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竹芒
智谷趋势出品 | ID：zgtrend
前不久，海关公布上半年外贸数据，几家欢喜几家愁。
外贸第一城，不再是 上海 ，而成了曾经的小渔村 深圳凭31.7%的增速一骑绝尘，成为外贸TOP30城市的增长冠军。
中部六省，分化严重。 安徽一如既往稳步向前，山西成了大黑马，江西、湖南、河南却包揽了全国进出口总额增速倒数前三。
边陲省份广西、西藏却站上高地。 广西超 过重庆 跻身全国外贸强省第12位，其中出口1918亿元，更是历史同期 首次突破 1500亿元；西藏则同比增长132.4%，增速连续个月继续保持全国 第一 。
不过整体来看，今年上半年，仍可谓为数百万外贸人，忙到爆单的一年。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1.1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同）增长6.1%，这是 历史同期首次超过21万亿元， 再创新高。
其中， 外需又明显好于内需。 出口12.13万亿元，增长6.9%；进口9.04万亿元，增长5.2%；贸易顺差3.09万亿元，扩大12%。
按季度来看，二季度好于一季度，一季度又好于去年四季度，外贸规模 逐季加强 的趋势明显。
单月来看，6月出口数据更是大超预期，预期7.4%，结果实际增长了8.6%，达到了 2023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贸易顺差990.5亿美元，同比42.4%， 打破了2022年7月创下的最高纪录， 再次创造历史。
而在去年同期，出口还跌破多个数值。
为什么时隔一年，外贸集体大爆发？为什么整体好转的势头下，一些曾经的外贸强省（市）却掉头向下？
表面热乎乎，内里冷热不均的背后，正是大国博弈下，贸易流通法则的变化—— 谁会做中间品贸易，谁能掌握“通道国家”，谁便掌握了通往财富的密钥。
而出口整体回暖的背后，实际还有 全球制造业的回 暖， 这是一个更值得我们引起注意的信号。
未来，对于外贸人的考验，更大了。
今年上半年，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依旧是： 东盟。
这已经是东盟连续四年坐上第一把交椅了，今年不出意外也基本是他。
是东盟购买力比老欧、老美更强了？当然不是，论GDP总值，东盟10个成员国加起来都只能排到世界第五。
究其缘由，需要大家注意一个概念： 中间品。
近年来东盟成员国、印度、墨西哥，正化身为“通道国家”，成为中国与大洋彼岸国家贸易往来的桥梁。
随着中国企业将部分生产环节外移至通道国家，产业转移或出口转移也带动了相应的中间品的出口。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发布的报告，2018年以来产业链去全球化的趋势尚不显著，但产业链长度在明显拉长，也就是中间贸易增加了。
我说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世界上公认的服装制造大国是谁？自2010年以来，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常年稳居世界第一，也一直是美国最大的服装供应国。
可就在今年， 越南超越了中国，成为了美国最大的服装供应国， 并跻身全球增速最快的三大纺织服装出口国行列。
但实际上呢， 越南出口美国的这些服装，很多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 2023年，中国对东盟出口纺织品服装499.7亿美元，与比2016年相比，增长177.2亿美元。其中，越南占东盟市场的35.9%，出口增量的33.0%，均排名第一位。
所以兜兜转转，大洋彼岸山姆大叔身上穿的还是中国料。
这其中，正是服装半成品、纺织原材料这类“中间品”在发挥作用。
那么“中间品”现在占到中国总出口的多少呢？
拿2023年来说，中间品出口11.24万亿元，占中国出口总值的47.3%， 其对外贸增量的贡献更是接近六成。
而最大的“中间商”，便是东盟。 2023年，中国东盟贸易规模达6.41万亿元，其中中间品贸易就占了4.13万亿元，相当于一大半都是在做中间贸易。
这种趋势，近年正在持续加强。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苏庆义等人的分析，中国与东盟的中间品贸易增长浮动最为明显， 5年间增长了73%。
