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中是否会出现新赢家 谷歌在反垄断案中败诉

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8月5日,美国联邦地区法官阿米特·梅塔(Amit Mehta)裁定, 谷歌 因垄断网络搜索市场触犯法律,这是美国政府在一系列针对大型科技公司的 反垄断 诉讼中的首次胜利。

在一份长达277页的判决书中,梅塔称:“谷歌是垄断者,并且它的行为是为了维护其垄断地位。”根据法院的裁决,其分发协议违反了《谢尔曼法》第2条。

本案始于2020年,美国司法部联合52个州及司法辖区的检察长联合起诉谷歌,指控其向苹果、三星、AT&T和Mozilla等智能手机厂商、无线运营商和浏览器开发商每年支付数十亿美元,以换取谷歌作为其 搜索引擎 的默认选择,且在很多情况下,还禁止上述合作方与谷歌的竞争对手交易。

谷歌公司(第一财经资料图)

法官梅塔在判决中也指出,谷歌仅在2021年就向手机制造商支付了263亿美元,以保证他们将谷歌设为新手机的默认搜索引擎。而一份法庭文件显示,仅在2022年,谷歌就向苹果支付了200亿美元,而苹果每年的服务业务收入为850亿美元。

“审判证据有力地证明了谷歌通过独家分销协议维持的垄断,使得谷歌能够在没有任何有意义的竞争约束的情况下提高文字广告价格。”梅塔在裁决书中称,“不受限制的价格上涨推动了谷歌收入的大幅增长,并使其保持了高额且非常稳定的营业利润。”

对于此次判决,谷歌母公司Alphabet全球事务总裁沃克(Kent Walker)表示,谷歌计划对裁决提起上诉。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副教授张龙天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此次判决是反垄断执法领域的一个里程碑,可能会对科技行业的商业实践和市场竞争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近年来,欧美反垄断执法机构针对科技巨头提起了一系列重大诉讼: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去年9月指控电商巨头 亚马逊 非法垄断在线销售市场,今年3月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又起诉苹果垄断智能手机市场。而由于涉嫌滥用其在广告市场的主导地位,脸书母公司Meta正面临首个来自欧盟的罚单。谷歌也面临另一起指控其广告技术涉嫌垄断的案件,将于9月开庭审理。

张龙天表示,“此次判决表明美国司法部和联邦法官对科技巨头垄断行为的容忍度正在降低,可能会促使政府加强对其他科技巨头的审查和诉讼,为未来的反垄断执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和先例。”

他还表示,其他国家的反垄断机构可能会效仿美国,加强对本国科技巨头的监管和执法。

谷歌将会面临何种惩罚?

诉讼程序现在将进入第二阶段,法院将裁定谷歌因违反反垄断法需要面临何种处罚。考虑到谷歌已经表态要上诉,可以预见的是,这宗诉讼案最终还要很长时间才能真正尘埃落定。

中国政法大学全面依法治国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李良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反垄断的处罚形式和救济手段有罚款、行为救济和结构救济。其中,行为救济是指要求涉案企业停止某些行为或者执行某些行为以恢复和促进竞争,结构救济涉及对企业进行拆分。结构救济涉及对企业进行拆分,由于涉及到对企业结构的根本性变动,干预程度很大,一般较少使用。在本案中,比较可能采用罚款和行为救济结合的方式”。

张龙天也表示,“谷歌可能面临的惩罚种类多样,包括巨额罚款、行为限制、分拆公司、调整合同和商业协议、监督和审计以及消费者补偿,但可能性更大的惩罚措施应该是前两种。”

裁决结果公布后,谷歌母公司Alphabet当天股价跌幅扩大,一度跌超5%,最终跌4.6%收于每股160.64美元,至4月25日以来收盘低位,总市值2.02万亿美元。

微软 是此次裁决的最大赢家?

司法部在起诉书中称,谷歌近年来占据了美国在线搜索市场约90%的份额,以及移动设备搜索市场的95%的份额,这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谷歌的排他性协议和反竞争行为。

而这项裁决被认为直接影响了谷歌最核心的业务之一。去年,谷歌从搜索广告中获得了1750亿美元的收入,占其3070亿美元总收入的一半以上。相比之下,微软的必应从搜索广告中赚取了约120亿美元的收入,市场份额不到5%。

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Satya Nadella)也在审判期间出庭作证。他表示,他担任微软首席执行官的每一年都试图说服苹果放弃谷歌作为其默认搜索合作伙伴,但都没有成功。

据非公开的法庭文件显示,仅在2022年,谷歌就向苹果支付了200亿美元,这占苹果每年850亿美元的服务业务的很大一部分。

纳德拉还称,通过默认协议提供给谷歌的大量搜索数据可以帮助其训练人工智能模型,这这会让谷歌在AI开发竞赛中占据主导地位。

前谷歌政策主管科瓦塞维奇(Adam Kovacevich)称,“今天裁决的最大赢家不是消费者或小型科技公司,而是微软。”他补充说,“几十年来,微软在搜索领域一直投资不足,但今天的裁决为法院强制必应的默认交易打开了大门”。

谈及此次裁决对搜索引擎市场的影响,张龙天表示:“可能会有一定改变。如果这个反垄断裁决生效,用户将不再被默认选择使用谷歌搜索引擎,而可能会转向微软的必应等同类产品。但目前来说,谷歌搜索引擎在大多数场景下还是用户的首选,所以这得看其他同类产品是否能达到类似的效果了。”

除却虎视眈眈的微软,有分析称随着Intelligence & Siri的到来,苹果公司可以引导用户使用人工智能和Siri,而非网络浏览器。


各国的各类反垄断措施将如何影响互联网巨头们的未来?

自2020年3月19日国会一致通过2.2万亿美金的关怀法案(CARES ACT)后,天量财政补贴通过美联储和财政部合作完成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以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进入市场。

总值3010亿美金的面向大众的直接财政补贴、面向中小企业的直接财政补贴及有条件减免的贷款共6690亿美金、面向大企业的各类补助共4540亿美金,因为实体经济恢复缓慢而快速流向资本市场。

同时,美联储货币政策提供的及其廉价的贷款快速地重新提高了资本市场的杠杆率,导致以股票为主的资产类别快速膨胀。 美联储大量的货币政策调低了市场对美元指数未来几年的预期,逆转了原本通缩型去杠杆化过程中市场因恐慌和避险而抛弃各类资产的行为,各类资产的估值开始回归理性。

在通缩型去杠杆化过程中,美元一般被视为避险资产。 经由货币政策之后市场处于通货再膨胀(reflation)的阶段时,那些受到疫情影响极小甚至可能反受疫情帮助的互联网大型 科技 巨头们(谷歌、苹果、亚马逊、Facebook、微软等)无疑成为了新的避险资产类别。 加之互联网巨头们之后两个季度的财报不负众望,于是自3月互联网巨头们的股价创下阶段性低点之后,这些资产价格已经开始屡创新高。

