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评析】
作者：陈红玉（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前不久，关于内蒙古乌兰浩特“文化村长”在乡村“种”文化的故事引发不小的关注。在当地，艺术团长、退休教师、非遗传承人等当起“文化村长”，将众多文艺项目带进乡村，调动村民们成为积极参与文化活动的“热闹人”。在“文化村长”的带领下，文艺创作、文化会演、歌咏比赛、非遗展示、民俗体验等各类文化活动齐上阵，不仅丰富了群众的精神生活，也促进了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这并非孤例。近年来，内蒙古、浙江、四川等多地先后启动推广“文化村长”模式，在这项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尝试与探索中，一批又一批的优秀文化人才走进乡村，化身“文化村长”引领开展各类文化活动。比如，内蒙古兴安盟突泉县结合当地实际，在全县188个行政村中，选取70个文化文艺基础较好的村实施“文化村长”项目，“文化村长”中不乏文艺名家、资深文艺工作者。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是中华文化的根脉，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悠久深厚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气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动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要素有机结合”，之后农业农村部、中国文联联合印发《“大地流彩——全国乡村文化振兴在行动”工作方案》提出，“全面加强乡村文化保护传承，推动农耕文明优秀遗产与现代文明要素有机结合，促进乡村文化资源活化应用和乡村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由此观之，“文化村长”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探索正是凝聚力量共促乡村文化繁荣的应时和务实之举。
“文化村长”所到之处，文化的种子被种下，不断滋养着村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世界。“文化村长”带领村民积极开展科普知识讲座、党史理论宣讲、国学经典诵读、非遗手工制作、排舞大赛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为广大农民送去高质量的精神营养，还在“送文化”的同时“种文化”，利用地方特色文化资源，组织村民创作接地气的乡村主题文艺作品，让文艺之花绽放在乡村沃土上。
让村民们从“学文化”变成“用文化”、从“当观众”变成“唱主角”，“文化村长”所激活的实践创造和制度探索，让乡村成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闪耀舞台，更好满足乡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与人的交往交流，也推动了乡风文明，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更多动能。
“文化村长”在以文促旅、带动当地旅游产业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实践中，一些地区的“文化村长”还以文化搭台赋能当地产业发展，比如通过文化活动助力招商引资、线上推介，借助文化的力量帮助驻地村解决产业发展、品牌推广、设施改善、产品销售等方面存在的难题，推动当地特色产业“走出去”。挖掘红色文化等文旅资源、开发特色文旅项目，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打造艺术村庄……多地在“文化村长”的助推下，打造出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文旅品牌，极大提振了当地群众的文化自信和发展信心，激发了更多创新创造活力。
人才是乡村文化振兴的第一资源，也是实现乡村文化繁荣的关键要素。立足地方特色和文化优势，设立“文化村长”，是乡村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的有益探索。2022年，文旅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各地探索建立有效人才制度”，会聚各方人才参与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鼓励各地结合实际，探索实施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建设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人才库。“文化村长”作为乡村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的一种探索对我们不无启示，我们还应积极开辟更多路径，引导企业家、科普工作者、退休人员、文化志愿者、高校师生等深入乡村对接帮扶、投资兴业，共同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文化村长”这一创新探索令人振奋，不过在推而广之的过程中也需坚持因地制宜，不宜生搬硬套。比如，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选派招募“文化村长”，如何协调“文化村长”所需的文化资源，都需要全面评估当地的文化资源条件、文化发展禀赋以及民众文化需求，在此基础上科学决策。“文化村长”探索的初衷在于发挥乡村文化建设领军人物的作用，因此在“文化村长”遴选中，不一定非要讲究名人效应，也不一定非要从外地选拔派送，本地文化达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民间艺人等同样值得珍视。归根结底，还是要把各类文化资源盘活用好，让村民精神生活富起来，让乡村文化“火”起来。
