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晚间赛力斯突发公告，公司控股子公司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拟收购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持有的已注册或申请中的919项问界等系列文字和图形商标，以及44项相关外观设计专利，收购价款合计25亿元。
这一收购协议是在与华为沟通好后才公布的。
华为方面回应，华为将问界等系列商标转让给赛力斯，同时华为将继续支持赛力斯造好问界、卖好问界。
问界这一品牌转让，正式标志着华为的汽车业务战略已定。
问界品牌很值钱
家用汽车是一种耐用消费品，品牌可以说是这类产品的核心资产。
BBA之所以能长期占据世界豪华车市场的最高份额，品牌影响力是其攻城掠地的利器。
丰田能成为全球第一车企，丰田这一品牌所代表的质量可靠、低油耗理念是企业最为重要的核心资产。
世界上所有消费品企业，都无比重视品牌。
华为虽然早已声明不造车，但是问界品牌在华为手上，就说明其过往这一声明并没有真正成为华为造车的战略。
问界这一品牌的发展，可以说基本上是由华为而不是赛力斯发展起来的。
每一款车型的发布会，华为的余承东才是第一主角，整个过程，赛力斯基本上是一个被边缘化的角色。
问界不但是华为的亲儿子，并且还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据最新公布的销量数据显示，2024年5月国内20万元以上SUV销量TOP20榜单中，问界M9以15723辆的成绩高居第二，超越了多款日系热门SUV，展现出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问界就是华为目前在汽车业务中打造的唯一爆款产品。仅在2024年上半年，问界M7和M9，销售量就超过了14万辆，总销售额应该超过了500亿。
如果这一态势能持续的话，问界系列作为国内SUV智能汽车的领导品牌是指日可待的。
那么问题来了，在问界如日中天、节节上升的关键时刻，华为为什么要将这一品牌转让呢？
如果品牌转让给了赛力斯，那么华为就将真正成为赛力斯的供应商，而作为供应商，赛力斯是有可能在新的车型中，将华为进行替换的。
而品牌握在手里，赛力斯不过就是一个代工厂，问界真正的拥有者是华为，因为华为可以随时更换问界的代工厂。
这种攸关企业战略性利益的选择，无疑对华为是一次重大的战略调整。
华为的困境
中国新能源车出海，已是大势所趋。
问界这一款车型，向海外进军，也是迟早的事。但要向海外进军，华为握有问界的品牌，其实就充满着地缘政治风险。
华为这个品牌，在国内销售各种智能硬件，是有着强大的品牌加持力的，但华为所加持的问界品牌走到国外去，则有可能被其他业务所影响。
特别是在半导体行业中，华为的全面出击，已经成为了西方贸易制裁中的重点企业。
问界出海的话，是属于赛力斯的还是属于华为？这就是一个很难界定的问题。
任正非与余承东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一直持有不同的观点。
任正非坚决主张华为不造车，而余承东的所有实际运营，实际上都指向了华为自建品牌、自己造车。
任正非应该是从更长远的全球贸易格局出发，要将华为汽车业务变成一个类博世的供应商业务，不让华为成为贸易战中的焦点企业，从而减少贸易战对华为的影响。
而余承东则是站在智能汽车业务正常的逻辑出发，只有自建品牌，自已造车，才有可能做大做强。
我想，这一次问界的品牌出售，应该是任正非的战略正式落地了，而余承东的观点最终被否决。
这一战略的风险在于，如果华为不能保持在技术上的领先，那么，华为汽车业务就会失去护城河，迅速被合作客户抛弃。
华为的新战略
一直以来，一众车企对于与华为的合作都存在顾虑。
华为虽然说自己不造车，却手握问界品牌，华为的所有渠道都为问界服务，很明显，华为就是问界系列产品实质上的操盘者。
这对于大型车企来说，华为不是供应商，而是竞争对手。
那么，华为声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智能汽车系统供应商，谁信呢？
数家大型车企老总都认为，企业的核心要握在自己手里，不能被竞争对手所掌握，也因此，华为的汽车供应商业务，一直没有大的进展。
此次，问界品牌的出售，也应该与这一业务的拓展有关系。
战略不清晰，就无法实质性地推动业务，你不能一边要主导品牌，一边要谈供应合作，这是两种不同的业务路径，是不可能兼容的。
不断掉自己造车的路，就不可能取信于一众大厂。
华为面向不同需求的车企提供Tier 1模式、Huawei Inside模式、智选模式三种合作方式。
Tier 1模式下，华为向车企供应零部件，包括电机、电池管理系统、智能驾驶和智能座舱相关部件等，是传统的Tier1合作方式。
