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摄影 雷远东
“人类为什么关注历史？首先是因为好奇心。而且，了解历史也是理解现在，理解现在则是为了更好的未来。”8月12日下午，名人大讲堂“古蜀文明季”正式开启。首场讲座邀请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前院长、考古学家赵辉教授。他以《古国时代——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为题，讲述史前中华大地从松散到凝聚的运动发展图景，帮助线上和线下的听众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演进过程，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
随着一个人类史前遗址的被发现，一连串的问题往往随之而来：这个地方当时生活着什么样的人，是务农还是从事手工业？成员之间彼此平等还是有着贫富、阶层差别？权力是如何运转的？由于时间久远，缺乏文字记录，要想全面复原史前社会非常困难。考古学家们像侦探一样，以遗址、文物作为线索，动用科技、逻辑、数据、常识以及必要的想象力，努力侦破那些被时间掩埋的秘密，尽力接近复原最初的社会场景。
自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以来，考古工作者用层出不穷的考古发现，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曾担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的赵辉教授，数十年来行走于田野之中，投身于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研究，成绩卓著。
赵辉教授在讲座中
从“自然聚落群”到“古国”
从因血缘自然形成的群落到万邦林立、满天星斗的“古国”，再到有着强大权力中心的“王国”，这中间有怎样的过程？在本场讲座中，赵教授旁征博引，纵横捭阖，引用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四川新津宝墩古城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等重要的遗址案例，对“古国”“王国”“国家”“文明”等概念之间的演进，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让大家深深感受到中国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赵辉教授首先从文字学和文献学的角度，分析“国”“邦”“天下万国”等概念或说法，然后从考古学展开详细分析。
对于非考古专业的听众来说，首先需要弄明白，什么是“古国”？“古国”是什么时候、如何产生的？赵教授提到，在考古学界，“古国”的说法由来已久。苏秉琦、严文明等资深考古学家都有过类似表述。赵辉教授提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专家们采纳了前辈学者们使用“古国”这个概念，并正式把中国史前历史划分出一个“古国”时代，用以指夏商周三代之前，年代范围大约在公元前3300～1800年，也即新石器时代的最后1500年。“古国是理解中国早期文明的关键。古国的产生代表着历史开启了文明化进程加速度发展，也是史前社会的新阶段。”
赵辉教授在讲座中
根据考古发现，中国大地上在大约1万年前出现了农业，并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农业文化区。农业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安土重迁，在适合农业的环境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群落（或被称作聚落群）。当时的社会注重血缘纽带，社会的基层单位由血缘联结而成。赵教授以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为例，分析这个时期的社会特征，无论是从遗址中房子出土的器物和房子的设施，还是从墓葬中的随葬品以及墓葬的大小来看，都显示出社会成员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分化，给人的印象是一种出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而不得已的平等平均的生活状态。
随着农业持续的稳定生产，社会财富逐渐积累，人口数量也逐渐增加。人口数量的增加开始带来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一方面，在聚落内部，社会成员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在此阶段，要想稳定生活就需要律法，以及执行律法的权力中心。另一方面，在聚落群内部分化、竞争的过程中，产生了中心聚落。“中心聚落的出现，意味着原来的自然群落内部出现了不平等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内容，聚落群也逐渐被整合成一个整体，成为更广泛参与社会政治的基本单位——古国。而古国的出现，意味着史前社会生活中前所未有地出现了‘政治’内容，社会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赵辉教授说。
古国时代，在各方力量兼并整合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最高成就的代表，就是分布在今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其中最大的遗址是位于杭州西面的良渚古城。
良渚古城发达的水利系统不仅反映出良渚人对自然环境、水文等气象气候的了解与认识，也展现了当时良渚人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再者，良渚古城的城墙、莫角山台基、水坝等建筑材料全系山区搬运而来，总土方量约1100万立方米，若按照每天出工1000人，整个工程需要连续110年建成。体量如此庞大的工程，需要集中的社会动员和高效的组织管理能力。此外，从良渚大型墓葬中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到，与前一阶段相比，良渚社会阶层的分化情况更加明显。制作精良的玉器、陶器和漆器可以推断良渚还是一个手工业高度发达的社会。此外，从考古文物还可以判断良渚在宗教层面，也出现了统一的信仰，把整个良渚文化整合成一个整体。在这套精密的社会分工系统背后，显然存在着一套相对应的政治管理系统，负责产品的生产与分配。而且从良渚古城居民及粮食生产情况推测，良渚古城可能在当时直接控制了2000平方公里的范围，可见其统治范围十分辽阔。
良渚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相当发达，存在显著的阶级分化，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尤其是存在强制性的公共权力中心。综合以上因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学者们判断良渚文化已经发展到“国家”阶段，打破了此前国外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始的普遍观点——认为中国最早的文明始于商代。赵教授提到，以上判断因素中没有包括西方学术界非常强调的文字、冶金技术，“这恰好表达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有其普遍性的一面，也有特殊性的一面。关于良渚文化进入‘国家’阶段的判断，随着2018年良渚申遗成功，也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赵辉教授提醒，不同学者对“文明”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但从考古学角度来说，人类发展从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文明的出现就是以国家为核心标志。”
赵辉教授在讲座中
理解历史演进的复杂与波澜壮阔
更深了解自己