从辩证否定观的角度分析，我们在文化建设中应如何对待齐鲁文化
①辩证的否定，是既肯定又否定，既克服又保留，辩证否定的实质是“扬弃”。 齐鲁文化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其合理的内涵，对今天的文化建设仍有借鉴意义，我们应不断的继承。 但齐鲁文化也存在着糟粕和过时的东西，我们还要大胆的抛弃。 （6分）②辩证的否定观要求我们，必须树立创新精神。 对待齐鲁文化，我们要与时俱进，在继承中发展，在创新中进行新的文化创造，不断丰富和发展齐鲁文化。 （6分）
有人认为，文化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唯一力量，运用《文化生活》的相关知识对这一点加以评析
①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够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转化为物质力量，对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②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先进的文化会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落后的文化则会阻碍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③对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而言，不仅文化是重要的力量，而且生产关系、政治制度等因素也是重要的力量。
什么是儿童文学的批评
儿童文学批评的性质儿童文学批评是以儿童文学鉴赏为基础，在一定的儿童文学理论指导下，对儿童文学作家作品及有关文学现象进行判断（分析、评论）的实践活动。 它是一种美学的批评，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历史批评，是一种具有自身特点的科学研究活动。 二、 儿童文学批评的作用1、 对作家来说，儿童文学批评对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具有指导作用。 一方面，帮助作家更好地认识自己的作品，总结创作经验，从而提高创作的自觉性。 另一方面，又将社会的评价、小读者对作品的褒贬反馈给作家。 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文学批评，能有助于作家发扬优点，克服不足，认清创作方向，提高创作水平。 2、 对读者来说，儿童文学批评有利于读者鉴赏水平的提高。 3、 有利于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 三、 儿童文学批评的标准儿童文学品评的标准就是用以评价和衡量儿童文学作品的尺度。 1看作品是否真实反映社会生活。 2、看作品是否有利于儿童美好道德情操的培养。 3、看作品是否具有儿童情趣。 4、看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是否鲜明、生动。 5、看作品是否具有形式美。 6看作品是否与读者的年龄阶段相吻合。 7、看作品是否有利于少年儿童知识面的拓展和求知欲的激发。 当下儿童文学批评的难度商业语境无法逃避很多人意识到当代儿童文学的语境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这种语境的变化甚至在最根本的层面上撼动着传统的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和价值评判体系，也以从未有过的力量影响着中国儿童文学的当下面貌和未来命运。 近年来，围绕儿童文学的商业文化语境所展开的学术批评与论辩构成了儿童文学理论界最引人注目的话语交锋之一。 童书出版界早已不再对“畅销”一词遮遮掩掩。 但是，畅销的作品是否就是好作品？王泉根、郑重、刘绪源、小文等人在杨红樱为代表的“商业童书”上表现出了不同的立场。 应该说，对于杨红樱作品的批评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针对一位作家及其作品的批评交锋，它也是一场关于特定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审美标准、价值评判体系的争鸣。 究竟出版数据与儿童文学作品的文学质量之间是否存在必然或者一定的关联？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牵涉到诸如儿童文学特殊的文类性质、特定的文学接受对象以及有别于成人文学的创作-接受关系等一系列儿童文学理论界尚未厘清的复杂问题。 