在Tier 1模式的基础上，华为推出HI(Huawei Inside)模式，即车企使用华为全栈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包括计算与通信架构、智能座舱、智能驾驶等，外观特点在于车身的“HI”标识。
在HI模式下，华为与车企共同定义、联合开发。
华为智选模式是华为深度参与到车企的产品定义、核心零部件选用、营销服务体系等领域，并且合作车型还会进入到华为的终端店面进行销售。
目前，华为的主要合作者，都是小型车企，或较大车企的非核心品牌。
剥离问界后，华为的合作空间可以继续扩大，不管是国内的合资车企，还是国外的知名车企，都有可能进行深度合作。
广汽丰田就其主力车型凯美瑞在与华为开展合作。
华为的汽车业务的逻辑在此刻正式清晰化。
华为能成为博世吗？
博世集团，是世界上最为知名的汽业产业的供应商，几乎全世界所有的车企都离不开它。
2023博世全年总销售营收916亿欧元，上年为888亿欧元。其中，汽车与智能交通技术业务销售营收563亿欧元(约598亿美元)。
2023年，华为智能汽车收入仅47亿元，与博世相比，华为还是一个起步者。
华为和博世不同的地方在于，在整车领域，华为的布局比博世要宽泛得多，博世聚焦于车控和驾驶相关领域，而华为涉及智能座舱、车载光等多个领域。
在华为的平台化战略下，整车企业不会甘心沦为只使用华为技术的品牌商，因为这会影响车企整车的竞争力，也是前期很多整车企业对华为心存顾虑的原因。
另一方面，华为自身的三大智能汽车业务模块中的HI模式和智选车模式，都近似涉及整车业务，这会加重整车企业对华为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顾虑。
博世是一家多元化的公司，不仅提供零部件和技术解决方案，还涉及汽车研发、生产、销售等多个环节。
从这点来看华为想成为中国的博世，会面临更多的困难。
但是全球智能汽车新的产业发展机遇期，是老的博世依旧保持有活力，还是华为作为新入局者能异军崛起呢，我们试目以待。
中国民族企业的代表华为，为什么会迎来新一轮的困境和挑战？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最近一年是个“多事之秋”。
在公众的眼中，任正非和华为早已成为中国企业家和中国企业的代名词。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引发举国关注。
2000年，在华为整个财年销售额达220亿元，利润以29亿元人民币位居全国电子百强首位的时候，任正非发表了著名的文章《华为的冬天》，大谈危机和失败，发人深省，震惊了整个IT界。
文章中，任正非写道：
IT业的冬天对别的公司来说不一定是冬天，而对华为可能是冬天。 华为的冬天可能来得更冷，更冷一些。 磨难是一笔财富，而我们没有经过磨难，这是我们最大的弱点。
当所有人都在庆祝华为的成功时，任正非却居安思危，不断在向内看，不断进行深刻的自我剖析：
我们公司的太平时间太长了，在和平时期升的官太多了，这也许就是我们的灾难。 泰坦尼克号也是在一片欢呼声中出的海。
而且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面对这样的未来，我们怎样来处理，我们是不是思考过。 我们好多员工盲目自豪，盲目乐观，如果想过的人太少，也许就快来临了。
事实上，从小就经历过千难万险的任正非，不论是面对成功还是困难时，都是如此：居安思危，从不抱怨，临危不惧，总向内看。
青少年时期，任正非家的经济状况十分艰难，兄弟姐妹几人都曾到河里挖沙子、抬土方；受父亲审查影响，有的连小学、初中都没读完就被赶出校门，心理压力和身体上的折磨，伴随着任正非一家。
作为长子的任正非，以坚强的毅力考上了重庆一所大学，成了全家人的希望。 在那段极度贫穷、无法看清前路的黯淡岁月中，他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反而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想要拯救摇摇欲坠的家庭，他能够把握和掌控的唯一资本就是知识。
他静下心来，默默做着承担一切的准备，在逆境中发奋学习，自学了电子计算机、哲学等课外知识和三门外语，为日后创立华为奠定了充分的知识基础。
1974年，30岁参军的任正非，在部队中坚持学习，硕果累累：多项技术发明创造中，有两项填补了国家空白。
但由于父亲审查的原因，他无法入党，也和所有表彰无缘。 即使他所领导的战士每年都大批获奖，他作为领导者也从未受过嘉奖，只得过一次安慰性质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
部队生活磨练了他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也点燃了他对创造的激情。 这也成为日后华为注重创造和研发的最初动力。
43岁那年，转业到国企的任正非一事无成，被国企炒鱿鱼，被妻子要求离婚，一家人居无定所，他被迫创业雇佣自己，华为由此成立。
