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就是我在老家的真实写照。
96年，我成为村里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学生。
可由于家里太穷了，我去外面上学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父亲为了供我读书，从村头跪到村尾借钱，乡亲没有一个人理会，甚至还有人出言讽刺说：“全村都没人上大学，就你们家特殊。”
那时我攥紧了拳头，发誓有朝一日学成归来，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我出生在甘肃的一个山村。
大家对农村人无非就两个看法，一是民风淳朴、互帮互助，二则是穷山恶水出刁民、农村人心里只有眼前蝇头小利。
不幸的是我生活在第二种那样的乡村。
但村子里也不全都是那些市侩小人，我的父亲就是例外。
父亲叫李老实，人如其名是一个老实巴交的汉子。
村里无论是谁叫他帮忙，他都会立马放下手中的活过去。
我记得很清楚，86年的冬天，漫天大雪铺在院子里准备过冬的玉米杆子上。
这些玉米杆子是夏天就拿出来晒的，没想到今年雪来的太早了。
冬天家里没东西烧，土胚房冻的跟冰块一样，就更别提住在里面的我们。
母亲抖了抖身子对蜷缩在炕头的父亲说：“老李，你去隔壁借点柴火，孩子们能暖和点，玉米杆子也能烤干。”
我和妹妹也求助地看着父亲。
父亲却说：“在村子里能不麻烦别人就别麻烦别人，不然人情欠了不好还。”
母亲随口说了句：“那你天天去给别人帮忙，也没见人还你人情。”
父亲却怒了：“你这个妇人之仁，难道帮助别人就一定要回报？总之我拉不下这个脸去求别人。”
这时门外走进这个人，“老李怎么吵架了？”
来人是村里的暴发户李大脑袋，我们家还在为柴火发愁的时候，他已经从城里拉了一批煤回到村里。
他这次来就是拜托父亲去卸煤的。
“老李，没啥事帮我去卸点东西。”李大脑袋很自然地就让我父亲帮忙。
父亲应和一声，穿着军大衣就跟在他的身后。
煤那时候对我们乡巴人来说是稀罕物，我问母亲：“爹爹会不会带一点煤回来烧，我们很冷。”
母亲看着窗外的雪地说：“应该会吧，李大脑袋有良心的话会给我们一点煤的。”
但是我们失望了。
父亲回来后手冻的通红，甚至长出了几个冻疮。
而李大脑袋并没有给父亲一块煤，好像去帮他卸煤就是天经地义的。
这是我对乡里人第一次不好的记忆，同样也是头一次看不起我的父亲。
在我的成长道路上，父亲已经做了很多让我看不起的事。
他就像一条老狗一样，被村里人呼来唤去，而且从没怨言。
反倒会把脾气发在家里。
每当母亲让他去问乡亲借东西的时候，父亲总会勃然大怒道：“人情借容易，还不容易。”
可能在他看来，我们家就是应该为别人服务的。
我本以为父亲一辈子都不会为家里做点事，但我还是低估了父爱的能量。
96年，我17岁。
村长火急火燎地跑来我家，“李成考上大学了，这是县里教育局给我的信。”
父亲本来抽着旱烟流着汗在大太阳下挖土豆。
一听这话，他整个人瞬间呆滞在原地，旱烟掉在地上都没有反应过来。
随后激动地抢过村长手里的信，连问三句“真的？真的？真的？”
村长点头说：“是真的，县里领导说娃娃考到北京了。”
这个消息让父亲更高兴了，他拿着信在全村跑了一圈，边跑边传达这个喜讯。
但他没有得到想要的反馈，村民们并没有因此而高兴，反而还有些落井下石。
这让父亲有些摸不着头脑，但他沉浸在喜悦中也没有多想。
晚上，我背着土豆回家，听到了这个消息。
我开心地拿过录取通知书。
“恭喜李成同学被我校录取”这几个字呈现在我的眼前，我像抱着宝贝一样把他放到怀里。
村长留在家里吃饭，他看我回来说：“成娃子，以后要回来建设村子噢，全村人的未来都看你了。”
尽管我对村民们没有什么好印象，但听着村长的话我还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只不过，村民们又一次让我失望透顶。
父亲今晚为了庆祝，宰了一只鸡。
随着大盘鸡上桌，妹妹舔了舔嘴巴，我也很久没有吃过肉了，今晚要大饱口福。
村长这时说了一句话，让全家本喜悦的气氛降至冰点。
“老李，你给娃娃的学费准备好没？”
父亲听到这话哑住了，他上扬的嘴角也垮了下来。
