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徐汇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徐家汇书院三楼，举行了一场名为《怎么看待历史的真实与虚构——回到真实的历史语境谈思想史研究》的读书会，现场座无虚席。读书会以对谈的方式进行，对谈的一方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他带来了他的新书《问道：一部全新的中国思想史》，另一位则是徐汇区南洋中学历史教师刘晖。双方就这本书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讨论。
杨念群，目前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等职务，长期致力于中国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的研究，出版过多部著作。他所著的《问道：一部全新的中国思想史》一书，摒弃传统思想史著述仅仅关注具体人物、作品的写法，提炼出包括天下观、正统论、儒法思想、老庄智慧、新儒学、中国佛教六大主题，以六大主题为纲，围绕思想史上的重要概念、历史观念或历史现象，从思想史演进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历史语境出发，提纲挈领地阐释了其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以及人们日常思想行动的影响。
在此书序言《开头的话 这本思想史到底要写什么》中，杨念群提到：“古代文献中经常会出现'五服''五伦''五常'这类字眼，其中人们提及最多的是'天地君亲师'。'天'是'天命'，'地'是'地理'，'君'是'皇帝'，'亲'是'祖宗'，'师'是'文脉'，一本中国思想史，按大的方向说，就是要说清楚这五个字的意思，以及这五个字所表达的思想观念与行为实践之间到底如何发生互动关系。”
会谈中，历史老师刘晖站在读者和学生的角度向杨念群发出了各种关于中国历史、哲学、思想演进的问题。杨念群一一给予答复。被问到书名中的“问道”，问的是什么“道”这一问题时，杨念群回答：“'道'在中国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既有道路的意思，也包含世俗的生活意义上的道理和价值观，也可以是超越的、形而上的概念，都需要我们去追寻，去提问，不需要割裂开来理解。”
本次读书会由徐汇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徐汇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共同主办，重庆出版社、徐家汇书院、钟书阁·徐汇店承办。未来，徐汇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也将联合钟书阁，邀请更多的名人名家做客徐家汇书院，为读者带来更多与名家面对面、学习知识、交流思想的机会。
民国清流读后感 就民国某一人物800字以上
内容简介· · · · · ·本书是第一部关于民国清流一代大师们的长篇集体传记和史诗力作。 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著名作家王跃文，著名文化学者、北大教授张颐武等众多名家鼎力推荐！民国六年至民国十六年（1917至1927年），中国呈现了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相比肩的思想最活跃、文化最灿烂的局面。 继承了传统“士”担当精神的一代民国清流，“以天下为己任”，为民族自尊、学术自尊，在风云动荡的时局中扮演着先锋角色。 他们学问超绝而又狷介不羁；相互间道义学问相砥砺，却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不断被分化，一时间龙吟虎啸，各领风骚，折射了一个大时代的风起云涌、雪雨阴晴。 本书第一次系统地讲述了那些特立独行的民国文化大师们在思想、学术、政见、工作和生活各个层面，互相交流、碰撞、交锋过程中的友谊、恩怨、是非、因缘与分合，生动地再现了他们在近代中国的重大转折时期的生活图景，刻画了他们各自独特的人...(展开全部)作者简介· · · · · ·汪兆骞：著名编辑家、作家，生于194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原《当代》副主编兼《文学故事报》主编。 中国作协会员。 著有《往事流光》《春明门内客》《记忆飘逝》《紫塞烟云》《张骞》等。 目录· · · · · ·第一章 民国六年（1917年） / 001陈独秀、胡适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分别出任该校文科学长和教授。 二人先后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率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一个崭新的《新青年》时代呼之欲出。 暮气沉沉的北大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高地。 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氏兄弟等一代新型知识精英，也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创了以现代文明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 第二章 民国七年（1918年） / 063就在辛亥革命步履艰难之时，北京的新文化运动，却有一抹春色。 《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沈尹默、高一涵六人轮流编辑，请撰稿人周氏兄弟、刘半农等人协助办刊。 周树人以鲁迅笔名发表《狂人日记》等小说，我们民族文学的面貌、气象、精神、灵魂，焕然一新。 胡适、鲁迅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上并峙的双峰。 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写《民众大联合》，胡适高度评价云：“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重要文字。 ”李大钊与胡适开展“问题与主义”的学术讨论，陈独秀、毛泽东、鲁迅旗帜鲜明地站在胡适一边。 