说中国兑美元的汇率是被低估了56%。 实际上，在各国政府的汇率决定当中，不会采取这样一种决定的方法，所以，我们把它当做一种非常有趣的汇率决定的方法来与读者分享。 汇率是由大国之间，在经济、政治、就业、贸易战等等各种综合因素的考量之后决定的。 这次人民币升值，为什么中国压力非常之大？是因为以下几点因素导致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其一是美元的持续贬值；其二是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其三是国际热钱的投机。 这三大因素综合发力，形成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美元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持续贬值，对16个主要国家的货币都是贬值，那在过去的四五年里面，美元实际上已经贬值超过了40%。 美元为什么会陷入一个贬值的通道呢？首先，美元贬值的大背景是美国的贸易和财政的双赤字。 美国民众处于多年过度消费状态，都是借款消费。 中国现在人均才2000多美元产值，我们是一个低收入国家，其实相比美国，我们大家都是富人，因为我们在银行都有存款，而美国人是没有存款的，美国人都是借款消费，所以呢，有人提出来，美国是全世界最“负有”的国家，因为美国人均负债15万美元，这就是美国过度消费的结果。 其次，此次美元贬值的核心导火索又是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所以，请大家注意，这个房地产价格的泡沫对于各国的经济，对于汇率都有极大的影响。 美元危机，是在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大背景之下，导致了次级贷款出现了重大问题，次级贷款又被几何级地放大到了“次级债”，次级债的债务危机，也是大家现在通常所讲的“次债风波”。 “次债风波”导致美国陷入了相当严重的经济衰退。 此次中国经济受到美国经济这么大的影响，实际上表明了中国经济正在加速融入全球化，中国经济正在成为全球化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美国感冒了，中国就得打个喷嚏，这是非常形象的一个表达。 正如我们天天喜欢讲的，中国正在对全世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东方睡狮正在崛起，不可否认，这完全成立。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更要清醒地看到，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中国也不得不受到来自于世界经济的重大影响。 我们已经无法再回到过去“闭关锁国”的时代，无法回到我们内生循环的时代，我们是在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的时代下，中国在影响着世界，而世界也在影响着中国。 美元持续贬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之大难以估量。 我们就来回顾导致美元贬值的罪魁祸首之一的“次级债务风波”。 现在的经济学家普遍都认为，美国正在陷入历史上非常大的一次经济衰退，甚至有人认为，它是仅次于1929年那次最著名的经济大崩溃以后的经济衰退。 无论是长盛不衰的股神巴菲特，还是新任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甚至是过去被奉为神明，今天很多人认为是他制造了美国泡沫的前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都认为美国已经陷入一个经济衰退的通道。 那美国这次经济衰退的背景又是怎样的呢？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可以回想在2000年，就是美国科技泡沫的破裂，互联网公司股票大幅度跳水，美国纳斯达克股市从5000多点下降到2000多点，到今天也没有恢复过来。 当时也有人认为，美国将陷入一次衰退。 美联储是通过“吹大泡，抵抗小泡”这样的做法来避免美国经济衰退。 科技股的股市泡沫破裂了，它就想到了房地产，所以，通过大幅度地降低利率推动房地产价格不断地上涨，促使美国当时很快就走出了科技股泡沫破裂的衰退。 当时，美国经济复苏的速度超过了各界普遍的分析与认识。 房地产的贷款政策非常宽松，为了促进美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不用还钱不用交钱就能贷款住上房子。 这种做法听起来令人震惊。 所谓次级贷款的危机，就是因为美国放宽了贷款政策。 过去，贷款只能够提供给那些优质贷款人，也就是信用等级分在660分以上的、有充分的收入证明的这样一群人，发放优质贷款，使他们享受低利率政策。 房地产价格不断在上涨，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美国的银行铤而走险，把房地产贷款发放到那些没有偿还能力的人手上。 这些人过去是无法想象竟然可以申请到房地产贷款。 这些人群的信用等级分相对比较低，在620分以下，甚至没有收入证明，这样的房屋贷款就被称之为“次级贷款”。 