良渚文化之后，中国古代社会又迎来了新的变化。由于新的生产力要素的传入：冶金技术得以进步，农作物和家畜种类不断丰富，直接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由此，中原文明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赵辉教授分析说，“由于诸多原因，促成了这个时期的中原就像一个大型的蓄水池，把四面八方好的经验，经过搅拌重新组装、慢慢形成自己一套东西，由此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奠定了一个基础。中原文明大概吸收了很多先进的经验，然后摸索出适合自己发展的一套办法。比如说，在此时期的中原文明遗址，看不到像良渚那么浓重的宗教气氛。”
赵辉教授在讲座中
时间到了公元前1800年，中原文明在洛阳盆地结出一个果实，出现了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遗址的墓葬中发现有非常高级的随葬品，其都城体系庞大复杂，大型宫殿依据中轴线布局。与良渚文化浓厚的宗教氛围不同，二里头文化的铜礼器用来表现的是社会等级，更具有世俗社会的特征。“更重要的是，二里头的政治思想或者行为理念等等传播到了四面八方，北方地区、长江流域甚至更大范围里，均受到了二里头文化的影响，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它胸怀大志，有了包罗天下的迹象。这意味着中国文明由古国时代迈入了王国时代。”赵辉教授说。
赵辉教授在讲座中
他提醒大家注意，在中国这么广阔的地理范围里面，不同的地方，文明发展并不总是同步的，“有的往前发展快一点，有的慢一点，有的发展到头不走了，甚至崩溃掉了，有的从零开始重新来过。总之不是线性的过程，而是各种文化兴衰交替、此起彼伏。但总体还有一个最根本的相同之处——从自给自足的农业村落基础上发展而来，朝着国家方向发展，这是一个曲折复杂和波澜壮阔的过程。”
在演讲最后，赵辉教授说，明白中国历史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意义重大，“有助于深刻理解自己所处的东方独特的历史发展特征。更深理解自己，也有利于更好处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中国五千年历史从何而来？
中国五千年历史，是始于夏代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至今为五千年。
其中夏代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商代的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年，周代始年为公元前1046年。 专家们对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进行了梗概式描述。
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一、中国五千年历史是由“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共同证源的。
1、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中国的一项文化工程，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科学研究项目，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
1996年启动，是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 该工程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成果相结合，设置9个课题44个专题，组织来自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学等领域的170名科学家进行联合攻关，旨在研究和排定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确切年代，为研究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创造条件。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科学研究项目，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 该工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九五计划”中的一项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该工程正式启动于1996年5月16日，2000年9月15日结题。
2、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继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
该项目首先进行了为期三年(2001—2003年)的预研究。 在预研究的基础上，2004年夏季，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
该项目发布最新成果：在距今5000年前，我国已进入文明阶段，出现了国家，进入“古国时代”。
二、研究成果：
多年来，探源工程专家聚焦良渚、陶寺、石峁、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以田野考古工作为中心，并将实验室“搬”到了考古工地，擦亮已经沉睡数千年的文明“星斗”，也为实证5000年中华文明提供重要证据。
在浙江良渚遗址，发现了建于距今约5000年前，面积近300万平方米的内城和更大规模的外城。 为了防止古城遭到洪水的侵害，在古城以北的山前地带，良渚人堆砌起巨型水坝，其工程量在全世界同时期的建筑中首屈一指。
在山西陶寺遗址和陕西石峁遗址，分别发现了面积在280万乃至40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 这些城址内社会分化严重，高等级建筑周围有高高的围墙围绕。 这一时期，墓葬中反映的阶级分化非常明显，小墓一无所有，或者仅有一两件武器或陶器；大型墓葬随葬品可达到上百件，不仅制作精美，而且表明等级身份。
“像这样的社会，显然不再是原来我们认为的部落联盟，应该已经进入到国家阶段。 ”探源工程负责人之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巍说，“所以我们觉得，中原地区在这个时期已经进入到初级文明阶段。 ”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表示，基于90年来中国田野考古学成果的科学总结，经过多学科联合攻关研究，探源工程研究团队还从社会分工、阶级分化、中心城市和强制性权力等方面，提出了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突出特征。
扩展资料：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既缺乏资料，也缺乏系统的认识。 因此，中华文明虽然具有悠久的历史，但真正有文献记载年代的“信史”却开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在此之前，中国的历史只能是传说和半信史，时间脉络十分模糊。
但由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缺乏有力的考古实证，公布《夏商周年表》以后，引发了不少商榷批评的声音。 为了弥补这个缺憾，2001年开始启动旨在揭示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经过十几年之后，5月28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截至目前探源工程已取得重大进展，以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大地5000年文明。
当“上下五千年”不再成为“传说”，国人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考古实证中华文明有5000年”的消息，在朋友圈呈刷屏之势。
