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科研人员与当地同行一起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大漠戈壁寻找游牧民族月氏留下的历史痕迹时，他们可能不会想到，考古工作也会成为一些西方媒体针对中国的工具。近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与美国《华尔街日报》不约而同地将中国学者进行的考古工作作为报道选题，并提出“中国政府把考古当成武器”“中国可能会通过考古提出领土主张”等荒谬言论。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中外专家直言，这些媒体的观点学理上是站不住脚的。它们打着“学术幌子”，试图通过质疑历史来质疑中国的政策主张，而事实是中国的考古国际合作致力于推动各国民众以平等、友善、互助、合作的精神交往、交流、交心，实现不同文化的和谐共处、文明互鉴。
“对于丝绸之路的研究不应只被西方视角所限制，而应以事实为依据”
“中国扩大全球影响力的新战线：借海外考古挑战西方历史观点。”《华尔街日报》近期发表以此为题的文章，渲染出一种并不存在的场景：在考古等历史研究领域，中国试图与西方“观点对立”。该报道介绍了中国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与当地专家合作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挖掘一处墓葬遗址的情况。这处距今约2000年、名为契纳尔特佩的遗址于2019年被发现，被考古人员认为是贵霜帝国的重要城镇，能为厘清历史上的游牧民族月氏和贵霜的关系提供新的实证。
这一考古项目是中国-乌兹别克斯坦联合考古队取得的若干成果之一。多年来，中乌联合考古队已在乌境内联合发掘了撒马尔罕撒扎干遗址、拜松拉巴特遗址等。然而，《华尔街日报》将这种历史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形容为“将中华文明的影响扩大到遥远的过去”，并宣称这一系列考古工作“正在挑战人们长期以来的一些史学观点”。这篇报道引用“一些学者的观点”称，这些工作可能改变考古学领域本身，以及中国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地位。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与中亚考古队队长王建新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国际社会对丝绸之路的理解主要由西方学者主导，西方学者自然倾向于关心探索西方如何影响丝绸之路沿途的其他文化，“我想要为这个领域增加中国声音”。王建新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多次表示，丝绸之路是东西方交流要道，对其研究不能缺乏东方视角，东西方视角结合，对丝绸之路的认识才是全面的，复原的丝绸之路历史才是真实的。
多元，而非对立；真实全面，而非单一视角，这是中国考古专家希望为学界带来的变化。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陈凌是最早参与中亚联合考古的学者之一，曾主持乌兹别克斯坦明铁佩古城等遗址发掘工作。他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丝绸之路的研究不应只被西方视角所限制，而应以事实为依据，纠正历史偏差，提供一个科学准确的定位。“丝绸之路的重要性在于它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体现了世界的多元和谐。”陈凌表示，一些西方人希望以一元价值取代多元世界，但事实是，世界正在走向多元化。
面对一些外媒关于“中国借海外考古挑战西方历史观点”的报道，陈凌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西方的历史观点本身也在变化，许多西方学者也在反思西方中心主义，因为世界历史在几千年中本就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这些报道可以被认为是保守极端的西方中心主义观点，西方学术界并不完全认可，“他们是打着学术的旗号，做着政治的事，跟学术无关”。
美国学者：中国在中亚进行的研究有望阐明跨亚洲文化交流中的重要问题
在渲染“对立”的同时，《华尔街日报》和《经济学人》杂志的报道试图将考古这一科学问题政治化。《经济学人》杂志在报道中国学者对喀什莫尔寺遗址的发掘时，对新疆是中国固有领土这一客观事实提出所谓“学术上的质疑”。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考古学家罗泰·冯·法尔肯豪森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他称赞了王建新在考古领域的贡献。在回复《环球时报》记者的问询时，法尔肯豪森称，《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可能对考古问题存在误解，“他们可能是政治领域的‘专家’，我则是考古学的专家。我能说的是，中国考古学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进行的研究在学术上是合理的，并有望阐明跨亚洲文化交流中的重要问题”。
在报道中，《华尔街日报》甚至提出了一种假设，“中国是否可以利用关于月氏人的考古提出领土主张”，而这一想法被王建新批评为“十分荒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贾春阳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上述两篇外媒报道有着相似的目的，即试图通过质疑历史来质疑中国对新疆主权的合法性。
“每个文明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理解和观点”
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不仅在科技、经贸等领域试图遏制中国发展，在历史、文化等领域也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攻击。贾春阳分析称，一些西方媒体的报道从历史问题、学术问题切入，实质上是企图否定中国学者正常的学术研究，否定中国正当的政策主张。
一位不具名的中国历史学者也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西方本就掌握着考古领域的一定话语权，如果任由一些人对中国的考古工作与成果肆意歪曲抹黑，将危害中国“考自己的古”的权利，也将阻碍中国和世界真正认识中华文明与丝绸之路。
其实，从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开始，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了40多项联合考古项目，在传播考古技术和理念的同时，这种中外联合考古机制也架起了沟通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作为亲身参与者的陈凌对《环球时报》记者分享称，中国在中亚考古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是因为地理和历史上的亲近，更是因为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在解读中亚历史文献中的关键作用。中国考古队的工作方法和对古代文明的深刻理解，为世界文明的研究作出独特贡献。
中乌联合考古队队员坎巴罗夫曾撰文称，对中亚国家来说，中国的经验和做法值得学习。通过共同修复著名的希瓦古城，中国的考古修复方法在乌兹别克斯坦得到极大普及，“我相信，与中国考古学家的合作将取得丰硕的成果”。
