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民出版社 郭建龙著 2024-10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印记与特征。明清时期，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阶段，对外政策与文化交流的变化尤为引人注目。

近日，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失去的三百年》，该书讲述了地理大发现之后（1516—1840）中国的开放与封闭。

本书并没有简单地复述明清两代的兴衰更替，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那些被历史尘埃所掩盖的细节与事件，特别是那些与西方世界的交流与互动，如西洋传教士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他们的到来对中国产生了哪些影响。

比如本书在写明朝万历年间最出名的传教士利玛窦时，讲述了他如何用两件“神器”让当时明朝众多官员都将其奉为座上宾。

利玛窦的第一件“神器”叫《坤舆万国全图》。这是中国最早的彩绘世界地图，以当时的西方世界地图为蓝本，但不同的是，它并没有把欧洲放在地图中央，而是把亚洲东部放在了中间。

利玛窦的另一件“神器”是三棱镜，可以将白光折射出不同颜色。当时明朝我国由于缺乏玻璃，把这种透明的三棱镜当作稀有宝石，甚至认为是女娲补天的宝镜，争相参观。

明朝万历年间实际上属于作者提到的错失三百年当中的第一个部分，也就是试探的百年，主要时间区域是从隆庆开关到明末清初，大航海时代以来，中国以探索与尝试的心态，积极吸纳了诸多先进的知识体系，传教士利玛窦到访明朝算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失去的三百年》作者郭建龙

搜狐文化特邀本书作者郭建龙，分享他对于这段历史的见解。

1、明清时期的开放与封闭

搜狐文化：从地理大发现开始，到公元1840年的海通为止，中国经历了短暂的对外开放与认知拓宽，如开眼看世界和大翻译运动等，但为何又回归到了相对封闭的状态？

郭建龙：首先要强调的是，中国人并不缺乏开放精神，且不说唐宋元时期的航海技术从微弱到壮大，最后成为世界顶尖水平的发展，就说明代，本来我们认为明代是比较闭塞的王朝，但从晚明时期隆庆开关之后的经历来看，也并不保守。

在写之前的作品《丝绸之路大历史》时，我还带有成见，没有意识到这次开放的范围有多大。但后来继续阅读，觉得明末的开放也同样是了不起的。明太祖朱元璋其实制定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政治框架，加上土木堡之变的刺激，明朝是一直是采取封闭的态度，对于西方人的到来，明朝最初的反应也是把他们排除出去，当作不存在。

但随后，明朝开关的速度是超出预期的，不仅在商业上采取了开放态度，而且随着利玛窦进入中国，中国一大批士大夫以非常快的速度就接受了他带来的新知识。不仅仅是一般的士大夫，而是包括了亲王、内阁大臣的高官显贵阶层。加上与东林党等更加进步和开明的团体的接触，以及大翻译运动的兴起，这样的举措对于一个内敛的王朝已经非常难得了。

可以预期，如果没有后来的改朝换代，那么明王朝会更加容易转向西方知识，至少接受西方科技的很大一部分。

明朝中央王朝灭亡后，在南明时期，从属于南明的重要势力郑氏集团可以认为是中国第一个具有海洋性质的地方势力，他的创始人是在当时的国际规则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如果郑氏依附的南明不灭亡，那么可能会被迫采取开放的态度，接受西方的技术，甚至一部分制度理念。

即便到了清初，满洲人依然从西方技术中获益良多，包括与南明和三藩作战的大炮等，康熙皇帝也被我看成是最会利用西方技术的皇帝，他本人也对西方的科学，如天文和几何等很感兴趣。

但如果对比明末和清初对于西学的态度，又会发现有许多不同：明末有一个阶层都对西学感兴趣，而清初，只有皇帝一个人对西学感兴趣，而在官员中，感兴趣的已经极少。这主要源于两者的权力集中程度还是不同的。明朝的官员在行使权力时，还有很大的自由度，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意志，但清代的官员已经没有这样的权力了。清朝的官场几乎是完全围绕着皇帝的指挥棒转的，对之外的东西不再感兴趣。而皇帝的态度也变成了，只准自己学习和利用西学知识，却不鼓励官场学习，更不鼓励民间，以免他们难于管理。

这样的倾向到了雍正时期更是大大加强，在康熙时期，还有几个王子是乐于接触西学的，但他们在斗争中失败了，上台的是一个最保守的王子，又通过军机处和密折制度彻底锁死了官场的自由裁量空间。