陈独秀、李大钊办《每周评论》，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报人章士钊、邵飘萍等办《京报》、《时报》等，掀起舆论波澜，给中国言论史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 第三章 民国八年（1919年） / 095民国八年，中国依然是独裁者横行的屠场和炼狱。 新文化运动合乎逻辑地催生了“五四”爱国学生运动。 那些从黑暗中突围出来的知识分子，集体亮相，以启蒙者和革命家的胆魄，继续奋力开启新时代的闸门，一路高歌猛进，为20世纪的中国历史谱写了新的序言。 第四章 民国九年（1920年） / 141民国九年，比起波澜壮阔的民国八年，少了些红火，但并不沉寂，“五四”余波仍在荡漾。 各种政治派别博弈的同时，知识分子关于新旧之争，也日趋激烈。 陈独秀、李大钊等倾向政治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秘密酝酿成立共产党。 胡适出版新诗《尝试集》，成为“新诗老祖宗”，他还与高一涵等人发起《争自由的宣言》，为争自由而战。 鲁迅进北大当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略》。 他对盲目引进“俄国思潮”，有振聋发聩的回答：“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的思潮，甚难移殖（《致宋崇义》1920年5月4日）。 ”周作人作《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思想革命》，提倡“为人生的文学”，赢得远远超过鲁迅的声誉。 道不同，不相为谋，《新青年》时代接近尾声。 第五章 民国十年（1921年） / 171民国十年，是中国社会剧烈震动的一年，也是民国清流激荡分化的岁月。 大多数知识分子继续高举“个性解放与自由”的旗帜，而部分人放弃“五四”个性主义，走向无产阶级战斗集体主义，创立了中国共产党。 民国清流各自扮演了不同的历史角色，青史留名。 第六章 民国十一年（1922年） / 191民国十一年，是个天灾兵祸频仍的年头。 1月19日，武汉酷寒，天降大雪，冻死很多人。 4月直奉战争爆发，在这场血战中，百姓生命惨遭屠戮。 6月16日南方陈炯明兵变，炮轰总统府，局势动荡混乱。 同时，文化界和舆论界，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却是这一年的主题。 一个以欧美派留学生为主的文人集体，在他们的精神领袖群体的带领下，继续向武人的专制统治，庄严地宣告他们的政治主张。 第七章 民国十二年（1923年） / 223民国十二年的第一天，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发国民党改组之先声。 二十六天后，苏俄表示倾力支持孙中山。 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联合会发表声明表示：共产组织及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双方认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 6月12日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共决定与国民党合作。 10月28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李大钊、汪精卫、张继、戴季陶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着手筹备改组国民党。 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更加黑暗且风雨飘摇。 其通过“取缔新思想”议案，控制舆论。 2月7日，吴佩孚武力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杀害共产党人施洋等五十余人，制造了血腥的“二七”惨案。 惨案发生第二天，吴佩孚就以“鼓动罢工，扰乱社会秩序”罪名，查封了汉口《真报》。 2月16日，中共的《向导》遭查封。 四月因林水白在《社会日报》揭露曹锟贿选总统丑闻，该报被封，林被监禁三个月。 8月27日，天津的《京津泰晤士报》也因反对曹锟贿选，被禁止在租界外发行。 10月，上海的《时报》因发表反对直系军阀的新闻被禁邮……1923年，知识分子与当局的“不合作宣言”，成了主旋律。 第八章 民国十三年（1924年） / 257民国十三年（1924年），大小军阀为继续分割山河而使得烽烟四起——齐卢之战，直奉火拼……百姓饱受战乱之苦。 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经历了漫长痛苦的奋斗和摸索之后，局势出现了新的转机。 他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终于改组了国民党，确定了“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在年初顺利地召开了国民党的“一大”，咄咄逼人地在南方崛起。 是年的民国清流，除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有明确政治理想外，更多人也怀着希冀，以文学为武器，继续寻求各自的改造社会之路。 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理性良知和社会责任。 可悲的是，因为各有不同的精神追求和不同的价值选择，他们却陷入了无休止的混战。 第九章 民国十四年（1925年） / 年12月31日，孙中山扶病入京，受到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北京十万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 其入京后发表《入京宣言》，称“乃为救国”，但并没给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带来变化，如遭到国民党反对的“善后会议”如期举行。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国民党成立治丧委员会，李大钊担任秘书股中文主稿。 巨星陨落，举国哀恸。 反动军阀依然我行我素。 4月，京师警厅发布新制定的《管理新闻营业规则》控制言论，遭到胡适、陈西滢、钱玄同等十八位知识分子抵制。 他们联名致函司法总长章士钊，提出阁议撤销这一规则，以维护言论出版自由。 是年5月30日，爆发“五卅惨案”，激发了汹涌澎湃的民族浪潮。 