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武汉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9名国内外学员将在盘龙城国际田野考古暑期学校接受为期五周的课堂专业学习与田野考古实践。
此次活动是武汉大学2024珞珈全球暑期学校内容之一，旨在推进考古学高层次人才培养，扩大中国考古学的国际交流合作。
7月24日，一名新加坡学员在给发掘出土的青铜器拍照。 新华社记者 胡竞文 摄
7月24日，一名新加坡学员在发掘现场工作。 新华社记者 胡竞文 摄
7月24日，一名美国学员在发掘现场工作。 新华社记者 胡竞文 摄
7月24日，一名学员在观察挖掘出的陶片。 新华社记者 胡竞文 摄
7月24日，一名美国学员在发掘现场工作。 新华社记者 胡竞文 摄
7月24日，一名中国学员在发掘现场工作。 新华社记者 胡竞文 摄
7月24日，一名美国学员在发掘现场工作。 新华社记者 胡竞文 摄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名师名家
一个学科是否真正的强大，还有赖人才的聚集。 北大考古专业自建立以来，就注重教师队伍的培养，而今考古文博学院师资力量雄厚。 50多年来，在考古专业已逐步形成了一支稳定的、老中青相结合的师资队伍。 其中，60岁以上各研究方向的领头人，均属全国该研究方向的顶尖人物，他们分别担任了中国考古学会的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和理事长；由他们主编的教材多年来也一直为其他高校所使用；由他们带出来的中青年教师，已逐渐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崭露头角，并形成了很好的梯次配备，阵容之强大，在全国高校中是仅有的。 考古文博学院的学科分布比较齐全，这种情况在国内也不多见。 考古文博学院已开出各类课程100多门，在全国高校相关专业中是最多的，其中许多课程是国内首开的新课，具有开创性。 一些教材亦为全国各高校相关专业所采用。 50多年来，考古文博学院充分利用北京大学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已为国家培养了数千名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中、高级专门人才，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建设了一支学有专长且梯次配备的教师队伍，其中有较深造诣的、国内外相关领域有一定知名度的专家教授就有20多名。 这些专家长期在中国考古的第一线，不仅对中国的考古学做出了拓荒的巨大贡献，而且如今已经是桃李满天下了。 苏秉琦、宿白、邹衡、严文明、李伯谦等五位先生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苏秉琦先生所创建的学科理论推动了全国各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从1934年起，苏秉琦先生在陕西省的渭河流域从事田野调查，并参加了宝鸡斗鸡台墓地的发掘。 在他所著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1948）报告中，就周秦文化的面貌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先周、先秦文化的问题。 1950年，他参加了河南辉县战国墓的发掘和《辉县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 1954年，他主持了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沿线的发掘工作，这对认识洛阳地区的仰韶文化和商殷、两周、汉唐各时期的物质文化面貌及其发展的阶段性，是一项基础性的有意义的工作。 在《洛阳中州路(西工段)》（1959）报告的结语中，他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对仰韶文化和商、周、汉、唐几种不同文化遗存的分期和性质进行了理论性探索。 其中对东周墓葬的分期研究，为建立中原地区东周墓葬的断代标尺奠定了基础。 1957～1960年间，他先后主持了河北省邯郸市涧沟和龟台龙山—商周遗址、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和元君庙墓地以及洛阳王湾遗址的发掘，这些工作对揭示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面貌及其类型划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他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考古类型学的新课题》等学术论文，就一些考古学文化的渊源、特征、发展途径等问题作了尝试性分析，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域分布的格局、系统等问题，提出了创见，并对此赋予研究方法的意义，在考古学界有广泛影响[ ]。 