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蛊乱长安》近期由后浪出版公司出版，本书利用传世史料和现有的研究成果，对历史的空白处进行了大胆而富有创建的论证猜想，重审巫蛊之祸的来龙去脉，揭示其中可能的真相，提出了无法证伪的新视角。
搜狐文化特约本书作者，历史作家，新亚人文书院创始人谭木声详细讲述了本书的创作过程，深度解析了司马迁之死与巫蛊之祸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等系列问题。
谭木声：我关注历史的核心是关注人物的命运。身处信息洪流之中，我们往往难以看清当下，反而因为距离，可能对历史看得更清晰。
通过历史样本，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个人和时代的命运难以确切掌握。无论是《太后西奔》还是《巫蛊乱长安》，都是人物的命运激发了我的写作灵感。
历史作家刘勃有一本小书叫《司马迁的记忆之野》，其中第十章《倾国》揭示了汉武帝时期人物之间复杂而明灭不定的关系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它虽然是一篇很短的文章，篇幅也就七八千字，但是我在读的时候，这张网或明或暗地隐现在历史背景之中，它在向我召唤说，来吧，我这儿有更多的秘密，我这儿有更多的故事，我这儿隐藏着你们都没有见过的真相。这勾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这是写作这本书具体的触发点。
写作本书之前，我已经花了两年的时间和新亚人文书院的学员一起精读《史记》的一些篇章，《史记》中很多人物的命运引起了我极大的感慨。这两年来的积累，被《国色》这篇文章刺激，历史宝库的大门好像向我展开了一角，因此我开始梳理颗粒度更细更全面的武帝时期的人物关系网。在梳理人物关系网的过程中，整个故事逐渐有了雏型，我的脑海中逐渐钩织起一幅彼此关联的图景，因为有这张关系网，我才敢下笔去写。
这个关于巫蛊之祸的人物关系图，经过设计之后被出版方印在书的护封背面。
搜狐文化： 在撰写这本书时，有很多您根据史料推理的内容，那么您是如何平衡历史真实与文学想象的？有没有遇到特别棘手的历史细节需要处理？
谭木声：早期历史材料极为稀缺，尽管我们民族非常重视历史书写，但关于汉代历史，主要的典籍仅有《史记》与《汉书》。其他如《资治通鉴》的汉代部分基本是基于这两书。简牍等新发现主要补充了地方制度与底层运作以及一些底层小人物的命运，高层政治材料仍缺。又因为巫蛊之祸在当时极为敏感，当事人汉武帝在巫蛊之祸之后又存活了几年，所以我们能看出来关于此事的很多材料在事变之后经过了有组织有目的地删改焚毁，大量材料都没有留下来，已有的记载也遮遮掩掩，所以我在写作中发觉关于巫蛊之祸直接的材料，可能只有两千来字。其他的内容就要根据直接材料和间接材料的关联进行推理，比如说谁的出生地是哪里，谁早期从事了什么样的事情，谁因为什么样的事情而被封为列侯，对直接材料和间接材料展开勾连，通过推理得到更多的内容。
历史的背景对于理解事件的意义也至关重要。例如，公孙贺在武帝继位当时就成为太仆，通过解释太仆职位的重要性及其与皇帝的紧密关系，探讨过去担任此职者的情况，才能让读者理解公孙贺与武帝的关系。又如，公孙贺被任命为丞相时却哭着拒绝，这背后要讲清前几任丞相的命运、武帝与外朝体制的互动问题，以及公孙贺的另一身份等复杂背景。若不深入背景，仅凭历史记载的一句话无法获取更多信息。因此，勾连间接材料并梳理背景知识，是丰富呈现巫蛊之变等历史事件的重要办法。
早期历史材料稀缺，若不进行推理，可用信息很少，史常以苍白面貌呈现，写作者需深入挖掘。如罗新老师的《漫长的余生》，可凭借的仅几百字碑文，需通过阐释背景，才能勾连起一位北魏宫女的一生，这是书写早期历史的一种不得已的做法。
巫蛊之祸，更像是一个连环阴谋，背后有极为庞大的力量在参与。在做这样的推理和背景介绍时，我相当于发现了一个犯罪线索，案件真相必须要用推理的方法，去推想在现有证据下可能发生了什么。所以这本书里还要在间接材料和背景知识都止步于此的情况下，要再往前走一步，推断当事人可能做了什么。推断不是凭空的创作，它要符合现有的材料，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和人的性情，并且和现有的其他材料不冲突。
比如我经过推理，认为a可能杀了b，但若有另一份材料显示a在b之前已死，那么这一推理便无效。只有当推理满足三个条件：符合现有材料、符合事物发展逻辑和人的性情、与其他材料不冲突时，它才构成历史的一种可能性。我们总渴望揭开历史的真相，然而，越是久远的历史，往往越难以触及真相。历史留给我们的，更多是可能性。而当我们试图跨越可能性的边界，便会面临一个巨大的深渊。所有的终极真相仿佛都隐藏在那深渊之中，我们无法跃入其中，只能凝视着它，深渊也在凝视着我们。这时我们只能去想象那深渊中隐藏的真相。
本书的一个要旨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黄雀之后还有黄雀”，此书附录提及苏文可能是幕后的“黄雀”，但诸多内容，如苏文的动机、身份等无法通过现有证据和适度推理确定，只能依靠想象。为保持前文严谨性，特在书中说明此为历史想象，并置于附录部分。此时，我羡慕小说家能自由发挥想象，而我受限于历史记载及非虚构原则，且缺乏小说才华，只能止步。
