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寻位置宣布完成新一轮战略融资估值已超160亿元

8月19日消息，时空智能科技公司千寻位置网络有限公司宣布完成新一轮战略融资，将进一步加强时空智能全链路产品和技术体系建设，以继续强化其在时空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

据悉，本轮融资由北京信息产业发展投资基金领投，上海数宇鼎元投资基金、北京市东城区科技创新产业投资基金、青岛中和星耀创业投资基金跟投。公司整体估值已超过160亿元人民币。

千寻位置CEO陈金培表示，本轮融资将用于进一步加强千寻位置在时空智能全链路产品和技术体系，包括低空经济、车路云一体化、智能驾驶、时空芯片等领域的投入，同时加强合作生态的发展，以更好推动北斗和时空智能在各行各业规模化应用。

资料显示，千寻位置于2015年8月由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和阿里巴巴集团共同发起成立，并在A轮融资和后续股权调整中陆续引入了上海国际、工银投资、国风投、高粱启航、北斗七星投资、莫干山高新领航等国资股东和社会资本，公司负责建设和运营国家北斗地基增强系统，是充分发挥各方股东优势的混合所有制典型企业，也是北斗产业国家队。（定西）

论文达人进！求救！关于电影的毕业论文！

相关资料：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21.4%，发展到1995年的81.3%。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 )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 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 )的政治发展进程。长期以来在韩国社会上争论不休的政治不稳定进入90年代开始销声匿迹，整个社会慢慢进入民主化、多元化的发展进程中。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不仅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而且引起了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中产阶级形成并稳步扩大，文化消费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逐渐上升。有线电视的开通、录像市场的扩大、卫星电视的前景，一方面争夺着电影观众，一方面因播放高品位电影节目而培养了观众，且它们都是以电影为核心的影像产业，这使得政府和大企业开始注意电影市场的价值。大众文化开始盛行。流行音乐乐队等开始流行，消费人群年轻化，产品包装要求提高，对大众偶像的消费需求增强。在现代韩国社会的变化过程中，青年群体又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们是经济现代化的主力军，在社会意识方面则是历史变革的动力。截至1995年的统计，14-24岁的青少年人口略超过900万，占总人口的20.2%。韩国政府的世界化政治战略和提倡国际竞争力的经济战略，使得整个社会普遍认为，韩国的未来命运掌握在“一个背包就能周游世界，懂电脑，会利用先进通讯设备，处变不惊，有坚强毅力，主张男女平等”的“新世代”身上。 (注：金镇旭(韩)：《80年代至90年代的韩国电影》，北京电影学院硕士毕业生论文，第27页。 )特别是大学生(占青少年总人口的约54.5%)(注：君冢大学(日)、吴鲁平(中)、金哲秀(韩)：《东亚社会价值的趋同与冲突》，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4页。 )，他们在80年代经济繁荣的环境下成长起来，有机会享受1988年奥运会以后的经济富裕和政治稳定。他们将成为韩国电影的主要消费者。在造成韩国电影振兴繁荣景象大的社会背景中，有一个因素不得不指出：韩国民众强烈的爱国心和罕见的民族凝聚力。韩国电影票房的奇迹，与韩国观众对本土电影非理性的热爱，蜂拥而上的参与行为是分不开的。许多影片如《生死谍变》、《共同警备区》的上映，媒体一律不能有批评声音，普通百姓如果不去看会被认为是“不够爱国”。当政府放宽“电影进口限额制度”时，电影人立刻示威游行，而韩国大众媒体一律给予最大的支持，结果迫使政府对电影人和民众做出妥协。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 “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 )；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 )；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 )。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 “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 “从这点上来看，应该说韩国文化论作为‘大众性消费品’而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具备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进入90年代这一时期。在民主化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就后，‘政治言论’的影响力下降，人们有了一点可以说说‘文化’的空闲和‘自信感’。国际化的迅速进行同时也成为一种压力，因而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设定也越发显得重要。 ”(注：权淑仁：《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当代韩国》2000春季号，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1页。 )汉城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权淑仁教授在《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一文中，探讨作为大众文化研究的“韩国文化论”缺失的原因。笔者借用这段话是想说明：韩国电影作为“大众性消费品”具备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90年代这一时期。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出现，正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围环境的成熟，和电影产业内部制作、发行、放映诸环节的合理营造——其中电影制作人对类型片的有意识的推进和发展又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大资本的介入改变韩国电影产业格局电影资金传统上有两大来源，但进入90年代，制片投资发生了两次大变化，极大程度地影响了电影产业及电影形态。 1.产业背景自50年代至90年代初，韩国电影工业基本上是以美国好莱坞电影消费市场为演变主导的。 1986年韩国电影市场开放进口外国影片，迅速成为继日本之后的亚洲第二大市场，一年即发行400部以上影片。其中100部影片为本土影片，300部是进口影片。其中仅好莱坞和香港两地的娱乐片即占70%多(注：全阳骏(韩)：《韩国：电影工业、美学、新潮流》，李莲英译，《新亚洲电影面面观》，焦雄屏编，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第101页。 )。 80年代，韩国大电影公司将利润由对本土电影的投资全面转向进口好莱坞电影。政府虽然制定了“电影放映限额制”，但好莱坞利用美韩贸易谈判的机会，强制韩国政府采取自由化的电影政策。美国电影公司不须经过垄断进口的韩国电影公司，长驱直入韩国市场。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 )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 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 2.大企业涉足电影业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 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 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 3.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1.电影政策电影审查制度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 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 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 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电影放映限额制度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Quarter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 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 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 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经济政策调控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 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 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 2.电影文化的普及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 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 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电影节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 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18.4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 (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 )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 “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 (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 )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 3.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纪录片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 “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 “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短片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 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 )，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 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 (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 )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1.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2.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3.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北斗卫星现在目前为止还是一个亏损状况什么原因？