但学术上的论辩本身不是坏事。 问题在于，很多时候，这场看上去十分激烈的理论争鸣，恰恰在最为关键的理论点上未能形成有效的交锋。 他们真正的分歧，在于上述语境下对童书“文学性”的判断与评价。 然而正是在“文学性”上，双方所摆出的论据似乎都缺乏充分的说服力。 “贴近文本”的分析，或许正是今天商业文化语境下的儿童文学批评所亟需发展的一种批评方式。 这是这场争论带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在争论过程中，有关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现状及其未来走向的许多看法和想法慢慢积淀了下来，也对儿童文学批评自身的面貌和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宏阔话题与具体分析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一直缺乏属于自己的纯粹、专业的学术园地。 这导致了许多批评文字往往散落在各类相关报纸或期刊的版面中，继而形成了儿童文学研究在总体上的散点式格局。 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以集群方式出现的学术探讨，总是容易引起特别的关注。 《中国儿童文学》杂志在2008年第2期和第3期的“海上论坛”栏目中，分别以“儿童小说缺少什么”和“童话的现状和童话的希望”为题，邀请了几位知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和学者，就中国当代儿童小说与童话的创作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 尤其是在有关儿童小说的讨论中，参与者们就当代儿童小说的创作语境、创作个性、多元生态、人文高度、童心童趣、幻想与现实的关系以及市场效应等多个话题展开了具体的探讨。 不过总体上看，这两次“论坛”以及随后发表在第4期同一栏目的另一篇“年轻作家谈儿童文学”的讨论文章，其学术上的涵量都是有限的。 它们的意义恐怕更多地在于记录来自创作领域的一些有价值的理论思考和小结。 或许我们不应该过多地期待诸如“儿童小说缺少什么”这样话题宏大的理论批评。 我的意思是说，与其把容量如此大的话题放在几页的篇幅里，更好的办法或许是从具体的一位作家或一部作品出发，在具体的分析中对“缺少什么”的问题给出某个方面的答案。 从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演进来看，它的当代发展更多地依赖于各类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 尤其是近10年来，对于特定作家、作品的深入、细致、富于理论思辨色彩的批评研究达到了空前壮观的程度。 许多新的儿童文学理论的阐发与示范，都是在贴近作品的文本分析中完成的；而有关儿童文学的基本概念、历史变革、审美范畴、文体特质等方面的论述，也大多被融入在文本分析的过程中。 目前英美几种主要的儿童文学学术刊物，如美国的《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学会季刊》《狮子与独角兽》、英美有关机构联合主办的《教育中的儿童文学》等，都体现出西方儿童文学学术界对于扎实的文本分析的看重。 这种批评方式的特点在于，从理论的视角切入文本，最后达到理论与文本之间的相互证明，亦即以理论照亮文本丰富的内在世界，同时也以文本证明理论分析的适切性及其独特魅力。 这种论证最后的旨归常常不是单方面的，它既是对于文本的一种剖析，同时也是关于理论的一种展示。 这似乎是西方儿童文学批评界在向成人文学领域借取理论资源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批评方式。 很难说它就是最适合当代儿童文学研究的一种路径，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中国当代的儿童文学研究来说，这种将理论与文本贴切结合、进而实现两者之间的相互生发关系的批评方式，正是我们当下的儿童文学研究所亟需加强的。 近年来，针对单篇作品的分析评论文字有所增加，但其中大部分是印象式的评点文字或感悟式的新作评论，很少见到理论质地坚实、饱满的作家作品研究文章。 因此，当我们读到像陈恩黎的《论儿童文学的三种文本策略》（《中国儿童文化》2007年总第3辑）、吴其南的《天籁之音——林焕彰儿童诗的音乐形式》（《中国儿童文学》2008年第3期）、班马的《韦伶的幽——少女散文中的原生性神秘感和雌性文化气息》（《中国儿童文化》2008年总第4辑）这样优美、扎实的作家作品研究文章时，会由衷地感到高兴和振奋。 我想特别提一提班马的这篇评论。 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界，班马的文字一向有着某种冲破常规的力量和神采，虽然近年来，他的文字已经很少出现在儿童文学批评领域。 他为韦伶的散文集《走神女孩》所写的这篇评论，从少女文化的角度切入，谈论少女文学的“原生性”、“植物性”、“雌性文化”等特征，是对于尚未在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界得到文学关注和深入分析的少女文学的十分具有创造性的概括。 这种概括即便放在世界范围内的少女文学研究中来看，也是具有相当的理论启发和建设意义的。 聚合力量提升高度方卫平在其主编的“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红楼书系”丛书中，撰写了一篇十分特别的总序——《论一个可能的儿童文学学派》。 