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习惯了，却没写过。
是时候重新认识一下：
范伟 。
前不久，凭借《漫长的季节》王响一角获得“金鹰奖最佳男主角”。
范伟演技的好，一直公认。
以至于对于他得这个奖，大家也毫不稀奇，好像他演技本来就这样，早已不需要奖项的证明了。
但在Sir看来，范伟的好，不在于他是个天赋型选手。
而是他有一个自己的季节。
在被大家熟知以前，范伟是这样的：
刚入相声这行的时候，师傅就没看好他。
口条不算流利，口音还重，平翘舌都分不清楚。
自己兴冲冲地写了剧本，结果师傅一看，说你这是“悲剧相声”：因为一个笑料都没有。
从小范伟就是家里最老实的孩子，放不开，也不太会抖包袱。
怎么看他好像都不适合说相声。
但范伟太轴了。
口条一遍遍练习，没人知道他在碘钨灯下吃了多少只蛾子。
抖包袱，靠着敏感细腻的心思，一遍遍琢磨，终于创作出了相声《要账》，获得了中国相声节的表演一等奖。
这段夸张又骚贱的台词尤为出彩：
任他们说
任他们损
任他们骂
任他们打
任他们掐
也就在这时，相声市场走了下坡路，许多相声演员转了行。
然而成就范伟的，也总是变数。
范伟演艺生涯的第一个转折，是赵本山。
1993年，赵本山的小品剧组临时缺人，范伟的模样出现在他脑海中。
临春晚一两个月，范伟赴京进组排练救场，但最终因为排练时间不够，领导一声令下，范伟就失去了机会，二话不说回了老家。
但赵本山看上了他这股劲。
于是1995年，本山大叔终于带着他上了春晚。
不过这个小品其实反响平平，他还是沿用着过去相声时期的人设：
戴眼镜、穿西装、打领带，“文化人”。
真正让他被大众记住的，是2001年《 卖拐 》。
范伟剃了头，摘了眼镜，也等来了赵本山的那句“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是伙夫”。
此后，《卖车》《刘老根》《马大帅》里，“憨、蠢”的形象开始和范伟绑定。
但真实的范伟呢？
他这样描述自己：很不自信，非常敏感，平时话很少。
2005年春晚，《卖拐》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功夫》。
范伟一开口，就念错了他的第一句台词。
观众没有注意到这个字念错，早就被这个亲切的“伙夫”的大圆脑袋给逗笑了。
只有范伟自己心里打起了鼓，他本人过不了这个坎。
于是那天之后，范伟退出了春晚舞台。
离开春晚舞台的范伟。
依然是赵本山“东北乡村宇宙”中的中坚力量。
他一会是范德彪。
《马大帅》里顶着“辽北狠人、水库浪子”等等各种唬人称号但也一事无成、四六不靠的“社会人”，
一会是药匣子。
《刘老根》里自诩“文化人”却只有半瓶水能耐，还死爱面子爱贪小便宜的江湖游医。
这两个角色深入人心。
但这种表演，其实是漫画式的，或者说像是主题乐园里的NPC。
就像是象牙山里，刘能、谢大脚、谢广坤，演员与角色高度绑定。
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话，范伟会是“一招鲜吃遍天”，靠一种类型在观众面前反复刷脸的演员。
大概，可以对标今天的 宋小宝 。
在故事中，赵本山往往是那个朴实、生活中处处担心也时常透露狡猾的农民形象。
范伟只能耍最低级的小聪明，出最离谱的洋相，他成了真正的丑角。
在获得国民度的同时。
也意识到了这类角色对自身的限制。
早在2000年初，范伟就已经在筹划转型了。
那会儿，他前半年跟着赵本山转，后半年自己主动出击找剧本。
2010年，范伟成立了自己的剧本工作室。
媒体问他：这是你的反抗吗？
范伟的回答还是高情商： 我觉得这是“出击”。
等人到中年，媒体又问：你觉得大环境会对中年演员不好吗？
他又说：是不太好。但我觉得，如果要我演爸，我就演爸，没关系的。
范伟不挑戏？
当然不。
只是他的挑，从来不是用嘴说的，而是用行动说。
今年重映的《看车人的七月》。
范伟第一部挑大梁主演的电影。
在呈现看车人杜红军这个角色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窝囊”性格上，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
来看这一段，杜红军去派出所捞孩子。
上一秒还摆出一副威严不可侵犯的父亲架子，大谈别人动手是别人的错，你动手就是你的错。
下一秒，本来就是受害者的小宇在父亲这里也得不到理解后终于在警察局崩溃大哭。
杜红军马上软了下来，还为了不让儿子再哭下去主动帮儿子写检查。
心疼孩子是一方面，但你看他左顾右盼的模样更重要的是：
丢人呐。
怕丢人的桥段还发生在了很多地方，比如他教训孩子一定要把家里的大门关上，家丑不可外扬。
比如他只是穿凉鞋出门，也一定要体面地穿好袜子。
杜红军是一个下岗工人，他们家是连捐款都不需要参与的人尽皆知的贫穷家庭。
“没钱”这座大山阻挡了他的真情，打折了他的傲骨。
但如果只拍穷，其实拍不好一个穷人。
就好像拍一个角色的蠢，最好的办法是拍他怎么耍聪明：他越是自以为精明地算计，就越显得滑稽可笑。
同样。
穷人并不认为自己穷。