我们家的收入只能维持日常开销，根本没有存下一分钱。
村长也看出了父亲的表情变化，他识趣地没有再提。
村长吃完饭就赶紧走了，独留父亲心事重重地坐在凳子上。
童年的伙伴
作者/辛希孟 在我的回忆里，童年时是很快乐的，虽然听母亲说，也有过挨饿的日子，可那些肚子饿的滋味，却没有在我的心中留下一丁点儿影子。 我所能记住的，只是挖野菜时，我和豆芽在春天的小南山上互相追逐的欢乐情景。 三婶家的豆芽老弟，一条腿粗，一条腿细，整天跟在我的屁股后面，扭啊扭啊地走着。 上学之前豆芽怎么当我的跟班，我记不大清楚了，留在记忆里的似乎只有一次——他追随着我做了一件让他成为了叛徒的事情。 记忆中，天气已经有些热了，母亲对我说，住不了几天，你也要上学了。 我对上学没有兴趣，我知道上了学以后，不过是多了一个书包和一块四边用木头框起来的石板。 那个书包是奶奶坐在纺花车旁用几块碎布给我缝制的，带子就像她的包脚布一样长。 9 那块石板是前几天母亲去城里开妇女干部会时给我买的，和大哥、三哥曾用过的石板毫无二致。 母亲说，你的大名已经找对门的三叔起好了。 于是，我从母亲的嘴里第一次听到了张龙这个伴随了我几十年的名字。 我问母亲，三婶家的豆芽叫什么名字呢？母亲摇摇头，说，住几天上了学，你就知道了。 我却等不及，我要问问豆芽去。 我蹦出家门，跨过屋后村子中间的东西大街，窜进了三婶家。 我和豆芽走在大街上，一会儿，后面就跟上了另外的三个孩子。 那三个孩子，并不是愿意和我一起玩，他们知道我最爱揍人，在一般的日子里，他们常常躲避着我。 可是那天，鬼使神差，他们学着豆芽一扭一扭的走法，跟在我的后面，一起去完成了那件事。 天已经有些热了。 我却记得清清楚楚，那天是个春末的日子。 我们一起脱下了衣裤，暖融融的太阳包裹着我们光溜溜的小身子。 我们手里拿着自己的衣裤，走出村子，走进小南山上的一片麦地。 刚刚打苞的小麦，在阳光下呈现出连绵不绝的老绿色。 我带领着我的队伍 *在老绿色里冲锋陷阵。 麦子呻吟着，在我们的欢呼声中一片片倒下。 后来，我们又学着大人的样子开始拔麦子。 我们拔得忘记了天地中的一切。 我们的一双双小手全是血泡。 我们的身上粘满了麦子绿色的血。 突然，一个孩子大叫一声，快跑啊，老叫驴来了。 老叫驴是我们村的大队长，为偷生产队的花生和地瓜吃，我们的屁股没少挨他的巴掌。 我迅速跳下地堰，顺着一条小沟撒开了脚丫子。 大概是在晚上记工分的时候吧，我母亲和另外几个大人被老叫驴留在了饲养室。 接着的事情便很简单了，我们五个孩子无一例外地被父母痛打了一顿。 我屁股的疼痛使得我的嘴巴张得老大，直到我的哭喊声勾引出了奶奶的眼泪，母亲才放下了手中的门闩。 在大人的谈论中，我知道了豆芽瘸着一条腿，没能跑过老叫驴的罗圈腿。 豆芽把我们四个全供了出来。 我后来看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看了一遍又一遍，我就对豆芽一遍又一遍地说，王连举啊，你这个叛徒！ 我用手摆出一个枪形，对着豆芽叭叭叫两声。 豆芽和我一起嘎嘎地笑。 当然了，凡是叛徒，都没有好下场，豆芽因为这件事，第一次挨了三叔的揍。 三婶没有像她常常做的那样把豆芽搂在怀里，三婶和三叔一块儿动了手，打得豆芽一边叫妈呀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一边拖着一条瘸腿满院子乱跑。 我从没看见过豆芽挨揍，那曾经是我童年的一个无法破解的谜。 直到我十几岁了，我才知道三叔和三婶不打豆芽，并不是可怜他瘸着一条腿。 在大人的谈论中，我隐隐地知道我们犯了一个大错，我们让快到嘴的百十斤小麦没有了。 那是两家人一年的口粮啊。 我们村是山村，两百多座土坯草房，毫无章法地散落在一个高岗上。 我们村有三分之二的地是那种老天不下雨便可能颗粒不收的丘陵地。 在小南山那样的地块里，一亩小麦也就产几十斤吧。 这件事为我们入学第一天就挨小学校长周扒皮的揍打下了基础。 拔麦子的事很快就从我们的记忆里消失了。 在等待上学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仍然欢天喜地，活蹦乱跳，全然不知周扒皮正虎视眈眈地等着我们呢。 小学的教室是我们张家的家庙。 在我记不住的什么时间里，大人们把挂满了墙的族谱和一个个木头牌位烧掉了。 他们留下了那些曾作供桌的大条几，权当了我们的课桌。 