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刘可欣 摄影报道
这是一条统一、开放之路，在数千年前的历史风云中，它在秦汉时期对国家的统一立下了非凡功绩；这是一条文化之路，有历代文人雅士留下的诗词绘画，有精美的石窟造像，汇聚成丰厚的文化积淀；这还是一条精神向上之路，见证了先民在悬崖绝壁之上，凿山铺路、修栈架桥，使天堑变通途……这，就是蜀道。
在历经岁月沉浮后，如今的人们怎样领略蜀道之上的历史与文化？7月28日，四川博物院《雄关古道 经纬中华——大蜀道上的天地人与中国精神》特展正式开启。该展由三大临展厅组成2000平方米展陈空间，以文物+图片+场景复原+多媒体影像等形式，全方位展现大蜀道的魅力。
展览现场图据四川博物院
从青铜重器到华彩蜀绣，从精美金器到翰墨丹青……走入展厅中，来自故宫博物院、天津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广元市博物馆、陕西考古博物馆等66家参展单位的430余件/套蜀道主题珍贵文物亮相，其中国家一级文物88件/套。无论从文物数量还是规格上看，都堪称“重磅”。
“蜀道，它既是中华民族的统一之路，是民族融合之路，也是文化交流传播之路，还是商贸流通之路，更被誉为‘中国西部的经济大动脉’。”在正式开展前，四川博物院副院长、展览总策展人谢丹接受了封面新闻记者采访，讲述这场展览如何为观众呈现蜀道数千年的历史文化。“正如展览副标题所说的那样，我们希望观众能够从展览中汲取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中国人从古至今不畏艰险，开拓进取的精神。”
从新石器时代讲到当下
步入蜀道数千年的历史风云
展览中亮相的三星堆文物
从新石器时代宝墩文化的圈足黑陶盘，到商周时期三星堆文化的铜人头像，再到四川竹瓦街窖藏出土的覃父癸铜觯、牧正父己铜觯，以及战国时期的辫索纹单耳青铜鍪……步入大蜀道文化特展的展厅中，似乎穿越了时空来到遥远的先秦时期，看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蜀道如何历经沧桑，时有兴衰，书写出了世界古代交通史上的光辉一页。
一场展览，如何能道尽蜀道的数千年历史风云和生态人文的壮阔史诗？据谢丹介绍，展览聚焦蜀道本体和人文两大主题，包括序厅、“蜀道千载 通达四方”“蜀道蜿蜒 巧夺天工”“悠悠蜀道 风华万象”三个主体部分以及尾厅“蜀道畅 中华兴”。其中，在第一部分“蜀道千载 通达四方”，从道之肇端到元明清，展示了蜀道历史渊源及路线形成历程，以及蜀道沟通南北，道达天下，表达了蜀道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在这一单元中，观众不仅能领略到来自古蜀文明的青铜重器，也能看到来自宝鸡周原博物院的三年兴壶、丰卣、作宝彝簋等西周时期的青铜宝器，还有来自天水市博物馆的“陇西郡信”铜印……从不同地区器物的展示中，折射出经由蜀道而开展的种种文化交流活动。
展览现场图据四川博物院
当目光转向第二单元，还未走入其中，植物的芬芳气息已经涌入鼻尖，随后映入眼帘的，是扭角羚、水獭、果子狸等动物标本所组成的一幅栩栩如生的蜀道生态画卷。在这一部分，主要展现了蜀道开凿、植树表道，蜀道本体险峻与生态多样性，以及中国人传承千年的工程智慧和生态智慧。其中，描绘了蜀道艰难险阻的蜀峰栈道图，记载了东汉时褒斜道上进行的一次巨大整修工程的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拓片……这些文物，都是古代先民以顺应自然的理念，修栈连路的见证和缩影。
感受完先民开拓蜀道的艰险不易，到第三部分“悠悠蜀道 风华万象”中，蜀道上的风华万象陆续铺开，历代文人雅士留下的诗词绘画、蜀道沿线石窟寺及摩崖造像……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积淀，使蜀道成为一个历史文化遗产的富集地带。而尾厅中讲述的近现代蜀道，将当下的蜀道新貌和蜀道考古的故事诉说，足见古老蜀道的生生不息。
从“交通规则”到“外来商品”
在文物中领略蜀道的吉光片羽