北斗卫星现在目前为止还是一个亏损状况什么原因？“这是我国第一个，到目前为止也是唯一一个面向全球提供公开免费服务的航天信息系统，对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重大。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陆明泉教授表示。

全球化并不是北斗系统的终点，我国计划在2035年前建成以北斗系统为核心，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国家综合定位导航授时体系。据了解，我国在“十三五”时针对卫星导航系统的脆弱性提出了这一计划，未来消费者使用的定位导航系统性能会更加优秀。

用得着，靠得住，北斗系统不仅在军工领域意义重大，也撬动了民用领域巨大的蓝海市场。北斗产业链企业、高精度时空服务平台千寻位置CEO陈金培表示，北斗三号的开通意味着北斗应用进入新的时代。受到消息面的影响，A股卫星导航概念股拉升，继前日涨停后，北斗星通等代表性公司股价再次冲高。

北斗应用“新时代”：更便宜、更好用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探索建设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我国确立了“三步走”战略，其中北斗三号自2009年开始启动建设，由共30颗卫星组成。最后一颗卫星的成功入网意味着北斗三号完美收官，正式成为继美国的GPS、俄罗斯的Glonass、欧盟的Galileo之后，世界上第四个全球定位导航系统（简称GNSS）。

接下来，我国还计划在2035年前建成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核心，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国家综合定位导航授时体系。

陆明泉教授介绍道，“多年前，我们意识到只靠卫星导航系统，不论是北斗还是GPS，都存在不可避免的脆弱性问题。也就是说，在非理想情况下，比如存在有意或者无意的电磁干扰，或者有地面建筑、行道树等遮挡情况下，卫星导航的性能就会下降甚至失效。但时间和空间信息的服务是一刻都不能停的，因此我们就需要通过增强、补充和备份等多种技术手段，为用户提供更可靠的服务。 ”

当下，北斗三号系统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好用的定位导航系统，建设是为了应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仅在军工领域有着重要的地位，也将撬动巨量的民用市场。

北斗在应用成本上逐渐体现出竞争力。由于采用了新的频点、新的信号，北斗三号实现了与GPS、Galileo的兼容与互操作。陆明泉教授介绍，“对于最常见的多系统单频接收机来说，北斗与其它系统的兼容与互操作意味着把以前的‘三频’变成了真正的单频接收机，基本上可以认为只需用以前的三分之一成本就能实现更好的服务性能。 ”目前国内厂商的部分北斗芯片成本已经在一美元以下。