因此，这个问题可以这样回答：开放是和类似于清代的集权制度不相容的。集权制度天然要求人民不能什么都明白，因为这些知识对于政权的稳定是不利的。可是一旦有了限制人民接触新知识的念头，最终必然造成的是又一次封闭。从这个意义上，虽然我们刚才谈论了明末继续开放的可能性，但由于明朝也有很强的集权特征（虽然没有清代强），即便明朝不灭亡，另一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即兜兜转转又一圈，和清朝一样回归封闭的原点。

2、明清海外贸易与华侨生活

搜狐文化：在书中，详细描述了乾隆时期的外贸规则和宁波的贸易尝试。你认为这些规则和政策如何影响了当时海外华人的生活和贸易活动？有没有具体的案例或故事可以分享？

郭建龙：明代时已经有大量的中国人在向外走，形成了海外华侨集团。而到了明清换代，海外华人普遍同情明朝，这就造成了清代和华侨之间一定的隔阂，也造就了一批懂得海外规则的华人。

康熙时代对郑氏的用兵，由于郑氏是中国少有的海洋属性的地方势力，为了对付郑氏，满清采取了封闭沿海的做法。但康熙也知道这样做的危害，因此在郑氏集团内归后，立刻打开了海洋，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做法。如果能够让海外华侨和内地的亲属之间形成复杂的纽带，那么海外的知识和技术会从沿海开始渗透，并逐渐成为全国的共同知识。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许多令人鼓舞的现象。比如，许多沿海地区的中国人其实已经知道了海外商品的优势。我书中提到一个例子，在乾隆时期，当英国人跑到宁波去做生意时，立刻有当地人跑到英国人船上，他想订几块外国人的玻璃来用。而我们也看到，海外的商人也很守规矩，他们必须把这个订单发到海外，定作好了之后，在第二年再运来交货。整个贸易链条虽然很长，但已经是通的了。

但我们也看到，康熙时期的开放已经和明末有了一些区别。也就是说，清代对于贸易的限制在增加，康熙时期所谓的四口通商，就已经要求只能在这四个口岸经商了。

但即便是四口，也比一口好，我们也看到，清朝宁波的地方官员是欢迎英国人前去的，因为只要有贸易，他们当地就能发展。真正的问题出在刚高层的官员以及皇帝的身上，他们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口岸多了，会产生竞争，这些口岸都争着少收关税，最终会造成皇帝的税收减少。这个观念让皇帝必须限制口岸数量。而对口岸数量的限制，又必然导致对外贸易的垄断；这种垄断又会阻碍中国民间对于海外商品的需求，以及对海外知识的接纳，从而造成了民间经济的不发达，以及商业的孱弱，最后反而更加影响皇帝的税收。

另外，雍正和乾隆之后采取的对华侨的不信任，总是把他们当作间谍一样防范，也导致了华侨与内地的隔绝。当遇到大事的时候，即便知道事情真相的官员也不敢将真相告诉皇帝，这就进入了闭关锁国的最后阶段了。

搜狐文化：在书中，你提到了关于利玛窦和徐光启的科学传教策略，你如何看待这一策略在当时中国的接受程度及其对后来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郭建龙：中国是一个更加世俗化的社会，任何传教策略，不管是不是所谓的借助科学传教，都只能取得有限的成功。

我们不要只看明末，还可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入，当时的许多中国人都认为佛教是一种先进的文化，甚至连许多皇帝都崇佛，佛教也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命观，接受了所谓的来生和灵魂的循环，但最终，佛教依然只是给中华文化增加了光彩，变成了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而不能完全取代原来的文化。甚至中国还会发展出新型的佛教（禅宗）来对外输出。

中国的世俗性决定了它不可能被任何一个外来宗教彻底征服，但中国的广大又决定了，它会吸纳无数的外来影响，将它变通成自己文化的一部分。

利玛窦采取的借助科学传教，最后的结果也必然是这样的，基督教会成为一部分人的信仰，但这部分人一定占不了多数，而基督教的一些思想会成为色彩斑斓的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所以明代那些担心外来思想会侵蚀中华文明的人多虑了，中华文明只会吸纳和发展，却不会被轻易取代。

但另一方面，中国人有很擅长学习外来的技术，造船术就是一个例子，唐代时期中国造船术比印度波斯都落后，去东南亚都要乘坐外国人的船，但经过学习，到了唐末和宋代，中国船已经世界领先了。

另外的例子包括对于烟草、土豆、辣椒等美洲作物的引用，都是非常快速的，可见对于现实世界（物质生活）真正有用的东西，中国人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在明末三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区别，徐光启、李之藻更多是对海外科学技术感兴趣，而杨廷筠偏重信仰，但明显，徐光启和李之藻对于社会的影响要大得多。