自2020年3月19日国会一致通过2.2万亿美金的关怀法案(CARES ACT)后,天量财政补贴通过美联储和财政部合作完成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以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进入市场。

总值3010亿美金的面向大众的直接财政补贴、面向中小企业的直接财政补贴及有条件减免的贷款共6690亿美金、面向大企业的各类补助共4540亿美金,因为实体经济恢复缓慢而快速流向资本市场。

同时,美联储货币政策提供的及其廉价的贷款快速地重新提高了资本市场的杠杆率,导致以股票为主的资产类别快速膨胀。 美联储大量的货币政策调低了市场对美元指数未来几年的预期,逆转了原本通缩型去杠杆化过程中市场因恐慌和避险而抛弃各类资产的行为,各类资产的估值开始回归理性。

在通缩型去杠杆化过程中,美元一般被视为避险资产。 经由货币政策之后市场处于通货再膨胀(reflation)的阶段时,那些受到疫情影响极小甚至可能反受疫情帮助的互联网大型 科技 巨头们(谷歌、苹果、亚马逊、Facebook、微软等)无疑成为了新的避险资产类别。 加之互联网巨头们之后两个季度的财报不负众望,于是自3月互联网巨头们的股价创下阶段性低点之后,这些资产价格已经开始屡创新高。

纳斯达克100指数ETF

互联网巨头们的强势由来已久, 其强势源自于十几年来对数字市场的垄断,而垄断根植于其对于用户数据的垄断 。 用户数据对于现在的互联网公司来说是非常廉价的,大型互联网公司通过提供免费的服务/平台,来换取用户行为模式和偏好的数据,并直接或间接地利用这些数据来精准投放广告或者贩卖产品,获得巨额利润。

这个模式对于先来者(已经成为巨头的互联网公司)来说可以无限循环下去,因为这些巨头可以通过巨额利润提供更好的免费服务,快速垄断市场、积累海量用户,海量用户又将为他们提供无尽的数据。

在天平的另一端,对于一个初创的互联网 科技 公司来说,想要获得用户数据就会变得异常困难,他们没有与互联网巨头们相当的资金,无法提供与他们相当的服务,没有足够好的服务就没有足够的用户,自然也就没有足够的能让他们升级的数据和收益了。

即使初创公司另辟蹊径,避开互联网巨头们的服务内容,巨头们也很容易做出与之相当的,甚至更好的替代品。 在这个环境下,留给这些初创公司的选择非常少,就如Facebook的扎克伯格对Instagram的创始人凯文·斯特罗姆说的:“两个选择,一个是把Instagram卖给我们,或者我们自己开发一个一模一样的产品。 ”

究其根本,互联网企业的垄断是现今互联网的结构决定的:互联网的网状结构决定了单个节点间想要快速找到彼此必须通过某些大流量的节点,并提供用户数据当过路费。 当这些大型节点变得足够大的时候,单个节点与大节点的关系就从 平行架构 变成了以大型节点为中心的 中心化架构 , 大型节点就拥有了反向选择的权力,垄断也就自然产生 。

在目前看来,如果现有的 游戏 规则不改变,大型互联网公司会实现永久的垄断。 但我们都知道,没有永远的赢家。 我认为短期内有三个力量可以撼动大型互联网公司的垄断地位,分别来自美国国内极有可能出台的新反垄断法案、来自欧盟和其他国家的本土数据保护协定、数字税及反垄断制裁,还有来自 科技 /互联网协议的改革。

一、来自美国国内的压力:新版的格拉斯-斯蒂戈尔法案

2020年7月29日,四大互联网 科技 巨头:苹果、谷歌、Facebook和亚马逊的CEO被同时传唤至众议院接受长达6.5小时的反垄断调查。 众议院于2019年专门成立的反垄断小组对四大 科技 巨头展开了为期15个月的调查,涉及的案子多达100多万起。 其中,以亚马逊的案子居多:亚马逊为众多小型卖家提供流量,挑选潜在的优质产品,随后自己以更低的价格、更优的品质生产类似的产品于Amazon Prime上售卖。

图源:THE WALL STREET JOURNAL

该小组委员会主席众议员 大卫·西西林 称:“(任何公司)不可以像亚马逊那样,既制定所有的规则、控制市场,又同时参与市场的竞争、销售。 ” 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可能会将平台分离的想法列入一系列政策选项中。 其他选项包括提高美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预算、修改美国反垄断法,以便消费者和企业可以更容易地从一个技术平台转移到另一个平台。

西西林还没有详细解释分拆建议如何适用于具体的公司,尽管他已经暗示这可能不是每个平台都需要分拆。 他说:“很明显,其中一些占主导地位的平台必须被拆分。 所有这些平台都必须受到监管。 ”

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反垄断小组委员会预计将最早于周一(10月5日)发布针对美国四大 科技 公司的反垄断指控报告。 对于互联网企业的潜在分拆法案被称为“互联网的格拉斯-斯蒂格尔 ”。 (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于1933年被提出,该法案将华尔街投资银行业务与传统零售银行业务分开。 )如果大型 科技 公司因新的反垄断法被迫分拆, 将意味着平台业务与附加服务将被迫拆分、互不关联、互相竞争 ,这对于大型互联网公司的发展无疑是毁灭性的。

西西林等民主党派人士代表的众院意见很明确,头部的互联网企业应当被拆分。 那么未来《新版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通过的主要压力将来自于参议院的共和党。

共和党人在很大程度上也倾向于制裁。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采访,共和党人大多表示,众议院的这项调查让他们对 科技 巨头在数字市场的力量感到担忧,但两党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仍存在分歧:尤其对于拆分这样要求大 科技 公司分开业务线的广泛措施是否可能影响到同样在网上经营的其他行业感到担忧。 同时,两党对于是否仅对少数大公司实施拆分/罚款制裁还是采用打击面更广泛的反垄断法立法措施争执不下。

根据7月29日的听证会内容,亚马逊可能将是受到10月5日反垄断指控报告波及最大的互联网企业,反垄断小组对亚马逊在经营过程中利用平台优势开展各种恶性竞争,挤压用户权益的行为有较重的诟病。 该报告对于苹果的影响将会比较小,听证会里对于苹果的反垄断调查主要在于苹果对其AppStore内上线的应用征收“苹果税”(30%的利润抽成)。 事后,反垄断调查小组也没有着重提起制裁苹果的具体措施。

二、来自国际 社会 的压力:欧盟数字税和各国的反垄断调查

以大型 科技 公司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在近几年里对于全球主流国家的GDP占比与日俱增,以2017年的数据来说,数字经济在美国GDP的占比在57% ,在中国GDP中的占比在32.9%,总量为27.2万亿人民币。 根据数学模型推测,数字经济将于2023年占全球GDP的62%。

