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刘晓惠 实习生 劳兰婷 通讯员 薛冬凌
考古工作者开展洞穴遗址测绘。本组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考古工作者正在研究洞穴采集标本。
考古工作者进行洞穴考察。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向何处去？”这是古希腊哲学家提出的“灵魂三问”。在考古学领域，众多考古工作者持续不懈地追寻着人类起源的奥秘，试图解答这些深邃的哲学问题。
近日，海南省博物馆启动了昌江史前洞穴遗址调查，旨在通过科学的考古方法和先进的技术手段，探索和揭示昌化江流域史前人类的生活痕迹和文化遗存。调查组成员、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主任彭菲接受了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专访。
海南日报：为什么要开展昌江史前洞穴遗址调查？
彭菲：海南是中国考古地图上非常重要的板块，昌化江流域一直是海南史前考古工作的一个重点。这次调查，是为了探明海南史前文化发展序列，探索史前人类在热带雨林环境中的生存方式，以及人类最早什么时候到达这片土地、什么时候开始形成区域文化特征等，这些课题都非常重要。
昌化江流域是喀斯特地貌，有大量的洞穴。在我国其他南方区域也有很多旷野遗址，但它们的地层保存并不是特别好，很难发现非常丰富的文化遗存。而洞穴的特殊环境条件有利于文物和遗迹的保存。昌江史前洞穴为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史前人类在海南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活动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相关洞穴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和学术意义。
海南日报：这次的昌江史前洞穴遗址调查开展多久了？有什么新发现？
彭菲：此次调查工作已经开展了一个多月，目前是调查阶段。我们已经调查了20多个洞穴、几十个点的台地，虽然不是所有的点都有发现，但我们也有一些收获。
我们在一些史前洞穴里，采集到了人类活动的遗物，包括石制品、动物化石，还有赭石——这可能是用来制作岩画的颜料。在旷野的台地上，我们也采集到了比较典型的石器标本，证实了人类活动的范围也不仅局限于洞穴。每一件遗物的发现都如同一块拼图，会逐渐拼凑出史前人类在海南的生活图景。
这次调查，我们发现昌化江流域有很多洞穴具有非常大的考古研究潜力。整个工作还在持续开展，现阶段是进行地表采集、地形测绘及物理探测等基础研究工作，下一步会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重点的遗址、洞穴进行发掘。相信这一工作会持续多年，成果也会不断推出。
根据目前在东南亚岛屿一些同样类型的洞穴考古遗址的发掘工作来看，很多洞穴遗址要发掘得非常深才能有发现。洞穴的堆积层一直在沉淀，早期古人类文化遗存很可能被深埋数米深的地层中。从现在的发现来看，未来可能会在昌化江流域发现多期古人类活动遗存，能提供从数万年到几千年前的早期人类的活动线索，为建立海南史前考古文化序列提供丰富材料。
海南日报：昌江皇帝洞现在已成为很多游客的旅游打卡点，旅游发展和洞穴遗址保护应如何平衡？
彭菲：这两件工作不矛盾，反而可以互相促进，会产生“1+1>2”的效果。考古工作是在持续推进的，考古本身也可以成为文旅融合的一个点。比如考古工作者在这工作，来游览的游客会问，“他们在挖什么？为什么要这么挖？”我们会设置配套讲解，让游客游览洞穴时，也能了解洞穴演化历史和人类利用洞穴的生存和活动形式。毕竟绝大多数人对早期人类如何利用洞穴、如何生产生活都有很强的好奇心。这么做，也能直观地展示科学的考古工作是如何获取这些古人类的遗存信息的。