上迄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间跨度长达4000多年的、不同朝代出土的代表性器物，静静讲述着蜀道波澜壮阔的历史……在本次蜀道主题特展中，透过430余件（套）珍贵文物，从历史、地理、工程、人文等多个维度出发，将蜀道的开辟与发展过程以及蜀道在国家统一、民族融合、商贸往来、文化交流等方面起到的作用，展现在大家面前，堪称一部关于蜀道历史文化遗产的“指南”。
正因于此，当观众在展厅中驻足停留，静静端详文物细节之时，就能看到发生在这条千年蜀道上的生动细节。四川博物院陈列展览部策展人卢玥颖介绍，此次展览中的一件南宋淳熙八年（公元1181）“仪制令”石碑拓片，就十分有趣。在拓片上，能较为清晰地看到“凡行巷街城门，贱避贵，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的文字。“这就是中国古代的交通规则，这一规则适用于全国范围内，早在唐代就已经制定了，一直延续到了南宋时期。”
宋嘉祐二年雷简夫撰书“新修白水路记”摩崖拓片
此外，一件宋嘉祐二年雷简夫撰书“新修白水路记”摩崖拓片也被陈列在显眼位置。这一石刻的原件位于甘肃徽县大河店镇王家河村，镌刻于北宋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二月六日，主要记述宋仁宗时期官方主持兴修白水路事迹。“白水路，是北宋时期从甘肃通往四川非常重要的一条线路。”该道路的出现，是因为位于祁山道的青泥路过于艰险难行。
“大家都知道《蜀道难》中有一句，‘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其中指的就是青泥路。”卢玥颖说道，于是北宋政府在青泥路的西面，重新开通了白水路，让甘肃和四川地区的联系更加通畅。
唐代三彩陶骆驼
四通八达的蜀道，不仅是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交流往来的重要通道，还是连接南北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所以在蜀道所留下的历史遗珍中，也不乏显示着文化交流的精美器物。在第三单元中，展出的四川博物院藏的唐代三彩陶骆驼、水银浸海兽葡萄铜镜等等，足见蜀地与外界的频繁交流。譬如，海兽葡萄镜是丝绸之路上最具特色的器物之一，此类铜镜经北方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扩散至全国各地，更经蜀道从关中传入蜀地，并成为当时的“时髦商品”。
“千载大蜀道，半部中华史”。在漫长的时间中，蜀道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几经兴衰，至今仍焕发出耀眼的光彩，其中传承千年的工程智慧和生态智慧，吸引无数学者和历史文化爱好者沉浸其中。
在四川博物院《雄关古道 经纬中华——大蜀道上的天地人与中国精神》特展开展之前，名人大讲堂“蜀道文化季”已经举办了4场讲座，邀请韩茂莉、王子今、宫长为、孙华4位嘉宾，从不同角度解读蜀道文化，在线上线下引发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主展场四川博物院外，展览另设分展场广元市博物馆、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三大展场相互呼应，互为补充，为大家呈现更为饱满立体的蜀道千年历史。
金沙遗址博物馆游记
2017年7月30日，经过一个小时的车程，我们来到了成都市西北部的建立在原址之上的金沙遗址博物馆。 虽说叫博物馆，占地面积却有30万平方米之大。 从北大门进入即可看见斜坡建筑陈列馆及其西边的文物保护中心。 在它们东南部便是极为著名的遗迹馆，陈列馆中的大量文物皆挖掘与此。 此外旁边大多都是园林区。 因为专家们认为我们至今挖掘金沙遗址的面积以及深度大概只到整个遗址的10%左右，为了更好的保护仍埋于地底的文物，园林区全部垫高了1~3米，这也是为什么周围的园林看起来比建筑的地基要高的原因。 发现金沙遗址，是在16年前即2001年的一个偶然。 当时这里是一个工地，因挖掘出大量象牙、玉器、石器而受到专家们的重视。 据研究，其存在的时间大致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公元前3200~~2600年）。 