文化学者方刚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昔日的丝绸之路故事正通过今天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延续，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全方位联系也得到进一步加强，考古只是一个例证。陈凌认为，世界历史应由全世界人民共同书写，每个文明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理解和观点。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代文明交流的通道，也是现代学术研究和国际合作的桥梁。通过多元视角的对话与合作，全世界人民才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人类文明的发展，共同书写世界历史。▲
楼兰遗梦
楼兰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古代小国，距今约1600年前楼兰国消失，只留下处古城遗迹。 楼兰古城位于东径89°22′22〃，北纬40°29′55〃，地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北境，罗布泊的西北角、孔雀河道南岸的7公里处。 西域古国名。 国都楼兰城（遗址在今中国新疆罗布泊西北岸）。 西南通且末、精绝、拘弥、于阗，北通车师，西北通焉耆，东当白龙堆，通敦煌，扼丝绸之路的要冲。 国人属印欧人种。 汉武帝初通西域，使者往来都经过楼兰。 楼兰屡次替匈奴当耳目，并攻劫汉使者。 元封三年（前108），汉派兵讨楼兰，俘获其王。 楼兰既降汉，又遭匈奴的攻击，于是分遣侍子，向两面称臣。 后匈奴侍子安归立为楼兰王，遂亲匈奴。 王弟尉屠耆降汉，将情况报告汉朝。 昭帝元凤四年（前77），汉遣傅介子到楼兰，刺杀安归，立尉屠耆为王，改国名为鄯善，迁都扜泥城（今新疆若羌附近）。 其后汉政府常遣吏卒在楼兰城故地屯田，自玉门关至楼兰，沿途设置烽燧亭障。 魏晋及前凉时期，楼兰城成为西域长史治所。 据《史记 大宛列传》和《汉书 西域传》记载，早在2世纪以前，楼兰就是西域一个著名的“城廓之国”。 它东通敦煌，西北到焉耆、尉犁，西南到若羌、且末。 古代“丝绸之路”的南、北两道从楼兰分道。 中国魏晋及前凉时期西域长史治所。 位于新疆罗布泊西北。 因遗址中出土的汉文文书上，用“楼兰”佉卢文对音为“库罗来那”称呼该城而得名。 与敦煌邻接，公元前后与汉朝关系密切。 古代楼兰的记载以《汉书·西域传》、法显还有玄奘的记录为基础。 《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扦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 户千五百七十，口四万四千一百。 ”法显谓：“其地崎岖薄瘠。 俗人衣服粗与汉地同，但以毯褐为异。 其国王奉法。 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 ”玄奘三藏在其旅行末尾作了极其简单的记述：“从此东北行千余里，至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也。 ” 汉时的楼兰国，有时成为匈奴的耳目，有时归附于汉，玩弄着两面派的政策，介于汉和匈奴两大势力之间，巧妙地维持着其政治生命。 由于楼兰地处汉与西域诸国交通要冲，汉不能越过这一地区打匈奴，匈奴不假借楼兰的力量也不能威胁汉王朝，汉和匈奴对楼兰都尽力实行怀柔政策。 汉武帝派博望侯张骞出使大月氏，缔结攻守同盟失败。 此后派遣大军讨伐远方的大宛国，又多次派遣使者出使西域诸国。 这些使者通过楼兰的时候，楼兰由于不堪沉重的负担，以至杀戳使者。 汉武帝终于派兵讨伐楼兰，结果作为降服的证据楼兰王子被送至汉王朝作人质。 楼兰同时也向匈奴送去一个王子，表示在匈奴、汉之间严守中立。 此后，汉远征军攻打匈奴一个属国时，楼兰王通匈奴，在国内屯驻匈奴的伏兵，激怒了汉朝廷。 汉武帝再次派兵讨伐楼兰，直逼首府扦泥城，楼兰王大恐，立刻打开城门谢罪，武帝要其监视匈奴的动静。 公元前92年楼兰王死去，招在汉朝作人质的王子回去继位，王子非常悲痛，不愿轻易回国，由其弟继承了王位。 新王时间不长死去，匈奴趁这个机会以昔日在自己国家作人质的前国王的长子继承了王位，汉武帝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吃一惊，迅速派使者前往劝诱新立国王至汉朝廷，欲扣作人质，未能成功。 此后二三年间，汉与匈奴没有发生重大事件，表面上非常安定。 楼兰国境接近玉门关，汉使者经常通过这个关门前往西域诸国，要经过楼兰境内名为白龙堆的沙漠，沙漠中经常有风，将流沙卷入空中形状如龙，迷失行人，汉朝不断命令楼兰王国提供向导和饮用水，因汉使屡次虐待向导，楼兰拒绝服从其命令，两者之间关系恶化。 汉武帝最终派刺客暗杀了新国王。 为在汉朝廷作人质的王子婚配一位美姬送回楼兰继承王位。 但是国王战战兢兢害怕遭遇暗杀。 汉武帝在保护国王的名义下派部队驻屯楼兰境内，从而为讨伐匈奴和西域诸国获得了主动权。 以上是汉武帝时与楼兰的关系，此后汉王朝势力衰弱，楼兰再次背叛。 我国西汉时期在罗布泊地区有一个楼兰国，它的城廓--楼兰城曾是古丝绸之道上商业经济兴旺的一座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 但是就是这样一座在公元前后活跃了几个世纪的城市，到公元4世纪后竟然完全消失于历史记载之中，而沦于荒漠。 对于楼兰国消失的原因，学术界是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是河水干涸，也有认为是土地盐碱、瘟疫肆虐、丝路改道、异族入侵等等，至今没有定论，成为千古之谜楼兰文明 历史上的楼兰国 据《史记 大宛列传》和《汉书 西域传》记载，早在2世纪以前，楼兰就是西域一个著名的“城廓之国”。 它东通敦煌，西北到焉耆、尉犁，西南到若羌、且末。 古代“丝绸之路”的南、北两道从楼兰分道。 虽然命运坎坷，楼兰璀璨的文明依旧在其动乱的环境中绽放，其高度的文明耀眼得令人无法漠视。 说到楼兰的文明，我们便得来谈谈楼兰这个民族：楼兰人是属於亚利安人种的伊朗系，轮廓分明，五官立体清晰。 他们主要从事的产业活动有农耕、游牧、采盐等等。 楼兰文明中有畜牧文化，有屯田制的农耕文化，还有商业文化。 楼兰古城是丝路上一座相当重要的城市，但只维持短短的几个世纪就告消失，直至最近才被中外探险家所发现。 荒废久远的楼兰古城，呈正方形，每边均约330公尺，城中尽是残破的官署衙门、民居、芦苇围成的院落、佛寺及杯碗器具、钱币等。 楼兰古城历经近两千年的风蚀，城墙已残破不堪，但城中尚留有房屋的土墙、木架及篱笆等遗迹。 具有地方特色的手制陶器、木制用具、五铢钱及汉、魏、晋时代的汉文木简、锦、绢、铜镜、漆器、毛布、毛毯等丰富多彩、具有特色的文物，生动地表明了一代古城--楼兰的繁华。 从楼兰遗址出土的大量遗物中，充分表明楼兰的高度文明：有种类多样的丝绸织品，如锦、缎、罗、绮等。 出土的丝绸织品，虽经近两千年，但色彩依然绚丽，图案精美，其中有的织法现在早已失传，表明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丝绸纺织水平的高超。 许多中亚商人以及欧洲商人竞相来中国从事丝绸生意。 同时，在楼兰遗址还出土了不少具有古希腊文化和中亚文化特徵的雕刻品和艺术品。 此外，还有来自西方的其他物品，如玻璃制品等。 出土的这些作为东西方交流证据的大量实物，充分表明楼兰古城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是很繁忙的。 从这些遗物中，我们彷佛听见了骆驼脖子上的铃铛正叮当地响著，载著络绎不绝的商旅，在东西方间来回的穿梭著。 多采多姿的印度、希腊文化，便随著骆驼的足迹，在楼兰绽放出灿烂的花朵。 早在2100多年前就已见诸文字的古楼兰王国，在丝绸之路上作为中国、波斯、印度、叙利亚和罗马帝国之间的中转贸易站，当时曾是世界上最开放、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 然而，公元500年左右，它却一夜之间在中国史册上神秘消失了，众多遗民也同时失踪。 他们到底去了哪里？多年来这一直是个难解之谜。 1979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了大批珍贵文物，还出土了一具已有3800多年的古代女尸，立即在国内外引起轰动，这具女尸出土于楼兰遗址，是中国目前出土的时代最早、保存较好的女尸。 楼兰是中国西域古丝绸之路上一个强悍的小国。 早在许多年前就存在，一度十分繁荣。 可是在公元3世纪后，楼兰国却神秘地消失了，楼兰王国的兴亡和它边上的罗布泊一起，成了一个巨大的谜。 ==================================== 1988年10月2日，中国和日本组织了一支联合探险队，到达沙漠之中的楼兰遗址，目的是解开这个在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消失了的神秘古国之谜。 