6月3日，郑振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创办《公理日报》。 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面世，邵飘萍也从6月起在《京报》推出清华学子王造时主编的《京报副刊》，连续报道了“五卅惨案”，进行反帝宣传。 知识分子反专制，争自由，仍是该年思想文化战线的主流。 而5月11日发生的北京女师大驱逐校长杨荫榆出校运动和该年底的11月29日，“认定改造人心——思想革命，是急务中的急务”的《晨报》，被暴徒纵火焚毁疑案，让知识界变得扑朔迷离。 当我们怅望民国十四年的纷乱的文化星空，你会悲哀地发现，透过曾经同是新文化的主将，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人围绕着上述两案的纷争及其关于政治、思想、文化的纷争，已深刻地反映出知识分子内部分裂已愈来愈严重。 第十章 民国十五年（1926年） / 309民国十五年依然是北洋军阀横行肆虐、充满肃杀之气的一年。 惨案继续不断发生。 3月18日，段祺瑞悍然枪杀47名、伤200多名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邵飘萍、成舍我主办的《京报》《世界日报》等纷纷报道事件真相，严厉谴责这场杀戮。 朱自清、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作家也纷纷发表文章抨击反动政权；王世杰、高一涵、许士康、陈翰生等在《现代评论》周刊发出抗议声讨之声。 上海的叶圣陶、郑振铎等以文学形式发出怒吼。 张作霖、张宗昌等在段祺瑞垮台后，杀气腾腾入京，先后杀死民初新闻史上熠熠闪光的邵飘萍和林白水。 《京报》、《社会日报》随之被查封。 鲁迅、蒋梦麟、李大钊等都上了黑名单。 共产党人李大钊面对黑暗和杀戮，勇敢地率领民众冲锋陷阵，无私无畏。 知识分子站在民众一边，表达道义立场。 梁启超、胡适、徐志摩、陈寅恪等于春秋更替、风雨晨昏中，继续追逐新文化之梦……第十一章 民国十六年（1927年） / 年，从北京到南方，中华大地弥漫着血腥狰狞和死亡的气息。 义士喋血，大师殒命。 在军阀张作霖统治下的北京，共产党人李大钊被推上绞刑架，英勇就义；白发书生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国之魂消；戊戌变法首领康有为病死青岛。 三位文人精魂美魄，如火如炬。 空前屠杀，鲜血成河。 北伐军席卷江南。 “四一二”，上海宝山路再次被鲜血染红。 国民党军队悍然向徒手民众开枪，“伤毙至百余人”。 郑振铎、胡愈之、章锡琛等联名致信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吴稚晖等，发出抗议之声，并于4月15日在《商报》发表。 广州的共产党人萧楚女4月被杀狱中，赵世炎、陈延年被杀于上海，共产党人李汉俊、《大江报》创始者詹大悲遇难于武汉。 作家郭沫若、郁达夫、成舍我、章乃器、周作人都以笔为武器，批评时政，激浊扬清。 4月26日，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写信给胡适：“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祸，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 ”是年，中国政局发生巨变，“北伐”成功已成定局，国共两党分裂也成事实，国民党通过军事手段建立了一党专政的南京政府。 而文化界却依然是纷纷乱象，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论战，鲁迅与其他学者、作家的争斗也从未停止。
孔子向老子问礼，问的什么礼？
孔子问礼于老子 历经两千五百年亦颇具启示孔子问礼于老子，是一段生趣盎然的历史悬案。 这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两个巨人的对话、中国思想史上两位智者的相遇，更是两个流派、两种思想的碰撞和激发。 战乱频仍、诸侯割据的春秋年代，老子和孔子的会面别有深意；在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来看，亦颇具启示。 公元前五百余年的某一天，两位衣袂飘飘的智者翩然相遇。 时间，不详；地点，不详；观众，不详。 但是，他们短暂的对话，却留下一段妙趣横生的传世佳话。 其中的一位，温而厉，恭而安，儒雅敦厚，威而不猛。 另一位，年略长，耳垂肩，深藏若虚，含而不露。 这也许是他们的第二次会面，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后两千五百余年的岁月中，我们将渐渐知晓这场对话对于世界历史、对于人类文明的伟大意义。 一他们，一个是孔子，一个是老子。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 孔子是两千五百年来儒家的始祖，老子是两千五百年来道学的滥觞。 司马迁对两人有过明确考证，“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史记·孔子世家》），“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 这一天，年幼些的孔子将去向年长的老子求教。 贵族世家的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尽管他被后世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但身世并不光彩，“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 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 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 孔子生而七漏，首上圩顶，所以他的母亲为他取名曰丘。 与孔子相比，平民出身的老子身世颇为含混，除弥漫坊间的奇闻逸趣外，只知道他“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某一日，骑青牛西出函谷关，从此一去不复返。 两千五百年来，人们对他们的会面颇多好奇，也颇多猜测和演绎。 《礼记·曾子问》考据孔子17岁时问礼于老子，即鲁昭公七年（前535年），地点在鲁国的巷党，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会面，“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 ’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 ”《史记》载，他们的第二次相见是在17年之后的春秋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地点在周都洛邑（今洛阳），孔子适周，这一年他已经34岁。 