此前，还有存在于公元前3700~3200三星堆遗址，以及存在于公元前4700~3700年的宝墩文化，因此时间可以作为金沙遗址是三星堆遗址延续的证据之一。 现今由金沙遗址可以推测当时的古蜀文化景象，专家所推测的当时的古蜀国的范围在陈列馆第五展厅的沙盘上展现了出来。 它北至褒斜，南及南中，西连玉垒，东抵长城。 非常辽阔，尽嚢四川盆地。 刘邦做汉中王时曾采纳韩信建议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忽悠项王，其明修的栈道据说便是褒斜道。 南中在历史上是指今天的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三国时期这里也是诸葛亮平定南中时七次逮住某人的地方。 玉垒即现今世界上极为伟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 金沙遗址挖掘至今仍留下了许多疑惑，其一便是至今仍未发现城墙的存在。 不过看到沙盘上纵横的山川，交错的河流，便觉得，也许修筑城墙，本来就不是一个必要了吧。 蜀道之难，已是难于上青天了。 一个博物馆之所以能够吸引游客，名扬万里，就在于其有历史悠久，深含意蕴的镇馆之宝。 而金沙遗址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因其所陈设的太阳神鸟而当之无愧。 太阳神鸟金饰是商周时期的一件金器，含金量非常之高，达到94%，在见到正主之前，我已经在很多地方见过了太阳神鸟的图像。 北大门旁有太阳神鸟放大30倍的雕塑，陈设馆内的顶部亦是以太阳神鸟为图案。 因此在陈设馆第四展厅的正中看到真正的太阳神鸟时，有些吃惊于它的小巧。 毕竟它的外径只有12.5厘米，厚度也只有三根头发丝。 太阳神鸟金饰采用镂空方式表现，分内外两层。 内层为等距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镂空形状，形成一个圆形的太阳；外层图案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由四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 做工精细，金光灿灿，让人情不自禁地将头向前伸去仔细观看，想拿在手中细细把玩。 太阳与神鸟的组合寓意与原因引起了很多争议，而我最信服的一种是源于日出扶桑，日落若木的故事。 古人不知太阳如何东升西落，而天上能与太阳最近的只有飞鸟，因此就想象早晨天上的神鸟将太阳从东边一棵叫扶桑的大树上叼起来，经历一天的飞行，又将太阳放在西边名为若木的大树上。 这个故事也可叫金乌负日。 由此，我们可知，蜀人崇日，崇鸟。 联系川蜀之地的天气以及蜀犬吠日的典故，蜀人崇日的原因就更好理解了。 太阳神鸟现今已不止是一件文物，2005年8月16日“太阳神鸟”金饰图案从1600余件候选图案中脱颖而出，正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成都的市标并不是为人所熟知的太阳神鸟，而是萌萌的大熊猫。 除却太阳神鸟金饰，金沙遗址还出土了很多金属制品。 比较重点的当属金面具和金冠带。 在金冠带上仔细看有一种很细致的纹饰:一支弓箭穿过了一只鸟，射向了一个鱼头和一个简化的人脸，我们暂且简称为鱼鸟箭纹饰。 这个鱼鸟箭纹饰不仅在金沙遗址出现，也见于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尾端，因此可以说这个纹饰也是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传承重要的证据。 此外，除了金属制品，金沙遗址还出土了众多玉器石器，最为令人震惊的是古蜀国的在几千多年前的商周时期的玉器加工就已经如此精致，比如线条笔直，采用成型对开技术的玉璋；用整块玉料一点一点打磨出来的三个连接起来的玉环形成的玉环链；纹饰极为精致的兽面纹玉钺及玉琮。 据人们实际行动推测，做在当时做这样一件玉器起码要费上二三十年，而当时人们的平均年龄也只有二三十岁，这也是为什么玉在古时作为尊贵的象征只能由位高权重之人佩戴，为什么我们说黄金有价玉无价的原因了。 除了这些人工制作的文物，还值得一提的是在金沙遗址所发现的象牙。 这些象牙数量众多，最长可达1.85米。 