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拉特尔与世界顶级天团的斗争史 莱布雷希特专栏

“终于开心了?”我问道。

西蒙·拉特尔爵士略带愧疚地盯了我一眼。他在慕尼黑,坐在沙发上,跟我谈他与世界顶级乐团的斗争史,毫无保留地聊了两个小时。现在,他看上去有点满意的样子了。

这是我俩四十年来第一次面对面做采访。当我问西蒙是否愿意上BBC三台的广播节目“莱布雷希特访谈”时,他说:“我肯定会乐在其中的。”毕竟时机恰到好处。工党刚刚赢得大选。拉特尔当年曾被视为音乐界的托尼·布莱尔,那时后者还年轻。我问他是否会去联络新政府。

“我会给基尔·斯塔默写信,也会给丽莎·南迪写信。”拉特尔的回答很简短。

“你会跟他们说什么?”

“恭喜。请照顾好它。”

英国音乐的状况让他心碎。他告诉我,为了上演《塔利斯幻想曲》,他要临时找一批兼职弦乐乐手。他说:“很多人的回复是,‘这原本会是很好的机会,但我已经改了行,我正在接受教师资格培训。我已经在国民医疗服务系统工作。我们需要养家糊口。’想到人们此间经历的一切,我的心在流血。”

而这已经是英国音乐顶尖水平的状况。他认为,进入音乐生涯的入门环境几乎已经消失了。“想想如今人们必须怎样才能第一次登台,”他叹了口气,“我小时候可是万事俱备。”

他在利物浦长大,会读姐姐从图书馆借回家的乐谱。“我姐姐有自闭症。苏珊觉得我会喜欢勋伯格的《五首管弦乐作品》,所以我八九岁时就知道它们了。而我确实喜欢。现在还有哪家公共图书馆能借到这些?”

他父母让他听晚上七点半的广播三台晚间音乐会。“我妈妈是来自肯特郡的工人阶级的女儿,后来改头换面,说起了上流社会的口音。我父亲带我去听爵士乐。我六岁时就听过艾林顿演奏。我那时真的可以说就坐在钢琴底下。我听过巴迪·里奇(Buddy Rich)、梅纳德·弗格森(Maynard Ferguson)。过了一段日子后,我在酒馆里听利物浦本地诗人的表演。”生活是如此丰富,以至于他那时并未听说披头士。

“那时的利物浦可有不少大人物。奥地利人弗里茨·施皮格尔(Fritz Spiegel)曾经是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的长笛乐手,他为Z-Cars(译注:警匪电视剧)配乐,并写出了一部开创性的著作《自学利物浦方言》。在乐团里坐他旁边的是(音乐电视节目的激励者)阿塔拉·本-托维姆(Atarah Ben-Tovim)。”当时乐团的指挥查尔斯·格罗夫斯(Charles Groves)也让他参加排练。“他觉得照顾年轻音乐家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西蒙·拉特尔

他在16岁时通过了高级证书考试,进入皇家音乐学院,然后很快就组织了一场马勒《第二交响曲》的演出。他回忆:“当时的管理者认为我们还不够成熟,不能演奏马勒的作品。那时也很难找到乐手……排练时候我们只有一个中提琴。我很高兴我找到了足够多的歌手,他们唱得都很好。我不想故弄玄虚,但是探索这样的音乐确实是一件不同凡响的事情。单就感觉来说我们觉得可以展翅高飞,但我确定我们实际上只是勉强演了下来。”

在被经纪公司看中后,他先后在BBC苏格兰交响乐团和伯恩茅斯交响乐团担任助理指挥,25岁被任命为伯明翰市立交响乐团首席指挥。其他人可能会双手紧抓这个邀请。拉特尔的选择则是休业一年,去牛津读文学。

“那时我想知道,没有音乐我还能活下去吗?”他回忆:“我那时已经以客座身份去国外指挥,有时我喜欢那种经历,有时也会比我能够想象的还要孤独。我想知道如果我不是音乐家,我会是什么样的人。”

他在牛津大学读了三个学期,期间没有听过一场音乐会。“当我重回音乐时,听到的第一场音乐会是约翰·卡雷威(John Carewe)和布莱顿爱乐乐团演奏的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约翰当时说,那是一支临时组建的乐团,不会有什么好表现。我不在乎。我一路都在抽泣。我那时哭得太厉害了,以至于好几个观众为了躲开我都挪了几格座位。”

当时的伯明翰正处于巅峰期,“那是所有星星都对齐成一线的时刻之一。”他的利物浦老乡埃德·史密斯担任经理,两人一起——“我们当时就像是吉尔伯特和乔治”(译注:Gilbert & George,英国著名的艺术搭档)——从艺术委员会那里拿到了一笔数百万英镑的拨款,并获准建造一座新音乐厅,结果它成为了英国最好的音乐厅。拉特尔回忆:“我想我们那时不知道有多幸运,乐手们已经熬过了一段苦日子。他们说:‘我们已经很多年没看过牙医了。’我们后来一起去洗牙。当时那座城市想要重获新生。欧共体也参与其中。直到今天还是没有人知道那座交响音乐厅花了多少钱。雅克·德洛尔(译注:Jacques Delors,1985年至1994年任欧洲委员会主席)和基思·约瑟夫(译注:Keith Joseph,1981年至1986年任英国政府教育与科学大臣)为音乐厅的动工仪式破土。”

