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上护目镜和手套、拼接陶碗碎片、填补石膏并打磨平整……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11岁的张郑俊男化身“文物修复师”。尽管这是“第一次尝试、有点难”，但直观地看着“文物”逐渐恢复原状，他感到意犹未尽。
“十一”假期，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颇具人气。不少游客、市民慕名而来，只为与考古遗产“亲密接触”，沉浸式感知历史文化魅力。
这一热度源于2022年9月。为让“藏在深闺”的古老文物彰显时代价值，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以“系统活化考古遗产”的总体思路，创新打造集考古标本陈列馆、考古虚拟展示体验馆、重庆故事馆、枇杷山(考古)书院为一体的“三馆一院”活化利用体系，推动考古遗产资源向社会公众开放普及。
“我们希望把文物所承载的厚重文化底蕴，以通俗化、生动化、时尚化的方式呈现好、阐释好，为社会公众打开一扇走进考古的大门。”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白九江说，“三馆一院”项目系考古人的“破圈”尝试，其最大亮点是考古遗产资源开放的全方位和系统性，可满足不同人群对考古文化的需求，让大众以不同方式探寻中华文明风采。
“开门就是展览，关门就是库房”是考古标本陈列馆的定位，该馆以“半藏半展”模式展出文物标本，系统呈现巴渝文脉；考古虚拟展示体验馆内，随处可见3D全息投影、全景五面屏、三维扫描、VR等数字技术的运用，当考古遗址、文物标本插上“科技的翅膀”，公众对考古的热情被进一步激发。
枇杷山(考古)书院是重庆首个以考古文博图书为主的图书馆，约3万册研究资料和历史典籍面向社会共享，让考古不再神秘；重庆故事馆则引入社会力量探索文旅融合新路径，开发“重庆考古”系列研学、密室寻宝、沉浸式话剧、考古文创产品、考古咖啡等多种业态，为民众构建起丰富多彩的公共文化空间。
参与了“三馆一院”建设运营工作的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众考古中心主任吴广认为，在探索“考古+”创新发展路上，让大众能够参与才是最终目的。
以“重庆考古”系列研学为例，该项目打造多样化、多层次和规模化的研学活动，开发出考古直通车、“我在山城修文物”模拟修复课程、考古奇妙之旅、考古少年团和考古联盟校等适合各年龄段的研学子品牌。截至目前已开展活动150余场，接待8万余名参与者，掀起文物考古学习体验的新潮流。
“这里刷新了我对文博机构的认识。”乘坐几小时大巴车前来体验的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车田乡中心小学语文教师姜来说，融合学习、实践、交流于一体的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不仅是青少年放下书本、拓宽视野的新场所，更是民众探寻城市文脉、享受文化盛宴的好去处。
“‘三馆一院’盘活了文物考古资源，活化了历史场景，丰富了历史内涵，但开放考古遗产资源之路仍任重道远。”白九江表示，未来，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将持续做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大文章，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的时代生机。（中新社记者 钟旖）
博物馆让国宝走出“深闺”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是国家的“金色名片”。 保护好这些刻印着历史轨迹的珍贵遗产，并让它们“开口”讲故事，是一个大课题。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让文物活起来”系列报道，借助一个个鲜活事例，探寻让文物走近大众、传承中华文明的奥秘。
行走博物馆里，那些斑驳的文物尽管静静地存放在玻璃橱窗里，却透出历史的苍凉，让我们体会到岁月的涌动，感受那种战胜了时光的文化自信。
我国是文物大国。 如何让文物走出“仓库”，更多地走近公众，是一个大课题。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说，中国的文物故事很多，文物资源之丰富让很多人羡慕。 让文物活起来，才能更好发挥它们的作用，增强人们的文化自信。