现今川蜀之地早已没有大象出没，而之前提过蜀道艰难，李白在《蜀道难》中就提过：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这些象牙便很难说是从外地运过来的。 由此可以推测在商周时期蜀地曾出现过亚洲象。 这也是金沙遗址挖掘至今遗留的问题之一。 还有一个我比较在意的问题是古蜀国的温度与现在的差别如何。 在遗迹馆内，有巨大的榕树树根的遗迹，而榕树喜湿喜阳，多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由专家测定，那时的古蜀，平均气温较今高平均1.7到2.8度，而这个温度正适合大象的生存。 金沙的历史已历千年，金沙的迷雾仍缭绕至今，金沙遗址为何没有城墙？那时的温度究竟如何？等等等等，不过随着文物的不断出土，我相信金沙终究会摘下她的神秘面纱，向我们露出姣好的原貌。
成都平原的价值体系
第一，聚落格局：随田散居的分散式，也就是生产生活相结合。 第二，居住空间形式：院落式，通常是三合院。 第三，生态景观层次：田、林、宅。 第四，蜀水文化：林盘与水不断融合形成蜀水文化，林盘正是这种蜀水文化的产物与载体。 都江堰坐落于四川省都江堰市城西，位于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 都江堰水利工程建于公元前256年，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 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都江堰附近景色秀丽，文物古迹众多，主要有伏龙观、二王庙、安澜索桥、玉垒关、离堆公园、玉垒山公园和灵岩寺等。 古蜀之地的第一缕文明曙光，千百年来，一直被淹没在中原正史那堂皇而雍容的铁幕之中，难以穿透。 然而，那一个又一个晦黯荒谲的上古传说，却仿佛是一丝丝游离于正史之外的线索，给那本来就扑朔迷离的历史大幕，增添了无数神秘而空幻的身影。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出生于古蜀文明腹心地带的西汉大儒扬雄，才在《蜀王本纪》中下了这样的断言：“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开明。 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 ”而诗仙李白在《蜀道难》中吟出的充满悬念的诗句：“蚕丛或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想来也是受到了扬雄这番断言的影响吧。 那么，信史之前那半人半神的洪荒世界，是怎样被古蜀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照亮的呢？ 成都平原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地区。 从古至今，这片热土不知荟萃了多少英才，哺育了多少先驱。 但是很久以来，人们一直相信成都平原文明的开端，是公元前316年秦国派张仪灭掉古代蜀国后，将其划为秦国郡，然后大量输入华夏文明，这样蒙昧的成都平原才进入了文明时代。 至于张仪灭蜀之前成都平原的模样，惜墨如金的古人用了八个字：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这八个字掩盖了一切真相，并且挡住了两千年来历代学者关注的目光。 然而，埋藏已久失落的古文明一旦被发现，哪怕被发现的只是冰山一角，逝去的时代也象潮水般不可遏仰地重现在今天的眼前。 成都平原失落古文明之冰山一角的发现，与公元1898年王懿荣在中药材里发现刻有符号的甲骨从而揭开殷商文明面纱一样，纯属偶然。 公元1929年春，四川广汉月亮湾，当地农民燕道诚父子掏地下水坑时挖出玉器400余件，翻开了“成都平原失落古文明”的扉页。 在挖出宝物之后，燕道诚怀着特殊的心理，将其中大部分赠给了亲友邻居，这使得部分文物流传到成都，引起了当时学者的关注。 这一重大发现本该成为寻找成都平原失落古文明之起点，但在兵荒马乱的旧时代，什么都无从谈起。 