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动股市上涨，是否有助于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基本面面临的问题，特别是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这一轮经济刺激政策出台的原因与运作的逻辑？又该如何从短期与中长期两个维度解决中国经济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为此，《中国新闻周刊》专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
股市、楼市是扭转预期的突破口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哪些因素促使决策层推出这一轮经济刺激政策？
决策转变的过程确实比较难。大约在10年前我们开始感受到上一轮大规模经济刺激过后遗留的问题，包括房地产泡沫、环境污染等。因为这些“后遗症”，决策层下决心改变宏观经济的管控方式，不能遇到经济波动就刺激需求，特别是基建投资。2014—2015年，决策层开始主动下调经济增长目标，提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并将经济政策的发力点从需求侧转移到供给侧，调整经济结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2015年5月，《人民日报》访问权威人士，当时提出“如果采取大规模强刺激和拼投资等老办法，可能会积累新矛盾”。
这样的思路一直坚持到2022年，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同时，经济政策口径开始调整，提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在原来强调供给侧的政策的基础上寻求平衡，因为新冠疫情冲击导致需求收缩。
2022年开始强调扩大内需，2023年经济一度呈现比较强劲的反弹。但是2024年上半年一些经济指标没有达到预期，而且不同领域在经历疫情后的恢复情况极不平衡，很多领域并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更重要的是，“预期转弱”愈发成为突出的问题。老百姓在茶余饭后谈论的房价、就业等内容，都是预期持续转弱的反映，同时又在加强负面预期。
2015年以后，决策层更加强调“跨周期调节”，疫情期间转为强调将跨周期调节与逆周期调节相结合。今年9月2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则强调“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发生这样的转变就是因为预期持续恶化，让决策层意识到，如果预期不发生逆转，无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扩大内需战略的效果都将受到影响。比如2022年年底以来，货币政策一直相对宽松，但是钱却贷不出去。因此问题的焦点并非面对经济波动需求侧政策是否及时出台、跟进，而是预期尚未扭转，导致在流动性相对宽裕的情况下，今年二季度经济增速仍然无法维持。9月底一系列表态、政策便是决策层意识到一定要扭转预期的表现。
《中国新闻周刊》：疫情后经济复苏以来，各类经济政策不断加码，你认为这一轮经济刺激政策有哪些“新意”？
扭转预期，一方面需要出台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另一方面就是要选择一个好的突破口，也就是找到效果最好的政策，如果只是释放更多流动性，或是加大投资项目的力度，可能不会产生好的效果。决策层一定在这方面进行了精心设计，人们最为关心的无非就是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这两个市场一旦恢复“人气”，就意味着预期问题开始改善。因此此次将沪指拉回3000点以上，并提出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都是希望借修复这两个市场的情绪，扭转人们的预期。
在市场经济中，参与者的animal spirit（动物本能，指影响与引导人类经济行为的本能、习惯与情感等非理性因素）至关重要，其中就包括冒险精神。因此重要的是让人们在市场中看到机会，这样才能激发人们的冒险精神。人们不看好经济形势可以找到N个理由，但是这些理由都抵不过一个可以赚钱的机会。很多外资投行也纷纷改口，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值得投资，正是因为看到决策层以这两个市场为突破口，扭转预期的决心。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看待后续财政政策推出的节奏？
如今央行先行一步，在不增加基础货币投放的情况下拉升股市，随着市场预期的逐渐改善，财政政策一定需要跟进。未来收支间的缺口可能被拉大，赤字率也可能突破3％的上限，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倒逼财政政策有所突破，但是政策风格仍是稳健审慎。中国的政策风格一般会在解决眼下问题的同时兼顾长远问题，需要平衡短期与中长期目标。
《中国新闻周刊》：市场对于财政政策发力的方向分歧比较大，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政策制定者与市场沟通未来出台的增量政策时，肯定不会针对某个单一领域，强调综合治理是中国政策的特色，意味着中国不会像美国那样只给家庭发放现金，或是针对某个领域一次性给足政策支持力度。一如10月8日发改委负责人在强调政策支持改善民生的同时，也会强调对于有效投资的支持。当然，综合治理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首先让市场情绪有所改变，再在各个方向上发力。
将刺激的重点放到服务业上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服务业与建筑业收入情况不容乐观，建议政策应该更多扶持这两个行业，这两个行业的表现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就业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就业属于自谋职业，而服务业中的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在疫情期间受到的冲击比较大，一些个体工商户直接歇业、转行。疫情结束后我们应该出台政策帮助这些自谋职业者，比如给予他们包括税费、房租减免等政策。很多家庭的生计都依靠一家小店，帮助他们的经营水平恢复到疫情前，可以解决这部分家庭的收入问题，从而带动消费支出。
目前帮扶政策更多关注制造业，我们近期进行的一项数据分析发现，疫情后生产恢复得比较快，但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特别是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并没有回到疫情前的增长趋势，甚至增速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以致拖累消费支出。因此无论从就业优先的角度来说，还是促进消费支出的增长能够略微高于名义GDP增速的角度来说，我们都需要通过帮扶政策让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8月初，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9月，中央发布《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此前外界对于这两份文件的重视程度似乎不够。其实，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已经不具备2008年实施“四万亿计划”时的条件，但是如果将刺激的重点放到服务业之上，也就是围绕前述两个文件展开的话，可以帮助到更多居民、家庭，效果也会更好。如今很多政策意在恢复生产，看似可以拉升GDP，但是居民、家庭缺少切身感受。
《中国新闻周刊》：从更加长期的视角来看，如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客观来讲，我们确实面临需求不足的问题，如果我们将生产调整到与需求相匹配的水平，意味着经济增速将受到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出口与内需共同支撑现有产能。
我们现行的体制，包括政府体制都是围绕生产建立的，比如对于各级政府而言，主政者思考更多的还是生产，争相上马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热门项目，在导致产能过剩的同时导致内卷，一方面导致企业更多思考如何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做到极致，缺少创新技术的能力；另一方面员工工资很难提升，始终维持一种低水平均衡。理想的状况可能是企业数量更少，但是规模更大、效率更高，将更多资源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吸纳更多就业。服务业越发达，劳工工资水平越高，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整体工资水平，如果只依靠制造业便会发现工资上涨越来越慢。
从生产主导的体制切换到消费主导的体制会比较艰难，需要财政体制、官僚体系等将注意力从企业逐步转向家庭。但是转型方向肯定如此，正因为如此才提出国内大循环，更多依靠国内市场消化自身产能，逐步从世界工厂转型为世界市场。这就需要考虑如何在未来培育购买力，像养老、医疗、教育等问题都变得至关重要，只有更好地提供这些公共服务，才能降低居民家庭自我保障的负担，从而培育出比较合理的购买力。
发于2024.10.14总第1159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张军：经济刺激重在扭转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