“上下五千年”不再成为“传说”，是回归历史的真实。 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段没有被文字直接记载下来的历史，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大进展，我们已经可以成功实现对这段历史进行描述，从而填补了历史上这一关键时段的空白。
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也是世界人类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组成部分，因此，这还填补了世界文明史上的空白。
“上下五千年”不再成为“传说”，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有力驳斥。 西方中心论，是随着中华文明近代的落伍、西方文艺复兴后产生工业革命殖民全球的产物。 西方中心论是一种从西方的角度来看整个世界的一个隐含的信念，自觉或下意识感觉到欧洲对于世界的优越感，是对文明文化和历史的误解。
认为西方文化优于、高于非西方文化；或者认为人类的历史围绕西方文化展开；或者认为西方文化特征、价值或理想带有某种普遍性，从而代表非西方未来发展方向……这些都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
对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历史地位进行正确的定论，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精神原动力，进而关系到人类文明的根本走向这样的大问题。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用丰富的证据和科学的研究揭示出中华文明独立起源的客观事实，使“中华文明西来说”等谬论不攻自破。
“上下五千年”不再成为“传说”，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对于公众而言，历史的价值与魅力就在于其和现实之间的密切关联。
经过几十年高速发展之后的中国，深感于精神家园建设之迫切与重要。 任何个人或民族，都不可能与过去割裂。 从民族的历史和文明源头汲取营养，无疑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和最佳选择。
探源工程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 这既揭示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秘密，更对于坚定文化自信、思考中华民族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从何算起？
中华文明的历史从哪里开始？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存在吗？汉字是如何孕育诞生的……一个个文明之谜，困惑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也诱惑着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学者。 今天，在新世纪的曙光里，以即将起飞的东方巨龙姿态在世界民族之林不断挺直腰杆的新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悄悄酝酿着一个极其大胆而又激动人心的国家级研究项目，这就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正在积极筹备、争取早日启动的“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 历史的遗憾也是历史的机遇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早形成的文明之一，又是唯一未曾中断过的古老文明。 中国古代文明特别是其早期，是在没有外来文明强烈影响的环境中，在自身的基础上独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学者们都同意，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华文明形成的基本模式与发展历程，中华文明的特点与长盛不衰发展的原因都是迫切需要阐释的重大学术课题，也是世界古代文明史的重大研究课题。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前仆后继，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已经整理出一个较为清晰而符合规律的发展序列。 但专家们相信，其中也不乏断缘和环缺之处，文明的形成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段空白。 然而，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过程，涉及到中国古代的历史与文化、地理与自然环境、民族与语言、古代科学技术与工艺成就等各个方面。 这一千古难题需要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其他诸人文科学研究者的参与，更需要现代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学、天文学、数学与电子计算机科学等现代科学技术研究者的协同合作。 因此在历史上，这一课题得以破解的时机从来没有真正成熟过。 我国著名史前考古学专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石兴邦指出：“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但到现在连文明形成的源头和基本模式都提不出一个科学的历史解释，也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历史的遗憾也是历史的机遇。 记者日前从中国社科院获悉，继“九五”国家重点科技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后，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准备，又一个国家级重大研究项目——“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可行性报告已经在最近通过论证，并有望于近期“尽快启动”。 “探源工程”将成为“里程碑”中国社科院为启动“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而新近成立的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在谈及这一研究项目时说，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史，国人每每引以为自豪。 然而我们的古代文明究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域，在怎样的环境中，通过怎样的历程而兴起的？我们的文明是如何体现普遍的历史规律又创造出自己的特点，从而影响传流于中国的整个历史的？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有重大的科学意义，也有很大的社会效益。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文明探源工程的总协调人王巍说，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过程，探讨其背景、契机及其演进规律，不仅对于复原中国古代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研究世界文明的产生及其发展变化规律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他说，从龙山时代（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到夏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王权和国家产生和初步发展的时期。 