即使在人生最走投无路的时候，任正非也没有怨天尤人，他不止一次问过自己：我是谁，我来世界干什么，我要怎样活出与众不同的自己。
他曾说：我认为我自己不行，我允许别人比我行，才有华为的今天。
华为尊重每一个员工的创造力，源于任正非对自己清醒的认识和时刻自我批判的精神。 他知道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如何授权给下属，也曾因自我反省而开心地自罚100万元。
一个人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他开始放下自己，认识自己，不再抱怨任何不公，开始向内看。 只有清醒地认识自己，才能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渺小，认识到世界上无限的可能性。
正如王家卫在《一代宗师》里说的：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
任正非曾说，华为发展到今天，不会与任何人为敌，也不会把谁看成自己的竞争对手。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只有自己能让自己妥协。
而对一家伟大的企业来说，它最大的对手，也只有它自己。
对于未来，华为还将面临一场又一场硬仗。但我们相信：
任正非不会屈服，华为人不会屈服，中国人不会屈服。
如何看待雷军坐拥四家上市公司，身家 1 天增百亿，成中国第九富豪？
雷军是这个大环境中普通人靠勤勉努力能达到的上限。
雷军大学时期两年修完所有学分，28岁任金山总经理，带领金山对抗微软，让wps成为国民软件，在金山上市后功成身退。
雷军40岁创办小米，掀起移动互联网潮流。 这些普通人难以实现其一的光辉事迹，都集中在了一个人身上，更何况这个人出身普通、没有背景。
雷总靠自己的努力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颠覆了大大小小数百个行业，影响着数亿人的生活。 作为个人而言，雷总是难以用小米创始人这样一个身份来概括的，也不应该仅仅与小米绑定在一起。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他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告诉人们即使是在这个内卷程度和马太效应不断加深的社会环境下，保持奋斗永远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可行途径。
扩展资料
雷军的投资法则：
雷军做天使投资有三条原则，第一是不熟不投，第二是只投人不投项目，第三是帮忙不添乱。
雷军在选择投资项目时，通常考虑四个必备条件：大方向很好，小方向被验证，团队出色，投资回报率高。
只投熟人是雷军投资的最大特点，他的投资只限于“朋友”和“朋友的朋友”——最多不超过两层关系。
从允许华为参与5G到暂停与华为合作，英国态度转变为何这么快？
原文：通过美帝对华为的技术霸凌透见Java的战争！
2019年5月，彻底撕破脸的特朗普掀起对华为的战争，谷歌被迫吊销了华为的安卓授权。 开源软件的版权问题，使我不禁想起软件业的一宗惊天巨案。
看过《手机基带芯片故事》的朋友，一定记得乔布斯曾强烈表达过对谷歌抄袭苹果的愤怒：“我要用尽苹果400亿美金的存款，发动一场热核战争，来摧毁安卓，because its a stolen product。”
千万别认为乔帮主只是说着玩的。
虽然他不幸仙去多年，他最好的朋友甲骨文(Oracle)董事长拉里埃里森仍然在坚持这项未竟的事业。
桀骜不羁的埃里森在回顾乔布斯临终情景时动情地说：他已经被癌症消耗光了，他实在太累了又太痛了。 虽然他绝对是我见过最坚强的人，但他还是最终放弃了和死神的对抗。 他最后停药的决定震惊了所有人，三天后帮主驾鹤西去。
一、
Java之父James Gosling是个加拿大人，他在Sun工作了26年。 直到Sun被甲骨文收购后，他选择了离开。
有谣传说，Gosling因为学C++太难而在其上去掉了很多繁复的特性做出了Java。 这个不足为信，因为Gosling是计算机圣殿卡内基梅隆的博士，学个语言对他来讲太小儿科了吧。
Java是原本设计用于机顶盒之类的小型装置上的。 但出乎任何人意料，互联网大潮来临后，Java编写一次、到处运行的特性被各种应用发挥到了极致。 在企业级软件上，Java更是整合各种不同软硬件和操作系统做出分布式应用的神器。
二十年来，Java除了受到的小型挑战外，由于拥有最成熟稳定的企业应用组件，其互联网的支柱地位仍牢不可破。
二、
不仅在企业级市场呼风唤雨，另外一个意外的选择，使得Java在移动终端领域也大放异彩。
安卓之父安迪鲁宾1989年进入苹果工作，那时他还是个小工程师。 因为他之前在蔡司机器人部门工作，苹果同事给他起了个外号：Android（机器人），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个机器人在多年以后成为苹果最大的竞争对手。