像我参与的由我国著名考古学家高星研究员主持的宁夏水洞沟遗址考古工作，我们在当地开展文旅融合工作10年了，每年考古工作者在开展考古发掘的时候正是游客最多的时候。这个遗址，每年会有100多万的游客在旅游线路上经过我们考古现场，也会和考古工作者互动，我们也对景区讲解员进行专业知识培训，帮助景区进行合理规划，专业性很强的考古工作也可以深入融入旅游创新。
今年5月我第一次来到昌化江流域，看到皇帝洞、十里画廊等自然景观，感触非常深。它特别像法国莱塞济。莱塞济是一个小镇，地形地貌和昌江皇帝洞、十里画廊周边的区域很像。在那里，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非常多的洞穴遗址，包括了早期的尼安德特人以及现代智人的生活遗址。这个小镇现在已经被打造成法国一个很有名的度假胜地，还修建了国立史前博物馆。当地用这些丰富的文化和文物资源，打造了一个旅游胜地。
我觉得昌江皇帝洞区域非常有潜力，未来能在文旅融合方面有出色的表现。但是这需要持续的投入，像莱塞济已经持续做了多年的考古工作，现在还在继续。考古不是一个静态或者阶段性的过程，而是需要持续投入的，这种投入可以和文旅产业结合起来。比如说，考古工作者在考古现场，可以向游客解释、介绍这个区域的历史文化资源，提升人们的游览兴趣。
游客对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感兴趣，才会住下来，进一步了解，从而产生更多消费，带动旅游发展的良性循环。所以，依托洞穴遗址等文博资源，未来昌化江流域的文旅融合发展潜力非常大。
古猿的人字洞
“中国(欧亚)人祖山拜祖祈福大典启动仪式”在繁昌县举行，吸引了来自国内外游客、专家近千人参加。 作为目前亚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人类文化遗物，今年是繁昌“人字洞”古人类遗址发掘13周年。 有关人士透露，“人字洞遗址”第七次发掘有望在今明两年启动，届时，将有更多古生物化石与世人见面。 拜祖大典采集“圣火”上午9点多，拜祖祈福大典启动仪式正式举行。 作为启动仪式的重要内容，“圣火”、“圣水”、“圣土”的采集仪式备受关注。 据组织方一位负责人介绍，“圣水”是从“月亮泉”中取得，“圣火”采用“钻木取火”方式获得，“圣土”从人字洞中采集原始古人类活动土壤。 而用于点燃圣火的火炬，红色、圆形，与北京奥运会火炬相似，是专门从北京厂家订做的。 除采集仪式外，在启动仪式上，天下第一香炉、中原第一鼓、人祖山文化园等也首次与游客见面。 另外现场还举行了舞狮等民俗表演，甩头舞、毛古斯舞、祈福舞等被誉为“人类戏剧的活化石”的古老舞蹈也在现场演绎。 将建人字洞“古猿帝国”记者了解到，为扩大”人字洞”古人类遗址的影响力，芜湖市将打造人字洞“古猿帝国”，目前相关规划正在制定中。 据芜湖市方面有关人士透露，依据正在酝酿中的《安徽马仁人祖山(人字洞)古猿文化旅游度假区》的规划，未来该度假区将融入第五代主题公园――人字洞“古猿帝国”、国家级古猿文化度假区、古猿文化创意动漫园、国家级生态人居环境示范区、国家级生态新农村建设示范基地和世界古猿人博览园等概念和相关子项目。 值得关注的是，第五代主题公园将采用先进光电技术再现250万年前古生物的生活、古人类与自然抗争、古人类与动物博斗等场景。 人字洞将进行第七次发掘“在2008年进行第六次发掘之后，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人字洞发掘工作一度暂停了。 ”繁昌县人字洞馆馆长盛昌林告诉记者，根据最新的消息，人字洞最新一次发掘有望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启动，发掘规模将超过前六次。 盛昌林表示，根据古地磁采样测量，繁昌人字洞遗址历史应在距今220万年至256万年之间，地质时代为早更新世早期，可能是迄今为止亚欧大陆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活动遗址。 据介绍，人字洞由于洞穴堆积自然剖面呈人字形，故称“人字洞堆积”，自上而下分为8层。 从1998年开始，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对人字洞进行了七次系统发掘，发现了大量的人工制品，已采集到脊椎动物化石7000多件，涉及76种动物。 