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基金行业出现一个特殊现象，基金经理“回炉重造”，即基金经理转岗研究员或基金经理助理。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多位基金业内人士指出，基金经理“回炉重造”是近几年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现象，并且在今年尤为明显。
基金经理“反向”操作背后，基金业内人士认为，近几年市场震荡，在基金业绩表现欠佳和趋严的绩效考核下，基金经理更易被优胜劣汰“回炉重造”。
“回炉重造”增多
基金经理成长路径一般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基金经理。
不过近年来，基金经理“反向”操作、转岗研究员的情况却屡见不鲜。
“基金经理‘回炉重造’是这几年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现象。”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向记者表示。
格上理财旗下金樟投资研究员王祎也指出，今年基金经理转岗研究员或基金经理助理的现象有所增加，主要原因在于业绩压力、基金被持续赎回和基金公司考核趋严等方面。
排排网财富理财师负责人孙恩祥认为，基金经理转岗现象在今年尤为明显，主要由于旗下管理的产品业绩表现不佳、绩效考核不达标等原因。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最近两个月，至少有5位基金经理转岗研究员或基金经理助理。
7月26日，朱雀基金发布公告，王壮飞卸任基金经理，转任研究岗位；7月18日，泓德基金发布公告，毛静平卸任基金经理，转岗研究员；7月5日，新华基金发布公告，于航卸任基金经理，转岗基金经理助理；6月22日，东吴基金接连发布公告，公司旗下两位基金经理丁戈、王瑞卸任全部在管产品，转岗公司行业研究员。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转岗现象主要是出现在中小基金公司身上。
对此，王袆表示，中小型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管理规模较小，受到的业绩压力更大，业绩波动对基金公司的影响明显，所以在整体业绩低迷的背景下，中小型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受到的影响更大。
孙恩祥指出，小型基金公司存在业绩考核压力大、抗风险能力弱、公司实力不足等问题，在当下市场竞争中面临更多的挑战。
业绩是关键
记者查阅资料显示，近期转岗的基金经理，既有主动权益基金经理、量化基金经理，也有偏固收的债券基金经理、货币基金经理。
事实上，近3年市场震荡，各类基金均承压。
比如，6月21日，东吴新经济混合、东吴阿尔法灵活配置的原基金经理丁戈离任，转岗高级行业研究员。
资料显示，丁戈于2021年12月起开始管理公募基金，丁戈旗下共两只产品，东吴新经济A的任职回报为-69.16%，东吴阿尔法A的任职回报为-53.69%，该基金二季度末规模缩水至0.85亿元。两只基金排名均在同类产品后5%，丁戈此前重仓新能源和汽车行业，2023年下半年投资重点转向AI方向，不幸的是，他恰好踩错了这段时间的市场行情节奏。
东吴基金的另一位基金经理王瑞也在同日离任基金经理，转岗行业研究员。
