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敦煌壁画临摹，以张大千影响最大。而张大千其实最早是受到李丁陇（1905.5—1999.1.22）的影响。李丁陇，河南人，1937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同年，到敦煌，临摹大量的敦煌壁画。在莫高窟纪念室，至今仍有相应的宣传资料和照片展示，证实李丁陇确实是第一位来敦煌的近现代画家。
莫高窟藏经洞
莫高窟
前不久，在敦煌画院展厅参加“妙谛心画-杨建勇敦煌当代水彩画展”，欣赏着那一幅幅岩彩佛像，我的思绪却回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老画家李丁陇先生亲口告诉我：他在1937年就去了敦煌，临摹过大量的敦煌壁画。张大千在看了他的临摹作品之后，马上决定也要去敦煌。这也是我和敦煌最早的渊源。在开幕式上，我的这个话题，得到了敦煌相关专家的认同。他们告诉我：在莫高窟纪念室，就有相应的宣传资料和照片展示，李丁陇确实是第一位来敦煌的近现代画家，敦煌并没有忘记他。
一
我认识李老，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时候我热衷学习书法，除了拜师蒋凤仪先生之外，还经常外出参加书法学习班，记得去听过徐伯清、韩天衡等老师的讲课。印象最深刻的是李丁陇老先生位于五角场的八法草堂，草堂里的布置从墙顶沿着墙面，挂满了大幅绘画和书法作品，有我们所熟悉的敦煌飞天、以及很多壁画题材的绘画，书法也都是四尺六尺的大幅作品。我们坐在八法草堂，仿佛就像置身于石窟里面。后来到访的甘肃省歌舞团舞剧《丝路花雨》编剧赵之洵先生也情不自禁地说：“真是如入敦煌石窟。”
1984年，我的启蒙老师谢冷梅先生在闵行发起成立新闵艺术学校，我陪同李丁陇、沈迈士、朱孔阳、蒋风仪、王华诸先生一同前去参加开幕式。李老还当场挥毫示范，现场挤满了热情的学生。李老出手很快，几分钟时间，一匹骏马就跃然纸上，引发了青年学生学习书法绘画极大的兴趣。我那天除了负责接送老先生，还带着DF照相机，为李老等老先生们拍摄了不少照片。那时候的黑白照片，今天看来，也是无比珍贵。
李丁陇先生在示范挥毫 刘国斌摄
李老八十三岁那年，和三十八岁的郭老师结为夫妻，这在当时的艺坛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郭老师的精心照顾陪伴下，李老的艺术创作也迎来了第二春。记得有一天，我去平凉路2767弄36号402室看望老先生，李老午睡刚起，郭老师已经为他准备好了茶水和蛋糕。那天李老心情很好，除了讲了很多关于练习“八法”对于学习书画的益处，还特意让郭老师取出了他早年在敦煌临摹的壁画让我欣赏。
李丁陇国画《奔马》
我至今珍藏着李老送我的《奔马图》，一匹枣红色的骏马仿佛奔驰在无垠的草原上，扬起头颅，放声长鸣，象征着大自然的原始与狂野。在画作上，除了已题“日行千里雪，夜月兼八程。庚午秋李丁陇八十五岁画。”李老又题“国斌吾弟留念，李丁陇于上海。”李老那时候刚从日本访问回来，为此专门盖上“东渡归来作”的印章，钤印之后，李老还在中间按上了指印，这是他发明的防伪印章。
二
李丁陇，生于1905年5月，1999年1月22日在上海去世。河南新蔡人，原名玉声，后来改名丁陇。关于这个改名，李老在其自传中写过：原来我们李氏宗族祠堂，每年都要各家捐款。我家是李姓族中最穷的一户，常常为捐不起钱而受白眼，最后竞被除了族籍。族人叫我们“野李家”。这件事深深刺痛了我，刚十几岁就开始离家闯荡，自号“野人”，改名丁陇。“丁”者，一丁，独立一人；“陇”者，地望陇西。自己暗激励，不立业成才，决不返回家乡。
1937年，李丁陇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当时日寇侵占沿海各地，上海也沦为孤岛。由于爱国心切，他不顾危险潜赴香港，然后参加抗日宣传工作，沿南北各战场，跋涉千里，一路不断作面，同时举办画展，鼓动群众抗战救国。