有一年夏天,他在格林德伯恩用格什温的歌剧《波吉与贝丝》让那里的香槟酒爱好者们感受到如同电击的体验,那是一部关于黑人贫民窟生活的歌剧。演员从美国招募而来。“有些人对这个很年轻的白人有点怀疑。在其中一首圣歌的速度上我们有过一些矛盾。有一位较为年长的成员对我说,‘西蒙,我们真的很喜欢和你一起工作。但我们时不时地会发现,你可没有在棉花行业工作的亲戚。’”他至今仍然定期与当时的原班剧组聚会。

我也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他。那时我们俩都去接孩子放学。我觉得那时如果是其他指挥家的话,大概就会派保姆去。但拉特尔是一种新式指挥家,最让他开心的事就是打破常规。他在伯明翰待了十八年后离开,手头并没有下一份工作。到了1999年,因为克劳迪奥·阿巴多在与癌症作斗争,柏林爱乐乐团的位置出现了空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显然是当时的热门人选。但是在一轮秘密投票中,拉特尔赢得了乐手团投票。那两人此后也一直分享指挥棒下的伤痛史。拉特尔这么透露给我:“巴伦博伊姆仍然会对我说,看,西蒙,我想我会是更适合他们的人。”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说,丹尼尔,我那时就这么想……现在也是这样。”

柏林岁月被证明是一段残酷的觉醒历程。“在克劳迪奥(阿巴多)的最后一场音乐会上,卡拉扬的遗孀埃利耶特过来跟我搭话,她那时不是完全清醒,但非常激动。她说:‘西蒙,祝你好运。但要留神。那个乐团很伟大,但他们杀了我的丈夫,而且也差点要了克劳迪奥的命。要小心。注意你的健康,注意你的理智。’”

当时乐团里有一群顽固的抵抗者,也有一些保守派,其他人就都是铁石心肠。我很好奇:“你在星期一早上该怎么面对他们?”

“你得尝试很多方法,”他耸耸肩,“眼神交流并不总是有效。而且很难保持自己的自信。我确实时不时地挣扎过好几次。有一次有位年长的乐手对我说:‘上周詹姆斯·列文在我们这里。他跟我说早安。我应该怎么为早上向我说早安的指挥演奏呢?’另一位老前辈说:‘如果我们要演奏埃尔加,那我们不妨演奏——吸了一下鼻子——马勒。’”拉特尔的伯明翰自信立刻成为过去式。

最美好的时光是让音乐占据主导的那些夜晚。他向柏林介绍了在世的作曲家——利盖蒂、古拜杜丽娜还有维德曼(Widmann)、阿戴斯(Ades)和特纳奇(Turnage)。他上台时会抬头望向右手边,看看总理默克尔是不是坐在那里。“她会说,在巨大的移民危机中,这是我唯一可以有不受打扰的三个小时的地方。”

他有没有看到过哪位英国首相?他回忆了一下:“撒切尔,她来听过《波吉与贝丝》。”

他驾驭这辆乐团中的保时捷为时十六年,直到他再次下车。他说:“作为一名在柏林的指挥家,那里可以很友好,也可以彬彬有礼,但你并不是行会的成员。他们是那里的名歌手。他们是那些留下来的人。指挥家们都是过客。”

他的继任者基里尔·佩特连科是一个内向的人,从不接受采访或录制唱片。拉特尔对此很高兴。“他们有了一位伟大的指挥家,他在我会让步的领域完全不妥协。基里尔从不放弃,我相信这会让他们完全抓狂,但他已经让他们成为了一支……更容易……让我们其他人指挥的乐团。”

在柏林经历伤痛后,他开始与伦敦交响乐团交流。“那些人都是我在皇家学院或更早时候就认识的朋友们。这让我感觉我们可以简单地创造音乐,并看看它会怎样发展。”伦敦交响乐团请他帮助他们来造一座新音乐厅。他回忆:“我那时说:希望这不会是我们未来几年谈论的唯一话题。”但事实就是如此。然后英国脱欧和新冠疫情将此计划扼杀,同时他对巡演的忍耐也到了极限。乐手们需要的比他能给予的更多。他辞去了那里的音乐总监。

就在那时,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一位朋友来跟他甜言蜜语,并且以高速铁路般的速度为他张罗了几场音乐会。从在利物浦的童年时光起,那支乐团的声音就印在他的脑海里。慕尼黑的乐手们送给他一件印有“你永远不会独行”字样的T恤——用巴伐利亚方言。“跟利物浦方言有点像。”他笑着说。

音乐厅再一次成为了问题。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与慕尼黑爱乐乐团共用音乐厅。曾经有人承诺要建一个新的音乐厅,但已推迟到 2036年。我提醒他,“你那时要81岁了。”

“我的工作是说服他们加快行动,”拉特尔尔保持着他的外交辞令,“无论我的继任者是谁,继续这项工作进程对我来说完全没问题。”

我从未见过他如此放松。在疫情期间他做了白内障手术,他也提到会把我的一个问题转给他的心理医生。我对他说他看起来很开心,他想了很久才说:“多谢你的赞美……我喜欢在这里工作,乐团就像一个大家庭,非常随和,但他们演奏起来却像恶魔。我觉得在这里我真是一个幸运的人。”

两杯卡布奇诺在咖啡桌上已经冰凉。我感谢他抽出时间,他轻声说:“诺曼,这访谈我们拖了四十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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