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敦煌壁画临摹，以张大千影响最大。而张大千其实最早是受到李丁陇（1905.5—1999.1.22）的影响。李丁陇，河南人，1937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同年，到敦煌，临摹大量的敦煌壁画。在莫高窟纪念室，至今仍有相应的宣传资料和照片展示，证实李丁陇确实是第一位来敦煌的近现代画家。
莫高窟藏经洞
莫高窟
前不久，在敦煌画院展厅参加“妙谛心画-杨建勇敦煌当代水彩画展”，欣赏着那一幅幅岩彩佛像，我的思绪却回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老画家李丁陇先生亲口告诉我：他在1937年就去了敦煌，临摹过大量的敦煌壁画。张大千在看了他的临摹作品之后，马上决定也要去敦煌。这也是我和敦煌最早的渊源。在开幕式上，我的这个话题，得到了敦煌相关专家的认同。他们告诉我：在莫高窟纪念室，就有相应的宣传资料和照片展示，李丁陇确实是第一位来敦煌的近现代画家，敦煌并没有忘记他。
一
我认识李老，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时候我热衷学习书法，除了拜师蒋凤仪先生之外，还经常外出参加书法学习班，记得去听过徐伯清、韩天衡等老师的讲课。印象最深刻的是李丁陇老先生位于五角场的八法草堂，草堂里的布置从墙顶沿着墙面，挂满了大幅绘画和书法作品，有我们所熟悉的敦煌飞天、以及很多壁画题材的绘画，书法也都是四尺六尺的大幅作品。我们坐在八法草堂，仿佛就像置身于石窟里面。后来到访的甘肃省歌舞团舞剧《丝路花雨》编剧赵之洵先生也情不自禁地说：“真是如入敦煌石窟。”
1984年，我的启蒙老师谢冷梅先生在闵行发起成立新闵艺术学校，我陪同李丁陇、沈迈士、朱孔阳、蒋风仪、王华诸先生一同前去参加开幕式。李老还当场挥毫示范，现场挤满了热情的学生。李老出手很快，几分钟时间，一匹骏马就跃然纸上，引发了青年学生学习书法绘画极大的兴趣。我那天除了负责接送老先生，还带着DF照相机，为李老等老先生们拍摄了不少照片。那时候的黑白照片，今天看来，也是无比珍贵。
李丁陇先生在示范挥毫 刘国斌摄
李老八十三岁那年，和三十八岁的郭老师结为夫妻，这在当时的艺坛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郭老师的精心照顾陪伴下，李老的艺术创作也迎来了第二春。记得有一天，我去平凉路2767弄36号402室看望老先生，李老午睡刚起，郭老师已经为他准备好了茶水和蛋糕。那天李老心情很好，除了讲了很多关于练习“八法”对于学习书画的益处，还特意让郭老师取出了他早年在敦煌临摹的壁画让我欣赏。
李丁陇国画《奔马》
我至今珍藏着李老送我的《奔马图》，一匹枣红色的骏马仿佛奔驰在无垠的草原上，扬起头颅，放声长鸣，象征着大自然的原始与狂野。在画作上，除了已题“日行千里雪，夜月兼八程。庚午秋李丁陇八十五岁画。”李老又题“国斌吾弟留念，李丁陇于上海。”李老那时候刚从日本访问回来，为此专门盖上“东渡归来作”的印章，钤印之后，李老还在中间按上了指印，这是他发明的防伪印章。
二
李丁陇，生于1905年5月，1999年1月22日在上海去世。河南新蔡人，原名玉声，后来改名丁陇。关于这个改名，李老在其自传中写过：原来我们李氏宗族祠堂，每年都要各家捐款。我家是李姓族中最穷的一户，常常为捐不起钱而受白眼，最后竞被除了族籍。族人叫我们“野李家”。这件事深深刺痛了我，刚十几岁就开始离家闯荡，自号“野人”，改名丁陇。“丁”者，一丁，独立一人；“陇”者，地望陇西。自己暗激励，不立业成才，决不返回家乡。
1937年，李丁陇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当时日寇侵占沿海各地，上海也沦为孤岛。由于爱国心切，他不顾危险潜赴香港，然后参加抗日宣传工作，沿南北各战场，跋涉千里，一路不断作面，同时举办画展，鼓动群众抗战救国。
在上海美专读书期间，李丁陇就听说敦煌有个民族文化的宝库，那里的壁画瑰丽非凡，产生了有朝一目前往观膽的愿望。在西安时，又听说敦煌文物陆续被“探险家”盗买。于是，几次给政府写信，请求重视文物保护，但是不见回复。于是，召集师生十三人，于1937年秋天，开始了艰苦的敦煌之行。