它是相对于优质贷款而言的。 那这些无偿还能力的贷款人为什么敢贷款？因为银行给他要求的还款政策是“前松后紧”，前几年你几乎不用还钱，还得很少，但是，到后面突然就涨上去了。 要还的钱突然涨上去也不可怕，因为银行会把你的房地产价格上涨部分进行转按揭再贷款，这样，相当于你还是不用自己还钱。 这些贷款户就发现，有房子住为什么不住呢。 反正房地产价格在不断上涨，还不用还钱。 于是，大家都很高兴地进行了次级贷款的申请与次级贷款的发放。 这里面，整个游戏规则的假设前提就是房地产价格不断地上涨。 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也会出现这样盲目的乐观，非常值得中国各级政府官员和广大民众警醒。 仅此还远远不够，如果只是次级贷款，以美国的家底，绝对不会让美国蒙上经济衰退的阴影，问题是次级贷款被证券化以后，就成几何级地放大了风险。 投资银行发现，次级贷款这个生意模型不错，房价不断上涨，要赚更多的利润，就要把次级贷款证券化，也就是发行了次级债券。 把它反复地分割，反复地打包，然后推广到资本市场上，让更多人进行交易和购买，这就是美国资产证券化的重要体现，也是美国金融衍生产品的重要体现。 在美国，凡是一个业务有未来现金流，就具备被资产证券化的可能。 比如说，在美国，甚至有一种“死亡债券”，就是可以把你死亡后的保险金提前拿出来用，按照20%～40%的比例提前拿出来用，这个保险金是你死了以后留给继承人的，那何不拿出来自己先花了？美国人的这种心态，跟我们中国人不太一样。 连保险都可以被证券化、被债券化，可想而知美国的金融衍生交易是多么发达。 这样一个次级贷款推出的次级债券被推到市场以后，怎么让大家蜂拥而至来购买呢？因为，毕竟它的贷款风险还是非常之大，因为，这些都是那些没有收入证明的人去申请的房地产贷款。 美国的银行都非常聪明，也非常有盈利的冲动，所以，他们做通了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的工作，通过标普和穆迪等知名评级机构，给这个债券评级到3A级。 各位读者朋友要注意，这些债券评级机构不是国立的，不是官办的，而是民营公司。 所以，这些民营公司在把次级债券评高到3A级的过程当中是有盈利冲动的。 它可以获得评估费，甚至可以在交易当中获得一笔分成费。 3A级的债券当然会受到投资者广泛的追捧。 这时，保险公司一看，哎，这生意也不错，那我来给你提供保险吧。 于是，参与者都越来越觉得心里踏实了。 不断上涨的房价就使得所有参与者都获利了，所有参与者都获利了，就必然推动了整个次级债券的不断发展。 琳琅满目，纷繁复杂，五花八门，从几千亿次级贷款扩展到了几十万亿的次级债券、保险等等。 这就使得美国陷入了一个巨大的金融风险旋涡之中。 这种“天方夜谭”的故事，几乎是一个后现代版“皇帝的新衣”的故事。 那么，谁来扮演那个小孩，戳穿这个“谎言”呢？天底下的金融故事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它发端于房地产价格的上涨，这个泡沫破裂必然源自于房地产价格的下跌。 随着美国房地产价格的下跌，购房者就开始违约不还钱了，因为他们本身就没有偿还能力。 购房者一旦违约不还钱，银行就只能把这个房地产进行拍卖。 随着拍卖的增多，房地产价格不断地下跌，连环的下跌、持续的下跌，进一步引起更多的人还不了贷款，更多的房地产被拍卖。 这种时候，整个房地产价格陷入一个下跌的通道。 此时，三大评级机构又跳出来了，说不能给3A级了，次级债券有风险。 它这一评可好，债券价格也下跌了。 相应的，所有的金融机构这时候都亏损惨重，从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养老基金、社保基金、政府基金、保险基金，你能够想到的几乎所有美国的金融机构都陷入了严重亏损。 在过去的一两年里面，各大金融机构的高管被迫纷纷辞职，从高盛银行的董事长，到美林证券董事长，再到贝尔斯登投资银行的董事长，纷纷辞职下课。 这些人原本掌控的是什么呢？是美国最大的银行、美国最大的证券公司和美国老牌的投资银行。 这些金融机构纷纷严重亏损，就导致了美国金融当中的流动性严重不足。 〖=QLTS〗〖=5〗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过去四五年美国的房地产泡沫，让很多人赚着钱了，今天，房地产价格下跌之后，这些人就被套牢了。 这种情形警醒我们：大家以后在自己投资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所谓的大牛市、大发展的时候，要有警戒的意识。 无数的案例、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出来混，欠下的早晚都是要还的。 〖=B〗美国次级债券的危机，重创了美国的金融系统和美国的房地产系统，使得美元加速贬值。 美元加速贬值，转化成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汇率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决定机制，汇率是货币的核心，货币是金融的核心，金融是经济的核心。 在美元、欧元、石油、黄金这些国际重要的金融要素里面，都是大国博弈的结果，都是各个国家之间主流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是各个阶层利益最大化博弈的结果。 