或者说，他们仍然想去抓住那点捉襟见肘的体面。
越是努力用它去掩饰贫穷，往往尊严越是碎了一地。
范伟演技的越级就在于：
他从一个活在“象牙山庄游乐园”的NPC。
变成了真正被生活打磨的小人物。
虽然他的角色，多多少少“依然范德彪”：
《看车人的七月》里的杜红军，《求求你，表扬我》里的杨红旗，《耳朵大有福》里的王抗美。
他们往往都好面子，轴脑筋，这些都是写在角色脸上的，也正是这些性格促成了他们是被环境排挤，被观众取笑的人物。
导演还是习惯性地，看中他滑稽可笑的一面。
最典型的便是《天下无贼》，火车上打劫的笨贼的几句台词，几个表情，表现出来的憨傻状态，这是最夸张的漫画式表演。
范伟曾提到过，他的演戏生涯是有阶段的。
其实他大可以一直用略带夸张的方式来演适合他的角色，时而令观众捧腹，时而赚取观众眼泪。
这种“范伟特色”，不管怎么看，只到这个程度好像还远远不够。
他需要用更现实化的表演方法。
不然，再用以前那样的演法，只会让他的戏路越来越窄，也只会越来越脱离社会现实。
怎样做呢？
抛弃掉“范德彪”，甚至隐藏范伟。
以前他总嫌角色的表现还不足，现在，他会给塞得满满当当的人物小传一点一点做删减，直到角色变得轻巧又不失说服力；
以前总是用肢体的笨拙逗笑观众，现在就完全抛弃；
以前会有意地让说话的腔调具有辨识度，现在就把口音全部藏起来。
最后， 他放心地把“笑”，全部丢掉了。
2016年《不成问题的问题》，范伟拿下金马影帝。
片中的丁务源再一次梳起了背头，戴起了眼镜。
只不过这一次和当年追赶风潮有所不同的是，这副知识分子的打扮成了这个角色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所谓知识分子群体的伪善与媚俗的无情嘲讽。
终于，人们见到了曾经的范德彪改头换面，他从扮演“彪”到演绎真正的平淡、普通。
用“分寸感”将人物形象隐入寻常。
就如电影开场：丁务源在镜子前，面无表情的脸上挤出笑容，双手作揖，说：“三太太，我把鸡鸭都备上了。”
话毕，笑容不在脸上多留一秒，随后肩膀落下。
这一套小动作，演尽了中国人面子上的逢场作戏，一个多余的动作都不给，一句多余的话也不说。
这些仍然是中国人常见的行为习惯。
但这次他把这些都收起来演，喜怒不形于色，言语不哗众取宠，仿佛这个人物心里一丝一缕的算计全部被他藏在了宽大的袖口里。
《不成问题的问题》获奖，证明了范伟的改变收获到的成效。
证明了范伟可以用“非范伟特色”的方式来演戏，也证明了过去那个始终脱离不了东北夸张化语境的小人物的样态终于远去了。
到了《漫长的季节》，重回东北。
王响坐在火车头驾驶室，他绷直着后背，严肃神情，恰有分寸地活动手肘关节。
就连拧开杯子喝水，都像是在享受口腔与杯腔的共鸣声，并未像其他同事那样开闸似的冲下火车解手方便。
这次，范伟没有再去搬用以前的方法，也没有急于把角色的性格夸张放大，显现在观众面前。
而是用克制到极致的表演，让观众感觉到，一股“爹味”莫名扑面而来。
也正因如此，观众心中对父亲样子的共情瞬间被激发。
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
老年侦探三人组去KTV时，王响唱起了二十年前《马大帅》里范德彪唱过的歌；
又像《耳朵大有福》里那样跳舞；
但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不再用卖力的表演让角色成为人群焦点。
既不敢放开嗓子，也不知道怎样让僵硬的身体放松下来。
还有父子矛盾无法和解时，他拿到了王阳送的红毛衣，这是儿子的第一件礼物，外国羊毛织的。
他嘴上说紧，贱嗖，但如获珍宝，像对待精贵的宣纸一样叠放。
此时他是一个真正的父亲， 那些说不出的情感，只是隐约能看得到他脸上闪过的痕迹。
这个脱离舞台化的，自然状态下的人。
观众能清楚地看见，他的眼睛越来越无神，身体活动的幅度越来越小。
中年状态里所有的不认命与无可奈何，全都随风而去，化为无形。
虽然这还是一个发生在东北的故事，但观众们在这里被唤起的其实不是过去某个地区的集体记忆，而是每一个人成长中的经历：
家庭里的父亲，是如何在社会、时代面前变得渺小。
观众也看见，范伟终于用这个角色将历史的包袱扛在了身上。
王响完全是范德彪、药匣子、范厨师的反面。
他不再是台前繁忙地向观众献丑的“角”。
而是退到王响的后面，不需要再用“范伟特色”来演绎他。
王响这个角色。
碰上了演员范伟逐渐老去。
碰上了人们开始在网络上广泛怀念起范德彪。
碰上了“东北文艺复兴”。
人们都知道，现在这个“彪哥”恐怕已经彪不起来了，所以他成了王响，成了一个无比平常。
从时代的风暴穿越而来，落在人们心头的。
一片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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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助理：毛脸雷公嘴榔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