在上海美专读书期间，李丁陇就听说敦煌有个民族文化的宝库，那里的壁画瑰丽非凡，产生了有朝一目前往观膽的愿望。在西安时，又听说敦煌文物陆续被“探险家”盗买。于是，几次给政府写信，请求重视文物保护，但是不见回复。于是，召集师生十三人，于1937年秋天，开始了艰苦的敦煌之行。
从宝鸡乘马车西去，有时也骑马、骑骆驼代步。翻过乌峭岭，沿白雪皑皑的祁连山麓，踏上河西走廊。沙海茫茫，荒无人烟，走出几百里才遇一口井。每个人的手脸干皴，嘴唇开裂，牙龈出血，加上长途颠簸，全身酸痛。有些同伴忍受不了这样严酷的旅程，陆续离队折返。在万里长城的终端嘉峪关，有个砂石堆，一人多高，见一方残碑，上有“大唐玄奘”几个字。李丁陇被三藏法师那不畏险阻、万里取经的刚强意志所鼓舞，继续前行。又经历了河西走廊沙石风暴的洗礼，终于抵达敦煌。同伴只剩下了学生刘方，只因他家就在敦煌。关于敦煌文物宝库莫高窟，其实也是刘方告知李丁陇的。
右起朱孔阳、李丁陇、沈迈士 刘国斌摄
到达莫高窟之后，李丁陇就一头钻进洞窟尽情欣赏，不停地临摹。这里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极其艰苦，水是苦涩的，青稞成了主食。洞窟里十分幽暗，要分辨细部只有靠中午时分的自然光线。在八个月的时间中，李丁陇专心致志地研究临摹魏隋唐宋历代壁画艺术，其中光是千瓷百态的手势，就临下几百种。
1940年李丁陇临敦煌148窟壁画 图片来自网络
1940年李丁陇重访莫高窟，复核壁画原貌，弄清洞窟编号，又进行了大量的临摹。1941年间，根据临摹积累的素材，绘成四十多尺的长卷《极乐世界图》，在成都和重庆展出之后，在美术界引起轰动。就此，张大千等人也循踪而去了敦煌。莫高窟，这个艺术宝库，才逐渐为大家所熟悉。
关于以上这段历史，网上也有不少文章可以查阅，但时间细节等内容似乎有错。为此，笔者专门查阅了上海文史研究馆1991年编著的《馆员传略》，以上内容主要来自于李丁陇先生亲自撰写的《李丁陇自传》。
据李老的弟子乐建成先生告知：建国后,李丁陇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委员、上海中华新艺术研究会主席，并在华东区军政委员会负责统计制图设计。1950年7月李丁陇作为美术界代表参加了上海市文化艺术工作者第一届代表大会。同年创作了40米长卷《开国大典(御马图 )》。1955年，创作了40米长卷《双百图》，此画后来赠送给来访中国的苏联元帅伏洛希罗夫，据说此画被保存在苏联国家博物馆。
1957年正当李丁陇以充沛的精力从事长卷画创作时，极左路线夺走了老人手上的笔，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放逐到遥远的青海西宁。文革时期又将刚回上海的老人送往郊县农场。这历史的冤案前前后后达二十余年之久，直至拨乱反正才得以平反。
三
已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了，年近80的李丁陇先生在五角场开设了八法草堂，广招学生免费进行艺术教育，同时在艺术创作中也发力猛进。
乐建成曾经写到：1984年10月中旬起李老奋笔3个月，成功创绘80余米花鸟长卷《双百图》，画面上展现的是数以百计的飞禽和数以百计的花卉，争奇斗艳而极为壮观。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院长李可染先生题道：“百花争艳，百鸟传神”。复旦大学名誉校长苏步青教授吟诗赞曰：“鸟辟新语尽欢腾，花缀神州换旧颜。彩笔挥来浑未觉，清音丽色满人间”。由于这幅长卷是世界画坛最长的花鸟图，1986年3月日本TBS电视台来上海拍摄，并授予当时83岁的李老以“世界之最金手奖”。
1989年7月，李老应邀赴日本讲学，在广岛原子弹纪念碑前，老人感叹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萌发出创绘2000米长卷《和平世界图》的计划，希望人类能求同存异，和平发展，互相支持，共同发展，创造一个安定团结和平幸福的新世界。