话说回来，传教有限的成功对于利玛窦来说也是很大的功劳了，就像当初来到中国的那些西域名僧一样，他们的功劳都会被记住的。

搜狐文化：书中提到马戛尔尼使团是乾隆盛世时期的最后一瞥，你能否详细谈谈这次使团访问的具体经过以及它对中英关系乃至中国此后外交政策的影响 ？

郭建龙：马戛尔尼访华已经成为显学，这里不用详谈。大体上说，马戛尔尼时期，英国人对于满清还有一定的敬畏之心，这个使团也是非常正式的外交活动，意图与中国达成贸易协定，特别是解决贸易和外交程序问题。这一点与英国人对待印度有着明显的区别。在马戛尔尼访华时，英国人已经在印度开展了大量的分割和吞并活动。

描绘运输马戛尔尼使团送给乾隆帝礼品的画作 现藏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藏

但这次外交活动对双方造成的结果却是不同的。对于满清政府，几乎毫无影响，因为它只是把对方当成是众多的朝贡团之一，这样的朝贡团几乎每年都会有很多个，而英国属于最不重要的行列，远远排在朝鲜、越南、暹罗等国家之后。

对于英国，却是它试图建立官方关系的一个重要节点。我们知道，在之前，与中国打交道的英国人大都是东印度公司派来的，公司又是私人性质的，并不是国家之间的交往，去向乾隆告御状的洪任辉也属于这个体系。但马戛尔尼却是英王的正式代表，中国的接待虽然不能算冷遇，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承诺。

而同时，使团成员却用精准的眼光看到了这个老大帝国的虚弱。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加上之后二十年的经验，让英国人意识到了，中华帝国已经虚弱到无力战胜英国了，它的技术、经济体系都很难支撑起一场近代化的战争。到了19世纪初，英国人已经有了打败满清的实力，他们也知道自己有了这个实力，甚至中国沿海的官员也知道英国人有了这个实力，只是他们不敢告诉皇帝。而又过了十年，英国人基本上就知道除了武力，几乎不可能获得直接与中国中央政府打交道的机会。这些时间点，都要比1840年真正爆发冲突早了几十年。

3、西方知识对清朝影响甚微

搜狐文化：在书中，详细描绘了一个沉迷三角函数和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康熙，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知识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哪些影响？

郭建龙：很可惜，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知识对于中国的影响实在太小了。这是我边写边感到痛心的地方。

不过如果硬要说，那么影响可能是这几方面的。首先，康熙已经知道西方的医药水平高于中国。虽然当时西方医药也还停留在放血阶段，是比较原始的，但由于采取了经验性的态度，已经从植物中提取了一些真正有用的药物（如奎宁），也懂得了一些传染病（如天花）的原理。康熙的宫廷中甚至以得到西方药品为荣。

其次，西方的天文学知识明显比中国进步，因此，中国钦天监几乎是唯一一个充斥着外国人的政府部门。即便再保守的中国人，在经过了明末清初的天文学争议之后，也意识到最好不要在这方面挑战，毕竟谁能算准日食是可以看得出的，而算不准是要掉脑袋的。

除了天文学之外，地图学也是对中国的影响之一。这在康熙时期，帮助他理解了国际形势的重要性，在与俄国打交道时不落下风。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明末，地球是圆的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康熙也是知道的，但康熙之后，人们又把这个常识忘记了。

纪录片《康熙与路易十四》剧照

康熙也承认西方在力学、水力学、物理学、光学方面的进步性，但同样很快被遗忘。在军事上，清初利用了传教士制造的红衣大炮，但到了清末，这些技术也再次被遗忘。

就算是天文学，到了后来，钦天监也不再有外国人。这是由于皇帝没有意识到知识的演化力量，在皇帝看来，天文知识是固定的，一旦被学会了，就一劳永逸可以不再使用外国人了，但事实上，任何知识都在进步，学会了旧的知识，如果还是铁板一块的意识形态的控制，那么老知识就会变陈旧，而世界早就产生出新的知识来了。最终是社会环境和政治结构决定了哪一个文明更能够产生出新的知识。

作者简介：

郭建龙，自由作家，社会观察家，曾任《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世界近代史。近十年来，实地探访几乎整个中国以及非洲、欧洲、中东、中亚、东南亚等地数十个国家，用游走的方式观察和记录世界。善于从不同的宗教、文化根源入手，多视角叩问地域文化，带领读者在历史和现实之间穿梭，透视千年文明的兴衰存亡。已出版历史畅销书《汴京之围》《盛世的崩塌》《丝绸之路大历史》等。

文/袁立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