成本的下降无疑更有益于应用的推广。目前，北斗应用层不断拓展，在农业、交通等领域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央视新闻还介绍称，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智能手机中有75%已支持北斗定位。

陈金培表示，“北斗三号全球系统组网完成，标志着北斗应用将进入‘新的时代’。 ”，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千寻位置建设的国家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北斗用户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并在全国提供厘米级定位、毫米级感知和纳秒级授时的时空智能服务，这些服务让智能汽车知道自己开在哪一根车道，让手机定位更加快速精准，让无人机实现自主飞行，目前总用户数超过5亿。

天风证券研报显示，GNSS产业空间巨大。欧盟GNSS局预测，2019~2029年全球GNSS下游设备与服务收入将实现8%年复合增长，预计2029年全球GNSS市场将达到3250亿欧元。根据《2019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我国的GNSS产业占全球市场份额11%，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对国内卫星导航应用市场中的重要应用领域贡献率达到80%以上，竞争力强劲。

千亿蓝海待启：12家概念股今年股价上涨超50%

“董秘你好，请问贵司是否有北斗相关应用产品？”随着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卫星升空，投资者交流平台上“北斗产业链”相关的问题出现频率增加。

纵览目前的北斗产业链企业，随着北斗三号的逐步建成，上游及中游的产值比例逐渐缩小，下游运营服务产值比例逐步提升。券商研报分析称，截至2018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上游及中游产值占比约584%，相较于2015年时的75%已有明显下降，而下游产值的比例则显著提升，组网完成后，这一比例将持续增长，2023年有望超过60%。

受益于北斗三号系统的建成，A股中的明星产业链企业也被热捧。 7月30日，北斗星通涨停，收于4593元/股，年初至今涨幅已有8197%。 Wind数据显示，A股中卫星导航概念股共计29家（不含新三板），整个卫星导航概念股中，大部分上市公司年初至7月30日收市股价都上涨，股价涨幅超过50%的有12家企业。今日早盘，卫星导航板块整体拉升，北斗星通涨超4%，乾照光电涨3304%，铂力特、隆盛科技等纷纷跟涨。

A股其中名气最大的当属北斗星通。该公司成立于2000年，上市于2007年，是经北斗系统主管部门授权许可、专门从事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运营服务业务的运营机构，率先推出了22nm工艺的导航芯片，预计2021年底量产。

“对公司来说我们的产品更容易卖到全球，成本就也会降低，有利于公司国外业务拓展。 ”北斗星通在2019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上，回应投资者关于北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时表示。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北斗星通受到下游应用市场不景气的影响，业绩下滑严重，一度亏损，但该公司今年半年报预告显示将扭亏为盈，原因之一是“导航芯片及5G陶瓷元器件业务受益于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实现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大幅增长”。

海格通信亦是我国最从事导航设备研制、生产的厂家之一。 2011年起该公司以自主研发的北斗公务车管理系统开始了北斗民用终端的大规模应用，还自主投建了“海格·北斗产业园”产业平台。 2019年，该公司归母净利润519亿元，同比上涨1932%，2020年一季度归母净利润同比略增136%。

此外，合众思壮在投资者互动平台回应称，该公司高精度星基增强芯片“天琴”以高集成度支持L-Band信号接收，全面支持“中国精度”星基增强服务，“天琴二代”芯片全面支持北斗三号全信号。劲嘉股份也回应称，其参股的华大北斗芯片自主研发生产的芯片支持最新的北斗三号信号以及全球所有GNSS卫星定位系统和所有频点信号，可以满足北斗三号系统全球应用，可被广泛应用于汽车精准导航、车辆管理、精准农业、智慧物流、智能驾驶、GIS采集、工程测绘等领域。

北斗导航认证启动了吗？

目前已进入民众生活了。

2019年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达3450亿元。北斗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融合发展，正在构建以北斗时空信息为主要内容的新兴产业生态链，并正在成为北斗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发动机和助推器，推动着生产生活方式变革和商业模式的不断创新。