此外，欧盟、韩国也呈增长趋势，美国和日本则在下降。
中国对世界主要经济体出口中间品占中国中间品贸易出口总额比重，数据来源：UN Comtrade>于是世界便出现了这样魔幻的一幕，前脚东盟这些中间商刚把从中国进口的中间品拉进门，后脚他们加工后就把货卖给了美国人，换来了对美贸易拉升的漂亮成绩。深圳、广西、安徽、山西，今年出口的亮眼表现，都离不开此。
所以我们的出口整体回暖，说来说去，还是大洋彼岸的需求上来了。
美国这一波的需求上涨，正是因为新一轮补库周期，开始了。
过去30年，美国经历了8次完整的库存周期，其中有7次当美国进入到去库存尾声时，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增速都会拉升（不论直接拉升还是间接拉升）。
华创证券的一份报告显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美国进入被动去库阶段。而今年1-3月（最新数据更新至3月），实际销售同比横盘震荡，实际库存同比从1%触底回升至1.3%。
也就是说， 从今年1季度开始，美国或已进入补库阶段。
而根据历史经验， 补库周期一般维持在8-12个月左右， 所以未来至少半年都会延续补库，同时大洋彼岸选举带来的关税“逐高竞赛”或带来下半年“抢进口”的补库扰动。
具体来看， 机电设备、电子元件（如集成电路）、纺织服装、家具 等产品都比较容易在此轮补库中吃到“红利”。
典型的例子便是深圳。 今年上半年，外贸第一城易主，深圳以31.7%的增速反超上海，并且成为外贸TOP30城市的增长冠军。
拉动深圳出口的，正是以上品类：
手机、电脑、家用电器 的“老三样”出口额为1422.9亿元、增长20%；
电子元件出口 额为1133.6亿元，增长31%；
纺织服装、家具 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额也增长82.6%，至1586.2亿元；
这些表现，不亚于“新三样”对外贸的带动效应。
这一波出口强劲更值得我们引起注意的，除开大洋彼岸，实际还有全球制造业的回暖。
中泰策略首席分析师徐驰等人提到，2024年以来的制造业景气回升有明显特征：
欧美制造业PMI有好转迹象；
日本制造业活动自一年来首次扩张；
韩国制造业则以两年来的最快速度扩张；
中国也显示出反弹的初步迹象；
全球似乎进入一轮制造业扩张周期。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我国今年上半年出口产品中，机电产品整体增长了8.2%，占到了 总出口的近六成。
背后的逻辑，正是 世界大国经济建设逐步由效率优先向安全优先的思维转变。
比如特朗普不论是之前执政还是此次再次参选，一直振臂高呼的，正是要重振工业、重振制造业。他形容民主党“眼中只有私利与金钱游戏，忽略了美国工人的泪水与农场主的叹息”，而他势必要“引领美国走出泥潭，重振工业荣光”，他认为唯有这样，才能保持美国的全球地位。
而历史的经验也在告诉人们，一个国家的安全，需要工业、军事、制造业的保障。美国霸权的建立和维持依赖的也正是强大的工业和军事实力。
“李迅雷金融与投资”的一篇文章提到：
站在这样的角度思考，便会理解为什么这几年大洋彼岸声量大的不再是轻资产、高利润的“华尔街风”，而变成了人们对于制造业回归的呼唤，对供应链重构的期盼。
而对于我们来说，在这样一个扩张周期，也不乏机会。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四成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世界大国对本国制造业的扩张推动，也势必带来中上游等资源产品的需求，这也意味着中国工程机械、设备的出口乃至有色资源短期内将持续强势。
不过西方大国发展逻辑从效率至上到更加重视安全的转变，也将预示着，贸易保护的加强，贸易摩擦的加剧。
未来， 将更加考验外贸人的生存智慧。
中产必须要调整预期了。楼市救市、地缘关系、整个社会的变化，都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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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国盛宏观熊园团队：出口连续三月超预期的背后
苏庆义,郑继铭,桂子豪.拓展中间品贸易：市场主导下靶向施策[J].开放导报,2024,(03):22-35.