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官僚体制、工艺技术、宗教信仰、社会结构等各个方面都在这一时期奠定了基础，因此，开展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研究，对于深化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历程的认识是十分有用的。 这位学者强调，在国外学术界，一些人出于各种原因，对中国夏代及其以前的历史传说的真实性抱着极大的怀疑态度，否认中国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认为中国的历史只能从商代开始计算。 而通过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进行系统研究，复原中国古代文明产生、发展的历史，对展现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纠正对我国古代文明存在的各种偏见是很有意义的。 另外，他表示，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一般是把黄帝、炎帝作为中华文明开化的肇始，国内外华人也都将黄帝和炎帝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 但文献中对于黄帝和炎帝乃至尧舜禹时期的记载非常简略，目前，尚难以将其视为信史。 因此从考古学上探索黄帝、炎帝时期至夏商周时期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凝聚力，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揭开千古之谜已到时机权威专家们认为，目前，开展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的研究已经具备了条件。 对文明探源来说，现在是“应该解决，必须解决而且也是能够解决的绝好时机”。 李学勤指出，作为我国“九五”期间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经过五年时间，多单位、多学科两百多位学者的共同努力，已顺利通过科技部组织的验收，并公布了阶段性成果。 这为新世纪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开拓了一条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途径，提供了宝贵资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巍指出，中国考古学诞生至今已经七十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夏商周时代的都城、居住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的发现及大规模发掘，使我们对夏商周时期的历史及其文明发展脉络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 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东北及西北地区发现的龙山时代的大量遗迹和遗物，使我们对夏王朝成立之前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状况也都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这些都为我们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过程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石兴邦等学者认为，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期和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期，正是中国文明和国家形成和诞生阶段。 在全国几个重要文化发达地区的文化孕育中，已经发现了不少文明的因素和苗头，所以现在着手解决正是时机，并且是一个“很要紧的时期”。 社会科学将迎来“中国世纪”根据研究项目总协调人、中国社科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秘书长王巍的设想，开展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并非仅仅追溯古代文明要素的起源过程，而是将研究重点放在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背景、契机、途径、过程及其特点上。 具体地说有以下一些主要研究课题：五帝时期的文化与社会。 考证黄帝、炎帝和尧舜禹活动的中心地域，考察该区域、该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及社会发展状况，研究该文化与周边地区各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汉字的起源、发展与古代文明的关系。 系统搜索商之前各地区的文字及各种陶文的符号资料，研究它们同商代甲骨文的关系。 探讨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中文字所发挥的作用。 环境变迁与文明的演进。 研究龙山时代至夏商周时期的人地关系，探讨此时期生态环境的变迁与人们生活方式及文明演进的关系。 华夏族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研究。 对各地发现仰韶和龙山时代及夏商周时期的人骨进行体质人类学和遗传基因的研究，并与秦汉以后直至现代人的体质特征及人类基因相比较，以探求华夏族的起源乃至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 王巍指出，需要说明的是，该课题是开创性的研究。 其具体方法是，提取传说中炎黄集团活动的主要区域内公元前3000至2000年古人类的遗传基因，将其与夏族、商族和周族以及相邻地区其他集团的遗传基因相比较，并与秦汉以后直至现代的中国各地的人类基因作对比，再与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结果相结合，以探索华夏族的起源乃至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 中国古代文明与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 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与其形成机制，进而探索各地区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过程、特点、模式及其形成原因，从而达到探求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目的。 其他具体课题还包括：农业、畜牧业起源、发展与文明起源的关系；手工业技术的发展与文明的演进；城市的起源、发展与文明的演进；战争与文明起源、王权形成的关系；宗教信仰的起源、发展及其与文明起源的关系；各地的文化交流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关系；中原三代王朝及其文化与周边方国及其文化的关系等。 专家指出，这一庞大学术工程的其他相关研究课题还包括：炎黄至尧舜禹时期古史传说整理、研究，龙山时代至夏商周时期的社会结构与家族组织的发展变化研究，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历史作用的研究等等近20个大的研究课题。 如此庞大的研究课题，需要全国乃至世界各国学者的积极参与，齐心协力，他们表示期待加强与国内外的联系与合作，共同推动这一课题的研究。 尽管现在还无法确切知道完成这一庞大的研究项目需要多长时间，也许5年，也许10年或更长，但目前我们能知道的是国家最高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社科院已经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先期聘请了240多位国内外一流的专家学者。 从而我们有理由充满信心地期待这一工程的顺利启动和圆满结束，期待令人激动的结论和一批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有人形容中华大地上的文明遗迹犹如“漫天星斗”，声称21世纪的社会科学将迎来“中国世纪”。 如果文明探源工程能够取得预期的成果，那么，新世纪最灿烂的星光将真的属于中国科学家们。