上世纪90年代的 科技 进步引发了数字革命,数字化又进一步推动了新世纪的 科技 和经济的蓬勃发展,如今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了这个世纪不可替代的经济引擎,而海量的用户数据无疑便是这个新时代的燃油。 数字化带来的 科技 进步甚至可以说是当今世界唯一一个还拉着以主权货币为基准的现代金融体系的锚,没有 科技 进步为主权货币体系带来的巨大通缩压力,全球金融体系早就会在“现代货币理论”的荼毒下奔溃。 正因如此,保护本土的用户数据在各国看来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本国国民的数据安全可以说是自国土安全,粮食安全和经济安全后的又一重大国家级别的安全问题。

对于本国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型互联网企业,本国政府自然可以通过立法来加以限制,就如美国即将出台的新版反垄断法案那样。 政府也可以通过协议来共享,甚至控制本国的大型互联网公司积累的数据。 但对于垄断市场的跨国互联网企业,这些措施的实施可能就会麻烦很多,效果也较为有限,所以各国对大型跨国互联网企业的限制势在必行。

2020年7月, 欧盟法院正式通过法案废除长达四年的《美国-欧盟互联网隐私盾协议》 (原Harbor协议,以保护用户数据),原因在于欧盟发现更新过的协议仍然无法保证欧盟国家用户的数据被美国政府通过与大型 科技 公司的合作被截获和利用。

2020年8月,新的加强版隐私盾协议被提出,其中,欧盟对于欧盟国家用户数据进入美国本土的云端所带来的用户数据泄密的考虑被着重提出。 但因为该协议至今还没有正式立案送审,美欧隐私条款处于空窗期,许多利用该协议的互联网公司的生意受阻。

隐私盾协议的失效将会扰乱成千上万在美国与欧洲开展业务的互联网公司,对于大型美国互联网巨头们的影响在于短期内公司的运营成本将会大大上升。根据欧盟制定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确立的框架,只有在满足其规定条件的情况下,数据控制者才能将个人数据转移至欧盟以外的第三国或国际组织:

在第一种条件,即隐私盾协议崩溃后,要满足第二种条件需要比较高的运营成本,对于有足够资源的大型互联网企业来说会提高一点经营难度,但最重要的跨大西洋数据传输并不会因隐私盾的崩溃而中断。

欧盟法院多年来还一直在试图立法对谷歌、苹果、亚马逊和Facebook等外国跨国互联网公司以垄断的名义进行限制和惩罚。 其措施包括征收数字税,或直接进行惩罚性加税。

2017年6月,欧盟法院向谷歌初次征收26亿美金罚款,2018年7月,欧盟征收谷歌51亿美金罚款。 2018年,欧盟提出了3%的针对互联网公司的数字税,并称将于2021年提出更新版的数字税法案 。 2019年3月,欧盟针对苹果公司的“苹果税”提出罚款。 2020年9月,欧盟数据保护机构责令Facebook暂停通过SCC向美国传输欧盟用户的数据,并威胁将对Facebook处以其年收入4%的罚款,同时,欧盟委员会就苹果涉嫌逃税150亿美金提起上诉。 至今,欧盟法院累计约对谷歌罚款90亿美金。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近期中国也正考虑对美国 科技 巨头谷歌进行反垄断调查。

自2017年起,以谷歌、苹果、Facebook、亚马逊为代表的大型 科技 公司至少遭受了来自 全球17个国家,84起反垄断调查和纠纷 。 2019年的案件最多,为41起,案件数量总体为逐年上升趋势。

三、来自苹果的压力,互联网公司间的相互竞争

图源:ADWEEK

苹果为每一台iPhone设备都设置了一个称之为IDFA(Identifier For Advertisers,广告标识符)的ID码,在安卓手机中也有类似的标识符,这个ID码其实是用户个人信息的升级版,相比较于无法更改的手机号和手机设备识别号,IDFA至少是用户可以选择关闭的。 然而大多数人在此之前是不知道这个号码的存在的,苹果和安卓之前也没有特别去强调这个事情,IDFA码在手机里是默认处在打开模式的。

用户手机里的本地应用和第三方应用是可以通过IDFA来识别你在手机中的行为的,这些应用可以通过IDFA码知道在不同平台浏览、点击、下载、分享信息的是同一个人,各个平台的广告商就可以进行跨平台针对性的精准广告推送,获取用户对广告链接进行的操作记录,分析用户的行为模式,最后还可以根据这个IDFA的匹配来进行平台之间的结算。

苹果公司9月的决定立刻遭到来自各大“广告商”的围攻,苹果最后松口,表示这一更新会延迟到明年1月份,苹果的妥协是为了“给开发人员更多时间做准备”。 但苹果举起的“隐私”大刀终究还是会落下去,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对于靠卖终端和服务为生的苹果公司,将IDFA打开权力交还给用户,一方面是可以标榜自己把用户体验放在第一位,增加用户粘性、增加用户回购率。 苹果特别强调:隐私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 另一方面,随着ios 14最新的升级发布,广告商们投放广告的成本将大大增加、投资回报率降低,从而从终端打击谷歌、Facebook、亚马逊等其他互联网巨头的垄断性运营模式。 可谓是一石二鸟。

结语: 处于垄断地位十几年的美国互联网 科技 巨头们在短期内可能面临来自美国新版反垄断法案的制裁威胁、国际 社会 上各国的数字税和反垄断罚款,同时,互联网寡头们之间的竞争也可能在短期内从内部打破寡头企业的垄断。 大型垄断性跨国互联网企业的存在在某些层面上遏制了初创互联网企业的势头。 对于大型互联网企业本身,垄断也会导致企业创新的匮乏。 在国家层面上,不论是站在对互联网数字经济的保护主义的角度,还是站在本国用户数据的安全角度,对大型互联网企业的限制都是必要的。 在各方力量多年的协同作用之下,大型互联网企业的根基似乎开始渐渐松动。

作者 陈 驿

编辑 叶玗非

左晖的墓志铭

作者 / 何伊凡

2021年5月20日,左晖走完了他“难而正确”的一生。 他出生于1971年1月,是国内最早逝去的70后一线企业家,与他同龄的埃隆·马斯克,刚刚宣布要在15年内复活恐龙。

生前事,身后名。

如果将“难而正确”刻入左晖的墓志铭,想来他不会反对。 这是他一生秉持的最重要信条。

左晖并非不善言谈,只是不说废话。

他与人交流,总会直奔主题。 最近一次深聊,是2020年8月贝壳找房上市之前。 他开口没有客套,第一句话就是: 我们自己一直没有自我革命的思路,只是坚守自己的信条,如在这个产业里我们会认为C端变的越来越重要。