文物凝结着历史信息，承载着文化基因。 文物以不同方式，从仓库中走出来，走进人们的生活中。 “文物活起来”表达着一种期盼，也是生动的现实。
延伸链条
让展示成为“终端”
“文博系统首先动起来，文物才能活起来。 ”山西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赵曙光从1986年大学毕业，就在文物系统工作，他感触很深。
文物是考古发现的。 很长时期，文物考古工作是一条封闭的单线：“挖”出文物来，出个琐碎而专业的报告，然后把文物移交送到仓库里。 如今，山西文博工作正在努力打破这个逻辑。 他们把展示作为考古的“终端”，而且从“终端”来思考全链条，发挥文物的社会作用。 “考古的故事”展览去年在省城太原引起了强烈反响。 这是一个展示山西“十二五”期间考古成果的展览，现在巡展到运城，接下来还将到大同展览。 在不同地方都受到广泛欢迎。 赵曙光说，这个展览的成功就在于打破了文物考古的“单线条”，把考古发现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
动起来，才能活起来。 山西文博系统把文物活起来具体化为“文物巡展”。 山西省文物局的“十三五”规划中，这是一项重点工作。 赵曙光介绍，“巡展”不是简单地让文物到不同地方展出，而是以此为抓手，让整个文博系统从上到下、方方面面动起来。
山西已经成功策划了“无锁不谈”锁具展览，正在策划“山西抗战 国家记忆”“飞龙在天”天龙山石窟造像数字复原国际展等大型巡展。 这些展览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省市县合作，文化系统和文物部门合作，打通上下，沟通左右，大家共同努力。
赵曙光感到，这种方式最大的收获是培训了不同层次的策展人。 展览是让文物走向社会的基本形式。 但是，文物策展缺乏人才，尤其是县一级博物馆、文化馆。 山西的做法是，以巡展为抓手，省博物馆带动市、县博物馆，各级博物馆动员社会力量。 他们不仅和晋城、运城等市合作巡展，而且与芮城县等县级博物馆合作办展览。 “文博系统先要从上到下活起来。 ”赵曙光说，思想活了，想法多了，文物才能更多地走出来。
找准切入点
让传统走进生活
文物是穿越时光、带着过去信息的物件，漫长岁月并不一定冷却文物的温度。 “关键要找到文物与人们社会生活的切入点。 ”这是赵曙光的体会。
山西文博系统策划原创展览，往往要进行两个方面的梳理：梳理文物资源，梳理社会生活中的热点。 他们从这两方面的梳理中，找到契合点，让文物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重新“活”起来。 “帽美如花 童年记忆”展已经征集到1000多顶童帽。 这是一个由山西省文物交流中心、山西艺术博物馆和晋城博物馆三家联合举办的展览。 展览还在筹划中，已有福建民俗博物馆等联系巡展。
文物活起来，并不是简单局限于带着文物本身走到社会生活中。 把文物凝结的文化信息推向社会，也是重要内容。 河南博物院有一个华夏古乐团，他们仿制了出土的古代乐器进行演奏。 起初，每天上午和下午定时在河南省博物馆演出，深受观众喜爱。 后来，古乐器演出成为一个品牌，华夏古乐展演项目还多次到北京等地高校演出，甚至赴海外展演。 河南省博物院党委副书记丁福利说，这让文物“回到”现代生活中，展现出独特魅力。 位于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有一个“甲骨学堂”。 这个学堂每周六和周日用两个小时进行知识普及，“道具”就是甲骨文和青铜器。 志愿者拿出文物或文物仿制品，介绍文字和青铜器等历史知识，听众多是中小学生，每次有60多人。 在“学堂”里，孩子们可以近距离接触和认识文物。 组织者说，有一些外地孩子专门在网上约好时间，赶来体验这样的课。
只有走进生活，千百年前的文物才能让今天的人们产生兴趣。 文物走出仓库，仅仅是第一步。 要发挥增强文化自信的功效，文物必须带着它特有的文化信息，走进人们的社会生活。
建好博物馆
让国宝走出“深闺”
安阳的殷墟考古发掘是我国考古工作的重大事件，成果丰硕。 殷墟考古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有人甚至把安阳郊区的殷墟遗址称为“考古学家的摇篮”。 尽管如此，殷墟出土文物在安阳本地的展出却是近些年的事。 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当地政府投资建设了殷墟博物馆。 现在，这个博物馆的展出面积为3535平方米，每次展出600多件出土文物。 虽然展出数量有限，但文物可以轮换展出。
