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人格——传统中国的阅读、注解与诠释》是一部探讨《诗经》解释的著作。作者美国著名汉学家方泽林深谙中国传统经典与文化，从《论语》《孟子》《左传》，以至《二程集》《朱子语类》等儒家典籍中寻绎出解释《诗经》的原则，从西方诠释学的视角探讨《诗经》学史上纷如聚讼的经典问题。搜狐文化特约本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晨晖学者）赵四方老师，详细讲述了本书的翻译过程以及深度解析了《诗经》如何影响并塑造中国人的独特人格等问题。
搜狐文化：《诗经》中有哪些篇章您认为最富有诗意？
赵四方：《诗与人格》详细讨论了很多富有诗意的诗篇。像第一章提到的《郑风•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
我们很难确指这首诗中吟诗者“我”的性别，但可以确定的是，它描绘了一种田园风格中的纯真意象。本书作者认为，从结构可以看出，该诗起源于民间歌谣，诗中的那个世界是一个幽会和爱恋的世界。作者据此提出，这类诗最初尚未被赋予“儒家”的价值意涵，到了后来才被解读出那种“规范性”的意义。
《邶风•静女》是另一篇值得讨论的诗。汉儒常说诗中的“城隅”是隐喻女子“自防如城隅”，但至迟从欧阳修开始，就提出城隅就是字面义，指的是女子等待恋人的地点。诗中的“彤管”在汉代被认为是女史之笔，而欧阳修提出是男女相悦的信物。这样的解释，会让今天的人们觉得更具“诗意”。所以我们看到，近现代人所理解的《诗经》中的那些情诗，在欧阳修这里就已经开启了这种解读。只不过欧阳修认为《诗经》总体上还是具有“规范性”。这是作者认为欧阳修“理论与实践脱节”的一个原因。
本书第四章重点讨论的《周南•关雎》，第六章讨论的《召南•鹊巢》等，也都是《诗经》中富有诗意的经典篇章。我注意到本书多讨论《风》，很少论及《雅》、《颂》，应当与作者的诠释学视角有关，但实际上《雅》、《颂》也是《诗经》研究的重要部分。例如述及周代早期历史的《大雅•文王》、《鲁颂•閟宫》等，如果从史诗视角来看，同样可以说具有“诗意”。
搜狐文化：您认为《诗经》如何影响并塑造中国人的独特人格的？
赵四方：中文书名中的“人格”一词，可能并没有完全传达出personality的所有意涵。这是翻译工作中遇到的最费思量的一个词。从本书内容来看，该词出现的语境一般涉及人的性情、品格、情感、欲望、志向、命运等。它可以指一个人已经展现出来的人格特质，也可以指潜在的人格倾向。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诗言志”的传统源远流长。第三章谈到，某人在“言志”或“赋诗”之后，其他人可以通过观察言行来判断其目前状态，或推测其未来命运。但这项“观人”的工作并非人人都能胜任，因为人的言行非常复杂迂曲，作者称之为“人格的隐晦性”。孔门弟子纷纷“言志”时，只有孔子才能理解每位弟子的“人格”；宴会中贵族赋诗时，也只有贤人才能理解每位赋诗者的“人格”。这说明理解和解释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成为相当重要的一个问题，而能够担此重任的，正是当时的“有德之人”。在这个意义上，“有德之人”是解读《诗经》文本的“权威”，同时也是解读他人“人格”的“权威”。
《诗经》文本的诠释与人格的诠释往往在同步走向深化。宋代的程颐认为，人们通过阅读经典可以改变自身。他强调，读《诗经》时不能过分关注文本的字面意思，而是要以平静从容的态度再现诗人的“温柔敦厚”。如果读完经典而自身“人格”并未有丝毫改变，那么等于没有读过。由此来看，经典的阅读过程应是一种内化的过程，是一种将经典文本与自身经验相融合的过程。
搜狐文化：书中提到不同时代的诠释者在理解和解释《诗经》的过程中也不断地改变自身，您觉得这种变化是什么？
赵四方：上述观点当然跟接受理论相关。这一理论由德国学者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在20世纪60年代正式提出。他们主张，读者与文本的关系并非单向的关系，并非仅仅是文本影响读者，而是一种双向的关系，读者在阅读、评论文本的过程中也促使文本走向“完成”。
本书作者在上述理论的启发下意识到，传统中国的阅读、注解与诠释并不是一个简单而被动的过程，历朝历代的诠释者实际上发挥着积极的、有建设性的作用。一部学术思想史，或者说如《诗经》这样的某一经典的经学发展史，倘若我们转换视角，那么正是不同时代不同读者对经典的接受史。
具体来说，在周代的人文教育中，《诗经》的地位非常重要。它广泛存在于春秋战国的祭祀、内政、外交、社会交往等多种场合。而且在外交活动中，贵族特别推崇对《诗经》“断章取义”（不含贬义）的表达方式。总体来说，汉代的《诗经》学强调教化功能，我们前面在讨论《静女》时就可以感受到。宋代经学力图从汉唐注疏中跳脱出来，开出独立阐释的新路径。例如欧阳修、朱熹的《诗经》学在基本见解上就与汉唐注疏明显分道扬镳。特别是朱熹的“淫诗”说，对此后的《诗经》学史影响甚深。
我们看到，不同时代的诠释者都希望自己克服历史距离而与《诗经》保持“同时代”，他们将自己的处境、关怀与生命体验与《诗经》文本结合起来，从而使《诗经》学呈现出不同的样态。更关键的是，他们通过理解和解释《诗经》最终达成了自我理解。在这个意义上，一部《诗经》接受史不再仅仅是《诗经》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接受者的历史。作者本人深知此理，他不但别具只眼地指出传统中国的诠释学塑造了古代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制度，而且自我反观，认为研究《诗经》诠释学可以帮助他更深入地理解西方文化。