探险队从敦煌启程，进入沙漠，在沙漠中发现了佛塔和房舍的残迹。 遭受风沙侵蚀的佛塔、房舍、墙壁和日常用具等，在星空中展现了往昔的容貌。 在此，探险队对楼兰消失之谜获得了一些初步的线索。 楼兰总共有12个村，几万人左右，在部落首领领导下，平安快乐地生活着。 可是就在1000多年前发生了一次瘟疫，许多楼兰人在病魔中失去了生命，一部分幸免于难的人就向南面的夏康利迁移到米兰。 从此以后楼兰国便消失了。 楼兰古城地处塔里木盆地东缘的罗布泊凹地中，四周被沙漠、雅丹劣地和坚硬的盐壳所包围，人迹罕至，环境异常的荒凉、凶险。 然而据史书记载，早在公元前2世纪楼兰就是西域最繁华的地区之一，古楼兰国有人口余，士兵近3000，真可谓是一泱泱大国。 古楼兰地处丝绸之路要冲，扼东西交通的门户，是汉王朝进入西域的桥头堡。 当年在这条交通线上是“使者相望于道”，交通繁忙，城市经济繁荣，楼兰古城有着极盛一时的历史和灿烂的绿洲文化。 奇怪的是，声名显赫的楼兰王国在繁荣兴旺了五六百年以后，却史不记载，传不列名，突然销声匿迹了。 7世纪时，唐玄戕取经归来，看到楼兰国“城廊岿然，人烟断绝”，其萧条之景，使人顿生沧海桑田之感慨！1900年3月斯文。 赫定率队考察罗布泊，差些全军覆没，因而宣称这里是可怕的“死亡之海”！1980年5月我国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蒙难失踪，更给这座古城蒙上一层神秘可怖的面纱。 近年上海的“独行侠”余纯顺历时8年在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后，倒毙罗布泊荒漠，又给蒌兰古城平添了几分凄凉和悲壮。 楼兰古城究竟是怎样消失的？楼兰遗址究竟在哪里？楼兰的自然环境究竟有多恶劣？楼兰有些什么文化遗存？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外考古学家和科学家关注的问题。 楼兰也是中外探险爱好者憧憬向往的神秘之地。 楼兰古城是由于自然和人为多方面的复杂原因，导致河流改道，风沙侵袭，被掩埋于大漠中的。 本世纪初，因为斯文。 赫定的维吾尔族向导艾尔得克为找回丢失的锄头，于无意中让斯文。 赫定发现了楼兰古城，从而引起世人极大的关注，世界各国的考古家、探险者蜂涌而至，他们在楼兰古城地区发掘的文物其价值之大震惊世界，其数量之丰难以数计。 除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玉斧、石刀、石箭簇外，还有汉简、汉文书、丝织品、木器、陶器、铜器、玻璃制品、古钱币等等。 其中以晋代手抄《战国策》和汉锦最为珍贵。 还发现了著名的“李柏文书”，并据该文书又发现了附近的“海头”故城，并发表了一些专著。 1927年中国考古学家黄文弼也到楼兰发掘考察，出土了大量文物，发表了专著《罗布淖尔考古记》。 中外学者盛赞楼兰是一个埋藏在“沙漠中的宝地”，是历史遗落下来的“博物馆”、“东方的庞贝城”，解放后，我国组建过多批现代化的考察队伍真诚楼兰考察，现清楚查明，楼兰古位于东经80度55分12秒，北续40度30分57秒与附近城镇的直线距离为西北距库尔勒市344千米，西南距若羌县城330千米，古城占地12万平方米，略成正方形，边长约330米，用泥土、芦苇、树枝相间修筑的城墙仍依稀可辨。 一条大致西北——东南走向的古河道斜贯城中，将古城分成东北、西南两区。 东北区仅存佛塔及其附近建筑，佛塔残高10。 4米，系用土坯、糯米浆、柳条砌筑，是全城最高大的建筑物。 西南区有当时的官署——三间房遗址与一些小院落。 古城内，盖房用的胡杨木梁、檩、椽等木构件，比比皆是，其中不少还凿了眼，刻上了花纹，显示了相当的工艺水平。 古城及其周围还有古烽燧、粮仓、古墓等遗址。 在楼兰古墓沟还出土了3800年前的干尸——“楼兰美女”。 楼兰古城内目前尚遗存陶片、毡片、古铜钱、古兵器、丝绸碎片等众多文物，只需你在地表稍事寻找和挖掘，你就可能成为一名“考古发现者”。 神秘的楼兰强烈刺激着国内外游人的探险欲望，近年来国内外掀起了一股楼兰探险热潮，各国探险队纷至沓来，其中尢娄日本朋友热度最高。 1998年春节数十名上海探险者踏着上海独行侠余纯顺的足迹来到楼兰，在东方“庞贝城”渡过了一个不平凡的新年，个个激动无比。 楼兰探险异常艰险，地表崛起的盐壳和错综复杂的风蚀“雅丹”地貌，极其艰队难行，越野车每小时平均只有前进二三千米，平均每两分钟汽车就得转三个急弯。 罗布泊地区的地貌广达3500平方千米，是古城的一大天然屏障。 这里天气冷热变化急剧，夏季午后气温上升至摄氏三四十度，燠热难耐，而凌晨气温又可下降到0度以下，奇寒无比。 罗布泊地区年降水量仅10毫米左右，而蒸发量可达3000多毫米，蒸发远超过降水二三百倍，奇旱无比。 这里风沙肆虐，沙暴滚滚，堪称禁区。 然而有险才有奇，神奇的罗布泊、险峻的雅丹龙城地貌以及各种沙漠奇景为楼兰探险倍增了许多新奇刺激，足令探险者终身难忘。 楼兰本来就是一个只有几万人的小国，古楼兰王朝淹没后，剩余的族人，流落至新疆其它地区，与乌孙人，塞人，月氏人，回纥人互相融合，今天主要为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 楼兰消失之谜 公元400年，高僧法显西行取经，途经此地，他在《佛国记》中说，此地已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及望目，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 楼兰--这座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在辉煌了近500年后，逐渐没有了人烟，在历史舞台上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公元4世纪之后，楼兰国突然消声匿迹。 据《水经注》记载，东汉以后，由于当时塔里木河中游的注滨河改道，导致楼兰严重缺水。 敦煌的索勒率兵1000人来到楼兰，又召集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士3000人，不分昼夜横断注滨河引水进入楼兰缓解了楼兰缺水困境。 但在此之后，尽管楼兰人为疏浚河道作出了最大限度的努力和尝试，但楼兰古城最终还是因断水而废弃了。 有说楼兰的死亡，是由于人类违背自然规律导致的，楼兰人盲目滥砍乱伐致使水土流失，风沙侵袭，河流改道，气候反常，瘟疫流行，水分减少，盐碱日积，最后造成成王国的必然消亡。 无论怎么说，有一点是肯定的，给楼兰人最后一击的，是瘟疫。 这是一种可怕的急性传染病，传说中的说法叫“热窝子病”，一病一村子，一死一家子。 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楼兰人选择了逃亡——就跟先前的迁涉一样，都是被迫的。 楼兰国瓦解了，人们盲目的逆塔里木河而上，哪里有树有水，就往那里去，那里能活命，就往那里去，能活几个就是几个。 楼兰人欲哭无泪。 他们上路的时间，正赶上前所未有的大风沙，是一派埋天葬地的大阵势，天昏地暗，飞沙走石，声如厉鬼，一座城池在混浊模糊中轰然而散…… 至此，辉煌的楼兰古城也就永远地从历史上无声地消逝了。 虽然逃亡的楼兰人一代接一代地做着复活楼兰的梦，但是，梦只能是梦。 而且，梦到最后，连做梦的人都等不及，消失了，楼兰，依然是风沙的领地，死亡的王国。 1、楼兰古城 （1）官衙“三间房”是并排的三间房子，是楼兰城中两座土坯建筑之一，是城中规格最高的建筑，可能是当时的官衙。 自从斯文·赫定发现楼兰古城并在三间房的墙角下发掘出大量珍贵的文书以后，来自日本的橘瑞超、英国的斯坦英都曾在这里大肆挖掘，并将文物带运出国。 这些文物后来被博物馆收藏，由专家进行研究，并在国际上兴起了‘楼兰学’的热潮。 ”（2）民居由红柳、芦苇搭建而成，如今屋顶、四壁不存，但从残留的墙根可以看出当时的布局。 （3）佛塔 大约10米高的佛塔，是楼兰城中最高的建筑。 2、海头古城1988年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组织的罗布泊文物队伍在部队的配合协助下，经过32天的奋战，在楼兰古城西南找到了“海头”（被斯坦因编号为LK古城）等两座古城并测绘了国内第一张该两座古城的地形图，采集了一批珍贵文物标本，进一步填补了罗布泊地区考古的空白。 3、米兰遗址是一个面积广大的区域，遗址中主要包括米兰城郭、两座佛寺及墓地。 在沿城墙、佛寺的墙基处，东一个西一个刨挖的大坑随处可见。 米兰，属古楼兰国的地域，中国汉代曾在这里屯田，一种有争议的说法认为这里是楼兰国迁都后的新国都。 这里曾发现过“印度文化特征的绝妙壁画”——带翼天使，以及公元8－9世纪的吐蕃藏文木牍；这里是揭示楼兰古国神秘兴衰的重要史迹，是佛教东传由新疆进入内地的重要地域，也是史记中少见的吐蕃与西域交流的证明。 