2006年，人字洞遗址作为旧石器时代古遗址，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古猿介绍古人类学家认为在距今七八百万年以前，人类和类人猿的共同祖先——古猿才开始向不同的方向进化，这个过程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进行的。 在新生代的第三纪新生代的第三纪是指距今七千万年到二三百万年前的地质年代。 ②新生代的第四纪是指距今二三百万年前之后的地质年代。 ，世界范围的造山运动很活跃，相继出现了喜马拉雅山、阿尔卑斯山等，在东非还出现了长达8 000公里的断裂谷。 由于这样大规模的地壳运动，致使世界气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特别是到了新生代的第四纪②，气候变化加剧，出现了一系列的冰川期。 在地形和气候巨大变化的影响下，原先一些连绵不断的森林逐渐变得稀疏，林中空地不断扩大，最终被稀树草原所取代。 这时，生活在这里的一些古猿逐渐由树栖生活转到地面上生活，最终进化成人类；而留在森林中的那部分古猿则进化成了类人猿。 人类的祖先来到空旷的地面上生活后，逐渐能够使用树枝和石块等来防御猛兽，或挖掘根茎等来食用。 在这个过程中，古猿逐步由四肢行走转变为两足直立行走。 这一转变不仅增强了人类祖先的生存能力，也使他们的身体结构发生了一系列适应性变化，如身体重心下移、下肢骨增长、骨盆变短增宽、脊柱从弓状变为S形等。 此外，两足直立行走还使人类祖先的前肢从用来行走和支持身体中解放出来，为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脑的进一步发展和增大创造了条件。 两足直立行走的重要意义，使人类学家把是否具备这一条件作为人和猿分界的重要标准。 人类的祖先在使用天然工具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了制造工具。 早期人类制造的工具都是石器。 这些石器常常与动物的遗骸和人为弄碎的骨头一起被发现，由此古人类学家推断，石器的出现与早期人类的狩猎和肉食行为密切相关。 在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过程中，人类祖先的大脑越来越发达，并逐渐产生了语言，形成了人类社会。 人类的发展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地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大多残缺不全，往往只有零碎的头骨、颌骨、牙齿和股骨，而且化石的最早年代也不过在四百多万年前。 尽管如此，经过古人类学家的努力，已经弄清了人类进化的大致过程。 这个过程通常分为四个阶段：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和智人。 南方古猿1924年，在南非的汤恩发现了一个古猿幼儿的头骨化石，鉴定后定名为南方古猿。 随后，古人类学家在非洲，特别是在断裂谷的东部，发现了数以百计的南方古猿化石。 通过对这些化石的研究得知，南方古猿生活在距今420万～100万年前，能直立行走，是最早阶段的原始人类。 除直立行走以外，南方古猿的其他性状大都像猿，如他们的脑容量很小，在450～530 mL之间，与现代类人猿的脑容量(平均为415 mL)差不多。 能人自1960年起，古人类学家在非洲陆续发现了与南方古猿特征相近的古人类化石，定名为能人。 能人生活在距今200万～175万年前。 与南方古猿相比，他们的颅骨壁变薄，脑容量增大，平均为680 mL左右。 与能人化石同时发现的还有石器，这说明能人已经能够制造工具了。 直立人直立人生活在距今200万～20万年以前，他们的化石在亚洲、非洲、欧洲的许多地区都有发现，较著名的有印度尼西亚的爪哇直立人(简称爪哇人)和北京周口店的北京直立人(简称北京人)等。 其中，以北京人的化石材料最丰富，研究得最全面。 北京人的脑容量明显增大，成人的平均脑容量多达1 088 mL，四肢骨在长度、形状等方面与现代人的基本相同，这表明他们直立行走的姿态与现代人相同，并且上、下肢已经有了明显的分工。 