搜狐文化：对于《诗经》感兴趣但尚未深入研究的读者，您有哪些建议？
赵四方：汉代经学家郑玄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郑玄家的婢女犯了错，被人拖入泥泞之中以示惩戒。另一婢女走过来看到了，问道：“胡为乎泥中？”犯了错的婢女回答说：“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这一问一答颇有意趣。前句出自《诗经》中的《邶风•式微》，后句出自《邶风•柏舟》。关键是，她们用《诗经》中的文本语言完整、准确地传达了自己的意思。这说明即使是对传统社会底层的某些人群来说，《诗经》也是深入人心的经典。
我们生活的时代和传统社会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距离。不过在日常生活中，也未必不能发现经典的身影。实际上，我们依然在接触《诗经》，感受《诗经》，虽然有些接触可能是不自知的。比如“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雅•小旻》），“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王风•采葛》），“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大雅•荡》）等等，都是今天依然常用的文辞。如果能从自身生活经验出发，来切近地理解《诗经》中的诗篇，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学习途径。
另一方面可能是要从大处着眼。古人认为《诗经》可以“牢笼天地，囊括古今”。如果我们单独地看某一诗篇，或许不理解为什么《诗经》可以对应如此宽广悠久的时空维度。孔子以《诗经》教授弟子，曾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前二句讲的是人群，有个人，有社会，有政治，有家庭。后一句讲的是自然。迄今为止，人类仍未超出这两大范围。从这个角度来看，《诗经》并不好读，看似浅近的文本往往隐含了深远的关怀。而《诗经》能否开显出更高的精神层次，往往有待于诠释者本人精神层次的提升。
《诗经》的古今注本都有很多，不妨选择合乎自己性情的注解来看，也可以尝试提出自己的理解。经典之为经典，一方面是其本身有丰富的内涵，另一方面是可以而且应当不断被理解和解释。每个人在理解和解释经典的过程中，自身一定会发生潜移默化的转变，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在经典中看到自己。
搜狐文化：在翻译《诗与人格》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差异的？有没有遇到过难以传达的文化概念？
赵四方：这本书的英文书名是Poetry and Personality: Reading, Exegesis, and Hermeneutics in Traditional China。其中，exegesis和hermeneutics这两个词都具有鲜明的西方文化特色。在西方语境中，exegesis这个词指向的是基督教“解经学”，主要是对《圣经》文本的解释。而中国经学也有悠久的“解经”传统。在作者看来，中国的儒、释、道与西方哲学并不相似，反而与西方的教义文化（doctrinal culture）有许多类似之处。因而，他用exegesis来表示经学中的“解经”意涵，彰显了中西文化作为“有经者”（the peoples of the Book）文化的这一共同面向。
我曾经考虑将exegesis译为“注疏”。因为在中国语境里，“注”“疏”概念的成立都与“经”密不可分，也更能对应西方“解经学”的意涵。但“注疏”容易使人联想起《十三经注疏》，而本书所讨论的内容涉及多种经注，如欧阳修《诗本义》、朱熹《诗集传》等，甚至对宋人的解经语录也有重点探讨，所以最终选定含义稍宽泛的“注解”来进行翻译。
再如hermeneutics这个词，目前学界有“解释学”“阐释学”“诠释学”“释义学”等多种译法。好在作者也留意到这一现象，并且在书中明确标明了拼音“quanshixue”，所以这一问题反而容易解决。关于中国是否有“诠释学”，学界实际上仍有分歧。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认为“诠释学”是西方相当晚近的一个词汇，用它来考察中国学问，所产生的“中国诠释学”，只能是“一种想象中的怪兽”。虽然本书作者也承认，在与西方诠释学相对应的那种意义上来讨论中国诠释学恐怕还为时尚早，但我们不妨把本书视作西方汉学家从诠释学视角来研究经学的初步尝试。
赵四方，复旦大学历史学学士、博士，浙江大学历史学博士后。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晨晖学者）。研究领域为中国学术思想史。在《史学理论研究》《学术月刊》《文献》《新经学》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上海市社科规划年度青年课题。译有《诗与人格：传统中国的阅读、注解与诠释》。
文/袁立聪 审/钱琪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