李迅雷金融与投资：地缘海啸下：全球制造业竟能步入扩张周期？
王青：2024年6月贸易数据解读：6月出口保持强势，进口增速意外转负
张瑜：全球制造业PMI回暖视角下的2024出口——出口扫描系列·机会篇
中国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是什么？
发展战略的升级将中国导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面临战略目标与战略环境、战略资源的反差，以及新发展观与旧发展观、旧体制、旧利益格局之间的激烈碰撞中国发展战略的升级，给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提出巨大挑战。 5000年来农业立国的历史与传统，面临着同时完成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转型的艰巨任务。 在这个过程中，新旧理念、思想、体制、机制、利益格局发生激烈冲撞与交锋，13亿中国人无论身在何处，无论自觉与否，均同时步入一个超级大课堂，不断学习、解决从内心的互相认同直至大国关系这样的课题，共同谋求适应、推动这一亘古未有之变。 从个人的全面发展，到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国家建设，微观与宏观问题千头万绪，矛盾交织，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就是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启航。 平稳、安全、快速地驶过这段充满风险的航程，对实现我国的战略目标至关重要。 开放冲击加入世贸组织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开放态势，与国际经济的全面接轨，使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凸显。 2004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例为6％，是1982年的5倍，当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一万亿美元，成为继美国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同时，截至2004年12月底，全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5621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四。 中国已跻身国际市场最大开放经济体之一。 开放的经济态势增加了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和需求，并使经济运行中的新老问题、结构体制纠合伴生的弊病、对外经济中不容回避的矛盾凸显。 ●艰难承受的经济之“重”全面开放推动中国国际国内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传统的粗放式产业扩张重新显现，伴随新一轮重化工业的发展，中国经济承受着巨大压力。 入世三年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十分显著，2004年的贸易规模相当于2001年的2．3倍，贸易增长连续多年都在30％左右，但是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国民福利增长与贸易的高增长并未同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副部长赵晋平说，目前外贸增长更多的还是源自数量型的增长。 赵晋平分析，2004年，中国出口增速为35．4％，出口价格上升了5．3％，而进口价格上涨10．3％，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在下降，这说明中国从外贸中得到的国民所得不高，对外贸易还是依靠数量型增长，对国民福利的贡献相对有限。 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使得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同时扩容，中国进入第二次重化工业扩张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张立群分析，经历了1998年之后的调整改造，食品、轻纺、家电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内市场需求饱和的情况下，开始更多的转向国际市场发展。 同时，随着国内消费结构的升级，汽车、住房、电子通讯等新兴产品加快增长，这带来了新一轮重化工业的发展，加大了对能源、冶金、建材、化工等基础产品和原材料产品以及各类设备的需求。 伴生而来的是部分行业出现短缺，导致钢铁、水泥、石化、煤炭、电力等部门高速增长，同时也使粗放型增长方式和短缺经济条件下的体制弊端重新抬头。 在经济规模扩张下，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表现得越来越突出。 张立群认为，中国在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资源浪费和使用粗放的“痼疾”不仅仅对国内有影响，也在国际市场中有所表现。 2004年我国有20多个省市拉闸限电；煤炭价格一路走高，石油进口亦跃居世界第二，而铁路的请车满足率只达到35％。 我国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后，煤电油运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瓶颈，同时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加剧，安全生产事故增加等都敲响了警钟。 中国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性明显增强，随之而来的，是如何保障我国外部资源、能源供给安全性。 赵晋平说，目前，石油、铁矿石、氧化铝等重要的资源、能源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所必须的新的要素供给。 