敲钟当日,他从头至尾都保持着站立状态,背着手站着看台上的分享与互动。 从侧面看,他肤色略黑,耳垂大、下巴饱满微翘,走进了你会发现他有明显的眼袋,不知道是因为路演疲惫,还是因为病痛已侵蚀他的肉体。 不过他笑言,“我有时候都挺不好意思,对于上市,你们根本想象不到我有多轻松。 ”

一个坚守信条的人,往往是个无趣的人,左晖就无趣。

据说当年某地产大佬有心进入二手房生意,约左晖吃过一次饭,交流之后该大佬放弃了此想法,认为只有左晖能做的好。

彼时做一手房,需要和开发商等各种环节打交道,是“有趣”的人才能做的生意,二手房则需要将细节和标准化抓到极致,一个人长袖善舞,难免就疏于细节。

而在吃饭之前,左晖就知道自己也做不了一手房的生意。 2001年,他30而立,正式成立链家,选择做二手房经纪业务,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不善应酬,不喜欢喝大酒,在一手房市场中难以施展,而二手房只要服务好用户即可。

可二手房也是个野蛮生长的行业。 左晖由此逐渐形成自己的信条,做难而正确的事。 彼时还没有人争着成为时间的朋友, 难而正确,大概是对时间的朋友最佳注脚 ,不喜欢交际的左晖,大概是最早和时间交朋友的企业家之一。

什么是难而正确?

这不是一句口号,要有对问题的高颗粒度解析能力来做匹配。

他经常大半夜出去,在北京溜达巡店,发现问题就给行政的同事打电话:为什么某个店招牌上的灯不亮了?为什么有的店卷帘门上的电话那么小?为什么店里的花上还有一层浮土?行政的同事24小时待机,他说哪里有毛病,就马上去改。

左晖的管理风格并非声色俱厉型,生活中也很随性,经常在食堂排队打饭。 他从不骂人,但异常犀利,短短几个字就能切中要点。 运营总监和他述职时,需要精心准备,述职时间很长,每个人1个多小时。

他经常会有这样的灵魂一问:如果下季度只干一件事,准备做哪件?为什么它是最重要的? 通过提问与追溯,找出最重要的事情。 出现不满意的述职,就单独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在白板上一通讲。 每个月都述职,一次就好几天,频率与节奏都很高,如此坚持了很多年。

在述职会上,左晖提的问题90%都不容易回答,假设某个大区上个季度业绩表现很好,他会问“做得好,到底和团队有什么关系吗?形成了能力沉淀吗?”

按照他的思维,任何东西都要有论据,不好要找原因,好也要找出原因,找到本质,以及有什么核心举措。

左晖告诉我,他认为“细节”就是“大事”。 “事情的重要性不是以它的颗粒度来决定的,有些关键细节非常重要”。

鼎晖投资在2011年1月入股链家,其创始合伙人胡晓玲曾告诉我, 左晖身上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既具备俯瞰的超前战略能力,又有苦下身段、狠抓细节的执行能力,能看到最大的事情,也能看到最小的事情,形成一个完整闭环。

令她印象深刻的是,某次去链家开会,她看到左晖正对着一黑板公式,给高管上课。 “真的是一黑板密密麻麻公式啊”,多年后,她依然记得,那个公式把整个二手房交易模式里面的细节,包括各个利益相关主体都划得清清楚楚,“这绝对是高智商的人才能完成的”。

“难而正确”需要有八风吹不动的定力。

2005年3月,国务院出台“国八条”,以行政手段限制房市交易,市场迅速趋冷,多家中介公司纷纷关店减员,左晖却带领链家逆市扩张。

其实决定扩张之前,他已下定了决心,可依然和团队频繁沟通。 当时管理层每周开三次会,晚上聊到两三点,就聊要不要扩张,到底是收还是放,是加快还是收缩。 虽然有些话没说出来,但左晖能感受到大家的担心: 如果不收缩,一旦调控铁幕落下,可能成本承担不了。 而他判断逻辑是,限购只是短期影响,供应严重不足的难题并未解决,房市长期看好。

他其实心中有数,只要店均有六万收入,就不赔钱,一向精于细节的左晖,这次反而没算细账,而是先开店。 他抓住窗口期,一口气把门店数从30家扩增到105家,这成为链家扩张之路上关键一步。

从2008年起,左晖招募了几百人,在30多个城市中的不同小区里数房子,这项浩大繁琐的“房屋普查”工作,看起来不像企业做的事,在当时看起来更是并无实际用途。

不但内部多数人看不懂,连左晖自己也难以判断何时才能产生价值,但他依然提出要“不计成本投入”开发。 如今它已逐步积累成贝壳找房覆盖中国322个城市,以2.26亿记录在库的真实房源信息,成为国内数据量最大、覆盖面最广、维度最全面的房屋信息数据库——“楼盘字典”。

正是有楼盘字典的基础,链家才有底气在2011年首次提出“真房源”。

最令购房人头疼的就是二手房市场的“假房源”。 所谓“假房源”,是房产中介行业的潜规则:通过低价或臆造房源吸引客户来电,达到套取客户联系方式的目的,这会令客户对经纪人信任度大打折扣。

提出了 “真房源”后,左晖回忆,“内部都不知道反对成什么样子了”。

经纪人出现离职潮,业务三个月内连续下滑,很多人都偷偷说“老左疯了”。 但他不为所动,他洞悉了这只不过财务短期上会有些压力,对链家来说就是要储备足够多现金来覆盖这些风险就够了。

做“难而正确的事”需要强大的定力,他曾经和我分享过一个“七分熟”的概念,即“组织内部对目标不去博弈,核心就是要对目标的方向基本达成共识。 ”战略一旦研究清楚以后,他会体现出惊人的决心,行动力极强。

如有必要,左晖也会变得富有进攻性。 他有强势高傲的一面,曾不止一次成为行业公敌,这也是其内心信条的外显。

二手房中介曾经声名狼藉的,背负着散乱、暴利和欺骗的骂名,链家也不能幸免,但左晖从第一天开始,就认为自己与对手“不在一个时代”,在一次访谈中他告诉我 ,“一是它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二是它的确存在很多问题。 ” 这个行业肯定会出现整合者。 谁将最先成为整合者?链家自认为是可能的公司之一。

左晖十分坚持自己的理念,并要求所有员工接受。

链家有明确的红线和黄线,红线辞退,黄线发现两次辞退,接私单便属于红线之一。 全公司大概有9条红线,十几条黄线,这些线如同高压线围绕在一线业务员身边。

他用尽一切管理方式避免员工沾染行业瘤毒,试图以系统化、标准化让链家摆脱行业的负面形象。

2018年4月贝壳找房正式成立,要做平台化运营。 左晖要“再造一个链家”。 行业将之视为“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

6月12日,58同城CEO 姚劲波召集了除链家外国内主流的经纪公司发起了“全行业真房源誓约大会”。 在大会上,姚劲波率先开炮,他表示“58永远不会切入中介业务成为地产中介的竞争对手,我们只做信息平台。 ”

当日下午,北京市气象台发布冰雹黄色预警。 左晖发了个朋友圈:此时的北京,乌云密布。 有会解天象的吗?