据中国日报报道，北斗系统第一颗卫星发射15年后，它每年为几家大型企业产生的营业额高达3150万美元，其中包括中国航天科工集团，高德软件有限公司和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截至2020年中，基于北斗的农机作业监管平台实现农机远程管理与精准作业，服务农机设备超过5万台，精细农业产量提高5%，农机油耗节约10%。

截至2019年底，中国超过650万辆营运车辆、3万辆邮政和快递车辆，36个中心城市约8万辆公交车、3200余座内河导航设施、2900 余座海上导航设施已应用北斗系统。

目前已建成部、省、市（县）3级平台，实现6级业务应用，推广北斗终端超过45万台。受灾地区利用北斗短报文功能，及时上报灾害位置、突发灾害信息及灾区救助信息等。各级民政部门通过北斗终端进行救灾物资的查询管理和监控，大幅提升全国救灾物资管理与调运水平。

国内外主流芯片厂商均推出兼容北斗系统的通导一体化芯片。据统计，2019年第一季度，在中国市场申请进网的手机有116款具有定位功能，其中支持北斗定位的有82款，北斗定位支持率达到70%。

支持北斗系统的手表、手环等智能穿戴设备，以及学生卡、老年卡等特殊关爱产品不断涌现，得到广泛应用。

此外，北斗系统还广泛应用到印度尼西亚土地确权、科威特建筑施工、乌干达国土测试、缅甸精准农业、马尔代夫海上打桩、泰国仓储物流、巴基斯坦机场授时以及俄罗斯电力巡检等多国不同领域。

扩展资料：

北斗卫星导航试验系统于2000年能够使用后，其定位精度100米，使用地面参照站校准后为20米，与当时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民用码相当。系统用户能实现自身的定位，也能向外界报告自身位置和发送消息，授时精度20纳秒，定位响应时间为1秒。

由于是采用少量卫星实现的有源定位，该系统成本较低，但是系统在定位精度、用户容量、定位的频率次数、隐蔽性等方面均受到限制。另外该系统无测速功能，不能用于精确制导武器。因而与可能的冲突中，使用正式系统乃是必要的，不能当作备用。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产值中，终端集成、系统集成等中游环节产值占比为5192%;下游运营服务占比增长到3681%，在产业链各环节中涨幅最快。

举国关注“芯片自主”的时下，一批自主研发的北斗芯片登入产业的舞台。

5月23日至25日，第九届中国卫星导航年会在哈尔滨拉开帷幕，中海达、华大北斗等一批国内企业先后发布了自主研发的北斗芯片产品。

过去数年，缺“芯”是国内卫星导航产业的痛点。如今，随着一批自主研发的北斗芯片进入市场，我国卫星导航产业缺“芯”困局呈现“散点突破”的态势。北斗芯片研制已实现设计与封装，实现中国人的独立自主。这与国内北斗企业长年坚持自主研发路线分不开。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已达到2550亿元，较2016年增长204%。国内卫星导航设备营销总规模相较于全球市场，占比逐年提高，已接近15%。其中，包括与卫星导航技术直接相关的芯片、器件、算法、软件、导航数据、终端设备等在内的产业核心产值占比为354%，达到902亿元;北斗对产业核心产值的贡献率已达到80%，较2016年提高10个百分点。

在产业链中下游，国内卫星导航产业更是呈现出“全线覆盖”的大势——伴随着北斗系统建设的推进，北斗技术应用已经突破智能手机、车载导航两大传统市场，在多领域多场景实现商业化应用。

据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近日发布的《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下称《白皮书》)，2017 年，围绕与信息产业、汽车电子、移动通信、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产业交叉点的协同创新越来越受到关注和推崇。 “北斗+”催生出越来越多的应用新模式，产业融合趋势愈加明朗。穿戴式设备、新零售、无人驾驶、综合安防和智慧城市建设等应用领域，市场潜力巨大。

共建北斗芯片开发平台

北斗系统对待 GPS 等其它导航系统的逻辑是“兼容”和“自主可控”。一方面，北斗系统不排斥 GPS，探索与GPS等其它导航系统的兼容和互相操作，以增加定位精度和服务质量;另一方面，中国需要独立自主掌握卫星导航技术。

