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民营企业中80%以上为家族企业。最近5年里，约四分之三的家族企业正在面临交接班，“企二代”群体纷纷接过父辈旗帜。
相比上一代，“企二代”们不再经受“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创业艰苦，却不可避免要在全新的环境中求索守业之道。
我们在上海找到几位中小企业的二代守门人，听他们讲述接手父辈公司后的故事。
神仙大曲，上点儿年纪的上海“土著”都知道。十几块钱一瓶，特别在夏季配着白切羊肉吃，一个字：美。而这个卖了近70年的神仙大曲，正是上海现存唯一白酒厂——神仙酒厂的经典之作。
3年前，60多岁的老厂长“退休”。独子李晨楠，成了这家老酒厂新掌门。戏谑的是，入职酒厂前，李晨楠从上海某区区委党校辞职。这个复旦大学毕业的古汉语博士，放弃了他刚刚考上的事业单位编制，回去继承家业了。
这几乎是霸总狗血剧里才会有的剧情，但这是李晨楠的人生。
上海特产神仙大曲。
博士“下海”
师从复旦中文系教授殷寄明，李晨楠的学术生涯在古汉语研究领域，开了个好头。然而读到博士三年级，老李厂长却向儿子表达了“厂子早晚要交给你”的想法。
2015年博士毕业后，李晨楠考进了党校系统，继续从事研究工作。没两年，父亲退休的念头开始变得愈发强烈，终于到了李晨楠面对现实的时候。
进工厂的第一天，李晨楠去市场部报到了。“也没人教，就是跟着前辈一起跑业务。”中国人崇尚酒文化，即便干别的行当也少不了要在酒桌上谈生意，何况老李家的生意，就是卖酒。
一身书生气的李晨楠，几乎是被一下子丢进一个全然陌生的市场环境里。“酒也不会喝，话也不会讲，甚至我当时熟悉的语言体系都跟客户们对不上。”
并不是每个优秀的销售都要有好酒量，“我们有个销售经理，滴酒不沾，却能让客户充分信任他”，但李晨楠破局，却不得不从学会喝酒开始。
从学会喝半斤，到学会喝一斤，那些酒桌上的话术、手腕，也都掺在酒里一并化成了经验。从市场部“毕业”后，李晨楠算是一脚踏进白酒的圈子。
李晨楠本人。
老员工与新领导
李晨楠的办公室，在神仙酒厂老厂房二楼一个并不显眼的位置，门上没什么特别的标识，装修也和旁边的员工办公室一样朴实无华。
他就穿着一件和车间工人一样的、胸口刺绣着“神仙”二字的白色衬衫。如果无人引荐，你绝对不会知道他是谁。
极力保持“亲民”的样子，或许是一些“企二代”在处理新型员工关系中的一种惯用做法，但李晨楠的谦逊，刻到骨子里。
老酒厂的核心竞争力，在老工人。刚入厂时，李晨楠几乎是全厂最年轻的一个。他逢人便求教，跟着干、跟着学。凡事他主张绝不“外行领导内行”，谁更有经验、谁更有道理，就听谁的。
2020年前后，老李厂长彻底“退居二线”，李晨楠开始独立决策。继续坚持高标准的传统酿造技艺，坚持用好企业元老、工匠，神仙酒厂平稳度过了新老掌门人接班期，也扛过了疫情带来的餐饮行业萧条期。
接班后，他也曾遇到一次“危机时刻”。一位老员工做了与工厂利益相悖的事，为和平解决，他主动找父亲出面，最终稳住大局。
最好的接力，往往是温和无声的。消费者不会知道，2020年后的“神仙大曲”，是新一代领导核心下的产品。
创新之论
李晨楠的入行，是在这个行业开始由盛转衰的拐点。李晨楠说，十几年前，全国拥有白酒生产许可证的工厂约7000多家，现如今仅剩不到一半。
根据白酒行业的产销数据统计分析，自2016年起，白酒行业的总产量呈现出连续七年下滑的趋势。伴随头部名酒跑马圈地、二线高端品牌战况升级，像神仙酒厂这样的区域酒企，也不得不咬牙挺住。
在厂里每个岗位轮了一圈后，李晨楠似乎抓住了行业的命门。“大多数产业看中生产效率。我的很多‘企二代’朋友接手公司后，第一件事就是推技改、智能生产。但白酒行业不行。”
不同于红酒、啤酒，白酒有很强的地域性、非标性。“纯手工”“古法酿造”至今依然是许多品牌最引以为豪的标签。而被列入第三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神仙酒传统酿造技艺，就是神仙酒厂的法宝利器。
“守正才能创新，为了创新而创新、不符合行业逻辑的创新也是一种浪费。”比起一些急着想要证明自己的“企二代”，李晨楠的理念似乎更保守，却也更稳健。
今年，李晨楠瞅准“体验式消费”风口和产品联名热潮，狠狠“上新”。最快到8月，神仙酒厂与上海一家冰淇淋生产企业、一家化妆品企业联名生产的白酒冰淇淋、白酒面膜即将面世。
9月，整个神仙酒厂也将迁至新址办公、生产，有历史年代感的老厂房将改造成为一个集消费、体验、研学、生产展示等功能为一体的工业文旅空间，给市民带来一场沉浸式的白酒制作工艺与文化的体验之旅。
