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宏观经济治理是对宏观调控理念与思路的重要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充分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货币等政策的协调配合，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进一步提高，经济治理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但也要看到，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给我国宏观经济治理带来了诸多风险挑战。在此背景下，如果继续沿用以往的调控方式，不仅调控效能会下滑，还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亟需通过改革创新，形成与新时代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宏观经济治理思路及措施。
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强调，要“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首次将“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作为“提升政府经济治理能力”的首要内容。此次全会再次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并从完善宏观调控体制、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进行全面部署，充分体现了党中央以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决心和信心。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是党中央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的最新理念，也是中国特色宏观治理的又一重要理论成果。全会《决定》强调“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提出了“促进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等要求，有助于促进各项政策举措“同向发力、形成合力”，继而转化为有效的经济增长率。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实现政策体系高效协同的枢纽环节。《决定》对财税体制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和规划，在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市场活力、改善民生、防范财政风险以及推动国际经济合作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从多个维度部署发力，强调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在顶层设计上，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金融监管上，强化监管责任和问责制度，加强中央和地方监管协同；在金融服务上，积极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等，锚定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金融强国建设。
从全局出发、从系统出发，在多重治理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实现相向发力，是宏观经济治理的基本方法论。下一步，要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加强从政策制定到执行全链条管理，强化结构政策、增长政策与稳定政策的协同配合，进一步提升我国宏观经济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谈谈如何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
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需要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职能，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
（一）构建有效协调的宏观调控新机制。 加快建立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适应、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政策体系、决策协调体系、监督考评体系和保障体系。 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就业优先政策为主要手段，投资、消费、产业、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 完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 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支持作用，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 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发挥民生政策兜底功能。 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 加强国家经济安全保障制度建设，构建国家粮食安全和战略资源能源储备体系。 优化经济治理基础数据库。 强化经济监测预测预警能力，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建立重大风险识别和预警机制，加强社会预期管理。
（二）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 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 适当加强中央在知识产权保护、养老保险、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事权，减少并规范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 完善标准科学、规范透明、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依法构建管理规范、责任清晰、公开透明、风险可控的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强化监督问责。 清理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剥离政府融资职能。 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 研究将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 建立和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 健全地方税体系，调整完善地方税税制，培育壮大地方税税源，稳步扩大地方税管理权。
（三）强化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和金融监管协调。 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健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推动货币政策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 建立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全面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强化综合监管，突出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制定交叉性金融产品监管规则。 加强薄弱环节金融监管制度建设，消除监管空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依法依规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责分工，强化地方政府属地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 建立健全金融消费者保护基本制度。 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四）全面完善科技创新制度和组织体系。 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编制新一轮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使国家科研资源进一步聚焦重点领域、重点项目、重点单位。 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在重要领域适度超前布局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研究建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多元投入机制，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创新攻关。 建立健全应对重大公共事件科研储备和支持体系。 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技计划形成机制和组织实施机制，更多支持企业承担科研任务，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科技创新绩效。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完善技术成果转化公开交易与监管体系，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完善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健全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改进科技评价体系，试点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