第三次，孔子年过半百，即周敬王二十二年（前498年），地点在一个叫沛的地方。 《庄子·天运》曰：“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 ”第四次在鹿邑，具体时间不详，只有《吕氏春秋·当染》简单的记载：“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 ”历史不可妄测，但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这样的记载虽然未必逼近真实，却足见后人的善意与期待。 孔子对老子一向有着极大的好奇。 我们不妨想象这样的场景——两位孤独的智者踽踽独行，他们的神情疲倦而诡谲，赫然卓立，没人理解他们的激奋，更没人理解他们的孤独和愁苦。 孔子的弟子曾点有“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志向，颇得孔子的赞许。 这是一幅春秋末期世态人情的风俗画，生命的充实和欢乐盎然风中。 阳光明媚，春意欢愉，人们沐浴、歌唱、远眺，无忧无虑，身心自由，我们似乎从中感受到了春的和煦，歌的嘹亮，诗的馥郁。 老子也徘徊在这春末的暖阳中，他看到的却是不同的景象：“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若何？”在他的耳边，是呼喊声、应诺声、斥责声，世事喧嚣纷扰，世人兴高采烈，就像要参加盛大宴席，又如春日登台揽胜，媸妍良善邪恶美丽狰狞，又有什么分别，谁又能够分辨？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荒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 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傫傫兮，若无所归。 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 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 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 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 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如此忧伤而又抒情的语气，在老子散文般的叙事中，并不少见。 在茫茫人海中，老子反复抒写自己“独异于人”的孤独与惆怅，在“小我”与“大众”之间种种难以融合的差异中，老子在反思、在犹豫、在踟蹰、在审视众生、在拷问自己。 这孤独和惆怅曾吸引过年幼的孔子，而这一次，他想问的是，孤独和惆怅背后的机杼。 历史的天空，就在这一刻定格。 一个温良敦厚，其文光明朗照，和煦如春；一个智慧狡黠，其文潇洒峻峭，秋般飘逸。 他们是春秋时代的春与秋。 两千五百年前的这一刻，他们终于相遇。 司马迁以如椽巨笔记录了这历史的一刻：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 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 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 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 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妙趣横生的描画，读来令人浮想联翩。 老子直言不讳。 他认为孔子所说的礼，倡导它的人和骨头都已经腐烂了，只有其言论还在。 况且君子时运来了就驾着车出去做官，生不逢时，就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转。 老子听说，善于经商的人把货物隐藏起来，好像什么东西也没有，君子具有高尚的品德，他的容貌谦虚得像愚钝的人。 他建议孔子，抛弃他的骄气和过多的欲望，抛弃做作的情态神色和过大的志向，这些对于孔子、对于世人，都是没有好处的。 寥寥数语，意味隽永。 这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两个巨人的对话、中国思想史上两位智者的相遇，更是两个流派、两种思想的碰撞和激发。 战乱频仍、诸侯割据的春秋年代，老子和孔子的会面别有深意。 孔子问礼于老子，是一段生趣盎然的历史悬案。 时光远去，短暂的四次会面，诸多细节已不可考，其对话却涉及道家和儒家思想的所有核心内容。 毋庸置疑，孔子的思想就是在数次向老子讨教中逐步形成和成熟的，与此同时，孔子的提问也敦促老子的反思。 司马迁评价老子之学和孔子之学的异同，历数后世道学与儒学对于他者眼界、胸怀的退缩，怅然若失：“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 ‘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二这次问礼对于孔子，是晴天霹雳，更是醍醐灌顶。 孔子辞别老子，沉吟良久，对弟子们感慨：“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 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 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 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鸟能飞，鱼能游，兽能跑。 会跑的可以织网捕获，会游的可制成丝线去钓，会飞的可以用箭去射。 而龙，御风飞天，何其迅疾。 回味着与老子的对话，孔子说：“我今天见到的老子，大概就是龙吧！”一千六百年后，宋代理学大家朱熹引用诗人唐子西的话来表达他对这位坦荡求真、不惧坎坷的君子的崇敬之情：“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老子与孔子性格迥异。 老子致虚守静、知雄守雌，孔子信而好古、直道而行。 然而，老子作为周守藏室之史，孔子作为摄相事的鲁国大司寇，两者自然都有辅教天子行政的职责，救亡图存的使命将他们联系在一起。 