一批高精度北斗芯片近日在哈尔滨的集中亮相，是我国北斗产业自主研发前进的又一步。此前的标志性事件是，2017年9月，华大北斗所研发的全球首个支持新一代北斗三号信号体制的多系统多频高精度SoC导航定位芯片正式发布。

另一值得关注的事件是，泰斗微电子近日获得广东国民凯得创投领投的C+轮融资，总融资额超过1亿人民币，该企业是摩拜单车定位导航芯片的最大供应商。

芯片、板块、核心器件的研制是上游的重要环节，也是关涉北斗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环节。仅在哈尔滨的会场上，就有中海达、北斗星通、西安希德、华大北斗等企业发布或展示自主研发的北斗芯片，华大北斗还发布了“北斗芯片开发平台”。

《白皮书》显示，截至 2017 年底，我国卫星导航专利申请累计总量已突破 5 万件，首次跃居全球第一位。另据国家导航系统办公室数据，国产北斗芯片累计销量突破5000万片，高精度OEM板和接收机天线已分别占国内市场份额30%和90%。

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已经赶超国际强手。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当前，国产北斗芯片已实现规模化应用，工艺由035微米提升到28纳米，最低单片价格仅6元人民币。被视为产业链关键的设计环节，以及封装技术，国内企业已实现完全自主化;但另一方面，集成应用能力、围绕核心芯片的技术研发和设备制造，依然是国内北斗企业的短板。

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刘经南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高端芯片的制作工艺，中国很快会赶上。国内北斗芯片行业的发展，不大可能出现“卡脖子”问题。现在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制作芯片的光刻机技术，二是高密度、高分辨率晶片的材料问题。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当前，不像国外有高通、英特尔、三星等行业巨头，国内导航芯片研发企业呈现多而散的格局。此外，芯片行业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的特点也决定了很难依靠一两家企业做大做强。

多名业内人士指出，当前国产北斗导航定位芯片产业发展模式较为封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企业自身资源、研发投入和人才水平等因素限制，很难以一己之力推动芯片核心技术水平的快速提升。

既然一家做不了，那就放开大家一起做。 “北斗芯片开放平台”这样的产品正体现了这样的逻辑。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华大北斗获悉，这款产品将通过北斗芯片开放平台面向核心算法研发，开放芯片原始测量数据，为分散的算法研发团队提供芯片硬件支持，共同打造“国产核心硬件”+“国产核心算法”的国产北斗导航定位芯片“双核心”研发和产品架构。

《白皮书》指出，借助北斗芯片开放平台，联合产业链多方研发资源，以一种全新的“聚力”研发模式推动国产北斗导航芯片综合实力全面提升，将会极大地加快北斗导航定位芯片核心技术的攻克速度，从而促进国产北斗导航定位芯片的应用推广与产业化规模。

“北斗+”的场景革命

顺着“芯片”往卫星导航产业链的中下游走，“场景”是绕不开的关键词。也正是有了高精度的北斗芯片，北斗技术更多领域、更多场景的商业化才有了技术基础。多场景突破，也是GPS在前，北斗产业“后来居上”的重要策略。

这被业内人士称为“北斗+”。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产值中，终端集成、系统集成等中游环节产值占比为 5192%;下游运营服务占比增长到 3681%，在产业链各环节中涨幅最快。

“北斗+”能在如此多领域和场景实现突破，一方面由于高精度北斗芯片的技术支持，另一方面很大程度来自国内新经济勃兴给予的“红利”。

炙手可热的案例是“北斗+车联网”。《白皮书》显示，2017年我国北斗车联网呈快速发展态势，用户规模突破2200万，较2016年增长375%，车联网硬件市场规模达到264亿元。按机动车保有量31亿计算，北斗车联网的市场渗透率为71%。

《白皮书》主编、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咨询中心主任李冬航分析，近些年，车载北斗导航设备前装搭载率不断提升，加之国家对智能网联汽车相关政策的出台，车联网在车辆自主环境感知、网联信息服务、信息安全等的应用上愈加成熟。互联网巨头与汽车厂商在通信、导航、云端服务和多媒体信息提供上找到了很好的契合点。由此带来的应用市场技术和服务的变革，已经成为北斗产业发展新的亮点。