凡是既得利益者，都想办法把这些规则和原理去固化，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就是和这些既得利益者进行连续博弈的一个过程。 汇率是国与国之间经济博弈的结果，也是政治博弈的结果，也是就业、贸易摩擦等诸多因素参与博弈过程的结果。 人民币自2005年以来进入持续升值轨道，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美国经济结构调整、贸易结构失调和失业率趋高压力的影响。 急剧放大的一般性贸易逆差、由于产业结构调整造成的结构性失业率的上升使得美国的政党、政府不得不通过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方法来上演对美国选民的政治宣传秀。 虽然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改变不了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现状，却是大国之间博弈的一个力量。 同时，中国的博弈力量也在增长，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2008年6月参加“中美年度战略经济会议”时就明确提出对美元持续政策性贬值的批评，而由于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全球产业布局的完成，人民币汇率单边上升所带来的利益和损失常常是冲抵的，很难有哪个国家是绝对的受益者或者沦为百分之百的受害者。 〖=QLTS〗〖=4〗在这种情况之下，无论是地方政府、产业协会，还是企业，都无法左右或干预、影响宏观经济。 我们只能做到，首先充分去理解，然后积极去应对，这才是一种正确的方法和心态。 抱怨是没有意义的，漠然置之不理更是大错特错。 〖=B〗我们要极为清醒地看到金融大地震有可能产生的损失，对一个国家、产业、企业和民众的影响可能会远大于自然大地震。 日本在1985年以后处理日元兑美元汇率政策就出现了重大失误。 当时，日本经济历经战后40年重建已然成为庞然大物，从规模上看仅次于美国，GDP已经达到了美国的60%，在特定产业和制造技术领域甚至超越美国水平。 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于政府采用了出口导向型战略，因此，经济的发展就导致日本制造产品像潮水一样涌向全世界，特别是涌向美国，引发美国对日本出现持续而巨大的一般性贸易逆差，招来美国劳工组织和产业保护势力的强烈抗议。 这种抗议很快转换成一种政治力量，向日本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 1985年，美国在纽约市中心的广场饭店召开西方七国会议，强烈要求这些发达国家经济盟友改变当前经济政策，通过本国货币对美元的升值来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帮助美国缓解因为巨大贸易逆差而导致的经济和政治不稳定，同时，加大对美国资本市场的投资，意图通过资本项下的资金节余来弥补一般性贸易导致的逆差。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本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因此也是在本次会谈中受到压力最大的国家。 日本被迫快速进入升值轨道。 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从250∶1一路飙升到了120∶1，稍经反复之后又继续摸高，最高达到了79∶1。 在这样快速升值的过程中，日本国内资产价格出现大幅度攀升，以日本地产价格为例，最高的时候，日本皇室拥有的一座皇宫所占土地的估价几乎可以买下美国整个加利福尼亚州。 日本国民一夜之间成为世界收入最高的群体，他们疯狂地购物、购买艺术品、购买全球市场的股票、购买建筑物，大批大批地周游欧美国家，所到之处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日本人真富裕。 这种经济上的乐观主义情绪甚至迅速蔓延到政治上。 20世纪80年代，日本有一本轰动国际社会的名著就叫《日本可以说不》。 这本书中所流露出来的经济独立引发的政治雄心令全世界为之侧目，甚至有媒体惊呼，即将到来的21世纪将是日本世纪。 在《广场协定》签订后的五年里，日本在当时超低利率政策之下，资产的价格大幅度抬升，房地产价格上升了四倍，股票的价格上升了四倍。 但是，好景不长，国际投资资本早就看好日元升值带来的巨大商业利益，因此先是一致看高日本兑美元汇率，其后又通过“远程核打击”做空远期外汇指数抛出日元，导致日元兑美元汇率出现巨幅波动，随后出现了资产泡沫的紧缩，这个大泡泡被吹破。 国际游资撤出日本，股市跌幅高达70％，房地产跌幅达60％，如此整体性、全局性暴跌，势必对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其毁灭性与严重后果无异于一场金融大地震。 日本经济迅速进入不景气时代，企业被迫大量裁员，银行被迫缩紧银根。 曾经被作为日本经济奇迹谜底的“银企联盟合作模式”遭受到了沉重打击。 一批金融机构破产，国内市场需求持续低迷，由于汇率的不稳定甚至影响到了国际出口市场信心。 以出口为导向的出口经济政策不得不进行转型。 