58同城CEO姚劲波在下面评论:“相由心生,我看到的是阳光明媚。”

左晖在这条评论下又回复:“老兄慧眼,乌云中的确有阳光!不知为何下午突然打了一会儿雷,应该是又有人赌咒发誓了。”

怼起人来,他也不留情面。

2020年4月贝壳新居住大会,他在演讲中提出要向行业的低收入宣战——“宣战”之类的词,曾在他多个演讲中出现。

他说为什么全行业有数百万最普通的经纪人、店长、门店今天好像没有人特别在意?因为在传统经纪领域中,核心作业思路是普遍都还比较短视。 大家都是在拼规模。 规模是什么?规模就是都当猎人,拼谁的子弹多,谁开的枪多。 把客户视为猎物,打下来一个猎物后,就开始讲激励,讲天道酬勤等等。

他直指二手房行业运营的核心长期以来并非围绕门店展开,门店在整个产业链上处于非常弱的地位,贝壳找房要连接到约4万家店面,30多万经纪人,变化核心就是“开始以门店为基础核心去运营整个产业链”。

2021年4月10日,阿里巴巴因为“二选一”的垄断行为,被罚了182.28亿,同日,姚劲波在微博发文称,房产交易领域有更明目张胆的二选一包装成自愿,强烈呼吁国家反垄断罚款贝壳40亿(4%标准)。 并建议将此罚款打入国家公积金账户,以降低公积金贷款利率减轻老百姓买房负担。

指名道姓的“举报”,算是积怨深深。 如今斯人已去,贝壳犹在,不知恩怨是否还会延续。

2021年4月23日之后,左晖没有再更新过朋友圈。

到2012年底,链家地产全国门店达到1000家,员工1.8万人。 仅在北京就拥有员工1.5万人,公司全年成交量3.2万套,成交额1100亿元,佣金则高达33.15亿元,当时北京城区每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都至少分布着1家链家地产的门店。

左晖的目标是希望不断寻找出一套可复制的链家模式,以便将其推广到其他城市。 2013年初,他计划到2016年,公司成立十五年时,链家的业务能够覆盖1亿中国城市人口。

这一年,他确诊肺癌,但链家并没有放缓速度。

要想在全国范围内对房产交易和经纪人的行为进行监测,当时仅靠集权式管理已不可能。 链家的后台管理能力在2008年以后迅速提升,IT出身的左晖始终推动IT系统流程建设,在他确诊患癌症的那一年,外界将他评价为“系统迷信派”。 2013年,链家地产拥有500多台服务器,每天核心系统访问请求会超过1000万次,后台系统产生200T的数据量,其在IT系统方面投入与使用已经引起整个中介行业的变化。

这也为贝壳找房的诞生提供了土壤。

贝壳找房2018年4月上线,到年底,平台入驻房地产中介门店接近两万家,此数字已突破过去17年链家自身的门店扩展速度。

贝壳找房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主要是一个匹配平台,同时也是一个技术平台。 一方面,涵盖二手房、新房、租房、装修和社区服务等众多类目,能够提供多元化的居住服务连接;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AI、VR、IoT等技术,在看房、找房、委托、匹配等众多环节实现数字化,提升用户体验和交易效率。

2020年疫情催化下,贝壳找房加快线上化进程,实现围绕房地产交易完全实现闭环。

左晖又获得了8年时间,用以实现改变房地产交易的夙愿。

对贝壳找房是否“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各有不同说法。 但即使对左晖最不满的对手,也无法否认他在真房源、标准化、数字化等领域对行业做出的积极贡献。

“衣食住行”,是延续了千年且将永远有生命力的生意,此前“衣食行”都有成熟的互联网平行型公司,唯有“住”,因为交易与交付的复杂性,以及由信息差产生的利益沉淀,导致它联网化率落后其他领域3至5年,是贝壳找房等代表性公司为其按下了数字化加速键。

高瓴资本创始人兼CEO张磊在2020年4月曾指出,不同于消费互联网时代的赢家通吃,产业互联网时代技术正向纵深渗透,而大居住市场正好处于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融合的前沿, 科技 和数字化对这一领域的影响将更加深入。

在这八年中,他的儿子从3岁到11岁,长到可以记住爸爸的年龄。

企业家精神是改革开放40年来最宝贵的财富,但何为新企业家精神?孜孜以求,坚信市场的力量,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都是其组成部分。