家庙门前有一棵我和豆芽扯着手也搂不过来的老槐树，老槐树分杈的地方，有一个大黑洞，我趴猫儿时常常躲在里面。 家庙院子里，有一棵很高很高的死树，夏天里，许多的燕子爱蹲在那棵死树上吱吱呀呀地叫。 奶奶说，很早以前，那个槐树洞里曾经住过一窝黄鼠狼，都成了精的，和全村的人友爱为邻，各自得了双方不少的好处。 记不清是哪一年啦，兵荒马乱的，遍地里起了土匪。 张家的人得罪了土匪，土匪夜里进了村，一把火把家庙给点上了。 院子里面那棵大柏树不抗烧，死了。 门前的老槐树没死，被火烤得焦了皮。 黄鼠狼呢，拖儿带女搬走了。 家庙的门台挺高，共十二层。 常常的就有吃不饱肚子的学生要在中间的一层台阶上坐下来歇歇，攒足精神跨过朱红色的大门槛。 大门的两边是模样完全一样的两座小黑瓦房，它们和家庙的院墙连在一起。 东边的一座住着校长周扒皮，西边的一座住着王老师。 周扒皮是一个细眉小眼神情严肃的白发老头，王老师是一个扎着两条大辫子的漂亮姑娘。 家庙的正房青砖黑瓦一溜儿八间，西四间盛着二年级和三年级，我们一年级和四年级占据了东四间。 周扒皮教东四间。 周扒皮很严厉，这让不少四年级的同学背后里嘀嘀咕咕。 我们听得出他们对三年级和二年级的同学满怀了嫉恨。 那时候的课本上有一篇叫《半夜鸡叫》的课文，听说是一个没上过几天学的小长工写的。 四年级的同学还以这篇课文为脚本，排练过同名话剧，参加过六一儿童节的汇报演出。 这篇课文里有一个老地主，名字就叫周扒皮。 大概就是这篇课文给周校长带来了那个外号，使他和张家洼的许多大人孩子一样，多了一个更容易让人记住的名字。 那一天，风清日丽，我们穿着母亲尽了力量给我们制造的新衣服，站在家庙的院子里，听周扒皮一个又一个地念出我们的名字。 那些名字对我们来说，是那样的陌生甚至讨厌，所以常常被我们忘记。 我们更习惯叫彼此的乳名，或者，外号。 就像豆芽，就像大镢柄，就像老母猪……这些乳名或者外号，叫在嘴里，多么的过瘾。 点完了名，周扒皮指着我，说，你——又指着豆芽和另外的那三个伙伴，说，还有你——你——你——你，你们都跟我来。 我们就像一群刚刚被母鸡孵出来的小鸡那样，跟在周扒皮的身后，走进了他的宿舍兼办公室。 我们把家庙大门旁的东小屋挤得满满的。 小屋靠近南窗有一铺小炕，炕下，摆了一张三抽桌。 周扒皮抓住豆芽的两只胳膊，将他的臀部狠狠地撞在三抽桌的一个角上。 豆芽毫无防备，痛得咧嘴大叫。 周扒皮给了他一个嘴巴，说，不许叫，谁叫，就多给他一个嘴巴。 说完，他推开豆芽，又扯住了我的胳膊。 有了先例，我忍住痛，没叫。 后面的三位，也没叫。 结果，倒霉的豆芽比我们多挨了一个嘴巴。 这也就怪不得他一直流着眼泪上完了入学后的第一节课。 我记不清那一节课的内容了，可我记得豆芽涂满了两个脸腮的眼泪。 撞完了一圈，周扒皮说，我要让你们记住，上学了，成了学生了，就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若要再做坏事，就得受到惩罚。 还记得拔麦子的事儿吧？ 我们小声说，记得。 于是，我学会了上学后的第一个词儿，惩罚。 什么叫惩罚？惩罚就是狠狠地揍你。 惩罚就是当你犯了规，别人给你的打击。 我记住了这次惩罚，一生都想着这次惩罚。 小学一、二年级留在记忆中的碎片，大多数是和豆芽及山野河流猫狗鸟雀有关。 当我在成年以后和小学的某些同学坐在一起喝酒闲聊，听他们大段大段地背诵日月水火山石田土，背诵那些我毫无印象的课文时，我曾经为我的记忆力之差悲哀过。 的确，我甚至都不记得我肯定学过的拼音，以致我开始用电脑写小说时，不得不请我的儿子给我补课。 说来你也许不大相信，从小学一年级直到五年级，我和豆芽始终是同桌。 我们坐在教室的第一排。 七个人，一个女生六个男生。 有那么一个星期天，我们六个男生不约而同地剃了光头。 当周扒皮夹着课本走进教室，四年级的班长喊一声起立，后边的大同学就一齐笑起来。 周扒皮也难得地把小眼睛笑成了两个逗点。 我和豆芽之间是一个女同学，按张家的辈分，我们应该叫她姑姑。 可小孩子谁管这些？上课的时候，趁着周扒皮不在讲台上，我从裤子里掏出自己的小鸡鸡，让豆芽按着姑姑的头看。 豆芽如果不听我的话，下了课，我就会踢他的屁股。 终于，姑姑向周扒皮告了我的状。 我的手心挨了一顿竹板的抽打后，姑姑从我和豆芽中间调离了。 