直到1986年，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三星堆和月亮湾进行联合挖掘，辛勤工作了几个月的他们始终一无所获；但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当地砖厂工人在取土的时候发现了两个大型祭祀坑。 考古人员立即赶到进行仔细挖掘，三星堆遗址终于浮出水面，成都平原失落的古文明开始发散出它迷人的光彩。 没有等到学者们将三星堆文化研究透，更为瑰丽的金沙遗址又被发现。 2001年2月8日下午，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在位于成都西郊苏坡乡金沙村修建房屋的施工过程中，意外地挖掘出规模宏大的古代文化遗址。 当晚，考古专家初步鉴定，金沙村商周文化遗址是一个很有研究和考古价值、规模宏大的“古墓”。 第二天上午，市文物考古工作队进驻现场，对挖出来的浮土进行翻查，并开始着手考古发掘工作…… 金沙遗址的发掘工作还在进行中，一个发达程度与三星堆文化相当甚至超过三星堆的古文化遗址呈现出来。 结合解放以来的成都平原其他的考古发现如新津宝墩、温江鱼凫村遗址以及年代稍后的商业街船棺和十二桥遗址；再对照众多传世文献中对古代蜀国的记载，历史学家们发现考古结论和文献记载出现了惊人的吻合。 从1933年考古发现以来，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 广汉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和成都市金沙村遗址的发现表明，殷商时期成都平原的古蜀国有着高度灿烂的古代文明，三星堆遗址是古蜀王国的都城所在，金沙村遗址是继三星堆遗址后古蜀国的又一文明中心。 新津宝墩等六个史前古城遗址的考古调查、发掘，证明了古蜀文明是源于川西地区，带有明显地方特征的长江上游古代文明，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 。 这一结果雄辩地证明：由于种种原因，它湮灭在历史的荒原，成为失落的古文明--古蜀文明。 根据已有的资料：创造这个伟大文明的古蜀先民，他们的祖先是位于成都平原西北方向、青藏高原东北部、黄河流域上游的氐羌族部落，究其族源，他们和华夏族的祖先是发源于同一地域的，但是在古蜀先民的南迁过程中，由于和岷江峡谷以及成都平原原住民的民族融合，当古蜀先民在成都平原开始定居农耕时，其民族成分已经和他们祖先有了一些区别，相貌也发生变化（如三星堆出土铜像、面具的造形）：身材普遍瘦长、脸部狭长而轮廓清晰、眼睛大而突出呈多边形、鼻梁高挺、鼻翼宽阔、嘴唇宽扁、耳垂大而张。 古蜀先民在成都平原建立了一系列早期城市，作为早期政治宗教场所；在城市周围进行农业耕作，凭着成都平原丰沛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古蜀文化经营着发达的种植业，并在其带动下发展着畜牧业，出现了早期手工业和商业。 随着人口增多和生产力发展，古蜀文化进入文明时代--古代蜀国建立。 在古蜀国，宗教的地位至高无上，每一个蜀王本身也是宗教领袖，具有神秘的力量；很多建筑、雕塑为宗教服务，祭祀中心也纷纷建立，体现着神权的强大；祭师阶级同世俗贵族共同掌握政权；大量国力运用于宗教事物，祭祀的花销惊人。 成都平原古文明繁盛时期的社会生活和同时期黄河流域诸文明是有很大不同的，充满了特殊的文化内涵和异域色彩。 古蜀先民穿着左衽的细苎麻布衣或丝衣，有的衣服上还绣有龙、云、人面、回字的图案，衣服袖口窄小，其背面比正面长，象长着“尾巴”；他们梳着高高的椎型发髻，贵族还戴着莲花高冠。 他们在三足陶盉里烹煮肉食，用瓶形陶杯中装盛酒浆，他们将海贝作为法定货币进行买卖，而且还把其作为财富的象征，或收藏或陪葬。 当成都平原古文明到达它顶点时，其影响力是巨大的，古蜀国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区，在汉水上游与楚、秦、巴角逐；南包凉山州及云南北部，役属着氐羌及西南夷众多部落；东边称霸川东，与巴、楚相抗衡。 而当时开放的文明中心成都，就象太阳一样，向东亚大陆的西南隅放射着文化的光芒。 成都平原遗址的陶器有力地证明了：在秦国势力华夏文明入主成都平原之前，成都平原早已进入文明时代，而且拥有着高度发达的物质精神文化。 只是在巨大的军事压力下，它湮灭在历史的荒原，成为失落的古文明——古蜀文明。 根据已有的资料，已能够部分复原出成都平原古文明繁盛时期的社会生活。