王瑞2023年1月开始管理公募基金，作为新人，其任职基金经理时间仅一年多。他管理的两只基金均是量化基金，东吴安盈量化A的任职回报为-14.11%，同类产品排名50%左右；东吴安享量化A的任职回报则为-55.45%，同类产品排名倒数第二，该基金二季度末缩水至0.51亿元。王瑞也是“生不逢时”，2024年以来量化基金行情出现大转折，今年量化基金大多负收益。
7月25日，朱雀基金的王壮飞卸任基金经理，转任研究岗位。
王壮飞掌管一只基金朱雀安鑫回报，这是一只二级债基，任内（2022-9-2至2024-7-25）回报-1.17%，该基金同类产品排名后1/2。
值得一提的是，该基金同期业绩比较基准6.43%，远高于该基金回报。
该基金有16%的股票仓位，基金经理重仓新能源，而新能源从2022年开始调整，基金经理任职期间正赶上新能源赛道行情大回调。
7月18日，泓德基金的毛静平卸任基金经理，转岗研究员。
这是一位货币基金经理，任职将近6年。毛静平于2018年9月12日开始管理泓德添利货币、泓德泓利货币两只基金，它们年化回报分别为1.82%、1.69%，同类产品排名均在后10%。
泓德泓利货币在二季度末规模缩水至0.57亿元。
7月3日，新华基金的于航卸任基金经理，转岗基金经理助理。
于航也是一位新人，任职基金经理一年半（2022-12-12至2024-7-3），管理两只基金，新华丰利A任职回报7.60%，这是一只二级债基，同类排名前1/10，表现不错；新华安享多裕定开任职回报-41.42%，这是一只灵活配置型基金，同类排名后3%，股票持仓占比95%。
此前新华安享多裕定开重仓消费、医药、新能源等行业，后来转向重仓电子、医药等行业。总体来看，其投资的电子表现不错，但医药、消费、新能源等表现不佳。
近期转岗的多位基金经理的业绩普遍表现不佳，旗下部分基金规模大幅缩水，成为不足1亿元的“迷你基金”。
优胜劣汰
“基金经理转岗其实就是考核没通过，降职了，可能是合同原因不能直接劝退，所以就转去当研究员。”一位公募人士一针见血地说。
上述公募人士坦承，“这种情况下，大概率转岗后的基金经理后面也会辞职，只不过现在市场不好，很多人找不到工作，暂时走不了，比较尴尬。”
据业内人士介绍，很多基金公司都是一年考核一次业绩，但是近一年、近三年及长期业绩在考核里面都有一定比重，一般基金公司不会因为一年业绩不好就让基金经理下课，大多数是基金经理两年或者更长时间都严重跑输市场才被下课。
“当然如果是新基金经理上任一年业绩特别差，也会下课，这是对投资者负责。”上述公募人士说。
杨德龙也指出，一些基金经理“回炉再造”，主要是因为市场大环境不佳，加上有些基金经理业绩比较差，基金规模不断缩水，甚至远低于5000万的最低保有规模，所以出现了基金清盘，导致基金经理处于无基可管的尴尬境地，只能回炉做研究员。
此外，王袆认为另一个原因是，基金公司对于基金经理的考核制度趋严，可能根据内部考核结果，对基金经理的岗位进行调整，导致基金经理转岗的现象增加。
孙恩祥介绍，掌握投资决策权的基金经理要对管理产品中的投资标的全面了解，能力圈广泛，而研究员更多是对负责的行业领域内深度研究，在基金业绩表现欠佳和趋严的绩效考核下基金经理很容易被优胜劣汰“回炉重造”。
“以往不少基金经理公奔私，但今年市场行情波动剧烈，私募行业又受到强监管，一些公募基金经理选择公奔私也较难募集资金发展，此时部分基金经理只能选择转岗。”孙恩祥说。