宿白先生是我国历史时期考古和佛教考古的开创者。 曾多次主持北京大学石窟寺遗迹的考古实习，对国内主要石窟都作过测绘或部分测绘、记录和研究。 1959年，还参加对西藏文物的调查。 宿白先生运用类型学方法，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墓葬作过全面的分区分期研究，从而为研究这一时期墓葬制度的演变、等级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奠定了基础。 同时，他结合文献记载，对这个时期城市遗址作了系统的研究。 对当时都城格局的发展、演变提出了创见。 宿白先生对宋元考古曾作过若干专题研究，其中《白沙宋墓》（1957）一书，成功地运用了文献考据与考古实物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宋元考古学的重要著作。 在佛教考古方面，宿白先生开创性地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石窟寺遗迹。 宿白先生的主要学术论著还有：《中国石窟寺研究》（专著）、《藏传佛教考古》（专著）、《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专著）；《北魏洛阳城与北邙陵墓》、《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隋唐城址类型初探》等，这些都成为历史时期考古的经典性著述。 邹衡先生素有“商周考古第一人”之称，在国际学术界享有极高声誉。 1952年，邹衡先生大学毕业后考入考古专业攻读副博士研究生，是新中国第一位考古学研究生。 50多年来，他一直从事夏商周考古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商周考古工作有开拓之功，在大量田野考古实践的基础上，创立了夏商周三代考古学的体系和基本框架，提出了一系列在世界考古界和史学界引起震动的学术观点。 如提出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郑州商城即商汤毫都、先周文化为姬姜二姓文化的融合等论点。 他最早提出并论证了河南二里头遗址1至4期均为夏文化，首次对殷墟进行了文化分期，发现了西周燕国与晋国的都城遗址，指导和参与过西周晋侯墓地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 主要著作有《商周考古》、《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天马——曲村1980—1989》等，并参与编写了由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 其中《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被学术界认为“在20世纪后半叶的夏商周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严文明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专家。 从1958年起长期从事考古教学与研究，并且与田野考古紧密地结合起来。 教学方面，他先后开设了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国考古学（上）、田野考古学、考古学导论和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等8门课程，绝大部分为首次开设。 培养了数十名硕士、博士、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外国留学生，曾获北京市高校教学一等奖。 田野考古方面，严文明先生主持或参与主持了河南洛阳王湾、邓州八里岗、山东长岛北庄和江西万年仙人洞等数十处考古发掘项目，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陶器和稻作农业遗存，揭示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多种类型的聚落遗址，为复原中国史前和早期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科研方面，首先提出了比较全面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与分区方案，对农业发生、聚落形态演变、文明起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等主体文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比较完整的体系。 对考古类型学和考古学文化等基础理论也有所充实和发展。 先后发表的著作主要有《仰韶文化研究》（1989）、《远古时代》（合著，1994）、《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1997）、《史前考古论集》（1998）、《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2000）和《长江文明的曙光》（2004）等。 