《春秋左氏传》评价，春秋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翻开春秋时期的社会历史，不难看到其中充斥的血污和战乱。 诸侯国君的私欲膨胀引发了各国间的兼并战争，诸侯国内那些权臣之间的争斗攻杀更是异常激烈，“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个时代的最大特点，“《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以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 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 诸侯割据，礼教崩殂，周天子的权威逐渐坠落，世袭、世卿、世禄的礼乐制度渐次瓦解，各国诸侯假“仁义”之名竞相争霸，卿大夫之间互相倾轧。 值此之时，老子的避世、孔子的救世，不可谓不哀不恸也。 老子之高标自持、之高蹈轻扬，确是世俗之人、尘俗之世难以想象，更难以理解的。 老子研究道德学问，只求隐匿声迹，不求闻达于世。 他傲然地对孔子说，周礼是像朽骨一样过时而无用的东西。 老子在否定周礼的同时，其实更是在阐释自己的思想，这种观念与孔子的理念大不相同，所以孔子才会以能“乘风云而上天”的“龙”来比喻老子，他对老子内心的敬仰和钦佩，溢于言表。 当然，同样作为一代宗师，孔子也不会因为一次谈话而轻易改变自己的立场和志向。 与其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吧。 孔子依然故我，宵衣旰食，席不暇暖，赶起牛车，带领他的弟子出发了。 他们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主张，纵使困难重重，也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者送人以言。 吾虽不能富贵，而窃仁者之号，请送子以言乎：凡当今之士，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讥议人者也；博辩闳达而危其身者，好发人之恶者也。 无以有己为人子者，无以恶己为人臣者。 ”孔子曰：“敬奉教。 ”自周返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 这是春秋时代怎样的一幅画卷？黑格尔说过：“一个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 ”两千五百年前漆黑的长夜里，两位仰望星空的智者，刚刚结束一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对话，旋即坚定地奔向各自的未来——一个怀抱“至智”的讥诮，“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一个满腹“至善”的温良，惶惶不可终日，“累累若丧家之狗”。 在那个风起云涌、命如草芥的时代，他们孜孜矻矻，奔突以求，终于用冷峻包藏了宽柔，从渺小拓展着宏阔，由卑微抵达至伟岸，正是因为有他们的秉烛探幽，才有了中国文化的纵横捭阖、博大精深。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思想潮流中，道家思想有效地成为儒家思想的最大反动，儒家思想有效地成为道家思想的重要补充。 中国历史文化在秦汉以前，尽管百家诸陈，但儒、墨、道三家基本涵盖了当时的文化精神。 唐、宋之后，释家繁荣，儒、释、道三家相互交锋、相互融合，笼罩了中国历史文化一千余年。 南怀瑾说：“纵观中国历史每一个朝代，在其鼎盛之时，都有一个共同的秘密，即‘内用黄老，外示儒术’，不论汉、唐，还是宋、元、明、清。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其实是黄（黄帝）老（老子）之学。 ”老子哲学和孔子哲学的存世价值可见一斑。 老子与孔子的这一次会面，尽管短暂，却完满地完成了中国文化内部的第一次碰撞、升华。 老子与孔子所处之时代，西周衰微久已，东周亦如强弩之末。 有周一朝，由文、武奠基，成、康繁盛，史称刑措不用者四十年，是周朝的黄金时期。 昭、穆以后，国势渐衰。 后来，厉王被逐，幽王被杀，平王东迁，进入春秋时代。 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兼并，夷狄交侵，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 不难理解，老子的哀民之恸，孔子的仁者爱人，都是对这个时代的悼挽与反拨。 举凡春秋诸子，大凡言人道之时，必亦言天道。 其实，老子和孔子学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处在中国历史最分崩离析的年代，对中国社会现实和未来发展所进行的积极、认真、深刻的思考。 他们的努力，让中国社会行至低谷之时，中国文化没有随之衰微。 事实表明，在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发展中，对中国社会起到最直接推动作用的还是儒家、道家两家学派，他们试图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找到一条适合国家发展、具有现实意义的治国之道，尽管他们的理论体系、社会影响大不相同，但是两者的相互交流、相互交融、相互交锋，最终推动了中国的进步。 三假设时间是一条线性轴，我们从今天这个端点回溯，不难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个时间段内，还处于童年时期的人类文明，已经完成了思想的第一次重大突破。 古代希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古代以色列等地域，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在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在古印度，有释迦牟尼；在中国，有老子与孔子。 尽管他们处于不同的文明之中，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推动着智慧、思想和哲学精神完成了从低谷到高峰的飞跃，这些智慧、思想和哲学精神一直影响着今天的人类生活。 一百余年前，德国海德堡有一位年轻的医生，他对当时流行的研究方法很不满意。 终于一天，这位医生抛弃了厌倦已久、陈旧刻板的日常工作，由心理学转向哲学，并且扩展到精神病学，从此成为大名鼎鼎的哲学家——他就是雅斯贝尔斯。 