四川省博物馆
四川博物院始建于1941年，位于成都市浣花溪历史文化风景区，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在全国公共博物馆中占有重要地位。 2009年，随着新馆落成，由四川博物馆改称现名。 四川博物院现有院藏文物26万余件，其中珍贵文物5万余件。 四川博物院拥有专职、兼职研究员30余人，先后研究出版了《四川博物院藏〈格萨尔〉唐卡研究》《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研究》《馆藏书画精品集》等学术著作。 2011年，“四川博物院修复能力提升”项目，被国家文物局确立为全国两个试点项目之一。 常设展览张大千书画馆四川博物院收藏了大量张大千先生画作，尤其是临摹敦煌壁画。 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200余幅，四川博物院收藏了183幅。 张大千先生在敦煌时间有限，绝大部分是未完稿，他将临摹的画作带回四川后，先后折叠装箱辗转存放于昭觉寺、沙河村等地。 1963年，张大千先生家人将该批文物正式捐赠四川博物院收藏至今。 巴蜀青铜馆四川博物院收藏有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新繁水观音、巴县冬笋坝、昭化宝轮院、彭州竹瓦街、成都羊子山、成都百花潭、重庆涪陵小田溪、新都马家乡、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以及茂县、宣汉县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出土的大量精美青铜器。 巴蜀青铜器最富于特征而且发展最普遍的是多种多样的青铜锋刃器， 包括兵器和工具。 另外，巴蜀青铜器上多有特殊文字的铭文，并铸出手心、花蒂、虎、鸟等形状的符号。 巴蜀地区还出有一些与邻近诸侯国风格相近的青铜器，例如新都九联墩大墓所出的礼器形制、纹饰多与楚器相似。 万佛寺石刻馆万佛寺位于成都市西门外通锦桥，相传建于东汉延熹（公元158—167）年间，是成都著名古刹，从南朝至明代的千余年间，香火连绵不断。 根据文献和出土造像题记，万佛寺南朝时名安浦寺，唐代名净众寺，宋代改名净因寺，明代又名万佛寺，明末毁于兵乱。 万佛寺遗址自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出土以来，先后四次出土了大批石刻造像，约二百余件。 其中，有两次出土的造像大多为四川博物院收藏，内容有佛像、菩萨像、造像碑、造像龛、伎乐像及各种建筑构件。 其出土的南朝梁（公元420年—589年）造像刻有明确的纪年，是研究早期佛教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 万佛寺石刻造像在四川乃至全国石刻造像中占有重要地位，它题材丰富，布局复杂而完整，雕刻细腻而精美，其中的不少精品曾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并被收入各种图录中。 汉代陶石艺术馆四川盆地开发较早，秦统一巴蜀后，中原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得以迅速传播，四川汉代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水平都有极大的提高，文翁兴学又使蜀地文化得到迅速发展。 安定富庶的四川自然成为陶石艺术流行的重要区域，从西汉中后期开始，盛行于东汉时期，最晚到蜀汉初期。 不仅数量庞大、种类繁多，而且其画像风格极具地方特点。 生动而形象地展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在塑造技巧上还是在雕刻手法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不仅在研究汉代社会生活、精神信仰、道德观念等方面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同时在中国艺术史上写下了灿烂辉煌的篇章。 