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宛若一条纽带，巧妙地将各地特色与风情紧密相连，见证着文化的多样与包容。戏曲的悠扬、茶艺的馥郁，以及沿途各地民俗的斑斓，皆在此交汇共鸣。它不仅仅是一条河流，还是一幅缓缓展开的文化长卷，更是一部沉甸甸的历史巨著。
汉字的发展的历史意义
要了解汉字与中国的起源，就必须先知道远古年代的一些状况，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首先，交通通讯不便，使得不同的部落或者城市，所说的话，差别很大，而且联系也很不紧密。 所以那个时候，不可能形成一个庞大的国家。 国君发布的命令，要花很久才能到达下面，下面的状况发生了很久才能传到国君的耳中，这限制了紧急事务的处理。 再加上十里不同音的铁律，古代很难形成统一的庞大国家。 中国在夏商时期，中国出现了汉字。 在此之前，中国虽然名义上是同属夏朝或者商朝，但实际上只是松散的部落联盟而已。 史记夏本纪，商本纪里都有记载，夏的时候，有一百多个部落组成，商代有千个，虽然数量并不一定准确，但数字的规模应该是差不多的。 而夏朝、商朝的实际疆域，也只有现在的河南省那么大而已。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的成熟的表意文字。 它是用几千个符号，对应几千个意思。 而不像拉丁语系，由几十个字母表示几十个发音，然后由语言习惯来决定不同发音组合所表达的意义。 汉语的特殊性，使得汉语的使用者，不论口音相差多大，都能互相沟通。 因为语言是直接表达意思的。 即使是现在，一个东北人也听不懂上海人说什么，但只要写出来，大伙都能明白。 在古代，还没有文字的时候，东北人和上海人，压根就是在说两种不同的语言。 而夏商所发明的汉字，在整个中原地区获得了推广。 随着周朝的建立，分封制的确立，使得整个中国，汉字成了官方文字。 使得远距离信息的传输，以及远距离的管理，变的可能。 但周朝过长时间的分裂，导致了即使是汉字，这种表意的文字，也随着国家的分裂而出现了变体，和区域性。 随着秦朝统一了文字，整个中国的基础才得以建立。 由于文字的统一，渐渐使得一些在中国的小语种逐渐消亡，或者融入到汉语之中。 最终形成现在，全中国都用汉语，但口音依然差别很大。 使得天南海北不论你是南腔北调，都有了共同的文化依托，信息管理和国家认同感。 反观欧洲以语音建立的语言体系，则限制了一个国家的大小。 因为十里不同音，如果文字是表音文字，就意味着一旦口音不同，就不能用同种文字。 因此，直到现在，欧洲的语言虽然相似，却都各有不同。 国家的大小，也都很有限。 在英国创立了标准语言教育体系之前，欧洲一个国家的大小，基本就取决于讲这个语言的人们的居住范围。
为什么说南腔北调?有什么来历?
南腔与北调中国历来就有关于南方和北方的种种说法:南辕北辙、南征北战、南来北往、南下北上等等。 这些说法，都不能颠倒或互换。 比如南辕北辙就不能说成北辕南辙，南征北战就不能说成南战北征，同样，南腔北调也不能说成南调北腔。 奇怪！为什么南是腔而北是调呢？想来大约也是南北方言多寡有别又性质有异之故。 南方方言种类多而北方方言种类少。 汉语七大方言(也有说八大的)，吴、湘、赣、客、粤、闽(或闽南、闽北)都是南方方言，属于北佬的只有一种，也没法拿省份命名，干脆就叫北方方言。 北方方言品种虽然单一，覆盖面却大得吓人。 说汉语的人当中，也有七成是说北方方言的，这可真是四分天下有其三了。 这样广阔的领域，如此众多的人口，说起话来，原本应该南腔北调的，然而实际上内部分歧却相当之小。 这也不奇怪，北方方言是“官话”么！官家要统一意志，怎么能七嘴八舌？要令行禁止，怎么能言语不通？所以官话趋同。 听南方人讲话，麻烦就大了。 首先是用词五花八门，其中最可笑的，是广州人管父亲叫“老豆”。 老爸如果是老豆，那咱们是什么？豆芽菜呀？写成“老窦”也不对，老爸是大窟窿，咱们是小窟窿？他们也常常分不清l和n这两个声母，an和ang这两个韵母。 结果，在他们嘴里，男子变成了“狼子”，女子变成了“驴子”。 闽南人更好玩，干脆把人统统叫做“狼”，整一个“与狼共舞”。 一个闽侯人在朗读《愚公移山》时，因为实在改不过腔来，便把那段名言“我死了还有子，子死了还有孙，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念成了“我死了还有煮，煮死了还有酸，煮煮酸酸是没有穷尽的”。 南方人说话还颠三倒四。 比如“死人咸”，就看不懂。 死人只会臭，怎么会咸呢？腌鱼啊？原来，这是闽南话，意思是“咸得要命”、“咸死人了”。 因为闽南人喜欢把话倒过来讲，就弄得我们不知所云。 其实北方也有类似的说法，比如“死咸死咸”，只不过当中并不夹一个人字，就好懂些。 吴楚东南坼楚语和吴语在历史上曾被看作同一种方言，而且就叫“吴楚”。 这也不奇怪，吴与楚都是“荆蛮”嘛！再说越灭吴，楚灭越，他们也曾统一过，所以古楚语和古吴语是比较接近的。 直到现在，湘语和吴语还有不少相同之处。 