（五）完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体系。 推动产业政策向普惠化和功能性转型，强化对技术创新和结构升级的支持，加强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协同。 健全推动发展先进制造业、振兴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 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化解过剩产能长效机制，健全有利于促进市场化兼并重组、转型升级的体制和政策。 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完善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区域战略推进实施机制，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六）以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为牵引持续优化政府服务。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精简行政许可事项，对所有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实行“证照分离”改革，大力推进“照后减证”。 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简化、整合投资项目报建手续，推进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依托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创新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深入开展“互联网+政务服务”，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 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 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完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适时在全国范围开展营商环境评价，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七）构建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社会信用体系和新型监管机制。 完善诚信建设长效机制，推进信用信息共享，建立政府部门信用信息向市场主体有序开放机制。 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培育具有全球话语权的征信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 实施“信易+”工程。 完善失信主体信用修复机制。 建立政务诚信监测治理体系，建立健全政府失信责任追究制度。 严格市场监管、质量监管、安全监管，加强违法惩戒。 加强市场监管改革创新，健全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 以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疫苗安全为重点，健全统一权威的全过程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系。 完善网络市场规制体系，促进网络市场健康发展。 健全对新业态的包容审慎监管制度。
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就要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
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推进“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作为宏观管理和经济综合协调部门，必须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上来，把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十四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
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奠定坚实基础。 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 这一重要论述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凝练概括了五年规划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的独特作用，将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上升为重要理论成果。
高质量发展
编制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的政治优势所在，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集中全党全国智慧，制定和形成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朝着一个既定目标和方向前进，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
从1953年开始，我国已经编制实施了13个五年规划（计划），其中改革开放以来编制实施了8个。 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提升、人民生活改善，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通过编制和实施五年规划，有效解决各阶段面临的突出矛盾问题，接力落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远战略目标。
结合扩内需与调结构重点推动需求恢复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
专家学者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扩大内需战略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以供给端改革释放需求，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同时，也需要宏观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灵活动用政策工具箱，重点推动需求恢复。
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在具体战略部署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近年来，我国持续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有效应对外部市场收缩，经济发展向内需主导转变。 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从2006年峰值的67%下降到2021年的34.2%，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
虽然已取得一系列显著成效，但时下我国经济发展仍面临不少挑战。 从10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PMI)来看，10月制造业PMI、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PMI产出指数分别为49.2%、48.7%和49.0%，说明国内需求还待提振。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今年前三季度，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2%，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作出积极贡献。 进入四季度，海外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货膨胀持续高位运行，海外总需求在海外加息进程下逐步收缩，世界经济衰退风险加大。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徐奇渊在近期召开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中国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报告发布会上指出，目前来看，明年的外部环境不能同今年一样支持外需，主流观点预期欧美经济将渐入衰退。 外需对出口支撑的动力会进一步减小，并拖累制造业投资和生产。 他认为，此时一定要把经济增长的动力转移到国内。 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结合扩内需与调结构积极转换增长动力
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经中心副理事长宁吉_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第157期“经济每月谈”上指出，过去几年，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三去一降一补”收获积极成效，在此基础上，要把调结构与扩内需更好地结合起来。
宁吉_认为，在当前发展阶段，扩内需、扩消费十分重要。 应提高消费能力，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消费环境，采取一些促消费政策。 尽可能稳定住接触型、聚集型、流动型消费，有效扩大汽车、住房等大宗消费。 积极拓展信息、绿色等新型消费。 推动部分投资直接或间接转化为消费。 在扩消费的同时，还要推进生活性服务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比翼齐飞，促进我国经济朝着现代化的目标持续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王一鸣强调，我国经济增长的模式要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这是我国供给端必须解决的问题。 必须通过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人才强国战略、教育强国战略来解决供给端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通过扩大内需战略来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需求端的变化问题，通过制度性开放来构建新的全球化红利，来应对逆全球化的思潮。
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重点推动需求恢复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离不开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引导。 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对宏观政策提出要求，强调要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未来，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至关重要。 ”植信投资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连平表示，由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属不同部门实施，具体锚定的问题与目标不同。 在我国现行的宏观调控政策框架下，总量管理以货币政策为主，结构调控更多地体现在财政政策上，两者间的交互影响相对复杂。
他认为，在稳增长过程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首先需要把握宏观治理的关键问题，根据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工具的各自优势，灵活选择运用政策工具箱，重点推动需求恢复。 其次是准确把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动态调整宏观管理部门间的职能划分。 再次是关注市场，建立政策协调与市场互动优化机制，加强风险监测;动态调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及其调控规模，避免政策交叉过度放大或过度收缩政策实施过程的实际力度。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彭文生日前表示，应对当前增长下行压力，需要加强货币与财政的协同，通过宽松货币的方式来充分发挥财政扩张的结构性优势，尤其是支持能够直达消费的财政政策。 相比于单纯地通过信贷或者基建来扩张总需求而言，财政直达消费可绕过产业链传导的阻碍，受预期的影响相对较小，并有助于让市场发现有效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