我和豆芽腚靠腚，肩并肩，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同桌生活。 说了半天，你也不知豆芽的名字。 是的，豆芽只是一个外号。 不过，这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你把豆芽当成我童年最好的伙伴来记忆，也许更省力些。 我和我童年的伙伴就像我们的父辈和祖辈一样，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外号。 在那些特别想过上好日子的年月里，我的父老乡亲有一句口头禅——没有外号不发家。 你那时候走进我们村，常常就会听到如此一类的话——老叫驴今日又钻进小花猫家了。 狗肠子在白龙河堤上和板凳滚了过子，板凳那个狠呀，亲兄热弟的，把狗肠子的头一石头打得红血浩流，抹了拉仗的紧箍咒一身。 这些话说给今天的孩子们听，会像听童话故事那样津津有味。 我的三婶外号就叫紧箍咒，豆芽是她唯一的孩子，一个一条腿细一条腿粗、走起路来像踩高跷似的又瘦又矮的男孩。 这个男孩比我小一个月，在我童年的岁月里，他和我形影不离。 我们曾经一起坐在我家的院子里，褪下裤子，比谁的小鸡鸡大，并且，使劲撸小鸡鸡的包皮，妄图像大人那样，拥有一个大大的光溜溜的鸡头。 我们也曾经许多次地在一铺炕上睡觉，听三婶讲牛郎织女的故事，讲狐狸媳妇的故事。 我家和三婶家隔着一条街，我们两家门楼子对着门楼子。 在我几个妹妹不断地哭叫着来到这个世界的年月里，我常常睡在三婶家。 三叔是生产队的饲养员，喂牛喂驴，常年吃住在饲养室里，于是，大炕上，只躺着我、豆芽和三婶。 我能够记起第一次见到豆芽时的情景，豆芽却忘了。 豆芽说，他只记得那天晚上黑压压的一片人，炕上炕下，正间屋里和窗外的院子里，全是男人和半大的孩子，他吓得哭了好几次。 我说，不是晚上，我也不记得你曾经哭过，更不记得有过那么多人在你家里，我说的是白天。 大清早儿，一顶红红绿绿的花轿，四个穿红衣红裤的光头男人抬着，在哇哇啦啦的喇叭声中颠进了张家洼。 花轿颠到三叔家门口，两个女人走上前去，把花轿的大红门帘儿掀开，一个搀下了脸若桃花的新媳妇三婶，一个抱下了瘦小的豆芽。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早晨，豆芽穿一套和轿夫们的衣裤同样颜色和式样的红衣红裤，就像一只被老鹰盯上了的小兔子，踡在那个女人的怀里。 奶奶活着的时候，经常说起三婶的那个洞房花烛夜。 奶奶说，那些男人欺负人啊，知道在娘家养了孩子，就那样闹啊，又是摸，又是掐啊，真可怜啊，可怜了豆芽那孩子啊。 那一年我四岁，我只记得小兔子似的豆芽和三婶如桃花般美丽的脸庞，隐隐约约，恍如梦境。 母亲说，多亏我事先给几个妇女队长开了个小会，让她们傍七傍八的时候冲进去，把她抬下炕躲进了里间。 成了人的我，能够想象得出那个后来在大人们的记忆里和嘴里常常出现的夜晚。 豆芽说，真的，那个夜晚他哭了好几次。 我童年时的外号叫大镢柄，直到今天，我一想到这三个字，心里还有一股暖意。 顾名思义，你能猜得出童年的我，长得肯定比同年龄的孩子要高要大。 是的，我比豆芽高出了一个头，我的胳膊要比豆芽那条细腿粗一圈儿。 当然了，我的劲头也比豆芽大许多。 仗着这个，我曾经许多次为了别人叫豆芽的另一个外号和人打架，甚至，和那些大我们几岁的外村孩子打架。 那些孩子也不知从哪里知道了豆芽的身世，他们看见了豆芽，就爱一齐扯开嗓门大声地喊，拖油瓶儿，吃酸杏儿，奶奶不亲，老光腚儿。 豆芽和我从六七岁起，就知道了拖油瓶这个外号不怀好意。 豆芽听着别人那样吆喝，只知道把小脸憋得通红，可我不，只要有人敢在我们面前叫拖油瓶，我就一定会冲上去和他扭打到一起。 有一次，我和豆芽正在他家的院子里逗弄他养的小麻雀，不知他一下子想起了什么，他对坐在门槛上衲鞋底子的三婶说，妈，你和我说我亲爹在哪里。 三婶看我一眼，说，你亲爹是天老爷爷。 豆芽说，你骗人。 豆芽还说，你出去和村里的人说说，我不叫拖油瓶，我愿意叫豆芽儿。 三婶把豆芽搂在怀里，说，好孩子，以后谁再这样叫你，你回家对我说，我去他家撕烂他的嘴。 三婶又把我叫到面前，摸着我的头说，你们俩要好好搭伙，别让人欺负了。 有一串水珠儿落在我的手上，我仰起头，我看到三婶桃花般红的脸腮上，淌着两条小河。 直到今天，豆芽的亲爹是谁，在我的家乡，仍是一个不解之谜。 