星瀚资本杨歌 星瀚资本走与上层建筑合作的路线，通过采访、大会、讲课、运营等渠道获取项目，同时为其输出内容，消化投资。 酷爱紫色衬衫、配套的紫色西服，185cm的大长腿，再加上俊朗的面容，85后的星瀚资本创始合伙人杨歌，是创投圈公认的男神+网红投资人。 而他本人，却极力想要撕掉网红这张标签。 “大家只看得到曝光的东西，看不到的是我凌晨3点做表格、写PPT。 ” 作为一家新锐基金的掌门人，他身上不乏焦点和话题，透过光鲜背后，杨歌又是怎样经历七次创业失败和两次与死神擦肩呢? 骄傲被撕碎 “看样子不光是做企业做创业做投资，中国办个什么事儿基本上都以贪为圆心，以离谱为半径，用最慢的速度画一个没有面积只有边的圆。 ” 翻出2010年的微博，53个汉字诚实地还原了当年的愤青杨歌。 2005年大三时着手的第二次创业，一折腾就是5年，最终却将杨歌的清华光环撕了个粉碎。 那是一个医疗器械项目，产品犹如柜子大小，为病人做自动检测。 杨歌为联合创始人兼CTO，负责算法、UI、安全等软件相关的工作。 对于在清华主修物理专业的他来说，跨界到医疗行业，挑战着实不小。 “完全没有长期规划，只能想到今天该走这一步，明天该走那一步，都是推理前进。 ” 绕了一些弯路，他们还是拿下了最难啃的骨头：申请到了国家及PCT的发明专利，并且还拿到了医疗三证许可证。 2007~2008年，200万，400万，项目相继获得两轮融资。 看似红火的生意，让杨歌底气十足，逢人便发名片。 这个大二便开始创业的小伙，隐约尝到了成功的滋味，“觉得公司要上市了”。 好景不长，创投圈的潜规则无情地抹去了项目表面的风光。 敲响的不是上市的钟声，而是一记闷棍：谈好的融资一次次泡汤。 杨歌回忆，2008年每周都有投资人将橄榄枝伸进门来，最大一笔单笔投资为1.5亿元，他与创始人都签了打款协议(SPA)。 虽有白纸黑字，本该到嘴的鸭子照样飞了。 而这样的闹剧，一演竟是三年。 杨歌是2号股东，每天都能接到创始人大股东这样的电话，“他们这个钱下礼拜就到了”，“明天到账”，“后天到账… …”一份份协议都签好了，每次都等不到一毛钱。 ” “怎么能天天遇到骗子呢?” 杨歌忍受着现实的耳光一个个打在脸上。 “就是没人投资，就是一个个骗你的。 ”他冷笑说。 资金捉襟见肘，再加上缺乏医疗行业市场经验，产品在医院推广时，一台也卖不出去。 杨歌拿到手里的只有一份份“意向性合同”。 几年后，杨歌回忆起这些细节，不禁感慨：“年轻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你不知道距离拿到下一个合同还有多远。 觉得别人说还挺有意思，有下单意向，这个意向和真实发生之间的差距，年轻人是完全没有概念的。 ” 被毁约十几次，被意向投资上百次之后，恰逢杨歌研究生毕业的2009年，公司现金流断裂。 “也是很寸，现金流刚断我就毕业了。 ”他冒出一句京片子。 为了这次创业，他放弃了出国和读博，可毕业即失业。 杨歌第一次用怀疑的目光来审视24年的人生，“小时候历史得A，觉得自己能做很多事，长大后发现自己什么也不是。 我一路考到清华都拿A，到社会上就混得惨成这样，觉得之前所有的东西都是白扯，没人认可。 ” 原本的骄傲被撕得稀烂碎。 他第一次想到了轻生，电脑播放着励志鸡血电影《当幸福来敲门》，边看边跟着里面的小男孩一起哭。 擦掉鼻涕眼泪，微博和博客成了他愤懑的宣泄地。 杨歌第一篇博文《救赎》中有这样一句话：“好在，大多数情况下犯傻都会有个限度。 ” 好在，吃的每个亏都被杨歌总结成了“社会规律”。 至今，他共总结了200多条，由上次代价惨重的失败总结而来的叫“混进主流市场”。 杨歌说，每个社会有一条基准线，叫benchmark，在这条基准线之上的人，你越守纪律，越不耍流氓，你的收获是往上的。 但是在这条线以下，你越守规矩，越尊重道德，你越往下走得越快;那些不讲规则的糊搞的人反而比你混得好。 他认为，一定要混进有信用体制的主流市场，找到主流市场的人。 重启自己，杨歌再次寻地扎根，等待新芽顶掉前面这颗枯树。 