左晖之逝,是为企业家精神的重大损失。

马云如何了

11月3日,马云被四大部门约谈的消息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整个经济领域对此猜测不断,随后第二日就传出了蚂蚁集团暂缓上市的消息,本应该在11月6日上市的蚂蚁集团为何在马云被约谈后就暂缓上市了,虽然马云现在已经退休了,但他依旧是蚂蚁集团的实时控制人,外界猜测这件事肯定跟马云本人脱不了关系,那么马云近几天出什么事了,马云这段时间怎么了,马云为什么被四部门联合约谈?蚂蚁集团怎么了?下面大家和百思特小编一起去了解一下~马云被四部门联合约谈证监会网站消息显示,11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对蚂蚁集团实际控制人马云、董事长井贤栋、总裁胡晓明进行了监管约谈。 随着蚂蚁集团上市,如何对金融科技巨头落实更有效的金融监管,引发了市场热议。 10月3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指出,当前金融科技与金融创新快速发展,必须处理好金融发展、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关系。 金融委会议表示,要落实五中全会精神,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尊重国际共识和规则,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既要鼓励创新、弘扬企业家精神,也要加强监管,依法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有效防范风险。 监管部门要认真做好工作,对同类业务、同类主体一视同仁。 要监督市场主体依法合规经营,遵守监管规则,完善公司治理,履行社会责任。 要增强业务信息披露全面性和透明度,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加强投资者教育。 要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 要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加强个人信息保护。 马云怎么了,为什么被约谈那为何会在蚂蚁即将上市之际,约谈蚂蚁“三巨头”呢?要知道11月5日,蚂蚁将在上海和香港同步上市。 作为全宇宙最伟大的融资计划,蚂蚁集团上市堪称中国证券史上的一座“大字碑”,前无古人后不一定有来者。 而马云又是这座“大字碑”的篆刻者,要想让蚂蚁集团和监管体系相互融洽,则监管层必须要沟通一下实控人马云。 既然如此,为何不在马云刚放完炮之后立刻对其进行约谈呢?估计,监管层可能需要看看市场的各方反应,再加上蚂蚁即将接受各种机构的打新申购,不能影响这个创世纪事件,所以才决定在各方都申购并缴款之后,再对其进行监管约谈。 除此之外,由于此前外界都在传闻蚂蚁上市后,将诞生举世瞩目的造富现象,并且港股市场在“暗盘”交易中,已经出现溢价25%的交易情形。 因此,为了防止蚂蚁上市被游资爆炒,对资本市场产生较大的“虹吸效应”,以及平抑老百姓心中“造富吸血”的不平衡心理,监管层才选择在“申购后上市前”这节骨眼约谈马云一伙人。 而在这节骨眼,既能有效进行约谈,又能防止市场出现较大波动,正可谓一举两得。 要知道,前段时间银行股连跌好几天,就存在多重诡异情况。 除了业绩波动致使机构抛售外,最主要的猜想之一就是,众多机构想在蚂蚁上市初期分一杯羹。 毕竟,上市即有几千亿流通市值的蚂蚁集团,足够支撑市场上任何资金的介入和炒作。 这对于长期埋在银行股中不赚钱的大资金来说,算是百年不遇的“航母级”投机契机。 可见,监管层在这个时候约谈,真的是用心良苦啊。 这样一来,蚂蚁集团上市被大资金爆炒可能性大大降低。 据说,很多已中签的机构和投资者,正准备上市首日就抛售套现,以防止出现到嘴的肉跑了。 事实上,蚂蚁集团150多倍的发行市盈率本身就存在巨大泡沫。 在如此巨大泡沫下,任何炒作都很难让这头大象再翻跟头。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最神秘最关键的问题,即监管约谈都谈了啥?对此外界几乎一无所知,我们也只是胡乱揣测一下。 笔者猜测,可能谈到了立场问题,监管与创新问题,“后期招安”问题等。 众所周知,马云创造了蚂蚁集团,蚂蚁又成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并且其虽为互联网企业,却几乎全靠金融业务盈利。 而这种“四不像”的巨头,若不强加约束,则必然出现“尾大不掉,拥兵自重”的窘况。 这绝非监管层希望看到的,换句话说,任何形式的寡头垄断都是“帝国主义”(经济学名词)的外在表现。 因此,监管层必须让马云摆正立场。 另外,对于监管与创新如何互不干扰、相互支持的问题,也可能是约谈的重点。 毕竟这次约谈的起因就是,马云刚说的金融监管滞后,会抑制金融创新。 其实,对于监管与创新是否存在冲突或矛盾,笔者不是很懂。 但笔者明白,中国的金融市场是法治的市场,监管部门从不打击任何形式的金融创新,但前提是必须合法合规。 任何形式的违法创新都是对法律的践踏,也是对依法治国思想的蔑视,这也是P2P逐渐走向消亡的主因所在。 最后,小编还大胆猜想了,蚂蚁未来接受“招安”的问题也是约谈的内容之一。 不过,笔者所谓的招安,并非说政府要“窃取”蚂蚁的财富盛宴,而是要对蚂蚁进行科学的宏观指导,以防止其出现风险失控的局面。 在蚂蚁上市的特殊关头,必须对其进行强力有效的宏观指导和约束。 谁都知道,金融大数据时代,掌握数据就等于掌握摇钱树。 但数据不该通过无偿或窃取的形式获得。 如果谷歌、微软、亚马逊可以随意调用个人信息做金融业务,那他们都可成为世界最大的金融机构。 可现实是,这些科技巨头在其国家和全世界使用个人信息,进行商业行为都受到严厉的管制。 即使如此,今年亚马逊、Facebook、苹果、谷歌等科技巨头也都遭到了本国政府的反垄断调查。 调查人员认为,这些科技巨头掌握了“关键的商业和通讯枢纽,任何一家公司采取的任何一个行动,都可能深刻而持久地影响数亿人;他们拥有太多权力,并正在用这种权力消灭竞争、创意和创新。 ”世界各国的监管经验都表明,对互联网巨头的监管从来都是从严为佳,而不是放任自流,更不能任由互联网巨头凌驾于法律和监管之上。 同日,“花呗”、“借呗”被点名 涉嫌侵害消费者权益另外,近日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局长郭武平发文称,金融科技公司的“花呗”“白条”“任性付”等产品,其内核与银行发行的信用卡没有本质差别,也具有信用供给和分期付款的功能,消费者支付的利息与费用是其盈利主要来源;再如“借呗”“金条”“微粒贷”等产品,与银行提供的小额贷款无本质差别。 郭武平还表示,对于金融科技公司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目前缺乏明确规则和要求,出现了监管套利行为,与持牌金融机构形成不当竞争,最终难以有效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这些乱象的本质是将本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数据,变成部分公司谋取自身利益、向消费者收取高额服务费的资本。 所以金融科技公司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乱象更加值得高度关注。 11月4日蚂蚁集团A股双双暂缓上市11月3日晚,上交所发布公告称,近日,发生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长、总经理被有关部门联合进行监管约谈,你公司也报告所处的金融科技监管环境发生变化等重大事项。 该重大事项可能导致你公司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或者信息披露要求,因此,决定暂缓蚂蚁集团的上市。 随后,蚂蚁集团也发布了暂缓H股上市的公告,并表示:“本公司将尽快公布有关暂缓H股上市及退回申请股款的进一步详情。 ”针对A股、H股暂缓上市一事,蚂蚁集团发表了《致投资者》一文,称对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麻烦深表歉意,公司将按照两地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妥善处理好后续工作。 “有关发行上市的下一步进展我们将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及监管部门保持密切沟通,并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蚁集团IPO为何此时按下“暂停键”?蚂蚁集团IPO为何在此时按下“暂停键”,业内观点认为,这或许与监管环境变化有关,特别是11月2日,银保监会与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起草的《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 其中,关于联合贷,《办法》第十五条明确提出四条细化的监管要求,行业普遍关注“在单笔联合贷款中,经营网络小贷业务的小贷公司的出资比例不得低于30%”这条监管指标。 另外,《办法》还规定,对自然人的单户网络小额贷款余额原则上不得超过人民币30万元,不得超过其最近3年年均收入的三分之一,该两项金额中的较低者为贷款金额最高限额。 一位资深公募基金经理对贝壳财经记者分析称,目前来看,影响比较大的重点落在联合贷款在政策落地的过渡期内,需要依靠资本金补充,而转为助贷业务,通过消费金融公司牌照做,对于业务量的增长弥补能有多大。 其次,就是规则中提到的“对自然人的单户网络小额贷款余额原则上不得超过人民币30万元,不得超过其最近3年年均收入的三分之一,该两项金额中的较低者为贷款金额最高限额”,这个杀伤力可能也比较大,因为很多客户可能都无法提供收入证明,这个事要如何落地是个问题,这就有待后续监管是否调整,或者作出具体解释,蚂蚁集团目前肯定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的确,金融业务、贷款业务给蚂蚁集团创造了不少营收和利润。 据悉,蚂蚁集团的营收总共由数字支付与商家服务、数字金融科技服务、创新业务及其他三大门类构成,2020年1~6月三大项占比分别为35.86%、63.39%和0.75%,由此可以发现,数字金融科技服务是蚂蚁集团营收的主要来源。 其中,微贷科技平台收入达285.86亿元,占营业收入比例为39.41%,可谓蚂蚁集团营收的“支柱”。 蚂蚁集团是中国最大的线上消费信贷和小微经营者信贷平台,截至6月30日,公司平台促成的消费信贷余额为亿元、小微经营者信贷余额为4217亿元。 同时,报告期内,蚂蚁集团的微贷科技平台的收入也迅速增长,成为公司整体收入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2018年和2019年分别同比增长39%和87%,今年上半年则同比增长59%。 曾在监管系统工作多年的互联网金融知名撰稿人、中国小微信贷机构业务创新合作联盟发起人嵇少峰表示,《办法》针对蚂蚁集团等金融科技巨头的网络小贷业务,是比较鲜明的,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在他看来,一些金融科技巨头所谓的科技助力,正是通过科技“变相绕开”了金融监管,“现在一下把它‘框住’了”。 关于金融科技巨头提供信贷服务背后的支撑,嵇少峰则认为,“他们现在除了拥有网络小贷就是消金(即消费金融公司)的牌照,但是消金的监管是非常严格的。 ”对于巨头们的未来,嵇少峰提出自己的观点,即牌照相关的金融业务与其科技业务,将面临分拆的可能。 的确,在暂缓上市消息出来之后,市场便有传闻称,蚂蚁集团后续可能会将花呗与借呗拆分出来,再重新进行估值,但目前贝壳财经记者并未求证到这一消息。 其实,早在2019年7月份,彭博社就有消息称,蚂蚁集团(当时称:蚂蚁金服)计划新成立一家公司以申请金融控股牌照,蚂蚁集团计划将持有的金融牌照相关业务划入新成立的子公司,蚂蚁集团母公司将保留金融云、风险管理等在内的金融科技业务,这其实也是将金融与科技业务做分离,但最终为何未能成形也不得而知。 蚂蚁集团被暂缓上市,马云做错了什么?马云被约谈是个大新闻。 晚间一纸公告,暂缓蚂蚁集团上市。 这事还得从10月24日,上海外滩40人金融峰会说起。 正是在这次峰会上,退休后的马云捅了“马蜂窝”,而且还不止一个。 炮轰传统银行是“当铺思维”,嘲讽巴塞尔协议像个“老年人俱乐部”,抨击监管只会发文件扼杀创新,直言中国金融“没有系统性风险”,因为压根就没有“系统”。 而此时,正值蚂蚁金服上市前夜。 由其实际控制的蚂蚁A+H同时启动,将创下全球最大IPO,市值或达2万多亿。 不仅可以稳坐中国首富之位,追赶世界首富也是指日可待。 这个时候公然开炮四面树敌,得罪银行也就罢了,还直接站到了监管的对立面,到底是挟流量以令诸侯,还是钱多人傻开始膨胀了?这可不是天猫年会的主场,也不是乌镇互联网大会的舞台,而是政府背景下的高规格的金融峰会。 规格有多高?陈元、周小川、易纲以及四大行负责人等金融界大佬悉数在场。 可以说,台下坐着的全是当今政商界的“超级大佬”。 安排20分钟的发言,实际上也就是请来撑个场面,谁知道一向“政商”极高的杰克马竟然带着稿子一本正经“唱反调”。 他是不知道后果,还是故意“引火烧身”?果然,平地起惊雷。 整个经济领域余震不断,除了震动,还有震惊,震怒。 无数人在观望,在等待,政府及监管将以何种态度“接招”。 毕竟,作为当今互联网金融的流量巨头,他的这番炮火杀伤力太大了。 很快,北风起,风向变。 邹加怡、周小川、尚福林等经济领域举足轻重的大佬纷纷表态,直接或间接批评了马云的“系统”论。 光明网、金融时报、证券时报等主流媒体也连续发声,驳斥马云危言耸听张冠李戴。 而这,仅仅是个开始!10月31日,国务院金融委召开专题会议,定下调子: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坚决整治各种金融乱象,坚决维护金融稳定,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一句话,金融监管不是要不要管的问题,而是要怎么强化监管的问题。 你蚂蚁金服再大,也不能游离于监管之外!11月2日,重磅消息更是一个接一个!中央深改委会、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密集出台针对性文件,就“网络小额贷款业务”设置了天花板:单笔联合贷款中,经营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的出资比例不得低于30%,网贷公司对自然人单户贷款余额原则上不超30万且不超个人收入1/3。 同时,中国国际经济副理事长黄奇帆也公开指出,支付宝的借呗、花呗钱从哪里来。 先从银行贷款,再发ABS,30亿资本经过无限循环,可以放到100倍,搞到了3000亿的规模。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蚂蚁不用掏一分钱,靠借呗、花呗一年就能带来95亿的利润,说是白手套也不为过。 而这95亿,几乎都是90后超前消费、过度消费贡献的。 问题是,你知道他在套利,他也知道他在套利,他也知道你知道他在套利,但他不仅一边在套利,还一边装作在拯救宇宙。 没有这么多年监管的一路绿灯,睁只眼闭只眼,无论是阿里还是蚂蚁,能走到今天?所以,谁都可以骂银行骂监管,但唯独马云不可以。 11月2晚间,监管层终于放出大招: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四部门,集体约谈蚂蚁集团实际控制人马云、董事长井贤栋、总裁胡晓明。 史所未有,力度空前。 今日9时,致命的一击紧随而来。 上交所发布公告:暂缓蚂蚁集团上市!一套组合拳,拳拳到肉,给蚂蚁直接戴上了“紧箍咒”。 坊间多有议论,认为这与马云之前的过激言论有关。 到底有没有关?当然有!但要说完全是因为这个关系,也未必。 监管有的放矢,马云也绝非无故放炮。 他能走到今天,绝不是靠运气。 他不可能不清楚台下坐的是谁,也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炮有多大杀伤力,他更不会真的疯了。 