1991年，已经完成的《和平世界图》400余米，先后在上海、广州等地展出，从《丝绸之路》到《郑和七下西洋》，从《联合国总部》到《天安门》，其画面恢弘，描绘细致，书法洒脱，受到各界人士的交口称赞。
可惜的是，1999年1月22日，还未全部完成《和平世界图》，李老却驾鹤西去，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据说，李丁陇先生临终前曾嘱咐家人，要把灵堂设在画室里，并再三关照最高处一定要布置敦煌壁画。乐建成先生告知，当时灵堂上方悬挂着的正是榆林窟第10窟西夏飞天壁画摹本。
四
关于李丁陇先生倡导的古篆八法，那天，我在晓兵兄的陪同下，专门前往上海外国语大学“杨建文工作室”拜访了李老弟子杨建文先生。在《篆捷书经》一书中，杨老师对于我们熟悉的永字八法和古篆八法有过这样的阐述：在篆隶楷行草五种书体中，有两种用笔法度规定。一种是古篆八法，它的最初功能是规范篆书和隶书的书写，其实质是给书法笔画规则提供了书法本源性的用笔法则；另一种是永字八法，在古篆八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针对楷、行、草的用笔法则。永字八法与古篆八法一起，奠定了中国书法美学体系完整的笔法理论基础。
杨建文先生长期任教于上海外国语学院，为留学生教授中国书法课程。手头这本《中国梦-上海外国语大学五大洲留学生书法作品集》可以说就是杨建文先生的教育成果，也可以是说“古篆八法”的教育成果。来自世纪各地的留学生们，得益于“古篆八法”，由此入门，逐步提高对中国书法的观察力、判断力及表现力。后又在杨先生指导下，开掘自身艺术潜能，并通过不断实践，逐渐领悟中国书法乃至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刻内涵，将自己的审美情趣和民族文化倾注于书法作品之中，成为中国书法之美的创造者和传播者。
在笔者多年研习书法的过程中，也认可将古篆八法作为学习毛笔字的基础技巧，既有助于学书者遵循传统，追根溯源，建立正统的书法审美观，也有助于掌握毛笔字的书写技巧，锻炼笔力和书写的胆量。
五
补白大王郑逸梅先生是如此评价李丁陇先生：“我虚度九十有五了，在这数十寒暑中，所交往的朋好，莫奇于李丁陇，莫畸于李丁陇，莫野于李丁陇，莫苦于李丁陇，以伟大而言，也莫伟大于李丁陇。所以，李丁陇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1995年9月11日，敦煌研究院樊诗锦副院长、郑世贤秘书长一行受段文杰院长之托前来上海看望李丁陇
1995年9月11日，敦煌研究院樊诗锦副院长、郑世贤秘书长一行受段文杰院长之托前来上海看望李丁陇先生。
2009年由樊锦诗主编，敦煌研究院编著出版的《莫高窟史话》的第十七章节《敦煌与20世纪的中国艺术家》中，有一个栏目就是《李丁陇，第一个赴敦煌的画家》。书中还记载着李丁陇1941年在四川和重庆办展期间，与张大千相识，正是受其影响，张大千也走上了去敦煌的道路。之后还有王子云、关山月、谢稚柳等人。这几位画家，对于敦煌的宣传和保护，都作出了伟大而特别的贡献。
李丁陇向时任闵行区领导介绍作品，右一为作者刘国斌
今日，敦煌石窟和敦煌学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引起了众多学者和民众的热爱和关注，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大放异彩。对于李丁陇等前辈为敦煌所付出的贡献，我们也永远不能忘记。
李丁陇是如何保护敦煌文物的？