但是，北京人仍有很多原始性状，如前额后倾、眉嵴粗壮、下颌骨无颏等(正因为直立人有许多类似猿的性状，所以他们也被称为猿人)。 在北京人的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石器，这些石器功能各异、加工精细，证明直立人制造工具的能力比能人大大提高了。 除此之外，在他们住过的山洞里还发现了很厚的灰烬层，里面有烧过的骨头、石块和朴树籽等，这说明北京人已经会用火了。 火不仅可以用来取暖和驱赶野兽，还可以用来烧熟食物，使食物容易被消化和吸收，这促进了人类祖先体质的发展，特别是为脑的发育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智人智人包括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生活在距今20万～1万年前，比直立人更接近现代人。 他们不仅完全直立，而且脑容量已经达到了现代人的大小(平均为1 360 mL)，这标志着他们的智力发展到了更高水平。 因此，古人类学家把他们与现代人归为同一个种，即智人种。 早期的智人生活在距今20万～5万年前，如德国的尼安德特人(简称尼人)、我国广东的马坝人，以及山西的丁村人等。 这个时期的智人还带有一些原始性状，拿尼人来说，眉嵴仍比较粗壮，并且头盖骨向后倾斜，颌骨向前突出。 但是，他们制造的工具比直立人制造的更为先进，除石器外还有骨器。 从生活遗迹来看，他们不仅会使用天然火，而且会人工取火。 晚期的智人出现在距今5万～1万年前，他们的化石在各个大陆都有发现，如法国的克罗马农人、我国的山顶洞人等。 这个时
贵州招果洞遗址——看四万年前人类“洞穴家园”
招果洞遗址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高峰镇岩孔村招果组北部的一处南北向长条形盆坝的西侧山体上。 2016年3月由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调查发现，对裸露的堆积剖面进行了清理，2016-2020年，三家单位联合进行了5个年度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 目前已累计发掘面积约70平方米，堆积厚约8米，时代约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历史时期，根据目前获得的一批炭十四年代数据，该遗址的主体堆积的年代为10, 000-38,000 cal BP，史前文化遗存年代下限可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 遗址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发现有用火遗迹50余处、石铺活动面、墓葬2座等。 除此之外，还发现了大量地层关系明确的文化遗物，包括石器、骨器等，以及伴生的人类头骨化石，水、陆生动物遗骸和植物遗存。 沉积埋藏招果洞发育于中石炭统黄龙群碳酸盐岩中，主要为亮晶质灰岩和粗粒白云岩等。 碳酸盐岩为海相可溶性岩石，这些岩石因流水溶蚀形成招果洞。 第四纪以来随着地壳抬升，麻线河下切，招果洞逐渐停止横向水平发育而演化成一干洞，除雨季有较大水流沿裂隙及洞壁流下外，仅在招果洞尽头附近可见少量常年滴水，滴水处次生碳酸钙沉淀形成石笋。 在发掘区可发现有两处落水洞，两处落水洞底部相连，整体走向与洞道一致，因流水下渗，掏空底部部分洞穴堆积物导致上部地层整体塌陷。 根据地层判断，洞穴整体塌陷时间应在全新世时期，塌陷区地层总体可分为上下两部分。 下部黄色黏土地层含有较多洞顶崩塌砾石，土壤属性偏脆性，塌陷状态表现为整体向洞内倾斜，呈脆性拉伸断裂状态。 上部灰白相间文化层颗粒均匀，土壤属性偏韧性，塌陷状态表现为四周地层向落水洞区域倾斜，整体似“锅底状堆积”，呈韧性拉伸错动状态。 遗址发掘区南壁地层正投影照片发掘方法遗址发掘区布设1X1米探方，同一自然层内采用5cm水平层向下发掘，现场可辨识的动物骨骼、石制品等，全部保留原始产状，测量三维坐标，具有埋藏指示意义的遗物，全部测量走向、倾向、倾角等产状信息。 