亮点不只是车联网，国内近些年兴起的智慧城市建设，同样成为“北斗+”的温室。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我国100%的副省级城市、87%的地级市，总计有超过500 个城市正在积极开展智慧城市建设，重点项目签约总量超过4000个。据预测，2017年我国智慧城市市场规模将超过6万亿元，未来五年(2017-2021)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3264%。

这样庞大的市场容量下，使得智慧城市领域成为北斗产业增长率最高的细分市场。

在智慧城市建设的具体场景中，最早突破是燃气管道的高精度定位。这与原国家测绘局推动的“百城百联百用”行动计划不无关系。国内各家大型燃气公司均已制定北斗精准服务应用规划，将陆续开展北斗精准应用深度结合燃气管网管理，展开北斗结合燃气应用的城市数量将进一步扩大范围，北斗精准服务将惠及全国超过5亿用气人口。此外，北斗在城市给排水、供热、环保、市政管理等行业的应用试点也在近年陆续展开。

《白皮书》指出，通过北斗高精度时空服务采集地下管线关键信息已形成行业建设刚需，以智慧燃气为引领的北斗精准应用正逐步形成行业标准。预计在未来较长的时期内，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不断增长的数字化管理需求，将成为北斗高精度应用的重要市场，相关行业领域的市场总体规模将超过1500亿元。

《白皮书》预测，在产业前景方面，2017年交通运输行业仍是卫星导航应用的主流，除已形成一定市场规模的边坡监测、尾矿监测、精密测量、城市地下管网管理和精准农业等应用外，其它领域如高铁路基沉降与平准性监测、交通事故判定与救援、车辆自动驾驶、无人机物流等方面，市场发展前景广阔。预计到2020年，北斗应用在交通运输、精准农业、城市综合安防和智慧城市建设等主要细分市场，规模有望超过2万亿元。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副秘书长王博表示，过去五年，随着卫星导航产业的发展，卫星导航技术逐渐应用到各行各业。北斗技术不断同“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新经济相结合。这给了北斗系统“换道超车”，以超越GPS等世界其它导航系统的机会。

第2页 /(共2页)北斗导航应用获多方支持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前景广阔

北斗导航应用继续获多方支持。民航局近日召开会议强调，加速推进北斗在民航领域的应用。 5月15日，工信部、国防科工局编制发布《民参军技术与产品推荐目录(2018年度)》，卫星导航应用也是重点领域之一。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副会长、秘书长张全德表示，2018年到2020年，我国“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进入密集发射期。北斗系统在我国民用领域形成了庞大产业链，是我国未来的重要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家安全及市场需求的推动下，北斗技术将在高铁、渔业、电力、林业、减灾、智慧城市建设和社会治理等方面被广泛使用，加速落地。

以民航为例，民航局近日召开的民航北斗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强调，要加速推进北斗在民航领域的应用，加大以北斗为核心的民航自主创新技术应用研发，进一步加快推进北斗等国家重大专项在民航领域落地。下一步，民航局将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加快推进北斗国际民航标准化工作，加速推进北斗在通用航空、运输航空等领域的应用。

截至目前，我国已经有8颗“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成功发射。卫星上天，重点在于应用，北斗系统在全球导航定位、测速、授时的精度以及应用成本方面已和美国全球定位系统基本相当。而且北斗系统有短报文能力，抗遮挡能力强，尤其是在高楼林立的城市，应用优势更加明显，北斗应用已经到了快速发展的机遇期。

“通过将北斗系统与其他系统的有效结合，将为航空运输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比如在传统的卫星导航中，飞机偏离航线或者跑道时比较难以快速发现和纠正，而‘北斗三号’卫星能自主判断出该错误，在几秒之内向飞机上的导航终端发出警告信号，飞机上的导航终端就会自动优选信号更完好的北斗卫星进行导航，避免事故。 ”张全德说。

近年来，通过与数字经济相结合，我国北斗系统开创了很多创新应用。未来，万物互联，北斗导航应用市场非常大，其发展前景更为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