尽管他十分审慎地使用了“可能的”一词来限定他笔下的这个“儿童文学学派”，这一提法仍然带给我们一种别样的兴奋。 什么是儿童文学学派？中国儿童文学学术界存在、或者有可能出现学派吗？学派的意义又在哪里？然而我所感兴趣的并非作者对于浙江师大学科发展史的介绍与描述，而是他在指出这一学科群体与“学派”之间的差距时，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未来发展所提供的期待与思考。 很显然，就当前相对分散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来说，“学派”一词还是一个十分遥远的想像。 作者自己也说，“从‘学派’一词严格的内涵来看，就其现实性而言，浙江师大儿童文学学者群还不构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派”；而事实上，即便从“学派”的较为宽松的涵义出发，中国学术界目前也不存在所谓的“儿童文学学派”。 他这篇文章最重要的意义或许在于，它从儿童文学学术研究的专业视角，提出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建设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即如何借助于理论思潮方面的开拓与创新，聚合分散的研究力量，使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获得一种质的提升。 事实上，作者所真正期待的并非派系式的研究格局，而是富于创造性、生长性和理论吸引力，能够引发人们持续的关注、追随的儿童文学学术批评的实现。 与西方英美儿童文学界相比，中国当代的儿童文学研究一向缺乏集中的学术向度。 近年来许多学术话题的提出和展开，往往是对于当下某些儿童文学现象的临时和功利的反应，而缺乏长远、深厚的历史维度的积累与建设。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代儿童文学研究的总体学术面貌与水平。 如果说当代英美儿童文学界同样未能出现“学派”现象，那么它在研究力量的有意识的集中和整合方面，却已经取得相当可观的进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结合儿童文学专业学术刊物的建设，西方英语儿童文学研究发展出了较为成熟的专题研究的模式。 这些专题涉及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各个领域，形成了对于特定理论话题的广泛和有深度的研究，其中一些重要的专题还获得了延续的探讨。 比如美国的《狮子与独角兽》杂志自1977年创刊起，便开始以专刊形式连续推出围绕“儿童文学中的喜剧”、“儿童文学的幻想与创造性”、“成人文学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儿童文学中的社会问题”、“儿童文学叙事类型”、“儿童文学与通俗文化”等话题展开的理论探讨。 尽管这种主题性的批评集合与“学派”的涵义仍然相去甚远，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对于研究和批评的聚合导向功能，继而促进了理论的拓展与深化，并使得一部分理论成果脱颖而出，成为特定研究领域公认的重要学术资源，同时吸引了一批后来的研究者。 当代西方儿童文学学术界许多重要的术语和关键词，如“儿童文学的乐趣”（佩里·诺德曼）、“儿童文学的互文性”（玛丽亚·尼古拉耶娃）、“童话的颠覆功能”（杰克·齐普斯）等等，都曾成为相关学术专题探讨中的焦点理论，也在其他研究者中得到反复的援引、论证和批评。 因此，如果我们把有关“儿童文学学派”的观念放到世界儿童文学理论发展的背景上，其意义就会更加明显。 中国的儿童文学研究要走向世界，必须提得出具有自己独创性的理论话题，也必须在理论话语的体系建设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 对于中国当代的儿童文学批评来说，一个“儿童文学学派”的出现并不是必须的，但包含在“学派”一词里的理论想像和激情，则是不可缺少的。 尴尬中的责任加拿大学者佩里·诺德曼在为出版于2004年的《儿童文学批评的新声音》一书所写的序言中，不无诙谐地指出了儿童文学批评常常会面临的尴尬。 与其它专业性较强的学科相比，儿童文学批评在今天似乎成了人人能够染指和胜任的一项事业。 诺德曼举了美国影星麦当娜的例子。 2003年，44岁的性感女星麦当娜与企鹅出版集团签下了她的第一套共六册童书的英语出版权。 她在接受一家英国报纸的采访时，被问及她决定创作童书的初衷。 这位并不一定有过多少儿童文学阅读经验的女星回答说，自己在准备给三岁的儿子读点什么听听时，却发现“所有的故事都是那么乏味、空洞，不值一读”。 诺德曼很不屑于麦当娜对儿童文学现状所作的这句漫不经心的行外评判，但他指出，今天的许多儿童文学评论跟麦当娜的评点一样，也是在缺乏对于儿童文学文类的深入了解和考察的前提下作出的。 他强调儿童文学批评工作者首先应对历史上和当前的儿童文学发展状况有一个较为全面、切实的了解和考察，其次才谈得上对它进行准确、负责的批评和研究。 然而，当代日益庞大的童书市场和各种新出现的儿童文学创作与接受现象，正在不断增加这种了解和考察的难度，促成儿童文学理论自身的革新和进步。 儿童文学研究向来不是一个特别吸引外人注目的学科，很多时候，它需要坚持一种自己对自己的负责。 考察近年来的儿童文学研究，我们的信心往往并非来自这样或者那样的总结描述，而是来自那些沉潜在喧嚣之下的守望者和思考者们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