日本此次金融战败造成的损失绝对不会小于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损失。 直至今天，这段“失去的十年”对东亚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影响依然深刻。 从日本经济的战败中，中国学会减少通过政府去人为设计大型财团，避免银行与企业之间无风险控制的合作，强调保持汇率的稳定性和对外汇的严格管制。 同时，日本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产业外移也促成了东亚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繁荣时代的到来。 无独有偶，在10年前，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也对东南亚的长期发展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 我们知道，在这之前，亚洲经济奇迹被全世界所瞩目，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但是，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就像一场大地震一样终止了所谓的亚洲奇迹，在整个过程当中，亚洲损失真金白银至少在数千亿美元。 相比金融危机后的日本与东南亚企业，今天的中国企业赚钱无疑要容易得多，这就是一个宏观经济环境对一个产业和企业的影响。 当宏观经济环境好的时候，其实谁都能挣钱，无非是多与少。 水平差的人也能挣钱，大家相差不大。 当宏观经济环境不好的情况下，却连聪明人都很难挣到钱，好的企业挣钱都相当不容易。 我们对这样的金融大地震要有深刻的认识，东南亚金融危机是在货币贬值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巨大的金融大地震。 日本是升值后动荡，而东南亚国家是剧烈贬值，但是，同样的结果都是股票价格大幅度下跌，房地产泡沫破裂，银行系统出现大量的呆坏账，银行被迫关门，企业被迫关闭破产。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房地产、股票这些资产的泡沫早晚都是要破的。 最重要的就是提醒我们中国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我们的金融知识必须补充与提升，否则将蒙受严重的损失。 与日本和东南亚相比，各位读者朋友的金融知识还相差甚远。 当金融大地震来临的时候，他们都出现了应对上的错误，都没有进行积极的预防，那更何况我们呢？所以，金融大地震，对产业、对企业、对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对民众产生的影响，将远大于自然大地震，我们必须要提前做好充分的应对和积极的预防准备。 美国经济的秘密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考虑到两种交易对本国货币流动性的重大影响，一种是贸易往来所产生的结余；另一种是资本型交易所产生的结余。 进出口贸易中间，出口所产生的收入大于进口的各项支出，就称之为顺差；反之，则称之为逆差。 在资本项下的交易，如果流入的资本大于本国流出的资本，这称之为资本上的顺差；反之，则称之为在资本上的逆差。 任何一个经济体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寻求一种资金流动的平衡，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一般性贸易方面产生了大量逆差，你就必须在资本性项目下产生足够的顺差，以此平衡整个资金流动。 如果不能够产生足够的平衡，比如说，一个国家在一般性贸易以及资本性的项目之下都持续地出现逆差，就会导致这个国家在经济层面上出现收支不平衡，这种收支不平衡达到一定规模后，就会诱发这个国家的金融风险。 通过金融风险的扩散，影响到这个国家的一般性贸易和产业结构，影响到该国的生产要素成本和企业经营的宏观环境，进而深刻地影响到该国企业的竞争力，导致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衰退。 因此，任何国家，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性质，都努力追求这样一种平衡。 众所周知，美国在一般贸易上的逆差非常大，以中美贸易为例，2007年度，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已经超过2000亿美元。 美国大量的一般性对外贸易逆差，必须通过资本项目下的收支结余来进行平衡。 因此，美国经济的一个很大特点就在于，它必须通过金融的手段来控制产业，同时，也必须通过金融手段来实现自身的收支平衡。 所谓金融的手段，说得简单一点就是，美国必须持续地在经济生活中间，要么通过自身的信用实现持续的负债，要么通过自身资本市场足够高的回报率来吸引投资和投机的外来资本。 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因此，美国保持庞大的国债来维持一般性贸易失衡下的经济运转。 