从宝鸡乘马车西去，有时也骑马、骑骆驼代步。翻过乌峭岭，沿白雪皑皑的祁连山麓，踏上河西走廊。沙海茫茫，荒无人烟，走出几百里才遇一口井。每个人的手脸干皴，嘴唇开裂，牙龈出血，加上长途颠簸，全身酸痛。有些同伴忍受不了这样严酷的旅程，陆续离队折返。在万里长城的终端嘉峪关，有个砂石堆，一人多高，见一方残碑，上有“大唐玄奘”几个字。李丁陇被三藏法师那不畏险阻、万里取经的刚强意志所鼓舞，继续前行。又经历了河西走廊沙石风暴的洗礼，终于抵达敦煌。同伴只剩下了学生刘方，只因他家就在敦煌。关于敦煌文物宝库莫高窟，其实也是刘方告知李丁陇的。
右起朱孔阳、李丁陇、沈迈士 刘国斌摄
到达莫高窟之后，李丁陇就一头钻进洞窟尽情欣赏，不停地临摹。这里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极其艰苦，水是苦涩的，青稞成了主食。洞窟里十分幽暗，要分辨细部只有靠中午时分的自然光线。在八个月的时间中，李丁陇专心致志地研究临摹魏隋唐宋历代壁画艺术，其中光是千瓷百态的手势，就临下几百种。
1940年李丁陇临敦煌148窟壁画 图片来自网络
1940年李丁陇重访莫高窟，复核壁画原貌，弄清洞窟编号，又进行了大量的临摹。1941年间，根据临摹积累的素材，绘成四十多尺的长卷《极乐世界图》，在成都和重庆展出之后，在美术界引起轰动。就此，张大千等人也循踪而去了敦煌。莫高窟，这个艺术宝库，才逐渐为大家所熟悉。
关于以上这段历史，网上也有不少文章可以查阅，但时间细节等内容似乎有错。为此，笔者专门查阅了上海文史研究馆1991年编著的《馆员传略》，以上内容主要来自于李丁陇先生亲自撰写的《李丁陇自传》。
据李老的弟子乐建成先生告知：建国后,李丁陇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委员、上海中华新艺术研究会主席，并在华东区军政委员会负责统计制图设计。1950年7月李丁陇作为美术界代表参加了上海市文化艺术工作者第一届代表大会。同年创作了40米长卷《开国大典(御马图 )》。1955年，创作了40米长卷《双百图》，此画后来赠送给来访中国的苏联元帅伏洛希罗夫，据说此画被保存在苏联国家博物馆。
1957年正当李丁陇以充沛的精力从事长卷画创作时，极左路线夺走了老人手上的笔，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放逐到遥远的青海西宁。文革时期又将刚回上海的老人送往郊县农场。这历史的冤案前前后后达二十余年之久，直至拨乱反正才得以平反。
三
已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了，年近80的李丁陇先生在五角场开设了八法草堂，广招学生免费进行艺术教育，同时在艺术创作中也发力猛进。
乐建成曾经写到：1984年10月中旬起李老奋笔3个月，成功创绘80余米花鸟长卷《双百图》，画面上展现的是数以百计的飞禽和数以百计的花卉，争奇斗艳而极为壮观。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院长李可染先生题道：“百花争艳，百鸟传神”。复旦大学名誉校长苏步青教授吟诗赞曰：“鸟辟新语尽欢腾，花缀神州换旧颜。彩笔挥来浑未觉，清音丽色满人间”。由于这幅长卷是世界画坛最长的花鸟图，1986年3月日本TBS电视台来上海拍摄，并授予当时83岁的李老以“世界之最金手奖”。
1989年7月，李老应邀赴日本讲学，在广岛原子弹纪念碑前，老人感叹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萌发出创绘2000米长卷《和平世界图》的计划，希望人类能求同存异，和平发展，互相支持，共同发展，创造一个安定团结和平幸福的新世界。
1991年，已经完成的《和平世界图》400余米，先后在上海、广州等地展出，从《丝绸之路》到《郑和七下西洋》，从《联合国总部》到《天安门》，其画面恢弘，描绘细致，书法洒脱，受到各界人士的交口称赞。
可惜的是，1999年1月22日，还未全部完成《和平世界图》，李老却驾鹤西去，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据说，李丁陇先生临终前曾嘱咐家人，要把灵堂设在画室里，并再三关照最高处一定要布置敦煌壁画。乐建成先生告知，当时灵堂上方悬挂着的正是榆林窟第10窟西夏飞天壁画摹本。
四