当时乔布斯已经被驱逐出苹果。 被老乔请来“不卖糖水改变世界”的CEO John Sculley其实远没有后来被评论的那么不堪。 他把苹果营业额扩大了10倍，而且主持了大屏手持电脑Newton的开发。
Sculley把专门做手持操作系统的部门分拆成General Magic(通用魔法公司，这个名字好赞)，而这间公司成为未来智能手机的黄埔军校。
安迪鲁宾在通用魔法公司汲取了充足的养分，后来在2003年创建了安卓公司(Android Inc.)。 Android系统最早是设计给数码相机用的，数码相机本身硬件就千差万别，所以Java优秀的跨平台特性就被选中了。
结果这个平台做出来后，发现用于手机也很适合。 2005年，正在寻找手机操作系统的谷歌看中并收购了安卓公司。
三、
2007年1月，乔布斯发布了iPhone，极大地震撼了谷歌。 为了赶时间，谷歌来不及更改安卓所用的开发语言Java，这给后来埋藏了重大的祸根。
当然，Java充足的程序员群体和便利的开发特性，对安卓本身来讲也是有极大帮助的。
2007年11月，就在第一代iPhone上市4个月后，谷歌便匆忙开源了安卓并成立开放手机联盟(OHA)。 这时的安卓连个半成品都算不上，但Java的位置被牢固地确定下来。
和苹果iOS运行原生Object C编译的机器码不同，Java必须跑在虚拟机上。 这使得安卓在速度上天然存在问题。 谷歌为了尽可能提高速度，自己做了Dalvik虚拟机(DVM)。
DVM采取了很多“作弊”的加速手段，比如预读取用户装的很多APP(APK)并存入缓存，比如把Java Bytecode替换成DVM的指令。 这些手段的副作用之一就是使安卓需要比iPhnoe大得多的内存，而且手机用的时间越长APP越多系统越慢。
这些作弊手段，也使得谷歌的Java虚拟机和Sun原版虚拟机完全不兼容。 而Sun对这种分裂Java的行为不能容忍。
四、
谷歌确实去找Sun申请过Java授权，但是Sun要求谷歌分享对安卓分支的控制而遭到拒绝。 谷歌当时还拒绝了Sun提出的三年支付约5000万美元的要求，而后来Sun归了埃里森以后，赔多100倍到50亿美元都不够了。
在未获Java授权的情况下，谷歌采取了“洁净室”这种反向工程手段(可参考：BIOS和PC的故事)开发了自己的Java库。 这是一种类似抄袭但又不明显违法的手段。
但是，谷歌仍旧保留了Sun Java原有的一些编程接口(API)，这后来被甲骨文抓住把柄。
甲骨文总架构师Edward Screven在法庭作证说，他曾和埃里森讲，拿下Java是收购Sun的唯一重要目的。
虽然Java之父Gosling在离开甲骨文后短暂加入了谷歌，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谷歌确实当年糊弄了Sun。
五、
开源软件只是意味着你能看到全部源代码，这并不表示你可以随意使用。 对于Java来讲，程序员是可以免费使用的，但是对于企业还是需要取得授权的。
而API是否受版权保护，这个在美国法律界也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如同你做菜的配方可以受版权保护，但是点菜的菜单也受保护吗？
甲骨文和谷歌两大巨头旷日持久的法律大战，至今已经9年还未打出最终结果。 其间双方在各级法院各有胜负，法官和陪审员都对此案看法不一。
埃里森和拉里佩奇都亲自上庭作证，这在美国大公司诉讼中极为罕见，而每一次埃里森都拒绝和解。
2018年3月，联邦上诉法院判决甲骨文胜诉，这意味着谷歌应赔偿高达近百亿美元。
谷歌则第二次将此案提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在四年前最高法院拒绝审理后，这次九位大法官似乎被迫要做出判决了。
众所周知，美国是法官立法的国家。 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会深远影响软件业的很多悬案。
法官们还要决定的是，谷歌的抄袭行为是故意侵权还是合理使用。 甲骨文已经举证说安卓在10年间为谷歌赚了超过420亿美元。
对甲骨文不利的是，安卓已经是大到不能倒了，没有法官会支持禁止安卓手机的销售。 正因为如此，谷歌一直把案件拖了九年。
借此充足的时间，谷歌把安卓Java 库转到OpenJDK，把DVM转到ART，把Java语言转到Kotlin。
六、
2019年4月底，联邦最高法院正式发文给美国司法部，要求联邦检察官协助断案。 这似乎是美国三权分立的一个漏洞，但也说明了此案判决难度极大。
似乎大多数程序员都很厌恶甲骨文对开源的霸道行为，但是埃里森为乔布斯“复仇”的举动又让人充满感动。 毕竟谷歌确实存在“抄袭”苹果和Java的行为并由此获取了巨额利润。
考虑到对乔帮主的感情和华为的事情，我自己内心还是希望谷歌最终付出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