尽管我国在世界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的比重比较低，但在增量中我国所占的比重是比较高的，从动态的角度来看，我国对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在逐步提高，这是中国经济在未来发展回避不了的现实，也是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背景下值得探讨的课题。 ●体制竞争亟待出手经济全球化使中国的经济竞争力不断提高档次。 从产品竞争进入产业竞争，从经济竞争进入体制竞争，变革的压力已由经济领域传导到政治、社会领域。 经济主体的活跃程度与发展质量是决定经济竞争成败的关键，而在中国，体制束缚尚未完全打破。 张立群认为，面对开放的竞争环境，需加快完善市场主体的自我约束机制，即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机制，而目前仍有一些体制弊端影响企业的自主性，这包括市场和产业准入规则不完善，执行不严格；土地管理方式不适应形势的变化；投资约束机制不健全，各级政府部门对投资和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过多，国有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与政府的关系过于紧密，行政主导的投资扩张机制仍然存在等。 此外，目前的风险应对机制、防范、监管机制等仍是在过去尚未完全实行开放型经济的背景下确定的。 赵晋平说，随着经济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融合程度也在不断地提高，相互影响非常直接。 世界经济一旦发生变化，将直接影响国内。 因此，需要在开放型经济的背景下，重新考虑建立风险防范应对机制。 在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的形势下，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不再是封闭的、与世隔绝的，需要积极、主动地改革现有的企业制度、市场制度、分配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接轨，并尽可能增加体制的应变性。 这将直接对政府体制带来影响，“倒逼”改革。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说，政府转型及政府自身的体制改革正是下一步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症结”。 从目前看，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与政府职能的定位失误——或越位、或错位、或缺位有关。 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基本的思路应该是由“经济管制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即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上来，重点抓投资体制特别是“审批制度”的改革和打破“行政性垄断”。 在改变经济调控方式的同时，政府职能转变还要调节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 张立群说，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前，由于偏重于经济增长，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公益性文化等方面的历史欠账较多，特别是公共服务在城乡、地区之间的反差较大。 跨过人均GDP1000美元以后，人口、就业、老龄化、收入分配、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极易引起部分社会成员的心理失衡甚至利益冲突。 而这是政府必需解决的。 ●学会驾驭全球市场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高于大多数国家，在世界市场中所占份额也快速提高，因此今后一段时期内将会进入贸易摩擦的多发期。 迄今为止，中国已连续9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 自加入世贸组织到2004年11月底，国外共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137起，涉案金额约35亿美元，涉及产品约4000种，涵盖五矿化工、机电、轻工、纺织、食品土畜等多个行业，其中农产品、纺织品等已逐步成为国外对我反倾销的热点。 赵晋平认为，今后的贸易摩擦将会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各国会更多地利用反倾销、特别贸易条款等贸易救济措施对中国商品加以限制并保护其国内产业；二是发达国家将更多地利用非传统的贸易壁垒，如环保标准、劳工标准、社会责任标准等来设置更多的障碍；三是我国面对的知识产权纠纷有增加的趋势。 面对这种冲突，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提高驾驭世界市场的能力。 赵晋平认为，这至少包括以下三个内容：首先，如何在多边体制中更多地发挥中国的作用，以影响规则的制定。 入世前3年我国主要是通过自身制度的完善来适应世贸规则的要求，履行世贸组织成员的职责和义务。 下一个阶段，我国需要更多地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寻找具有共同利益的合作伙伴，共同参与规则的制定，使得规则的制定能够朝着有利于大多数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而不至于被少数国家所垄断。 其次，推进区域贸易安排。 区域贸易自由化是当今一大趋势，加入这一进程，加强我国与周边国家、地区的贸易安排，将有利于提高我国在多边机制下的合作能力、合作质量和水平，也有利于双方建立资源互补或优势互补型的经贸关系。 最后，妥善处理双边关系。 贸易摩擦和纠纷大都发生在双边关系的范围内，处理好双边关系应该是今后我国对外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 (文 ／ 记者 袁 元)调控博弈在一年多的宏观调控过程中，中央和地方的博弈，表明在20年市场化改革之后，政府仍然是经济发展中最大的投资主体。 “2004年可以用四个字总结——惊心动魄！”窗外响着稀稀拉拉的爆竹声，在年关即近的苏南某市，市委宣传部长梁雄向记者坦言，“说实话去年年初市里雄心很大，什么都想干，对中央的调控政策有抵触。 但不论是雄心还是积极性，都忽略了协调发展这个大概念。 ”他声称幸亏该市最后刹住了投资“虚火”，否则按计划把“摊子”铺开，现在难以收拾。 ●驯服过热无农不稳。 此轮经济过热的警号首先从农业发出。 2003年一季度，中国GDP增幅达9．9％，二季度受SARS影响增幅仍达到7．9％。 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不健康因素开始出现：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至15亿亩以下，是194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年粮食大幅减产至8600余亿斤，人均占有粮食为10年来最低。 2003年秋，粮价上涨，对物价指数产生向上牵引。 但当时学者对经济是否过热意见不一，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信号失灵。 进入2004年后，宏观数据变得发烫。 前两月，占全社会投资八成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暴增53％，尤其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投资以翻番的速度上升，钢铁投资的增幅甚至达到惊人的202％。 为此，2004年春节刚过，国务院即提出要制止钢铁、电解铝和水泥行业的过度投资，要加强货币信贷调控，严格控制这些行业的贷款。 但是，从各地传来的信息显示，一些地方政府有不同的看法。 当年“两会”期间，某省官员说，“从全局看，中国的发展需要更多投资，某种意义上讲，目前不是投资过多，而是投资不足或滞后。 ”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地方“集体抵制”宏观调控的情形。 典型代表就是铁本事件和嘉禾事件，一个是“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犯罪的重大案件”，另一个是“一起集体滥用行政权力，损害群众利益的违法违规事件”。 这种思想和行动的结果就是，尽管经济出现了强劲增长，但投资对GDP的拉动作用超过40％，而且增长方式是高耗低效。 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4％，石油消费却是世界第二，钢材消耗占27％，水泥消耗占40％，煤炭消耗占31％，全国23个省市出现了拉闸限电，到处缺煤、缺油，运输极度紧张，国民经济运行绷得紧紧的。 面对这个严峻的局面，中央政府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 人民银行于2004年4月25日再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4月26日发改委对钢铁、电解铝等行业进行了资本比例调整；4月27日，国务院发文，发改委、银监会联合发文，对钢铁等十大行业固定资产全面清理；4月29日出台关于土地流转的“三个暂停”政策，同日银监会以电话方式通知银行严控信贷……这些举措被称为以“管住土地、管紧信贷”为主要政策线索的宏观调控。 其特点被发改委主任马凯总结为，主要运用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注重发挥信贷、投资、价格等方面的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作用。 事实证明，这套“组合拳”迅速带来了宏观经济高烧的退却。 短短的3个月内，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幅下降到5月份的18．3％。 经济运行2004年下半年开始步入稳定。 ●体会科学发展观“飙车”的经济被“点刹”平稳了，这使中央决策者更加认识到，长年对GDP的崇拜和以经济指标为主的政绩考核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危害，解开问题的症结还在于端正我们既有的发展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宏观调控不应是对发展的限制，但就地方官员的行政作为而言，还得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思路中解放出来，从强烈的政绩取向、自利冲动中挣脱出来，把加快发展的动力引导到投资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换、清除垄断壁垒上来，引导到转换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提高产业素质上来，引导到理顺利益关系、公平竞争环境、增强公共服务上来。 他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体制改革和从二元经济结构到现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的社会转型时期，必须统筹推进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实现三者关系的协调。 王梦奎强调，“现在国内外环境比过去复杂得多，要解决的问题也比过去复杂得多，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增强经济增长的科学性和预见性，才能趋利而避害。 ”观念是一方面，既有的体制设计也让地方难以摆脱粗放的经济发展惯性。 比如在传统的土地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要提高当期财政收入和吸引外资，土地政策优惠是最快捷获得的资源和财源。 北京市政协委员蔡金水指出，“地方政府要通过以土地批租为核心的经营城市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 加上获得土地是计划经济，用地上是市场经济。 巨大的利益空间使地方政府成为巨大的‘地主’。 ”因此，一面是中央政府强调保护耕地，另一面地方政府的真正动机是获得土地双轨制的巨大利益。 结果就是地方政府甘冒违法乱纪、农民闹事的危险，也要大力圈占土地。 据了解，近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达9100亿元，而1998－2003年全国实现积极财政政策发行的国债总额一共是9300亿元。 也就是说，过去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的收入接近过去5年的国债总额，为遍地开花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 巨大利益的诱惑使地方政府无视了宏观调控的种种信号。 因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认为，深化政府改革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在新的发展阶段，政府职能及其运行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决定性体制因素和关键。 如果说20多年来以企业为中心的改革成功地塑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奠定了体制条件，那么，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必然要求改革的重心转向政府体制。