要么一炮成仁,要么一炮成灰。 他这么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什么场面没见过,怎么会信口开河,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唯一的可能就是,故意而为之!作为全球最大的IPO,蚂蚁金服不仅掌握了金融全牌照,而且是互联网金融的流量霸主。 上市后,更容易形成“赢家通吃”和“寡头垄断”的局面。 互联网金融本质不是互联网,而是金融。 不会因为有了科技内核就脱离了金融属性。 而金融是一个国家的根本。 像蚂蚁这样的巨无霸已经绑架了海量的用户,监管不可能不介入。 更不可能 放任其由蚂蚁变“蚂蟥”。 否则,系统性金融风险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企业做大了,就具有了国家属性。 基于此,在蚂蚁上市前夜,可能监管已经介入并发现了相关潜在风险,看到这类没有边界的金融套利对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的巨大隐患。 一旦监管收紧,这个好日子就到头了。 比如支付宝每年储备金就达到1万多亿的规模,躺着收利息就有几百亿。 借呗、花呗“空手套白狼”的故事,可能也讲不下去。 而这一切,马云自然一清二楚。 所以,才有了他在外滩金融峰会上的剑走偏锋。 试图以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席的身份,绑架整个企业界以及互联网界,来影响监管政策走向。 蚂蚁拌大象,扮猪吃老虎。 果然,舆论大哗,支持者众。 但他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国家金融监管的决心和意志。 天狂必有雨,人狂必有灾。 马云的话不是没道理,我们也相信马云是着眼未来就事论事,更愿意相信马先生是一个极负社会责任感并值得尊敬的企业家。 但如此制造监管对立显然不合时宜,也不合身份。 不受约束的资本,必然是一场灾难。 四部门联合约谈,无疑是个严重警告。 而之后蚂蚁的官方表态,显然也透露出“马已今服”的意味。 不要把时代的进步,当成收割韭菜的弯刀。 千万别忘了,凡事有度,过犹不及。 再大的蚂蚁,也是蚂蚁!蚂蚁集团后续还能上市吗?显然,从字面意思来看,暂缓上市并不意味着终止上市,但这一举措无疑让蚂蚁集团后续的上市之路充满迷雾。 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核心成员、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对记者表示,对目前情况的处置还有待于证监会的智慧,在暂缓上市过程中,如果蚂蚁集团能够很好地回答证监会的问题和关切,给监管层一个满意的答复,我相信,蚂蚁集团的上市进程依然会持续推进。 易观支付分析师王蓬博则对记者表示,上交所要求蚂蚁集团进行风险说明,且要求对上市所处金融科技监管环境改变做出评估,完全合理合规,从保护股民,提示风险的出发点也应该暂缓,但暂缓不等于退出,此前就有相应例子,相信只要符合上交所条件,仍然有继续上市的可能。 资深投行人士王骥跃对贝壳财经记者分析称,暂缓,不是取消批文,也不是否决,所以上市是时间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上交所在此次公告中谈到,近日发生蚂蚁集团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长、总经理被有关部门联合进行监管约谈,蚂蚁集团也报告所处的金融科技监管环境发生变化等重大事项,该重大事项可能导致蚂蚁集团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或者信息披露要求。 按照相关规则,这也就是说,蚂蚁集团的监管约谈和监管环境变化可能影响其符合上市条件与否,如果上交所审核后认为其不符合上市条件,将出具意见并向证监会报告;如果审核后认为其符合上市条件,蚂蚁集团仍可上市。 但也有不同的观点,中关村(,股吧)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对贝壳财经记者表示,目前需要面对最重要的问题是,蚂蚁集团是科技公司还是金融公司?一个主要依靠金融业务盈利的公司是否适合在科创板上市?我认为,尽管蚂蚁集团已经改名,但这并不意味着改变限制,其主要利润、收入都来自金融业务,应该认定为一家金融公司,这其实不符合科创板的定位,因此,即便要上市,也应该调整上市板块。 监管环境变化对蚂蚁集团估值影响几何?毫无疑问,监管的重大变化会对蚂蚁集团的估值产生影响。 但董希淼认为,蚂蚁集团一时半会上不了市,而且后续可能还要关注哪些板块上、哪些板块不上等问题,所以可能要全部重新估值,目前还无法判断对其估值影响有多大。 王蓬博也表示,金融科技公司估值还是要看基本盈利方式,如果本质依靠金融盈利,就应该适应金融机构的监管框架。 也有业内人士对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表示,若真的剥离花呗和借呗业务,蚂蚁集团估值将大幅缩水,“估计就剩几千亿了。 ”该人士说。 蚂蚁集团暂缓上市对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有何影响?作为上市后有望一举超过贵州茅台(,股吧)居A股市值首位的蚂蚁集团自披露上市计划后就备受市场关注。 根据其此前公告,蚂蚁集团A股定价为68.8元/股,港股为80港元/股,公司总市值将达约2.1万亿元,而根据上市发行方案,蚂蚁集团此次A+H股的合计募资规模将约达2300亿元。 就在11月1日晚间,蚂蚁集团还公布了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中签号码共个,当时,不少网友已经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中签信息。 另外,还有不少基金产品参与了蚂蚁集团的网下打新,且获得网下初步配售,其中不乏张坤、刘格崧、冯明远等明星基金经理掌舵的产品。 那么,此次蚂蚁集团暂缓A+H股上市,会给这些已经中签或已获得配售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带来哪些影响呢?的确,目前蚂蚁集团只是被暂缓上市,并未被撤销注册,有投行人士表示,蚂蚁集团可能需要重新估值和定价,如果重新定价,可以退差价,也可以重新发行,重新定价后投资者要重新选择是否购买。 董登新则表示:“目前情况确实有些尴尬,毕竟蚂蚁集团已经走完了整个IPO审核和注册流程,并且网下和网上的新股申购已经基本完成,就等着交款了,在这种情况下暂缓上市,应该是监管层遇到的首例,我认为蚂蚁集团的上市是非常具有标杆意义的,作为一家影响非常大的企业,相信监管层也会谨慎对待,妥善处理。 ”董登新表示。 根据贝壳财经记者的采访,业界及专家普遍认为,目前关于蚂蚁集团后续上市的进程还有待观望,也有可能会面临重新估值、重新定价、重新发行的情况,目前一切都还是未知数,因此,对投资者的影响有多大还无法估算。 但无论如何,暂缓上市本身已经对投资者造成影响,比如根据公告,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11月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也就是说股民的这笔资金已被蚂蚁集团打新占用,其实已经付出了“沉没成本”。 此外,此前还有不少“基民”在支付宝上购买了蚂蚁集团战略配售基金,从配置比例来看,单只战略配售基金可配置蚂蚁集团的比例为10%,目前蚂蚁集团暂缓上市,这部分的投资比例又该如何协调?贝壳财经记者发现,今日凌晨时分,易方达、中欧、华夏、鹏华以及汇添富基金都在财富号中做出了回应,均称因蚂蚁集团暂缓在A+H上市计划,本基金中原计划战略投资于蚂蚁集团上市的部分也相应暂缓,同时表示,目前基金均已成立,基金运作不受影响,贝壳财经记者也将持续关注后续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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