10月前，神仙酒厂还将招募约50人的年轻团队，专为文旅项目、电商渠道、新媒体业务服务。“逆势招人”背后，是老酒厂生意的底气，也是年轻掌门人的魄力。
神仙酒厂工艺展示。
复旦博士放弃高薪，回贵州做医生，这样做值不值？
很值得。 因为这位医生回到贵州更能回馈供养他成长的社会与环境。 也因为这位医生在读博前承诺去复旦读博后会回到贵州，而这位医生在博士毕业后毅然回到家乡为当地医疗事业做贡献就是切实履行他的约定。
放弃在美国和上海的充满前景的前途，毅然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如果面临是在美国留学深造或在上海获得高薪职位和回到条件相对落后的家乡发展的人生选择，相信很多人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因为前者意味着收入和优厚生活条件的保障，而回到家乡，似乎就是回到了原点，自己一生的奋斗似乎都化为了泡影。 并且许多人都会认为选择后者的人是十分傻气的。 虽然如此，仍然有一些人在大城市学成后选择回乡为家乡的振兴和发展做出贡献。 他们认为，是家乡哺育和培养了他们。 当他们有能力之时，不想只贪图个人的安逸和舒适，而是要出自己的一份力来造福于家乡人民，为家乡发展做出贡献，回馈他们满心的感谢于社会。 当然，做出这样的选择，需要巨大的勇气，同时也是很值得赞叹的。
历史上，这样的人物有许多。 陶行知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 与这些人物相比，胡馗只是一个普通人。 但就是这样的普通人，心怀家乡和国家，也一样为人所称道。 胡馗认为，作为一名医生，为民治病和切实为百姓谋得健康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在美国或上海，出色的医生有很多，胡馗不一定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并践行自己医学上的主张。 而在胡馗的家乡贵州，像他这样的人才并不多，他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真正地造福于当地的百姓。
一诺千金
胡馗生于贵州毕节的一个村子。 年少时的他勤奋努力，用功读书，所以，才在高考时考取了国内著名高等学府——复旦大学并在此攻读了硕士学位，之后他回到家乡的贵州省人民医院工作。 在工作实践中，胡馗发现自己仅有的知识还不够。 于是，他决定再度回到复旦攻读博士学位。 在离开医院前，他就想好了自己将来博士毕业后，还要回到医院。 他也向医院做出了这样的承诺。 2018年，胡馗博士毕业，并于同年回到了贵州省人民医院。
一诺千金可能看似容易做到，但对于自己人生所做的一个重要决定来说，就很不容易做到了。 胡馗做到了，可以看出其品质的高贵，要为家乡尽自己的一份力的坚定决心和治病救人在他心中的重要性。 因为很多人都对胡馗所做的决定不解，因此，当被问及是否会后悔自己回乡的决定时，胡馗说，他对自己的决定毫不后悔，如果后悔，那只能是出于对自己不能坚持做自己的事业的后悔。
对家乡医疗事业所做的贡献
胡馗是真正的医者仁心，总是会充分考虑病人家属的感受。 举例来说，在每次做完手术后的第一时间，胡馗都会赶到病人家属身边通知他们手术已完成，可以放下心了。 而很多其他医生丝毫不会考虑到这一点，他们认为，他们完成手术，即是完成了工作任务，在劳累过后没有义务还要去照顾病人及家属的心情。
除此之外，在手术后，为杜绝一些疾病在病人家族中的遗传，胡馗不顾病人的不理解，坚持说服患者进行遗传性疾病家族史的筛查工作。 至目前为止，胡馗已对10个家庭进行了筛查并成功查出了若干病例。 胡馗还热切关注社会事件，当他了解到不少人想要帮助一些犯了病，需要帮助的人时却不知该怎么进行帮助之时，他意识到社会迫切需要普及可以在关键时刻救人一命的医学知识并就势利用网络开展进行着普及工作。
为啥上海人生孩子的意愿这么低？
为什么上海生孩子的意愿这么低
上海的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持续低迷，让不少人感慨，“为什么上海生孩子的意愿这么低？” 对于上海这个经济发达、人口密度高的大都市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探究的问题。 近年来，全国各地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如：广东提出在广东工作、居住一年以上的夫妻，即可享受生育假；河南规定父母双方均在老家工作生活，夫妻双方都可以在老家休产假3个月…… 而上海作为中国经济、科技、金融、贸易、航运和国际教育等领域的中心城市之一，承担了巨大的社会责任，却依然“生不起”。 2019年上海市出生人口比上年减少4100人。 全国出生人口为1223万人，而上海出生人口只有19.8万人。 即使考虑到育龄人群中不少人还没结婚或暂时不想结婚生育，上海也已是全国出生率最低的城市之一。 而这并不是个例。