考古发掘过程中使用装有newplot软件的手部和全站仪联机作业，一次性记录出土遗物的编号、出土层位、属性（石制品、动物骨、陶片、木炭等）、三维坐标、出土日期、发掘者等信息，并同时生成条形码，与出土遗物存储在测绘设备内的信息唯一对应，通过对发掘方法的改进，大大提升了发掘工作效率和记录精度，为后期的遗址分期、空间分区、和人类行为阐释工作奠定了基础，最大限度的提取了遗物出土信息。 发现时的照片地层和分期2016年试掘时清理出一个连续剖面，深约7.1米，地层划分十分细致，共编了71个自然层，并对30、42、50、67、71层出土的炭和动物骨骼进行了年代测定，根据出土遗物特征和遗址的文化堆积情况，以2016年试掘区南壁剖面为标准，可将整个遗址的堆积划分为四期6个阶段，一期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早、中、晚阶段）、二期为新石器时代早期、三期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四期为汉晋至明清时期。 遗址统一地层后，2016年地层使用原地层加以区分。 第一期早段：（20-23层，原59-71层），为黄色黏土质粉砂，夹杂有零星的木炭和小砾石。 沉积物以粉砂为主，其次为黏土及细砂，未见明显层理。 角砾磨圆度普遍较差。 沉积环境相对较为稳定。 一期早段 石片该阶段洞穴发育不稳定，人类活动较少，遗物分布稀疏。 发现火塘7个（HT45-HT51）。 石制品数量较少，主要为燧石、硅质灰岩打制的石核、石片，另有少量断块（片）。 整体石质较差，仅少量属于优质燧石。 使用工具仅发现一件刮削器，以石片为坯，左、右两侧从破裂向背面修理，均系直刃，右刃较陡，左刃偏钝，长5.5厘米。 出现磨制骨器1件。 动物骨头散布在地层中，较为破碎，不少动物骨骼有火烧痕迹。 第原67层的骨骼碳十四测年结果为距今37,000-38,000 Cal BP。 第一期中段：（16-19层，原40-58层），以黄色黏土及粉砂为主，夹杂角砾，洞顶崩塌砾石减少。 粗砂含量大幅增多，表明水动力明显增强，这可能与本阶段末次冰消期气候转暖后降水增多有关。 一期中段石制品和动物骨骼出土情况一期中段 刮削器该阶段堆积厚约1.28米，堆积特征明显，黄色黏土与黑色活动面相间出现。 发现12个火塘（HT6-12、HT21-23、HT43、HT44等），用火遗迹增多，可能暗示着该阶段洞穴发育相对较为稳定。 出土遗物较第一期丰富，整体相对仍较稀少。 石制品数量较少，原料以岩块为主，出现少量砾石。 岩性构成仍以燧石为主，其次为硅质岩、水晶、石灰岩等，石质整体较差。 石制品特征与第一期相似，使用工具主要为以石片为毛坯的刮削器（4-6厘米），少量砍砸器。 第原42层、原50层骨头测年分别为17,000cal BP、24,000-23,000cal BP。 第一期晚段：（9-15层，原27-39层），灰白土为主，土壤颜色明显不同于第1、2阶段，可能与人类活动尤其是用火行为的增多对沉积物的改造有关。 沉积物粒径以粗砂和粉砂为主，显示本阶段水动力依然较强。 一期晚段石制品和动物骨骼一期晚段 磨制石器、 石核、长方形双刃刮削器人类活动在这一阶段相对密集，发现火塘10个（HT5、HT14-20、HT41、HT42）。 打制石制品数量剧增，原料以岩块为主，砾石占比提高，约10%；岩性构成以燧石为主，占90%以上，其次为硅质灰岩，另有石英岩、水晶、砂岩等。 石核以单台面和双台面为主，多台面较少，多数石核存在自然台面，自然面占比在10-30%左右，进一步剥片难度适中。 石片多不规则形，以人工台面为主，少量自然台面，背部保留石皮者较少，多数有2-5个片疤。 使用工具以刮削器为主，另有砍砸器、凹缺器、端刮器、尖状器、雕刻器、石锤等。 刮削器形状多属不规则形，修理方式主要为单向加工——以破裂面向背面加工为主，反向加工和双向加工较少；均系单刃，刃缘以直刃为主，刃角包括较锐、较钝，个别为陡刃。 其中一件砍砸器表面涂染红色颜料，伴随出土赭石。 出土磨制骨器1件。 另有丰富的动物遗存。 第原30层骨头的碳十四测年结果为12,000cal BP。 第二期：（6-8层，原13-26层），主要为棕色砂质黏土。 沉积物粗砂比例更高，可能与气候变冷，突发性洪水增多，水流携带粗颗粒沉积物进入洞穴有关。 