比如“吃”，便都念作“恰”，只不过声调不一样，也就是腔同调不同。 父亲叫“爷”，读如“衙”，也一样。 从这些蛛丝马迹看，吴语和楚语的关系在历史上很可能非同一般。 事实上直到隋唐，吴语和楚语还被看作一种大方言。 陆法言说:“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 ”陆德明说:“方言差别，固自不同。 河北江南，最为钜异，或失在浮浅，或滞于沉浊。 ”他说的“河北”，就是“燕赵”，他说的“江南”，就是“吴楚”。 颜之推也说南方水土柔和，所以说话声音清而切，北方山水深厚，所以说话声音浊而钝。 可见吴楚之同远大于南北之同，南北之异也远大于吴楚之异。 要是它们就这么联起手来，南方的方言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然而一把刀子却从吴楚之间插了进来。 这把刀子就是赣语。 江西这地方，历史上叫做“吴头楚尾”，春秋时是吴、越、楚三国的交界处，汉代又介乎荆州与扬州之间，是个“三不管”的空子:楚不管，吴不管，越也不管。 结果，古时这块地方的方言，就有点不三不四，不明不白，连汉代的方言学家杨雄都弄不清楚，只好留下一片空白。 其实直到现在，赣语特征并不十分明显，而且来历不明，就像江西菜一样，不南不北，不东不西，没什么特色。 赣语，明摆着是个混血儿。 它也是一个奇迹。 在吴语、楚语这些老方言节节败退朝不保夕的情况下，它居然能作为一种新方言在夹缝中生长起来，还赢得了和吴、湘、闽、粤平起平坐的地位，真的让人刮目了。 胡番与西洋汉语中用来指“老外”或“舶来品”的词，有胡、番、西、洋。 胡，大约是用得最早的。 它原本泛指北方和西方的少数民族，即“胡人”。 所以，但凡叫做“胡什么”的，多半来自所谓“西域”。 中国和西域交通很早。 两千一百多年前，张骞便通了西域，以后又有丝绸之路，中亚文化也就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 然而尽管西域的文化贡献很大，中原却并不怎么领情，“胡”这个字眼总是带有贬义。 在中原之人看来，北方的胡，南方的越，都有些“非我族类”的味道。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而且往往是一言不合，便刀兵相见，双方之间，心里面便难免有些别扭。 更重要的是，在中原华夏之人看来，胡人不懂礼仪，不讲道理，不守规矩，喜欢“胡来”。 胡来也就是任意乱来。 之所以叫“胡来”，就因为胡人喜欢乱来，也叫“胡乱”。 所以胡来便是“像胡人一样乱来”，胡说便是“像胡人一样乱说”，胡思乱想则是“像胡人一样思维混乱”。 此外，胡扯、胡闹、胡言乱语、胡搅蛮缠、胡说八道、胡作非为，意思和来历都差不多。 胡，不是和扯、闹相联系，便是和蛮、非相对应，反正没什么好词。 至于把神志不清时说的话称为“胡话”(胡人说的话)，则鄙夷之情更是跃然纸上。 这当然是一种偏见，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但它们产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并非没有道理。 胡思乱想一词最早见于南宋朱熹的《答潘文叔》，当时叫“胡思乱量”。 胡说和胡来则分别见于南宋周密的《齐东野语》和金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 南宋与金，那可是中原汉人最仇恨胡人的一个时代。 胡的本义是兽肉，番的本义则是兽足。 番，也是用来指外族和外国的，叫番邦，而且主要指西方诸族、诸国，叫西番。 用兽肉、兽足来指称外族、外国，毕竟不太友好，因此胡、番便渐渐为西、洋所替代，比如西点、西服、西医、西学，或洋货、洋装、洋人、洋场。 叫西、洋的不一定就带贬义。 但毕竟西、洋只是说出了一个客观事实，不像胡、番那样带有主观色彩，要好得多。 方言的来历说起来也是，要不是当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南方这些方言，可不就是外语？南方从来就是“化外之地”，南人也从来就是“化外之民”。 “化外之民”在“化外之地”说的“化外之语”，不是“外语”是什么？不过那时“外语”的地位可不像现在这么高，要想活得人模狗样就非得“至少掌握一门”不可。 相反，它还被看作是野蛮文化的象征。 秦始皇统一了文字(书同文)，却统一不了语音(语同音)。 反倒是，文字统一以后，沟通的困难少了许多，听不懂，还可以写出来看，大家也就懒得再去统一语音，故方言存焉。 所谓“方言”，其实也就是“四方之言”。 华夏民族以中央自居，视自己为“中”，视周边民族(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为“外”，则“方言”也就是“外语”。 后来，天下一统，五族共和，成了一家子，又把更外边的“老外”，什么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葡萄牙看作“夷狄”，称为“夷人”，老百姓则称其为鬼子。 如此，则外语就该叫“夷语”或“鬼话”。 可惜后来大清帝国已不大摆得起谱，条约规定不得称“夷”——鬼子们在中国混的日子长了，也知道那“夷”不是什么好字眼，于是改称“方言”。 自此，倒是没听说鬼子们有什么意见，实际上他们又上当了。 这是“春秋笔法”，他们不懂的。 什么是“方言”？就是“地方之言”。 地方上的比起中央来，还是低了一等，鬼子们不明不白又吃了一个暗亏。 在玩弄词藻讲究名分这方面，他们从来就不是咱们的对手。