在我的记忆里，三婶是一个又漂亮又厉害的女人，我常常在庄稼地里和生产队的场院里看到她和男人吵架。 三婶骂起人来，谁见了都要害怕。 她连大队长老叫驴也不放在眼里。 曾经有一次老叫驴被她从苞米地里一边骂着一边追打着出来了。 许多人都看到了那一幕情景，大家对着老叫驴挤眉弄眼，说一些我们小孩子听不懂的话。 不过，三婶对豆芽和三叔却是好得很。 三叔是个残废军人，三叔在同龄人中，是我们村唯一出过国的人。 三叔去过朝鲜。 三叔就是在那个我们无从想象的地方，失去了他最不愿意失去的那个东西。 三叔在失去了那个东西的同时，脸也失去了光泽。 三叔的脸坑坑洼洼，颜色就像我家的锅底。 因为没有了那个东西，三叔便成了我们家乡一个很有名的残废军人。 住在邻村的三婶，肯定知道三叔没了那个东西，可是，三婶在娘家生下豆芽后过了四年，却托媒人把自己嫁给了三叔。 三叔娶了三婶，馋坏了我们村的男人。 当然，三婶和三叔对豆芽的爱，也馋坏了我们这些小孩子。 豆芽在我们村那些大大小小的孩子中，穿得最好，吃得最好。 我们谁也没看见豆芽穿过有补丁的衣服。 我叫豆芽一起上学，常常看到三婶给他做小油饼吃。 小油饼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是难得一吃的好东西。 我家在村里还是比较富裕的主儿，那时候，我的父亲在部队当军官，半年朝家里寄一次钱。 夜里，睡眼朦胧的我常常看到村人进了我的家，向我母亲借钱。 饶是如此，在我的印象中，我好像也只和妹妹分吃过一次小油饼。 那是奶奶做给我们吃的。 忘记了奶奶为什么要做小油饼给我们吃了，只记得母亲开会去了，奶奶从面缸子里挖出半碗白面，用水和成糊糊，切一撮葱花，朝锅里倒几滴油，烧热了锅，轻轻把糊糊转圈儿淋进去。 再烧一口火，就铲出了一张黄黄白白的小油饼。 小油饼那个香啊！我把我的那一小半儿全填到嘴里，慢慢地嚼，慢慢地品味，好幸福！ 这些年，我常常回忆童年的时光，也就常常想起那些和童年的快乐缠在一起的好东西。 我曾经让妻子学着奶奶的样子给我做过几回小油饼，不知是妻子未得其法还是我的嘴在这几十年里享尽了各样美味，我没有寻回童年时留在嘴里的那种美妙的感觉。 我还在一个大雨后的日子，和几个退了休的邻居一起到城西边的水沟里抓鱼。 我抓到了六条拇指大小的草鱼和鲫鱼。 兴高采烈地回到家，告诉妻子，就学三婶那样，把小鱼儿洗净了，放在碗里，倒上一点点花生油，捏上一撮葱花，盐啊醋啊酱油的搞上一点，把碗放在锅里蒸鱼吃。 鱼蒸熟了，我吃了，同样没有吃出童年时在三婶家吃到的那种美妙的感觉。 我直到二十多岁了，回老家时，还常常爱去村东的白龙河里摸鱼。 那时候，白龙河还没有干涸，还没有变成一条流着城市的污水、飘着城市杂物的臭水沟。 虽然没有了童年时的那种清水黄沙绿草，可我一个上午也能够摸到两碗鱼。 我像小时候和豆芽一起那样脱光了衣裤，逆流而上，在岸边被河水淹没了的草丛里摸鱼。 当然了，屁股上比小时候多了一条裤衩子。 摸鱼的时候，我总能想起豆芽的许多趣事。 豆芽的心特别软。 那时候，我们都笑他胆子小。 别说他不敢捏死一只喂不大的山鸦雀，就连一条鱼他也不敢穿到狗尾巴草上。 摸鱼的时候，我们总是先在河堤上找一根又粗又长的狗尾巴草，咬在嘴里，摸到一条鱼，就把它穿到狗尾巴草上。 像我这样的摸鱼高手，常常的就能用上两根狗尾巴草。 可是豆芽和我们不一样。 豆芽在湿沙滩上用手挖一个沙坑，一会儿，那沙坑就渗出半坑的水。 他捉到了鱼，就放到沙坑里。 如此做法，有两样不好处，一是来来回回地跑耽误时间；二是容易被别人偷了鱼去。 就为这个，我打过好几个伙伴呢。 他们趁着回河滩挖沙坑喝水的机会，将豆芽的鱼捞在手里，悄悄地穿上自己的狗尾巴草。 这种事儿被我看见了，我总是毫不客气地冲过去，先夺下鱼来，然后，给他们几脚。 豆芽把鱼拿回家，也不像我们那样急急地催促着母亲或者奶奶姐姐们洗出来下锅。 豆芽总是把那些小鱼儿养在泥盆里，一直等它们死了，才让三婶放到碗里煮给他吃。 当然，豆芽摸不到几条鱼，即便它们一起死去，也用不上他家里的那口大锅。 豆芽不光摸鱼不是把好手，豆芽养鸟儿也臭得很。 在记忆里，好像所有的童年伙伴都爱养鸟，我因此也记住了几个养鸟的高手。 像我二婶家的三哥，那真是厉害呀。 他无论养什么鸟儿，长得都快，并且，对他忠心耿耿。 三哥在前面走，他的鸟儿会飞的就跟着他飞，不会飞的，就扎撒着只有大翎的翅膀跑啊蹦的拼命追他。 