土壤粒度、磁化率和化学元素在这一阶段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可能与新仙女木事件有关。 该地层厚度为1.16米，是该遗址遗存最丰富的层位，是人类活动的最密集期。 发现火塘5个(HT36-40），墓葬1座，十余处活动面基本分布于该期。 HDM14以大小较为均匀的角砾平铺地表，表面散布大量骨角器及坯料。 二期骨铲二期角铲二期角锥打制石制品丰富。 存在少量盘状石核。 出现零台面石片。 使用工具组合变化不大，存在较多锯齿状刃器。 出现一些以断片修理的小型刮削器，一般在3厘米以下；体型较大的刮削器更为注重坯料，优先采用形态规整、厚薄较为均匀的石片；双刃刮削器比例上升。 修理技术方面，双向修理个体增加，多为复向加工，出现错向加工技术。 出土一件砺石。 另有少量针铁矿石。 骨角器大量出现，器型主要有铲、锥。 本阶段发现墓葬一座（M2），为一孩童墓葬，陪葬有鱼钩及香樟树籽。 零台面石片的出现，表明该期受到兴义猫猫洞、普定穿洞遗址上层文化影响，结合穿洞遗址上层文化年代，可初步推断该期下限在1,0000 cal BP左右。 第三期：（2-5层，原12-4层），土色极其驳杂，黑褐色和灰白色土松散交替出现。 沉积物主要以粉砂为主，已不见粗砂，这可能与该阶段洞口位置较高，洞外沉积物较少进入洞内有关。 HT26第三期 刮削器发现火塘11个（HT24-35）。 该期出土大量打制石制品，石制品特征基本承袭第四期，包括盘状石核的存在，锯齿刃器、小型刮削器的流行以及对坯料的筛选等。 打制技术不存在明显变化。 出土少量砺石。 另有一件石锤（凹石），表面涂抹红色颜料。 出土有表面光滑的球形针铁矿石。 磨制石器较少，主要为石锛，另有一件通体磨光的玦状石器。 陶器首先出现在该层。 夹砂陶为大宗，泥质陶极少。 陶色多灰褐色，其次为黄褐、灰色等。 火候偏高。 纹饰主要为绳纹，按粗细有粗、中、细之分，另有戳印圆圈纹、凹弦纹、附加堆纹等。 陶片保存差，无可辨器型，以罐类居多。 骨角器有铲、锥等，另有一件铲为牙制，通体磨光。 此外还有大量动物遗存。 M1本阶段底部发现墓葬一座（M1）,为男性青年个体，下肢已腐朽，上肢可辨为屈肢，从墓坑大小判断，该墓可能为屈肢葬。 （这座墓的年代应该放在第4段，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超过1万年）结合黔中地区以往出土陶器和磨制石器的特征，年代初步推定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 第四期（1层，原1-3层）灰褐色土，出土汉晋时期陶釜和明清时期的瓷片、陶片等，为汉晋之后历史时期堆积。 石器工业及骨角制品招果洞遗址出土石制品数量丰富。 原料主要为灰岩内部发育的燧石条带和河滩砾石，砾石在一期早中段少见，从一期晚段开始增多，和鱼类骨骼大量出现的时间基本吻合。 石制品岩性构成比较简单，燧石占绝大多数，其次为硅质灰岩，另有石英岩、水晶、砂岩等。 一期早中段采用燧石石质优劣不一，节理较多，从一期晚段开始，石制品原料质量明显提升，多为优质燧石。 遗址各期绝大多数为小型，中型者较少，大型者几乎不见。 种类包括石核、石片、断块（片）、片屑等。 使用工具种类丰富，以刮削器为大宗，另有砍砸器、凹缺器、尖状器、端刮器、石锤等，一期晚段之后锯齿刃器增多。 整体属于贵州广泛分布的小型石片石器工业，二部修理从早到晚延续了由破裂面向背面正向修理的技术传统。 遗址一期早段出土有磨制骨器，从一期晚段开始，大量的磨制骨器、角器开始出现。 器型以铲类居多，少量为锥类，骨器基本为通体磨光，加工精美。 动物遗存情况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已鉴定出超过25个种，包括水生的鱼类、螺类、蚌类等，陆生的哺乳动物、鸟类等。 以陆生哺乳动物数量最多，可辨种属有鹿类（水鹿、梅花鹿、麂、獐）、牛、猪、虎、狼、熊、兔子、猫、獾、豪猪、竹鼠、田鼠，其中以鹿类骨骼数量最多。 此外，从一期晚段以来，出土有大量鱼类骨骼，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古人类广谱性渔猎经济的有力证据。 