“有了博物馆，才能把库房里的文物拿出来。 ”殷墟管理处主任杜久明说。 殷墟博物馆由安阳市政府投资建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提供展品。 这种合作模式实现了资源共享，整合了地方和中央单位的文物资源，社会效益明显。 博物馆建设是文物走出库房的基础。
山西博物院这几年和晋城、运城、大同等地市合作举办了多次展览，省里的展览巡展也首先到这些地方去。 山西博物院发展部梁育军说：“文物走出去办展览，场地条件是一个制约因素。 晋城、运城这些地方，因为博物馆是新馆，基础条件好，展览就办得多。 ”文物安全是“活”起来的先决条件，没有好的展览场地，就难以保证文物安全。 文物活起来，对博物馆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很多地方正在把博物馆建设当作城市拓展的“新地标”。 一批地市级城市的博物馆都是当地的特色建筑。 我们在调研中看到，县市一级博物馆建设还是薄弱环节。 文物活起来，博物馆建起来，反映的其实也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的状况。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我们相信，县市一级区域的博物馆将成为一道亮丽风景，也将会有越来越广阔的场地让更多文物走出来、活起来。
让文物走出仓库，让国宝走出深闺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是国家的“金色名片”。 保护好这些刻印着历史轨迹的珍贵遗产，并让它们“开口”讲故事，是一个大课题。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让文物活起来”系列报道，借助一个个鲜活事例，探寻让文物走近大众、传承中华文明的奥秘。
行走博物馆里，那些斑驳的文物尽管静静地存放在玻璃橱窗里，却透出历史的苍凉，让我们体会到岁月的涌动，感受那种战胜了时光的文化自信。
我国是文物大国。 如何让文物走出“仓库”，更多地走近公众，是一个大课题。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说，中国的文物故事很多，文物资源之丰富让很多人羡慕。 让文物活起来，才能更好发挥它们的作用，增强人们的文化自信。
文物凝结着历史信息，承载着文化基因。 文物以不同方式，从仓库中走出来，走进人们的生活中。 “文物活起来”表达着一种期盼，也是生动的现实。
延伸链条
让展示成为“终端”
“文博系统首先动起来，文物才能活起来。 ”山西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赵曙光从1986年大学毕业，就在文物系统工作，他感触很深。
文物是考古发现的。 很长时期，文物考古工作是一条封闭的单线：“挖”出文物来，出个琐碎而专业的报告，然后把文物移交送到仓库里。 如今，山西文博工作正在努力打破这个逻辑。 他们把展示作为考古的“终端”，而且从“终端”来思考全链条，发挥文物的社会作用。 “考古的故事”展览去年在省城太原引起了强烈反响。 这是一个展示山西“十二五”期间考古成果的展览，现在巡展到运城，接下来还将到大同展览。 在不同地方都受到广泛欢迎。 赵曙光说，这个展览的成功就在于打破了文物考古的“单线条”，把考古发现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
动起来，才能活起来。 山西文博系统把文物活起来具体化为“文物巡展”。 山西省文物局的“十三五”规划中，这是一项重点工作。 赵曙光介绍，“巡展”不是简单地让文物到不同地方展出，而是以此为抓手，让整个文博系统从上到下、方方面面动起来。
山西已经成功策划了“无锁不谈”锁具展览，正在策划“山西抗战 国家记忆”“飞龙在天”天龙山石窟造像数字复原国际展等大型巡展。 这些展览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省市县合作，文化系统和文物部门合作，打通上下，沟通左右，大家共同努力。
赵曙光感到，这种方式最大的收获是培训了不同层次的策展人。 展览是让文物走向社会的基本形式。 但是，文物策展缺乏人才，尤其是县一级博物馆、文化馆。 山西的做法是，以巡展为抓手，省博物馆带动市、县博物馆，各级博物馆动员社会力量。 他们不仅和晋城、运城等市合作巡展，而且与芮城县等县级博物馆合作办展览。 “文博系统先要从上到下活起来。 ”赵曙光说，思想活了，想法多了，文物才能更多地走出来。
找准切入点
让传统走进生活
文物是穿越时光、带着过去信息的物件，漫长岁月并不一定冷却文物的温度。 “关键要找到文物与人们社会生活的切入点。 ”这是赵曙光的体会。