关于李丁陇先生倡导的古篆八法，那天，我在晓兵兄的陪同下，专门前往上海外国语大学“杨建文工作室”拜访了李老弟子杨建文先生。在《篆捷书经》一书中，杨老师对于我们熟悉的永字八法和古篆八法有过这样的阐述：在篆隶楷行草五种书体中，有两种用笔法度规定。一种是古篆八法，它的最初功能是规范篆书和隶书的书写，其实质是给书法笔画规则提供了书法本源性的用笔法则；另一种是永字八法，在古篆八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针对楷、行、草的用笔法则。永字八法与古篆八法一起，奠定了中国书法美学体系完整的笔法理论基础。
杨建文先生长期任教于上海外国语学院，为留学生教授中国书法课程。手头这本《中国梦-上海外国语大学五大洲留学生书法作品集》可以说就是杨建文先生的教育成果，也可以是说“古篆八法”的教育成果。来自世纪各地的留学生们，得益于“古篆八法”，由此入门，逐步提高对中国书法的观察力、判断力及表现力。后又在杨先生指导下，开掘自身艺术潜能，并通过不断实践，逐渐领悟中国书法乃至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刻内涵，将自己的审美情趣和民族文化倾注于书法作品之中，成为中国书法之美的创造者和传播者。
在笔者多年研习书法的过程中，也认可将古篆八法作为学习毛笔字的基础技巧，既有助于学书者遵循传统，追根溯源，建立正统的书法审美观，也有助于掌握毛笔字的书写技巧，锻炼笔力和书写的胆量。
五
补白大王郑逸梅先生是如此评价李丁陇先生：“我虚度九十有五了，在这数十寒暑中，所交往的朋好，莫奇于李丁陇，莫畸于李丁陇，莫野于李丁陇，莫苦于李丁陇，以伟大而言，也莫伟大于李丁陇。所以，李丁陇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1995年9月11日，敦煌研究院樊诗锦副院长、郑世贤秘书长一行受段文杰院长之托前来上海看望李丁陇
1995年9月11日，敦煌研究院樊诗锦副院长、郑世贤秘书长一行受段文杰院长之托前来上海看望李丁陇先生。
2009年由樊锦诗主编，敦煌研究院编著出版的《莫高窟史话》的第十七章节《敦煌与20世纪的中国艺术家》中，有一个栏目就是《李丁陇，第一个赴敦煌的画家》。书中还记载着李丁陇1941年在四川和重庆办展期间，与张大千相识，正是受其影响，张大千也走上了去敦煌的道路。之后还有王子云、关山月、谢稚柳等人。这几位画家，对于敦煌的宣传和保护，都作出了伟大而特别的贡献。
李丁陇向时任闵行区领导介绍作品，右一为作者刘国斌
今日，敦煌石窟和敦煌学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引起了众多学者和民众的热爱和关注，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大放异彩。对于李丁陇等前辈为敦煌所付出的贡献，我们也永远不能忘记。
近代赴敦煌临摹壁画之后创作又受到敦煌画风影响的画家是
近代赴敦煌临摹壁画之后创作又受到敦煌画风影响的画家是张大千。 根据查询相关信息显示：1941年春至1943年夏，张大千携家人与弟子远赴敦煌，在戈壁沙域居住两年零七个月，摹习壁画276幅，并对敦煌石窟的结构、彩塑与壁画均做了文字说明和年代考证。
李丁陇敦煌探宝传播艺术，写下什么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李丁陇，祖籍甘肃陇西，生于河南新蔡县，青年时在上海美专师从刘海粟学艺，是学生中的佼佼者，后被刘海粟誉之为“第二八大山人”。 他一生以长卷巨作著称于世，尤爱敦煌艺术，曾历尽艰险步行数千里去敦煌探宝，写下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李丁陇是1938年从香港辗转到北方，初冬时从西安上路。 一3女10男组成一支“赴敦煌探险队”，李丁陇任队长，沿着唐玄奘西行取经的路线。 一行到嘉峪关时，因气候恶劣，大部分人退出了。 李丁陇夙愿不改说:“死，我也要死在去敦煌的路上!”他和另一位家在敦煌的青年刘方，穿上临时买的皮袄和毡靴，又上路了。
在塞外寒风凛冽杳无人迹的荒原上向西艰难行进了一月有余，他们靠非凡的毅力，成功抵达敦煌。 在莫高窟一个又黑又阴冷的洞子里，他铺草作床安了“家”。 第二天，就披裹着一床破被子开始如痴如醉地临摹壁画。 他每天在洞子里临画长达七八个小时，曾冻得发高烧差点死掉。 他还学会了爬树上洞窟，摔下来不知多少回。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没理过发，李丁陇变得须发纷乱，满身虱子，狼狈不堪，活像个乞丐。