植物遗存情况目前识别出的植物遗存包括农作物、水果、树种/果实类、杂草4大类。 发现有大量果壳，较多朴属，少量稻谷、粟、猕猴桃属、葡萄属、核桃碎块、酢浆草、藜属、悬勾子属、狗尾草属、蓼科、禾本科、莎草科、豆科等。 4类遗存中，以树种/果实类为大宗，推测遗址从早到晚都有着较多比重的植物特别是果实类的消费，新石器时期偏早阶段及之前的生计模式可能仍处于采集阶段。 一期晚段植物遗存：果壳三期二期植物遗存：果壳三期环境考古情况环境考古工作采用了文化堆积内代用指标（粒度、化学元素、磁化率）和石笋代用指标并行的方法。 其中直接在古人类洞穴遗址内采集石笋进行古气候复原工作，系国内首次。 研究团队采集了招果洞九个石笋样品进行古气候古环境的记录分析，目前已经获得其中几根石笋的精确年代模型，并对石笋进行显微观察，结果发现石笋纹层内含有许多木炭碎屑，推测系古人类在洞穴中用火的纪录，最早可追溯到至少一万多年前。 洞穴内石笋中通过超景深显微镜观察发现的碳屑学术意义招果洞遗址文化堆积从距今4万年，一直延续到全新世，堆积连续完整，这在云贵高原乃至全国都是极为少见的遗址；招果洞遗址揭露出自旧石器时代晚期至全新世的50多个火塘和人类活动面，填补了以往工作的空白，为研究西南地区早期人类居住活动，进一步复原史前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证据。 招果洞遗址第一期发现的骨角器和燧石制品是西南地区现代人行为出现的重要标志；招果洞遗址第二、三期堆积和穿洞上层文化、猫猫洞文化类似，为探讨云贵乃至中国南方到东南亚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人类迁徙与文化扩散等史前考古重大课题，提供了新证据。 遗址的年代序列完整，文化堆积在几次重要的气候事件节点发生明显变化，对研究古人类生态适应性策略的演变具有极高价值。 遗址发现的2座超过距今1万年的墓葬，在其内发现的较完整的头骨和肢骨，是早全新世中国西南地区最完整的人类骨骼遗骸之一。 招果洞遗址考古发掘，学术目标明确，注重多学科综合研究，整合了第四纪洞穴沉积学、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古环境学、石器分析、体质人类学专家、测年专家团队，从发掘开始就介入发掘和研究工作，考古科研院所与高校强强联合，密切协作，是区域考古协作和多学科团队攻关的优秀案例。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张兴龙、吕红亮、何锟宇（图文转自：“文博中国”公众号）
盘县大洞发掘成果
在1992年4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对位于盘县的神秘洞穴进行了为期21天的初步挖掘，其成果令人瞩目。 这次清理揭示了一个面积达12平方米的区域，共计出土了700多件石制品和500多件化石标本，其中包括一枚人牙化石和多种哺乳动物化石，以及少量鸟类和鱼类化石。 这些发现让国内外考古学家对盘县大洞的考古价值产生了深深的惊叹和关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洞遗址的文化遗物和原始生活场景保存得相当完好，仿佛时间在这里停滞，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洞穴内第四世纪的堆积层丰富且保存良好，为研究华南地区第四纪洞穴堆积提供了理想的标本。 这一发现对于洞穴考古学来说，是一次极为宝贵的资料积累。 在1993年的正式发掘中，盘县大洞再次展现出其考古宝藏。 此次挖掘收获了4颗古人类牙化石、2000多件石器制品、近万件动物化石，以及一些古人类生活遗迹，如灰烬、灰屑和烧骨等，这些发现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古代人类文明的理解。 总的来说，盘县大洞作为罕见的古人类遗址，其丰富的考古发现不仅揭示了远古时期的生活场景，也为研究人类进化和史前文化提供了关键的线索，为学术界提供了宝贵的洞穴考古研究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