01.上海需要更多的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不愿意生孩子？ 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在生育上存在观念上的误区。 比如，过去在很多人看来，“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是一种传统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观念，所以人们会更倾向于多生孩子。 但如今，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很大转变。 除了要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以及考虑到传宗接代的观念和家庭养老等现实需求外，人们更看重的是个人价值的实现。 另一方面，就是因为近年来我国人口结构出现了变化。 近几十年来我国出生人口下降是明显趋势。 以2020年为例，2020年全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9年减少63万人，下降幅度为5.6%。 而其中20-39岁年龄段占比在2005年达到峰值后就开始逐年下降。 同时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和生育率水平的不断下降，未来我国人口数量将逐渐减少，并且老龄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
02.教育和医疗是最大问题
有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三年里，上海市0-6岁儿童的入园率分别为86.2%、86.8%和92.2%，小学一年级学生入学率分别为99.3%、99.7%和98.1%。 也就是说，上海在教育上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医疗依然是困扰家庭的难题。 根据2021年6月1日实施的《上海市儿童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指出：目前0-6岁儿童入园率已达到95.3%，其中学龄前儿童入园率已达94.5%。 这一数字与联合国提倡的“人人享有健康和福祉”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 据统计，从2011年到2020年间，上海0-3岁儿童入园率提高了16个百分点，而3-6岁儿童入园率则下降了10个百分点。 同时上海0-3岁婴幼儿总人数从2017年的305.81万人下降到2021年的287.34万人。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上海0-6岁儿童数量没有增加。
03.生育成本高，但不一定养得起
除了经济压力外，上海也面临着更多的生育成本。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等四项的平均支出为元，其中食品烟酒支出占60.5%，衣着占比为15.1%。 而上海在这四项消费上分别为1246元、1072元、947元和363元。 也就是说，除了食品烟酒的支出，上海居民在住房和教育上的消费支出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导致了很多家庭不愿意生育。 另外，从2018年到2019年间，上海有约70万人正在申请二孩、三孩的福利补贴，但一次申请成功的只有5.2万人。 这意味着将近7成的人只能选择放弃二孩和三孩的福利补贴。
所以很多年轻人选择不生孩子，还有很多人再观望希望政府可以推出更多的生育补贴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