4、瓦石峡古城5、小河墓地1934年5月，一支探险队在楼兰库姆河边扎下营地。 他们要寻找隐藏在库姆河流域的一个“有一千口棺材”的古墓地。 两个月中，罗布“猎驼人”奥尔得克等人一次次搜寻都劳而无功。 就连奥尔得克本人都猜测，古墓已让十几年间新形成的河湖水域给淹没了，或者是被某次强烈的黑风暴重新埋葬了。 月底，探险队向更靠近罗布荒原西南的绿洲带挺进。 不久，他们发现了一条流向东南的河流。 它有20米宽，总长约120公里，水流迟滞，一串串小湖沼被芦苇、红柳环绕。 它是库姆河复苏后出现的新河，历史不足10年。 在他们沿这条河流进入沙漠前，临时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小河”。 “小河”东岸4－5公里，有一个浑圆的小山丘。 远远看去山丘顶部有一片密密的枯立木，高4－5米。 奇怪的是，枯立木的株距极近，一株连着一株，互相支撑着。 山丘上，遍地都是木乃伊、骷髅、被支解的躯体、随时绊腿的巨大木板和厚毛织物碎片。 在一船形木棺中，有一具保存完好的女尸。 打开棺木，严密的裹尸布一碰就风化成粉末了。 揭开覆盖在面部的朽布，一个年轻美丽的姑娘，双目紧闭，嘴角微翘，就像着了魔法刚刚睡去，脸上浮现着神秘会心的微笑。 这就是传说中的“楼兰公主”或“罗布女王”。 她已在沙漠之下沉睡了2000多年。 她长发披肩，身材娇小，身高仅5．2英尺。 在10×16平方米的山顶，有彩绘的巨大木柱，精美的木栅栏，真人一样大的木雕人像，醒目的享堂（墓地的地面建筑）。 专家认定，它绝不是为普通楼兰人修建的，而是一处重要陵墓。 1998年，一批考古专家力尽艰难险阻到达了罗布荒漠。 他们意外地看到了一些类似废弃的城墙的痕迹，无所遮掩地袒露于黄天之下。 在一个百岁罗布老人的指引下，证实这是一个已成为废墟的罗布人的村庄。 小河也许是一个楼兰古遗址———古城居民们的公共墓地。 经过近百年来探险家、考古家们的忙碌，已在罗布荒漠发现了许多大规模的墓葬及随葬物品。 那么，在沉寂了千年的楼兰荒漠里，会不会隐藏着类似秦始皇陵兵马俑那样世间少有的旷世杰作或未被发现的奇迹？ 6、“太阳墓”位于孔雀河古河道北岸。 它是1979年冬被考古学家侯灿、王炳华等所发现，古墓有数十座，每座都是中间用一圆形木桩围成的死者墓穴，外面用一尺多高的木桩围成7个圆圈，并组成若干条射线，呈太阳放射光芒状。 经碳14测定，太阳墓已有3800年之久，它是哪个民族哪个部落的墓地？为何葬在这里？这群人居住何方？是把太阳当做图腾建造此墓还是有别的意义……20年过去，仍是个不解之谜。 罗布泊文明和楼兰文明之间近2000年的断裂又是怎么一回事？也许待太阳墓之谜解开也便有了结论。 这里出土了距今3800年、为印欧人种的“楼兰美女”。 发现了近10处古代人类遗址，一些石球、手制加沙陶片、青铜器碎片、三棱形带翼铜镞、兽骨、料珠等人类遗物，暴露在未被沙丘完全覆盖的黄土地表面。 还有一些5000－6000年以前的石刀、石矛、石箭头、细小石叶、石核等。 这清楚地显示，今天已是不毛之地的楼兰，自新石器后期、青铜时代直至汉代前期，的确曾绿草萋萋，森林覆盖率达到40％。 匈奴同志下的楼兰楼兰国的远古历史，至今尚不十分清楚。 楼兰名称最早见于《史记·匈奴列传》，据史书记载，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时（相当于我国秦朝初年），楼兰就已建立了国家，以经营粗放的农业和畜牧业为主，并受月氏王的统治。 大约在公元前177年至前176年间，匈奴冒顿单于派右贤王向月氏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进攻，打败了月氏，迫使其余众越过天山，向伊犁河流域迁徙。 原月氏统治地区为匈奴所占，匈奴奴隶主贵族确立了在西域的统治地位。 据《史记·匈奴列传》载，汉文帝六年（前174年），匈奴冒顿单于致书汉文帝说：“以天之福，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 ”楼兰在摆脱了月氏统治后，又为匈奴统治。 匈奴在西域置僮仆都尉，楼兰和西域诸国被迫向其交纳赋税。 但匈奴“虽能得其马畜旃，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 汉，匈奴争抢楼兰汉武帝初年，西汉政府为了解除北方劲敌匈奴的威胁，派张骞出使西域，藉以联络月氏、大宛、乌孙等西域诸国，共击匈奴。 张骞的出使，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却加深了西汉和西域诸国的相互了解。 此后，汉武帝又不断派使联络西域，汉使的频繁往返，都要路经“当道”的楼兰等国，匈奴居间挑拨，并与楼兰多次劫掠汉使，阻断丝路交通。 于是楼兰成为西汉政府通往西域，控制丝绸之路的必争之地。 从此，汉、匈在西域的争夺，多次围绕着楼兰而展开。 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武帝命从骠候赵破奴领兵攻打车师，并令王恢辅佐。 王恢因先前出使西域，多次受到楼兰王劫掠，于是就率领轻骑700先攻楼兰，俘虏了楼兰王，楼兰开始归汉。 匈奴听说楼兰归顺西汉，便发兵击之，楼兰无奈，只好两面应付，分别向匈奴、西汉各遣一质子。 后来当西汉贰师将军李广利领兵征讨大宛的时候，匈奴指示楼兰王伺机拦劫。 汉军从俘虏口中得知这一消息后，即呈报朝廷，武帝诏命汉军逮捕了楼兰王，解送长安。 西汉政府责问楼兰王为什么通匈奴？答曰：“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愿徙国入居汉地。 ”汉武帝对他实话直说表示赞许，体谅到小国的苦衷，便下令护送其回国，并要求楼兰侦察匈奴的动静。 汉征和元年（前92年），楼兰王死，其国人来汉，请求西汉政府放还质子，欲立为王。 但因楼兰质子在汉经常犯法，被处以宫刑，所以西汉政府借口皇帝喜欢质子，不予放还，楼兰只好更立其王。 嗣王几年后又死了，匈奴首先得知这一消息，立刻将楼兰王在匈奴的质子遣送回国，立为国王。 此王由于多年生活在匈奴，故亲匈奴而远汉，并多次勾结匈奴拦阻杀害汉朝使节。 汉元帝四年（前77年），西汉政府派平乐监傅介子刺杀了忠于匈奴的楼兰王，立楼兰在汉的质子、前王之弟尉屠耆为王，并更其国名为鄯善。 尉屠耆因久居长安，感以在国内势单力薄，恐为前王之子所杀，故请求西汉政府派吏士屯田鄯善的伊循城（今若羌县米兰），做为其后盾，并将国都南迁至士泥城鄯善国建立后，楼兰城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枢纽，继续存在了400年左右。 根据楼兰古城出土文物的考证和对古建筑遗址年代的测定，作为一个城镇，楼兰王诞生于西汉晚期以后，东汉魏晋时代是其鼎盛时期楼兰出土的汉文木简和纸文书共计576件，其中木简412件、纸文书164件，有绝对年号纪载的木简40件、纸文书8件。 绝对纪年上起曹魏嘉平四年（252）年，下迄前凉建兴十八年（330年）。 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年号是泰始，其次是咸熙，再现最早的年号是曹魏嘉平四年（252年），最晚的年号是前凉建兴十八年（330年）。 楼兰出土的木简和纸文书表明，自曹魏齐王芳嘉平四年（252年）至前凉建兴十八年（330年），楼兰与中原王朝一直保持着密切的隶属关系，这一时期是楼兰城发展的繁荣时期。 鄯善国建立后，楼兰成为鄯善国的一个重要城镇，其地理位置依然十分重要。 东汉时，敦煌人索励率敦煌等地士兵1000余人到楼兰屯田，同时，征召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各1000余人，横断注滨河（今塔里木河），兴修水利，灌溉农田，连续屯垦3年，积粟100万。 罗布泊地区发现的东汉和魏晋时期的汉文木简，其主要内容大部分都是记载关于屯田方面的事物。 来此屯田的士卒，都可以随带畜产和各类农具杂物。 汉朝在此还设有乡政权的基层官吏——三老。 楼兰作为汉代在罗布泊地区的屯田中心，仍然承担接待在这条交通线上来住的使节和官吏，汉朝在此还设有管理邮件的机构和官吏，并通过屯田，传播了先进的铁制农业农具和农业耕作方法——牛耕等。 根据史书记载和已发现的考古材料得知，东汉魏晋时期曾在古楼兰设西域长史府，其规模可能介于郡县之间，并具有军屯的特点。 据《后汉书·接勇传》记载，东汉延光二年（123年）夏天，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兵500人出屯柳中（今吐鲁番境内），“明年（124年）正月，勇至楼兰，以鄯善归附。 ”魏晋两朝沿用东汉旧制，仍在西域地区设西域长史府。 楼兰出土的木简和文书中，明确记载有“楼兰”地点的，木简有8件，纸文书有10件，记载有西域长史及其下属管衔的木简有7件。 