李丁陇，祖籍甘肃陇西，生于河南新蔡县，青年时在上海美专师从刘海粟学艺，是学生中的佼佼者，后被刘海粟誉之为“第二八大山人”。 他一生以长卷巨作著称于世，尤爱敦煌艺术，曾历尽艰险步行数千里去敦煌探宝，写下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李丁陇是1938年从香港辗转到北方，初冬时从西安上路。 一行3女10男组成一支“赴敦煌探险队”，李丁陇任队长，沿着唐玄奘西行取经的路线。 一行到嘉峪关时，因气候恶劣，大部分人退出了。 李丁陇夙愿不改说:“死，我也要死在去敦煌的路上!”他和另一位家在敦煌的青年刘方，穿上临时买的皮袄和毡靴，又上路了。
在塞外寒风凛冽杳无人迹的荒原上向西艰难行进了一月有余，他们靠非凡的毅力，成功抵达敦煌。 在莫高窟一个又黑又阴冷的洞子里，他铺草作床安了“家”。 第二天，就披裹着一床破被子开始如痴如醉地临摹壁画。 他每天在洞子里临画长达七八个小时，曾冻得发高烧差点死掉。 他还学会了爬树上洞窟，摔下来不知多少回。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没理过发，李丁陇变得须发纷乱，满身虱子，狼狈不堪，活像个乞丐。
当地人因此传言“庙里住了个野人”。 他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临摹到次年5月，用了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宏大浩繁的“极乐世界图”临摹草稿和一百多张单幅画，还有不计其数的飞天、藻井和佛手图案。
1939年8月，李丁陇历尽艰辛回到西安，举办了“敦煌石窟艺术展”，《极乐世界图》巨幅长卷和近百幅精美的单幅临摹画，在当时引起轰动。 李丁陇在敦煌亲眼看到被伯希和、华尔纳等人切割盗取了精美画面的大量残墙破壁，以及莫高窟无人管理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感到非常难过和痛心。
李丁陇御马图局部
他办展的目的是，敦促政府尽快采取措施进行保护。 1941年初，李丁陇又到成都和重庆办了展览，并与张大千相识。 正是受其影响，张大千也产生了要去敦煌的打算。 在办展的同时，李丁陇多次上书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及文化委员会采取措施保护敦煌文物，但没有回应。 他又给于右任、陈立夫、张道藩等国民党要员写信，仍不见反应。
后与张大千谋划共同呼吁，通过国民党要员周伯敏(于右任的外甥，懂书画)，劝说于右任亲赴敦煌进行了实地考察，加之中央通讯社摄影记者袁丛美与重庆《大公报》的配合呼吁，才有了结果，1943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 1944年，李丁陇再赴敦煌，对第一次临摹的画进行了仔细的复核和编号，又临摹了一批新作。
1946年，李丁陇在兰州再次举办临摹壁画展，当时，西北最高军事长官朱绍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爱国将领冯玉祥、文豪郭沫若等众多达官名流，欣然为展览题贺，邵力子等要人也在《民国日报》刊文谈保护之声，影响巨大。 1948年李丁陇又应邀在南京、上海等地举办了展览，使敦煌艺术远播大江南北。
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的临摹问题
敦煌的生活方式 在敦煌多年却川音未改的李其琼，谦虚地把自己称作“敦煌壁画临摹工作者”，她这样总结和她一样在敦煌临摹的画家们的愿望，“让更多的人们能够看到敦煌的美和伟大”。 常沙娜还记得，1952年，李其琼刚刚从部队复原，就来到敦煌结婚。 她的新婚丈夫是研究敦煌历史建筑的专家孙儒间，是她在重庆西南美术专科学校的同学。 结婚没几天，李其琼就钻进了“洞子”，开始临摹，还曾经因为冬天点着炉子烤颜料，差点在“洞子”里煤气中毒。 她并非没有梦想，“我开始去的时候，动机很不纯，和奉献一点也不沾边。 我在西南艺专学油画出身，后来参军一直做美术工作，去敦煌也是想成为张大千、董希文他们那样的大艺术家。 其实我是抱着一种小偷的心态去的，想要从敦煌偷师学艺”。 