常常的，把我馋得张口朝他要鸟。 可是，小鸟到了我手里，我喂它，它就是不张嘴儿，没有办法，只好送还给三哥。 豆芽养鸟儿养得差，一只只像他那样，瘦骨嶙峋。 从浑身没毛的肉蛋儿养起，到了该在手上倒架的时候，鸟儿不会倒。 到了该会飞的时候，鸟儿不会飞，急得豆芽满脸通红，急得豆芽掉眼泪。 三哥告诉他说，你知道你养的鸟儿为什么比不上别人的吗？你不喂它活食呀！ 三哥还告诉我和豆芽，除去少数几种鸟儿以外，咱们平时养的这些鸟儿都是爱吃活食的。 不错，三哥讲的有道理。 豆芽从不像我们那样捉蚂蚱，捉蟋蟀，捉蜘蛛喂他的鸟儿。 我问他为什么总是让我三婶煮鸡蛋煮小米给他喂鸟儿，豆芽说，我看那些活物有头有腿的，叫鸟儿活吞活咽，心里难受。 可怜那些活物？！我忍不住笑，我说，谁叫它们天生的就是别人吃的货呢？怨它们自己没有本事，叫我们捉住了。 年年养鸟儿，免不了要死鸟的。 我的鸟儿死了，扔到猪圈里，收拾一下鸟盒子，再上房爬树掏一个来从头养起。 豆芽死了鸟儿，可不得了，他总是要哭一场的。 偏偏豆芽的鸟儿病怏怏的爱死。 一年里，为死鸟儿，也不知他流过多少眼泪。 最让我难忘的那一次是在我家的院子里。 我家东窗下有一棵石榴树，枝叶茂盛，火红的石榴花儿像一盏盏红灯笼，映得院子都红了。 我和豆芽坐在石榴树下训练我们的鸟儿。 豆芽的鸟儿是一只麻雀，最最普通的麻雀，也是我们养得最多的一种鸟儿。 那只小麻雀总算没有辜负豆芽的苦心，已经会飞了。 豆芽把它放在石榴树的矮枝上，自己站到三四步远的地方，朝小麻雀勾着指头，嘴里哈儿哈儿地唤它。 小麻雀歪着脑袋瞅瞅豆芽，扇动几下翅膀，便飞到他的胳膊上。 豆芽一次又一次地把小麻雀放在石榴树上，小麻雀也就一次又一次地飞到豆芽的身上，喜得豆芽在院子里翻跟头竖直立，尖声吆喝。 我们只顾得高兴，不知什么时候，我家的那只老狸猫悄悄靠近了石榴树。 当小麻雀蹲在石榴树枝上准备再一次做豆芽让它做的飞翔的动作时，老猫忽地窜上树去，一口咬住了小麻雀。 我和豆芽同时惊叫起来，扑上去抓老猫。 老猫叼着小麻雀飞快地在院子里转圈，我和豆芽跟在它的后面追。 我听到了豆芽的哭声。 终于从老猫嘴里夺下小麻雀时，小麻雀已经死了。 老猫被我打得窜上了房顶，豆芽则坐在院子里，双手捧着小麻雀流泪。 哭了一会儿，豆芽回家找出三婶盛布票粮票和三叔的残废军人证的一个很漂亮的铁盒子，问我说，大镢柄，你看这个棺材好不好？ 我说，好是好，你不怕三婶找？ 豆芽不语，抽抽嗒嗒地和我一起将盛着小麻雀的铁盒子埋在了石榴树下。 对比豆芽，我小时候算是一个特别狠心的人。 想一想，童年的时候，我杀死了多少活物啊！ 我最喜欢追杀的就是蛇，我们家乡的人都叫它长虫。 在我追杀长虫的时候，豆芽总是站在一旁说，快别打了吧。 当我把长虫打死了，挂在高梁上或者小树上扒皮的时候，豆芽的小脸儿往往吓得发白。 我把那长虫的嘴角处用小刀子轻轻划开，然后，朝下扒，扒出了头，扯着皮朝下使劲一褪，红溜溜的一根儿就出来了。 点起一堆火，把长虫剁成段，放在火上烤熟了，我逼着豆芽和我一起吃。 我问豆芽好不好吃，他一点一点地咬，小声说，好吃。 最来劲的是烧山老鼠吃。 秋收结束，大人们搞秋种，学生们搞复收。 我们学习日本鬼子，领着几条狗，把那大镢当成三八式扛在肩上，把那小镢当成匣子枪提在手上，摆出一副扫荡的模样，向着光秃秃的田野里进发。 谁要是发现了山老鼠洞，就会大声喊叫起来，快，地道的有，土八路的有。 我们把能够看到的气洞派人看守，然后，轮流挥动着小镢刨老鼠洞。 常常的，就刨到了老鼠的屁股后面。 看着那老鼠四脚慌乱地朝后扒土，看着那些新鲜的满是腥味的泥土被老鼠蹬得四下飞扬，我们会高声唱道，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狗们在这时候便会蠢蠢欲动，抽着鼻子，挤上前来，飞快地舞动爪子，帮我们挖洞。 老鼠终于精疲力竭，乖乖地缩在泥土里向我们和狗投降。 老鼠仓库里的花生玉米大豆高粱归了生产队，老鼠和它们的小崽子，便成了我们的口中美味。 分几个人去拾草，留下两个人垒灶，把老鼠穿在棉槐条子上，生起火来。 吱吱啦啦的烧烤中，听得到我们咽唾沫的咕咚声。 在那充满了期待的时刻里，豆芽会一个人坐在地堰子上，瞪着他的那双和老鼠眼差不多大的小眼睛，望着深秋湛蓝的天空，想他的别人永远也猜不到的心思。 ……