搜狐文化：书中您对汉武帝的功过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在您看来汉武帝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
谭木声：汉武帝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这是中国人两千年以来特别爱讨论的一个问题。汉武帝在历史上声名赫赫，如何去评判功过，首先要去界定功和过的标准是什么，它的定义是什么。
我的本科和硕士学的哲学专业，哲学强调讨论问题前需清晰界定概念。日常争论不休的问题常是因急于讨论而忽略概念定义。苏格拉底讨论时总先请对方定义概念。比如，当你跟我讨论善的时候，我就先请你对善做出一个定义，定义里肯定还有相关的词汇，他又会问这其中的某个词汇是什么意思。当对这些概念穷根到底的时候，答案可能就清晰了。
何为功过，难以精确定义，仅述己见。帝王之世，民富且乐，可谓其功。若拓疆建功，却致户口减半，民不聊生，狱满为患，案入刑狱便无生还，此乃其过。如果这样去定义功和过，汉武帝无疑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君主。文景之治留下了一个富足的社会，那时候官家的仓库粮食都堆满了，外面新收上来的粮食根本放不进去。普通老百姓往往也能置办牛车或者马车，农业税只有三十税一，这样的时代才是一个君王值得庆功的时代。
但是汉武帝继承下这样的时代之后，到他统治中期，天下户口减半，酷吏成为当时政治的主角，他信仰长生不老和神仙之道，在天下大肆修各种求仙之所，花费巨额金钱来供奉江湖骗子和术士，你能说这是一个有功的皇帝吗？
搜狐文化：司马迁之死与巫蛊之祸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史记》对巫蛊之祸是否有隐笔？
谭木声：司马迁死亡的年份，长期以来史学家们都在下大功夫考证，大概有四种说法。
我在《巫蛊乱长安》里列举了王国维先生的说法，他认为司马迁死亡的时间“绝不可考，大抵与汉武帝相始终。”但是司马迁肯定是活到了巫蛊之祸的时候，因为在巫蛊之祸发生时，长安城中最重要的一支部队北军的监军使者叫任安。太子发兵的时候到了北军门口，让任安帮助他。刘据为什么找任安帮助他？这就是通过梳理间接材料才能看出来的，任安曾经是太子刘据的舅舅卫青的门客，还做过太子少傅。正因为这样的关系，他才会来找任安。但是任安出门接受了他的符节之后，回营闭门不出。后来任安被武帝给抓起来了，说他是个骑墙派，其实是想看谁最后胜利。
任安给司马迁写了一封信，请求司马迁在武帝面前给他说好话帮助他。司马迁因为李陵之祸而被处以宫刑，之后反而得到重用。之前只是太史令，负责记录官方的天文历象和一些相关的史实，现在被升迁为中书令，相当于武帝身边的文官长或秘书长，这是一个很亲近很重要的职位。司马迁给任安回了一封信，就是著名的《报任安书》。里面详细说明了他忍辱负重是因为要完成《史记》这部著作，而不是要参与到在皇帝面前请托这样的事情。
通过这封信能看出司马迁在巫蛊之祸发生的时候是在武帝身边的，他可能冷眼旁观了整件事的发生，看着武帝的反应，但是他什么话也不说，在《史记》中也一笔没记，所以《史记》对巫蛊之祸没有直接的描写，但是司马迁对间接材料的描写非常有用，比如说任安这个角色的过去，比如说皇帝对公孙贺的态度，对卫青的态度，或卫子夫是怎么进宫的，巫蛊之祸之前的种种因缘，都需要看司马迁的记载。
搜狐文化：本书详细讲述了巫蛊之祸相关的政治女性，如吕太后、窦太后等，为何汉代女性能够在朝政中有如此重要影响？
谭木声：这主要有几方面原因。首先，先秦时期女性特别是贵族女性拥有较高政治地位。例如，司马迁在《五宗世家》中，将景帝除太子刘彻外的十三个孩子按母亲分为五宗，凸显了女性在政治中的作用。太子也常以母亲姓氏称谓，如栗太子、卫太子，这也是母系地位重要的证据。同时，舅舅在家庭关系中地位显著，称为舅父，以舅为父，进一步体现了母系的重要性。
除了社会风气，还有个人的作用也对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吕后，她不仅与高祖刘邦共同打拼，其家族在刘邦打天下时也立下大功。吕后政治手腕高明，助刘氏巩固天下，功勋卓著。刘邦晚年欲废太子刘盈，立戚夫人之子刘如意，部分原因也是忌惮吕后势力，担心刘氏天下受影响。
此后，窦太后也展现出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她虽中年失明，但仍能深度干预朝政。汉武帝初登基时，曾试图让窦太后退居深宫，但窦太后以雷霆手段除掉武帝身边大臣，使刘彻被迫过了几年游猎生活。直至窦太后去世，刘彻才真正掌权。
因此，这是时代趋势与杰出女性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也正是因女性地位及舅舅在家族中的影响力，汉代最终陷入外戚政治，最终被外戚取代，这又是另一与巫蛊之祸密切相关的话题了。
谭木声，历史作家，新亚人文书院创始人，著有《太后西奔》《巫蛊乱长安》
文/袁立聪 审/钱琪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