它说明曹魏和西晋时期的西域长四、东汉魏晋时期的楼兰魏晋时期继续在楼兰地区进行屯田，并在西域长史府设主管屯田事务的官司吏。 屯田士卒在古楼兰地区进行开始荒地、修渠筑坝、传播和推广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和铁制农具，使楼兰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楼兰成为魏晋两朝统治西域的前哨阵地。 但是，从总的发展形势来看，自南北朝以后，随着西域统治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丝绸之路新线路的开拓，楼兰作为丝路贸易的中转站，已失去了它昔日的重要地位，而逐渐衰落了。 楼兰出土文物中所发现的年代最晚的木简，是记载有前凉建兴十八年（330年）纪年的木简。 它表明建兴十八年（330年）后，由于孔雀河水的改道，致使位于其下游的楼兰水源枯竭，屯田生产无法进行，西域长史府被迫迁移。 楼兰这个丝绸之路上曾繁华显赫一时的重镇，才逐渐被人们所废弃，从历史舞台上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你要的话我还可以把图片给你````加偶
清代的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是什么状况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绵延不断而又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清代的学术思想可以说处于一个辉煌璀灿的重要时期。 从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兴起，耶稣会士东来传教，到王、黄、顾等诸多杰出思想家和学者的涌现，拉开了清代学术思想发展进程的序幕，其后的历史发展，可以称得上波澜壮阔、绚烂多彩。 由于社会的变化和学术思想自身的逻辑发展，占据思想界统治地位数百年之久的理学逐渐衰颓，实学思潮应运而生，并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动中发展到高峰。 一时间，经世致用成为学者的治学宗旨，崇实黜虚成为学者追求的目标。 随着后来清政权的稳固和封建经济、政治的发展，统治者对思想领域的控制逐步加强，对学术思想的参与也大大增多，清代学术相应进入了一个对既往成果进行全面清理、总结的时代，以考据为特征的乾嘉汉学风靡一时，与此相关的文字、音韵、训诂、辑佚、目录、版本等各门学科也迅速发展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嘉、道以后，社会历史又发生了新的转折，今文经学兴起，乾嘉汉学走向衰落。 伴随着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清代的学术思想进入了一个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新的发展阶段。 可见，从明清之际迄鸦片战争，这二百多年的学术思想，在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它既是传统思想文化的总结和集大成时期，又是传统的思想文化向近代思想文化的转折和启蒙时期。 清代众多学者、思想家提出的问题及其思想走向，至今依然是摆在学术文化界面前的重要课题。 深入地研究清代的学术思想，阐述清代学术的发展与演变，分析其有别于其它历史时期学术思想的特色，无疑是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 鉴于学术界对清代学术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特点，存在着不同的评价和看法，因而，我们这里拟就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做一些简略论述。 清代的学术思想有什么特点，一些前哲与时贤，曾做过概略论述，梁启超将清代学术思想囊括无遗地称之为考证学，并认为考证学派“发源于顺康之交，直至光宣，而流风余韵虽替未沫，直可谓与前清朝运相终始”1。 在他看来，清代学术思想的最大特点是考证。 王国维也曾对之概括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 ”2侯外庐则把鸦片战争之前的学术思想的主流统称之为“早期启蒙思潮”。 近年来，随着文化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学者们对清代学术思想特点的论述，也更加具体和深人。 如有的学者概括说：“第一，富有总结性；第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各个成员共同创造祖国的灿烂文明；第三，中西文化互相激荡；第四，封建统治者极力控制文化事业。 ”3又有的著作总论明清两朝的文化特点说：“第一，‘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相继占据文化宗主的地位；第二，早期启蒙思潮应运而起；第三，进入古典文化总结时期；第四，进入‘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汇’的初级阶段。 ”4戴逸在《清代思潮》一文中也概括清代学术思潮的特点“是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变的时期”5。 如此等等。 上述种种对清代学术思想特点的概括，既有一致性，又有不同点，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给人以启迪。 不过，我们也觉得上述有些看法未免只从学术思想的表现形式看问题，如把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总体上概括为“考证学”，便很难把握清代学术思想的本质特征；也有些论述未能突出清代学术思想独有的特点，譬如说“封建统治者极力控制文化事业”。 其实，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者，都何尝不是“极力控制文化事业”呢?这并非是清代学术思想独具的特色。 我们认为所谓特点，就是事物有别于其它事物的、自身独具的，能反映本质属性的特征。 同时，要讨论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首先应解决从何处入手的问题。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要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不能脱离清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特点，也不能就思想论思想。 因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而且，“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 ”这些论述，对我们研究学术思想都给予了方法论上的重要启示。 既然要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那么，首先就应把握清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特点，而史学界多数学者公认的清代社会政治经济最主要的特点是：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朝，已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它既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终结，又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起点，处在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上；第二，清朝的统治以满族贵族为主体．