陶瓷馆巴蜀的陶瓷发展浓缩了中国陶瓷的发展历程，从稚拙古朴的大溪彩陶、生动形象的汉代陶塑、多彩多姿的宋三彩俑，到别具一格的青羊宫窑、邛窑、玉堂窑、广元窑、磁峰窑、琉璃厂窑……，无不展示出巴蜀陶瓷自然质朴的魅力，虽没有官窑瓷器的精美华贵，但却体现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特别是邛窑的彩斑、点彩和彩绘，拓展了陶瓷装饰艺术的新天地，久负盛名的省油灯，可堪称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发明创造。 书画馆四川的书画艺术有很深厚的传统。 从唐代开始，一些京都和外地画家纷纷随唐玄宗、唐僖宗避乱而来，给四川的书画艺术带来了兴盛的景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提到“蜀道僻远而画手独多于四方”。 《益州书画名人录》记载，从唐乾元（公元758年）到宋乾德（公元967年），和清初到民国（公元1736到1946年）这两段历史时期的川籍和在川的外籍书画名人达1100多人，由此给四川留下了无以计数的书法名画。 抗战时期，四川作为大后方，又汇集了四面八方的文化名人和艺术家，再次掀起了近代艺术的大潮。 四川民族文物馆四川博物院收藏的民族文物达七千多件，展出的民族文物都是精选出来的，包括彝族、藏族、羌族、苗族、回族、蒙古族、土家族等十四个世居少数民族工艺品、宗教器物、服饰、生活用品、日常用品、工具、乐器、武器等，串起各民族的文化、风俗、礼仪，凝聚着深厚的民族文化情结，具有独特、悠长的艺术韵味，展现了多姿多彩的民风民俗。 藏传佛教文物馆四川是中国的第二大藏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四川博物院收藏的藏传佛教文物十分丰富。 这些文物全面反映了一千年多来佛教文化在藏族地区的传播和发展。 藏传佛教对藏民族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渗入其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风俗习惯中，成为藏族广泛信仰的宗教，并且通过长期的民族文化交流，它又传入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珞巴族、门巴族、纳西族、普米族等民族中，在西藏、四川、云南、甘肃、青海、新疆、内蒙七省流传，并传入锡金、不丹、尼泊尔、蒙古人民共和国及俄罗斯的布里亚特等国家和地区。 共和之光四川保路运动已作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载入中华史册，在中国历史上，尤其在四川历史上树起了一座光照后世的丰碑。 在纪念四川保路运动百周年之际，四川博物院举办《希望之路共和之光纪念辛亥四川保路运动100周年》展览。 举办这个展览，是为了缅怀百年前辛亥先驱们振兴中华、爱国为民、追求民主共和的革命精神和功绩，展示革命党人缔造民国的斗争风采，重现保路运动“全川悲壮，天地易色”的动人情景。 工艺美术馆本馆所展示的是四川博物院所珍藏工艺美术的精品，包括：玉器、金银器、竹木牙角器、漆器、皮影、鼻烟壶、刺绣等门类。 时间跨度早至商代，晚至清末民国初年。 它们不仅是精美的工艺品，也是生活中的实用之物。 其造型独特、色彩绚丽、雕饰华美，已成为艺术瑰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临时展览四川博物院建院以来先后举办了一系列的陈列展览，重大的展览有：《四川省历史文物陈列》《四川省革命文物陈列》《古代巴蜀青铜器陈列》《四川汉代陶、石艺术陈列》《四川民族文物精品展》《巴蜀寻根——四川考古事业50年成就展》《“5.12地震”灾后文化重建成果展暨“5.12”地震灾后文物抢救保护成果展》《竞技·游戏——历史上的北方少数民族体育》等，其中《四川民族文物精品展》被国家文物局评为“98年全国十大精品陈列提名奖”，《巴蜀寻根——四川考古事业50年成就展》被国家文物局评为“99年全国十大精品陈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