南水北调的必要性
1 南水北调的必要性根据对我国水资源2030年和2050年的供需平衡分析，黄淮海流域特别是黄河下游的黄淮海平原地区，是我国最缺水的地区。 在过去的年代，这里的许多地方，特别是黄河以北的海河流域，通过超采地下水和利用未经处理的污水维持了经济的增长。 据海河水利委员会统计，海河平原1998年超采地下水55亿立方米，全流域废污水排放量63亿t，除排放入海5亿t外，其余或被利用或蒸发渗入地下。 据不完全统计，约有20多亿t废污水被用于灌溉。 地下水超采最严重的是沧州、衡水和津浦铁路沿线地区，该区的浅层地下水绝大部分为不可利用的咸水和微咸水，多年来超采的是很难再生的含氟的深层地下水，据2000年有关方面的分析，深层地下水耗竭的时间将为10～15年。 太行山麓的京广铁路沿线，由于城市和工业大量抽取地下水，也造成浅层地下水的大面积区域性漏斗。 由于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污染不加防治，许多地方有河无水，有水皆污，洼淀枯竭，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 预测到2030年，经充分挖潜和利用当地水资源，采用节水和污水回用等多种措施和考虑了目前引黄和引江的水量后，在地下水不再超采的情况下，黄淮海平原地区缺水量仍将达到（平水年）150亿～（枯水年）300亿立方米。 考虑到生态环境的用水，今后通过南水北调增补的水源应在300亿立方米以上，其中增补黄河以北应在一半以上。 2 对南水北调各条线路的初步评价对已提出的南水北调各种线路，初步评价后认为：水利部提出的东、中、西三条线路，都是可以成立的，也存在一些难点和问题，需要抓紧进行工作；其他各种“大西线”方案，现在尚缺乏科学依据。 现分述如下：①东线东线工程从江苏省扬州附近的长江北岸，在原有引水量的基础上，增加年均引水约150亿立方米，其中过黄河约90亿立方米。 利用和扩建京杭运河及与其平行的部分河道，送水到天津，另建分干线到胶东半岛。 东线工程除可解决江苏和山东两省的缺水外，还可解决河北省东部深层地下水超采和高氟水导致的地方病以及天津市的缺水问题。 其有利条件是：直接从长江引水，水源比较丰富可靠；可利用大运河和洪泽湖、骆马湖等现成的河道和调蓄湖泊，投资较低，并可分期分段实施，比较灵活。 其难点是：沿线水质污染；需要电力提水，总扬程约65m，经常运行费用较高。 ②中线中线工程由加高后的汉江丹江口水库，多年平均的可能引水量估计约130亿立方米／年，其中过黄河约70亿～75亿立方米／年。 建设专用的输水渠道，沿京广铁路西侧，送水到北京。 中线工程除可解决河南省中东部的缺水外，还可解决河北省中部经济最发达地区和北京市的缺水。 其有利条件是：目前水质较好；绝大部分自流引水，如不计建设成本和丹江口发电损失，运行费用较低。 其难点是：从汉江的丹江口水库引水，水源相对有限，如遇连续枯水年难以满足要求；现在规划的线路缺少调蓄湖库，运行困难；黄河以北的线路经过太行山麓的特大暴雨区和地震高发区，安全风险很大；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需移民25万人，总干渠基建投资也较高，需要一次建成才能发挥效益，考虑到配套建设的种种问题，总干渠达到设计效益需要相当时间，加上来水和需水匹配的不稳定性，如以贷款建设，将发生运营困难。 ③西线西线工程从长江干流通天河及支流雅砻江、大渡河调水进入黄河上游，补充黄河水源，估计可能的调水量100亿～150亿立方米／年。 由于前期工作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尚难作出全面评价，但一般估计，实施难度将大于中线和东线。 ④“大西线”“大西线”工程有各种方案，都是由雅鲁藏布江、澜沧江、怒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等调水进入黄河上游。 经研究后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大西线”设想的一些工程没有现实的技术可行性。 就我国未来16亿人口的发展形势看，也没有大开荒、大移民以至兴建“大西线”的现实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