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中，雅斯贝尔斯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命题：“轴心时代”。 他将影响了人类文明走向的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定义为“轴心时代”，甚至断言，“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亦即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 值得重视的是，同在此时段，同在此区间，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千山万水，重重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雅斯贝尔斯称这几个古代文明之间的相通为“终极关怀的觉醒”。 这是一件有趣的事。 尽管地域分散、信息隔绝，在四个文明的起源地，人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用理智和道德的方式来面对世界。 理智和道德的心灵需求催生了宗教，从而实现了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最后形成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它们像春笋一样，鲜活，蓬勃，拔节向上，生生不息。 然而，与此同时，那些没有实现突破的古代文明，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虽然规模宏大，但最终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成为文化的化石。 在雅斯贝尔斯提到的古代文明中，有两个中国文化巨人，一个是孔子，一个是老子。 孔子专注文化典籍的整理与传承，老子侧重文化体系的创新和发展。 一部《论语》，字，一部《道德经》，5284字，两部经典，统共字，按今天的报纸排版，不过三个版面容量。 然而，两者所代表的相互交锋又相互融合的价值取向，激荡着中国文化延绵不绝、无限繁茂的多元和多样。 孔子与老子，不仅是春秋时代的春与秋，更是文明形态的生与长、守与藏。 他们的哲学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与春秋末年自由、开放、包容、丰富的思想氛围不可分割，也与他们之间平等包容的切磋、砥砺不可分割。 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孔子之后的孟子、荀子、董仲舒、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继承他的职帜，将儒学思想发扬光大。 老子一生独往独来，在老子之后的韩非子、淮南子进一步阐释了他的思想体系，庄子更是将他的思想推向一个高峰。 老子的无为、不言、不始、不有、不恃、不居，不仅是春秋战国纷乱局面的一种暂时的应对，其对后世更有着无穷的影响。 在这里，大道是精神，也是生活。 孔子、老子相继卒于春秋之末、战国之初。 几乎就在这个时刻，在遥远的恒河岸边，乔达摩·悉达多刚刚涅盘成佛，即将开启佛教的众妙之门；在更加遥远的雅典城邦，苏格拉底将要诞生，即将开启希腊哲学的崭新纪元。 几乎就在这个时刻，承续春秋的战国大幕即将拉开，为求生存，各诸侯国继续变法和改革，吴起、商鞅变革图强，张仪、苏秦纵横捭阖，廉颇、李牧沙场争锋，信陵君、平原君各方斡旋、招贤天下……大秦帝国即将訇然而至，中央集权的统一中国萌芽即将形成。 老子哲学和孔子哲学的一个奇特之处在于，他将哲学问题扩大到人类思考和生存的宏大范畴，甚至由人生扩展为整个宇宙。 他们开创了一种辩证思维方式，一种哲学研究范式，一种身处喧嚣而凝神静听的能力，一种身处繁杂而自在悠远的智慧，这不仅是个人与自我相处的一种能力，更是人类与社会相处的一种能力。 有意思的是，与东方文化秉持的守礼、中庸、拘谨的儒教情怀不同，老子在西方的传播要盛于孔子。 林语堂在《老子的智慧》中写道：“西方读者都认为，孔子属于‘仁’的典型人物，道家圣者——老子则是‘聪慧、渊博、才智’的代表。 ”老子曾云：“上士闻道，勤而行之。 中士闻道，若存若亡。 下士闻道，大笑之。 不笑不足以为道。 ”林语堂在做这句话的注释时写道：“相信大半西方读者第一次研读老子的书时，第一个反应便是大笑吧！我敢这么说，并非对诸位有何不敬之意，因为我本身就是如此。 ”大笑，恰是进入老子哲学迷宫的一把密匙，也是进入中国文化的一条暗道。 就在孔子带领弟子们兀兀穷年，在城邦之间奔走宣告、比武论招之时，老子却茕茕孑立，踽踽独行，以心中的胆气与剑气，打通了江湖武林的所有通关秘道。
公元前400年到500年为何世界各地出现了大批的思想家哲学家
为什么在公元前300年到公元前500的时间里，世界上爆炸性地产生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 他们的出现，基本框定了人类几千年的社会生活、精神文化的格局。 直到今天，我们在骨子里还是没有逃开由他们划定的圈子，比如说，中国人无论科学技术、社会环境有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但骨子里我们基本上还是两种人，要么是孔子式的，要么是老子式的。 公元前300年左右，古希腊哲学突然繁荣，产生了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伟大的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影响了西方社会几千年，直到今天，西方人还认为：全部西方哲学都只不过是柏拉图哲学思想的注脚。 基督教正式形成于公元元年左右，而基督教的前身《旧约》则在公元前就已经存在，而且它的早期思想也可以上推到公元前几百年，我们推测大约也是在公元前400年前后。 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影响那是不必多说的。 印度佛陀住世的时间虽然有争议，但大致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即公元前500年前后，释迦牟尼创建了博大精深的佛学体系，使佛教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它的十二因果、轮回报应、八识等思想在亚洲影响了几千年，如今，佛教的精神和修炼方法正飘洋过海，在欧美等国影响越来越大。 中国的情况就更加特别了。 