当地人因此传言“庙里住了个野人”。 他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临摹到次年5月，用了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宏大浩繁的“极乐世界图”临摹草稿和一百多张单幅画，还有不计其数的飞天、藻井和佛手图案。
1939年8月，李丁陇历尽艰辛回到西安，举办了“敦煌石窟艺术展”，《极乐世界图》巨幅长卷和近百幅精美的单幅临摹画，在当时引起轰动。 李丁陇在敦煌亲眼看到被伯希和、华尔纳等人切割盗取了精美画面的大量残墙破壁，以及莫高窟无人管理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感到非常难过和痛心。
他办展的目的是，敦促政府尽快采取措施进行保护。 1941年初，李丁陇又到成都和重庆办了展览，并与张大千相识。 正是受其影响，张大千也产生了要去敦煌的打算。 在办展的同时，李丁陇多次上书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及文化委员会采取措施保护敦煌文物，但没有回应。 他又给于右任、陈立夫、张道藩等国民党要员写信，仍不见反应。
后与张大千谋划共同呼吁，通过国民党要员周伯敏(于右任的外甥，懂书画)，劝说于右任亲赴敦煌进行了实地考察，加之中央通讯社摄影记者袁丛美与重庆《大公报》的配合呼吁，才有了结果，1943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 1944年，李丁陇再赴敦煌，对第一次临摹的画进行了仔细的复核和编号，又临摹了一批新作。
1946年，李丁陇在兰州再次举办临摹壁画展，当时，西北最高军事长官朱绍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爱国将领冯玉祥、文豪郭沫若等众多达官名流，欣然为展览题贺，邵力子等要人也在《民国日报》刊文谈保护之声，影响巨大。 1948年李丁陇又应邀在南京、上海等地举办了展览，使敦煌艺术远播大江南北。
张大千为了临摹敦煌壁画，成为艺术的“破坏者”，为何这么说呢？
张大千，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市中区城郊安良里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20 世纪50年代，张大千游历世界，和各国艺术大师切磋绘画，并获得巨大的国际声誉，被西方艺术绘画界称赞为东方之笔，与画家齐白石称为南张北齐。
中国奇观----敦煌壁画
中国敦煌到现在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敦煌壁画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壁画、雕塑、建筑等多种艺术形式为一体的宏伟的艺术宝窟。 壁画的艺术风格与常见绘画呈现大有不同，首先壁画色彩很丰富，要求画工们的技艺非常精湛，它有着自己的民族风格，和历史传承的笔迹，它的艺术绘画规模也是超大无比，可以从建筑天花板一直延伸至墙角。
敦煌石窟是拥有1000多个窟，被称为千佛洞，从北魏一直到元朝。 汇集自古以来，成千上万名画匠亲手绘制，各代画法在上面表现淋漓尽致，精细的工笔与细节清晰可见，色彩艳丽。 代表着中国佛教艺术文化的顶峰。 敦煌石窟作为佛教艺术圣地的敦煌壁画，每厘每毫都是宝，我们不难发现，敦煌壁画中有很多地方画中有画的现象。 张大千被这遗留下来巨大的奇观所吸引。
历史奇观将何去何从？
但由于年代久远，一些表层的壁画破损脱落，袒露出里层线条和颜色。 张大千在敦煌工作研究共两年多。 工作中，他惊奇地发现，那些破残的壁画下面，还有更多鲜为人知的绝世佳作。
张大千不仅是一代绘画宗师，他自有的艺术绘画风格在艺术史上也是自成一派，除了独立创作作品之外，张大千最喜欢的学习方式就是临摹，临摹大师的艺术作品，在临摹的途中不仅可以体会到原作的技法，最重要的是他可以顺着临摹时的状态，找出原作的创作路程，在艺术圈里他是临摹天下名画最多的画家。
为了能够临摹时代更久远的壁画，他内心也更想要看到的是墙壁内层更早期的精美画作。 在他看来，这些壁画外观已经破残摧毁，甚至有的都已面目全非，为何不让后面的画中画重见天日呢？但如果想要看到内壁中的画作，必定要对其表面的作品进行破毁。
纠结很长一段时间，最终他为了欣赏到更多的古代艺术，他就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到古代艺术的佳作，只能把外层剥落，临摹内部的敦煌壁画。