跪到地上冲到谷底 杨歌想进入一家金融相关的公司，学习财务知识以弥补上次创业的短板。 可眼前弥漫着不明朗，每往前一步皆像跳入悬崖。 “四年来医疗创业的资源没了用处，编程的能力没了用处;重新创业，没有工作耗不起三年时间;去KPMG打工，每个月工资四千块，要不要去，敢不敢去?” 尴尬的是，虽已沦落这般田地，但在原本的交际圈，还要打肿脸充胖子。 “周围人都以为你是老板，社交成本很高，怎么去维系?” 到26岁，杨歌的每次社交都要精心算计成本。 当年他每天做表格，一次社交活动的现金成本、时间成本都记录在内，“花200块参加一个活动，结果什么也没落着，光给别人捧场了，这事肯定不干”。 由于家境不错，打小不坐地铁、公交的他，也挤进了当年的2元地铁。 进到新的环境，杨歌才明白，先前的小苦算不得什么，新一轮被虐才刚刚开始。 在KPMG，杨歌的领导比他小两岁，把杨歌唤作“小孩”。 杨歌每天被派去“常驻”打印室，并一次次被要求返工。 “这个钉子歪了重新打，打印纸的边不够宽，重新打。 ”训斥声在耳边环绕，他想起了电影《角斗士》里的画面。 “有一个会七种语言的人被抓起来，最后被砍死了。 他在临死前说我会七种语言，照样被砍死，因为这些才能在这里都没用。 又如《肖申克的救赎》那般，要想的是你怎么离开这个地方，而不是说你有什么其它能力。 在那个场合下其它所有东西都是负分。 在这里是零分，别的地方加一万分也没有用。 ” 这段经历亦被杨歌总结。 “一个想要成功的人必须要学会跪下，给别人跪下，给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跪下。 并不是说膝盖跪下，而是自己真正低头。 因为很多槛，你硬磕磕到头破血流可能也过不去，但是你一旦跪到地上，发现这个门槛没多高，一下就过去了。 ” 一低头，皇冠掉了，一下跪，骄傲破碎。 杨歌觉得，不敢低头下跪，让很多同龄人沦为平庸。 他曾在的北京五中，加上清华北大校友圈，大多数人之后没有特别大的成绩，90%因为放不下自己，好汉只提当年勇。 就像回炉重造，杨歌跨界疯狂弥补短板。 早在2013年，他已是大江投资副总裁;期间，他还历经了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次创业，无一不以失败告终。 第三次创业，他为了扩大知识结构及人脉圈子创办了青年精英商业联合汇(凯业网)。 他们的活动从早期的五六百人规模的商业社交聚会，到最后一场活动只有不到十个人参加，只能组织打麻将。 由于股权稀释太多、商业模式不赚钱，凯业垮了。 杨歌及时止损，注销公司、清理财务… …“相比第二次创业，有了风控的经验，做不下去不能继续亏钱。 人脉也拿到了，该清算的也算清楚了。 ” 他的心理建设却没跟上，花了一年时间来疗伤。 负面情绪累积，2013年再次爆发。 创业连续失败，内外压力下，27岁那年，杨歌觉得自己变得有惰性了，那是他唯一在办公室会打游戏的一年。 “从18岁到今年32岁，14年我没浪费过时间，基本是一年当别人三年用，浪费了一年，现在都超级后悔。 ” 这像一场马拉松比赛，之前憋着劲跑在前面，一下偷懒停滞不前，他慌了。 原本定在年末的订婚旅行，成了杨歌一人的生死边缘之旅。 订婚前，他与女友爆吵了一架，一个人带着一张信用卡、一只小包，跑到了日本。 本想去大阪睡胶囊酒店，才到名古屋，杨歌就崩溃掉了。 他一人走在清冷的街道上，冷风钻进骨缝，天空灰蒙蒙，说晴不晴，说雨不雨，他感觉周遭被阴云包围，静的听不到一丝风声。 那天是12月31日，一年的最后一天大脑里竟没有东西值得总结。 一个人不知走了多久，没有进食的身体不受控制地上吐下泻，185cm的大个子成了一具行尸走肉;没有血色的脸如一副面具，挤不出一滴眼泪和笑容。 “已经傻了。 ” 失联一天后，家人朋友的电话一个接一个轰炸，处于死机状态的杨歌，机械地接电话，折腾着买票回国，“隐约有意识，要玩下半场，得活过来”。 这一场爆发的抑郁症，等飞机降落烟台，杨歌才有些回魂;转机到京，他才完全活了过来。 捡了一条命，这让他丢掉了之前过多的感性成分。 “路过这种生死交接的地方，你就看开了，就是随便，其它事情都随便。 ” 此后半年，杨歌每天对着电脑，用英语跟自己对话。 他打趣道：“毛大庆毛总原来就是抑郁症，后来通过跑步调整过来，调整过度变成了一个‘话唠’，我也是。 ” 杨歌认为，做人和做事情都是一条设计好的抛物线，你要是冲下去，就像坐过山车，冲不到最底下就冲不上去。 冲过了险些跟死神打个照面的.谷底，他坦言，从那天起，到今天止，自己从战略上基本没走下坡路。 第八次创业-星瀚 属于杨歌的这条抛物线，前半程的七次创业失败，似乎都在为第八次创业蓄力反弹。 2014年初，杨歌决定成立星瀚资本。 在他眼里，这是件太顺理成章的事儿。 七次创业，丰富了人脉和技能，经验覆盖了大多行业。 “每一行的人，肚子里算什么小九九，都能感觉到。 ” “第一次跟自己的专业数学相关;第二次做医疗器械;第三次是人脉圈、SNS社区;第四次是硬件嵌入式开发、软硬结合;第五次开连锁餐馆;第六次做红酒销售;第七次做信托和资管的FA。 ” 学习财务，在金融行业摸爬打滚已经五年。 在大江投资和此后的北国投工作中，杨歌看过了太多项目，“不说看的最多的TMT，单是因为看矿产能源项目，元素周期表都能倒背如流”。 最重要的是，因为前几年的积累，他进入了投资圈主流市场，有了募资的能力和人脉。 “想做一个新基金，募资能力尤为关键。 ” 积累人脉早已成了杨歌的职业习惯。 做星瀚之前，他便做了一个小型数据库，每一次做政府顾问、出去讲课留下的联系方式，他按电话、邮箱，个人、公司等一一整理。 27岁时，他手机微信的未读信息是三四千条，去年，那个小红点显示40多万条。 当初那只残缺的木桶，终于每一面都插上了木板，可以盛得了水了。 在募资阶段，他不再像当初被骗的创业小年轻，急得愤青了。 “募资跟创业融资一样，可能是100个LP对你的基金感兴趣，30人愿意聊第二次，然后10人签了协议，5个人履行了承诺，最后2个人打款。 ” 他言语里多了老练色彩，“聊得来就是兄弟，聊不来就是朋友。 钱只要没揣你兜里就不是你的，揣到你兜里有可能还不是你的”。 面对这种事情，杨歌的情绪已提不到生气的程度。 “我觉得一般人所谓的生气、不高兴或愤青等，都是你对世界不了解。 ” 只投没有明显短板的人 起步阶段，投资圈的投资赛道转眼即变，杨歌并没有限制特定行业。 “摸着走，见招拆招，边走边定。 ” 在各行业寻觅之际，他更看重投资什么样的创业者。 星瀚内部将其总结为四点六商。 四点：对产业链有深刻认知，有非常强的坚持能力、学习迭代能力、执行能力;六商：智商，情商，财商，逆商，政商和德商。 而涉及到这十个方面，很难找到100分的创业者，通常都是各方面有高有低。 杨歌的秘诀是，要投资没有特别明显短板的人。 “逆商特别低的人，其它都挺好，一遇到问题他就不干了，这种人不能投。 ” 再者，创业者的第一长版不能过短。 “总要有一两个过人之处。 ” 星瀚所投项目的唐子御颇具代表性。 杨歌与比他小整十岁的唐子御相识于一场路演。 “一般来讲，一个人的逻辑性、知识结构性，给我的感觉50%前五秒钟基本定型，或者你不说话都可以，剩下两三个小时的沟通，可以定这个人的另外20%。 ” 与唐子御畅聊一次后，杨歌认为唐子御的性格与乔布斯、扎克伯格都有相似之处，混合了商业与艺术，思路不同于常人，能够讲出很多超你预期的东西。 “而且你觉得他讲的都是对的，这叫做未来普世价值观，一般人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 次周，杨歌就敲定了星瀚资本对的160万种子轮融资(后续已获得600万天使轮融资)。 但唐子御身上也有不少常见的短板，比如年轻不知道控制情绪，缺乏管理经验等。 杨歌说，年轻人会缺很多东西，需要一点点来补。 对于具有普世价值观的人，你不要强制他，给他十个选项，他总能选出对的来。 他开玩笑说道：“我的原则是所有项目、所有行业不要排斥，所有人也不要排斥，这个人就算你觉得他再恶心，再不靠谱，再土，再怎么样，也要给他几秒钟时间。 十秒钟，就能知道他二十多年吃的什么饭。 ” 投资只做临门一脚的事儿 三年多来，星瀚资本共投资项目30个/次，有2/3进入下一轮。 比如德师傅、甲加由、心上等。 其中，数个项目与其它一线投资机构共同投资。 这正验证着三年前杨歌定下的目标：2015年进入到主流投资圈，2016年行业里大家认识我。 杨歌表示，星瀚的实际步伐比他想象中要快。 “去年，行业里最主流的十家机构都与星瀚建立了比较紧密的联系，我们投资大部分企业在和一线基金交叉。 ” 虽说不选赛道，但星瀚内部也划分了主要赛道和次要赛道。 2017年，其主要赛道聚焦于产业升级，包括农业、工业、仓储、供应链、生产制造等行业的整合升级;第二个主要赛道是一线资本共同认可的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方向。 赛道调整上，杨歌认为，第一要素是眼疾手快。 此前，他梦想着把星瀚做成红杉、IDG这样的顶级美元基金，但在国内，政策在不断影响市场，每三年、每五年就会发生大的变化。 “2016年，国家主张PPP和政府引导资金带动产业基金，我们判断国家其实开始在地方产业上发力，星瀚迅速做出调整，我们知道互联网、O2O肯定不是领先的东西了，一定要把自己沉下去，变得更土一点，要去看农林牧渔、生产制造、农业工业等。 ” 在这种环境下，星瀚资本投资了农业供应链项目甲加由。 “投的时候是摸着石头过河，投完一年项目估值翻了10倍。 此案例让我们意识到，要在红海的格局里竞争，不一定能突围，一定要突破格局，才能弯道超车。 ” 而在人工智能应用领域，星瀚资本尚未出手，杨歌正在伺机而动。 他分析，人工智能的发展经历三个时期，第一个是技术触发期，第二个是泡沫破灭期，第三个阶段是成熟发展期。 现在所处的正是一个比较缓慢的上升阶段，存在着不确定风险，大家都处于观望状态。 做投资只做临门一脚的事儿，这样赚钱最多。 “映客在去年1月融资时，差三个月就是先烈，差一个月可能就是先驱了。 但对于生物医疗，可能领先十年成先烈，但是领先三年做先驱，时间周期要根据特定行业判断。 ”他说。 面对激烈的外部竞争，去年年初，杨歌在星瀚资本内部做出一系列革新，不同于大多数投资公司“合伙人制加员工制”的模式，其采用创业公司的运作方式，内部分为市场部、运营部、投资部和综合管理部四个部门。 在外，星瀚资本走与上层建筑合作的路线，通过采访、大会、讲课、运营等渠道获取项目，同时为其输出内容，消化投资。 在内，杨歌采用职能化管理。 星瀚资本主要负责获取和筛选项目的投资经理只有三位(加一名实习生)，但其内部“全民皆兵”，所有其它职能部门也会通过其他方式向投资部输送项目。 “对于星瀚，扁平化管理效率不一定是最适合的。 ” 近三年是杨歌走过颇为顺遂的三年，他的微信签名一直未换，“7 fat years，7 lean years”，时运转至河西，他的危机感时刻存在。 他把星瀚资本当做第八次创业，而所有创业面临同样的危机：不进则退，你不比别人做得好就是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