公元前400年前后，正当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突然迎来了一个思想文化繁荣的时期，当时各个诸侯国好像都很有文化的样子，到处乱蹿的士们，从这个诸侯国跑到那个诸侯国，四处发表自己的看法、宣讲自己的主张，古史称为百家争鸣，那是一个令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怀念不已的时代，可惜它一去几千年不返。 中国一下子出现了一大批令人费解的思想家，管子、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孙子等人给我们留下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 奇怪的是，自从公元前400年以后，世界再没有出现类似的思想繁荣。 就拿中国封建社会来说，在漫长的2000多年里，居然没有出现一位成气候的思想家，魏晋时期的玄学、宋明时期的理学，都没有突破老子、孔子、墨子划定的圈圈。 这个现象难道不奇怪吗？在历史上，大约只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繁荣与这个现象有一点相似。 但不客气地说，我们所说的相似只是从形式上而言的，从内容、程度及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它根本不能与公元前400年左右的思想爆炸相比，比如说，达·芬奇可以和柏拉图相比吗？在以后的历史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和当时的任何一位思想家相提并论。 自从公元前400年以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方没有一位哲学家能取得像柏拉图那样的成果，他们最多仅仅是阶段性的哲学家而已。 中西思想及思想家对照（一）——群星灿烂，照耀古今 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和中国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这四个古老国家为人类历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近古时代，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文明逐渐衰落了，在西方希腊文明曾昌盛一时，能与之呼应的便是中国的文明。 这时的东西方文明特别是思想与思想家，虽然没有能够跨越空间距离进行面对面交流，但，同在一个星球，有着特殊的历史相似之处，那曾是人类文明史上在那个阶段曾经所达到的最为辉煌时期。 1、古文明时代。 在中国黄帝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这时的西方文明以古埃及最为辉煌。 古埃及在大约公元前4000年左右发明了文字（古巴比伦较之略晚），在公元前4000年末到公元前3000年初，历代古埃及国王建造了金字塔。 到公元前1800左右，在中国古代大致相当于夏朝末期，古埃及把喜克索斯人的闪族人所征服，古埃及文明衰落。 古巴比伦人比古埃及人要黩武好战，通过战争征服，他们称霸在公元前2100左右。 古巴比伦人制定了迄今为止所知的人类最古老的法典——汉谟拉比法典。 古埃及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早期文明，是发源于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农耕文明。 希腊文明是继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之后兴起的西方文明。 希腊文明第一个有名的产儿就是荷马史诗，大约产生于公元前750年——公元前550年之间，大约相当于我国周朝的周平王时代。 2、希腊文明时代。 在公元前六世纪的时候，希腊的科学、哲学与数学有了雏形。 这个时期的思想方面一个标志性代表人物出现了，他就是毕达哥拉斯。 在公元前523年，他处于鼎盛时期，他在许多思想领域和学科领域进行了开拓，主要贡献是数学，并将数学与神学进行了结合，但他开启了科学理性的思维大门。 在当时的世界上，东方文明中，与其同时代的伟大人物有中国的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创立了儒家思想和学派，中国的老子（与孔子是同时代人，年长于孔子，孔子曾问礼于老子），其《道德经》对后来的“道教”产生重要影响，在同时代的古印度有一个同样伟大的人物，就是释伽牟尼，他创立了佛教，其宗教思想到现代对人类仍有重要影响。 在毕达哥拉斯之后，希腊出现了众多思想巨匠和天才，希腊文明由这些天才思想家托起。 比如： （1）赫拉克利特（大约鼎盛于公元前500年左右），他是个神秘主义者，思想趋于辩证和唯心，他认为“一切产生于一，而一产生一切”，类似中国老庄哲学的“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但赫拉克利特认为这“一”是“神”，是“神”创造了万物，而老庄认为是“道”，“道”法自然，是唯物的。 （2）巴门尼德，大约鼎盛于公元前五世纪上半叶，创立了一种形而上学的论证形式，也有人说他创造了逻辑（类似与中国的“名家”学派），但他真正创造的是基于逻辑的形而上学。 （3）恩培多克勒（鼎盛于大约公元前440年左右），他是巴门尼德同时代的人，他集哲学家、预言者、科学家和江湖术士于一身，在后来的物理学、生物学、医学、天文学等方面有过一定研究和贡献，是个博学的人。 （4）阿那克萨哥拉，虽不能和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相提并论，但他传承了科学与理性主义传统，他第一个把哲学介绍给了雅典人，他认为万物可以无限分割，第一解释月亮是由于反射而发光的人，提出月蚀的正确理论，他影响了另一个希腊文明史上的伟大人物———苏格拉底。 （5）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公元前399年）是一个伟大的名字，他开创了一个思想和知识的新时代。 苏格拉底时代的希腊文明让位于雅典文化。 雅典文化在哲学方面贡献了两个伟大的名字，即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公元前428年—公元前348年）。 （6）柏拉图是继承了发扬了苏格拉底的学问，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是柏拉图的学生。 苏格拉底的徒子、徒孙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古代、中古和近代的一切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人。 