其实张大千不仅是一名画家，也是位收藏家。 他深知眼前的这些艺术作品是历代画匠们的荣耀。 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带领团队复制敦煌壁画，他亲自监工，带团队花费三年的时间，完成深藏内部壁画的临摹工作，在过程中，他和团队也做了适当的修整和维护的工作。
张大千当时的行为根本谈不上破坏。 当时敦煌壁画残破，属于战乱年代，当时法制体系很不健全。 作为近代著名的国画大师的张大千，他深知里面壁画的水准。 尤其当他看到里面很精彩的部分时，他根本不可能停下手来，没有办法阻止他对艺术的热爱。
于是他带领他的学生们克服技术上的各种困难，刮一层画一层。 常常叮嘱众人不要碰损或弄脏壁画。 张大千看到这些壁画已经面目全非。 客观上说张大千对敦煌壁画有一定的破坏。 但张大干对敦煌壁画艺术的传承和传播功不可没。 对研究唐代艺术大有帮助。 对弘扬传颂敦煌艺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看他作品不难发现，敦煌之行令张大千画风大变，由早年的清丽雅，变为富丽堂皇，仕女人物变得雍容华贵，妩媚动人。 当你心里装着对这个世界的真挚热爱时，你的内心也就有了最敏锐的感知。 自然在艺术上便能通过最细微处，达到他人生艺术的登峰造极之处。
张大千真的是世俗传言的破坏者么？
可谓张大千的艺术造诣是被世界公认的，但在他是否破坏敦煌壁画这个行为，一直都是存在非议的。 而非议的来源是，当时敦煌有一处走廊里存在两幅壁画，但那两幅壁画由于经历了时代的磨损，表面实在是模糊到不可辨认。 张大千认为这样的话，艺术价值也很低，思前想后，他决定将表面破损的一层剃毁，就是由于他的这波操作行为，引起了轩然大波，世俗传言他就是破坏敦煌壁画的恶人。
为什么要固执地保留这些？不去揭开去探索更精美，更有价值的壁画呢？但他为了探索更精美的艺术作品，让精美的作品拥有更大的艺术价值，让更多人了解敦煌壁画的文化。 他承受世人对他评价与谩骂，至今，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的弘扬立下的汗马功劳，张大千对敦煌的贡献远远大于毁灭。
但凡事真的是功过难辨，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的所作所为，究竟是传承还是破坏？任由世人评说，但在欣赏完张大千留下来的敦煌壁画的临摹作品之后，不得不佩服，这些经典的绝世佳作，若没有被大师发现，没有他们的谨慎与小心，怎么会有这让人叹为观止的经典作品共后人欣赏呢，又怎会让全世界的后人去诠释呢？
父亲的秘密
张大千对家人也是非常爱护，做人谦虚的他，知道博爱可以治天下这个道理。 也将这个道理用到了艺术上，于是在他的笔下，创造出了无数幅绚烂的画面。 他的艺术作品在中国文化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的博爱也包括对国家的爱。 原本收藏古画也是可以赚钱的，但他收古画的目的却并不为挣钱，也不是为了鉴赏，而是为了保护这些收藏来的艺术品。 查阅资料才发现，张大千所收集的那些珍贵字画都无偿捐送于国家。
他的博爱也影响到子女，张大千的嫡女曾说我父亲是最富的穷人有一次，他的女儿张心庆问爸爸：为何不将那些字画高价卖给外国人？他定了定神说。 这些古画是中国的珍宝，当然不能流入外国人手中，我不能做遗臭万年的事。 谁叫大陆是我的母亲、我的祖国，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是我的选择。
他的女儿张新庆最终悟出了父亲成功的秘密。口述父亲的博爱是留给我最宝贵的遗产！
受父亲博爱的影响，父亲离开大陆后，她和母亲将父亲临摹的敦煌壁画279幅捐献给了四川省博物馆，张大千得知此事后，对她们母女表示满满的赞许。
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在台湾因心脏病发离开人世，在他临终前，将所有的收藏品都捐给了海峡两岸的博物馆，就连她的住所房子都捐献出来。
爱国艺术大师黄泽金评价：张大千先生，最伟大的艺术，不是他创作的泼墨山水画，而是他临摹的敦煌莫高窟壁画。 他让临摹的敦煌莫高窟壁画走向世界，让世界认识宏伟的辉煌的中国敦煌莫高窟壁画艺术。
张大千之所以成为张大千，除了他画艺高超，对艺术的热爱和探索，更重要的是他的为人，他用他的博爱完成了文化艺术的最佳传承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