一上任就有大动作！巴西总统对中国示好，与美国“背道而驰”
2023年的第一天，巴西新当选总统卢拉在首都巴西利亚宣誓就职，这是他时隔12年后再次成为巴西国家元首，也是他第3次成为巴西总统。 巴西作为南美最大经济体，在地区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近年来却因为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犯罪增多等问题而逐渐分裂，国家经济也开始衰退。 眼看国家危难，人民的呼声再次让他站了出来。 卢拉表示，在其前任博索纳罗的领导下，巴西经历了“黑暗、不确定和巨大苦难”的4年，不过他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将领导重建巴西。 卢拉承诺，他将恢复巴西“积极和自豪”的外交政策，使巴西再次成为“全球参与者”。 对于卢拉想要重回国际舞台的愿望，许多国家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来自17个国家的元首和60多位外国代表共同出席了卢拉的就职典礼。 2日，卢拉会见了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玻利维亚总统阿尔塞、厄瓜多尔总统拉索等多国国家元首，德国也对巴西的前景十分看好。 由于各国的热情参与，卢拉原本计划在一天之内与来自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代表团举行17次会议，然而由于时间实在是不够，满打满算的一整天也只举行了10次会议。 作为巴西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总统，终究也逃不过岁月的枷锁，77岁高龄的卢拉表示，自己不会寻求在2026年连任巴西总统，因为届时到下一次巴西总统选举时，自己已经81岁，这是一个“不可能”连任的年纪。 预想到这是自己最后一次当选巴西总统，卢拉一上任，就有几个大动作。 首先，卢拉撤销了博索纳罗政府时期签署的一项法令，该法令试图将巴西重要的八家国有企业私有化，包括巴西石油公司、巴西邮政公司、巴电等。 一些巴西民众认为，重要国企的私有化进程可能会使巴西政府丧失对民生领域的控制力，进而让人民付出高额代价。 第二，卢拉向中国示好，“对美国发出批评”。 中国作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一直受到外界关注。 2022年，巴西外贸顺差再创新高，达623亿美元，其中，对华顺差占到了近50%。 卢拉曾表示，中国对于巴西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国家，然而博索纳罗政府却忽视了这一点。 在近日与中方会面后，卢拉还收到了中国领导人的来信，卢拉表示，巴西有意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 巴西候任外交部长毛罗·维埃拉曾表示，卢拉可能将在2023年的前三个月出访中国、美国和阿根廷。 巴西总统卢拉会见中国副主席王岐山资料图外媒认为，卢拉奉行的对话、多边主义、多极化政策与美国的外交政策背道而驰，这说明巴西并不认同美国的政策理念。 在这样的背景下，巴西还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关系，这无疑给美国敲响了警钟。 鉴于卢拉曾公开指责美国空有一身国际影响力却没有阻止俄乌冲突的发生，外界认为，卢拉将致力于参与构建不利于美国领导力的国际秩序。 延伸阅读：牛弹琴：南美大国领导人当众哭得泣不成声让人五味杂陈说实话，看到这一幕，我很震撼。 震撼的是，一位大国领导人居然当众哭了，哭得泣不成声。 震撼的是，让他流泪的内容，与饥饿与贫穷有关，他要扶贫，要战胜饥饿。 哭泣的这位大国领导人，就是刚刚当选巴西总统的卢拉，一位传奇性的工人领袖。 近日在与政治盟友会面时，卢拉谈到了巴西当下最紧迫的问题。 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如果在2026年任期结束时，每个巴西人都能享用上咖啡、午餐和晚餐，我就完成了人生的使命。 ”说到这里，卢拉突然哽咽了。 他不得不停下讲话，用手抹去眼眶中的泪水，情绪一度相当激动。 稍过一会，卢拉在平复情绪后接着说：“对不起，但事实是，我从未料到饥饿会再次来到这个国家当我卸任总统时，我原以为在接下来的10年内，巴西能与法国或英国处于同一水平”我不知道大家看这段视频有何感受，但真的让人五味杂陈。 1，要知道，2003年第一次出任巴西总统后，卢拉就将消除贫困作为最重要的目标。 他也取得了巨大成功，随后几年，数百万巴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2014年，联合国还将巴西从饥饿地图中删除。 2，但最近几年，因为疫情和通胀，巴西人又似乎回到了过去。 按照拉美学者的一份调查，巴西现在有3310万人挨饿，1.25亿人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 3，此情此景，也难怪卢拉泪洒当场：我12年前卸任，以为巴西会成为英国和法国；哪知道，现在的巴西人，都没法吃到一日三餐。 真有一点“十年之功毁于一旦”的英雄悲歌之感。 4，所以，卢拉立下一个誓言：4年后离任，巴西人能够吃到一日三餐，那我就完成了人生使命。 这个目标，对一个大国来说，真的非常卑微，这或许也反映了卢拉平实的个性。 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卢拉的左手，没有小指头。 不是天生就没有，而是过去苦难的痕迹。 贫困家庭出身的卢拉，从小就必须去谋生，他在大街上给人擦鞋，他14岁就进入工厂打工，19岁在一次事故后，他失去了左手的小指。 25岁因家庭拮据目睹怀孕八个月的妻子撒手人寰，他不得不愤怒，由此成长为一位工人领袖他两度当选巴西总统，到2010年离任时，巴西经济欣欣向荣，他的支持率则高达87%。 