山西文博系统策划原创展览，往往要进行两个方面的梳理：梳理文物资源，梳理社会生活中的热点。 他们从这两方面的梳理中，找到契合点，让文物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重新“活”起来。 “帽美如花 童年记忆”展已经征集到1000多顶童帽。 这是一个由山西省文物交流中心、山西艺术博物馆和晋城博物馆三家联合举办的展览。 展览还在筹划中，已有福建民俗博物馆等联系巡展。
文物活起来，并不是简单局限于带着文物本身走到社会生活中。 把文物凝结的文化信息推向社会，也是重要内容。 河南博物院有一个华夏古乐团，他们仿制了出土的古代乐器进行演奏。 起初，每天上午和下午定时在河南省博物馆演出，深受观众喜爱。 后来，古乐器演出成为一个品牌，华夏古乐展演项目还多次到北京等地高校演出，甚至赴海外展演。 河南省博物院党委副书记丁福利说，这让文物“回到”现代生活中，展现出独特魅力。 位于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有一个“甲骨学堂”。 这个学堂每周六和周日用两个小时进行知识普及，“道具”就是甲骨文和青铜器。 志愿者拿出文物或文物仿制品，介绍文字和青铜器等历史知识，听众多是中小学生，每次有60多人。 在“学堂”里，孩子们可以近距离接触和认识文物。 组织者说，有一些外地孩子专门在网上约好时间，赶来体验这样的课。
只有走进生活，千百年前的文物才能让今天的人们产生兴趣。 文物走出仓库，仅仅是第一步。 要发挥增强文化自信的功效，文物必须带着它特有的文化信息，走进人们的社会生活。
建好博物馆
让国宝走出“深闺”
安阳的殷墟考古发掘是我国考古工作的重大事件，成果丰硕。 殷墟考古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有人甚至把安阳郊区的殷墟遗址称为“考古学家的摇篮”。 尽管如此，殷墟出土文物在安阳本地的展出却是近些年的事。 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当地政府投资建设了殷墟博物馆。 现在，这个博物馆的展出面积为3535平方米，每次展出600多件出土文物。 虽然展出数量有限，但文物可以轮换展出。
“有了博物馆，才能把库房里的文物拿出来。 ”殷墟管理处主任杜久明说。 殷墟博物馆由安阳市政府投资建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提供展品。 这种合作模式实现了资源共享，整合了地方和中央单位的文物资源，社会效益明显。 博物馆建设是文物走出库房的基础。
山西博物院这几年和晋城、运城、大同等地市合作举办了多次展览，省里的展览巡展也首先到这些地方去。 山西博物院发展部梁育军说：“文物走出去办展览，场地条件是一个制约因素。 晋城、运城这些地方，因为博物馆是新馆，基础条件好，展览就办得多。 ”文物安全是“活”起来的先决条件，没有好的展览场地，就难以保证文物安全。 文物活起来，对博物馆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很多地方正在把博物馆建设当作城市拓展的“新地标”。 一批地市级城市的博物馆都是当地的特色建筑。 我们在调研中看到，县市一级博物馆建设还是薄弱环节。 文物活起来，博物馆建起来，反映的其实也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的状况。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我们相信，县市一级区域的博物馆将成为一道亮丽风景，也将会有越来越广阔的场地让更多文物走出来、活起来。
高校博物馆：何时走出寂寞的深闺 深闺寂寞冷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要求高校博物馆走彻底开放的道路,完全面向大众,使价值连城的珍藏实现真正的资源共享。 养在深闺、闲置库房不应该是我们这样一个古国对待自己文化遗产的方式 高校博物馆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 2007年3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国县域旅游品牌评选活动”发布会上,吉林大学博物馆入选中国县域旅游品牌景区200强。 在这个榜单上,北京八达岭长城、贵州黄果树瀑布、四川九寨沟等风景名胜赫然在列。 去年12月,中国地质大学博物馆被国家旅游局批准为我国高校首家国家4A级风景旅游区。 