它既发扬了满族英勇骁健、锐意进取的民族风貌，又充分吸收了汉族文化，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此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也使自明末以来腐朽的中国封建社会重新回光返照，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又有新发展，此时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居主导的支配地位，但在社会经济中也存在一定的资本主义萌芽；第三，与清代建国的时间相同步，世界上的西欧各国已陆续由中世纪封建社会步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和对外进行殖民扩张时期。 在这样的世界历史潮流下，清代封建统治者想要始终如一的闭关自守，以“天朝上国”自居已不可能。 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必然要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冲击，不得不由古代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过渡和转变。 这些都是清代社会历史不同于其它朝代的独有的特点。 与清代这些社会历史特点相适应，并结合清代学术思想自身的发展和演变，我们认为，清代学术思想的主要特点是：第一，早期启蒙思潮的兴起与发展。 前已述及，侯外庐先生早就提出了“早期启蒙思潮”，而且这也是侯氏整个中国思想史学说中的一个重要论断。 这一观点，在1949年以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曾得到许多学者的赞同。 但近年来也有些论者对这种说法提出质疑。 他们认为包括17世纪的经世致用思潮“理论上没有摆脱儒家‘修齐治平’的框架，它的理想社会仍是‘三代之制’的模式，这只是封建制度在儒家思想中的理想化，而不是超越儒家的新的社会理想”。 并说清代学术思想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从‘四书’回到‘五经’或‘十三经’，从性理之学回到训诂考据，从宋学回到汉学”。 因而“不同意把这一思潮说成是中国启蒙文化”6。 这种论点还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和补充。 但我们对这种观点则表示异议。 持上述观点的人也肯定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自明代中叶出现有稀疏的资本主义萌芽，并肯定在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内也出现了反对封建礼教的活动，主张“人各有私”，提倡“个性解放”的市民意识。 但他们却认为明清之际涌现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思想，是对明中叶以后产生的进步思潮的反动。 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未免过于武断和偏颇。 事实上，王、黄、顾等进步思想家所提出的思想学说，乃是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革中，通过对明朝灭亡的总结与反思提出的更为深刻的思想。 他们进一步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弊端进行激烈的抨击，倡导民主，反对独治。 批判封建专制几乎成为当时的思想潮流，这在许多学者的著述中得到反映。 诸如，对封建社会后期居统治地位的宋明理学，从哲学高度作出的总结和批判，使得理学一蹶不振，走向终结；在政治思想方面，黄宗羲淋漓尽致地揭露封建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极为尖锐地指出“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7唐甄更把帝王和盗贼并提，“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8。 在社会经济方面，思想家们提出“均田说”和“工商皆本论”。 与时代发展相联系，应该看到这些思想观点正是明中叶以来社会经济中出现的新的经济因素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 不能完全否认这些思想观点的“反封建性质”，仅将其视为“是中国古代儒学的一个构成部分”。 尤其不能笼统地认为这些思想家和学者是对明中叶以来进步思想的反动和倒退。 当然，就其思想表现形式说，的确仍是披着儒家经学的衣衫，他们的一些闪光的思想，往往是通过注疏经书的形式出现的，似乎是从“四书”回到“五经”或“十三经”。 问题在于不能只看这种表现形式，而应看其思想内容。 同时，也不能因为提出这些思想的学者有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而且他们从总体上说仍然是传统的儒家，便据此认为他们的思想不具备新的进步性质。 应该看到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不可能纯而又纯，在他们的思想中新旧思想杂陈反而是正常的。 既不能因为他们有传统的旧的思想和形式，便否认他们思想中的新的因素；也不能因为他们有新的思想，便否认他们旧思想的存在。 对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来说，特别要注意“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平心而论，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们提出的一些思想和命题，与其以前的思想家相比，显然有新的色彩并达到新的高度。 再就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说，18世纪的学术思想的确发生了逆转，未能坚持和发展17世纪的进步的社会批判思潮，而出现了“汉学”的复兴，考据学在学术思想界占据了支配地位。 但不能据此得出结论说，17世纪进步思潮本身就不具备启蒙性质。 应该看到，18世纪出现的汉学复兴，既是清盛世的产物，又有着学术思想由理学(宋学)演变到考据学(汉学)的内在逻辑，同时也是清廷强化思想专制的结果。 汉学的复兴，考据学的盛行，对思想的活跃与发展有消极的影响，但却不能不进行具体分析，简单地将罪责强加在17世纪进步思想家头上，并否认他们所具有的早期启蒙性质。 而且，即使是18世纪在乾嘉考据学占据支配地位，思想领域相对比较沉寂的状况下，仍涌现了戴震、曹雪芹这样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 他们的著述和作品中的反理学思想及塑造的封建叛逆形象，仍然继承和发展了17世纪的早期启蒙思想成果。 这也说明17世纪兴起的早期启蒙思潮在18世纪并未完全中断。 甚至于直到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思潮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后，当时的思想家、革命家，依然把17世纪王、黄、顾等人的进步思想视为自己的思想先驱。 梁启超曾肯定《明夷待访录》对他的启迪，认为“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9。 谭嗣同也高度赞扬王夫之和黄宗羲；辛亥革命时期的宣传家们又一再赞扬王夫之的民族思想；章太炎从政治思想到学术思想，都深受顾炎武的影响。 如果说17世纪的进步思潮不具备早期启蒙性质，便不可能在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和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兴起时，发生那么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同时，也应注意到清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又处在世界历史向近代资本主义迈进时期，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的历史在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在学术思想方面也必然有所反映，17世纪兴起的早期启蒙思想，在18世纪并未完全中断，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又得到进一步继承和发展，正是历史的转变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反映。 