2009年5月，卢拉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乌弗埃—博瓦尼和平奖，以表彰他在促进对话、消除贫困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 卢拉卸任后，巴西政坛激烈动荡，左翼和右翼对立。 卢拉本人也被指控贪腐和洗钱，一度被判有期徒刑12年零11个月。 他被迫入狱服刑，但最后又上诉最高法院推翻判决。 2022年，他再度出山，当选巴西总统。 但现在的巴西，已经不是12年前的巴西。 卢拉应该也是别有感慨，最终潸然泪下。 在这次演讲后的当天，他还发推转发了自己哭泣的新闻，并配文说：“饥饿折磨着我的灵魂，因为我知道那是什么。 我知道我们将再次终结巴西的饥饿。 ”最后，怎么看？还是粗浅三点吧。 第一，巴西真有点让人看不懂。 我相信，列举出这一堆数据来，大家都会看不懂。 2022年，巴西人口2.14亿人口，预估粮食产量2.6亿吨，创历史新高。 印度人口14亿，粮食产量3.1亿吨。 印度确实也有大批人吃不饱肚子，但巴西人均粮食产量大约是印度的6倍，这种产量情况下，巴西居然有几千万人吃不饱肚子，到底是怎么回事？背后是通胀，是贫困，是严重的贫富分化，是一个国家的政策。 巴西是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我们看视频看图片都知道，一边是高楼大厦、繁华都市；另一边则是贫民窟，一眼望不到头。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巴西人最有体会。 也难怪卢拉要说，他的新政府，最优先考虑的是老百姓的生存问题，而不是GDP。 他说：“你们知道这个国家的黄金法则是什么吗？就是保证每个孩子每天睡觉前能喝上一杯牛奶，醒来时能吃上黄油面包。 ”第二，卢拉也是挑战重重。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前几天全球股市疯涨，道琼斯指数一天涨了3.70%，纳斯达克指数涨7.35%，好像都是疫情三年来最大的涨幅。 全世界都在涨，但只有当天的巴西股市在暴跌，暴跌幅度超过3%。 我当时还调侃巴西，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 为什么暴跌？投资者不看好卢拉，担心他会大幅增加财政开支，这违反财政纪律，可能导致经济灾难。 这让卢拉也颇为无奈，嘲讽说：“我从未见过市场如此敏感，有趣的是，市场并没有因为博索纳罗的4年而感到紧张。 ”我总觉得，之所以卢拉当天泪洒当场，既是同情巴西老百姓的遭遇，也明白自己挑战的严峻。 所以，他也反问：“那些说必须削减开支、实现盈余和设置开支上限的人，为什么不看看这个国家的社会问题？为什么贫困人口不包括在经济计划表格中？为什么我们有通胀目标却没有增长目标？”所以，他的目标很卑微，卑微到只要巴西人都能吃饱饭，他就完成了人生使命。 但这一点，也真不是很容易的。 第三，中国和巴西可以多交流治国理政。 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看法了。 因为具体到脱贫，很简单，在过去几年，最成功地实现了脱贫的国家是哪个？中国，没有之一。 虽然这两年的疫情，肯定又构成了新的严峻挑战。 但我们真的创造了一个人间奇迹，自2012年以来，平均每年1000多万中国人脱贫，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任务！环顾这个世界，这样的奇迹，此前还没有发生过。 记得今年7月，印尼总统佐科到访中国，他有一句话就这样说：“印尼钦佩中国在扶贫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 ”我之前就说过，中国脱贫是一项千古德政，很多发展中国家羡慕不已，所以，佐科一到中国就当面表示要借鉴成功经验。 具体到巴西，巴西有巴西的国情，但我总觉得，中巴加强脱贫的交流与合作，肯定不是一件坏事；巴西的问题，巴西的教训，也值得中国和世界认真汲取。 这个世界，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哭泣的卢拉，加油；巴西，加油！
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我国有何冲击，我国如何应对，有何对策
总体上看，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危机对我国的启示深刻。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资产的市场价格是受资产供给和需求影响的，它有可能脱离甚至严重脱离资产的内在价值而出现资产泡沫。 在资产市场出现泡沫的情况下，如果放宽了资金融通的条件，或者出现了更加便利资金融通的金融工具，又可能使资产泡沫迅速膨胀，最终导致金融危机。 美次贷危机更是对我国的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所谓的次贷，指的是次级按揭贷款，是给信用状况较差，没有收入证明和还款能力证明，其他负债较重的个人住房按揭贷款。 相比于给信用好的人放出的最优利率按揭贷款，次级按揭贷款的利率更高，因为放贷方承担了更大的风险。 放出这些贷款的机构为了资金尽早回笼，把这些贷款打包成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资产支持证券（ABS）等，类似地，次贷的债券利率当然也肯定比优贷的债券利率要高。 样因为回报高，这些债券就得到了很多投资机构，包括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其他基金的青睐。 但是这个高回报有一个很大的前提，就是需要房价不断上涨。 主要影响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 到了90年代中期，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评级规则的完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迅速地发展起来。 据估计，美国金融机构2006年发放的6000亿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的利率前2年较低，2年以后则根据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决定，这意味着借款者每月支付的利息有可能增加50％或更多。 因此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拖延率明显高于优级住房抵押贷款。 2005年以后，次级抵押贷款风险开始显现。 进入2006年，随着经济增长率放缓、房产价格的下降和利率的上升，借款者还本付息的负担迅速加重。 