为什么现在的人借钱都迟迟不还？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这个社会诚信道德缺失，人们不再把信用当成安身立命的根本，能坑一个是一个，当然了，这话可能说的过于绝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我们身边，确确实实存在着很大一批这样的人，所以说才会有网络，上面大家很多人都认为不要借钱给别人，我认为也是这样，即便是亲戚最好的朋友，能不借尽量不要借，往往从借钱开始，你们的关系就开始产生裂痕了，而且我觉得如果这个人是一个讲信用的人，那么他在借钱的时候就会写好欠条，注明还款日期，要有正规的手续，那些个口头上借的，没有任何凭证的，说白了就是想赖账，这种一分钱都不能借。
名人的的成长故事
鲁迅生平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 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鲁迅原名周树人，字樟寿，号豫才；“鲁迅”是其投身五四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 鲁迅，1882年9月25日出生于绍兴都昌坊口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7岁启蒙，12岁就读于三味书屋，勤学好问，博闻强记，课余喜读野史笔记及民间文学书籍，对绘画艺术产生浓厚兴趣，自此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他不囿于四书五经，多方寻求课外读物，努力掌握历史文化知识。 绍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特别是众多越中先贤的道德文章，给鲁迅的思想以很大的熏陶和影响。 鲁迅少年时代，祖父因科场案下狱，父亲病故，家道从此中落。 鲁迅由一个封建士大夫大家庭的长房长孙，变成了一个破落户子弟。 家庭所遭受的一系列重大变故，使少年鲁迅饱受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认识到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 鲁迅母亲鲁瑞，农民的女儿，品格高尚，对鲁迅影响很大。 1898年春，鲁迅离开故乡，满怀人生新的希望，考入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因不满学堂的“乌烟瘴气”，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 他广泛接触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阅《时务报》，看《天演论》，深受维新思潮和进化论学说的影响，初步形成“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社会发展观。 1902年，鲁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官派赴日留学。 他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习医。 因深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的影响，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的洪流之中，课余“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 1906年，鲁迅在事实面前，有感于国内同胞的愚弱，认识到改变国民性的重要，便毅然弃医从文，迈出了人生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选择了文学艺术，以笔作为自己救国救民的战斗武器。 