但又不能仅仅依靠庞大的国债，它必须发育出来足够多的、足够想象空间的庞大资本市场，而这个资本市场必须源源不断地给投资人带来更大的回报、更高的预期和更有效的金融产品，以便不断地吸引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以及发达国家的既有资本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进入到美国的资本市场，以此来实现资本项下的节余，对冲一般型贸易的逆差，形成国际收支平衡。 〖=QLTS〗〖=4〗就美国经济的特点来讲，实质上它是一种金融经济。 金融经济就必须强化它的信用和它的回报率。 因此，美国必须不断地制造出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回报率，并依托这个高水平的回报率来吸引海外资本，以实现美国经济的平衡。 〖=B〗按照经济学的一般逻辑，回报率从哪里来呢？回报率是从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中来，回报率是通过不断增加对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等类似的要素的投入来获取。 如果美国不能保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要素投入，或者说美国不能保持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要素投入效率，则美国经济无法保持对外部资本的强大诱惑力，也就无法保持自身经济的正常循环。 因此，美国必须在生产要素的投放和生产要素投入效率方面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以解决吸引资金的问题。 这种吸引效能如果通过传统产业来实现，那将非常之困难。 因为传统产业的局限，现代技术的传播，现代人力资源开发的速度，后发展中国家有很强大的后发优势，通过快速的模仿，通过密集的人力资源使用，通过资金与资本的密集型投入，很快地形成一种后发的追赶优势，因此，单纯靠传统产业上的生产效率提升，美国很难获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增长率，也很难吸引世界资本流向美国。 美国的做法就是通过不断地开展所谓的金融创新，推出所谓创新的金融衍生产品，从而不断地提出更加具有诱惑力的回报水平，以便吸引来自全球范围内的庞大资金。
马斯克近日公开表示美国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陷入经济衰退。对此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现象确实有可能会发生，但马斯克这个观点也只能代表他的个人想法，这也意味着马斯克的言论未必完全正确。
每当我们谈到经济问题的时候，通过我们尝试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待经济问题，我们就会发现没有任何人可以精准预测宏观经济。 不管是对于我们国内的经济行情来讲，这对于美国的经济行情来讲，因为经济的问题本身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现象，所以我们需要尽可能用辩证的角度来看待经济的繁荣和衰退现象。
马斯克表示美国可能会陷入经济衰退。
在谈到美国经济发展的问题时，马斯克表示美国的经济可能会陷入到一场衰退当中，这意味着美国的经济发展可能会持续下降。 在这种趋势之下，美国的很多资产的价格会进一步下跌，包括美股大盘在内的很多个股的行情也会一路走低。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的话，这意味着美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将会引发通货紧缩，人们的生活会因此而受到影响。
我觉得美国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会存在。
我个人其实并不完全认同马斯克的观点，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因为美国本身的经济体量非常大，在美国经济通货膨胀的时候，美联储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加息行为。 如果能够合理控制通货膨胀的话，美国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会相对比较低。 但如果不能控制好通货膨胀的话，美国确实有可能会出现经济衰退。
我的个人观点是什么？
以我个人来看，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情况其实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宏观因素，如果我们单单看通货膨胀或者资产价格的话，很多地方的通货膨胀问题确实比较严重，资产的价格也比较高。 但如果我们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所谓的危机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