与遵义会议会址、丽江古城、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安阳殷墟博物院、苏州留园等著名景区共享4A殊荣。 外界的频频招手,显示了高校博物馆的实力,也显示了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社会期待与高校共享收藏财富的渴望。 然而,与外界的喧嚣相比,大多数大学博物馆仍然保持着往日的平静,默守着独有的珍藏。 中国地质大学博物馆副馆长徐世球说:“科技现代化、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要求高校博物馆通过加强自身的建设与宣传,走彻底开放的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资源共享。 彻底开放,即全方位向社会开放,突破围墙,走出象牙塔,完全彻底面向社会,面向大众。 ” 埋在校园里的“金山”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外一流大学的配套设施深深打动了我国高校管理者,各高校开始了校园建设的高潮。 博物馆的恢复和建设,作为校园建设的重要一项,其数量的增长可以用“飞速”来形容。 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高校博物馆从以前的20多家,发展到今天的150多家。 它们有的具有四五十年的发展历史,有的已近百年,拥有藏品少则数万件,多则10万件,其中不乏国家级珍品。 从藏品数量上看,150多家高校博物馆拥有的藏品之和超过故宫、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河南博物院等7座著名博物馆的总和。 称高校博物馆是一个埋在校园里的“宝藏”毫不为过,但由于长期幽居校园,固守一隅,鲜为人知。 北京大学地质博物馆创立于1909年,是我国最早的地学博物馆。 馆藏标本丰富,有数万件罕见的甚至成为世界标准的古生物化石、矿物、岩石等各种类型的标本。 还有极其珍贵的前苏联在50年代赠送的一整套精美的古生物化石标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博物馆展示着人类飞天的梦想,这是建国以来我国高校首座反映航空航天技术的博物馆。 在主展区,近40架不同时期的的飞机整齐的排列在停机坪上。 有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等各种机型,每一架飞机和每一件残骸都有其历史渊源和背后的故事。 “黑寡妇”、“鹞”、“北京一号”等名机是国际公认的价值连城的文物绝品,其中,“黑寡妇”战斗机目前世界仅存两架。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物馆收藏中外艺术品近3万件,居国内高等美术院校艺术品收藏的前列,其藏品以中国古代书画、陶瓷、家具、织绣艺术品最有特色。 1983年,在文化部组织的建国以来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一次全国性书画鉴定活动中,该馆收藏的近300件历代书画艺术品中有215件被选为国家级精品。 此外,该馆还收藏了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吴冠中等著名中国现代画家的作品200多件。 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是中国西部最大的地学类自然博物馆。 馆藏标本12万多件,有大量稀世珍品。 该馆珍藏有20多具珍贵的恐龙化石骨架标本,在数量和种类上均居中国各大学博物馆之首。 其“镇馆之宝”是合川马门溪龙,它全长22米,头抬起时离地高约10米,它不但是亚洲最大的恐龙,也是世界上脖颈最长的恐龙。 中山大学生物博物馆馆藏品达86万件,是国内唯一收藏国内外大量珍贵生物标本并具备华南动植物区系特色的大学博物馆,由植物标本馆、动物标本馆、昆虫标本馆3个历史悠久的标本馆组成其最早的标本采集于1817年,植物标本馆始建于1916年,在“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大会拥有表决权。 该馆附属的竹子标本园,集中了我国各地区的竹子110种,是竹类研究中极其珍贵的资料。 中国地质大学博物馆,已有23年的建馆历史。 馆藏各类地质标本3万多件,其中罕见的馆藏珍品近3000件,包括体长10.5米、体高6.1米的恐龙化石珍品――黑龙江满洲龙化石;长度和完整程度世界第一的鱼龙化石之王――梁氏关岭鱼龙化石;面积达15平方米的世界最大的海百合化石等。 