我们肯定清代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向近代思想文化的转变时期，而这种转变在学术思想领域的一个重要标志，则是早期启蒙思想的兴起和发展。 第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和整理。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虽然有迂回和曲折，但总的发展趋势是由低级到高级，由野蛮到文明。 人类的认识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与历史发展的趋势相一致，也是逐步由粗疏到缜密，经过不断地总结与反思得到发展和提高。 清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具备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最高、最完备的形态。 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比之前代都有进一步发展，为总结和整理传统的封建文化提供了政治保证和物质基础。 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的积累，也为清代进行总结提供了可能。 因此，总结和整理传统文化就成为清代学术思想的突出特点。 清代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总结和整理表现在各个方面。 如大型类书和丛书的编纂，其中康熙、雍正年间编纂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共1万卷，分6编，32典，6109部，集中国古代经、史、子、集之大成；乾隆时期调动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编纂的丛书《四库全书》，收书3500多种，多卷，总量达9.9亿多字，分经、史、子、集四部，几乎囊括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文献典籍，成为“震古铄今”，迄今为止世界上数量最大的丛书，从而使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典籍得以流传和保存，其历史功绩实不可没。 清代对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结和整理，还表现在对古籍的训诂、注疏和考订方面。 清代的学术思想从明清之际起，就呈现了由宋返汉，通经服古的趋势，到了康乾盛世，考据学风达到鼎盛阶段。 考据学派对中国历史上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经、史、子、集等各类古籍，从文字、声韵、校勘入手，一一加以考订，将许多艰涩难解的古书，通过训诂注疏，达到通晓解读；又将一些章简错乱、讹误甚多的古书，通过校勘，进行纠错舛正；还使一些年久失传、真伪难辨的古籍，通过辑佚和辨伪，得以流传和辨明。 正是通过清代学者对古代典籍所做的这些基础性整理，为后人的阅读和使用提供了方便，为研究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资料，也为进一步总结和清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奠定了基础。 由于在康雍乾时期对中国古代的典籍大规模地进行训诂、注疏、校勘、辑佚、辨伪、考订，才在这些工作过程中，形成了以考证为特长的乾嘉考据学派，也使考据成为清代有别于其它朝代的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 但考据只是清代学术思想的特色之一，却不能仅以它来概括整个清代的学术思想。 何况考据尚只是方法和形式，整理和总结反映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古代典籍则是内容和实质。 所以，我们说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料进行总结和整理，构成了清代学术思想的又一特色。 第三，中西思想文化进一步交融与冲突。 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思想文化，都是在继承发扬本民族、本国家的传统文化，又吸收世界其它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才得以丰富和发展的。 单一的、自我繁殖的思想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 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有影响的优秀文化，显示出源远流长，气势恢宏，博大精深，不断地发展和更新的特点，就在于她既能保持民族特色，又能容纳百川，不断地吸收外来思想文化。 自古以来，就曾吸收了印度和东南亚各国的文化。 儒、佛、道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而其中的佛教文化就是从印度传人的。 从明末清初起，西欧各国陆续进入资本主义，并积极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其触角也进一步伸展到中国，与之伴随而来的是，大批耶稣会传教士东来传教，带来了西方的科技文化，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中外文化交流的高潮。 利马窦等数百名西方传教士，从南到北，深人中国各地，从当时宫廷中的皇帝、王公和大臣，到不少的思想家和学者，乃至社会各阶层，无不受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影响。 以传教士为媒介，使当时的中国人了解到欧洲的数学、天文、历法、地理、水利、火炮、机械等科技文化知识，逐步树立了近代世界观念，不仅扩大了视野，而且也促进了思维方式的变化。 同时，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不仅仅是西学东渐，而且通过传教士的介绍和传播，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儒家的“四书”、“五经”等典籍，以及文学艺术、中医、园林建筑，也大量传人西方，给予了西方文化以巨大影响，甚至于西方学者也承认“在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对欧洲的影响，不仅胜过欧洲对中国的影响，而且比多年来人们一般想像要大得多”10。 例如法国传教士马约瑟曾将元代剧作《赵氏孤儿》译成法文，传入法国。 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看到译本后，便予高度肯定说：“《赵氏孤儿》是第一流的作品，其有助于了解中国人的心理，超过了所有过去以至于今后关于那个广大疆域的表述。 ”11中西文化交流倘能照当时的势头继续发展，不仅能促进世界对中国的更多了解，也必将加快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但由于中西方文化之间既有互相交融的方面，又有彼此排斥和冲突的方面。 特别是由于当时清朝封建统治者的愚昧和保守，至雍正年间，西方传教士陆续被逐出国门，乾隆皇帝虽是雄才大略的君主，然而其在对外关系方面，却推行了顽固保守的闭关政策，拒绝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遂将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断了一百多年，致使中国封建社会直至鸦片战争前，一直在闭关锁国的愚昧状态下蹒跚不前。 