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安主义就是种族主义。”“男性都是强奸犯。”“歌剧只供精英阶层专享。”
今天先不讨论前面两个观点。第三个论断在近期被赋予了新的能量，使得它已经断送了某些年轻艺术家的职业生涯，并危及这种艺术形式的生存。
为歌剧安上这个罪名的理由是：歌剧花费不菲。它票价高昂，是那些喜欢盛装打扮的有钱人的专利。歌剧院之夜透过玻璃窗放出的光芒，投射出的是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丑陋。
歌剧通常用某种外语演唱。虽然舞台上方会配上字幕，但总是望上望下会令人头颈酸痛，更会产生自卑心理。中场休息时如果想吃点喝点，剧院里只有凯歌香槟（Veuve Clicquot）和烟熏三文鱼。
一部歌剧的演出时间是一场足球比赛的两倍多。座椅虽然包裹着天鹅绒，但腿部空间只有廉价航空的狭窄座位大小。不舒服？没有比拜罗伊特更不舒服的地方了，在那里他们会逼着你连续坐上两个小时，不能离开座位去上厕所（我听说有些观众要戴上导尿管）。
工作日的歌剧演出下班前就开始了。歌剧节的演出则在午后早早开演。歌剧拒绝外行人对它展示热情。那些蹦起来拿手机给咏叹调录像的菜鸟观众总是会遭殃的。
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
绝大多数歌剧剧目如今都已成为古董。最受大众欢迎的两部歌剧是《卡门》（1875年）和《费加罗的婚礼》（1786年）。有人认为这门艺术已经跟普契尼一起于1924年去世。也有人说，那只是意大利歌剧；现代歌剧仍然在这在那存活至今。但到底是在哪里？它又能活多久？
美国马里兰和迈阿密的两家歌剧院在本演出季中关门大吉。行业月刊《歌剧新闻》（Opera News）也已停刊。英国政界的反歌剧倾向导致英国国家歌剧院要被赶到北方去。英国艺术委员会（ACE）也削减了威尔士国家歌剧院的经费，并阻止了格莱德伯恩歌剧院出门巡演。ACE将反精英主义奉为教条，这一点不容争辩。（顺便提一下，精英主义的定义是认为社会应由富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管理。）
为了重获生机，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在下一演出季将不再上演宏大而古老的《阿依达》，而是将基于《白鲸》《安东尼与克莱奥帕特拉》以及西班牙诗人洛尔卡的作品改编的多部新剧搬上舞台。它还即将上演首部由黑人作曲家创作的歌剧《封在我骨子里的火》（Fire Shut Up in My Bones），这些举措对其形象有一定改善。与此同时，德国的歌剧院正在把老歌剧打扮成新样子。法兰克福将《唐豪瑟》重新塑造成一个受挫的同性恋者，而慕尼黑则将《托斯卡》快进到1970年代，舞台上出现了一排赤裸的男囚犯。
歌剧《封在我骨子里的火》剧照
然而，这些改变并未缓和针对歌剧的偏见，认为其是精英阶层专属。如今那些把手粘到墙上来支持性别选择、拯救鲸鱼以及巴勒斯坦的人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歌剧。没有权威的声音敢为歌剧说话。因此，就让我来为歌剧辩护吧。
一部中等预算的电影要花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美元。这些钱来自商业领域，也包括官方资助，没有人介意其中大部分付诸流水，因为在公众心目中，电影不会仅为精英阶层服务。因为电影票比一件T恤还便宜，而且你也可以穿着运动鞋去看电影。
不过，就社会效益而言，歌剧的收益远高于电影。一家歌剧院要雇用好几百人，其中许多人来自贫困家庭。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的上一任音乐总监曾在上学前和母亲一起擦地板。某位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在大学时代还需要清扫厕所。皇家歌剧院近年来的主席之一曾是在希特勒统治下的难民，另一位曾帮助父亲在以前的科文特花园街市卖水果蔬菜。歌剧始终是为了普通人，也是属于普通人的。
我最近听到一些歌唱家说，在歌剧院裁员的阴影下，他们重新接受了其他工作的培训。其中一位是暖气工程师，另一位在某家护理院帮人擦洗。他们仍然梦想登台亮相，但他们并不排斥朴实的工作。他们知道，歌剧存在于现实世界中，ACE也该知道这一点。
歌剧包含着适用于所有人的教训。在雅那切克那部令人心碎的歌剧《耶努发》里，养母淹死耶努发的孩子那一幕对观众的冲击力是如此之大，令人几乎听不到大提琴的呜咽声。《彼得·格莱姆斯》在道德观念上的折磨远远超出了萨福克小渔村所能带来的幽闭恐惧。上个月华沙加演了三晚布里顿的歌剧，说明对那些生活在战争阴影下的人们，这部歌剧是如此迫切。格莱德伯恩的上座率已达到99%，他们正在增加演出场次。
优秀的歌剧演出在今天从未如此受欢迎，也从未如此大众化。乡间的各家歌剧院普遍为30岁以下的观众提供30英镑的门票。维也纳的站票则是10欧元。相比之下，格拉斯顿伯里摇滚音乐节的门票价格为355英镑。泰勒·普莱斯（Taylor Price）的入场券起价为500英镑。到底谁更精英？
美国说唱歌手Jay-Z估值20亿美元。哪位歌剧女伶的身价能有200万？在摇滚乐中，明星才是王者。但是在歌剧界，从实习生到布莱恩·特菲尔（Bryn Terfel），每个人都知道，演出的成败取决于全员的合作。有一位来自乡间歌剧院的制作人在监狱里上演歌剧。我听囚犯说，歌剧让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信任别人，这种感觉让他们感到奇迹般的自由。
这并不是说歌剧界万事大吉。糟糕的董事会任命了糟糕的首席执行官，他们破坏了像英国国家歌剧院和威尔士国家歌剧院这样的老牌机构。歌唱家可能傲慢，乐手也会碍事。但歌剧绝非有钱人的玩物，如果反对精英主义的浪潮成功地将歌剧艺术降格为一种稀有的享受，会给社会造成广泛的损失。歌剧具有救赎生命的力量。我们需要像卡门一样站上台，为歌剧的发扬光大赢取舆论制高点，不然就会看到它被民粹击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