上海的大学博物馆则拥有数个中国第一。 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中医药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家中医史专业博物馆,藏有从晋代王羲之妹妹墓中出土的赫赫有名的“长生不老丹”;上海音乐学院东方乐器博物馆是我国艺术院校中第一座乐器博物馆;复旦大学台湾高山族博物馆的高山族文物藏量不仅是大陆之最,而且许多文物在台湾亦难以寻觅,成为稀世之珍。 另外,几百件商代甲骨文在国内也属大观。 “国色天香”乏人问津 高校博物馆如同高校展示给社会的一张“文化名片”,使散发着浓浓书香的高等学府更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然而,不少高校博物馆尽管饱藏珍品,也天天对社会开放,但它们的美,却俱寂无声,很少有人问津。 在北京大学,记者向学生打听北大赛克勒考古博物馆时,多数人都表示不知道,只有一个同学指出了方向,但他从来没有进去过,只是见过门前的牌子。 在赛克勒考古博物馆,售票处只有两名工作人员在聊天,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空荡荡的大厅只有两名在北大学习的辽宁公务员参观,他们也只是在校园散步时顺便进来看看。 工作人员说,博物馆平时很少有人来,最少的时候,一天也见不到一个人,只是在暑假时才有一些学生前来参观。 而在北航航空博物馆,记者也只见到一个游客。 北京如此,其它城市的大学博物馆也同样如此。 上海虽拥有众多高校博物馆,但只有少数几家在社会上略有名气,许多高校博物馆不仅大众不识,大学的学生也觉得“陌生”。 根据上海市科教党委在大学进行的一份随机调查显示,大多数高校博物馆只有50%左右的学生知晓,有的博物馆知名度还不足30%。 近年来,随着2010年世博会即将在沪举办,上海市民“到博物馆去”的兴致逐年提升,但高校博物馆长期以来却未能融入到上海的博物馆文化之中去。 游客稀少的现象,反映了当前大学博物馆利用率很低的现实。 中国高校博物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续颜说:“全国高校博物馆的利用率普遍低于建馆之初的预计,有的甚至要低于20%。 ”由于馆藏丰富、高校本身的名气较高,像北大、吉大等博物馆的利用率算是相对较高的,但大多数高校博物馆仍然没有充分利用起来,普及面不广。 游客稀少,意味着巨大的收藏品财富的浪费,那么,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些高校博物馆对参观者的多少并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参观者多少是社会博物馆追求的指标,不应用它来衡量高校博物馆,高校博物馆的定位是教学和科研。 至于向社会宣传,一位著名高校的博物馆馆长干脆说,我们是拨款单位,不需要向社会推介。 对此,中国高校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宋向光认为,参观者多少虽然不是主要指标,但如果来高校博物馆参观的人多,不仅可以更好地利用高校文物资源,还可以将高校博物馆的重要性和社会作用充分体现出来,从而征得学校和社会的关注和投入。 各校博物馆在不影响其科研、教学的前提下,应该进一步扩大开放,吸引社会参观者。 四川大学博物馆学专家马继贤评价说,高校博物馆充满着浓厚的计划经济味道,员工工资和办公经费都由学校财政负担,当然没有压力也没有动力。 博物馆的展示内容及方式也决定者参观人数的多寡。 浙江省副省长盛昌黎曾批评说:“有的博物馆的布展甚至20年没动过,内容早就过时了,怎么会有人爱看?”事实上,展览内容陈旧、展品乏善可陈、布展生硬死板、图解说教味浓重⋯⋯凡此种种,正是中国不少博物馆的通病,也是高校博物馆的硬伤。 北京一位市民在参观完某校博物馆后直言不讳地说,他最郁闷的是一些博物馆陈列面孔雷同,长年不变。 历史基本陈列总是从人类制造工具说起,然后就是几个铜鼎、几件陶器,旁边放着200字的说明,而且配的说明也太专业了,好多字都不认识,更别提什么典故、故事。 他认为,一座博物馆就是一个课堂,要吸引大众,首先要把博物馆一成不变的静态知识变得生动有趣起来。 外界人士普遍认为,古代传承下来的陶瓷、书画、青铜器是我们国家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是收藏在高校博物馆还是社会博物馆,都应该让更多的人去领略它们的风采。 