不过，历史的客观进程，决定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必然要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 历史发展的趋势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中西文化交融的潮流，也势不可阻。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入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文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也在船坚炮利和鸦片烟毒的伴随下，进一步输人中国。 一些先进的逐步觉醒的封建士大夫、学者和思想家，为改变中国社会的落后面貌，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开始了近百年来向西方学习的过程。 从鸦片战争时期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咸丰、同治年间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戊戌维新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学说，揭开了近代思想文化领域内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的矛盾和斗争，中西文化的交融与冲突始终没有间断。 中西文化交融与冲突中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对待西方思想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抱什么态度的问题。 就中国社会来说，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则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 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盲目肯定或者是持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对西方文化盲目排斥或采取“全盘西化”的态度，同样也是不可取的。 中西文化的交融与冲突贯穿于有清一代。 因此，我们说这也是清代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 清代学术思想中提出和要解决的一些问题，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只有批判继承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及吸收借鉴优秀的西方文化，才能更好地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新文化，而学习和研究清代学术思想，从中汲取和借鉴有益的历史经验教训正是我们的出发点。
夏朝的存在饱受争议 中外学者争论不休 至今没有文物证明
人类文明的发展自古而今，历经漫长的岁月，留下了璀璨的历史之光。 在古代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商朝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王朝，而与之相连的夏朝则成为了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 对于夏朝的存在与否、先商文明与夏朝的关系、以及相关文献中的误解等问题，至今仍然存在着学术界的争议。 夏朝这一概念的争议根源在于目前所称的二里头文化，尽管其时代与夏朝相近，但却无法确定是否就是夏朝的遗址。 甚至对于夏朝的统治模式，我们也知之甚少。 周朝起，分封制度逐渐形成，这意味着在此之前可能是一个由零散部落组成的社会。 商朝作为最强大的部落，征服了其他部落，但本质上仍然是各个部落自主统治自己的领地，没有驻军而是通过武力来维持秩序。 因此，我们发现的遗址可能仅仅是商部落统治下的其他部落遗址。 而更早期的夏朝可能是一种合作与服从的关系，其他部落虽然相对较弱，但并不会弱于夏朝太多。 其他部落同样会有与夏朝相似的大型部落存在，并享有参与决策的权力，尽管日常交往较少。 只有在大规模的狩猎和工程活动中才会有更多的合作。 因此，夏朝时期的夏部落的遗址可能更为难以寻找。 这样的社会制度并非突然形成。 奴隶制度虽然相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是极其落后的，但在4000-5000年前的部落氏族社会中却是一种先进的制度。 要建立奴隶制度，至少需要生产力大幅提升，以便在军事科技上获得巨大优势，并通过与周边部落的战争获得足够的俘虏来充当奴隶。 这不是一两百年内可以实现的事情，每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都伴随着改革。 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在商朝之前存在一个或多个朝代逐步进行这一改革的过程。 目前，一些国内学者认为外国学者不承认夏朝的原因是因为早期的世界通史作品中确实没有夏朝的记载，但这些作品产生于50、60年代。 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展开，现如今的新著作普遍承认夏朝的存在，并反对不承认夏朝的学者。 这实际上是一个时间差的问题，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的研究需要大约十年时间，而传播到国外又需要十年时间，因此学术研究的滞后性是正常的现象。 商朝历时554年，其政治制度和人口构成在前、中、后期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商朝前期，统治阶级主要由贵族和奴隶组成，贵族通过掌握土地和军事力量来维持统治。 中期商朝时，贵族阶级进一步巩固了权力，形成了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国家的行政、司法和军事权力逐渐集中于王室手中。 后期商朝时，社会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贵族和富裕商人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而农民和工匠的地位则下降。 商朝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同时也有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农民主要种植粟、稻、麦等作物，养殖牛、羊等家畜。 手工业以青铜器制作为代表，商朝的青铜器制作技术相当精湛，成为当时的重要特色。 商朝的商业活动主要以贸易为主，商人在经济中发挥了重要的角色，他们通过与周边地区的贸易来获取稀缺和珍贵的商品。 在宗教信仰方面，商朝的宗教体系以祖先崇拜和巫术为主要特征。 商朝的统治者认为自己是祖先的后代，通过祭祀祖先来获得祖先的庇佑和支持。 巫术是商朝社会中的一种重要宗教活动，巫师被认为能够与神灵沟通，具有祈福、治病和卜卦等能力。 夏朝的存在与商朝的关系仍然存在争议。 夏朝的历史记载主要来源于传世文献《尚书》和《史记》，其中记载了夏朝的建立和统治历史。 然而，这些文献的可信度一直备受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其中的夸大和虚构成分较大。 同时，考古学的发展也为研究夏朝提供了一些线索，但仍然难以确定夏朝的确切存在。 因此，夏朝的历史地位和与商朝的关系仍然需要更多的研究和证据来确认。 商朝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王朝，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夏朝作为商朝之前的一个概念，其存在与否和与商朝的关系仍然存在学术争议。 随着考古和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可能会对夏朝的历史地位和特征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