非传统抵押贷款的风险迅速增加，次级住房抵押贷款逾期比率开始上升。 同时，次级抵押贷款危机波及持有以次级抵押贷款为基础发行债券的证券公司、投资公司、共同基金、对冲基金、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等都将因为这类债券价格的下降而遭受重大损失。 美国股票市场价格的暴跌迅速波及世界各国股票市场，导致世界各国股票价格下跌，同时也通过不同的途径影响着我国经济。 1、通胀压力增大。 2008年，我国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仍然很大，物价形势比较严峻，存在着由结构性增长转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可能。 通胀压力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构成：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为避免经济衰退、失业率大幅度上升，采取了持续降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这一方面使得美元汇率出现贬值，导致美元计价的国际商品价格出现上升调整；另一方面也使得全球资金流动性过剩问题进一步加剧，在资金大量涌入粮食、石油等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后，推动有关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涨2007年末，纽约商品交易所（CBOT）到期小麦价格达885美分／蒲式耳，同比上涨76．6％。 美国能源部预计，2008年国际原油平均价格将达每桶85美元，平均价格涨幅将比2007年高1倍左右。 石油价格上涨，将会增加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原料、动力生产成本与运输成本，进而推动CPI和PPI上涨。 不断增加的通胀风险需要政府采取更为积极的紧缩政策，但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可能令推行更为进取的紧缩政策面临难度。 美国减息，我国加息，就会增加美元贬值的压力，加大我国宏观调控难度。 我国还是要加强市场基础建设，发展直接融资，分散风险。 2、对我国出口的影响美国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市场，我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源泉之一。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将会导致美国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的下降，和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进而有可能导致美国进口的减少和我国对美国出口的减少。 假如其他条件不变，我国出口的减少将导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 海关的数据显示，2007年8月以来，我国出口贸易虽然不断创高，但对美出口的增速减缓。 10月份我国对美出口量达到210亿美元，低于9月份的213．9亿美元，数据同时显示，1－10月份我国对美出口同比增长15．5％，而这数据1－9月份是15．8％，1－8月份更是16．7％。 增速明显放缓。 外贸企业利润增长可能会有所放缓，原因在于，次贷造成的世界经济放缓，还会导致外需下降。 人民币升值亦可能进一步加速出口加工产业的两极分化，由此将造成部分出口企业回报率下降。 估计美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到今年上半年将达到峰值。 3、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影响从目前来看，次贷危机对我国金融市场短期影响有限，但从长期看，次贷危机的蔓延可能会降低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需求，对出口企业产生影响，进而间接对相关行业的上市公司业绩产生冲击。 随着国内外金融市场联动性的不断增强，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持续动荡，必将对我国国内金融市场产生消极的传导作用。 一方面，会直接加剧国内金融市场的动荡；另一方面，外部市场的持续动荡会从心理层面影响经济主体对中国市场的长期预期。 以2008年年初为例，部分国际知名大型金融机构不断暴露的次贷巨亏引发了一轮全球性的股灾。 1月份，全球股市有5．2万亿美元市值被蒸发，其中，发达国家市场跌幅为7．83％，新兴市场平均跌幅为12．44％，中国A股以21．4％的跌幅位居全球跌幅的前列。 持续动荡所导致的不确定性会影响到市场的资金流向，加之香港市场与内地市场的互动关系日益密切，香港市场的持续动荡很可能对内地市场形成实质性的压力。 在直接融资比例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国内金融市场的动荡很可能会引起国内资产价格的调整，从而进一步影响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 A股市场从去年到达6124点高峰以后就一直跌跌不休，到今年3月份更是一度跌穿了5．30事件的谷底，最低到达了3353点，这证明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影响开始慢慢显现。 基于次贷危机对经济最不容忽视的影响就是影响资金流动性，那么这种影响对我国金融市场现状就具有非常大的破坏性，甚至可能长期影响经济发展。 4、对我国房地产的影响 美国正是由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美国楼市出现了持续的上涨，物极必反当需求不足以满足快速增长的房价的时候，美国楼市出现了“拐点”。 而货币政策的调整没能挽救楼市引起的金融灾难，这给我国的楼市敲响了警钟。 虽然我国按揭贷款没有分级，但并不能说明质地优良，其中不乏有次贷标准的贷款。 2007年持续的货币紧缩政策也表明了政府的重视程度，所以2008年，货币政策单从这方面来看，仍会保持紧缩的态势，如果再考虑流动性过剩，其紧缩程度可想而知。 个人认为，目前我国楼市快速发展对货币政策的依赖程度很高，所以在货币政策持续紧缩的情况下，楼市将处于震荡调整的走势，不排除短期内走出向下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