国新办举行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研究成果发布会
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出席发布会并介绍“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以下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情况与进展，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吴远彬、教育部教材局巡视员申继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巍(微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出席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
关强介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以考古调查发掘为获取相关资料的主要手段，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揭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重大科研项目。 自2001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被正式提出以来，已实施4个阶段的研究工作，2016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4期完成结项。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期间，调动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各项学术资源，融合了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深度发掘了不同学科的潜力。 国家文物局与科技部一起，建立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成立了专家委员会、设立了项目执行组和秘书处、引入第三方评估咨询机制等保证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顺利推进。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团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牵头，联合国内近70家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地方考古研究机构参与。
关强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取得了重要进展。 一是以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大地5000年文明。 探源工程研究团队认为，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 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 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二是丰富了对人类文明起源的认知。 基于90年来中国田野考古学成果的科学总结，经过多学科联合攻关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团队从社会分工、阶级分化、中心城市和强制性权力等方面，提出了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突出特征。 三是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有了总体认识。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 探源研究表明，多元一体文化现象背后的各地方社会，在其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在各自的环境基础、经济内容、社会运作机制以及宗教和社会意识等方面，也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别，呈现出多元格局，并在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 最终融汇凝聚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核心，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 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
关强介绍，下一步，国家文物局将积极与科技部等部门协商，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后续研究工作列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尽快完成指南的编制、发布，精心组织实施，并积极配合教育部和相关部门，加强成果整理与宣传。 同时，继续对相关重要遗址有重点地进行系统考古发掘和有效保护，积极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全力做好良渚等重要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各项准备工作，充分发挥古遗址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吴远彬介绍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遥感、空间地理信息系统、移动实验室等现代科学技术广泛运用到空间数据的采集、遗址的寻找发现、现场文物信息的提取；现代生物技术、DNA技术等也在生物物种的起源测定上得到运用。 新技术提升了田野考古的科技水平和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准确性。
申继亮表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会及时反映到教科书里。 目前初中的历史教科书对照“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修改方案已经确定，会增补石峁文化、屈家岭文化、宝墩遗址等相关内容，根据工程新成果，更新教科书里的一些图表；高中历史必修教科书关于中国史部分对照成果进行了充实；高校《考古学概论》教材也做了适当的调整。
研究表明，距今5000年前后，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包括西辽河流域等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比较快的区域，已经率先进入到文明阶段。 王巍和赵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中国的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也是世界人类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填补了世界文明史重要的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