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骆玉明
隐士,顾名思义,是隐居的士,就是那些有能力、有资格做官而拒绝做官的读书人。隐士这一类人物的存在和对于隐士的尊重、赞颂,也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种特色。
最早在《诗经·陈风》中有一篇《衡门》,很像是表现隐士的生活,所以后代也以“衡门之士”作为隐士的代称。其首章云:“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衡门”意为横木为门,指简陋的房屋。诗意大致是说贫寒的生活也自有乐趣,不必求之过高。《诗经》以后,我们在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中,也可以看到一些隐士式的人物,如耕作于田亩,而对孔子奔波天下提出批评,认为世事不可为的长沮、桀溺,以及指斥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荷蓧丈人等。不过,这些材料都是简单而零碎的。到了《庄子》书中,不但隐士的形象比比皆是,而且对隐士这一类人物的生活态度、人生取舍,都有了详尽的论述。再说,庄子自己宁可织履为生,而不愿就国相之高位,本身也可以说是一位隐士。所谓“隐士文化”,大体就是在《庄子》中得到了确立。
[南宋]马远《高士观瀑图页》| 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在庄子看来,隐士之所以隐,首先是为了保持精神的主体性和完整性。《逍遥游》中说,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因为他觉得自己同许由相比,犹如烛火的光芒和太阳相比。许由却说:“你治理天下,天下已经安定了。而我还来代替你,我为着名吗?名是实的宾位,我为着求宾位吗?小鸟在林中筑巢,所需不过一枝;偃鼠到河里饮水,所需不过满腹。你回去吧,我要天下做什么呢?”
通常说的隐士,只是隐居不做官。这里写到的许由,甚至连天下都不放在眼里,正是为了强调作者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提出的“主”与“宾”的问题。“主”与“宾”是对立的概念,把名指为宾位的东西,也就是说:人在求名的时候,便失去他的精神上的自主性,使精神成为外物的奴隶。庄子这话真是值得深思的。抛开以名获利这一点不说,所谓有名无名,全是他人那一边的事情,究竟与己何干呢?人却总是劳碌了自己有限的一生,去追求这与已无干的东西。
隐居更直接的目的,是为了避祸。庄子描述他那个时代的情景,说:“今世殊死者(被杀死的人))相枕也,桁杨者(戴枷锁的人)相推也,刑戮者(受过刑的人)相望也。”这话说得何其悲痛!在这种动辄得祸的社会,做官虽有物质享受和精神虚荣的满足,却也容易招致灾难。所以,避世也就可以避祸。庄子本人对招聘他去做官的使者说:“为了祭祀所养的牺牛,平日里活得舒舒服服,到了牵去宰杀的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正是这个意思。
[南宋]马远《松溪观鹿图》| 现藏于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
其实,不管在什么时代,上层社会总是显得空间狭窄。因为荣利既为众人之所趋,则必然多竞争多倾轧,难以容身。对于一般士人,求荣利和避灾祸,就变成两难问题。秦代的李斯,年轻时在家乡——楚国上蔡地方做一名小吏,看见厕所里的老鼠又瘦又脏,而粮仓里的老鼠只只养尊处优,说了一句感慨无穷的话:“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话的意思,是说人和老鼠一样,本身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看你是做厕所里的老鼠,还是粮仓里的老鼠。他后来帮秦始皇统一中国,官做到宰相,显贵尊荣,不可一世,算是进了"粮仓”了,却被赵高阴谋谗害,夷灭三族。临刑时他拉着儿子的手说:“再也不能同你牵着黄犬出上蔡城门打猎了!”此时他又感到:厕所里的老鼠虽然苦一些,却多了几分安全。李斯这种心理的变化,在官场中是相当典型的。
所谓“全真养性”,也是隐士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庄子这一派人,虽然要求超越生死的烦恼,但这只是指以坦然的态度对待生死,而不是说应该轻忽生命。相反,《庄子》书中讲“养生”的地方很多。养生,在庄子他们看来,首先是保持精神的平衡,保持心理的恬淡平静。身体的疲困并不要紧,精神的焦虑和疲困才是危险的。——这一点,已经由现代医学做出了确定的证明。我们都知道,最凶险的癌症,往往是由焦虑引起的。那么,在仕途中,即使没有杀身之祸,升降沉浮、成败得失,总是不可避免;即使这一切都不加计较,“忧国忧民”之心,总不能没有吧?归根到底,焦虑总是无法逃脱。而隐士的居所,大抵在山林或田园,其生活最大的特点,乃是没有紧张感,甚至“山中不记年”,连时间的概念都很淡薄。从事一些简单的劳作,于身心也大有好处。
《庄子》中,在这方面有很好的例子。《山木》篇中记载:庄子穿一件补过的粗布衣服,用麻绳绑着破鞋子,去见魏王,魏王说:“先生怎么这样疲困啊?”庄子告诉他:“是贫穷啊,并不是疲困!”他的意思,贫穷只是物质上的缺乏,疲困却是精神上的失衡,两者是不一样的。《徐无鬼》篇,说隐士徐无鬼去见魏武侯,武侯说:“先生在山林中,食橡栗,吃葱韭,已经很久了,莫非现在想尝尝厚禄的滋味吗?”徐无鬼却说:“我生于贫贱,不想领取君主的厚禄。我是来慰劳你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徐无鬼的心中,觉得武侯那样的君主,以天下奉养一身,心神不能自得,形体也就难免受害,其实是很可怜的,需要给予慰劳和劝解。
大抵隐士的情怀,在《庄子》中已揭示得相当透彻而全面,后世不再有太多的变化。要说这一种人生态度给中国文化带来的负面也有,那就是反对竞争,反对有所作为,对社会的发展有一种阻滞的作用。因为竞争、力求有为,乃是社会发展的重大推动力。
另外,要了解中国的隐士文化,又不能不说到一种有趣的现象:当隐士,常常又会成为求荣名利禄的手段。隐士既“隐”,本来是不求名的。但大家都认为隐士是高尚的人,纷纷去赞颂他,于是隐士也就有了“不求名”的名。因此想要成名,不妨当隐士,这可算是“曲线求名”。庄子在《徐无鬼》篇中,也提出过“山林隐士注重声名”的批评,可见这一手段,由来已久。再说隐士之为隐士,原是以不做官为特征。但朝廷为了砥砺士节,宣扬美德,需要表彰这种精神高尚的人,而表彰的办法,是让他们出来做官。所以要做官,也无妨先当隐士,这可算“曲线求官”。唐朝人有“终南捷径”之说,就是指在长安城外的终南山隐居,乃是做官的捷径。还有更彻底的一种理论,叫作“小隐隐山林,大隐隐朝市”。就是说:在朝中做官,在闹市栖居,虽享受官禄,心却仍旧超然物外,不为俗务所牵累,这才是真正的“大隐”。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中国士人的一种滑头取巧的人生态度。当然,你可以说这一种“隐士”都是假隐士。然而,世上的事情,真真假假,亦真亦假,又哪里容易分得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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