苏格拉底和他的徒子、徒孙的思想成就以及在科学知识方面的成就，在希腊文明中的一定时期一定阶段达到了不可超越的顶峰。 （7）亚里士多德，他生在希腊思想创造时期的末叶，他死后一直过了近二千年，世界才又产生出可以认为是大致能和他相匹敌的哲学家，他的权威性差不多与基督教会的权威性一样大。 但，耐人寻味更令今人思考和反思的是：他在科学和哲学方面的权威性以及人们对他的迷信和不可超越始终对人类思想进步是一个障碍。 自十七世纪初叶以来，几乎每种认识与知识的进步，竟然都是从攻击某种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开始的，打破了亚里士多德权威的迷信，科学开始进步了。 （8）在伟大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西方哲学思想史上有出现了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 伊壁鸠鲁生于公元前342年，死于公元前270年，几乎与中国的孟子（公元前371年至公元前289年）、庄子（公元前369年—公元前286年）是同时代的人，他们没有超过他们的前辈，就像孟子和庄子没有超过孔子和老子一样，但，他们对他们前辈的学说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 （9）希腊化世界的结束。 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征服了各个小国，建立了罗马帝国，希腊化世界时代结束。 罗马帝国虽然建造了笔直的街道、坚固的城市、无边的疆域，有很好的建筑和雕塑成就，但在思想和哲学上，罗马人是希腊人的寄生虫，罗马人没有形成过任何自己的有创见的哲学体系，也没有科学发明，他们建立了帝国的外壳，在内在的思想文化却承袭了希腊文明。 （10）普罗提诺（公元204年—公元270年），是西方古代伟大哲学家中的最后一个人，他的一生几乎与罗马史上最多灾多难一段时期相始终的。 他之后，是黑暗的中世纪，基督教和教会、教皇统治时期，科学理性被压制，迷信和宗教盛行，直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西方世界普遍认为“近代”历史开端的标志是教会威信的衰落，科学威信逐渐上升。 文艺复兴带来了思想见解的深刻变化，科学和科学的思想理念改变了整个世界。 3、东方思想与文化的昌盛。 与希腊文明作时代对照，中国在这一段历史时期，也是思想文化最为活跃的时期，产生了很多著名的思想家和思想流派。 比如： （1）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鲁国，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活跃于公元前523年）、赫拉克利特（活跃于公元前500年左右）以及巴门尼德等人生活于大致一个时代。 孔子是个伟大的教师，他建立了儒家学派和儒家思想，在伦理学方面对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2）老子，与孔子同时代人，年长于孔子。 孔子曾问礼于老子。 其著作《道德经》对道教产生有重大影响。 （3）墨子（公元前479年—公元前381年），是战斗的传教士，有侠客气，在春秋战果时期，墨子与孔子享受同等盛誉，其影响也不亚于孔子。 孔子是古代文化的辩护者，墨子是古代文化的批评者，墨子批评儒家思想。 墨子提出了兼爱思想。 墨家相信鬼神存在，是唯心的。 墨家认为国家必须实行集权、极权专制。 （4）孟子（公元前371年—公元前289年），发扬光大了孔子学说。 （5）庄子（公元前369年—公元前286年），继承了老子学说并创立了许多新的思想。 他的思想与老子的思想被后来合称“老庄”，崇尚自然，有唯物主义成分和辩证法思想。 （6）名家，有惠施（公元前350年—公元前260年）、公孙龙（公元前284年—公元前259年），善于明辨，对逻辑辩论思想有一定贡献。 （7）其他各家。 另外，还有阴阳家，精于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占卜之类等等。 还有法家，如韩非、商鞅、申不害等等，他们崇尚法制，是政治家，善权术。 还有兵家，如孙子等。 总之，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争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 在许多方面，对人类都曾做出过贡献。 （8）秦汉统一与独尊儒术。 秦始皇统一中国，为在思想上统一，他除了“书同文、车同轨”，还“焚书坑儒”，各家学派“万马齐喑”。 到了汉代，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儒家思想一统天下，一枝独秀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文化，儒家文化成就了中国文化的辉煌，也阻碍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前进与发展。 就像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阻碍了西方国家思想与科学认识的进步一样，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的对儒家的权威推崇，也严重地阻碍了中国思想的前进步伐，特别是封建帝王的“科举取士”制度，阻碍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其他科学和学科的探索和认识，“万般皆下品”，“读书为做官”，儒家强调了“修身”和对伦理道德的探索，却严重阻碍了对自然科学以及其他经世致用“学问”的前进与发展。 汉亡于公元220年，接着是长期分裂和混乱，直到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中国。 这一时期，政治、社会黑暗动荡，悲观主义流行，很像欧洲中世纪的黑暗。 在这个时期的欧洲，基督教成为统治力量在中国，佛教得到了迅速发展。 在中国盛唐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国力及各个方面，都还不亚于西方欧洲，但正是让中国人骄傲的唐朝帝国，是中西思想文化的分水岭。 接下来欧洲有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科学的理念使人类走向了新的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和现代文明，而中国，错过了几个与西方交流并进的历史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