他参与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撰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重要论文。 鲁迅认为，中国的严重问题在于人，不在于物；在于精神，不在于物质；在于个性，不在于“众人”；要“立国”，必先“立人”，而“立人”的关键，在于个性的觉醒与精神的振奋。 辛亥革命前夜，鲁迅回到祖国，先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担任化学、生理学教员，后又回到故乡绍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教员、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 他一方面教书育人，培养青年， 一方面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 他领导故乡文学团体“越社”， 支持创办《越铎日报》。 1912年初， 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教育部迁至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同时先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一些高等院校，担任校外兼职讲师。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鲁迅深受鼓舞，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起，写文章，办杂志，揭开了中国五四运动的序幕。 他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积极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猛烈抨击几千年来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 1918年，他发表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小说通过象征的艺术手法，无情地揭露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强烈地控诉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 此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姿态，创作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许多小说和大量杂文、随笔、评论，从而成为五四五四运动的先驱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1926年夏，鲁迅离开北洋军阀盘踞的北京，南下厦门，担任厦门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同时兼任国学院教授。 1927年初，鲁迅又转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担任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同时兼任教务主任，一边从事教育和文学创作，一边投入新的战斗。 同年4月，反革命政变发生，鲁迅经受了腥风血雨的考验，因营救学生无果，愤而辞职。 在血的教训面前，鲁迅早年形成的社会发展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严厉解剖自己的思想，纠正了过去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从此，他的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