李伯谦先生自1961年以来，一直在北大讲授中国考古学课程，参与建立完善了中国考古学相关课程的教学体系，培养了30多位硕士、博士研究生。 1993年，获得教育部颁发的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李伯谦先生参加和主持过河南偃师二里头、安阳小屯殷墟、山西曲沃晋侯墓地、江西吴城、湖北盘龙城、青海柳湾等遗址的发掘。 30多年来，围绕教学开展科学研究，李伯谦先生累计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对夏文化、先商文化、西周晋文化、燕文化及中国北方与南方地区的青铜文化进行过深入研究。 出版有专著《中国青铜器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系统勾划出了以夏商周文化为中心的中国青铜文化网络体系，探讨了中国文明起源、发展的进程。 1995年，李伯谦先生提出考古学研究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广泛应用。 同年出任国家“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重大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 2000年又参与主持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重大课题“中国文明探源工程：华夏文明的形成及其早期发展研究”项目的工作。 2000年，出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 他们不仅为中国的考古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如今都已桃李满天下。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不但拥有老一辈学者的高山仰止，而且如今中青年教师也已经在各个领域独领风骚或崭露头角。 目前，考古文博学院有教授19人（其中博士生导师16人），副教授12人，讲师9人。 另有客座教授2名，兼职教授2名。 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传统在他们身上得到真实的再现。 他们通过教学和科研又在实现着中国考古学学脉的传承。 长期坚持在田野考古第一线的他们，涌现出不少感人事迹。 刘绪、赵化成和王迅等三位教授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他们尽管身体有恙，却始终坚持在考古工地指导学生，不仅保障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也屡有重大考古发现。 刘绪教授自从1985年毕业留校任教以来负责田野考古实习的课程，累计野外工作时间有10多年。 1997年，他主持的北京琉璃河燕国都城考古发掘获国家文物局优秀工地奖；1999年获北京教学成果一等奖。 在2002年“北京大学十佳教师”选举活动中，他以216票高居榜首。 2006年，赵化成教授更获得“中国十大教育英才”的至高荣誉。 在田野考古的日子里，考古文博学院师生跟当地村民也结下了深情厚谊。 2007年暑假期间，学院20余名师生在河北邢台市临城县临城镇补要村发掘。 8月26日深夜，某村民家因电线橡胶燃烧而起火，学院师生在领队王迅教授的率领之下，迅速赶到火场，与村民一起分工提水、运水灭火，并数次冲进火海抢救财产。 经两个多小时将大火扑灭，保全了该村民的大部分财产，参加救火的村民与师生毫无伤亡。 次日，补要村村委会代表全村两千多户村民向考古文博学院考古队赠送一面写有“夜半民宅扑火，村民有口皆碑”的锦旗。 临城县政府领导也前往补要村，对考古文博学院师生表示感谢，并为考古队送来了米面粮油等给养表示慰问。 考古文博学院师生的行为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也得到北京大学的表彰。
中国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工作的扩大和发掘水平的提高
50和60年代前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黄河、长江流域的部分省级文物单位，对史前时期的半坡遗址、北首岭遗址、庙底沟遗址、大汶口墓地、屈家岭遗址、北阴阳营遗址，商周时期的二里头遗址、郑州商代遗址、丰镐遗址、洛阳东周城、侯马晋城，以及汉唐两京城址、元大都遗址和其他重要遗址，分别进行规模较大的发掘。 但大面积揭露的遗址尚不甚多，各地田野工作的发展不平衡。 近年来，几乎每个省都曾选择保存较好的史前遗址进行重点发掘。 黄河流域所作重点发掘仍然较多，近年揭露面积一两千平方米以上的遗址不下10余处，其中姜寨遗址和大地湾遗址已发掘一两万平方米，分别发现一二百座房基。 王因遗址和陶寺遗址则发掘了八九百座墓葬，柳湾墓地多达1500座 。 