这个“小偷”是除了常书鸿之外临摹敦煌壁画最多的人，在敦煌的40多年，她临摹了120多平方米的壁画。 现任敦煌美术研究所所长的侯黎明统计过，专业的临摹工作者一般最多“一年能够临三四平方米”。 于是这看似普通的120平方米，就有了时间雕刻出的力量。 “刚刚去的时候，条件很差，不要说生宣熟宣，连最便宜的马利牌广告色都没有。 ”李其琼和常沙娜都经历过最艰苦的时候。 敦煌的洞子里光线也很差，“有光线能照到的洞子，我们就尽量不点油灯、蜡烛，毕竟对壁画不好。 怎么办呢，就是追着阳光画，光照不到的地方就用镜子反射，那时候我们也买不起多么大的镜子，还用过白纸来反光”，李其琼陷入了深深的回忆当中。 “一手点着蜡烛或者擎着煤油灯，一手画画”对常沙娜和李其琼都是常事，对于个头小小而且彼时还未成年的常沙娜来说，洞窟里高高的墙上美丽的壁画更是体力的考验，需要她仰头看上半天才能勾上一条线。 现在敦煌研究院美术所的后辈们使用的都是古代人使用的高级矿物颜料，常沙娜为展厅里用矿物颜料临摹的作品而沉醉，“你看那背景上星星点点的矿颜料才有的光，多美”。 “我们那时候根本都不知道”，李其琼和同事们最好的颜料也就是水粉。 压力和困难来自四面八方，常沙娜记得，父亲用小毛驴载着她，还有大家呕心沥血临摹的作品，在戈壁滩上跋涉，去办筹款画展。 “刚刚成立2年，就是1945年的时候，民国政府教育部决定要撤销研究所，父亲非常急。 ”1953年关友惠刚去的时候，也是坐着牛车从同一条路进的莫高窟。 刚过半百的侯黎明是敦煌的后来者，他刚去的时候，敦煌的水还是他戏称的“减肥水”——碱性大，“喝了就要拉肚子”。 而且莫高窟离敦煌县城还有25公里，一直到不久之前，吃菜的问题才得到解决。 他将在敦煌的临摹研究工作总结为“先要学会在敦煌生活”。 “在敦煌生活”对于先驱者常沙娜们而言，就更是噩梦，“尤其是那些江南来的先生们，真是苦不堪言”。 1943年常书鸿带着妻子儿女到敦煌的时候，张大千正要离开，他移交给常书鸿一片长蘑菇的地方，“这片蘑菇后来成了大家维持工作的基础”。
临摹壁画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在临摹的过程中，张大千深深地感受到古代画师工作的辛苦。他感慨地说：“我
1.：“不得了！比我想象中不知伟大了多少倍。 原定计划是来此三月观摩，恐怕留下来半年都还不够。 ”2.“临摹壁画的原则，是完全要一丝不苟地描，绝对不能参入己意，这是我一再告诉门生子侄们的工作信条。 ……临摹的每幅壁画，我都要题记色彩尺寸，全部求真”。 3.敦煌之行，张大千感觉受益无穷，尤以意志得到很大的磨练。 “我在敦煌工作，有多方面帮忙都感觉非常的困难，揣想起来，古人比我们更困难。 我们在敦煌的时候还有洋蜡烛，虽然不太好，总比油灯好得多。 古人在洞中绘画，由于光线不够，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天花板往往几丈高，要画屋顶，一定要睡着、躺着才能够画，但古人的画虽然在天花板顶上，也没有一处软弱的，还有靠近地面的地方，离地只有二尺高，要画一尺或八寸的人物，画的还有一个大故事，这么小的人物，叫我们放在桌子上来画，已经觉得很辛苦了，而他们却在地上侧睡着画，比仰天画还要难。 ”4.“敦煌壁画所绘之人物，可以考究隋、唐之衣服制度，可以补唐末五代史书之阙文，我认为其历史考证之价值，重过艺术之欣赏！”5.对敦煌壁画接触得越久，张大千越为它所征服，他后来多次指出：“在艺术方面的价值，我们可以说，敦煌壁画是集东方中古美术之大成，敦煌壁画代表了北魏至元一千年来我们中国美术的发达史。 换言之也可以说是佛教文明的最高峰。 ……敦煌壁画早于欧洲的文艺复兴约有一千年，而现代发现尚属相当的完整，这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奇迹！”One is never too old to learn. 活到老，学到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