我国的自然科学类博物馆本来就极少,社会供求矛盾已经非常突出,而高校博物馆大多是自然科学性质,正好是社会极缺的博物馆类型。 因此,养在深闺、闲置库房不应该是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对待自己文化遗产的方式。 为了让社会共享这些宝藏,教育部曾在2001年专门实施了“现代远程教育网上公共资源建设――大学数字博物馆建设工程”项目,目前,18家高校博物馆数字化建设已经成型,并上网展示，但当记者点击时,很多网页无法打开。 博物馆生存艰难 面对外界的批评,高校有自己的苦衷。 高校里的博物馆,馆长都是兼职的,他们首先是学科带头人,和其他教授一样,要肩负教学、科研等任务,在博物馆的工作纯属义务劳动,这样一来,多多少少会影响到博物馆的正常运作。 宋向光说起这些很无奈:“我个人作为北大赛克勒博物馆的副馆长,同时担任着考古文博院的教学工作,对待两项工作时不得不割爱,重心只能放在后者上。 ” 最重要的还是资金问题。 续颜说,从全国来看,博物馆都呈现几个趋势,一是大规模、大投资,高档次,这样会比较适合现代人的口味,但没有强大的资金实力做后盾根本做不到。 二是现在的博物馆讲求以人为本,强调展品与参观者的互动性,布置展厅、设计,这同样也需要资金支持。 三是展品搜集的问题,通常展品展出一段时间后就要更换,否则参观者自然会越来越少,而展品的搜集更换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除了资金因素,有些展品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所以,场馆的展品更新速度还是很慢的。 但博物馆一般很难盈利,高校博物馆更是如此。 高校博物馆都由学校纵向管理,完全靠学校投资,学校每年拿出若干“养馆费”作为水电费、工资等支出,而藏品更新、布展等业务经费几乎没有,唯一的收入就是门票,但门票收入又微乎其微。 据了解,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每年的收入最高只有六七万元,包括门票收入和场馆出租收入,而学校每年对博物馆的投入是35万元,但就是这些投入也只能勉强维持美术馆的运转。 北航航空博物馆每年的收入只有五六万元,几架具有很高文物价值的飞机只能放在露天,任凭风吹日晒,因为实在拿不出钱来给它盖个棚子。 这样一来,博物馆要寻求发展很难,更不用说拿出资金去征集更多的文物和馆藏品了。 中山大学生物博物馆曾看中了贵州出土的一条萨斯特鱼龙化石,该种化石在国内仅挖掘出3条,但却无钱支付采集费,后来省人大来视察,现场拍板,由市科技局、科协和中大三方共同出资16万元,这条长达7.8米的珍贵鱼龙才留在了广东。 由于资金紧张,藏品被仓储式堆放的情况目前在高校博物馆中还很普遍,博物馆不是不愿意把好东西给参观者看,只是由于展览空间、配套设施有限,能够展出的文物往往只能占到馆藏量的很少一部分。 中山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由于展览空间小,面对着1万件藏品,尤其是最珍贵的明清石湾陶瓷,其做法是暂时将所有的藏品装箱打包。 在这种情况下,博物馆只能采取轮流展出的方法,但每一次换展又得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有条件的可能一两年换一次,无条件的其藏品陈设就会常年不变,其它躺在库房里的文物,何时同观众见面也就遥遥无期了。 不仅仅是高校博物馆,资金匮乏也是社会上博物馆的最大困扰。 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张文彬承认,由于资金匮乏,全国2300多个博物馆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生存困难,其中又以中西部地区为主,以中小博物馆居多。 据报道,安徽省博物馆8000平方米展厅的四分之三已经撤展,成为举办各种展销会的卖场,有媒体惊呼博物馆变成“购物嘉年华”了。 走向社会重寻定位 和社会上的博物馆心急火燎地寻求生存良方相比,高校博物馆显得过于沉静。 要从根本上解决面临的问题,高校博物馆必须走出去,在市场经济中寻找安稳的“锚地”。 云南民族学院民族博物馆馆长马毅生认为,高校博物馆融入社会,不仅仅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高校博物馆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 “要走出深闺,首先要转变观念,明确高校博物馆的本质属性,”上海市科教党委副书记翁铁慧认为,高校博物馆大多依学科而建,凝聚着高校的深厚文化,它不仅具有收藏、教学、研究的功能,更应具有文化传播的社会功能。 “但事实上,许多高校博物馆往往只关注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 ” 令人兴奋的是,一些高校博物馆已经迈出了走向社会的脚步。 4A景区的中国地质大学博物馆可谓校内校外两不误的典范。 它很早就将目光瞄准了社会,走全方位开放式办馆的道路,现在已将博物馆建成集教育、旅游、休闲、购物于一体的新型博物馆。 馆内配备了国内先进的中央空调,建成了多功能展示厅,并大量采用声、光、电技术。 在这里,观众既可以领略世界首创、直径达1.5米的磁悬浮地球仪,还可以亲身体验人造地震平台所带来的大地的颤动。 为扩大知名度,博物馆更是经常采用公交广告的形式在社会上造势,以吸引更多的社会参观者。 该博物馆的营销运作水平即使是社会上的博物馆也深为叹服。 它曾经用一年时间在全国各地巡回展出 “中国大型恐龙展览”和“地球奥秘展览”,历经5省16市,参观人数多达60万。 有“西南最完善博物馆”美誉的四川大学博物馆将新馆建在校门边,正门面向马路,后门面向校园,兼顾教学科研和服务市民。 博物馆以大型主题展览打开市场,陆续推出了“明清书画展”、“霓裳风情――晚清服饰展”、“晶莹世界――瓷器、鼻烟壶特别展”、“千年惊梦――三星堆早年出土文物精粹”,均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相比高校自身而言,一些地方政府对高校博物馆投入了更高的热情。 上海市将高校博物馆提高到城市软实力的高度,认为这是一笔可再增值的无形资产,事关大都市形象。 早在2005年,上海市科教党委、市教委就正式命名了10个高校民族文化博物馆,从当年起每年资助各博物馆所在学校8万元,学校1∶1配套投入,用于博物馆整体包装宣传,组织接待青少年和市民参观。 今年3月,上海举办了全国首个高校博物馆联展,上海11个高校博物馆打破各自的“围墙”走向社会,向公众敞开大门。 联展后的上海高校博物馆将全部免费向学生开放,各高校还将通过加入上海旅游网、发售联票等方式,吸引大量的社区居民来参观。 广州市政府也提出,将逐步推动高校各类博物馆、标本馆在为其教学科研服务的同时,对社会公众开放。 中大生物博物馆馆长李鸣光教授提出建议,在不改变产权、不改变归属的前提下,整合广东各高校博物馆的资源,在高校附近如新港路建成一个世界一流的自然历史博物馆,由政府出资统一管理、统一展出。 这样既改善了高校博物馆的馆藏条件,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高校的馆藏资源和科教资源,服务社会;同时又填补了广州市无大型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空白,整合得好,将成为广东的一笔厚重的旅游资源。 原厦门市文化局局长彭一万提出,高校博物馆也是旅游产品,应和厦门市其它博物馆一起进行组合,开辟“博物馆之旅”专线,列入厦门旅游地图。 比如,厦门市博物馆――鼓浪屿钢琴博物馆――桥梁博物馆――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等,这是博物馆群的组合。 同时,还有博物馆群同其他景点的组合,如鼓浪屿、厦门大学、胡里山炮台、厦门国家会计学院、集美学村、集美大学城、鳌园等。 彭一万进一步提出了经营的概念,“博物馆本身是非盈利单位,但内部可以有不少经营项目,”比如纪念品、书画、配套餐饮、录像、摄影、复印、邮寄服务等,国外多数博物馆不以门票赚钱,而是化门票经济为消费经济、服务经济。 不过,这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在保证较大客源的情况下才能有效。 为加强与外界的交流、扩大自身影响力,现在,已有77个高校博物馆参与了高校博物馆专业委员会,但它作为中国博物馆协会的二级单位,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 宋向光说,当务之急是寻求一个可以引领行业发展的政府部门做“婆家”,“由于行业发展管理者的缺失,导致了对高校博物馆的发展现状没有明确的认识,资金来源没有保障,发展方向和规划也不清晰。 ” 宋向光坦承,高校博物馆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虽然拥有国内一流的专业藏品,但社会教育功能非常薄弱,高校博物馆真正的作用并没有发挥出来。 现在高校博物馆自己走出去的意识还不强,对如何打破“围墙”走向社会,高校博物馆尚缺乏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