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 ，也有多处遗址发掘，面积在数百平方米以上，关庙山遗址、河姆渡遗址、草鞋山遗址和石峡遗址曾发掘一两千平方米。 工作量最薄弱的西南边疆和北方沙漠草原地带，也都发掘过史前遗址，例如西藏昌都的卡若遗址就揭露了数十座房基。 各地在此期间大面积发掘和勘察的重要遗址还有：登封王城岗城堡、淮阳平粮台城堡、二里头宫殿遗址、偃师尸乡沟商城、黄陂盘龙城遗址、周原遗址、纪南城遗址、曲阜鲁城遗址、凤翔秦国宗庙遗址、居延烽燧遗址，以及汉唐两京的某些遗址。 还发掘许多结构复杂、埋葬丰富的大型墓葬，例如随州曾侯乙墓、平山中山王墓、广州南越王墓、马王堆汉墓、满城汉墓，以及范围很大的秦兵马俑坑等。 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工作规模之大，都是过去所无法比拟的。 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田野考古更加完善，已达到较高的科学水平。 50年代初期，在辉县琉璃阁的发掘工作中，第一次成功地剔剥出一座完整的车马坑，曾被西方考古学家誉为考古发掘方法的新进步。 多年来，中国的细致考古发掘，一直得到国际考古学界的广泛好评。 考古工作者进行原始聚落遗址和氏族公共墓地的发掘，力求比较全面地揭露布局情况，复原当时社会生活的全貌。 进行古代城址的勘察，着重了解它们的整体规划，先确定城垣范围和城门位置，再以城门为基点探寻主干大道和重要建筑遗迹。 至于古今重合的城市，则充分利用文献资料提供的线索，根据地面现存的古代建筑和可以肯定的旧街道等遗迹，结合以重点钻探、发掘，也能较好地复原古城的平面布局。 在清理许多大型墓葬的过程中，妥善地处理了糟朽不堪的漆木器、丝织品、帛书、帛画，使之较好地保存下来；对于散乱的玉衣、铠甲、简牍，在清理过程中，特别注意各个零件的位置和相互关系，仔细观察和做好记录，以复原它们的整体。 考古发掘还扩大到古代的矿场、铸铜和冶炼作坊、烧制砖瓦和陶瓷器的窑址，以及造船工场、沉船、桥梁等。 这些情况说明，中国的田野考古已经真正成为科学化的学术研究工作。
中国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工作的扩大和发掘水平的提高
50和60年代前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黄河、长江流域的部分省级文物单位，对史前时期的半坡遗址、北首岭遗址、庙底沟遗址、大汶口墓地、屈家岭遗址、北阴阳营遗址，商周时期的二里头遗址、郑州商代遗址、丰镐遗址、洛阳东周城、侯马晋城，以及汉唐两京城址、元大都遗址和其他重要遗址，分别进行规模较大的发掘。 但大面积揭露的遗址尚不甚多，各地田野工作的发展不平衡。 近年来，几乎每个省都曾选择保存较好的史前遗址进行重点发掘。 黄河流域所作重点发掘仍然较多，近年揭露面积一两千平方米以上的遗址不下10余处，其中姜寨遗址和大地湾遗址已发掘一两万平方米，分别发现一二百座房基。 王因遗址和陶寺遗址则发掘了八九百座墓葬，柳湾墓地多达1500座 。 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 ，也有多处遗址发掘，面积在数百平方米以上，关庙山遗址、河姆渡遗址、草鞋山遗址和石峡遗址曾发掘一两千平方米。 工作量最薄弱的西南边疆和北方沙漠草原地带，也都发掘过史前遗址，例如西藏昌都的卡若遗址就揭露了数十座房基。 各地在此期间大面积发掘和勘察的重要遗址还有：登封王城岗城堡、淮阳平粮台城堡、二里头宫殿遗址、偃师尸乡沟商城、黄陂盘龙城遗址、周原遗址、纪南城遗址、曲阜鲁城遗址、凤翔秦国宗庙遗址、居延烽燧遗址，以及汉唐两京的某些遗址。 还发掘许多结构复杂、埋葬丰富的大型墓葬，例如随州曾侯乙墓、平山中山王墓、广州南越王墓、马王堆汉墓、满城汉墓，以及范围很大的秦兵马俑坑等。 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工作规模之大，都是过去所无法比拟的。 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田野考古更加完善，已达到较高的科学水平。 50年代初期，在辉县琉璃阁的发掘工作中，第一次成功地剔剥出一座完整的车马坑，曾被西方考古学家誉为考古发掘方法的新进步。 多年来，中国的细致考古发掘，一直得到国际考古学界的广泛好评。 考古工作者进行原始聚落遗址和氏族公共墓地的发掘，力求比较全面地揭露布局情况，复原当时社会生活的全貌。 进行古代城址的勘察，着重了解它们的整体规划，先确定城垣范围和城门位置，再以城门为基点探寻主干大道和重要建筑遗迹。 至于古今重合的城市，则充分利用文献资料提供的线索，根据地面现存的古代建筑和可以肯定的旧街道等遗迹，结合以重点钻探、发掘，也能较好地复原古城的平面布局。 在清理许多大型墓葬的过程中，妥善地处理了糟朽不堪的漆木器、丝织品、帛书、帛画，使之较好地保存下来；对于散乱的玉衣、铠甲、简牍，在清理过程中，特别注意各个零件的位置和相互关系，仔细观察和做好记录，以复原它们的整体。 考古发掘还扩大到古代的矿场、铸铜和冶炼作坊、烧制砖瓦和陶瓷器的窑址，以及造船工场、沉船、桥梁等。 这些情况说明，中国的田野考古已经真正成为科学化的学术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